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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其周全礼数所蕴含的人品素质和人格魅力,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礼仪是伦理政治的核心,是儒家社会的模型,也是一种人格理想。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荀子说:“人无礼则不胜,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在现代社会中,礼仪是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外在表现,是衡量一个人教育程度的标尺。礼仪教育不仅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而在现代学校中的学生同样要“学礼”,礼仪既是学生的立身、发展之本,又是一所学校的强校之源。
建构“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是中职学校内涵全面提升的需要
通过建构并实施“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以下简称“体系”),实现中职学校内涵的全面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加强职校德育实效。通过实施这一体系,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尤其是开展的各项礼仪特色教育活动,不仅使德育规避了空洞说教,更能把德育做到学生的心里去,不但使职校德育实现了贴近社会、贴近职业、贴近学生的目标,而且进入到了学生的生活之中,能与他们的心灵产生共鸣。它既作为一个过程,让学生将外在的礼仪规范及其行为转化为自己的内在需求,并进而再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又作为一种心理活动,让学生将自己的信念、态度和接受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品格,从而让学生成为受到社会及用人单位普遍欢迎的人才。
二是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在这一“体系”下,培养专职礼仪教师,提高礼仪教育质量,并让他们带动全校教师都能以德育工作者的姿态和责任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各个方面承担渗透礼仪教育的任务。这一实践过程能够优化教师的职业道德,树立教师的良好形象,从而建成一支具有良好师风师德、身正技高的优秀教师队伍。
三是有利校企深度合作。实施这一“体系”能让礼仪教育与校企合作紧密接轨。学校可以与行业企业合作进行融入礼仪教育的课程开发,把企业的技术、文化、价值观以及管理模式纳入到教学中来,使企业对员工行为的规范早日成为学生的自觉行动,进而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能力。同时,在这一校企合作的过程中也能加强职校的专业建设。
四是助推学生顺利就业。该“体系”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发展为根本。这一“体系”十分有利于中职学生毕业后顺利就业和就业后的终身发展,并能让学生终生受益。现代企业十分重视企业形象,相当关注就业人员的个人形象和道德素养,良好的礼仪行为习惯会使中职毕业生具有胜人一筹的就业竞争力。因而,这一“体系”能确保中职学校向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并由此打响学校“高素质、高技能”的品牌。
“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的内涵
绍兴市职教中心建构的“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的内涵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礼仪特色教育原则、礼仪教育系列活动、礼仪养成教育制度、礼仪分层达标方法、礼仪考核评价机制、礼仪师资队伍建设、校本礼仪课程建设和就业礼仪模拟实训。如下图所示。
礼仪特色教育原则。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的原则有六个,即主体性原则、活动性原则、生活性原则、习惯性原则、就业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它们体现着实施“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
礼仪教育系列活动。中职礼仪特色教育系列活动分为五大类,即全校性主题活动、专业学区专题活动、班级主题班会活动、日常礼仪操活动和家校共育联合活动。其中全校性主题活动由学校德育处和团委主持,按学期或月组织举行;专业学区的专题活动由学区自行设计和安排,内容包括将文明礼仪知识活化为解决专业学区内、校园内乃至社会上不文明行为的实际问题,创设专业礼仪情境让学生即兴表演如何把文明礼仪付诸实际行动,利用专业技能为宣传和践行“文明礼仪”作贡献等。而日常礼仪操则有两种,一种是中职普适礼仪操,另一种是中职专业礼仪操。中职专业礼仪操中有几节的动作因专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商务专业礼仪操就包括了整装礼、鞠躬礼、握手礼、引领礼、让座礼、蹲姿礼、转体礼和致谢礼等八个方面的动作。家校共育联合活动则是建立在家长与班主任经常联系的基础上,配合学校礼仪特色教育主题活动而展开的。如在全校进行“孝亲尊师”主题活动期间,同时开展了“感恩父母”家校联合活动。家校联合活动情况及学生平时在家礼仪情况的反馈通过学校校园网上的“家长平台”上进行,平时家长与班主任也可用QQ、手机短信等通讯方式及时联系;而在每学期放寒假或暑假前,各班主任都要到学生家中走访一次,与家长面对面共商教育对策。
礼仪养成教育制度。礼仪养成教育的规范化制度包括《中职在校学生礼仪规范》《中职实习学生礼仪规范》《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等,均由学校教师自编。例如《中职在校学生礼仪规范》基本涵盖了学生在校园学习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坐、立、行、说、服装、发型、体态、语言和人际交往等。而《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不仅朗朗上口,更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礼仪思想的精髓。学生平时朗诵《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定期参与“三字经”背诵赛,修身养性、养成礼仪习惯水到渠成。
礼仪分层达标方法。对学生实施礼仪养成教育所采用的方法是礼仪分层达标法。实施这一方法,首先要使学生在文明礼仪环境中受到熏陶,如在校园里张贴关于礼仪的名人名言、警示标语、书法佳句等,学生进入校门时首先引入眼帘的是电子屏幕上每周更新的礼仪规范宣传语等。同时,向全校师生倡导“微笑待人”和自问“今天,你微笑了吗?”通过“有序推进”,实现“两次转化”。“两次转化”是指先由认知向行为转化,再由行为向习惯转化。而“分层达标”是指分年级层次达到不同的预定目标。例如学生在一年级时,认知部分主要是《中职在校学生礼仪规范》和《中职学生礼仪“三字经”》,行为训练部分以坐、立、行、说为主;二年级第一学期,主要是巩固以上认知部分,行为训练部分以体态、语言、气质、风度为主;二年级第二学期认知部分主要是《中职实习学生礼仪规范》,为以后三年级的实习做好准备,行为训练部分以具有专业特色的职场礼仪模拟实训为主,而与各专业相关的礼仪则有机渗透到各专业课教学中。
礼仪考核评价机制。制定《中职学生校园文明礼仪测评标准》,对学生进行量化评定。评定人为班主任、教师、家长、实习企业相关人员、文明礼仪学生监督岗等,其中班主任在当月进行考核。《中职学生校园文明礼仪测评标准》中的五个测评项目及其子项目为:“待人礼仪”及其子项目“仪容仪表”、“文明言行”、“集会礼仪”、“人际礼仪”,“学习礼仪”及其子项目“文明出勤”、“课堂礼仪”、“实训礼仪”、“自修礼仪”、“课间礼仪”,“环境卫生”及其子项目“校园卫生(含包干区卫生)”、“教室卫生”、“工场卫生”,“生活礼仪”及其子项目“爱护公物”、“文明就寝”、“文明用餐”、“文明回家”、“遵守校规”,“社会公德”及其子项目“乘车(含校车)礼仪”、“交通礼仪”、“网络礼仪”、“笃守公德”。
以上各子项目均有具体测评标准,并量化为分数。学生自评后,由各评定人打分,按权重统计并计算平均分作为测评分。在考核的基础上,每一学期期末评出“礼仪特色班级”“学区文明礼仪之星”“学区礼仪形象大使”“微笑文明星”和“十佳文明礼仪学生”,并通过在校园网和校电视台上的展示,强化礼仪特色教育中优秀班级和优秀学生的表率
作用。
礼仪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建设并健全一支学校礼仪教育的骨干队伍,以专职或兼职礼仪教师的礼仪“示范”带动全校师生的礼仪规范,从而确保礼仪教育顺利开展。各学区由首席教师推荐两名教师担任学区的专职礼仪教师,其中一名为有专业特长、具备良好礼仪素质的职场礼仪教师;各班级原则上由班主任兼任礼仪教师;同时,聘请校外的礼仪专家来校为全体师生讲课。倡导教师人人都是文明礼仪教育的实施者和示范者,也是学生直接仿效的对象,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要做到。举办“全校教职工礼仪培训知识考试”,在全校教职工中开展以“美化学区、美化处室”为主题的文明礼仪创建活动,开展“教职工文明礼仪示范岗评选活动”,举办教师文明礼仪演讲比赛,每学年评选学校“教职工文明礼仪标兵”,以强化教师的示范作用。将教师在教学中渗透礼仪教育的经验总结和优秀论文汇编成册。
校本礼仪课程建设。在全校开设文明礼仪课程,任课教师由学校专职文明礼仪教师或兼职文明礼仪教师(班主任)担任。开发编纂了一套全校用《中职学生礼仪读本》,包括《中职学生礼仪读本》《中职学生课堂礼仪(礼满课堂)》和《中职学生职场礼仪》等。这些校本教材均有相应的音像制品,即评选出一批礼仪教育示范课后,将授课视频刻成光盘上传到校园网进行交流,实现资源共享。此外,聘请事业有成的优秀毕业生以现身说法、现场讲解、专题讲座等方式向学生介绍自己礼仪习惯的养成过程和礼仪习惯给工作带来的显著成效。在这些优秀毕业生的故事、业绩中无不闪烁着文明礼仪的熠熠光彩,让在校的学弟学妹们感到格外亲切,更有说服力。
就业礼仪模拟实训。在就业指导中融入礼仪教育,使礼仪教育与就业指导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各专业学区都要在二年级的第二学期安排举行就业招聘会的礼仪模拟实训和专业工作岗位上常用礼仪的模拟实训。实训后进行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议。同时,还要模拟企业情景进行礼仪演练。例如餐饮旅游类专业设置宾馆客房、酒店餐厅等模拟的职业场景,由学生轮换扮演服务员、领班、部门经理和顾客(宾客),按照正常的职业工作过程进行演练,然后由扮演顾客(宾客)的学生按照教师设置的突发事件展开情景表演,表演后再由师生共同评议学生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和处置突发事件时的礼仪言行是否正确,态度是否妥帖和得体。
“基于社会就业的中职礼仪特色教育体系”在绍兴市职教中心实施后,发挥了文化育人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学校德育实效,提升了学校文明指数,塑造了学校的良好形象,推动了学校内涵的持续发展,使学校在打响“高素质、高技能”品牌的同时,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由于在德、智、体、美等诸方面取得的突出育人成就,绍兴市职教中心近年来多次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省、市职业教育先进集体,2010-2011年度绍兴市优秀中职学校,并在2010年11月被评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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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绿色治理理解为一种与环境友好、与社会和谐的治理思想和模式,在实际的企业运作过程中,绿色治理不仅是在公司发展战略、生产过程和产品研发中要体现绿色内涵(如积极探索节能减排的生产工艺和流程,加强生产过程的能耗管理,研发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趋势的产品),还在处理与外部社会和内部组织的关系中体现和谐这一重要内涵,这一内涵包括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
但笔者以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
关键词 :生态型政府;内涵定位;广义上世纪70 年代以来,由于环境问题的弥散性,环境因素已成为关涉和平、发展与安全的新变量,生态环境治理被逐步纳入政府管理重点范畴。在此背景下,南京农业大学黄爱宝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1 期上发表的《“生态型政府”初探》一文,从内涵定位与基本特征两个方面提出并阐述了“生态型政府”新理念。以谋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促进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建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令人甚感鼓舞。但笔者认为,在支持这一新理念的同时,却仍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所支持者,把生态问题纳入政府重点治理范畴乃全球环境治理大势所趋;所商榷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定位则不应限于狭义。
