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济基础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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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学基础”教学课程的安排偏重理论

现阶段，多数学校的“经济学基础”的课程安排偏重理论性知识，而经济学基础的课程本身内容体系庞杂，相关观念和理论抽象复杂、晦涩难懂，纯理论性讲解无法使学生对知识有更加清晰的理解，甚至适得其反，教学效果非常不理想，这也极大地削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了学生学习的兴趣。[2]长久以来，院校使用的考评系统更多关注的是教师的理论水准，没有重视对教师实践能力的考查评估。这些年，各院校致力于知识理论的研究，院校教师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以及论文的发表方面，忽略了对经济学基础中应用性教学的研究，而此类学科对实践性和理论性都具有较高的要求，这使得教学效果并不明显，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同时，现在大多数教学只是单纯掌握了理论性知识，基本没有从事任何经济学实践活动，也没有开展过任何经济业务。如此一来，教师在课堂上只能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无法给学生提供有效的经济学案例，课程内容空洞无趣、枯燥无味，不仅不能使学生很好地了解课程的内容知识，甚至极大消磨了学生的耐心，极大地打击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较之实践性教学，教学效果不理想。

1.2教学案例的使用水平偏低

众所周知，经济学基础知识理论性太强，单纯照本宣科学生难以理解知识内涵，加之该学科对实践性还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在课程中增加教学案例分量既是学科本身的要求，也是众多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的学习需求。[3]但是，当前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教学案例分析课程安排较少，案例内容质量不高，脱离实际生活，案例分析不到位、不合理，使得最终案例教学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是涉及方方面面。其一，一般情况下，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人数限制，理想的授课人数大约为30人，但是各大院校实行扩招，学生规模持续壮大，然而与学生对应的教学资源并没有都得到很好的满足，班级人数不断增加，加大了授课压力，普通教学班人数扩大到60人左右，甚至部分学校由于人数过多组织合班授课，班级人数超过百人，这直接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案例教学效果。其二，教师普遍缺乏较强的案例教学能力。较之传统的教学，案例教学在教学能力等方面对授课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学校没有开展案例教学的相关培训，教师也普遍缺乏案例教学的学习，在开展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授课老师往往不得要领，使得案例法的教学成效大打折扣，没有很好地发挥该教学方法的积极作用。其三，学校经济学授课教师大都没有参与过专业相关的工作实践，经济学管理真实的工作情况根本不了解，在案例讨论环节无法对学生实施科学的指导，使得教学最终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4]

1.3缺乏完善的教学实践基地

当前阶段，多数院校的经济学专业基本不存在实践课程，多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这门课程在经济管理专业中非常重要，而且这类专业对实践具有很高的要求，在课堂上开展简单的实践活动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广泛实行，经济现代化趋势明显，具有现代经济意识和经管能力的人才极度匮乏。[5]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也要求各个院校建立经济教学实践基地，实践基地必须对经济管理环境进行尽可能的模拟，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学相关问题的体验和学习。

2“经济学基础”教学环境的革新措施

2.1增强教学的实践性

现阶段，国内大多数院校的经济学专业的授课教师都具有相对高的学历，其专业的理论知识储备比较丰富，然而受制于种种条件，授课老师的专业实践能力极为匮乏，甚至完全不了实际的企业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管理工作的实施程序。这也是长时间以来造成经济学课程枯燥、空洞非常关键因素。[5]针对这种情况，学校必须制定相关措施，有效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仅需要关注教学质量的提升，更要加强教师实践水平的提升。对于该专业的教师增强工作审核，要求授课老师适当压缩课程教学时间。首先，要求教师从事专业对应的实务工作，增强对相应职业具体工作的了解，定期组织教师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到银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和企业等单位，参与其经济管理工作，掌握经济管理工作的最直接的资料，根据自身实践，对教学案例资源进行完善、充实，使之更加贴合生活，更便于学生理解。其次，激励授课老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参加银行从业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等经济学专业资格考试，充实教师各层次的知识，有助于教师水准的提升。最后，从校外邀请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基础教学经济学专家或者企业经济管理者组织专题讲座，不仅可以对课堂教学进行很好的补充，同时还可以有效地拓展学生的知识和眼界。

2.2提高案例教学水准

经济学基础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高效的案例教学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专业知识，还可以实现教和学两方面互相影响和促进，共同都得到提高。同时，在案例教学涉及的相关考试可以鼓励学生尽可能表达自己的见解，无须顾及试卷的限制。授课老师可以学生实际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对案例教学进展进行合理的控制，同时在教学活动中，有意识地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注意学生对案例的反映及其观点，站在客观的角度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同时还可以把该项评估情况加入学生的最终的成绩中，作为学生成绩评价的一个有效参考。

2.3经济学基础实践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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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诞生于1776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当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提升，生产技术和经验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促使古典经济学学派的诞生与发展。该学派遵从经济规律，认为经济规律会主导价格和要素报酬，认定价格体系可以很好地配置生产资源，十分信赖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不需要政府给予任何干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古典学派有两个比较著名的理论，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绝对优势理论，一个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

