世界经济概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世界经济概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责―权―利”关系产权改革私有化

2009年已经过去，经历了次贷危机的泥潭、四万亿投资的强心针、以及9.5万亿新增贷款的大输血，中国经济成功走在了世界的最前沿，市场预测09年我国经济可能以8.5%的GDP增速傲视全球（见图表1）。2010年，中国将毫无意外的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一切，只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辉煌成就的一个缩影。

一、经济学最基本的模型

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一个是理性人，一个是资源稀缺。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一个最基本的微观经济模型可表述如下：maxUU［f（x）］

x

s,t,g（x）0这里，U指个体从其经济行为中获得的收益（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者同样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则使用效用来描述个体的目标函数也是合理的），它是产出f（x）的增函数，产出越多，个体从中获得的效用才越多；同时，产出f（x）又是投入x的增函数，意味着投入越多，产出才能越大；约束条件g（x）同样是x的增函数，投入越多，成本越高。概括的说，我们对这些函数的性质有一些基本的要求，以使得我们的模型具有现实意义并且有全局最优解：U【sup】*【/sup】［f（x）］＞0, U【sup】**【/sup】［f（x）］＜0

f【sup】*【/sup】（x）＞0, F【sup】**【/sup】（x）＜0

g【sup】*【/sup】（x）＞0, g【sup】**【/sup】（x）＞0在这些条件下，理性人会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决定最优解x【sup】*【/sup】。

这个模型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求决策者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g（x）：决策者必须能够对其所拥有的资源负责，既其对资源的使用不应该受到限制，即我们所说的“责”。

（2）U［f（x）］：产出函数f（x）通常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但是决策者必须能从更高的产出中获益，即U’>0。，即我们所说的“利”。

（3）x：决策者必须能够自主决定决策变量x。即我们所说的“权”。

一个决策者必须同时拥有相互一致的“责―权―利”，上述模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进而有微观经济分析由个体理性到社会最优的整个大厦。这三个环节有一个出了问题，就会造成低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扭曲。只要对身边发生的事情稍作观察，读者就可以发现即便是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责―权―利”不对等的状况比比皆是，而真正实现三者一致的情况才属例外。但是我们依然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因为回顾三十年改革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正是以理顺“责―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

二、改革的内容与核心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四条并行不悖又高度综合的主线构成的，即（1）农村改革、（2）企业改革、（3）价格改革和（4）对外开放。然而纵观这四条主线，其共同的核心，也即是30年改革的核心或者说本质，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重塑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责―权―利”关系。

（1）农村改革以为代表。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以“包干到户”为例，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

将农民的付出和收入直接联系起来，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

（2）中国的企业改革经历了更为艰辛的历程。从“计划生产、统购统销”到“利润留成，奖金激励、厂长负责制”到最后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制度一步步走向完善。企业改革“责―权―利”关系的调整进程，经历了一条产权改革的路径。

（3）价格改革。价格是市场经济的信号系统。1978年以来的价格改革经历了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从1988年和1992年两度“价格闯关”，到现在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已经实现了市场化，而垄断性资源价格、金融市场利率价格的决定机制也正在逐步改革。价格改革，同样理顺了产出到获利这一环节。

（4）对外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中国对外开放的目的也即作用，可以概括为以四个：一是引入竞争；二是学习国外先进生产技术；三是学习管理技术；四是参与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引入竞争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给国内企业带来进步的压力和动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则提供了进步的途径：学习生产技术，改善f（x），学习管理技术，理顺“责―权―利”关系。

三、“责―权―利”、产权改革与私有化

1、“责―权―利”与产权界定

30年改革的历程，其核心是理顺“责―权―利”的关系，其途径，则是坚持逐步推进产权改革。

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真理，这就是广泛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科斯在1937年从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的“完备市场”出发，创立了公司理论。科斯发现，价格机制并非免费，而是常常包含昂贵的交易费用。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内部不需要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就应运而生了。中国改革的出发点则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

产权界定通过理顺“责―权―利”关系来帮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但产权界定不是理顺“责―权―利”关系的唯一途径。即使所有在企业层面的产权都得到界定，企业内部却可以在没有清晰产权的条件下实现激励。

2、产权改革与私有化

我国的企业改革“责―权―利”关系的调整进程，经历了一条产权改革的路径。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私有化进程。私有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却是一部分有关系有路子的人打劫式的MBO。到现在的结果，是中小企业全贱卖了，大型企业上市了，只有最后的一些垄断行业的央企，成了最后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垄断型央企又偏偏不争气，总是和暴利、低效联系在一起，成为众矢之的。

通过私有化，将“权”“责”“利”集于某私企老板一身，固然是理顺“责―权―利”关系的一条捷径。但是问题是：私有化是产权界定的唯一途径么？所有权的国有性质本身和对等的“责―权―利”关系有本质的冲突么？如果一些自然垄断的部门交由私人寡头垄断的话，老百姓的福利就会得到提高么？会不会出现如俄罗斯那样国名经济命脉被少数寡头控制的情景呢？

一个伟大的创新可以给我们些许启示，那就是。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民，以农民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的性质――它依然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这套制度实现了所有权和产权的分离。首先，它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但是关键是，通过规定“农户按约定的条件使用”和“增加的产量归农民”赋予了农户自主经营权和产出的收益权。这不正是清晰的产权所需要的所有要素么？唯一的区别在于：因为没有所有权，因而经营权与收益权可能是不稳定的。

这样的安排是否适用于企业呢？我想也是可以的。比如接受计件工资的工人通常会有很大的动力。服装厂的缝纫工并不拥有服装的所有权，但当她知道她可以从每一件服装中得到5角钱，她就会更加努力的工作。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也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或者商品，但当他知道每完成20万元的销售额自己就可以从中抽取1万元的提成，他也不会偷懒。职业经理人受雇于股东，但通过恰当的股权激励，也会兢兢业业地为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努力工作。在这里，无论公司的股东是个人、公众还是国家，都不重要。

因而，私有化是产权界定的捷径，但不是唯一途径。产权界定的本质是界定出经营权和收益权，从而理顺“责―权―利”的关系，使决策者可以自由支配手中的资源，自主决定投入产出，并可以从产出中获益。这并不一定要求所有权。

四、对土地产权界定及垄断性央企改革的思考

1、农民土地只能转租，不能转卖！

前文把产权分为经营权和收益权，这里我们可以把经营权再分为使用权和转让权。事实上，前文提到的例子，也好，现在企业管理制度也好，经营者得到的都只是使用权和部分收益权，没有涉及转让权。现在学界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要给农民转让权，让土地流转。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土地能不能卖，卖了效果会怎样？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土地转让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因为任何一件东西，一旦可以交易，它就成了有价格的资产，就构成了人们财富的一部分。财富增加了，人们感觉富有了，自然会增加消费。

想必陈志武先生现在不住在上海，否则，他可能就会有机会搞清楚，我们的住房商品化以后，人们是感觉比以前更富有了，还是更贫穷了。住房商品化以后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是严重减少了普通老百姓的财富。原本单位分了房子的人固然账面资产有了那么一点点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女儿买上一套房子，穷尽两代甚至是三代人的全部资产。

农民手中的土地一旦商品化了，农民的财富就能增加么？首先，农民不会懂什么现金流贴现，加上农民普遍贫困，在别人眼中很低的价格在农民眼里可能就已经是很高的价格了。其次，农民天然的离散生产决定了其天然的无组织，不会懂什么集体议价，单个的农民手中土地有限，纵使有相关的知识，也没有议价的实力，注定了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再次，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种地是大部分农民唯一的收入来源。因此，农民的土地转让行不得，即使要流转，也是只能转租，不能转卖！

