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代价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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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改革开放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GDP从3645亿元增加到519322亿元，年均增速接近10%。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经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系列问题，比如：增长方式粗暴、经济转型缓慢、环境污染严重，等等。我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增速问题，而是质量和效益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质量和效益问题，我国经济将始终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状态。本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测度我国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并就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仅以单个指标来测度经济增长质量，不能完整地给出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全貌，因为经济增长质量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数量而言，涉及经济增长的多个方面。但若将经济增长数量以外的所有因素都纳入分析框架，就会造成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无法得以确定，从而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比较随意。

本文认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应紧密结合经济增长本身，涵盖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包括经济增长的方式、经济增长的结果和经济增长的前景。首先，经济增长质量应该体现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比如，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其次，经济增长质量应该体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性。如果百姓不能有效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民生就不会随经济增长得到同步改善，经济增长就失去了意义，与高质量毫无关系。再次，经济增长质量应该体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在保持资源和环境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增长，是高质量的增长；反之，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是低质量的经济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成果的可分享性和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四个方面测度经济增长质量。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13个分项指标和24个基础指标。具体指标如下（破折号后为基础指标）：

1、经济增长的效率

（1）劳动效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2）投资效率――投资效果系数；（3）土地利用效率――单位GDP建设用地面积*1；（4）能源利用效率――万元GDP能耗*。

2、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

（1）产业结构――工业化率，第三产业比重；（2）投资消费结构――消费率，居民、政府消费比；（3）就业结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3、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

（1）生活质量――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口拥有医疗床位数；（2）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和政府收入增速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4、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1）水污染状况――单位产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2）大气污染状况――单位产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3）固体废物污染状况――单位产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三、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及分析

（一）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00～2012年为研究时间段。除“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外，本文所使用的指标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基尼系数是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加权得到，权数为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比例，而城镇基尼系数和农村基尼系数分别由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和农村分等级收入数据计算得出。

通过计算，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结果如表1所示。

（二）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1、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评价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质量自2000年以来有了很大的提升，2012年经济增长质量相对2000年增长了118%。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明显落后于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因为2000～2012年期间，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了219%。

2、经济增长的效率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且明显高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效率指数增长了350%，远高于GDP增长率，土地利用效率指数和能源利用效率指数分别增长了145%和99%，低于GDP增长率，投资效率指数下降了65%。整体来看，我国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尤其是投资效率低下问题特别突出。由于一些地方政府主导了投资行为，因而存在不少盲目投资，投资的宏观效果和微观效果都比较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不高。

3、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

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指数平均增长率仅为0.7%，远低于GDP增长率。二级指数方面，就业结构优化指数增长了58%，产业结构优化指数仅提高了15%，投资消费结构优化指数则下滑了19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加速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优化了我国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方面，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仅为43.4%，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投资消费结构不理想是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我国2012年消费率仅为4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必然会导致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

4、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性指数增长了86%。二级指数方面，生活质量指数增长了70%，收入水平指数提高了129%，而收入分配公平性指数则下滑了-108%。从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四个基础指标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和居民和政府收入增速分别下滑了106%和6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21%，基尼系数增加了42%。综合来看，2000年以来，虽然我国老百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正在逐渐恶化。

5、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

从表1的数据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环境代价指数增长了89%，反映我国的经济增长环境代价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从百姓的切身感受来说，我国环境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矛盾呢？原因是百姓只关注污染排放的绝对数量，而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是一个相对指标，分母是GDP，当GDP的增速高于污染排放的增速时，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实质上就是减少的。

四、结论

本文构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测度了我国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并就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结果发现：

第一，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明显落后于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

第二，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而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劳动增长效率的大幅提高，土地、能源和资金利用效率明显不高，投资效率甚至出现了大幅下滑。

第三，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实施成效并不理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和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

第四，虽然我国老百姓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幅度提升，但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正在逐渐恶化。

第五，我国环境污染逐渐严重，单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环境代价在逐渐减少。

参考文献：

[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6（6）：75-86.

[2] Chenery H B. Patterns of Industria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150（1）： 624-654.

[3] Turnovsky S J， Chattopadhyay P. Volatility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Some Numerical Resul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59（1）： 267295.

[4] Barro R 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Working Papers Central Bank of Chile from Central Bank of Chile.