一、大趋势:全球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参与
关于全球环境治理,学界目前尚无明确一致的界定。但根据联合国1992 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可以认为,所谓全球环境治理,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就是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家(主要指各国政府)是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各国通过加入政府间国际组织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在作用渠道上,在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退化与沙漠化防治、危险废弃物处理、污染防治、水域保护、资源能源开发与利用等较为广泛的议题领域,各国通过双边、多边对话以及全球环境会议,形成相应的合作体制,签署国际公约,以促进各国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解决。
在原则规范方面,国家环境主权原则、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同时,各类涉及环境发展问题的国际法律规范也已通过国际公约或会议宣言得到阐明,比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防止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处置巴塞尔公约》等。
在操控方式上,主要包括环境立法、经济措施、政策调控、资金援助、技术转让、建构信息知识网络、监督评价等,都已在环境治理中得到应用。
在全球环境治理大趋势下,一方面,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国内环境规划。通过国内环境立法,在政治决策与社会发展中贯彻环保理念,比如“环境友好”概念以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新理念的相继提出等。另一方面,一大批环保NGO在民间社会自发成立,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国际等,他们通过发动不同规模、不同类型(如呼吁、示威游行等)的环境运动,既推动了生态环境理论层面的思考,又促进了国内环境治理进程。
中国作为大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采取多种参与方式,包括参加国际环境发展会议或论坛,出席有关国际公约缔约方大会,签署、批准或加入国际环境发展条约、协议、修正案,参与国际环境治理项目合作,主办大规模高等级的环境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或论坛。因此,从全球环境治理背景看,把生态环境问题纳入政府治理重点范畴已是大势所趋。
二、内涵定位:从狭义浅生态到广义深生态
对“生态”一词的内涵界定,就目前研究而言,在范畴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层次上有深生态与浅生态之别。狭义界定主要指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广义界定则指任一主体与周围环境趋向生态化的动态平衡与综合协调的哲学思维。浅生态侧重于对环境问题的技术性解决,深生态则倾向于对自然内在道德价值的思考,进而主张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全方位的生态化。黄爱宝教授把生态型政府中的“生态”内涵定位于狭义的浅生态,即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那么,“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实现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的政府,或者说是以保护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为根本目标与基本职能的政府”。
狭义的浅生态定位本身并非错误,可能有利于突出对自然环境的纯粹保护议题。但从深生态哲学、生态政治乃至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狭义的浅生态定位并不一定有利于环境治理的实践进程。
从深生态哲学角度分析,深生态哲学的生态主义思考与我们平常所讨论的环境主义思考有所区别。一般的环境主义仅“主张一种对环境难题的管理性方法,确信它们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变目前的价值或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得以解决”。而生态主义则认为:“要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和使人满足的生存方式,必须以我们与非人自然界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与政治活模式的深刻改变为前提。”明确“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一体共生、内在统一关系,从而“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否则,生态环境危机将在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模式下重复发生,人类社会就将处于循环往复的生存危机之中。
从生态政治角度观察,生态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以系统论为认知方法,以综合协调与动态平衡为理论内涵,从而成为把政治、社会与自然视为三位一体化、紧密联结的有机系统。要求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生态化,不仅力求政治体系内的协调与平衡,更谋求政治体系外政治、社会、经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在“强调社会民主、政治民主和权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种族和性别的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一种“符合生态的分散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模式”。因此,或许可以通过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城市、生态社区等概念往上推延。那么,一种环境友好型政府进一步说是一种“生态政府”的理念呼之欲出。即:政府不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保持高度关注与关怀的政府,而且应当是贯彻生态原则——协调、平衡、多元化、开放性、兼容性、非集中化的政府。如此,则可以首先从行动理念上缩小甚至避免单方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所造成的局限,扩大并深化全方位推进环境治理的有益成果。
从目前环境治理实践看,单纯以环境技术方法推进环境治理进程并不能取得较大成效。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已普遍认识到,环境治理是一项浩大长远的系统工程,必须在环境与发展、环境与社会之间综合协调。
因此,生态型政府的“生态”内涵,如果定位于广义的深生态层面,则更为恰当。尤其在新世纪初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乃至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之下,处于大力推进“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之中,在公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仍然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带动引领作用情况下,面向未来应当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仍然应该是值得学界与社会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就全球范围而言,21世纪将明显是一个“治理”的世纪,而治理的内涵即多元互动协调。定位于广义深生态内涵的“生态型政府”理念或可作为一种有益于新探索的新启示。因为,只有具备生态思维的政府,才能引领出一个具备生态思维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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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十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在的积极引用和诠释下,“新常态”一词迅速传遍于中国的报刊媒体及互联网,成为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时代热词之一。本文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在系统论述新常态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常态下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理论角度探寻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冲破困境“藩篱”后的途径和出路。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一)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央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解读和界定是最为清晰的,中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从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变化,并提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落实机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的趋势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是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因此,保持经济发展稳定、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注重经济政策效益、追求经济增长质量、突出创新型战略驱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基本和核心内涵。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总目标,那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在积极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政治新常态的衡量标准为: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和行使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体现民主性,三是治理过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组织履职服务的高效化,五是国家治理系统和制度安排的协调性。
(三)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新常态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会新常态。法治化的社会,要积极营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环境,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法治社会新常态包含以下内涵:一是积极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积极培育社会居民的法治意识;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让法律赋予社会治理主体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依法监督。
