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事例大全11篇

时间:2023-08-11 17:01:56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劳动教育事例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1前言

当前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面临着这样的形势:一是人口和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跨地区业务办理需求愈发迫切。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城和跨地区就业的限制,完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的政策措施,探索解决人员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问题的有效办法。二是社会各界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信息化建设

2.1形势分析

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要与这些要求相适应,为跨地区的人员流动、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社会保险待遇享受及跨地区的管理服务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地了解劳动保障的各项政策和办事程序,为他们提供方便的网上直接办理各项劳动保障事务的服务;通过网络架起劳动保障部门与广大劳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及时地了解社情民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主动应对安全的挑战,在化建设中同步实现安全。在此形势下,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的互动研究是必要的。

2.2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工作需要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要求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这一理念。三是安全变得愈发重要。劳动保障系统管理着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和数以亿计的人员,牵涉到每一个劳动者和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出不得半点问题。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系统的用户范围将急剧扩大,通过互联网的访问和传递将逐步增多,系统面临的风险逐步增大。

2.3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化建设必须适应劳动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

需要将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劳动保障各项业务;将系统的覆盖人群从城镇参保人员和就业职工扩展到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参保人员等,部分地区的覆盖人群还要从从业人员逐步扩展到全体城镇居民,甚至全体城乡居民;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各项劳动保障业务之间、劳动保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业务之间的协同办理,为建立劳动保障工作长效机制提供技术支撑。社会经济和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对劳动保障化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也为劳动保障化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成为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化也关乎国计民生。

3对策分析

3.1建立健全劳动教育与人事管理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

逐步实现就业比较充分,分配格局比较合理,劳动关系基本和谐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的发展目标。劳动保障化建设要适应劳动保障事业的不断发展,努力满足事业发展中的新要求。这就迫切需要将系统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劳动保障各项业务;将系统的覆盖人群从城镇参保人员和就业职工扩展到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农村参保人员等,部分地区的覆盖人群还要从从业人员逐步扩展到全体城镇居民,甚至全体城乡居民;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各项劳动保障业务之间、劳动保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业务之间的协同办理,为建立劳动保障工作长效机制提供技术支撑。

3.2技术与劳动保障业务的有机结合,不断提升劳动保障化水平

通过形成财政投入为主体的经费保证机制、实施三项重点行动计划、理顺化工作机制、健全劳动保障化标准和规范体系、建立和完善化规章制度、加强化队伍建设、加强对化建设的宣传等措施,重点完成金保工程一期建设,开展金保工程二期建设,强化数据中心建设,实现全网整合,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切实提高各项劳动保障业务化水平。社保的网络是面向多种不同应用的网络,需要无故障,无中断地运行;社保的网络要能够面向未来,能够应对未来的应用的增加,有很强的扩容能力;社保数据的长期保存需要建设稳定的数据中心,还要抵御病毒和黑客,并建立灾难备份的机制等。随着劳动保障系统建设的日趋完善以及基础数据的积累,宏观决策问题显得更加重要。

3.3利用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等技术支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的宏观决策

通过统计分析和查询手段实现预警功能。劳动保障工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势必要求劳动保障化建设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这一理念。通过化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使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地了解劳动保障的各项政策和办事程序,为他们提供方便的网上直接办理各项劳动保障事务的服务,通过网络架起劳动保障部门与广大劳动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及时地了解社情民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毛丛群,赵新龙.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权利体系探讨[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01.

[2]陈焱光.农民基本权利保障与新农村建设[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01.

[3]曹绪红.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J].农业经济.2009,12.

[4]姜璐.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浅析[J].商品与质量.2012年S5期

篇(2)

高校毕业生的市场信号特点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在2003年上

半年对7个省市的47所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结果表明:

参照上述统计结果加以分析,笔者认为倍受劳动力市场需求追逐的高校毕业生市场信号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学历越高意味着成功就业的概率越大。在本科岗位域中本科

生比专科生具有明显优势,在专科岗位域中同样存在本科生挤占专科生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的现象。目前我国本科教育正逐渐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普及阶段,本科生已经进入买方市场,多数单位倾向于高学历毕业生,这对专科、高职生找工作造成巨大压力;但特色突出、专业匹配的专科、高职毕业生仍供不应求。

学校类型、品牌效应对求职结果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毕业生较民办学校的毕业生具有明显的优势。尽管2003年遭遇到就业寒冬,但是受大的国际环境和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影响,综合性大学就业形势比较乐观,名牌效应更加突出。

有过学生干部经历和参加相应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倍受用人单位的青睐。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更加重视学生通过在校社会工作培养起来的各种素质和技能。

毕业生所在学校学生就业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为学生就业率增加起到积极作用。这说明毕业生与潜在的雇主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从而妨碍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取得更大的成功;学校的积极参与,在毕业生与雇主之间起到搭建“桥梁”的作用,则极好的克服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促进毕业生找寻更好的职位。

性别差异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仍有一定影响。相对而言,用人单位更倾向于招聘男性毕业生。根据教育部对中国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的统计,2000年,男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7.2%,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3.9%;2002年,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2000年,然而男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65.9%,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56.1 %;截至2003年9月初,2003届毕业生就业情况与2002年持平。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的专业要求并非一定专业对口,而是更多关注毕业生在学习期间真正培养起来的能力。持有英语四级以上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专业技能证明的复合型大学生更加受到青睐。2003年,用人单位普遍提高了对本科生的录用条件,更多岗位要求复合型人才。比如,同样是英语专业,那些与其他专业结合更紧密的金融英语、外贸英语、法律英语就大受欢迎。用人单位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单一技能的本科生一抓一大把,随时用,随时招,缺的就是复合型人才。“二合一”、“三合一”人才节约企业人力成本,更适合具体工作岗位的要求。

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变革

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高校自身的自也越来越大。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将会针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做一定的调整。

对教育质量要求更高

因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毕业生提高自身专业学习的知识水平,有利于工作找寻成功并且能够提高起薪水平。这将给予学生和学校以信号,刺激学生和学校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过度教育的现象,也使得政府有动力督促学校去提高教育质量。

通识教育以及学分制、主辅修制会持续受到欢迎

学用结合以及毕业生学识的“广度”对找寻工作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些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通识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同时高等教育系统也将继续完善学分制、主辅修制,为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以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与喜好,主动去学习和掌握今后自己中意职业的专业技能,而可不必拘泥于初始所选专业。

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必将取得突破

目前,高等教育系统中就业形势最严重的群体来自于高职、高专以及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其中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在专科岗位域并没有显现出比较优势,而受到本科毕业生的职位挤占,这也引发了过度教育问题。而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要继续健康发展,那么这个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可以预见,随着目前教育部在政策上对于高职、高专学校的有所倾斜,随着高职、高专学校更多地与劳动力市场进行互动,高职、高专学校必将会在类型上与普通本科院校相区分,办学更加注重特色区别,应用技能水平区别,而非现在的层次差别,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发展。

就业信息渠道更加完善

目前,那些能够得到学校提供充分就业信息的毕业生,无论在工作寻找还是起薪方面,都有竞争优势。这说明,高校的就业信息,有助于减少毕业生与潜在雇主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促进毕业生的自我选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这样,学生、雇主还有学校都将有动力一同去构建通畅的就业信息渠道。

关于学校专业质量和声誉的评价机构将会崛起

篇(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2005JKl01)

作者简介:韩秀华(1976-),女,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41,2;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71―04

收稿日期:2008―05―08

现代社会是在庞大而结构精致的组织中运行,它有着细致的分工,纷繁复杂的职业种类,职位明确的等级结构。整个组织犹如一张巨大的、动态的网络,劳动者在梯级职位和不同的专业领域中占据一个位置,并以某种规则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甄别筛选的“配置效应”减少了劳动力的盲目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教育经济学为劳动力甄别配置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其中筛选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体现了生产率的高低,对劳动力具有筛选配置效应。其基本观点是:教育筛选出高生产力者,对劳动生产率具有确定作用而不是像人力资本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提高作用。筛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学历反映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学历是进入某些行业的敲门砖。这套理论包括信号理论(spence,1973)、筛选理论和过滤理论(Arrow,1973)。信号理论认为教育提供了可免费观察到的生产率信息,雇主可根据这一信号选择合适的雇员并给予其适当的报酬;筛选理论认为教育过程揭示出高低不同的生产力层次,确定了个人的生产性特征,教育所改变的不是个人的生产能力而是分配能力――教育使人进入好的行业,得到好的职位,获得好的收益;而过滤理论更把筛选直接看成过滤,既然过滤出来的是高生产率者,进人大学本身这一行为就能带来额外的高收益。

这些理论都认为劳动力具有异质性,并把它归因于天赋能力的不同,教育的作用在于把劳动力按能力划分群体,使雇主节省劳动力选择成本,根据教育信号观察个体的生产率并给予不同的劳动报酬,同时劳动力能够通过教育信号,传递自己的生产率信息,以获取相应的收益。这个互动过程体现了劳动市场和劳动力的双向选择,劳动力配置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当然它是动态的,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

本文主要研究教育如何对异质的劳动力进行甄别筛选,通过建立模型说明教育在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应。第一部分建立教育对劳动力的甄别配置模型;第二部分讨论教育的甄别配置作用;第三部分研究劳动力市场与教育信号;第四部分是对我国教育甄别配置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模型的建立

(一)几个必要的假设

筛选理论把教育看作是甄别器,劳动力异质性源于天赋的非均质性,教育通过甄别筛选,将劳动力归入不同的生产力群体,这一过程较为复杂,其对应关系有赖于众多因素,且需要在理想的环境中进行才是有效率的。因此,教育作为甄别配置器发挥作用,建立在下面假设基础之上。