2、国企改革的核心是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是私有化

产权界定不一定要和私有制联系起来，私有产权同样可能不清晰；公有制也不是本质上就和产权相对立，公有制也可以做到产权明晰。

一些天然垄断的行业，与其交由少数私人寡头控制，还不如由国家控制。不论如何，政府都比私人更关心公众福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些本应充分竞争的行业人为设置管制，禁止民营经济进入。）

那么，国企改革究竟路在何方呢？笔者认为，依然是理顺“责―权―利”的关系。国企和私企为什么会存在效率上的差别？国企和民企的根本区别，就是所有者不同。那么国企效率低下的原因，就只能在于其所有者――国资委――没有行使好股东的权利和责任。因此，国企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国资管理体制改革：让国资委真正能够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如果有数千万公众股东的公司能够高效运行，那么我们也应该有理由相信，由整个国家所有的国企也能够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篇（2）

目前的一个共识是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过去十年。我们也支持这一共识。潜在增长速度是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函数：1978年-2009年间，中国成功地实现了9.8%的年均增长。许多学术文献试图估算出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据这些研究报告称，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3.2个-5.1个百分点），而劳动力的贡献最小（0.7个-2.8个百分点）。相关研究文献的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十分强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3.5个-3.8个百分点之间。

（一）未来十年这三个要素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减缓

1.人口统计显示，劳动力供应增长正在放缓据联合国预测，未来十年劳动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为0.23%，与过去20年的1.28%相比相去甚远。由于劳动人口与就业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劳动力供应增长也将相应减缓。

2.储蓄率和资本形成双双走低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储蓄者（35岁-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会下降，而纯消费者（65岁以上）的比例则会上升。这将导致家庭平均储蓄率的下降。我们预期政府将加大力度，要求盈利能力强的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支付红利，而这又将导致企业储蓄的减少。政府储蓄并不会因为收取国企的红利而增加，但国内储蓄却会因此而减少。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投资率以及资本形成的走低。

3.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来自两个主要因素

(1)劳动力从低生产率活动（如农村地区的农业活动）向高生产率活动（如城市地区的制造业活动）的转移。鉴于过去30年间中国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们认为后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2)技术创新和结构性调整。虽然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继续得益于技术创新，但结构性改革为全要素生产率创造的潜在收益已经不大可能像前30年那么强劲了。这是因为经过30年的结构改革，经济中最明显的扭曲方面（即触手可及的果实）大多已经消除。随着经济增长达到更高的水平，要想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刚性（尤其是在既得利益已经形成势力的情况下），将会越来越困难。

(二)减速的幅度究竟有多大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目前还有多个因素在发挥着对冲作用。

1．潜在的农地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放松：这些改革措施可以使更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有效增加劳动力供应。当然，这取决于潜在的政策变革。

2．投资占GDP的比重的下降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因为现有的增长模式和资源配置还有强大的惯性，而迄今为止，再平衡措施的力度依然比较温和。中国的国民储蓄依然高于国民投资（其佐证就是居高不下的经常账户盈余）。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至少在未来五年内，储蓄或低成本资本的可得性不大可能成为资本形成的有效制约因素。

3．更艰难的改革可能会出台：虽然“触手可及的果实”已经基本摘光，但是如果更为艰难的改革措施得以实施，则可能会推动效率和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这些改革措施包括通过发展债券市场及/或放松利率管制改善金融中介，放宽国家垄断行业（如医疗、教育、电信、媒体、运输等）对私人投资者的市场进入限制等。世界银行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未来十年中国的增长做了非常有用的预测。据世行预测，2011年-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将平均达到8.4%，2016年-2020年将为7.0%。这一预测与此前的一些研究基本一致或略低，这些研究预测未来十年中国GDP增长将在7.5％-9.6%之间。

二、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世界经济史也表明，一个经济体在达到一定的增长速度之后通常会开始减速。这一模式在安格斯•麦迪森的（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数据支持。具体而言，我们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随后十年的GDP增长通常会大幅减速。1据麦迪森的数据，过去100年间约4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美元。这40个经济体中，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之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表1）。在拐点出现之后的十年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此前十年2.8个百分点。根据麦迪森的数据，我们预计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左右达到了7000美元。如果历史规律和万有引力对中国起作用，则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在所难免。

（一）增长减速如何发生：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如果增长减速已无争议，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如何发生？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日本和韩国提供了特别有用的参考。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其实是延续了其他较为发达的东亚经济体的模式。据麦迪森教授的数据，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达到了7000美元。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类似于40年前（1969年左右）日本经济以及20年前（1988年左右）韩国经济的拐点。此外，我们还发现，在这一拐点之后，日本和韩国的整体GDP增长均有所减缓，而通货膨胀则出现了加速（表2、表3）具体而言，在经济增长方面，1960年-1969年日本的GDP增长和1979年-1988年韩国的GDP增长在十年间平均达到了10.4%和10.0%，随后在1970年-1979年和1989年-1998年间分别下降至5.2%和6.3%。在通胀方面，在1960年-1969年这十年间日本CPI的平均增长幅度为5.4%；而在1982年-1988年这8年间韩国CPI的平均增长为4.0%。而它们的平均CPI增长在1969年-1974年和1989年-1993年的十年间则分别达到12.4%和6.2%（表3）。应当指出，这一比较因为两个“偶然事件”而有所失真：

1．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这使日本的经济增长大幅下降，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2．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这造成了韩国增长的急剧减速。若没有这些冲击，经济增长的减速和通货膨胀的加速不会那么剧烈：拐点之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平均下降将为4.1个百分点（而非实际发生的5.2个百分点），而韩国则为2.4个百分点（而非3.7个百分点）；日本CPI的平均增长幅度将为6.3%（而非实际发生的12.6%）。

（二）从地区角度看，中国有其特殊之处

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类似于40年前的日本和20年前的韩国，因此，1960年代末日本的发展经验以及1980年代韩国的经验正可以帮助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趋势，并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趋势的有力基准，几个要点如下:经济增长的大幅减速在所难免，持续通胀幅度将更高；消费增长将快速于整体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速于整体经济增长；假以时日，劳动力的话语权以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增加；贸易平衡趋势不明。

此外，如果中国拐点之后经济增长出现的日韩一样的增长趋势，则未来十年中国的GDP增长将在6.0%-8.0%之间，或从过去十年10%的平均增幅下降2个（如韩国）至4个（如日本）个百分点。事实上，我们不排除中国完全沿袭日本和韩国老路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相信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巨大地区差异的大陆经济体，其经济发展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更符合渐进的特征，原因在于：“亚洲经济奇迹”可以通过“雁行模式”来解释（表4）。根据这一理论，亚洲国家将通过地区内渐次转移的方式赶上更发达的经济体，即商品生产将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依次转移。

这一模式的领头雁是日本，第二梯队包括新兴经济体（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紧随这两个梯队是主要东盟国家：菲律宾、印尼、秦国和马来西亚。最后，本地区最不发达的主要国家：中国、越南、印度等组成这一队形的后卫。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及地区差异，中国的赶超将类似其他东亚经济体的“雁行模式”，其头雁是几个经济特区，第二梯队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紧随其后的是其他东部省份，然后是中西部省份（表4）。

根据这一模式，我们相信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转型经验可以成为中国经济潜在的不利情况的有用参考。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像日韩一样出现减速，其减速幅度不会像这两个国家这么大，亦即中国从高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将会比日韩持续更长的时间。这一观点与东亚的增长经验是一致的。在拐点出现之后，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以及“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秦国、印尼、菲律宾）的平均增长速度快于日本（表5）。换言之，整体“雁阵”的减速幅度远低于头雁(日本)的减速幅度。