（二）新古典学派

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学派创始人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新古典学派产生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包括分配论和价格均衡理论，主张将供求论、边际效用论、生产力论以及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前提。新古典学派的核心理论是均衡价格论，认为不同需求量和产品价格的构成是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决定的，并以均衡价格论替代了价值论。并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发展出分配论，对国民收入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比例的大小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比例大小由各自的供求关系主导的均衡价格决定，并认为经济总量是由各种生产要素共同组成的。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大萧条时期，失业率高涨、产出能力严重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凯恩斯主义可以解释为总需求管理，对经济萧条作出了科学解释：“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需要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去拉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消费和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复苏，恢复正常运转。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是IS-LM曲线，是由凯恩斯主义者希克斯总结并写出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最好的阐释。但是却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质疑与批评，认为凯恩斯主义将经济学又重新拉回了古典经济学领域中。

（四）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学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众多追随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对凯恩斯主义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并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例如繁荣和通胀的分析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托宾以及索洛等，学派理论观念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强调了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去调节社会经济总需求，促进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并且提出了混合经济论，以此应对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

（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诞生于七十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涨，失业率很高，并且通胀问题严重。由此引出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并由此演化出经济发展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相信并十分依赖个体利益最大化、市场出清、理性预期以及自然律假说四个假设，认为私人经济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货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中性的。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作出了批判，认为其主张的积极干预经济的政策手段，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六）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学流派，其汲取了凯恩斯主义中经济学理论上的不足，并在新古典宏观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发展出新凯恩斯主义，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了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

（一）代表个体分析模式问题

经济学经典的分析模式是代表个体分析，可以将微观分析和总转化当作宏观总量，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必要工具。代表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社会经济个体数量多，并且个体差异大，代表性个体分析的工作量太大，无法准确把握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容易出现误差和失误。第二是该模式的分析前提是假定个体本身存在缺陷，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代表个体的占比是一小部分，使其代表性遭受巨大的质疑。第三，在代表个体分析模式下，总量如果假定合理，其在分析时也会受到经济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干扰，使得加总行为出现问题，得到的结果并不是统一的和固定的。

（二）理性预期分析模式问题

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的理性预期分析需要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基础上，认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就是宏观经济理论覆盖下的最优经济行为。但是，在理性预期分析模式下，完全理性的经济活动和行为是不存在的，个体的经济行为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以及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不断发生变化，如果采取理性预期分析的方式去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无法做到完全准确的预测和分析。

（三）计量验证分析模式问题

计量验证分析模式在经济学中使用比较多，并且相对常规的分析方法，首先要提出问题，并引入函数模型，然后提出假设，最后根据实证数据分析的形式去开展计量验证分析。经济学流派会根据自己对宏观经济微观基础问题的理解和研究成果，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函数模型，进而对经济系统开始假设，并使用数据工具去推理、演绎，得到经济规律的数学表达。在计量验证分析过程中，分析的结果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利用提出的问题脱离实际，函数模型使用不当等。分析模式的问题容易导致过于理想化的缺陷出现，并且分析过程中有很多关键性的因素是无法被准确量化的，使得分析结果存在较大误差。

三、西方经济学流派对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问题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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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

一、课堂教学难题

三尺讲台一直被认为是神圣而庄严的传播知识、培育高尚情操的地方。在如此崇高使命的指导下,教师往往倾向于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向学生传播尽可能多的知识;往往用严肃的表情自我约束和约束学生,塑造出紧张而严肃的课堂,致使理应神圣的殿堂走上了歧路。

(一)沉闷课堂。即讲台上教师慷慨激昂,讲台下学生纪律良好。然而,教师偶有提问,讲台下仍然一片沉静。师生没有达成共鸣,教师只好在讲台上唱独角戏。从这位教师的立场出发,抱着神圣讲台理应传播知识的心思教学无可厚非。然而,高强度的知识灌输已经使学生应接不暇,陷入沉闷状态。同时,教师一直保持严肃的表情会让学生不敢言谈。

(二)躁乱课堂。即教师在讲台上竭尽全力地讲,学生在讲台下竭尽全力地喧闹,师生两不相干。表面上看课堂教学失败源于学生违反课堂纪律,实际上是教师未抓住学生的心,致使其为逃避课堂而违纪。沉闷课堂和躁乱课堂表明,师生间思想交流的共鸣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学生则以沉默或反抗的行为表示对课堂教学抵触,教师在神圣讲台上传播知识塑造人才的美好初衷以失败告终。因此,教师不仅需要深厚扎实的学科知识,还应具有良好的理解能力,深切理解学生感受。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沉浸于课堂中主动吸收和消化知识。从学生角度出发启发和引领他们探索新知识。

二、课堂教学改革思路

本着师生共鸣的原则,针对高等专科学生特点,笔者设想了几点课堂教学改革思路。

(一)轻松课堂。《教育心理学》曾谈过,人如同水。水能哭,水能笑。向水播放动听优美的音乐时,水的波纹就会变得美丽动人;向水播放悲愤的音乐时,水的波纹就会变得可怕难看。学生如水,要使其积极向上、茁壮成长,教师必须向他们展示美好的音符,即真善美,使他们感受到爱与尊重。在面对不擅长的事情时人们常敬而远之。高等专科学生在以往抽象学习中处于劣势地位,自然对学习活动心生畏惧。面对课堂,学生不仅无心学习,更无法开动创新思维,教学任务难以完成。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创新思维只有在他感觉到‘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表现和发展”。“心理安全”是指不需要有戒备心,不会受到苛求和责备。“心理自由”是指在思考问题时,不必有过多的条条框框束缚,能够比较自由地思维表达。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成功的教学依赖于一种真诚的理解和信任的师生关系,依赖于一种和谐安全的课堂气氛”。只有师生关系和谐,才能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接近,心情舒畅,才有可能使学生的创新精神获得最大限度地表现和发展。