(四)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一方面,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得当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值,在降低民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同时,使得公共部门进行环境治理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加,使得政府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很容易消弭群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设中的新常态。在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越来越大,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价值混乱、价值堕距、价值真空等险象丛生,使得文化综合体系难以有效建立,主流价值观混乱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驱动。当前,一方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渠道,为人们便捷地享受文化权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完全、高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现代治理水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总目标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协同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总体上不断提升。但也还存在法治化、民主化程度不高,治理结构不合理,制度运行灵活性较差等问题,还亟需不断改进和完善。
(二)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实现现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现代技术和手段。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协同办公平台等建设。但是,与社会发展步伐和公众期待相比,公共部门现在的管理技术手段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落后,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三)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当前,中央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处了曝光了大量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作为公共组织中的个体,深处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这个“大染缸”中,势必会发生“染缸效应”。健康的组织文化体系会使公共管理者个体发生积极反应,主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相反,发育不良的组织文化和价值体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个体陷入道德困境,不顾法律政纪和道德意识的约束,产生权力寻租和行为。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发展的出路探析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不断完善职能职责,通过加强管理管理能力学习和职业伦理培训、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落实绩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门人员的综合治理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增强服务意识、回应能力、效能观念和法治意识,切实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的综合性能力。
(二)不断加强对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手段创新。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技术要求,组建优秀的公共管理技术团队,充分把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物联网技术、智慧政务技术、绩效治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及预警技术等充分运用于现代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为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现代技术支持。同时,加强对全体公共管理者的现代技术应用培训,提高公共管理队伍的现代技术综合应用水平,确保现代技术切实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积极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体系。应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违法违规惩戒体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对公共管理者进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管理观和发展观,将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笼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能够同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与监督,实现社会公共价值与自我人生价值的积极结合和有机统一。
结束语
当前,“新常态”一词已成为官方话语体系中描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综合性词汇,并焕发出新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穿透力,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在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着新的变化、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破解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不断找寻新的方式和出路。(作者单位: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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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河北省审计厅重点课题《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治理的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13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国家审计内涵分析
收录日期:2014年3月3日
一、国家治理的概念
“治理”有管理、统治之义。任何组织都需要治理,并建立有效的治理机构,国家作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组织,同样离不开治理。国家治理不是指单纯国家机构运行系统的权力划分,而是国家机关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置,协同市场和公民,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核心是以新的方式和方法进行社会资源和代价的分配,解决好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问题,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协调良性发展。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政府、市场与社会的相互协调,以管理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全面、均衡发展,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民主与法制建设深入发展,公众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从立法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反馈再到社会管理,公众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中。现阶段,国家治理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四方面:
1、国家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国家治理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又包括了公民、其他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国家及社会事务的管理不只由政府负责,更多的社会主体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并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作用。
2、国家治理的机制具有复杂性。国家治理的机制,既包括政府管理协调、市场配置、公民社会自治,又包括中央和地方、区域间的互动。
3、国家治理强调公平和民主。从国家治理的理念而言,强调了责任、透明、民主、合法性和公平公正;从国家治理的目标而言,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国家繁荣发展,人民利益获得保障和提高。
4、国家治理的范围以促民生和社会发展为主。当代的国家治理,淡化了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务方面职能。
二、国家审计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中对审计的定义是: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可见,审计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在经济生活中,按照实施审计的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审计、社会审计和内部审计三种,在不同的领域发挥各自的职能。
1、国家审计的概念。国家审计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及其人员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之下,依据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对各级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查,评价经济责任,用以维护财经法纪、改善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宏观调控、保障国家安全的独立性经济监督和服务活动。
2、国家审计的职能。国家审计机关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计监督权,监督检查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财政收支及公共资金的收支运用情况。因此,国家审计的基本职能是监督。国家审计机关依法检查被审计单位在经济活动中是否按授权或既定目标履行经济责任,有无弄虚作假、违法违规、损失浪费行为,并督促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促使其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经营。监督的权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要求报送资料权;检查权;调查取证权;行政强制措施权;提请协助权;移送权;处理处罚权;通报或公布审计结果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审计的职能也在不断深化,由“监督经济活动运行”发展到了“国家治理”的层次,这就要求国家审计除了履行监督职能这一基本职能之外,还要对某些管理职能履行情况作出评价,如被审计单位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经济效益的优劣等,并提出改进经营管理的建议,比如经济责任审计、政府绩效审计等,从而发挥国家审计在权力运行监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腐败治理等国家治理方面应有的作用。