假设1:基础教育的同质性。教育是教与学的互动过程,天赋不同的学生对相同质量的教育做不同的回应,能力强的学生会有更好的成绩,但是面对不同质量的教育呢?很难说一个天赋很高的学生在缺乏必要的教学设施的学习环境中、在低质教师的教育下能取得骄人的成绩,尤其是天赋处于中上等或中等的学生极易被低质量教育漏选,失去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被划归低生产力群体。因此,基础教育的同质性在教育的筛选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假设2:准确有效的甄别手段。目前最重要的筛选手段是考试,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统一考试,以标准化分数作为依据进行筛选。此外,加分和面试也在筛选中发挥一定作用,加分的基础是所取得的各种奖励和特长,包括各种竞赛得奖以及专业证书或专业等级,面试主要考察综合能力。这些可以看成是对考生的总体评定或是对某一专长的认可,也是考试手段的补充,使教育筛选更准确有效。

假设3:教育选择约束仅存在于个人能力范围。教育选择的基础是学术成绩,无论是他选择还是自选择,都存在着约束条件。在理想环境下,教育选择约束除了个人能力外,不涉及其它因素。教育成绩是进入高层次教育机构的基本条件,能力的约束是个体不能进入更高层次教育机构的唯一因素。

假设4: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竞争中,劳动者身上的生产率信号能得到充分利用,教育对劳动力的配置功能发生作用。当市场存在分割时,劳动者由于主观特征受到歧视,成为其进入好的劳动市场的障碍,即使教育筛选是成功的,配置功能也会失效。因此,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教育作为甄别配置器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

(二)模型的建立

在完美环境下,教育机构通过考试等各种手段,依据个体的学术成绩进行甄别筛选,对教育成绩好、生产能力高的群体进行更高层次教育,使其得到好职业职位的敲门砖,对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也进行阶梯式的、不同层次的教育。在我国有职业高中、中等专业、高等职业、大学专科等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中不同的职业岗位对受教育程度也有着较为明确的要求,可看成是教育与劳动市场相互调整的结果。个体在教育层次的选择上是被动的,学习成绩约束着个体教育选择,个体选择的自由度在于根据自己的教育成绩和能力选择收益最大的教育层次。通过筛选,劳动力接受不同层次的教育,并在学业结束后获取不同等级的职业职位,实现劳动力的最初配置。

在教育机构进行选择的同时,个体也在进行着主动的自我选择,兴趣及个性特征主导了教育类别的选择,因此,教育专业的选择总会与一定的职业偏好相关联。由于不受学术成绩的约束,教育专业的选择有着较大的空间,决定了个体对所学习的专业技能具有较大的自主选择权。教育的类别是平行的,不存在教育程度的高低之分,只是掌握不同的专业技能,从事不同专业的工作。

自我选择是甄别筛选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是劳动力的自我配置,如果个体对自身有更多的信息,自我配置会更有效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通过教育机构分数评估体系所具有的反馈机制,得到关于自身能力及其它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如了解自己在成绩序列中的排名、在与同学的接触中了解自身的能力特长、在各种课程的学习中了解自身的兴趣所在等,使个体找到在经济系统中适合自己位置。因此,自选择和他选择是相互修正、相互检验,并处于不断的调整中,教育所体

现的信息也随之变得更为准确,其甄别配置也更为有效。

通过他选择与自选择,教育层次提高与个人特征明晰化同步进行,即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个体生产率特征不断明朗化,生产技能的专业化不断加强,个人搜寻工作意向更为明确,岗位和劳动者的对接更为具体,使个体对劳动力市场有较为充分的信息,了解自己在求职者大军中的位置,找到自己最初的定位点,也为劳动市场根据教育信号配置劳动力提供了依据,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初步配置。

二、教育的甄别筛选配置作用

对于首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而言,受教育的层次和类别是其生产率的主要信号,成为进入劳动组织以及工作阶梯的主要依据。小学是全民义务教育,其甄别功能即使有也是潜在的,没有体现为明确的筛选,学术成绩的高低不做为进入哪一所学校的依据。到了小学毕业升学到初中,其甄别功能已经显现,教育成绩不佳的学生虽然会接受初中教育,但好的学校会排斥成绩不好的学生。成绩的高低使学生分为不同的群体,不过这时的群体划分是不固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新的分化组合。教育作为甄别系统,将学术成绩做为评价指标,初次显现了它的甄别筛选功能。

基础教育阶段为教育的甄别功能奠定了基础。九年制义务教育使基础教育数量――接受教育年限是没有约束的。政府提供教育经费保证所有的适龄儿童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且边远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学生还能得到政府补贴(,为其接受基础教育提供了经济保障;小学和初中是免试入学、免试升学,学术成绩不成为是否接受教育的影响因素。

甄别不发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却是以这一阶段的教育成绩为依据的,个体也以成绩为基础选择接受教育的层次和类别。每一阶段的成绩都是评价学生的依据,它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阶段性的连续性测试。在九年中对个体的总体评价作为甄别筛选的依据,划分出不同的学生群体,进行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教育。

基础教育结束后,一部分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一部分学生进入普通高中以及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等各种职业学校。这样同龄人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对其以后进入的工作岗位具有重大影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初中毕业生以及初中甚至小学未毕业就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基本只能进入差的劳动力市场。

接受职业教育还是普通高中教育,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决定着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走向和在职位阶梯上的位置。在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基本分为职业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它们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具有不同的身份。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有资格被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以干部的身份接收,意味着他们拿到了进入某一劳动力市场的门票,而职业高中毕业生则被需要干部身份的用人方拒之门外。这样接受不同的中等教育也就被配置到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经过甄别筛选,能够进入高等院校并能顺利毕业的学生,有了进入绝大部分劳动力市场的资格。我国好的劳动力市场,除了专业技术性非常强的一些工作岗位,对学历的要求基本是大学本科,并有一些大学专科,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公务员、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等。专业技术强的岗位可能学历要求更高一些,如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等。大学以上学历在配置方面也发挥作用,不同学历在技术领域的纵向岗位不同,学历越高,岗位越重要。最明显的事实是,国家机关对不同学历公务员所确定的最初级别不同,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不同学历教师所评定的最初职称不同,与此相应,他们的最初工作岗位也有差别。

教育的不同层次和类别决定了个人在求职大军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获得工作岗位序列的位置,决定了在整个劳动力市场这个网络中的定位点。教育层次对劳动力进行纵向配置,使其在梯级岗位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教育类型则是对劳动力进行横向配置,使其在平行而又各异的岗位中从事不同专业技能的工作。教育,以其层次和类型实现了对劳动力的甄别配置功能。

三、劳动力市场与教育信号

事实上,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和招聘活动,就是信息传递过程。雇佣行为发生之前,需要充分搜寻信息以降低雇佣决策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发生在雇佣双方,雇佣方不了解求职者的生产能力,求职者同样对工作环境、工作强度等没有完全信息。但企业(包括其它用工部门)有更多的公开信息,求职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加以了解,而个体信息则封闭的多,那么,如何获取求职者信息,得到高生产能力员工呢?

通过个人能力可以改变的特征便可成为衡量生产能力的信号(Spence,1973),这样代表生产力特征的有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得到的奖惩,担任过的职务等几方面。对于初次就业者来讲,只有教育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方面作为生产能力信号,教育层次传递个人的基本能力信息,包括天赋和学习能力。通过教育筛选出的就业申请者至少有应付考试的能力,在职业培训中也应有强的接受能力,较快掌握生产技能,节省培训成本并能很快进入岗位角色,使潜在的高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效率。

教育类型传递着专业技术信息。在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教育专业与职业有着更强的关联,对教育专业的选择基本决定了未来的职业范围,这也许是因为接受过某种教育的人具有从事某种职业的品质。首先是具备了专业技术品质;其次,也许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的职业品质,在教育类型的自我选择上约束较少,体现了个人兴趣和职业意愿,意味着个人品质与职业要求有更多的契合点。

如果把公开招聘视为理想劳动力市场的话,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用的启示。招聘广告中对求职的要求主要分为几大类:(1)学历,(2)专业,(3)职业证书,(4)工作经验,(5)个人特征及能力,(6)性别、年龄。学历、专业是每个职业岗位的基本要求,职业资格证书是某些职业的必备条件,如注册会计师、医生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等等。

这里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对教育信号的利用。对于初次就业者,教育是第一位的要求,雇佣方通过教育信号排除掉不需要的人,再通过面试及其他方法,如心理测试等考察其他个人特征和能力,筛选出符合要求者。假如没有教育信号,在茫茫人海中无从识别劳动者生产力特征,劳动力配置则是高成本而低效率的。

对于再次就业者则要考察其工作经历,体现了教育信号作用的有限性。生产力随着工作的实际展开才会有准确的测度,其各种能力和个人特征才会有充分体现,如是否具有组织管理、公关沟通等能力;是否具备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等个人品质等,而这些都会通过岗位的变动、职位的升迁等经历加以考察,这样,在再次就业的群体中,工作经历显得尤为重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了教育信号的作用。

四、我国教育筛选配置分析

在我国,教育的甄别配置功能在劳动力市场起着基础性作用,学历确实是进入好的劳动力市场的敲门砖。国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对初次就业者有着严格的学历要求,只有接受过

大学教育求职者才有资格报考全国统一的公务员考试,不同学历的入选者被确定的职务级别高低不同,处于不同的职务阶梯并对以后的晋升产生一定影响;科研院所中不同学历被赋予不同的职称,并与一系列福利待遇相关联,在专用性强的技术领域教育类型基本确定了就业领域;企业公司对教育信号的运用前面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在此不赘述。但是,教育的甄别筛选功能发挥理想作用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下的,当检验前面的假设时可以发现:我国的教育甄别配置功能存在部分失灵。

(一)基础教育的异质性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以及教育投资以地方为主的教育投资政策,城乡教育投资存在差异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不对称,在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产生教学质量的不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师资力量的差异,由于农村生活的艰苦和低工资,农村教师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么大班上课,使每个教师面对更多的学生,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要么降低准入标准,让学生接受不合格教师的教育教学。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小的班级规模对班级成绩有正效应(Krueger,1999),教师能力的高低对学生成绩有显著影响(Hanushek,1992)。