创造一种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即营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和师生关系,使学生在心情舒畅的情境下愉快地学习,从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创造性思维。

(二)师生互动。心理学上把人分为四种类型: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和抑郁质。高等专科学生多属于第一种,活动好动,为人热情,注意力易转移,故长时间地安静听课比较困难。此外,长时间被动听课不利于学生创新精神培养。施教之功,贵在引导,妙在开窍。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应是主体地位。教师必须切实转变观念,转换角色,恰当处理“教”与“导”的关系,变“教”为“导”,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师生互动。

(三)个性教育。高等专科教育的职业性要求课堂教学紧密联系社会,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感。高等专科学生来源多样化,要研究制订适应不同生源实际状况的培养方案。课堂教学中因材施教,积极实行启发式、讨论式教学,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促进学生的个性和能力的全面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地培养学生善于提问、善于质疑、敢于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与教师不同的看法。德国在培养学生方面,注重学生个性,要求学生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着力培养学生在求异过程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四)突出主题。罗伯特・弗兰克在《牛奶可乐经济学》一书中讲,针对同一个对经济学概念“机会成本”理解的问题,没上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回答正确率比上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高两倍。他认为,上过经济学课程的学生表现欠佳的原因是:经济学课堂上,教授一次给学生灌输的概念繁杂而模糊,学生难以理解透彻。高等专科课堂理论教学犯了同样错误。设计一到两个主题,佐以大量案例分析的课堂,有助于加深学生的理解,还能教会学生发散思维,提升创新能力。

三、课堂教学改革实践

笔者试将以上设想应用于《经济学基础》课堂教学中,效果良好。在教学中,我院经济学基础选用的是吴汉洪的《经济学基础》(第三版),是经济学的入门教材,相对于国内的很多经济学教材而言,比较适合高等专科的学生使用。但是,开学不到一个月的实践,发现学生对它总是提不起兴趣,普遍反映该课晦涩难懂。笔者开始反思,经济关乎个人的财富积累,谈起应该是使人兴奋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学生反应?

笔者仔细分析学生特点,发现学生对于传统的经济学教材借助数学公式、图形、假设等较抽象阐明理论的方式不太习惯,甚至难以接受,挫败了学生天然的兴趣。为还原该课趣味性,每堂课设计了一个经济理念,抛弃数学公式,仅用日常生活琐事说明。

比如讲经济学的稀缺,一般的经济学的稀缺是相对于人的无限欲望而言,任何的资源总是显得不足。为了让同学们把握这个概念,笔者举了清人打油诗《十不足诗》为证,让学生感悟人心似海、永不知足那种欲望无限的心态。

比如经济学的需求,首先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我们的欲望(需求)划分一些层次,并举出具体例子。借此谈起满足人生不同层次需要的经济基础――收入;再深入到收入风险――通货膨胀。

比如,同学认为比较易于混淆的两个基本概念:纳什均衡和占优策略均衡。笔者给同学举了两个例子,性别之战和囚徒困境。通过一些有意思的故事让大家掌握晦涩难懂的经济学知识。

这样一堂课一个主题的讲解方式,使学生对经济概念理解透彻,能够尝试着在生活中思考,在生活中感悟经济学,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让枯燥的经济理论有了生活的气息,从而达到教学目的。

四、结语

通过高等专科教学体验,笔者发现目前高等专科教学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设想了一些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毕竟从教时间有限,经验不足,对解决问题方法的探索还很不成熟。比如,在个性化教育中尚未找到明确的思路;简化主题的课堂案例不够充分生动。为解决以上问题,笔者尚需对教学工作进行长期的摸索及对教育理论知识的不断学习。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茅于轼著.生活中的经济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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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春风，中职教育的春天也随之而至。要切实让中职教育得到发展，仅仅依靠政策和改革是不行的，这还需要我们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挖掘。在最近的示范课观摩中，笔者发现这些课无论是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都体现了中职课程改革的精神，这给我很大的触动也让我对目前所的教的中职经济学课程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改进，并根据笔者所教的中职经济学课程做了如下革新。

一、深入为生活而教的教学理念

职业技术教育换言之是就业教育，除了少部分的学生继续上高校深造外，大多数的中职学生在毕业后都将迈进社会、面临就业。因此，在中职教育中我们所坚持的教学理念就是“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以服务生活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换言之就是根据社会和市场的需要和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选择实用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

在这样的教学理念下，经济学基础作为一门经贸、财会、商务专业的基础课。虽然有着严密的理论体系，抽象的理论框架，但在教学中自然不能将其普教化，纯理论化。一方面教学中要考虑到要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与生产技能相联系，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中职学生的学习水平，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感到有兴趣并且能学以致用。让每一位学生在努力下都学有所得，学有所用，使每一位学生在聆听过后都得到不同的生活启发，最终使不同的学生在这门课上得到不同的发展，这便是对中职经济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诠释。