三、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是特定政体下的统治手段,国家审计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大框架下运行,必须服从于国家治理的大局,同时国家审计职能发挥得好坏从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效果。所以,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最终发展上具有一致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以下三方面:
从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的需求决定了国家审计的产生,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系统中的监督控制系统,国家治理的目标决定了国家审计的方向。
从审计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国家治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来看,国家审计参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动因是基于公共受托责任,国家审计通过发现并促进问题整改,保障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有效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对改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十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在的积极引用和诠释下,“新常态”一词迅速传遍于中国的报刊媒体及互联网,成为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时代热词之一。本文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在系统论述新常态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常态下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理论角度探寻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冲破困境“藩篱”后的途径和出路。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一)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
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央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解读和界定是最为清晰的,中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从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变化,并提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落实机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的趋势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是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总目标,那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在积极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政治新常态的衡量标准为: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和行使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体现民主性,三是治理过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组织履职服务的高效化,五是国家治理系统和制度安排的协调性。
(三)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新常态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会新常态。法治化的社会,要积极营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环境,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法治社会新常态包含以下内涵:一是积极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积极培育社会居民的法治意识;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让法律赋予社会治理主体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依法监督。
(四)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
一方面,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得当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值,在降低民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同时,使得公共部门进行环境治理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加,使得政府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很容易消弭群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设中的新常态。
在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越来越大,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价值混乱、价值堕距、价值真空等险象丛生,使得文化综合体系难以有效建立,主流价值观混乱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驱动。当前,一方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渠道,为人们便捷地享受文化权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完全、高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现代治理水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总目标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协同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总体上不断提升。
(二)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实现现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现代技术和手段。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协同办公平台等建设。但是,与社会发展步伐和公众期待相比,公共部门现在的管理技术手段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落后,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三)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当前,中央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处了曝光了大量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作为公共组织中的个体,深处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这个“大染缸”中,势必会发生“染缸效应”。健康的组织文化体系会使公共管理者个体发生积极反应,主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相反,发育不良的组织文化和价值体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个体陷入道德困境,不顾法律政纪和道德意识的约束,产生权力寻租和行为。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发展的出路探析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
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不断完善职能职责,通过加强管理管理能力学习和职业伦理培训、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落实绩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门人员的综合治理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增强服务意识、回应能力、效能观念和法治意识,切实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的综合性能力。
(二)不断加强对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手段创新。
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技术要求,组建优秀的公共管理技术团队,充分把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物联网技术、智慧政务技术、绩效治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及预警技术等充分运用于现代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为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现代技术支持。同时,加强对全体公共管理者的现代技术应用培训,提高公共管理队伍的现代技术综合应用水平,确保现代技术切实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积极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体系。
应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违法违规惩戒体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对公共管理者进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管理观和发展观,将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笼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能够同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与监督,实现社会公共价值与自我人生价值的积极结合和有机统一。结束语当前,“新常态”一词已成为官方话语体系中描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综合性词汇,并焕发出新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穿透力,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在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着新的变化、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破解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不断找寻新的方式和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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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资博.“新常态”研究述要[J].重庆社会科学,2015,04:32-41.