教育机构甄别筛选暗含的假设是同区域城乡教育同质性,不同区域教育的异质性,承认中心区域与边远地区的差异,对边远地区的高考录取分数相对要低一些,就考虑到了这种差异,但是城乡教育差异被忽略了。实际上,城乡二元经济下,城乡间的差异远大于城市间的差异,对一种差异有一定的补偿机制,而对另一种更大的差异则熟视无睹,教育的城乡异质性被忽略,甄别筛选机制部分失灵。

(二)教育选择存在多重约束

当教育选择除了教育成绩还有其他约束条件的时候,甄别筛选功能将得不到完美体现,恰恰我国的教育选择对一部分学生而言存在着多重约束。下面逐一进行分析:

1、经济约束。这里指家庭经济条件对教育选择的约束。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择校费问题,家庭经济条件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机会,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是选择好学校的机会较少,成为教育选择的经济约束;二是分数差额补偿费问题,教育机构在实际筛选过程中,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分数进入补偿。三是学费问题,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其它教育包括各种职业教育都是自费教育,高等教育更是实行了产业化,学费数额占普通家庭收入比重过高,尤其对农村学生而言,大学学费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能承受之重,经济也便成了重要的教育选择约束条件。

2、区域约束。我国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出生地决定了教育资源的获得,经济发展的区域和城乡差别投射到教育领域,形成教育质量的不同,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接受低质基础教育;同时招生名额,尤其是高等院校招生名额与所在省市高等院校数量而不是与学生数量有关,使全国范围内的高考升学率不均衡。这样在高等教育入学的区域分割与基础教育的异质性共同发生作用,把接受低质教育的高能力者划入低能力群体,同时把一部分高质教育中的相对低能力者划入高能力群体。

区域约束使学生所获取的教育资源与出生地有密切关系,与天赋能力的关系被削弱,教育的甄别筛选功能被弱化并部分失灵,使后续的劳动力配置发生扭曲。

(三)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充分利用教育信号,使其甄别配置功能高效率发挥作用。

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其市场主要是竞争性的。我们虽然不能说教育的甄别配置功能达到了理想状态,但至少,它有着较高的效率。大学毕业证书,不管它有什么样的内涵,确实是好职业的敲门砖。首先,高等教育使农村劳动力摆脱了户籍束缚,可以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最重要的是有了获取好的职业职位的资格;其次,被教育机构纳入高生产率群体并得到社会及经济组织的认可,好的劳动市场对其敞开大门。这样,高学历群体跨越了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门槛儿,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内部劳动市场”,其门口高悬警示牌:低学历者勿进。但在内部它是竞争的,教育层次、教育类型以及个人特征发挥主要作用。

对于城市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而言,劳动市场也是以竞争为主的。这一群体的就业序列处:于高学历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之间,难以进入高学历人员形成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又不屑于进入农民工市场,并且由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民工也无法与他们处于同一平台竞争。教育层次决定了他们的职业阶梯,而教育类型也在很大程度上定位了所从事的行业,教育的配置作用与高学历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配置作用相似,只是分为不同的两个劳动力市场。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即使这一群体在教育培训上取得成绩,如取得成人高等教育证书或职业培训证书,也无助于进入高学历市场,除非进入正规教育机构,成为国民教育系列的高学历者,或由于各种偶然因素已经在这一市场中占据了一个位置。

由于存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功能是部分失灵的。首先,农村户籍的求职者。即农民工被视低生产技能,即使他们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但只要在户籍意义上不是城市居民,城市劳动力市场就有许多限制,一些行业和岗位禁止农民工进入,与城市中相同生产力者相比,求职序列排位要靠后得多。其次,由于农民工大多只能从事非熟练工种,教育对生产力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对于熟练工种,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认可较高教育层次劳动力的高生产率,在招收工人时有最低学历要求,优先录用高学历者,但在职位阶梯和收入方面体现不出教育层次的差异,对劳动力的配置效率不尽如人意。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完美环境中,教育一次又一次在更高层次上对劳动力进行甄别筛选,划分出不同生产力和不同生产技能的劳动力群体,使劳动力异质性一次比一次清晰,教育提供的生产力信号更为准确,雇用方可根据求职者的教育层次和类型寻找所需要的人员,教育在甄别筛选的基础上,把劳动力输送到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实现了初步的配置功能。但在现实中,我们期望的完美条件并不具备,基础教育的异质性使教育的甄别功能部分失灵;教育选择的多重约束更使天赋高的个体无法进入更高层次教育,被划分到低生产力群体;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使配置效率不尽如人意。

篇(4)

劳动关系与劳动法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权威数据揭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中国发达地区“用工荒”大潮出现,劳动者的就业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关系管理的法制化、劳动者维权意识增强和劳动用工的复杂化(劳务派遣、HR外包、非全日制用工等形式大量出现)逼迫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当前社会对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重视实践能力。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改革迫在眉睫,如何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学习中不仅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同时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以适应社会对人力资源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需求,是任课老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笔者通过与学生座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在教学实施中所遇到的现实情况;以邮寄调查函、电话采访等形式向企业劳动关系从业人员、人力资源毕业生进行调查;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共同探讨研究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改革中的难点与重点问题。收集第一手资料,了解企业实际需求的能力是什么,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为教学改革提供依据,总结出当前课程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仍偏重理论教学环节,实践教学环节方面较为薄弱。实践教学环节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也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保证。据调查,毕业生反映最多的问题是感到自己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实践能力没有得到有效锻炼。导致大多数毕业生缺乏动手能力,难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在针对企事业单位的调研中,笔者发现目前毕业生具备的基本素质与实际需求不符。虽然不同类型单位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能力要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劳动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与沟通与协调能力是所有类型组织均十分看重的核心素质与能力。

第二,实践教学课时过少,实践指导老师匮乏,实践教学手段单一,实践教学过程中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理论教学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实践当中,造成理论学习与社会生活实际脱节的现象。

第三,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案例教学法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以及促使学生学会沟通与合作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方式及有限教学资源的限制,学生对案例教学的满意度并不高。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案例教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需要老师认真学习金字塔理论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金字塔是一种现代学习方式的理论。最早它是由美国学者、著名的学习专家爱德加?戴尔1946年首先发现并提出的。根据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究成果,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内容(平均学习保持率):1,听讲,保留5%;2,阅读,保留10%;3,声音、图片达到20%;4,示范,记住30%;5,小组讨论记住50%;6,做中学或实际演练,达到75%;7,教别人或马上应用,记住90%。这与富兰克林的名言“告诉我,我会忘记;让我看,我可能记住;让我参与,我会明白”不谋而合。即听讲的学习效果最差,教授给他人的学习效果最好。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这种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不仅要求学生由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知识的灌输对象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且要求教师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

因此,教师急需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综合利用研讨式、参与式、角色扮演式等多种教学法,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程度,提升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以下是笔者在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改革中进行的探索与建议。

一、让学生自己选择和分析案例,在课堂上展示

学生对某方面的知识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就想跃跃欲试,展示自我。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让学生自己选择和分析案例。然后专门抽出一定的上课的时间,让学生到台上把自己选择的案例和分析的结果公布于众,让全班学生参与讨论。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使其牢固掌握相关知识,更有利于增进教学相长。把单一的教师的“讲堂”,变成学生主动发展的生动活泼的“学堂”,变成师生共同研讨的“论坛”。为此学校提供专门的案例圆桌教室非常重要,以便营造良好的讨论环境,确保案例教学的有效实施。

二、组织模拟法庭

这种模式一般在劳动法课程的后半段运用的比较多,因为课程过半,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劳动法理论知识后,为学生运用所学法律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创造了一个“真实”的环境。让学生充当原被告双方的律师和法官或仲裁员,能够亲身体验到法律职业不同角色的要求。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案例的选择一定要有典型性和可辩性,能有让各个角色充分发挥自己才能,施展才华的空间。这需要教师做足上课前的准备工作,否则根本达不到应有的课堂教学效果。具体而言,教师首先要精心选择教学案例。教师要充分考虑如何让学生置身于案例之中,愿意积极主动参与到案例的探讨之中。第二,选择角色,布置任务,分头准备。这是模拟法庭教学活动的重要阶段之一。在这一阶段,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指导,分析案情,制作需要的各种法律文书,熟悉相关法律条文、诉讼程序等。第三,模拟法庭结束后,教师组织对模拟法庭庭审活动进行讨论,尽量让每位学生对该案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最后由教师进行讲评,如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运用法律是否正确等。

三、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开放性”教学模式

“开放性”教学模式是针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而创设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为此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学生走出校门、专家走进课堂。“请进来”是邀请实务界人士讲学,如邀请一些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知名律师和资深法官来学校讲授部分劳动关系与劳动法实务课程。“走出去”是旁听真实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或诉讼庭审。在“劳动法”的教学内容中,“劳动争议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劳动争议处理有三个环节:即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与诉讼。其中劳动争议仲裁是最重要的环节。劳动争议仲裁、诉讼的程序与证据的搜集是笔者讲授“劳动法”的重点与难点。通过旁听案件审理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带领学生到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仲裁院和北京大兴区法院旁听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庭审。学生们全面清晰地了解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过程,对劳动法知识加深理解,增强记忆有很大帮助。在现场的感觉和看书看视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和看电视剧更是差距很大,现场的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严肃和严谨。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有深厚的劳动法专业知识与素养,才能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做好劳动关系工作。同时认识到学习劳动法知识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更为重要,不是为了拿学分,而是它和将来工作息息相关。旁听案件审理必须重视的环节是:让学生事先了解一下案件的背景与内容,提前查阅一些相关法律知识,在旁听庭审的过程中学生才能更好地思考,更好地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庭审结束后可以马上与法官、仲裁员、老师一起讨论,把案件的重点梳理,把疑问及时解决,旁听学习的效果才能更好。与传统的“一间教室,一位教师,一班学生,教师讲,学生记”的“封闭性-灌输式”课程教学模式相比,“开放性”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交流更加活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更强,教学空间更加广阔,教学效果更加好。