二、深化教学内容讲解的生活化

中职经济学基础课不同于普通的基础课程教学，它是职业技术教育中重要的文化课，而且也是职业技术教育中一门实用的专业课。经济学基础作为学习其他专业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和入门，为学生今后深入的学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教学中早已得到共识。但是我们知道作为一本讲述经济学理论的书其中避免不了许多专业名词、严谨晦涩的书面表达方式、繁琐的公式、复杂的图表，而也正是这些使大多数中职学生望而却步。从过往的实际教学情况来说，经济学基础课与专业实用性和学生基础水平严重脱节，导致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甚至对所学知识不知所云，由于这门课一般开设的比较早，等到后面的专业课中用到某一部分知识时，往往已成过眼云烟，消散在九天云外了。总而言之，经济学基础课根本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事实上，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由简单的常识加上复杂术语包装起来的学问，经济学理论的建立都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各类现象。因此在教学中，我尽量把那些生硬的书面表达方式、复杂繁琐的计算公式以及抽象陌生的曲线表格转化成在生活中常用、常见的事物、现象。用购物、吃饭、恋爱、婚姻、法律这些生活要素将经济学基础中晦涩难懂的原理解剖分析，用故事的形式将教学内容融入其中，并将故事编织起来让每一个学生体验这其中所蕴含的原理。

举例来说，当学生在学边际效用价值论时，书上的概念阐述是这样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效用，并以稀少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对于科班出身的学生来说这段话或许不难理解，但是对于中职学生，很有可能一来就被这段话弄蒙，对于接下来的学习其兴趣自然是荡然无存了。因此在课堂中，我先通过记者采访美国总统罗斯福问他对三次连任有何感想，总统让记者连吃三块三明治的故事引入。调动起学生们的兴趣。再通过生活中的进餐的例子进行比喻说明，让学生回想吃自助餐时的场景。当你进入自助餐厅尝到的第一片烤肉和离开餐厅前，勉强吃下去的最后一片肉的感觉，就会让学生对的边际效用有深刻的理解了。在理解了理论原理之后，就可以举一反三引导学生将生活中得一些现象做出解释。例如，人们离不开水，水比钻石有用的多，离开钻石人们只会觉得可惜，可离开了水人们将很快死去，而为什么钻石比水卖得贵？还有人们要靠食物来存活，但是事实上食物在发达国家的家庭中，食物所占的开支比例却不断地减少，难道食物对他们不重要？等等

在新课改政策和多年教学经验的启发下，结合中职教育教学的理念和中职学生的自身水平，将经济学基础课大量的经济学原理、概念与实际生活相联系，使整个教学内容生动有趣，简单易懂，在教学中起到了良好的成效。

三、采用多变教学手段开展生活化的实践活动

在过去的教学中老师通常是以纯理论教学为主，缺少教学辅助工具，“满堂灌”现象十分普遍，再加上中职学生的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往往对基础课程与教学方式产生排斥心理，此外，这种教学方式下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往往脱离实际，到实际的工作岗位上根本用不到。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在中职教学中采用多变的教学手段，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成了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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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经济数学是经济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是学习经济科学知识的必备工具，是经济科学体系的有机体（经济数学主要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统计三大模块）。经济科学知识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是建立在经济数学的基础之上。例如：产品价格预测、边际分析、弹性概念、造价问题、保险精算、金融风险分析和预测、市场营销策略的制订等都高度依赖经济数学知识。这些经济问题，仅仅靠经验是难以理解、难以掌握，也难以运用，只有运用经济数学知识才能加以阐述、研究、分析，才能形成完整的经济科学知识。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阐述。

产品销售预测问题

例如：一种新的电子游戏光盘上市，它的销售趋势将如何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新产品上市，在短期内销售量会迅速增加，然后逐步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理解？

这需要运用数学知识来加以解释：建立销售量是时间的函数关系（数学模型），从这个函数关系中知，产品的销售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当时间不断增长时产品销售量不断减少。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利用函数及其极限知识来加以理解、分析的。

连续复利计算问题

在投资经营活动中，经常按连续复利的方法来计算利息。连续复利能比较全面地反映资金的时间价值。如何计算呢？

例如:假设本金是A，年利率是r，如果一年分为m期结算。计息期m∞时，那么t年后的本利和为

在日常经济往来中无不关联极限知识。特别是极限思想，充满了深刻地辩证法，体现了诸如量变与质变、有限与无限、绝对与相对、近似与精确等对立统一规律，它使人们有可能从有限中认识无限、从近似中认识精确、从量变中认识质变，因而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在各个学科各个方面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

在经济活动中通常我们追求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

例如：某公司每年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原材料，对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涉及到每次进货费用，原材料价格，保管费用等，可以建立总费用是批量的函数关系，利用导数知识分析计算最优定购批量，使公司采购总费用最小。

在工程造价问题上，如修建一条横截面为等腰梯形的引水渠，在保持一定流量的情况下，怎样选择两边的倾角及高度，才能使湿周最小，因为湿周越小，所用的砌衬材料和工作量就越省，利用函数的极值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很好方法。