三、2020年前的中国经济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2020年前经济情况的一个基本设想和两个替代设想（表6）的参数。

(一)基本设想

我们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维持平均8%的年增长率，比此前十年的平均增幅下降略超2个百分点。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降幅将会小于日本和韩国。另外，未来十年平均CPI增长将达到3.5%，远高于此前十年1.9%的均值。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主要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正常化。按照这一增长速度，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将在目前的水平上再翻三番，达到103万亿元。假设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每年上升3%，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名义GDP将在目前的水平上翻四番，达到20万亿美元。我们预计经济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变，但是其幅度将会小于日本和韩国的转型。消费占GDP比重将会上升，投资占GDP的比重将会下降：具体而言，我们预期到下个十年末，消费占GDP比重将上升5个百分点，而投资占GDP比重将下降5个百分点。平均而言，这将需要消费增长快于GDP整体增长约0.5个百分点，而投资增长则慢于GDP整体增长0.5个百分点。我们预期贸易顺差将大致稳定在GDP的3%左右。劳动力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上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下降：我们预期未来十年的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会有所上升。劳动力收入比重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将因为政府收入比重的温和下降而被抵消。这是因为目前政府收入的比重已经较高（尤其与日本和韩国相比），且存在减税空间。工业比重有所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有所上升。我们预期，2020年工业占GDP比重将下降5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的比重将相应上升。不过，工业的比重仍将维持在35%的较高水平。

（二）替代设想

1.替代设想一：目前的趋势得以延续（可能性20%）

在替代设想一框架下，中国经济将大致延续“正常情况”，与前20年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表现为强劲增长、温和通胀，无重大经济结构变化。如果这一设想成为事实，则将证明中国经济的确独一无二，并质疑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这一情形出现的概率为20%。这一设想发生的条件是：

(1)全球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并恢复危机前的水平，并在其后保持这一扩张步伐；或

(2)中国经济凭借强大的竞争力成功渗透至其他新兴市场，中国的出口增长与危机前同样强劲，且其市场份额的进一步扩大不会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2.替代设想二：日本式的调整（可能性10%）

在替代设想二框架下，中国经济将出现与日本一样剧烈的增长减速及结构性调整。这一设想的实现有两个催化剂：一是非常激进（甚至严厉）的政策干预，以人为纠正经济结构；二是外部冲击，如外需的完全瘫痪以及因供应冲击导致国际商品价格的持续飙升等。鉴于日本的经验，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但我们认为这一情形出现的概率仅为10%。

篇（3）

    21世纪初概念规划从特大型、省会型城市开始发展到中刁\城市而且仍有继续向城市的某个开发区、某个街区微观层次延伸的趋势。南京市广州路科技街的概念规划、是概念规划在微观层次实践中的一次尝试，它将概念规划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

1国概念规划的特征与优势

1.1概念知伐j的社会功能

    概念规划的特证在于规划内容的概念性、规划性质的研究性、规划方案的框架性、规划功能的战略性与方向性，解决的是诸如城市功能定位、发展方向、规模控制、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结构优化、基础设施总体布局及生态网络构建等有关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概念规划有着其它类型的规划无法比拟的优势

    (1)分析视角的全局性，即从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着眼，将规划研究对象置于区域的大背景中，系统考察其功能定位及现在、未来可能}7竞争优势，从而对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轨迹进行方向性把握。

    (2)所指问题的根本性，即所针对、研究的问题大多是牵涉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问题，而对于一些具体层面的问题则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划入其它类型的规划的管辖范围

    c3)对策方案的框架性，即概念规划仅指出城市朱来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原则与可取的发展方向、模式、路径，提供总体的发展思路框架和策略导引、一般不涉及具体的建设方案与实施意见。    为此、概念规划强调理论依据的正确性与权威性、演绎推理的严密性与逻辑性、思维理念的前瞻性与创新性、方案成果的思辩性与可比r一生。一个好的概念规划、其新思维、新理念、新视焦、新方法等往往可使规划文本内容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此概念规划也往住成为一本解读历史、审视现状、预测未来的重要参考书

    概念规划的这一本质属性使其不仅仅适用于宏观层面的城市规划，同样也适用于相对微观的规划对象。例如、城市中的某个开发区、某个街区乃至于某条街道，也同样适用概念规划的方法、思维、理念等，它们通过概念规划可明确其功能定位，研究其未来的发展战略，从而赋予传统意义上“感性，，占主导的‘物质性，，规划以更多理性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规划从宏观走向微观的历史性选择显然不是东施效肇式的无病。

1。2栩沦澎吠}j微观化的社会意义

    面对瞬息万变的发展环境和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无论是城市还是城市的某一组成要素(如开发区、街区等)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它们都在谋求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战略与战术。因而在概念规划的功能得到社会认可后，这种规划手段和方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被运用、推广与演绎的可能。至少，概念规划为突破物质性规划重感觉轻思维、重形态轻机理、重局部轻整体等的种种局限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而概念规划自身的功能优势使其在向微观层次发展时首先获得了一般意义上的显而易见的社会意义。

2. 合与衔接的尝试

    囚此，概念规划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论证广州路能否成为科技街及成为什么样的科技街j显然。这样的规划要求是传统物质性规划难以胜任的。

3广州路科技街概念规划的基本思路

    广州路地处南京市中心城区，隶属鼓楼区，东起中山路路口，西至虎踞路路口，与上海路、宁海路、拉萨路、虎踞关交汇，全长2 .6 km是南京市东西向的重要通道。规划范围为沿路进深约60 m~150 m的街c,总用地面积约76万m=(图1)

    为了满足委托方的要求，概念规划首先对广州路发展条件进行解读与p,j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定位从产业、空间布局、用地、文化、生态、景观等方面提出综合发展可能性及_其策略引导。

3 .1区域背景分析

    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时代的来临为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长三角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及南京‘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则为广州路科技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与10年前不同的是，拥有雄厚科技实力的南京已经在华东地区乃至中国占据了重要的一席。然而，分散的科技园模式使得南京缺少“聚核”不完整的产业链与低端的产业结构不能引导南京的科技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进。而珠江路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科技一条街”，所扮演的只是电子产品集散地及大卖场的尾色。囚此广州路科技街的战略定位必须超越珠江路的发展模式。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南京中心区发展科技产业的重要空问载体，广州路应在此新的跨越中扮演更为重要的核心焦色。

3 .2区位与资源条件

3 .2，1优势

    广州路紧邻南京市正在开成并处于快速

发展中的中央商务区—新街口地区且与其关系正日益从单纯的地域空间联系演化为功能联系。目前广州路与新街口的‘·距离”进一步拉近，且受到新街口的辐射效应，并反哺”于新街口商圈，因此广州路有可能融入新街口的中央商务区并成为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广州路东接珠江路—二者一起构成南京东西向交通的次干道。交通的对接也延伸、促进了二者在功能、产业等方面的对接.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为已有一定科技发展基础的广州路进一步提升科技产业竞争力、打造强势科技产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外部条件。

    西连河西新城一河西新城作为南京朱来新cbd的所在地使与之相连的广州路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这将给广州路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河西开发的溢出效应也将使广州路西端的区位条件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北倚“科技群”—广州路北侧.n线聚集了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一批全国知名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并且科技型、知识型企业众多。高新技术企业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态势，而且高校、科研单位的市场化进程正在加速。