实践教学环节由专业教师担任,但专业教师往往理论知识充足,实践经验不够。因此,需要积极鼓励教师取得双师型任职资格后到企业兼职,或者聘用律师、企业中经验丰富的人力资源主管担任实践教学环节课指导老师。

四、创新实践教学平台

在实际教学中,如何选择恰当的校外实习基地与学生的课程学习对接,使学生能够及时进入实习基地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全方位地感知劳动关系管理的实务是一个难点,也是一个重点。在这方面,有的学校尝试与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共同建立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家委员会,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与有关部门建立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现场教学活动和专题教学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这样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内到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参观、见习等实习活动,保障实践教学的顺利推进。还可以随时聘请相关单位的劳动关系专业人士进行专题演讲、座谈、答疑、研讨,保持学生与社会专业人士之间交流,随时掌握行业动态。此外,可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辅以电子邮件、网络聊天工具等网络信息通信工具,搭建信息化、网络化的技术平台,使学生与专业实务人员之间形成有效互动。因此需要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为学生创设广阔的实习基地。

参考文献

[1]伊海燕,刘艳.HR转型背景下劳动关系与劳动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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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供求之间在劳动使用权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劳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活动与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能成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而影响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因素主要有:就业结构、工资、失业等。下面就这几个方面来论述一下职业教育对其影响。

一、职业教育与就业结构

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交易,与物品的转让与购买的交易不同,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一个与劳动资料相结合使用的过程。劳动供给者按照劳动合约规定的时间、定额、质量要求进行劳动,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如削减工资、罚款或解除合约。另一方面,劳动供给者服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等量劳动要求获得相同的工资率,一定职种及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供给者总倾向于在福利最高的行业和劳动需求单位谋职,一般来说,工资越高,劳动供给越大。因此说,职业教育是通过影响劳动者的工资从而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的。

当工资达到一定程度后,劳动者便会觉得除劳动以外的休息以及从事文化、教育和娱乐等方面的价值越来越高。因此,当工资继续提高时劳动的供给反而减少。如图所示:

劳动曲线S3出线内弯现象。对劳动需求者来说,工资越高,劳动需求越小,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弯曲。当SL、DL相交时,劳动市场达到均衡,即在一定工资水平下的劳动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这种均衡是动态的,如图1中的E1、E点。由此,当一个企业或行业、地区同一劳动的工资率很高时,它会吸引其他行业的劳动力流向自己,反之则会引起劳动力的反向流动。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资源在各部门、各企业、各地区之间的分配,是劳动供给在工资率引导下,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的,这是劳动资源市场配置的典型模型。

对于厂商来说,他购买劳动要素,必须支付报酬,这是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格,即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劳动要素对总产值的贡献只是一部分而并非全部,而且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也存在边际产品递减规律,故厂商是否继续增加劳动需求,完全取决于新增劳动的成本支出和新增劳动带来的产值增加之间的平衡。在这一平衡点上,相对应的劳动需求量会保证厂商获得最大利润。这一过程,可用图2说明。当劳动边际产品MPL上升时,劳动总产量TPL迅速增加;MPL下降时,总产量缓慢增长;当MPL=0时,TPL最大。厂商雇佣工人利润最大化规律是MPL=W,即边际劳动产品等于边际成本。

二、职业教育与工资

在竞争性市场中,一切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一切产品的价格都取决于各自的相对稀缺程度。不同产品、不同劳动的相对价格体系,反映的是不同产品、不同劳动的比价关系。这种不同劳动之间的比价调节着劳动资源在多利用途之间的配置。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厂商根据边际产品等于边际成本即MPL=W的原则确定劳动力的需求量,故工资率是其主要影响因素。而影响劳动供给量的主要因素则更多一些:

1.劳动的价格――工资率。工资率是指一定时间内一定劳动量的价格,如每人每小时的工资或每人每月的工资等,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工资。

2.劳动者的偏好。指劳动者对工作和闲暇的权衡与选择。

3.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越大,要求就业的人就会越多。

4.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地理分布。

在上述诸因素中,劳动的价格――工资率被看作是劳动供给函数的内生变量,其他因素被看作是劳动供给函数的外生变量。这样,劳动的供给函数曲线就直接反映着劳动的供给量变动与工资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其他变量则只作为影响劳动供给曲线移动的因素来考虑。而现在重点讨论一下职业教育所造成的劳动力差异对工资及就业的影响。

造成劳动者工资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各种职业性质的区别;劳动者生理及自身能力的区别所造成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差别;不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差异;市场的不完全性。

由职业特征所造成的工资差异被称为补偿性报偿或报酬,它表示对工作差异的一种纯粹补偿。造成这些差异有多种因素:如培训成本不同,工作成本不同,工作的难易程度不同,职业风险程度不同,工作实习所需时间不同工作准备成本,工作的稳定程度不同,所从事职业的时间长短不同,工作环境不同,地区差异等。在这些因素中,职业教育或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或培训不同会产生职业培训成本不同。有些职业培训需要大量投资,而有些职业培训费用却很少。要取得医生资格证书,从事医生的职业就需几年,到期十几年的学习和实践,在培训或接受教育期间不但要放弃收入,而且还必须支付巨大费用,而一个熟练的建筑工人的培训时间和成本就要少得多。

这种由职业教育所造成的工作准备成本的差异,是造成工资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受过较高教育和工作准备成本较高的劳动供给者总是倾向于在工资率或总福利更高的行业和劳动需求单位谋职。如果这种要求难以实现,在劳动者中间就会产生这样一种信息:某种职业准备所需投资和机会成本大,而回报率低。这样的信息一旦被传开,愿意接受此种职业教育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从而造成劳动供给减少,最终实现工资率的上升,投入与收益形成正比。

假定只有两种劳动,一种为熟练劳动,另一种是非熟练劳动,后者的供给曲线完全没有弹性。而职业教育是形成熟练劳动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各种劳动的市场需求是所有厂商边际收益产品的总和,劳动市场需求曲线是由单个厂商的边际收益产品曲线加总而来的。

1.如果职业教育不甚发达,只有一部分人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形成熟练劳动,而另一部分人则没有,那么,在接受职业教育时,劳动者就预期自己在教育完成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工资率更高。一旦这种愿意难以实现,他宁愿继续寻找;而厂商也愿意以比非熟练劳动者更高的工资率来雇佣熟练劳动者。这样熟练劳动的价格就会高于非熟练劳动。两种劳动市场的供求及价格确立如图3、图4所示

在每一个劳动力市场上,均衡工资都由其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工资差别是WuWs,这就是说经过职业教育所产生的熟练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更多,工资更高。图3中的非熟练劳动供给曲线为WuCuUs,图4中的熟练劳动供给曲线为WUSS’。由供求曲线的交点所决定,非熟劳动的工资将为WU,熟练劳动的工资为WS,如果熟练劳动工资率Ws在非熟练劳动工资WU之下,将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技术劳动提供给熟练劳动力市场。这时,熟练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培训该种熟练劳动的职业教育也将大受冲击,这一点已经为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所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资计划分配存在着平均化和脑体倒挂等不合理现象,教育的经济价值与劳动脱钩,教育经济得不到承认和激励反馈,人们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不高,教育难以迅速发展,职业教育更是无从谈起。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虽然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职业教育开始起步,但脑体倒挂现象严重,复杂劳动的价格低于简单劳动的价值,教育的经济价值难以凸现,“知识无用论”此起彼伏,对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巨大。

从1978年到1990年十三年间,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如工业和建筑业)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行业(科研、教育和机关)的工资水平都在逐年上升,但是前者的工资水平一直高于后者,脑体之间的负差距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05元增加到1990年的410元,脑体倒挂率(脑力工资水平/体力工资水平)从1978年的14.6%,上升到1990年的16.2%。脑体倒挂混淆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区别,产生价值导向的逆反,对教育的经济价值起着负调节和负刺激作用:一方面,它不是鼓励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转化而是鼓励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退化;另一方面,它会使社会陷害入一种“经济发展落后――人才贬值――经济发展更落后”的恶性循环。

2.工资差异在一定时期间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如果经济发展迅速,对熟练劳动的要求不断扩大,而教育发展滞后,难以培养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这时工资差距就会扩大;同时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职业教育发展迅速,报酬较高的工作会诱导人们去获得所需技能。人们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的提高,企业对大量非熟练劳动进行培训的需要以及政府的各种鼓励措施,会使熟练劳动的供给增加,就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加,这将使熟练劳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非熟练劳动供给非线向左移动。(如图5、图6)这些变动将增加非熟练劳动工资,减少熟练劳动的工资,其结果是劳动者工资水平差距减小。这就是说,由于职业教育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者大量增加,劳动者能力差异减小,收入差距缩小。

3.如果教育进一步发展,整个社会成员都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情况会如何呢?首先随着教育的普及化,全体成员都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并且通过教育,劳动者的技术能力有较大程度提高,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异缩小,那么,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劳动者所经受的转移能力约束程度便会减弱,劳动力的流动趋于顺畅,人与生产条件结合的均等化在流动中便趋于实现。显然,这对于社会主义的平等,消除两极分化会有所裨益。如图7所示:

图中AB是转移技术能力约束曲线,其中a区域表示转移可行区域,区域里的转移方案是力所能及的;OC线表示转移损失分界线,转移能力约束范围愈大,OC线趋于能力差异线。该图中的转移能力约束曲线形状是任意画出来的,对于我们的抽象理论分析来说,重要的是能力约束曲线的确存在,并且随着教育的发展,可以使转移减少损失。这条曲线的具体形状对于我们所作的定量分析来说不是很重要。