篇（2）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生活质量问题

联合国出版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因此，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程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它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在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过后，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社会出现了两大困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越来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据统计，这几年我国每年下岗职工大约为650万左右，每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安置200-300万，也就是说每年我国将有400万左右的下岗职工加入失业大军行列。另外，据专家估计，依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耕地面积情况，农村仅需不到2亿左右的劳动力，而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除外）为3.3亿左右。大量剩余劳动力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我国统计失业率通常只有3.5%左右，而实际失业率即使取一个保守的数字也可达8%。（注：李华强等，试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七大问题，山西统计，2001年第6期.）如此之高的失业率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篇（3）

认识误区在于，“稳增长一定有个具体的目标”，如保8%或保9%。事实上，这种缺乏弹性的目标容易产生至少三方面的负面效果：

一是每次经济增长下滑时，地方政府都希望拿到“稳增长”的尚方宝剑，这样上项目的各种限制放松，许多不好的项目如环评过不了，或有明显争论的项目都是借稳增长之力而“逆流而上”，最终导致不顾后果的扩张。追求短期利益，与长期的调结构转方式产生巨大冲突。中央长期倡导的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目标就有被拖延乃至落空之虞。

二是，在实现预设的“稳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代价考量问题。一般的结果是：保住了增长，但代价过于高昂，并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或测算出长期有9%以上的增长潜力，所以要“确保”。这样的论断偏于主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提出“保8”，那时中国GDP规模还较小，亚洲金融危机也仅是一种区域性危机，提“保8”还可以接受。

如今，情况完全改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一个较长期的低迷之中，中国GDP基数也增大了数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减弱、新的竞争力还未形成。这种情况下再提“保8”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深入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增长目标与代价之间取得平衡。

三是，过于确定的稳增长目标，容易成为各种崩溃论、反宏观调控论的“由头”。中国GDP就不能低于8%吗？低于8%就会崩盘吗？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增长10%，在另一些时期也可能增长7%，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8%以上或10%左右的水平。在规模已经很大、外部环境明显恶化、自身结构性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合理的选择，也是降低风险、保安全的选择。

继续保持高增长目标风险较大，甚至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房价不能跌、增长不能低，低了中国社会就不能承受，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带“挟持性”味道的说法，甚至可能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继续保持利益不受侵害的说辞。

走出认识误区之后，可将稳增长目标确定为一个区间，如6%至9%，9%以上的增长代价过大，要主动加以调控，使其降下来；而6%以下的增长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放慢是一种内在趋势，也是结构调整的一种内在要求。增长在6%?9%之间是可以接受的，不能说低于8%就不好，高于8%就是好，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弹性目标，而不是刚性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

在操作层面，为了让地方政府更好地配合“稳增长调结构”，在“十二五”以后的较长时间内，衡量经济发展好坏的指标应做较大调整，最终形成新的政绩激励机制。

未来的发展要看两个速度，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总体来讲，要适当淡化增长速度，同时，明显强化用结构调整速度来评估经济增长的好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但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了，这样的增长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经济增长率较高但结构调整速度极慢或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然较低，这样的高增长不必强行维持。

篇（4）

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离不开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探讨，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真实性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特殊形势下，对GDP的核算在理论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一）GDP的核算方法与核算制度存在着局限性

对GDP进行核算时采用的是“生产原则”而不是实现原则，即对成为积累进入存量的投资与现实使用未作区分，这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有很大的弊端。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特别是在目前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大部分商品供过于求，经济中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据国家有关部门对1999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分析表明：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3%。大量的无效供给可能会成为永久的库存或只能削价处理。对于这些进入库存或削价处理的商品，在核算时已经计入了GDP，但它们的价值却无法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会造成GDP的虚假成份。

（二）统计数据质量存在着失真的可能

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发展，经济结构日趋复杂，经济运行机制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得统计对象更加广泛、复杂、多变，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我国现行的统计体制和统计调查方法体系没有按市场规律作出及时的调整，基层统计力量过于薄弱，统计队伍素质较低，这使得统计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我国政府统计数据的质量存在失真的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统计法还没有真正起到其监督作用，致使我国大部分统计工作不具备完全的独立性和超脱性，统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往往受利益驱使，统计的质量与可靠性受到威胁。统计工作者的业绩与当地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领导干部的业绩则与当地所创造的GDP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存在的行为机制客观上强化了行政对统计数据干预的行为，统计部门很难独立地行使统计职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得不从地方利益出发，屈从于领导的意志而人为地臆造数据，从而造成统计数据传输过程中的中间扭曲。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波动率分析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一般用经济增长波动率来反映：

本年经济增长率－上年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波动率＝──────────────────

上年经济增长率

从1985年到2000年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波动较大，但自1993年以来波动率基本上维持在-0.02～0.02之间，可见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了较大的提高。