    绝佳的区位资源条件昭示着广州路科技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美好的发展前景。实际上，广州路两侧用地越来越多地受科技商ftjjn和生物医药等企业投资者的青睐就是一个朗显的信号吃图2)。

3 .2 .2不利条件

    墨菲指数法分析表朋、目前厂州路正好处于新街口cbd的边缘地带依据核心一边缘理论，由于cbd的强力聚集作用，该区域内的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要素会集聚于cbd核l’区域.而边缘地带则因与cbd的垂直差距而丧失应有的发展条件、这将使其考展水平受到一定的制约。厂州路的科技、历史、又化、生态、环境等资源在缺三引力的条件下不能进行有欢的整台1各科研单位尤其是高校，虽具备雄厚的科研实为，但失多已将自己的科研行为囿于校园内.几平与外界没石什么联系，产、学、研无法实现良1生互动、严重制约丁已有“资源.，潜力的发挥和效益实现.进而造成潜在的“资源，，浪费.刀而使广州路处在cbd的阴影区中。

    然而，随着南京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中lv区也在扩容，而且中央商务区的功能也随着城市性质与功能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以高科技发展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南京的中央商务区中也应该为其准备足够的空间。)}近几年南京市建设重心的发展看，商务劝能区有向北发展的趋势，因此规划主动呼应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变化，将广州路融才、到cbo中，成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样，阴影区将有可能成为后发优势最明显的‘朝阳区”。

3 .3功能定位与布局

    基于上述分析，规划将广州路的功能定位为;以科技商务为主，集科技孵化、科技展示、科技服务于一体的具有高栩支文化与高品质生态、人文环境的特色街区，成为南京中央商务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是南京城市现代化的标志性景观一条街c图3,图4〕

    这样的功能定位能否实现取决于规划目标在空间上能否得到实际的演绎为此，规划根据现状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态势.提出将广州路划分为3个功能区段:

    c1)工t高科技产业区即中山路一上海路段。依托南京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同时考虑接受相邻珠江路的‘溢出效应”，将其功能定位为i下高科技研发、商贸与展示区，以实现与珠江路的产业链接.形成‘。链”式发展模式，提升综合竞争力。

   吃刃科技商务中心区，即上海路拉萨路段、以其现有的设施条件与核心地段的区位，拟规划建设成科技街的核心功能区，进一步强化科技街的中，服务功能、彰显科技街的开象、

    (3)生物医药产业区，即拉萨路虎踞路段凭借该地段医院密集、生态环境良好的优}>拟培育成为生物医药产业区并以此为基础努为实现3个功能区段的对接与整台，真正打造成为一条功能完整内涵独特、品质高雅、环境宜人的现代化高科技街、闭基于功能定位的发展理念

4 .1科技产业的集群发展

    根据功能定位，广州路科技街应强化集群发展模式、为此规划要求根据科技街三大功能分区进行用地置换，以便有尽可能多的空间资源实现科技关联产业的集群布局。考虑到软件开发企业与生物科技企业在土地利用上集约性高的特殊性，广州路的用地结构应引入工作单元组台模式.采用垂直式的空间布局，使企业集群发展获得更具体的指导

4 .2引入紧国菏区模式的城市经营

    目前在广州路的用地结构中.科技用地比例很小.而居住用地吃二、三类居住用地)和商业门面房用地比重很大l台计约占l}0/n)甚至还有占很大比重的闲置用地吃约占6.5%)、还与科技街的功能要求明显不符，由此也导致其有限的空间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对此.规划坚持丁功能导向的城伟经营理念，弓尹、了“紧凑街区”的用地模式对用地结构进行丁较大的调整，按照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开发建设强度全面提高丁建筑的高度与容斗率，提出丁厂州路科技街“上夭(提高建筑高度)入地心开发地下空i动、退居心住)进科(技)、退商(业)进绿(化)”的紧奏街区模式.以提高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c图5一图8)、

4.3强调不半吱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结合

    科技街不单纯是科技产业的空间载体，更需要创造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科技文化基质作为核心支撑，因此广州路不仅应有科技街的‘开”、更应有科技街的‘·神”、广州路沿线分布着我国清末文学巨擎曹雪芹的故居、二战时期留下的拉贝故居、明末清初著名山水画家龚贤的故居、为纪念我国唐代名臣和杰出书法家颜真卿而建的颜鲁公祠等历史又化遗存，这些都为科技街特色文化氛围的营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为此，广州路需要将这些历史文化素材融入到科技街的空间、景观组织中，使现代科技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从而有利于构建富有南京地域文化特色的科技街区〕

4.4满足环境容量的空间瞥台

    广州路科技街的环境容量有限，因此为了营造适宜的精品环境。必负引入生态竞争的规划理念—利用现有的生态环境基质，对广州路进行有效的组织，使其与整体环境保持和谐统一规划通过建立生态、环境容量测评指标体系，借助空间管治的手段控制整冶开发力度与强度，对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化率、绿色当量等按区段的功能要求提出规划控制指标，同时，为了弱化交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并考虑到高地价导致的高容积率、高覆盖率的空间发展模式对城市环境的损害，规划鼓励对地面绿化与街区小广场实行“城市补贴’政策，同时对广州路沿线分布着的清凉山、鸡笼山、五台山、乌龙潭等亲绿”“亲水”空间进行开敞式的系统梳理，为提升科技街环境容量保留不可或缺的生态基质

4，5注重特色的景观形象塑造

    优美的街区景观是彰显科技文化的外在要求，因此在分析南京城市中心区cbd建筑广州路科技街概念规划的缘起一般源于特殊特殊的积累成就一般。广少}{路是一补一般意义上的“特殊、’。

    广州路的特殊性在于其在10多年前的规划中就被定位为‘科技街”。当时的南京市政府为了加速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和高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进程决定将3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御道街、珠江路和广州路规划建设成‘南京科技一条街’，作为南京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窗口当时3条道路的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然而1a多年之后的一今夭珠江路已经从一条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城市道路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拥有“北有中关村，南有珠江路’美誉的、电子科技一条街”，在整i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厂市场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比之下，广州路就相1[l见拙了。因此，如何整台广州路的空(司资源与科技资源就成为打造科技街战略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对于委托方南京大学—鼓楼国家大学科技园的领导来说对南京布‘广州路科技一条街进行规划整治是一项非常具体的实施性物质规划可做成一个控制性规划或修建性详细规划，甚至直接做成一个城市设计以便付诸实施。然而，委托方却要求先做一个战略性的概念规划，以对广州路科技街进行全面的科学定位尔后再做实施性修建规划。事实证明、委托方的深谋远虑在将概念规划直接推向物质规划领域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次难得的具有挑战性的规划机遇—对微观层次的概念规划与实施性物质规划的契景观与城市天际线的基础上，根据广州路自身已有的景观特色，围绕“三段、四个要素、六{、重要节点”的功ul.与景观要求，规划将其定位为“南京新世纪标志性的特色景观街区”。由此规划对道路绿化、建筑风格与建筑界面、标志性建筑的位置，体量、广告、，{、品、色*:等提出了相应的景观要求强调‘轻吸盈)、透叱明)、淡交雅)”的整体建筑风格、同时根据科技功、员的生活、工作特点。注意增加、‘灰空间”与公共交流空间以保持街区景观与城市中心区景观及街区内不同劝能区段景观的协调与纸一、连续与完整。

篇（4）

一、全球经济的逐本溯源

全球经济，伴随着全球化的出现而出现，具有方向与进程的双重属性。所谓全球经济的方向属性，意即立足于作为一种客观历史的发展规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经济局面的角度。所谓全球经济的进程属性，意即现阶段的亟待进一步发展的全球经济现状。全球经济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着生命力的概念，还存在着提升的空间，还有着尚待解决的问题及种种的不确定性。