一、多元社会治理的涵义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尽管不同学者对“多元社会治理”基本内涵的理解存在细节上的差异,但也包含着两大基本共识: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重要甚至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社会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组织、公民社会等等。社会治理的手段是复合的,既有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市场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有市场化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有非营利组织通过市场化手段或者社会动员手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为了进一步把握多元社会治理的涵义,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多元社会治理的本质:
1.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上,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合理性基础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更多的转向为社会主体活力的持续释放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角色上来。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用法律、经济乃至政治的途径与方式发挥全局性统筹协调功能,开始做更多的冷静思考、制度研究和长远规划。
2.在政府与公民关系的认识上,公民作为政府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享有参与权和发言权。政府行政的效果取决于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有赖于行政相对人的合作与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间不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同时还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被监督者与监督者的关系。
3.在责任意识上,多元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片面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方责任向同时强调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责任的转变。可以说,多元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行政集权式社会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社会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二、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特点
1.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以法治为基础。法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制度资源和调控模式,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提出的构成“善治”的八个特征,即:参与性、协商性、责任性、透明性、回应性、有效性、公正性、包容性以及合法性几乎都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社会生活需要不同的手段来调节,社会治理也需要采用多种多样的手段,如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等,但整体而言,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运行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强调运用法律调整手段把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限、方式和程序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把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权力和义务用法律手段固定下来。从而运用法律调整的公开性、规范性和普遍性来有效地制约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滥用。
2.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受多种环境条件的制约。众多环境条件如市场发育程度、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民间资本的规模、绩效评估机制以及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等等,都会影响到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成效。尽管“我们不是在完善的政府与完善的市场中选择,而是在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场之中选择”,但是,“尽管有不完善的政府,不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社会,但我们是在完善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做出选择。”
3.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具有动态、权变的特点。和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稳定和刚性相比,多元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动态和权变的特点,在不同国家,其实现路径不同。首先,现代社会面对的外部环境是多变和模糊的,各种信息的不确定性,必将会增加公共决策过程的模糊性。其次,社会成员是流动的,具有多样化的需求。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成员本身的动态性要求社会治理必须遵循权变原则,也就是因地施治原则,注重环境因素和偶然因素。社会治理的权变方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治理没有一个最佳方法;第二,在特定情况下,并非所有方法都同样有效,其有效性取决于设计或方法对情景的适合程度;第三,管理方式的选择应该以对环境中的偶然因素的细致分析为依据。多元社会治理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以协商、参与机制为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是权力、利益逐渐分化的多中心社会,政府只是社会之一极,它用服务而不是用集权来获取公民的支持,这就是多元社会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社会治理也应该是多元的。首先,社会治理应坚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会政策、方针、对策、措施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社会利益,并且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取向,尤其应使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利益得到保护和体现。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是相互协作的关系,追求公共责任的实现。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协作的关系。在协作关系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公共责任,多元社会治理实现了从片面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单方责任向同时强调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共同责任的转变。在公共责任的框架下,一是要求确立现代公民观,包含权利本位意识、竞争与合作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制度合理与合法性认识等基本内容。二是民主公平价值观的确立。社会的自治与自我管理在各个组织与公民个体的民主参与下才可以实现,这种民主意识不仅体现在多元的社会主体相互合作之间,而且在各个社会自治组织内部更应该实现民主管理。马克思・韦伯式官僚体制的组织特征如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正式结构、有限的沟通渠道、狭窄的创新和变革空间等特点,是不符合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的,因为多个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意味着商议、参与、合作、信息的自由和无限制的传递,以及以妥协和相互理解为基础的契约,还有对权力和资源的更为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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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5-0058-04
一、引言
虽然实践教学具有不容置疑的理论渊源,并在理工类学科和职业教育类课程的教学中广泛的使用,但直到2005年,“实践教学”这一概念才正式出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方案中。此后,学界便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内容涉及实践教学的内涵和外延、目的和原则、地位与现状、实施与保障,掀起了实践教学发展研究的一个。