利润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主要指标。在一定的设备条件下，如何安排生产才能获得最大利润，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科学问题。同样商品广告对企业生产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人们的重视，商品广告确实是调整商品销售量的强有力手段，怎样决策理想的广告费用，使企业获得最大利润。利用函数的极值可以很好解决这类问题。

弹性分析问题

弹性分析也是经济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对生产、供给、需求等问题的决策，用来定量描述经济变量间相互依赖变化的问题，通俗地说，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一会使另一个经济变量变动百分之几。

例如：如何合理制定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

这是需求弹性问题，需求弹性是弹性分析中的一种，在商贸事务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它研究的是当商品价格下降（或提高）百分之一时，其需求量将产生多少个百分点的增减。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对商品地需求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商品价格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

根据需求弹性值，当＝1时，称为单位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基本相等；当＞1时，称为富有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大于价格的相对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大，适当降价会使需求量较大幅度上升，从而增加收入；当＜1时，称为缺乏弹性，即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化小于价格的相对变化，此时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较小，此时，无论微小降价或涨价，虽然需求量也有增加或减少，由于量甚微，总的销售收入不会有太大增减。

这对分析需求量和价格的关系、合理制定商品价格有着重要意义。其关键是确定商品的需求弹性，而需求弹性的确定就是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变化率的有关知识。

随着金融市场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经济数学知识与经济科学越来越密不可分，成功地运用经济数学知识解决经济问题地例子举不胜举，如经济订货量模型、经济生产量模型、敏感分析等等都是应用经济数学分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些典范。

由此可见，经济数学在经济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在经济活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并且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会计、审计、财务管理、金融、市场分析等经济领域。正如马克思说“一门学科成功地应用数学工具的程度，是衡量其发展阶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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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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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4-0036-05

一、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Sex Ratio at Birth， SRB）是指在一定人口规模下平均出生100个女婴的同时对应出生的男婴数，反映的是婴儿出生时男婴与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出生人口性别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测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衡量人口结构的重要指标。

根据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人口的经验数值，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应在103―107之间波动，也就是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应该对应出生103-107名男婴。这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年龄男性的死亡率都会略高于女性。出生时男婴数量略多，之后每个年龄男性的死亡也略多，这样到达性成熟期，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就达到了1：1的比例。相比较正常取值范围，出生人口性别比如果超过107就被称作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1]刘爽（2009）利用《联合国人口年鉴》“出生统计专辑”，对所提供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生人口数据进行了计算，发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数据可获得并被统计的62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的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都处于103-107的范围内，它们占到全部被统计国家和地区总数的约92%。其中，又以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的国家和地区最多，占到总数的46.8% 。偏离103-107的只是极个别国家。并且这种偏离也是有高有低。[2]宋健、金益基（2009）进一步分析了本世纪初期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在能够获得数据的全世界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出生人口性别比恰好为105的国家和地区占所有国家和地区总数的比例2000年为48.0%，2002年为45.2%，2003年为47.1%，2005年为42.6%。世界平均出生人口性别比2000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105，2005年为106。仅有个别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如位于拉丁美洲的开曼群岛2000年和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为86、位于北大西洋西部的百慕大群岛2002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94；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110的国家也不多，仅有位于亚洲的中国、韩国和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等寥寥几个国家和地区。[3]

从时间上看，我国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为108.47；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116.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高达118.06（详见表1）。从空间上看，1982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正常，基本维持在103-109之间，只有4个省份高于110；2000年时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17个省份在110-120之间，有7个省份高于121以上；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有15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15以上（详见表2）。从城乡分布上看，我国农村、城镇和城市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失衡，农村高于城市。根据国务院组织开展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的估计和预测，到2020年，我国20-45岁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4]可以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5]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男孩性别偏好

从所收集的国内外文献看，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人口学因素，如种族、家庭规模、父母年龄、出生孩次以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等；第二类是社会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传统、城乡差异等；第三类是自然生物因素，包括环境因素、哺乳情况等。这三类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比自然生物因素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中，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产生着直接和最显著影响的就是夫妇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的人口变动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族未来，而且对于全球的人口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当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时，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性别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顾宝昌和罗伊（Gu B和Roy K）（1995）参照东亚其他地区的情况分析了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现象后认为，失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种新的人口趋势，它平衡着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的父母对性别偏好的渴望和小家庭的要求。[6]鲍思顿、顾宝昌等（Poston JR，Gu，Liu和McDanie）（1997）通过对男孩偏好和我国分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进行的分析，证明了男孩偏好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7]

国内学者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深入论证了男孩偏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比如，穆光宗、陈俊杰（1996）通过对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层次结构研究，认为性别偏好在中国农民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中具有核心地位。[8]李南、菲尔德曼、李树茁等（1999），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上升，不仅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性别选择压力的上升，而且也部分是由于性别偏好的增强所致，“男孩偏好似乎在低生育人口中对出生人口性别比起关键作用。”[9]李冬莉（2001）则将传统家庭制度中的父权、父居和父系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实地调查，说明了地区经济发展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偏好产生了不同影响：在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性别分工对妇女更加不利的地区，传统家庭制度被保留，性别偏好很强；而在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一些地区，妇女收入的增加使其家庭地位得到很大提高，随着家庭制度的变迁，性别偏好逐步弱化。[10]可以说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政府的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都认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根本性的内在动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依旧强烈的生育男孩偏好。[11]正是夫妇的微观生育性别选择带来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这一宏观人口后果。