（一）前全球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的萌芽

追溯历史，人们曾长期处于一种闭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经济形式单调，集群意识淡漠。直到原始社会后期，个别地区才出现了部落内部或族群之间偶然为之的商品交换。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了生产原料的进口。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贸易通道逐步开通。16世纪初期，新航路开辟，地理大发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全球经济正待萌芽。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会经济最终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又反哺于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商品经济日益成熟，初显环球同此凉热。而这一时期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只可视其为全球经济的萌芽。

（二）全球经济的形成及其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步发展

全球经济存乎于全球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扩大，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大大超过历代水平。20世纪80-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涵盖了生产、贸易、金融和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全球经济以及与全球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经济全球化历经了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要素跨国化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全球经济的对应形态，连贯起来，亦演绎出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

第一，贸易自由化与商品全球化发展阶段。1948年1月1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生效，为战后消除国际贸易障碍、解决国际贸易争端从而推动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货物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增速显著，全球贸易依存度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场兴起并日渐成熟。

第二，金融国际化与资本全球化发展阶段。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经济资本全球化过程的动力来源。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世界性的金融机构搭建起庞大细密的网络，大量的金融业务跨越国界进行，跨国贷款、跨国证券发行和跨国并购体系均已形成。2与此同时，各国银行资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银行业与工业中的垄断资本相互渗透、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全球经济的要素――全球资本，逐步形成并稳步发展。

第三，经济要素跨国化与生产全球化发展阶段。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产业革命，缩小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各国科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大规模跨国界转移，跨国界联合研发广泛存在，各国的技术标准越来越趋向一致，跨国公司、寡头巨鳄通过垄断技术标准的使用，控制了行业的发展，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也促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它不仅对生产超越国界提出了内在要求，也为全球化生产准备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公司获得了大发展。原有垂直型为主的国际分工，逐渐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国际分工转变，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全球生产体系。

对于全球经济的形成过程，并无时间上严格的界限，仅仅是经济在全球维度发展经由商品市场扩大、资本跨界、生产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现的一个大致的时序，各个阶段逐次出现并继续发展而并无替代。换言之，当今全球经济似已超越了三个阶段，却将三个阶段渐次出现的特征一直延续下来，当然，还包括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类问题的全球性蔓延，而这种蔓延却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现的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例如第二阶段所涉及的资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在世纪之交接连不断的金融风暴席卷之下已然成为当代全球经济的焦点。

二、全球经济的概念界定

全球经济，学界迄今尚无确切定义，由于诸如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等类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

就立足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本身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国际经济，是指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围内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分配，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的国家之间商品贸易、金融投资及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等各种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意即经济活动超出一国界限，扩展至双边抑或多边，但视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经济，是指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其视野所及则是全局性的。

就出发点而言，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这两个概念又显示出了共同性。无论是强调经济发展国际化延展理念的国际经济，还是强调各国经济活动总和的世界经济，都是从民族经济体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出发。换言之，相对而言，无论是带有整体意义的世界经济还是带有部分意义的国际经济，在研究视野上皆存在着局限，而这种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视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看，成为一种必然。

（二）区别于国际经济的全球经济

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无论就内涵抑或外延均有着一定的相似度，但区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称国家间经济，相对于民族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领域、标的范畴指向性强，特征明确，因此其概念也相对明晰。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相类似的，国际经济的主要活动包括生产、分配、贸易、投资、服务等多种形式，需要应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等相关的各种问题。但与民族国家经济不同在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范围由国家层面提升到了国际层面，对于相关经济问题的应对是对于民族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引申和扩展，经济运行的范围更广阔，由于每个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体系的差异，因此国际经济交流更为复杂。

国际经济虽以国家间的经济形态而得名，但民族国家仍居主导，其与民族国家经济形态下所维护的主体利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这一点，恰恰展现了全球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区别。换言之，全球经济时代，即便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国家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立场和出发点已然与国际经济产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如果说民族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好比是一个理性个体，那么，他们从事任何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经济的目的具有明显的“利他”色彩，虽也是在追求净收益最大化，但出发点却不再囿于个体，而上升到了整体利益的高度。

言及经济，无外乎治理。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全球经济，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难度及效度而言，则大相径庭。“脱离社会背景的全球市场是难以调控的，即使在调控者有效合作和他们利益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全球经济需要构建能够应对全球市场复杂状况的既有效又统一的超国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状态下，民族国家的第一主体地位如若被颠覆，进而这种构建的可能性极小，那么以此模型展开治理就更无从谈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国家仍为主体且其国内政策权威不容颠覆的国际经济面临治理问题时便从容许多。

国际经济带有一种“国际化”的倾向，而全球经济则带有一种“星球化”的倾向。国际经济，强调交易的增长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扩大。在更大规模（跨越国界）的范围内的商品、贸易、投资、服务、经济观念等的流动。且流动的数量、范围和频率上，一个地区更多地影响到另一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而全球经济的“星球化”倾向则是在地球这个整体的层面上展露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国际公司，是一个相对松散的企业集团，各子公司或部门保留着较高的独立性，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动机就是为本国的民族国家经济谋利并以本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为基本约束。与之不同，跨国公司，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立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影响，尤其可以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 它是真正的无固定地点的资本，没有具体的民族国家身份，实行超国家的管理。贸易方面，纯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报最高便落户于哪里）；金融方面，通过发达的现代通讯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场的力量来支配，不必听命于国家的货币政策；生产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采购原料，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流通顺畅；运作方面，通过高透明度的全球经营为全球市场服务，致力于建立和谐的全球市场秩序。简言之，跨国公司不再像国际公司那样，受到具体民族国家政策的干扰，甚至不再受限。国际公司与跨国公司的区别也印证了以之为主要参与者的国际经济与全球经济在参与者权限方面的分歧。

（三）区别于世界经济的全球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相关的各类著述中，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均系高频词汇，但却普遍存在着通用、混用的情况，很多学者甚至完全无视二者区别，这样的做法不免偏颇。虽然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在立场、主体、问题及趋势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差异仍不容忽视。

《经济大辞典》给世界经济所下的定义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形成的处于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国经济的总和。” 对此，可作下解释：第一，世界经济是由各国市场经济基础上构成的复合型的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第二，世界经济是在国家干预下的人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是由各国在生产过程的外部联系所构成的“二次再生产过程”。第三，世界经济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国家集团组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共同运作的有机整体。下面要做的，就是通过将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进行比较分析，使全球经济的概念在前述比较所得结论基础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从世界经济的三层次内涵入手，逐点对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作以比较。第一，与世界经济相类似，全球经济亦为一种复合型全球市场经济运行体系，而这种“复合”的意义却与世界经济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说“世界经济是一般社会经济的类别之一”， 那么全球经济则应该是一般社会经济的最高类别。全球化发展至今，全球经济的涵盖力和调控力的应运而生、应运而长有目共睹。经济学界对世界经济理论的突破与质疑似可从侧面予以印证，从仅仅立足于本国利益而展开对外贸易的“H-O定理”，到质疑 “里昂惕夫之谜”而主张将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贸易壁垒干扰及消费偏向等“局外”因素纳入到贸易体系当中，再到“离岸外移理论”提出欲明辨经济全局需要微、中、宏观多维思考的观念。世界经济的宏观视野日渐突出，但较之全球经济仍相去甚远，分析视角的局限导致世界范围经济全局关乎效率、公平的问题仍难于解决。第二，与世界经济不同，全球经济不再是民族国家经济外部联系的“二次再生产”，而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再生产体系。全球经济所关注的，是多维经济领域内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不再是单纯地将局部经济的个体效能予以简单叠加。第三，虽然在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全球经济的行为主体仍然不能够将民族国家排除在外，但是，与世界经济比较起来，全球经济活动将以可以统揽全局的跨国公司、全球性经济组织为主体，而这种独立主体的立场更为中立，境界更高。