可以这样说, “05方案”的实施,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发展的空间。以“05方案”为界,笔者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探索时期,后一阶段为发展时期。后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较,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从“社会实践”到“实践教学”的范畴转化。以前,“社会实践”一直是实践教学的代名词,“05方案”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1]。二是实现了由方法论到课程论的教学转化。传统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社会实践,常常作为教学方法、环节而存在的,它源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教育法[2],而“05方案”在保留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确定了它的课程化意义:“实践教学要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3];三是实现了从经验到理论的认识转化,以前我们谈“社会实践”主要是基于教学经验,而现在我们则尝试着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上,进行实践教学理论模式构建。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与外延
1.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第一,教学论和课程论的分野。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涵的研究视角,有两种观点:一是教学论上的界定,认为实践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一个环节、路径、方式和模式。有人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是把理论与实际、课堂与社会、学习与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的,培养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自主研究解决问题等实践能力的多种教学方式的总和[4];有人认为实践教学本质上是一种教学活动[5]。
第二,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相对于课堂教学还是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的这一问题,学界也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相对于课堂教学而言的[6],二是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而言的教学活动,是一种基于实践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活动[7]。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教学的是相对于课堂理论教学而言的[8],对此,我们认为,课堂理论教学也是理论教学,它们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没有本质的不同。
第三,狭义的实践教学和广义的实践教学。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目前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狭义的实践教学,是利用社会实践这一空间组织的教学活动,主要是采取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现场参与等形式;二是广义的实践教学,指的是除了进行理论教学之外的所有与实践相关的教学活动方式,它可以体现在课堂教学之中,如课堂讨论等,也可以体现在课堂教学之外,如研讨专题报告等。
狭义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社会实践,作为对传统范畴的延续,这是符合“05方案”本意的。然而经过几年的研究实践,学界大部分倾向于把实践教学作广义的理解,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广义的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包容性和操作性更强,而且在理论上也没有障碍,特别是能够解决一些教学中的实际困难,如实践教学的时间和空间、实践教学的参与问题等,如让每个学生都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在目前的情况下,依据现有的条件是力不从心的,广义的实践教学则能够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样的问题。
2.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外延
相对于实践教学内涵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关于实践教学外延的理解,总的来说比较一致。
有人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现的目的上来划分,实践教学可分为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实践教学;以服务社会为主的实践教学;以培养能力为主的实践教学;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时空来划分,可分为课堂上的实践教学和课后的实践教学,校内实践教学与校外实践教学[9]。
有人按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主体行为过程划分,可分为体验型实践教学、践履型实践教学、研究型实践教学。有人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的内容的范围上划分,可分为单项性实践教学、综合性实践教学。有人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的内容的表现形式上划分,分为显性的实践教学和潜性的实践教学。当然还有诸如根据实践的方式不同划分的自我实践和社会实践及根据实践的环境而划分的现实实践和虚拟实践等。
三、实践教学的地位、目标、原则和理论支撑
关于实践教学的地位,目前学界大致也有三个观点:一是补充论;二是辅助论;三是互补论。“补充论”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的,如有人认为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补充和完善,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辅助论则是从教学环节上来理解,如有人认为实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辅助环节;互补论则突破了主从论的观点,认为实践教学和课堂教学都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组成部分,是有机的结合体,双方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0]。前两种观点虽然也强调实践教学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重理论和课堂教学而轻实践教学的认识,总的论调还是主从论,现在学界一般是倾向第三种观点。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目标和原则,学界的研究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基于一定的视角,略有不同。从目标上讲,总的来说包括:知识目标,情感目标,能力目标,教育目标和成才目标[11]。关于实践教学的原则,也是大同小异,主要有两种:一是四原则论,有人把实践教学的原则概括为,选择方式的针对性,教学目标上的实效性,教学内容的时效性,资源整合上的立体性[12]。也有人认为是参与的广泛性,时间的连续性,组织的可行性,实施的有效性[13];一是三原则论,即实践求发展原则,制度化和规划化原则,主体性原则[14]。
关于实践教学的理论支撑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对传统经典理论的继承和发扬,这主要包括理论联系实际认识论原则和“知行合一”的思想品德形成规律;二是对现代教育思想的借鉴和移植,代表性的有两种理论:第一种是主体间性的理论,提出了由主客体二分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转向[15];第二种是建构主义的理论,提出依据大多数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建构教学体系、营造教学环境,借助有效中介实施实践教学[16]。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状
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状,学界研究细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认识上的局限。表现在:一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认识不清,使其要么在特殊中虚化,要么在一般中迷失;其次是将实践教学仅仅定位在社会实践上,限制了实践教学的内涵和外延,使实践教学的方式停留在“走出去,请进来”,局限了学生广泛参与的空间,三是对实践教学的可操作性问题认识不足,没有找到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适应的、学生可广泛参与的实践教学方式[17]。
课程上的难题。“05方案”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标准”规定了实践教学的学时与学分,实现了实践教学规范化,但要将这些政策文件物化为校本的教学计划而不流于形式,道路还很漫长。
教学上的难题。如实践教学时间和空间、实践主体覆盖和在实践过程持续性不强等难题。
体制上的难题。第一,现有的教学管理体系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实践教学提出的实际需要;第二,实践教学面临人力、财力资源有限和实践基地不足的“窘境”;第三,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也有待形成[18]。
综上所述,如果说随着认识的提高,课程性的难题可以迎刃而解的话,后两个难题则尤为困难。
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施
如何开展实践教学,使之真正成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有效路径和有力的支撑,这是实践教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纵观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两种倾向,具体表现如下:
1.围绕模式的创新来研究实施实践教学
第一,对一种或几种实践教学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寻找创新的载体和范式。有人以“问题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为例进行了专门研究,提出“问题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的实现流程:一是理论假设,二是目标指向,三是程序设定,四是策略创设[19];有人从研究性教学理念出发,专门研究了课题研究、案例研究和自主研究的实践教学模式[20]。有人专门研究“自主考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中的运用[21],有人提出递进交叉式的实践教学模式[22]。