其次,社会成员都获得较高的教育不仅可以缩小人们的转移能力差异,而且可以缩小人们劳动能力差异,并使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人们的收入差异便会减少,从而可以缩小基尼系数,并改善实际收入分配曲线的悬殊状态,从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图8是洛伦茨曲线:a线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曲线,b线为实际收人分配曲线,a线与b线间的距离为区域A,b线与c线间的距离区域为B,当b线与a线距离愈小时,收入分配愈平均,基尼系数K=A/A+B便愈小。影响b线移动的因素很多,但只要收入分配与能力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线便因能力差异缩小,而趋于与a线重叠,从而基尼系线趋于零,即人们的贫富差距消失。

三、职业教育与失业

失业者是指那些没有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成年工人。一个人作为失业者,他就应该想找工作,积极找工作,而且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就是失业者。一个人如果没有工作,但他并不愿意工作,或者不去寻找工作,那么就不能作为失业者。劳动力是就业者与失业者的总和。衡量失业严重程度的指标是失业率。失业率是失业人数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引起失业的原因,经济学家把失业大体分为三类:摩擦失业、结构失业与周期失业。

摩擦失业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地区,职业或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停地变动工作而引起的失业。这就是说,在一个动态的经济中,总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被迫离开原来的地区或职业,从离开旧工作到找新工作之间总有一段时间间隔。在这一时期中,这些人就处于失业状态。这种劳动力的正常流动造成的失业也是失业队伍流动性大的重要原因。

结构失业是劳动力的供求结构不一致时引起的失业。这时劳动力的供求在总量上也许是平衡的,但在结构上不一致,这就是一方面出现了有人无工作的失业,另一方面又存在有工作无人做的空位。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某一种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另一种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就形成各种职业或地区之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出现失业。由于这种失业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的变动,所以称为结构失业。

周期失业是由于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而不是个别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而引起的失业。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整个社会的总支出和产量水平下降,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这就必然产生普遍的失业。

在经济学中,充分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工作,摩擦失业和结构失业被称为自然失业。自然失业是由经济中一些难以克服的因素所引起的,是无法避免的失业。在宏观经济学中分析的重点以及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周期失业。但职业教育对周期性失业作用不大,我们这里主要探讨一下职业教育对自然失业的影响。自然失业虽然无法消除,但可以采取措施降低自然失业率,这些措施包括提供职业教育或培训,改进劳动力市场的服务,通过向劳动者组织职业教育与培训来降低失业率。

首先是摩擦失业。在市场经济中,就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过程,人们所得到的工作,并不一定适于他的工作能力,他们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寻找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工作,才能使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与所从事的工作一致,这样才能使人发挥出最大效率。人尽其才是在劳动市场上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整个社会劳动力的最优配置是在劳动力的流动中形成的,这种配置是动态的。随着生产技术与需求的变动而改变工作就是劳动力配置最优化的过程。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和活力所在,但其代价就是摩擦失业。

职业教育在摩擦失业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就业者的综合素质,使其拥有熟练的技能,甚至适用多种工作的技能,这样劳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异减少,自信心增强,劳动者所经受的转移能力约束程度便会减弱,劳动力的流动会更趋于活跃,这有可能在短期内扩大摩擦失业数。但同时,劳动力的流动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迁转费、离职成本、风险等,由于职业教育使劳动力的流动更加顺畅,在信息交流顺畅的基础上,可以缩短摩擦失业的时间,减少失业所造成的损失,从长期看可以减少摩擦失业的数量。

职业教育对结构性失业的作用更加明显。劳动力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一般来讲,在劳动力市场上,技术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者较之半熟练的劳动者寻求工作要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从整体上看,一个国家在它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真正能够提供工作岗位来扩大就业机会的行业和领域,是那些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开辟的新行业和新的经济活动领域。但是,这些新行业和新的经济活动领域所需要的劳动者,不是缺乏技术的一般劳动者,而是在技术上达到一定程度的劳动者。因此,寻求工作的劳动者如果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和专门技术,就能比较顺利地就业;否则就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到工作。而一定的文化和专门技术获得的最佳途径是职业教育或培训。这样,才能使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趋于一致,从而达到减少结构性失业。

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要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关键在于建立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职业技术教育是对后备劳动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技术教育,其目的在于使后备劳动者获得一技之长,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和用人单位的需要。经济的发展总会有经济结构的调整,新的行业、企业,新的工作种类不断出现,旧的行业企业不断衰落,其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在我国的经济改革中,一些传统行业如纺织 、煤炭、 军工 、森工等逐渐走向不景气,企业内大量的富余人员被迫下岗。这些人员要么缺乏适应结构调整的技能,要么技能过于单一,甚至老化,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可以使失业人员迅速拥有适应新工作、新岗位的必要的技术和能力,实现重新就业。我国许多地方所开展的下岗再就业培训,就是职业教育发挥其作用的重要表现。但面对三千多万的失业大军,我国的职业教育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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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实际,方式灵活,提高学校职业培训效果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对于取得良好培训效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训要根据农民不同需要划分不同的类别。参与培训学员主要是通过农业生产增加收入的,应注重针对粮食增产技术、集约化科学养殖技术、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技术等进行培训,以提高农业附加值为目的,并将培训作为推广发展生态农业的窗口。对于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收入的学员,要做好前期课程宣传与介绍,使学员在参加实际培训前,了解相应课程,明确学习的目的,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培训开始后,学员才产生不适合自己之感。培训应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采取不同方式、内容进行。农民培训,对象不同、需求各异,应当结合农村干部、农民的实际综合运用多种培训手段,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首先,可以按农民实际需要区分短期班与长期班。大多数农民适宜短期培训,而对于种养专业户、致富带头人,就有必要组织长期培训。其次,是课堂讲授与现场操作相结合。安排教师或聘请行业专家上大课,可根据农民的实际组织专场讲授或直接进入农户开展现场教学。培训还可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咨询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具体的培训手段上,需要借助现代教学技术,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采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可通过图片、视频把真实情况展现给学员,增强培训的直观性。板书与讲解同步,便于学员记笔记。通过远程技术,可将其他地区的成果、经验予以展示。也可以请当地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进行实际操作演示讲解。

3注重质量,培育特色,创立学校培训项目品牌

几年来,学校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内抓办学质量,外树学校形象,努力创造职业技能项目品牌。工作中我们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实践:一抓培训基地特色。主攻1~2个优势专业,建设特色专业。尤其是在社会上需要量大的家政和保安专业下功夫,形成特色基地,这样在吸引劳动者参加培训利于单位招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抓劳务输出优质服务。在信息提供、人员招收、就业培训方面,开展跟踪服务,做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以质量育人,以特色引入,以诚信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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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的优势

1.高校的人才优势。高校尤其是农林高校具有栽培学、植物保护、经济、贸易、投资等各行各业人才,这些人才是广大农村地区所急需的,并且随着终身教育机制的贯彻落实,这些人才大多具有硕士或博士学历,不论是在参与传统教学活动,还是在现代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的基础教学经验,为拓展职能,参与新型农民的教育培养创造了条件。他们可以通过对文献信息的整合加工,生产出农民所需要的切合实际的信息资源,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农民,而且在农民消化吸收这些信息时给予帮助和指导,提高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

2.高校的技术优势。农民教育不同于大众文化教育而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广大农民居住在偏远的乡村,远离城市文明,空间的阻隔不利于农民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其次,由于农民大部分时间在田间劳作,很难抽出整段时间来从事知识技能的学习。因此,农民教育应围绕“科技兴农”主题,找准专业对接点,依托网络、电视、短信等载体,进行计算机信息获取和现代意识的培养,采用培训班、咨询站、网络服务、科技110等灵活多样的形式,高校利用多媒体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在远程教育与现代化文献信息服务方面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高校的资源优势。现在我国部分农村电脑已相当普及并且网络也普遍应用,用户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借助各种通信手段接入互联网,从而接入图书馆远程教育网络平台,享受图书馆定题或跟踪服务。高校图书馆拥有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系列数据库,可以实现对多个数据库的跨平台检索。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简称CALIS)与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相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化、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现代文献信息保障体系,为高效率、高水平的文献信息服务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高校在新农村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理论服务于生产实践,提高科研转化率。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特点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较低、作息时间和文化素质层次不一,留守人员年龄偏大等,对教育培训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兴趣;还由于受、民族、家庭结构、地域位置等影响,制约着人们对培训的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培训效果。鉴于以上特点培训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灵活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人员特点、岗位特点,安排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培训;根据不同文化水平和文化环境编写不同的培训教材;根据不同的认知水平采取不同的培训模式;根据不同社会组织的具体条件,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建立不同类型的培训基地和培训师资队伍等。也就是说探索一套适应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技能水平、认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培训机制。

三、高校开展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对策措施

1.巧设教育培训内容,采取灵活培训方式。以高校为主阵地,抓好农民科技培训。多数农民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文化程度又普遍较低,培训内容一定要实用通俗,如与农民生产密切相关的畜牧养殖、种植业等农业技术,要长时间、滚动式办班,组织农民轮流学习技术。对于涉及范围小,针对性强的技术,则以短班的形式组织学习,专人讲解,并上门做技术指导。高校在发挥农民技术技能培训主阵地作用的过程中,要结合农民培训的特点,在教学流程上,实行目标、培训、实践、考核四个程序,按照农民特点采取短平快培训模式。在专业设置上,要以农业产业化发展目标为中心,以广大农民需求为重点,按照实用高效的原则,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活动。在教学形式上,力求务实多样。一是长短班结合,农闲时办长班,农忙时结合生产技术环节办短班;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是讲课与实战相结合;四是讲解与专业户介绍相结合。