从时间上来看，世界经济形成于19世纪60-70年代，当此之时，全球经济仅仅是萌芽，全球经济理念于20世纪80-90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生的，相对于世界经济而言推迟了一个多世纪。在经济领域，这百余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全球经济呱呱坠地之时世界经济已年过期颐呢？首先，二者的产生均借力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19世纪60-70年代与20世纪80-9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当然是相去甚远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水平可以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识。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商品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统一的世界市场出现，交换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经济生活中的资本、货币等领域也逐步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全球经济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生产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飞跃，这次飞跃所带来的是全球化，在规模、深度、广度、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前两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动之下，生产力水平远胜从前，全球贸易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覆盖全球的贸易及要素流通网络，高起点平台的搭建为全球经济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通过同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在全球经济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长历程中，全球经济的内涵在不断地充盈完善。所谓全球经济，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追求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满足人类社会整体性需求、优化配置世界市场要素资源，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性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经济规律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所展开的生产、贸易、金融等经济活动及其过程中所产生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及全部经济关系的总和。

三、全球经济的特征

全球经济并非各个民族国家国内经济的外部延展，亦非国际经济或世界经济的简单加合，而是一种经济范式的重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独立经济体系，包含着微观、中观、宏观经济领域的全部范畴，具备其独有的特质，也对整个世界的前行发挥着基础性的多重效能。

（一）规范的市场性

全球经济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亦为一个历史范畴。它以市场经济模式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遵循市场经济规制，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步发展。其一，贸易自由化。在全球经济中，“无形指挥棒”指挥之下的全球贸易主体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达成各种协议，发生各种经济联系。其二，机制市场化。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内，商品价格、利率等重要的经济参数更多地依赖于世界市场的供求自由调节，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经济联系越发紧密，经济参数相互作用越来越强。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场运行由经济规律指导，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的特质，在全球经济领域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诚然，规范的市场性作为商品经济的特征无谓新生，但其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却是不容忽略的，另则，更高层次的规范性和市场性也是以往经济形态所不具备的。

（二）多维的复合性

全球经济，是民族国家经济、国家间经济、跨国家经济及超国家经济等多元复合的有机体系。不仅如此，全球经济已然具备微观、中观、宏观各个不同层次的多维经济视野，亦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全球局势下多元主体的干预。这种干预，不仅体现在各种类型的国际经济组织、跨国集团以其各自的方式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行，还体现在目前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主导性地位的民族国家对于全球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新兴国家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尤为突出。

（三）高度的整体性

全球经济之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首先体现于商品。全球经济是较世界经济视野更宽泛、层次更复杂、境界更高旷的商品经济，表现在全球经济所涉及的全部经济范畴、经济活动和经济规律都积淀于商品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基本程序都渗透着商品经济的特性。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无非是从商品贸易范围不断扩大，到资本全球流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蝴蝶效应”，再到生产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这也正是全球经济特征逐步凸显的过程。

综上所述，全球经济，内涵丰富，是一个兼具经济学和政治学意义的概念；具备微观、中观、宏观的多维视野；既是一种经济范畴，又是饱含生命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实时载体。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表征，表征着未来全球经济的态势和走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维度。

参考文献：

[1]刘淼主编.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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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相关性逐渐增强。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呈现了明显的世界经济协同性。因此，回顾和理清世界经济周期的脉络，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并从中寻找新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Canova和Dellas(1993)给出了世界经济周期定义的简单描述，即世界经济周期是在国别总量经济的跨国周期中存在的共同特征。而对这种共同特征，宋玉华(2004)加以进一步的明确，她认为世界经济周期就是在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的实际经济活动呈现同步的扩张、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行形态，这种运行形态会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经济周期运动。从定量的角度，Gerlach(1988)用波谱分析研究经济周期的跨国行为，发现大量国家的产出运动在经济周期频带上是相互联系的，世界经济周期是多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变动在一定的周期频带上的高度相关性存在；Gregory等(1997)则用时间序列相关性来界定世界经济周期，即全世界(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个序列相关的共同特征。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更多的学者研究了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所选择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个区域。Clark，Wincoop(2001)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经济周期和欧盟内部的国别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指出无论在过去20年还是40年中，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要强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消除了由于区域边界而衍生出的大量交易成本和经济波动的非协动性。此外，Chiquiar，Ramous，Francia(2004)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加强，导致了美墨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在东盟区域经济周期方面，DavidD.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及东盟国家，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Choe(2001)研究了十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性经济周期在减弱。Heathcote，Perri(2002)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降低了。JamesH.Stock，Markw.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也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传导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定国家冲击、技术冲击、石油冲击、需求和供给冲击等。Dellas(1986)研究发现，世界范围的共同冲击(如石油冲击、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产生世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康特和马克(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受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经济周期的媒介。Stefanc.Norrbin，DonE，Schlagenhauf(1996)指出，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技术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而特定国家冲击是产出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Bruno(1997)建立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的重要变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经济波动的根源。Michael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五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他们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误差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贸易传导和金融传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渠道的传导，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金融渠道的传导，而这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Dellas(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扰动的跨国传导中，贸易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宋玉华(2007)等，其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早期的研究中，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资本投资，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利率在世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Choudri和Cohen(1980)、Cantor和Mark(1988)、Baxter和Crucini(1995)等的早期研究确认了这些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Daniel(1981)、Flood和Marion(1982)等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是扰动跨国传导的因子。Blankenau等(2001)则从另一角度确认了世界利率在传导外部冲击方面的作用，能够导致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及产出等的跨国波动联系。Cantor和Mark(1987)、Stockman(1990)等认为资本边际产出是生产率冲击多国传导的重要因子。Jansen，Stokam(2003)从国际直接投资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那时密切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重要原因。WilliamBlankenau，M，AyhanKose，Kei—Mu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的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并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篇（6）

二、世界经济周期是否存在

(一)世界经济周期存在的研究

很多实例证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和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如，Dellas(1986)发现在英、美、德、日四国间，几乎存在长久的同一的经济周期。Backus，Kehoe，Kydland(1992)扩展了RBC(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模型，建立了包含跨国经济协动现象的I—RBC模型，在这个扩展的开放经济理论里，国家之间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由此说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性是存在的。Sarkissian(2001)也认为国家之间的消费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在萧条时期更是如此。而Canova，Dellas(1993)发现显著增强的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全世界面临着的共同的外部或内部经济扰动是生成跨国的经济周期行为的共同因素。Baxter，Kouparitsas(2004)的研究发现，如果两国之间有较高的双边贸易相关度，那么这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相关度就会提高；同时，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国家之间的周期相关度一般会比较高。Ravn(1997)的研究表明，除OECD国家政府支出显示了较弱的正相关性外，其他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总投资、出口和进口)都显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并表现出良好的跨国协同运动性。Kouparitsas(2001)研究发现，七国集团的经济周期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后更是如此，他认为世界经济周期(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世界经济周期)的确是存在的。