稳定的经济增长之所以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容，是因为：过度的经济波动对经济的动态效率损害很大，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又会造成高失业率。此外，它对人们特别是穷人会造成超乎常规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穷人几乎没有什么资本来对付经济的冲击，他们要维持消费水平的稳定将比富人遇到更多困难。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还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Furman和Stiglitz1998）。另一方面是由于替代性选择的缺乏，穷人经常从事那些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的工作，比如农业和建筑业。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会严重地恶化他们的人力和自然资产，使他们在其后的繁荣中也得不到好处。

附图

注：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制作。

三经济增长的内在保障：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我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中出现了过剩的局面，但这种经济过剩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相对过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1)三次产业结构层次较低。1998年我国三次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为18:49:33，而同期高收入国家为5:30:65，中等收入国家为9:33:58，低收入国家为23:39:38，（注：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86页.）我国大致处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之间。(2)产业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产业性质，肓目引进、肓目投资、重复建设，地区产业结构呈“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状态。例如，汽车工业在被国家列为支柱产业后，全国几乎所有的省市在“九五”规划中都将其列为重点发展产业，甚至一些县、乡、镇也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汽车、摩托车项目，目前地区趋同率已达70%以上。（注：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0年8月18日.）据财政部一份报告测算，进入90年代后，地区工业结构与全国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达90%以上的省、市、区有22个，比80年代增加6.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3%；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结构相似系数率为97%。（注：中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问题和对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2年2月8日.）产业结构的高度相似与雷同，使企业规模过小、数量多，生产分散，集中化程度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最终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益降低，大量生产能力闲置。(3)产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工业设备中，目前技术经济性能比较先进的只占1/3，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先进水平的仅占13%，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的不足22%；性能落后的占2/3。（注：吴铁军，论“十五”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经济经纬，2001年第1期.）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这表现在：其一，产业结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果，并最终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取得规模效益，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率低下。此时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增加投入而不是靠结构效益来取得的，显然不是高质量的增长。其二，产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所创造的GDP的结构不合理，这时的经济增长虽然能够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大量低效供给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范围小了，此时的购买也就无法充分反映其真正意愿。可见，如果GDP的结构与人们的需求结构错位，GDP的大小就不能反映人们从中获得的福利，经济增长也就不会给人们带来相同的福利的增加。

四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质量的恶化会造成人们生活质量的迅速下降，因此在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时一定不能忽略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源环境代价。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我国为之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大量的空气和水污染，导致了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的下降。从城市大气质量来看，1995年以空气中总悬浮物浓度测算的全球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有15个城市在中国（世界银行1999）（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85页.），其中一些大城市，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硫的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2到5倍。政府的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已有29%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影响；水污染的范围在扩大，1995年全国135条受监测的城市河段中，有52条已受到严重污染，其水质连灌溉标准都达不到，危害之大，令人震惊。我国的大气与水污染，尤其是细微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每年至少达54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4509亿元），几乎是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1-6页.）

另外，我国的森林经过长期的砍伐、开荒和非法征占，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整个森林生态系统已经残破；天然草地由于长期超载放牧、毁草开荒、乱采滥挖野生植物、淘金开矿，草原生态系统已经并继续处于大面积退化之中。据国家环保总局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全国“三化”（退化、沙化、碱化）草地面积已达1.35亿公顷，并且还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2页.）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2%，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3%.（注：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9月，第6页.）

GDP虽然扣除了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间投入，即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转换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但并没有扣除为谋求增长而造成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所谓资源和环境代价，就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质量退化成本等，因此用现行的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经济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福利水平，这种经济增长显然是低质量的增长。这也是现在各国重视绿色GDP计算、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生活质量问题

联合国出版的《199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如果增长没有被转化到人民生活中，它的意义何在。”因此，评价经济增长的质量，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失业程度、收入分配状况等），它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在几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过后，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社会出现了两大困境：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越来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况。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一般来说，随着经济增长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矛盾，因为经济增长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因而会引起技术性失业。据统计，这几年我国每年下岗职工大约为650万左右，每年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安置200-300万，也就是说每年我国将有400万左右的下岗职工加入失业大军行列。另外，据专家估计，依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水平和耕地面积情况，农村仅需不到2亿左右的劳动力，而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的除外）为3.3亿左右。大量剩余劳动力聚集在有限的耕地上，造成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我国统计失业率通常只有3.5%左右，而实际失业率即使取一个保守的数字也可达8%。（注：李华强等，试论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七大问题，山西统计，2001年第6期.）如此之高的失业率大大削弱了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经济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越来越不合理的趋势。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1990年为2.17倍，1998年为2.51倍，1999年为2.65倍。由于城镇居民还有各种福利收入和补贴，农民收入中扣除生产投资费用和各种不合理的负担，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更大。此外，在农村和城镇居民各自内部，收入分配也极不平衡。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264，1990年为0.310，1995年上升为0.34；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1985年为0.18，1990年为0.23，1995年为0.31，90年代末已上升为0.467。从全国来看，按照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我国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比较，1978年为2.7倍，1990为4.0倍，1999扩大到6.6倍。（注：杨东平，中国：21世纪生存空间，西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8页.）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0。据估计，如果包括非正规经济，基尼系数应为0.51。（注：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3月，第ⅩⅤ页.）