三、男孩性别偏好的经济和社会根源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生育观中的男孩偏好表面看起来是一种文化习俗，其根本原因还是现实生活中男性的价值高于女性，女性在学习、就业、收入等方面仍受到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没有根本性的提高。正如米德・凯恩所指出的那样：“男孩偏好实质是妇女地位低下，即妇女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的，而妇女依赖于男性实际上存在于一个社会性的制度结构层面上，即劳动的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构成、继承制度、宗教习俗、婚姻和家庭规则等。”[12] 男孩偏好的经济社会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孩子效用的性别差异。最早对孩子效用进行探索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Leibenstein），他在1954年和1957年相继出版了《经济-人口发展理论》和《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两部著作，阐述了家庭规模可以通过父母对孩子取舍的决策来实现的思想，并提出了边际孩子的合理决策理论，开创了微观人口经济学研究的时代。[13]随后，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G.Becker）于1960年发表了《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对家庭人口的生育行为和决策进行分析，详细论述了子女的成本―效用理论和数量质量替论。[14]他们认为，人们生育决策主要跟男孩与女孩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即跟男孩与女孩发挥的效用有关。刘鸿雁、顾宝昌（1998）通过在皖北地区进行的性别偏好调查发现，男孩的主要效用还是以传宗接代为主，其次才是养儿防老，接下来才是提供劳动力；而女孩的主要作用是体现在精神需求上。[15] 由于男孩和女孩存在着不同的效用，就表现出人们对不同性别子女效用期待不同和普遍偏好男孩这一症结。另外，加上我国传统的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进一步扩大了男孩和女孩给父母带来的经济效应的差距，预示着生养男孩就将在经济上给家庭带来更高的经济效应，强化了对男孩的偏好。

2.就业的性别差异。按照性别划分，劳动力可以划分为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劳动力的最初性别分工是由于家庭财富的增长，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需要，家庭制度从母系氏族逐渐过渡到父权制，男性逐渐成为承担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女性则成为承担家务活动的主要劳动力。[16]在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着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市场参与率、就业率、兼职率和行业职位选择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根据我国2010年《劳动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的男女比例分别为51.4%和48.6%，但是就业比率上女性要远远低于男性，城镇就业人口中女性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37.2%，明显低于男性就业率，并且低于女性的自然人口比（详见表3）。从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劳动适龄人口×100%）来看，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虽然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长期以来一直低于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详见表4）。①

3.行业和职位的性别差异。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各种原因使得女性在职场上难以获得与男性公平竞争的机会，存在性别隔离现象。②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劳动人口中的性别隔离始终是深深扎根于性别分工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隔离现象发生在行业、职业内部或之间，并最终导致了男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别隔离现象也存在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根据我国职业划分原则，共有73类职业，其中1-5类为管理人员，6-23类为专业技术人员，24-27类为办事人员，28-36类为商业、服务业员工，37-42类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43-73类为产业工人。李春玲（2009）统计了我国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女性就业者在这73类职业中的百分比，详细观察了职业性别隔离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在管理人员职业中的比例虽存有明显上升，但比重仍然很低，管理人员职业依旧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职业（详见表5）。[17]

4.工作期限的性别差异。在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制定了《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干部、女工人50岁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而男职工、男干部一律60岁离、退休。有差别的退休年龄规定主要是考虑当时很多职业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女性较难胜任，因此具有一定合理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很多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家务逐步社会化，并且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于男性，这一变化趋势要求在退休年龄方面作出新的变革。虽然我国关于男女退休年龄的政策不断调整，但男女实行不同退休年龄的现状至今没有改变。工作期限的差异，直接带来工资水平的差异。彭希哲（2003）通过计算考察男女由于退休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异。他假定男女青年22岁毕业后开始工作，并有相同的起始工资1000元/月，以后每工作一年工资增长3%；同时还假定不存在就业和职务提升中的性别歧视。通过计算，他发现按照现行的退休制度，男性在60岁退休，女性在55岁退休。那么，男性退休工资为2985.2元，而女性为2575.1元，比男性少13.7%。 [18]

5.收入的性别差异。王忠（2011）认为，收入是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基础，收入的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到女性的生存与发展。[19]对于女性来说，收入的增加会提高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影响力，有利于资源在家庭内部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女性自主选择生育计划（如降低生育率和提高生育质量），并有助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家庭的角度看，较高程度的性别收入平等对家庭的形成和稳定有有利的影响，并有利于家庭的功能实施和福利改善。从宏观的角度看，性别收入公平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社会和谐稳定。性别收入差异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领域。贝克尔（1985）的研究表明，当假设男女劳动力是完全替代时，对女性在经济上的歧视不仅损害女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并由此而导致投入减少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发达国家对性别收入差异的研究非常多，而我国对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并不丰富。[20]葛玉好（2007）发现，女性在工作经验回报率和工作经验年限分布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21]李实和马欣欣（2006）用1988年和1995年两年的城市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镇职工收入的性别差异，发现虽然政府主张男女同工同酬，反对歧视女性，但是现实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很普遍，即使从事相同的职业，女性的工资都低于男性（详见表6）。[22]第二期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也表明了这一事实：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包括各种收入在内的年均收入为7409.7元，仅及男性收入的70.1%，并且差距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23]