(二)世界经济周期不存在的研究

Hickman，Filatov(1983)的研究发现，经济波动的国际传导通常表现得相当微弱，这种微弱的传导很易于被国内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趋势所控制而失去扩散能力。唐海燕(1999)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初期或以前时期，各国经济周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间错位，同一时期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抵消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特征。Kollmann(1996)通过与完全资产市场的对比，发现在不完全资产市场(即国际金融市场只能买卖债券合约)的两个国家实际经济周期模型里，国家之间消费的相关关系比完全资产市场情况要明显弱得多。Selover(1997)在研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互动关系时，进一步发现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因为相互驱动而导致同步波动的假说并不成立，两国经济趋向同步波动是因为低水平的或者弱的冲击所致。

(三)区域性经济周期增强而世界性经济周期减弱的研究

更多的学者研究了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存在。所选择的区域范围主要集中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两个区域。Clark，Wincoop(2001)比较了美国各州的经济周期和欧盟内部的国别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指出无论在过去20年还是40年中，美国各州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都要强于欧盟国家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存在消除了由于区域边界而衍生出的大量交易成本和经济波动的非协动性。此外，Chiquiar，Ramous，Francia(2004)认为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加强，导致了美墨两国之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增强。在东盟区域经济周期方面，DavidD.Selover(1999)研究了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传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主要考察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及东盟国家，与它们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经济周期的国际传导，用主成分分析法、自回归分析法和光谱分析法研究了贸易量的相关性，并找到了东盟区域经济周期存在的证据。Choe(2001)研究了十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得出经济波动随着区域内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而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世界性经济周期在减弱。Heathcote，Perri(2002)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以帮助理解冲击的国际相关性、国际资产贸易程度及宏观总量的国际关系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他们的研究指出，1972至1986年间，美国与欧洲总量、加拿大和日本之间的GDP、就业和投资相关性分别是0.76、0.66和0.63，但在1986年至2000年间，这些相关系数降低了，分别为0.26、0.03和-0.07，他们认为，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借贷的自由化，从而导致资产风险的分散化，并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产出、就业和投资的相关性就大幅度降低了。JamesH.Stock，Markw.Watson(2003)研究发现，即使在七国集团内部，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也降低了，并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即出现了欧洲区域国家和英语语系国家各自内部的协同性增加。

三、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与传导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特定国家冲击、技术冲击、石油冲击、需求和供给冲击等。Dellas(1986)研究发现，世界范围的共同冲击(如石油冲击、共同的技术进步等)是产生世界经济周期的驱动力量。康特和马克(CantorMark，1988)建立了一个两国家模型，每一个国家有相同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受不同的国家特色(主要以技术为主)的冲击。他们的研究证明经济周期风险来源于国家特色的技术冲击，而国际证券市场正是经济周期的媒介。Stefanc.Norrbin，DonE，Schlagenhauf(1996)指出，特定国家冲击和特定技术冲击是世界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而特定国家冲击是产出波动的最重要的因素。Bruno(1997)建立两国家、两产品模型，并假定国内外投资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以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各不相同，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品的替代弹性是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的重要变量，特定国家的技术冲击是造成两国经济波动的根源。MichaelBergman(1996)利用产出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VAR模型检测了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等五国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结果证明需求和供给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发现，德国、英国和美国三国的经济周期的频率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他们产出和通货膨胀的误差方差的50％以上来源于供给冲击，日本和瑞典产出的90％以上的误差方差来源于供给冲击。

世界经济周期的传导渠道主要包括贸易传导和金融传导。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渠道的传导，近期的研究则更多关注金融渠道的传导，而这是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适应的。Dellas(1986)的经验研究发现，经济扰动的跨国传导中，贸易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周期的产生。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宋玉华(2007)等，其研究表明贸易发展与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早期的研究中，金融交易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借贷和国际资本投资，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利率在世界经济周期传导中的作用。Choudri和Cohen(1980)、Cantor和Mark(1988)、Baxter和Crucini(1995)等的早期研究确认了这些传导渠道的存在性和合理性。Daniel(1981)、Flood和Marion(1982)等的研究发现实际利率和相对价格是扰动跨国传导的因子。Blankenau等(2001)则从另一角度确认了世界利率在传导外部冲击方面的作用，能够导致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及产出等的跨国波动联系。Cantor和Mark(1987)、Stockman(1990)等认为资本边际产出是生产率冲击多国传导的重要因子。Jansen，Stokam(2003)从国际直接投资角度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在1995年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投资关系与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有关，那时密切的贸易关系一直是两国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的重要原因。WilliamBlankenau，M，AyhanKose，Kei—MuYi(2001)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波动向小型开放国家传导的众多的渠道之一的世界真实利率是世界经济周期向小型开放经济传导的重要机制，并指出世界真实利率对世界经济周期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净出口、净外国资产和产出等。

四、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仅有较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胡鞍钢(1994)分区段将中国和美国、中国和世界GDP年增长率波动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1960—1979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相关系数非常小，而1980～1989年，相关系数相应增大。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以1987-2000年间的季度GDP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出中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为弱相关，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余芳东等(2001)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随世界经济的趋强而走强，随世界经济的趋弱而走弱，经济周期的“拐点”与世界经济动态的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五、简单评论

篇（7）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007-01

一、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

其表现主要有：

第一，国际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

第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来了资本国际化。到了80年代末，发国家的资本输出额超过3万亿美元，其中3/4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

第三，金融国际化。国际金融活动规模空前，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

第四，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是当代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它把世界经济全球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五，全球贸易规则日趋统一和完善，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二、以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

具体表现在：

①各国把经济安全确定为对外战略的重点。

②积极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

③各国竞相调整科技战略和政策。

④争夺科技人才成为高科技竞争的焦点。各主要国家都在调整国家战略，把争夺经济和科技优势作为主要目标。

三、新科技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

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战后出现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70年代又掀起了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充当“火车头”的作用。科技知识空前快速地生产、传播和转化，对世界经济、各国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国际经济竞争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巨大影响。一方面科学技术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和改造，另一方面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兴起，各国经济信息化加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将会逐步表现出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这一全新概念被广泛接受，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包括科学技术及其一切成果和信息)为第一要素，对智力资源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经济信息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四、各国经济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经济是指时常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它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市场经济属于经济运行方式的范畴，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与社会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由于市场经济最早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长期以来，它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受到非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一方面，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被消除，全球统一市场得以出现；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市场经济概念，并以此为目标进行经济改革。然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行，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体制方面的条件。进一步完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效能，将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长期任务。

五、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不平衡既是指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差距,又指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距。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1)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美、日、欧三足鼎立,美国经济实力仍居首位。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南北差距愈来愈大。

(3)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致使南北经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六、世界各国经济调整经济结构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与调整，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调节机制的调整与改革

(2)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

(3)国有经济的地位、结构的调整与改革

(4)企业的现代化改造

(5)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

七、跨国公司的作用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主体，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企业，它包括母公司及其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是世界经济舞台上集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经济功能于一身的特殊主体。

就实质来看，跨国公司是高度国际化的垄断资本组织，经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际高额垄断利润。从作用来看，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扩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跨国投资与兼并，不断改变着国际经济分工协作关系，推动生产向全球一体化发展。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所到之处，努力与本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习俗融合，从本土化出发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在使企业适应地区市场竞争需要的同时，将新的竞争规则带到了本土文化中，逐渐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纳入全球经济竞争中来，促进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而且，跨国公司越来越独立于某个确定的国家，与多国经济竞争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博弈产生了重要影响，并通过企业制度创新革新市场竞争规则，不断推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它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加速了先进技术的转移，促进了生产结构的调整，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客观上成为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对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这一国际环境既是历史的发展机遇，又是现实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2000,1.