第二,从课程体系的构建上进行实践教学创新。有人认为实践教学模式首先要搞好顶层设计,制定计划和大纲。其次,抓好“三个结合”,在“总分结合”、“点面结合”、“条块结合”的基础上构建实践的教学模式。最后,落实“三关”,建立科学评估指标体系,即制度关、过程关、检查关[23]。
有人通过学分制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推进建设。所谓学分制是指建立在选课制基础上以学分为计算单位的社会实践教学管理制度。它以自由选课制为基础,以导师制为保障,以项目招标制为有效途径,以社会实践基地为依托,以多种社会实践方式为载体,以保障机制、交流评价机制为重要补充。其基本理念是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整齐划一向教育模式的多样化方向发展[24]。
2.围绕课程建设来研究实施实践教学
有人根据课程特点,实行分合结合、多种形式互补的原则来安排实习、实践,以缓解落实实践、实习基地难的问题,采取“就近”原则,充分运用本地、本校的实践教学资源,以缓解经费紧张问题合理设计“两课”实践教学活动,使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统一组织安排,“两课”实践教学必须以一定的时间作保障[25]。
有人在借鉴、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出以课程专题调研为主线,以问题式、参与式和研究式教学为特点,以学生团队学习为主要组织形式,以自主学习、过程教育为重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26]。
还有人根据从不同的课程研究实践教学模式,如“形势与政策”课的“123”模式,即需要“明确一个宗旨、选择两种渠道、搭建三个平台”[27];“概论课”的第一课堂、二课堂、三课堂的立体式实践教学模式[28]等,有人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的整体性思路出发,重点探讨了研究性实践教学的模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良好的态势,由过去单纯的经验介绍、理念探讨和方法研究到现在的课程设计、体系构建和模式创新,实现了由教学论到课程论的双转移,这标志着实践教学课程化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
六、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评价与保障机制
教学评价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难点问题,特别是实践教学的评价机制,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价值表现为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潜性与显性的特点,再加上实践教学本身的时间空间的变化多样,致使教学管理的难度加大,对学生的评价也会变得复杂,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不多,但其中也不乏闪光点:
有人借用美国学者米斯提出的评价的九项指标来评价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并特别强调确定的内容和课堂化是评价的基础,认为课堂化的评价标准是知识的连续化和高级化;课堂组织的论坛化的程度;班级化的程度[29]。
有人在对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价模式进行批评的同时,提出发展性评价,并认为发展性评价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构建起教师发展的动力机制、发挥标杆作用的引导机制以及促进师生共同发展的保障机制等三项核心机制[30]。
有人在总结和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业评价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方合力和动态计分法。所谓“多方合力”指的是学生、教师和辅导员三方共同参与学生学业评价活动;所谓“动态计分”就是根据学生的理论成绩与三年的实践成绩滚动记录,并最终形成该课程学生的学业成绩[31]。
有人提出教学评价方式的创新应由看“成绩”向看实际表现转变,由定性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转变,由单向评价向“双向交流”转变[32]。
总之,由于实践教学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发展的趋势,教学评价也体现出结果性和过程性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构建。
关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学界的研究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争议,总的说来分为两类:即硬件保障和软件保障,硬件保障就是人、财、物等方面的保障;软件保障就是指机制、体制的保障。如有人总结了五大机制,即组织机制,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工作机制,基金机制等[33]。
七、结语
当前的研究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对什么是实践教学,如何开展实践教学等重点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开拓性的探索,但从进一步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这一角度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实践教学内涵研究的精度、深度、广度有待提高,判断实践教学的标准模糊,往往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实践教学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泛化现象。二是对实践教学的难点问题研究的不足,实践教学的瓶颈尚难突破,抱怨诉苦的多,提供措施办法的少;经验介绍多,创新实践少,教学模式多,质量分析少,短期临时的措施多,长效机制的少等,有些内容泛泛而谈,大同小异,甚至是重复研究。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下一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思路应在借鉴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建设的基础上[34],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体系进行整体性的构建。所谓整体性的实践教学体系就是在课程论的基础上,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看作一个整体,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全面分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性质归属、目标结构、内容安排、路径选择、方法更新、队伍建设和管理体制等要素,并对实践教学的结构进行系统性的设计,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第一,的整体化研究的成果,为实践教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内容保证。第二,实践教学的整体性构建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解决实践教学的难题,突破瓶颈;第三,实践教学的课程化、学分制,为整体性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构建平台。第四,实践教学整体性建设是实践教学进一步完善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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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一般说来,教学是在教育目的的规范下,以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与学的共同活动。这种教与学的共同活动,教师是作为教的施动者、居于主导者地位而必须存在的一方,而学生则是受动者,即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与控制之下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并在受教中养成合乎一定社会行为规范要求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发展受教者自身的德行、智力和体力的另一方。这两方是缺一不可的。通常情况下,这种教与学的双向活动,是被限定在学校之中、被限定在课堂理论教学的层面上的。
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使得教学得以实施的中介方式也在不断地拓展。虽然当今学校与课堂的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但其局面也出现了相对弱化的情势,传统的课堂教学也受到了挑战。因此,传统意义的教学可称为狭义的教学,与此相对应,还存在着广义的教学,即各种以学习为目的、可以获得知识与技能;或者是使已获得的已有知识结构得到完善和修正并内化为一定素质的社会性活动或具有社会性内涵的活动都可以视为教学。这样的教学并不存在着一元的主导型知识源,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源可以是多元的。而且它还是主体与客体实现统一的活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再存在主体的限定,也不存在场所的限定,它可以是在课堂上,也可以是在课堂下,更可以是在社会中,只要发生着知识的发现、转移、传播和内化,无论是“谁”作为主体发挥着主导作用,只要对学习者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的提高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的活动过程就是教学过程。
3.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教学内涵的拓展是客观现实的发展所决定的必然,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如前所述可见已不能有效地全面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类知识发现、转移、传播和内化了。因而,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教学应运而生了。