6.养老支持预期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必须依靠生育男孩来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家庭对男性劳动力有着现实需求。同时，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生老病死要依靠家庭，现实需要“养儿防老”。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有30.16%的农民主要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而生育（详见表7）。“养儿防老”既是一种养老方式，更是一种经济利益。[24]尽管现实中，子女（主要是儿子）对父母的赡养大多是低标准的，但是儿子确实起到了老年保险的作用，当父母年老有急需时，儿子不可能坐视不救。[25]徐勤（1996）通过对保定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调查发现，在经济方面，儿子与女儿的支持比例接近，但儿子的人均支持量、支持总量及父母的人均获得量均明显高于女儿，养老功能向儿子倾斜。[26]宋璐、李树茁（2011）通过对成年子女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模式研究发现，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随着父母的年龄增加而下降，而儿子对不同年龄的老年父母的经济帮助相对平衡；儿子提供的生活照料超过女儿，且这种性别差异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逐渐明显。[27]另外，在一些家庭内，家庭的经济收入大部分归男性支配，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男的说了算，女性没有发言和支配金钱的权利，较低的家庭经济地位限制了女性赡养自己父母的能力。因此，在一些农民的意识中，“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主流，生男孩就意味着生活有保障，养老没有后顾之忧。[28]

四、解决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途径

认清两性不平等的现实及其背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根源，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需要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完善政策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女性地位，促进两性平等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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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42-02

1 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

国际上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很多指标,而经济学中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工具是基尼系数。所谓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标,国际上对基尼系数的划分标准是: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贫富差距一般;0.4-0.5,贫富差大;0.5以上,贫富差距较大,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会引起众多社会问题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2.1 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下面是我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

表1 我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

年份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年份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19970.370620030.4386

19980.378420040.4387

19990.389220050.4700

20000.408920060.4960

20010.403120070.5左右(无官方数字)

20020.43262008约0.5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9

如表1所示,我国的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3706上升到2008年的0.51,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趋势,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早已越过了警戒线,这足以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2.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4761元,两者之比达到3.31:1。居高不下的数据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分布非常不均等。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补贴和福利,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要更大,大体为5倍左右,高于世界上经济水平类似我国的国家城乡差距。下表为我国1978-2008年城乡收入差距情况:

表2 城乡收入差距之比

年份19781985199420022005200620082009

城乡收入差距2.6:11.9:12.9:13.1:13.22:13.28:13.31:13.3:1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3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却日益扩大,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迅猛,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

2.3.1 东、中、西部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对比

2005年,东部地区的城乡人均收入水平都要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农村人均纯收入的超出幅度为45%,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超出幅度为27%,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城乡人均收入水平都要严重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2.3.2 东部与中、西部人均收入对比

如表2-3所示,仅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考察,近5年来,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东部与中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已由2002年的l.46拉大到了2006年的1.56,东部与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也由2002年的l.39攀升到了2006年的1.48。考察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会更悬殊。

表3 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比

项目

年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中部东部:西部

2002年9355.76424.367l0.81.461.39

2003年10211.57101.77180.71.431.42

2004年11522.97886.77920.61.461.45

2005年12884.0869l.09633.01.481.34

2006年15443.39911.310405.11.561.48

2007年16378.010519.611124.71.551.47

2008年18994.212101.412816.01.561.49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信息网有关统计公报数据计算编制

2.4 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平衡,某些产业得益于先天性或行政性垄断而获得高速发展,行业收入也远高于其他竞争性行业。金融、保险、外贸、电信、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偏高,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看,它们的差距在2~3倍。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收入和住房等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之间。

3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成因

3.1 劳动者自身条件差异导致了收入差距

由于每个居民的劳动能力有大小,而劳动者拥有劳动能力的不同必然导致收入水平的不同,产生收入差距。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居民个人在占有的生产要素和财富存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差异,经营能力有强弱,文化程度有高低等,因而每个居民获得的劳动收入或非劳动收入就不均衡。在所有因素当中影响最深远也最大的就是居民的受教育情况。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直接影响将来的收入,我国各地教育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对教育设施和教育环境的投入大,使其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人均受教育的程度也较高。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对教育投入不多,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3.2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3.2.1 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格局。国家长期实行“重工轻农”、“重城轻乡”、“挖农补工”的发展政策,农业、农村和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渠道,为工业和城市提供资金积累,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导致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较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国外有人描述,“中国的城市像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乡差距之大,可想而知。

3.2.2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自然环境因素。西部地区地域虽然广阔,但是其中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了60%,其余40%地域又被众多的沙漠、戈壁和高山峡谷所分割,交通十分不便。西部地区人口过于稀少,人口共3.67亿,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8%左右,造成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缺乏集聚效应。

(2)改革开放序列的先后。从我国改革开放推进的序列可见,我国的开放战略是由东到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到内陆,由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模式。先行发展的地区享受了国家众多的优惠条件、政策的倾斜,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在外资准入,税收减免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给予优惠,先行发展的地区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西部则处在了劣势。