2.链接教育培训信息平台保障农村劳动力教育权利。高校要链接教育培训信息平台,提供最新劳动力需求动态,及时更新完善培训课程体系。建立健全新型农民培训的法律、法规,建立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关于新型农民培训的政策、法规,用法律赋予农民享受教育培训的权利,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及其子女的劳动技能的培训要给予法律和法规的保障。以法律、法规形式建立相应的政府管理新型农民培训的工作制度体系,建立各乡镇劳动力信息数据库,做好对新型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引导,切实承担起发展新型农民教育培训的责任,统筹规划,分类指导,依法推进新型农民培训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3.提供信息资源创新教育培训教材体系。高校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创新教育培训教材体系。培训农村人力资源所用教材不同于任何一般的学校教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特殊性。一是要求适应其文化水平,二是适用于不同工种和岗位,三是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学习形式。这样就要求有一系列教材,供学员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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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认识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它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即如何转移和向哪里转移。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新农村建设也需要一批新型的劳动力,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明确走向。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还有如此高的农业人口比重,从而决定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期性。要让这部分劳动力尽快融入到城市中来,就必须对这些需要转移的劳动力进行职前培训和素质提升,从而避免主观性或强迫性的粗放型转移,减少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成人教育来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

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各业人才的重要使命。成人教育长期以来主要面向成人,从事其职前职后培训教育研究和发展,使成人教育在新时期最有资格和能力承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教育。

2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存的主要问题

2.1 转移的地域和行业局限性大

从地域上看,劳动力转移方向主要是往东部沿海地区,从行业上看,进城农民多数就业于工业建筑、家政和餐饮服务业等非正规部门,约占80%,这些都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脏、累、苦、险的工作。

2.2 自身提高和完善的能力明显不足

由于劳动力转移人员自身的观念落后及普遍受教育层次较低,其自身提高和完善的能力明显不足。单从文化层次上看,进城农民工主要是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多数留在农村的农民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或以下,又加上好多人没有技能,其收入主要靠出卖劳动力,他们不会去想也没有能力去想自身能力的提高或就业质量的改善,形成了长久的在低层次徘徊不前的局面。

2.3 转移的劳动力难以形成城市化概念

农民工从土地上来到城市,没有固定的居所和职业,随时就可能卷起铺盖卷走人,由于这种在城市部门工作的不确定性,相当多的农民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流出来,尽管已有30%多的乡村劳动力不再从事或不再单纯从事农业生产,但这一部分人的绝大多数仍然居住在乡村,其习惯和意识均缺乏城市化概念。

2.4 候鸟型务工特性,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整体提升

农民工因为职业的不稳定性及其他体制上的原因,“兼业型”农民比重较高,当然还有季节性农忙和传统习俗的因素,绝大多数农民工成了名符其实的候鸟型务工群。每到春节之际,数以千万计返乡的农民造就了中国特有的春运高峰,带来了较多的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是表现在空间形式上的转移,并未完全出现以职业转换为基础的高质量转移特性,这里面除了有排斥农民非农就业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些需要转移的劳动力自身素质较低的根本。因此重视对劳动力转移前的培训和对其进行终身的职业教育是农民工自身的需要,更是国家长远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3 创新成人教育,推动我国高质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3.1 多渠道营造教育培训氛围

营造培训氛围,让农民工具备自觉的参培意识,不能是光停留在嘴上的宣传,应多管齐下。首先是要高度重视,加强宣传,使农民工对政府有关转移培训的优惠政策知晓面不断扩大、知晓度不断提高;二是强力推行就业准入制度,使“先培训后就业,先持证后上岗”成为用人单位自觉遵守的规则,成为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自觉行动;三是开展常规性的执法监察,对用人单位违反就业准入制度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并责令限期整改。通过这些方面的努力,可以较好地为农民工转移培训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培养他们的自觉行为。

3.2 加强培训基地建设

对农民工培训既要调动农民工的主管能动性,更要靠各级政府重视对培训基地的建立和投入,落实专门的师资和校舍,将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考核范围,并在上级教育、农技、就业部门的指导下扎实开展培训工作,才能真正把当地农民吸引组织起来,就近就地实施培训,从而减少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提高培训教育效果。

3.3 实施全方位的教学改革

成人教育应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培养目标,对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育内容等进行改革调整。从专业和课程设置来看,应根据适用性原则,开设工业、农业、渔业、经济、管理、医学、服装设计与裁剪、理发、美容、摄影、栽培、手工、家政等各种实用性专业和课程;从教学方法和手段来看,成人教育应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和传播媒介,采用个案教学、按程度分班的形式,加强实践环节,做到边学边干,真正让农民工学有所能。同时还要增设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养内容,以使他们不但能够打工,还能够创业。

3.4 强化成人教育体制创新

成人教育还应注意体制创新,为有能力和愿望的农村青年提供系统学习的机会,以提升他们的学历层次。如与普通教育有效地衔接,在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打开通道;成人教育机构之间应做到资源共享,并在县、乡设立的分部、辅导站、培训部或函授站等,建立广泛的横向和纵向联系,以利于整合优化院校成教资源,扩大农村劳动力的培养规模,提高教育效益等。

3.5 创设多种学历层次

为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种不同水平的求学愿望,成人教育应设置初等、中等、高等成人教育,即既要进行中等职业技能培训,还要进行扫盲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适应不同教学对象的实际需要。同时还可采取学历制和证书制并用,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

成人教育还应重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的教育力度,发展各种形式的正规学历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为转移后劳动力开设各种形式的培训班、教学班,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为他们职后知识更新提供有效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周济.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全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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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需求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在农业人口有9亿之众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耕地人均不足2亩,并且每年还在继续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致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重视和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市场竞争意识越强,他们能够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岗位的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我国农村农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转移后无法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共同肩负起教育培训的重任,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大规模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一、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

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阿瑟?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投资。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

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这同样对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另一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取决于转移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的可能,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拉力”;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表现为一种“推力”;三是经济发展使劳动者产生的一种转移的心理动机,即为主观能动性。这当中主观性的显现表现出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客观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盲目地、轻率地强迫转移,则不会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据相关资料统计,1999年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在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学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专占1.57%,大专占0.4%。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6年.冈0刚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职业技能教育方面,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农业劳动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过3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据国家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国家不足全国人口10%的农业劳动者中,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超过90%。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更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就业的稳定性。

实践证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的关系

新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择业范围和空间越广、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社会问题也越少。

(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范围越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

(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空间越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其转移距离,统计表明,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他们的择业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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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人口红利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综述

(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

人口红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认为人口红利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贡献为1/4~1/3。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正式使用了人口红利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认为“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就是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2]。mason(2001)还指出人口红利期的效应短暂,持续时间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还提出了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的两个阶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影响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龄化还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还认为,一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总人口呈负相关的态势,却与劳动年龄人口具有正相关性,但在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6]。国内研究人口红利的学者也较多。蔡昉(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处于逐渐消退的阶段,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而马瀛通(2007)[9]、解保华(2010)[10]等学者通过研究则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红利目前依然存在;学者袁志刚(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认同中国正面临“刘易斯拐点”的这一说法。车士义(2011)还计算出在结构转变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我国人口红利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2]。

(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人口红利影响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二元结构经济将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现代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14](1961)针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和扩展,提出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认为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托达罗[15]的乡村—城市劳动力转移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人口红利影响的问题,国内学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简单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民工再流动都有显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红利。张广婷等(2010)[17]认为,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龙(2010)[1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农村公共教育重“基础教育”轻“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财政支出结构是抑制农户教育投资的根本诱因之一。李子联(2011)[19]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既产生了“激励效应”,又带来了“抑制效应”,其中以“激励效应”占主导地位,进而提出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赵玉奇等(2012)[20]将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认为可以通过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定性分析的较多,对中国人口红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学者们都认为具有溢出效应。但在我国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如何通过加强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职业教育的问题,其研究则有待深入。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人口红利与剩余劳动力职业教育的关系: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是获得二次人口红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认为,人口红利的第一阶段较注重于劳动人口的数量,相关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到第二阶段,随着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主要靠提高劳动人口的质量、产业的升级换代来延续人口红利,也称之为二次人口红利。

(一)二次人口红利中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综合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人力资本之父。他认为,人力资本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劳动能力,表现为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价值的总和。人力资本是由投资形成的,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择业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事成本和迁徙费用五个方面。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中,研究者所建立的大量模型仅仅用于度量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目的在于说明教育对增进人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劳动者生产率改进的诸多因素中,除教育外,干中学过程中所积累的劳动经验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二)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资源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的条件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劳动力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实现人口红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不仅增加了劳动供给,而且减轻了劳动负担,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劳动负担比下降会带来储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资的增加从而导致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拉动经济增长(见图1)。

然而年龄结构转变只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兑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转化为人口红利需要一系列条件。首先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劳动力质量的进一步提高。这都涉及到有效的制度安排,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正是实现这一条件的有效途径。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并成功转移到非农部门或者发达地区就业,将引起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此外,劳动力负担比降低带动农村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再进一步带动资本积累增加,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姚先国等人(2007)[21]的研究还表明每1%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将使gdp增加0.5%~0.85%,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全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增加人口红利的有效途径。

(三)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转变特定阶段的年龄结构优势产生的。但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优势的人口结构,将转变为年老型的人口结构。[22]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这一地区集中了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大多是由非农产业劳动者创造,技术要求较低。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就业扩大,再加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有了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和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的转变开始进入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出现递减趋势。事实上,最近几年,在劳动力市场上,尽管农民工工资逐年提高,但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的增量在减缓。

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继续发挥其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仍然有较大的潜力,具有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而东部地区则需通过产业升级和加强劳动力培训,挖掘出内涵的人口红利,从而维持经济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红利。有计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业,劳动生产率与员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体是,员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并且假定由高中学历员工替代初中学历员工,那么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由大专学历的员工来替代,那么,劳动生产率甚至可提高66%。这就说明,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职业技术教育的问题:总量与结构、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不平衡

目前,关于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还存在着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极不平衡的矛盾。具体有:

(一)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目前,总的劳动力人口还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结构性矛盾。根据全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9.68%,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 137 093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 149 546人,占50.32%。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处于上升状态。张安良、金彦平(2010)[23]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5.7%,且农村剩余劳动力自2001年开始每年增加100万人。然而实际农业生产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以张安良和金彦平的实验结果估算,我国农村仍有将近2亿的剩余劳动力。

然而,尽管我国劳动人口总量不少,但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加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企业招工难与农村劳动者就业难两大问题相互交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很多企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特别是一线制造业、家政业、餐饮业等行业招工难的问题依然严峻。同时,中西部地区也加入了劳动力市场的争夺战,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业压力也很大,相当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以河南省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大省。据调查,河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3 200万,截至2010年底累计转移2 360万,还有800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二)基础教育水平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严重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关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通过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发现文盲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也由35 701人下降为26 779人,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则由33 961人上升到38 78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为14 032人;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3 611人上升为8 930人。这说明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资料,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①(见表1)。

然而,除了基础教育以外,在劳动力技能培训方面,未接受过任何培训的人数比重高,接受培训的次数偏少。据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的调查显示,自外出务工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为61.1%,高于传统农民工(59.1%)2个百分点。受培训次数在2~5次之间的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仅为44.6%,比传统农民工(77.8%)低33.2个百分点;外出劳动力接受培训次数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受训人数的比重为11.5%,比传统农民工(14.2%)低2.7个百分点。这就说明,我国农民工在接受职业技术培训方面还需大大加强。

(三)“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由于我国产业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土地、环境等要素,为了能够可持续性发展,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事实上,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这些地区产业发展需要的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却相当缺乏。由于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这种用工短缺现象也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即使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

“民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非重视职业教育不可的地步。目前的情况是,社会“重仕轻工”现象普遍,多年来学生都是把大学深造作为学习的第一目标,以至考大学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们把国家公务员作为职业首选,以至于公务员考试招录比例屡创新高。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从每年的中考报名咨询会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在普通高中教育的摊位,特别是名校的档口,往往是人头涌涌,水泄不通,而中职教育的档口往往是门可罗雀,报名和咨询人数寥寥无几。其实中职教育的学校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原因,总认为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低人一等。导致分数高的学生都去报考普通高中,而分数低的学生,即使内心极不愿意,也只能被迫报考中职学校。这就是社会观念轻视职业教育而造成的。

四、职业技术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制度不健全、体系不完善

造成目前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技工荒,而技工荒的原因是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滞后性,那么,职业技术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宏观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 制度不够健全。政府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效果的最大因素。政府缺乏统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规定,每年国家政府工作报告都指出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但没有出台具体相应的法律法规,更没有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政策出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在实现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方面说的多,行动的少,实际投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门谋求部门利益,把对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看作是摇钱树,导致培训机构、培训设施重复建设和培训队伍低水平运作。

2. 投入经费不足。目前培训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政府、企业和农民。农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或者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训费用的现象。企业由于对培训不重视和短期行为,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培训经费。国家“阳光工程”补助培训经费和省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补助培训经费虽然总体数额不小,但分摊到单位劳动力的培训经费偏少,不能满足培训所需。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投入偏少,在贫困地区经常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不能足额下发等情况,甚至出现资金拨付部门克扣培训经费现象,这无形中减少了人均培训经费。

此外,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因素之一。劳动者自由流动和自由迁移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改革开放使对劳动者流动的限制逐步放宽,但由户籍制度派生出来的其他一系列制度与福利,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政策等形成了强大的阻力,阻止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

(二)微观因素:企业个人不重视、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

1. 企业和个人不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相对较强,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短期利润,管理观念落后,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致使企业教育缺位。即使输入地企业开展了少数农民工培训,也往往是即时性、快餐式的,培训质量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农民工素质普遍偏低,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较低的利润率使企业难有足够的资金与时间对其员工进行培训。农村劳动者个人也不重视培训教育,没有充分认识到劳动的培训教育能产生经济效益。在老一代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学历以下的比重超过50%,即使在新一代农民工中也超过30%。农民工个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认识不足使农民工本身没有养成接受培训教育的自我意识。这也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开展。

2. 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为培训内容不完善、培训层次较低,劳动力培训与市场需求不对接。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多为一次性培训,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根据2001-2010年情况,从行业角度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趋于回升,说明该行业人才需求旺盛。同时存在人才过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现状说明了我国劳动力培训存在与市场需求不对称的情况(见表2)。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为了完成培训任务,匆匆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没有充分前期调研准备,没有从当前就业形势与劳动需求出发开设针对性较强的专业。培训机构主要从自身资源出发,能开设哪些专业就开哪些专业,没有考虑到市场需求。培训以短期培训为主,很少培训机构会对同一农民工开展持续的培训,由于培训期限偏短,学员只学到相关专业的一些表面知识,缺乏深入学习了解,造成许多学员即使参加了培训,也不具有过硬的技能,无法顺利就业。此外,课程设置不合理,对于进城务工必备的法律保护知识、组织意识、专业生产等方面知识涉及的少,难以适应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全面要求,造成培训与转移就业衔接不够,出现供给缺口现象。

五、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途径:制度和模式的创新

尽管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通过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那么,中国有望获得新的人口红利。

(一)宏观层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政府应充分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对增加人口红利的重要意义,有关部门需完善职业技术教育的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具体是:

1. 建立农村劳动力职业技术培训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制定长期稳定的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就业政策,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一样,实行免费或低费的职业培训。如建立专门的农民教育和管理培训机构,整合农村教育资源,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逐步建立以村为基础、以乡镇为主阵地、以县为补充的培训体系。此外,相关部门还应建立健全劳务供求信息网络,开展劳动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只有这样,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2. 加大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在职业教育培训的体系中,由于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尤其是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更具有外部性,虽然用人单位是培训的受益者,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企业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偿不了其培训的投入。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大部分投入应由政府来承担。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把农民教育培训纳入公共服务的范畴,作为公共财政的必要支出。同时,通过市场化运作,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

(二)微观层面:多种模式,按需施教

在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做好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按照行业、区域以及培训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率为目标,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体措施有:

1. 采取社会各种力量多方参与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导的劳动力培训的模式下,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组织和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实行多种办学方式进行劳动力培训。同时,培训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标制和项目管理制等方式,可根据劳务需求方的要求开展定向培训,不断提高培训效率,教育培养好一批就业技能强、从业素质好的农村劳动力大军。

2. 实行对症下药、因材施教的策略。针对农村大龄劳动力的培训,应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扫盲教育工作,加强农民劳动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具备基本文化素质、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会的认识或者能够掌握1~2门种植、养殖新技术。鉴于这部分劳动力年龄偏大、文化层次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特点,可采用分散学与集中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教材方面尽量使用较简单的乡土教材,如可多编写一些卡通式、操作说明式、流程图示等教材,以便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干就灵。对于年轻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学校可举办中等学历教育,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输送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由于他们一般都具有九年制的义务教育水平,文化层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行更高级各种知识的培训,重点培训学员对实践技能的掌握,多实践操作,少理论学习。

3. 建立完善的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激励机制。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奖励基金,对参加职业培训的劳动力实行困难补贴;对学习技能进步快、表现优秀的农民工实施奖励;对于用人企业和培训单位在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也实行奖励政策,以提高其进行培训工作的积极性。

篇(1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劳动力市场对于高素质产业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培训规模大、发展快,但培训的质量保障却不容乐观。基于国际比较的视野,分析和借鉴日本和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对于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改进与提升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

(一)完备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法律体系保障

日韩两国都坚持立法为先、依法治农,现都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法律体系,从国家法律的高度支持和保障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顺利进行。二战后日本政府相当重视教育法制建设。在专门针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方面,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立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农业继承者教育的重要地位,阐明了农业学校的宗旨,致力于把拥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子女培养成为现代农业骨干人才;1948年颁布的《农业改良助成法》提出要加大对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力度;1961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进一步表示要使农业从业者得到一定的教育和培训,保障从农者及其家庭能够充分就业;[1]1999年,《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在就农者的教育培训和经营管理方面也做出了相关规定,并要求国家鼓励并扶持农村技术教育。[2]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方面,1950年的《农业改良资金援助法》规定了政府经费支持的项目包括改良农业经营、改善农民生活和培养农村青少年等;1984年修改过后的《关于农业振兴地域法律》表明要划拨专门资金用以支持农民的继续教育培训。[3]同样,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也受到法律保护。1962年制定的《农村振兴法》强调启蒙指导、技术普及、领导者的培养与训练等,旨在振兴与开发农村;[4]1990年的《农渔村发展特别措施法》不仅规定了培养农渔民后继者,而且还确立了专业农户的具体培养制度;[5]1993年修改的《兵役法》规定将农业后继者改为产业技能要员,并且免除兵役;2000年施行的《农业、农村基本法》对培养专业农业人作出了具体规定。[6]在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上,1971年出台的《农业产学合作审议会规定》确定了国家须向农业经营者培育、农业教育培训实习等项目提供必要经费;[7]1980年颁布的《农渔民后继者培养基金法》为农村基层干部和有意愿且有能力务农的农村青少年设立专项培养资金;[8]1998年修订后的《农业农村基本法》,不仅明确了对农业人培育的援助,而且还涉及到援助资金效率等相关问题。[9]