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全球化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篇（9）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篇（10）

中图分类号：D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开年展望，世界经济三大问题值得关注：美国“财政悬崖”后遗症是否影响世界经济？欧债危机将发酵到什么程度？新技术革命是否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而“财政悬崖”问题的出现必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活动陷入极度萎缩。为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2012年12月31日达成解决“财政悬崖”的妥协议案。这个议案本质又是如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巨额财政危机呢？

一、美国“财政悬崖”议案的目的是债务扩张与金融扩张并举。

（一）“财政悬崖”的出现必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活动陷入极度萎缩。

增税与减支这两项政策叠加在一起就被称为“财政悬崖”。

所谓“财政悬崖”是指由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和金融危机后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实行的减税政策将在2012年底到期，未来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政府开支的自动减赤机制将于2013年年初启动，美国将于2013年年初迎来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上升和政府开支减少的局面，两者叠加效应约有8000多亿美元。“财政悬崖”的出现必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活动陷入极度萎缩，“财政悬崖”——增税与减支这两项政策叠加在一起，使政府财政状况面临崩溃。但如果不增税和减支，美国的公共债务将超过上限，根据两党2011年谈判，公共债务上限提高约2.1万亿美元，达到约16.4万亿美元，在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嚣张特权”之下，受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福利支出增加等因素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高攀，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超过16万亿美元，在奥巴马政府任内，美国联邦政府的年度财政赤字连续四年超过1万亿美元。

这是摆在美国政府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2012年底同时面临减税政策到期和国债上限触顶两大挑战，若不能及时制定和实施解决方案，将导致经济再度衰退。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一旦跌入“财 政悬崖”，2013美国经济将萎缩0.5%，失业率重新攀升至接近9%的水平。

为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2012年12月31日达成解决“财政悬崖”的妥协议案，该议案2013年1月1日在国会参众两院投票获得通过。主要内容包括从2013年开始，美国将调高年收入45万美元以上富裕家庭的个税税率，失业救济金政策在2013年延长一年，把将在2013年年初启动的约1100亿美元政府开支削减计划延后两月再执行等。

（二）美国“财政悬崖”议案的目的是债务扩张与金融扩张并举。

美国“财政悬崖”并非国家单一概念的债务，而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体现。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与美元全球扩张紧密相连，即债务扩张与金融扩张并举。

上世纪末的国际金融市场本来仅局限在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市场之间的分割十分清晰。美联储政策和美元战略的实施扩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概念与范围。通过美元独特的定价机制以及报价制度，越来越多的领域与市场衔接，继石油被纳入国际金融市场后，大宗商品、资源产品、农产品等均被纳入，扩展了美元覆盖范围，进一步增强了美元霸权。

美元霸权政策是美国财政赤字全球化扩张的基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看似一国央行常规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美元地位的独特性以及美国经济的特殊性，其货币政策目标侧重全球化，并非本土化概念那么简单。一方面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决定了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分布与比重，60%的货币供应量在全球范畴，只有40%才是美元国内供应量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元货币供应量伴随全球市场配置的变化而增加，并不仅仅是美国经济本土的问题，也非舆论所简单评说的因为美国经济不好。实质是鉴于美元货币供应量不足，为实现美元霸权的覆盖率达到垄断而增加货币发行。可见，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并不仅仅局限美国本土，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张体现了美国全球化战略必然的结果甚至收益。

美国的“财政悬崖”议案只是一种妥协方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高额债务问题。美国国会虽然通过“财政悬崖”议案，却回避了政府支出削减、债务上限等棘手问题。接下来，美国两党还将继续将在拉锯战中讨论提高债务上限，势必给世界经济复苏注入诸多不确定性,未来市场需要警惕更大的风险，即美元霸权战略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压力与挑战。

二、美国“财政悬崖”的出现必将使世界经济复苏充满曲折性和艰难性。

2008年的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调整仅次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一判断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决定了危机第五个年头的2013年的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仍然坎坷。美国“财政悬崖”的出现必将导致美国的经济活动陷入极度萎缩，进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2013年将使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充满了曲折性和艰难性。

（一）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依然不足。

放眼世界，2013年世界经济继续在危机的泥潭中挣扎，低速增长仍是主要表现。

1.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需要持续紧缩财政，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不足。

多年来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全球95%民众收入没有实际增长，债务反而不断扩大。民众没有钱是全球终端需求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危机最后爆发的原因之一。而危机爆发又增加失业，令全球生产消费步入恶性循环……这个问题也不是短期一两年能够解决的。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为应对危机、刺激经济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负债不断攀升，对市场信心和金融稳定产生严重影响。为稳定市场信心、增强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发达国家普遍需要持续大幅紧缩财政，通过提高税率、削减社会福利、裁减公共部门就业岗位等方式增收节支。这势必冲击居民消费能力和信心，影响当期GDP增速。

2.新兴经济体增长波动加剧、风险呈上升态势。

新兴经济体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全球生产的将近一半，在全球消费品市场上占据40%的份额。20年前，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最多只有15%到20%。经济活动和消费的重心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但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中还有其他新的经济体吸引了投资者，它们都是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

但新兴经济体难以与发达国家“脱钩”，且自身普遍面临较多结构性矛盾，有的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出口，有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已不如两三年前。在外部环境转趋不利时，新兴经济体增长往往呈波动加剧、风险上升态势。

3.一些发达国家寄希望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带动经济走出困境，出台一系列鼓励措施。但在技术和市场前景不明的情况下，企业观望较多，短期内难以形成足够带动经济强劲反弹的投资热潮。

2013年世界经济将处于弱复苏状态。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中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举足轻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承载着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

（二）欧债危机可能再度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尽管欧元区接连出台应对欧债危机的重大举措，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情绪，降低了重债国融资成本，但欧债危机是制度缺陷、虚高福利、政治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完善财政金融机制设计、实现欧元区内经济平衡需要广泛深入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利益调整，必然面临重重阻力。成员国经济、政治形势的不利变化，都可能导致危机再起波澜。

（三）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凸显。

在财政政策空间日益受限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纷纷加大货币政策力度，以刺激经济增长。不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市场利率，提高投资项目利润，刺激企业投资与个人消费。但在实体经济缺乏投资热点的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资金很大部分将流入金融、房地产、 与大宗商品市场投机炒作牟利，助长市场波动，甚至形成新的经济泡沫。

（四）贸易保护主义正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重大威胁。

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对全球贸易带来较大冲击， 国际市场需求出现萎缩态势。越是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与贸易摩擦也就越发频繁，这也使得2013年的贸易环境再次充满“不安定”的色彩。

纵观2012年的全球贸易形势，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以简化海关手续为重要特点的贸易便利化已成为各国贸易政策的主导方向；2012年世界贸易的地区性特点明显，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停滞、全球性贸易政策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地区性贸易协定激增。但在经济复苏没有明显起色、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缓解就业压力和企业困难，继续想方设法限制进口，将国内市场留给本土产业，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影响国际贸易复苏。

1.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会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在“再制造业化”方面作出种种努力，世界制造业竞争将更加激烈。

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中美之间的摩擦从来就没中断过。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出现“再工业化”、“产业回归”思潮，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结合的新重商主义盛行，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中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不容乐观。

2.贸易摩擦的区域重心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来自新兴市场的贸易保护与贸易摩擦现象正在增多。

由于全球的大环境正在发生突变，一方面发达国家希望恢复制造业，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来，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快，在消费需求急剧增加的背景下，不少企业调整了出口方向，即由发达国家转向这些新兴经济体，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直接形成竞争，而进口增加将直接影响到本国产业的发展，因而可以看到，贸易摩擦的区域重心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来自新兴市场的贸易保护与贸易摩擦现象正在增多。

3.中国一定时期内难逃贸易摩擦的厄运。

篇（11）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