3.3 收入再分配体系的不完善

收入分配调控政策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这其中大体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3.3.1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据世界银行调查,中国20%的城镇人口享受政府卫生支出的比重超过2/3,农村人口只享受了不到1/3。城乡之间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差距在3-4倍。近几年,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由于缺乏医疗保障体系,农民的医疗费用已明显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出现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致残、因病返贫的问题在贫困地区十分突出。

3.3.2 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

从我国税制结构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的税制结构。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为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美国45%,英国40%,丹麦53%的水平。房地产税等财产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仅为1.26%,低于美国12%的比重。这样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所起到的反向调节作用,极易扩大收入差距。

3.4 经济体制转轨方面的原因

经济体制转型期的制度不完善加剧了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制度不完善、机会不均等以及权力对市场的渗透等方面的原因,拉大了阶层收入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3.4.1 新旧体制摩擦和矛盾引起的高收入

在我国新旧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和矛盾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分配中的无序和混乱。有一部分人是靠转型过程中的钻“空子”富起来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房地产热和金融无序、近些年来的企业转制,都为一些人暴富起来提供了条件。

3.4.2 腐败和违法现象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

、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有的党政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握有的人、财、物、权,采用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与非法生产经营者内外勾结等非法手段,将国有资产装进自己腰包,使国有资产巨额流失。

3.4.3 以非法手段获取收入

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非法交易的现象存在,成为各种黑色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中国的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加之腐败就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这必然拉大人们的收入差距,使公众极为不满,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

4 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解决对策

4.1 积极扩大就业途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岗位才会有收入来源。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量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和销售,进而又增加一些就业岗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4.2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治贫的最主要手段是教育”。因此,一要增加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义务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投入,由政府投资基础教育、农村义务教育,让农村的义务教育完全免费,从而改变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二要适当控制高等教育的收费,目前高等教育的收费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相比已经高得离谱,导致了大量贫困学生不能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助学贷款之类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三要完善成人教育、在职教育、在职训练,特别是对农民工和城市失业人员进行培训和职业教育,使受教育的权力逐渐平等。

4.3 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

一方面统筹兼顾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加快西部开发与中部崛起,缩小地区经济差异

4.4 完善收入再分配体系

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同时通过完善税收体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重构财产税制,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在总体上提高消费税在税收中的比重。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

4.5 完善体制,杜绝不合法的收入

依靠法制治理以不正当或非法手段攫取财富的行为。非法收入的产生和发展,既削弱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又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我们要加大执法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法律的震慑力遏止非法收入,维护经济秩序,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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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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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 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 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 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 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 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 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 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 seek）。 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 ）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 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篇（11）

人类在数千年的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人们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社会经济显著发展。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终于意识到人们在人士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却对整个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新世纪以后，低碳经济的概念被提出，全球范围内对此以一种惊人的一致态度，使其获得广泛的认可和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当前的低碳经济仍然停留在理论阶段，尽管有一些尝试，但是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统一的实践活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低碳经济概述及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的概念于2003年提出，当年，英国的首相布莱尔在白皮书中称英国到21世纪中叶将成为低碳经济国家。联想到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以及伦敦被称之为“雾都”，这一概念又英国首先提出也不例外了。书中称，低碳经济是节能减排与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研究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创造出巨大财富之间的平衡，但是却没有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英国的低碳经济理论是片面的、有缺陷的。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磨灭这个概念本身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其并不是凭空创造的概念，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基础的。

首先，可持续发展理论就是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一。可持续发展尽管在我国当前处于指导性政策理论的地位，但是其实这种理论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诞生了。人们在彼时就已经开始思考人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环境带来的巨大影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

其次，循环经济学理论。从某种程度上看，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类似，但是二者还是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比循环经济的范围要更广，循环经济特别强调物质的流动性。循环经济指的是力图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循环式的流通。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所在

首先，低碳经济能够极大缓解当前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有人可能认为，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恰恰相反，其完全可以放置到经济学的范畴内进行考量。例如，利用低碳经济理论，就可以极大限制国与国之间的碳贸易，从而使环境问题有效解决。

其次，低碳经济符合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仅仅为当代人的生存环境考虑，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经济发展。高碳经济在当前就已经显现出弊端了，持续下去将会进一步压缩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低碳经济能够有效地在很多的领域改变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结构。举例来说，传统的经济使人们在消费时注重物质性的享受，这种情况下仍然不可避免地加大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低碳经济是人们开始转向精神领域的享受，极大地限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三、我国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

我国当前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有了不错的成果，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彻彻底底地将低碳经济落实到国家强制力的层面上，以实际行动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其次，相关的政策和行政权力的行使落到了实处，真正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国家财政专门设项目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环保企业进行政策上的优惠和扶持，对于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和行业进行政策上的限制；再次，在社会建设和城市建设方面注重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生态环境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最后，拘于历史原因和现实的原因，在短时间内，高碳经济的发展总体趋势暂时无法改变，以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现状还将持续很长时间，低碳经济的任务还比较重。

四、结语

其实在低碳经济的概念一经提出，我国一直是持支持的态度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仍然是绝大多数地区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经济的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到平衡点仍然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重要任务。我国当前的低碳经济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得以构建，各种保护环境的措施也已经在落实，但是比较起发达国家，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未来低碳经济还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去做，未来我们应当做的是不断充实相关理论，并且切实应用到实践中去，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坤民.中国走低碳发展之路：必要性和可行性[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