(二)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日韩两国都已形成了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该体系为农村劳动力打通了更多的职业教育培训渠道,在增加职业教育培训机会、拓宽职业教育培训内容、满足不同农业相关群体职业教育培训需求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形成了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市町村、政府部门—教育系统—社会力量从上到下、多方参与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10]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主要由文部科学省、农林水产省等部门负责,包括农业职业高中教育、农业继续教育、农业技术普及组织教育和国内外研修制度。[11]农业职业高中教育由文部科学省系统的农业高中实施,其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高中在校生,目标是致力于把高中在校生培养成自营农业人员和农业关联产业技术人员;[12]农业继续教育的实施主体主要有农林水产省和道府县的农业大学校以及民间农业继续教育机构,以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大学校为例,其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有1年以上从农经验、打算长期从农的具有高中学历的农村青年,目标是培养振兴社区农业的中坚人才;[13]农业技术普及组织教育的实施主体包括农业协同组合、农业青年俱乐部和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以农业协同组合为例,该组织设营农指导员,以农业协同组合成员及其家属为对象(日本几乎所有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业协同组合),对其进行生产、经营、生活方面的指导,目标是提高农业者的素质;[14]国内外研修制度主要由全国农村青少年教育振兴会实施,职业教育培训对象是30岁以下的在农或即将务农的青年,目标是获得实践经验、掌握先进技术。[15]韩国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由四部分组成,主要包括农村振兴厅、农业协作合同组织、农业大学和其他民间组织。[16]农村振兴厅下设道农村振兴院、市郡农村指导所和邑农村指导所,以后继农民、专业农民、农村青少年、农村妇女等为对象,实施农渔民后继者教育、专业农民教育和专门农业大学教育,农渔民后继者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农业后备劳动者,专业农民教育以培养核心农户为目标,专门农业大学教育以培养具有专业实践能力的青年农业专门人才为主;[17]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主要由农业经营教育支援团、教育院、研修院和新农民技术大学等机构组成,培训对象包括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会员(韩国9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都是农业协作合同组织会员)、专业农民等,目标是培养具有农业实践操作技能的农民;[18]农业大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以中青年农民、农业后继者、专业农民、骨干农民为培训对象,主要是开展知识、信息密集型培训;其他民间组织包括农村青少年教育协会、农民教育学院、农村文化研究会和其他民间团体,面向农村青少年、农业技术人员和全体农民,旨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事业。[19]

(三)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突出实践教学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培训方式也不拘一格,突出了教学的实践性。日本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内容,除了综合知识和技能外,还涉及到农牧渔生产技术、农产品加工储存和销售、农业经营和管理、国内外农业政策、健康和生活等多个方面。[20]在方式上,强调职业教育培训的实践教学,常用的教学形式有上门指导、实物展示、实地参观考察、互联网传播、讲座等多种方式。以农业改良普及中心为例,该组织要求专门技术员和改良普及员通过示范户的选定、实验样板田的设置、巡回技术指导等方式向农村劳动力提供帮助和指导;此外,还安排农业普及员通过座谈会、讲习会、视频播放、苗圃展示等方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教育培训。[21]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职业教育培训之前,很多都会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从而保障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其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实用技能和知识的培训与更新、社会政策教育、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实用科技等方面。[22]在方式上,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理论结合实践,主要有实习体验、现场参观和讨论等方式;二是培训时间灵活,既有每期3至5天的短期培训,也有1至2年的学历教育,既可完全脱产,也可半脱产或不脱产;三是充分发挥媒介的培训作用。[23]值得一提的是,韩国2005年推出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券制度开了农村劳动力自主选择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的先河,既满足了实际需要,又遵从了农村劳动力意愿,在韩国引起了强烈反响。[24](四)充足的资金投入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来源渠道多,数额也大,这为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在资金来源方面,日本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经费来源主要有财政部拨款,文部科学省资助,地方财政、中央和学校法人筹资,国家低息贷款等多种渠道。在资金投入方面,日本除了对有“认定农业者”、“青年农业士”、“模范农户”等荣誉称号的务农者给予资助,还对民间农民继续教育组织的设施建设、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的各项进修活动以及参加国内外留学务农人员提供经费和补助。[25]日本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投资不仅项目多,而且数量大。例如,以招收即将从农的高中毕业生为主的县立农业学校和部分农民进修所,其办学经费由国家和县当局共同提供,各自承担2/3和1/3。[26]韩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经费来源包括国家财政拨款、农林部门划拨、地方财政补助、国库融资、农协融资、官员非法财产充公等渠道。韩国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投入是非常可观的,政府财政拨款建立的农业专门学校,计划对农渔民后继者进行为期3年的正规教育,其办学年预算达50亿韩元;[27]韩国江原大学向农村劳动力开展的咨询、教育、培训等活动,所有费用都由道(省)政府承担,其中仅农村劳动力人均培训费用就高达300万韩元;2005年,为了革新农村劳动力培训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韩国农林部投入3.5亿韩元用以示范推广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券制度,从而保障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为了改变农业后继人缺乏、农村荒芜和萧条加剧的局面,计划到2013年为止,韩国政府将投入2.4万亿韩元用以每年培训5000名从农青年,保证20万专业农户的较高素质。[28](五)完善的质量评估监测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日本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评估和监测不单单是针对受训者,还针对实施职业教育培训的主体机构。就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而言,日本已形成了设置认可、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共同作用的质量评价体系。[29]设置认可是文部科学省对一所机构是否具备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基本条件的资格认可,从质量上保障该机构较高的办学起点。内部评价是办学机构对自身职业教育培训质量的自我监督,且须定期向内部工作人员和外部相关政府部门报告。外部评价由独立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和政府的第三方组织进行实施,它必须接受文部科学省一系列严格的资格认证才能参与评价,其评价的客观性、公正性已使外部评价成为日本主要的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评价形式。日本对完成职业教育培训的农村劳动力都要进行技能鉴定和资格认证,以确保职业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的价值。日本的职业资格分为国家资格和民间资格,有资格考试、专家评审和学历认证三种鉴定方式。[30]在日本,职业资格证书和毕业证书同等重要,并且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是相当不容易的,农村劳动力职业资格有“农业士”、“指导农业士”等,这些职业资格对提高从农人员的职业素质是非常有效的。韩国不仅对实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机构、教师、设施等条件有着严格的标准,而且为了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职业教育培训效果的最优化,还要求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必须依据自身的条件和性质选择职业教育培训对象、确定职业教育培训内容。在职业教育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均要接受技术考核。韩国严格实行职业资格认证,以农业后继者为例,首先要获取农业后继者的申请资格,即作为产业技能要员有2年以上从业经验,且年龄不超过40岁;其次,需要在满分为750分的分数选拔中取得合格成绩才能真正成为农业后继者。[31]完善的质量评估监测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不仅使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质量得以保证和提升,还促进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农业、农村、农民和职业教育培训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二、对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启示

(一)推进农民工培训法制建设

日韩两国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地位、内容和资金投入给予了法律高度的保护,对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与义务、经费来源、运作及相关奖励措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虽然有涉及到职工培训,但是范围过宽、可操作性不强、执行力度也不到位。近年来,我国虽然颁发了诸如《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只是一种政策措施,并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要求,对农民工培训未起到刚性的规范和保护。鉴于此,我国农民工培训的法制建设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制定专门针对农民工培训的基本法律,涵盖农民工培训的各个方面,确保农民工培训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二是建立健全农民工培训法律体系,对现有相关法律的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促进农民工培训真正服务于农民工群体、作用于生产经营一线。

(二)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

日韩两国系统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使得农村劳动力教育有路、培训有门。为了保障我国农民工培训质量,健全以职业学校为主导、各类培训机构共同参与的、面向全体农民工的多层次培训体系是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的。该体系可分为4个层次:一是初等职业学校和乡(镇)级培训机构,以提高农民工文化知识与职业道德、掌握初级技能和就业等通识性知识为目标;二是中等职业学校和县(区)级培训机构,主要是把农民工培训成掌握岗位技能、面向生产服务一线的中级技术工人;三是高等职业学校和市级培训机构,以培训既了解相关专业理论,又掌握专业技术的高级技术性人才为主;四是成人教育学校和省级培训机构,旨在引导和帮助农民工终身学习、更新知识和技能、实现职业转换等。各级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可以依据现实所需实行公办、民办或者公私合办。公办力量以政府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教育等部门为主,民办力量包括个体、企业、社会团体等。

(三)优化农民工培训内容和方式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内容丰富、方式多样,既能满足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又能满足农村劳动力生活需要。农民工培训结果的实效性取决于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因此,需要对培训内容进行深入调研,以确保培训内容既符合岗位要求,又满足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需求和现实生活需要。农民工培训不仅应该包括法律政策、生活指导、职业知识技能等引导性、就业性内容,而且还应包括人文素质、信息技术、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发展性内容。其培训方式要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培训对象采取适应其需求的培训形式,诸如校企合作、送教进厂、进创业园区、进重点建设项目场地、进产业集聚区等。在时间安排上,采取长短期结合、脱产与半脱产结合或假期进修的方式进行培训。加强培训的实践训练,培训教师在“做”中教,农民工在“做”中学,提高农民工的实践操作能力。此外,还可引导、帮助农民工借助移动网络进行自我培训。

(四)完善政府主导的多渠道投入机制

日韩两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保障得力于充足的资金投入。我国农民工培训能否按要求按标准完成,还要看投入机制的完善程度。因此,我国各级政府每年应根据实际情况,将农民工培训作为民生工作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专项经费预算。中央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合理承担农民工培训经费,并以社会力量投入作为补充,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导,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多渠道投入机制,为农民工培训质量的达标提优提供资金保障。

(五)强化质量监管,从严实施职业资格考试

借鉴日韩两国的经验与做法,加强对我国农民工培训的质量评估和监测、对农民工培训结果施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是很有必要的。对农民工培训的质量监管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对培训机构的资质进行周期性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培训师资、基地、设施和管理等方面,评估主体包括学校、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和农民工个人;二是对培训过程的质量进行常态化监测,主要包括对培训内容、方式、经费使用等方面。培训结束后,对农民工进行严格的职业资格考试,通过的给予相应证书,不合格的择期重新接受培训。对农民工施行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不仅可以规范农民工的参训行为,避免因其自身因素造成的培训质量问题,而且还能对农民工职业技能进行分层分类管理,便于企业对农民工的选择任用。

作者:杜永红 金霞 刘洁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烟台市福山高新区泊子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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