在实践教学这一语境中,教学是一种活动,而实践则是对这种活动的描述、修饰和限定,即这种教学活动可以不必是在学校中课堂上实施的,而是在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教学中教师主讲传授知识环节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完成了知识的传递和转化,而且,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实践教学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单纯的理论知识的传播,而是通过课堂或学校以外的外在环境对学生或受教者自身产生影响的过程中通过感悟体验来发现知识、获得知识,并验证知识、完善和修正已有的知识结构从而形成一定的内在素质的过程就是实践教学过程。简言之,实践教学就是指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或具有“社会实践性内涵”的活动的方式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认识能力以及实践素质,在实践过程中完成知识传播、内化和发展的特殊的教育教学模式,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学生实施理论教育,而重在学习者内在素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活动来强化知识的内化,使学生真实有效地掌握一定知识与技能,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教学方式。总之,实践教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教学活动,只不过是一种实践化、应用化的教学活动。
社会实践教学是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它与一般实践教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真实的社会性和学生的主体性地位。也就是说,社会实践教学就是通过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环境,使学生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性的参与者,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独立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并通过分析具体问题独立地作出判断和决策,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从而实现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这一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
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当我们了解了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的涵义之后,还必须要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的学科特点来阐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内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我国大学教育阶段开设的基础性的必修课,是对大学生系统讲授以和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的思想政治道德课程,它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和重要的理论教育形式,其目的在于坚持和巩固的指导地位,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对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增强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律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围绕这一目的的开展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说到底是为了使大学生成长为合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因此,这门课绝不是单纯地传播一种知识,而是强调学生内在素质的形成。也就是说,教化固然重要,但内化更重要。因为教化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需要,把一定的教育内容、行为准则教给对象的过程,而内化则是指外部事物向人的内部精神(即心理)转化过程。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虽然施教者完成了“教化”任务,但如果受教者仅仅停留在掌握了一定知识的层面上,对“教化”的内容没有从心底里、头脑中接受它、认同它,并形成为自己的思想、信念,即没有完成“内化”,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和不成功的。可见,由课堂教学来完成知识的传递单纯地为了教学而教学是实现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的的。而社会实践教学是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有效方式,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途径。
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高校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深入现实社会,参与具体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了解社会,增强知识,养成正确的社会意识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整个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活动,有利于促进知识的转化和知识的拓展,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技能,有利于大学生提高修养,完善个人品质。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它的特殊性,因而在它的教学中,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实现教学目标,增强教育教学的实效性,是具有其他教学环节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
说“社会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环节”,就在于它不应该是即兴或心血来潮式的进行一次或几次的分散的、不成体系的教学活动。它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整个体系中的一个具有长效机制的常态的具体教学形式,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环节相独立存在的一种教学模式,它具有自身存在的依据性,即它不是依赖于其他教学环节而存在的。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角度来看,社会实践教学环节可以视为课堂教学环节的延伸、发展、内化和修正,但从社会实践教学自身来看,课堂理论教学又是为社会实践教学服务的,即为之提供必需的价值指导和理论化的知识资源,这样,课堂理论教学又是社会实践教学的环节实施的理论准备阶段。如前所述,社会实践教学和课堂理论教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都统一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体系之中,都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目的的教学环节。
总的来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就是由理论的实践性要求决定的、从大学生本身成长为出发点而设计的、以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而全面形成和发展为目标的,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和引导大学生以主体性参与者身份参加的有长效机制保证和呈常态教学环节的走出课堂、走进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具有真实社会性的实践或具有“社会实践性内涵”的活动,让大学生在参与该活动的过程中,以获得的亲身感受和体会,来接受教育和锻炼,加深对所学的思想政治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认同和信服,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特点
1.不可或缺的辅助形式。它相对于课堂理论教学,课堂理论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要形式,而它则是相对独立的不可或缺的辅助形式。因为,理论需要灌输。政党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系统的理论教育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去,用以武装头脑,启发觉悟,认清使命,并为实现自己的使命而奋斗。因此,理论灌输历来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当然,这种灌输绝不是“填鸭式”的“满堂灌”。而必须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师生互动的启发式讲授和传递理论知识。也就是说,在课堂理论教学环节中,也必须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把虽然是间接的但也必须是活生生的反映了社会实践的授课内容引入课堂理论教学之中。
2.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区别于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它强调的是真实的社会性,既要求师生是走下课堂和走出校门,通过真实的社会情境,以社会考察、参观访问、开展调研等形式来完成的。广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指在课堂理论课懂得课堂教学之外的一切与实践(包括直接和间接实践)相关的教学方式。它强调的是具有“社会实践性的内涵”。它虽然更多的是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之外,但也可以体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之中。在课堂理论教学之外的实践教学完成形式与狭义相同,但在课堂教学之中的实践教学则是以课堂讨论、辩论、案例分析、学生登讲台、学习小组活动、观看电教片、聘请专家学者和英模人物进行讲学和做报告等形式来完成的。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20-01
一、治理的内容
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