经济增长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建立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富人收入和欲望满足的增长，而且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高失业率和扭曲的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是社会安全的隐患，而且会造成人们享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机会的严重不平等，最终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投资上。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可以通过更健康、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队伍加入到经济中来，从而促进经济在长期内更快发展。

可见，经济增长的质量不仅是指增长速度的快慢，它还包括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上述种种负面影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病。目前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的过程中，同样不同程度地产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决不能步一些发达国家的后尘，待问题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增长与社会稳定时再来进行补救。我们必须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参考文献】

[1]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篇（5）

1模型假设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extensivegrowth)和集约型增长(intensivegrowth).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指依靠提高劳动力或资源的等/硬投资0投入来获得经济的增长;集约型增长是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经济效益的提高通过增加/软投资0来实现,即以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得预期的产出,或以既定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判定主要是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生产率分析是探求经济增长源泉的主要工具,因此我们假设,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显见于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即经济增长方式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是相对偏要素理论而言的,是现代生产率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全要素的生产率分析主要用于考查除劳动力、资金以外的要素为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一般多指科技进步、管理创新、技术扩散、经济外部性、政策改进、规模经济和其他非体现因素为生产率增长做出的贡献.

2参数设计及模型的建立

篇（6）

一、引言：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年均增长率为近百分之十。就经济总量而言，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比如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各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和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这些现象归根到底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同时我们要明确，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因此，如何恰当界定经济增长质量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

经济增长质量，说到底属于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显然，不同的学者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总体上讲，学术界一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探讨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从狭义角度来说，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效果和经济增长的效率，是一种优劣性问题，而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从广义角度来讲，各个学者尽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看法有许多交叉的地方，但仍旧有不少分歧。如刘树成（2007）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要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马建新、申世军（2007）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一个经济体在经济效益、经济潜力和社会效益以及环境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与经济数量扩张路径的一致性、协调性。钞小静和惠康（2011）进一步将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概括为：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等四个方面。

三、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学术界一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法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一般来说，采用狭义经济增长质量定义的学者大多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而采用广义经济质量定义的研究者往往使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具体包括代数指数法、索洛剩余法、隐性变量法、随机前沿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等五种方法。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法具有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结构作先验设定，不需要对参数进行估计等优点，在实际应用中较多采用。然而全要素生产率法在测量经济增长质量时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郑玉歆（2007）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结果，没有考虑要素的长期性，其测算难以避免投入和产出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目前主要有熵值法、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等四种方法。其中相对指数法没有考虑各分项指标之间也许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熵值法未能较好地反映相关指标之间的关系，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它们均有各自内在的缺陷，而因子分析法与主成分分析法两者都是依据数据本身的特点而非人为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从而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和设定权重的主观性（钞小静、任保平，2011）。

上文简要叙述了理论界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和测试方法，接下来对从不同角度实证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进行综述。

四、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质量：

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既可以形成高质量的新增资产也可以提升存量资产的质量，进而能够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而汪春、傅元海（2009）运用统计分析和协整分析都说明FDI 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并且通过实证分析表明FDI 主要是通过直接方式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此外，FDI 的正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在统计上也不显著。

五、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质量：

刘亚建（2002）阐述了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生产力因素, 认为科技竞争力对于经济增长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和教育投入，积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刘海英等（2004）在借鉴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的经典理论基础上, 对人力资本均化指标进行了量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人力资本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与反映各地区平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指标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进一步表明将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地提供给具有更低人力资本的普通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

六、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质量：

从理论上来说，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都是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资源利用效率的改进可以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也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而生态环境的改善可以显著地提高人民整体的福利水平，这也就自然而然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妙小静、任保平（2012）利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杨斐、任保平（2011）利用改革开放后二十一年内的样本数据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为基础，从碳排放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是寻求减排与保持经济增长的平衡路径。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质量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着三次曲线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倒U型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对于减排措施需要持谨慎的态度，只有通过充分验证，才能够实现在减排目标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

七、小结：

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加大，这是可喜之事，因为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科学评价必须建立在怎样恰当地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内涵。当然，我们既不要盲目缩小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外延，更不能任意扩大其内涵和外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阴云仍未散去的国际大背景下，在我国经济增长率最近几个月跌破百分之八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发展战略思路要进一步由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型, 战略目标要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党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模式不仅寻求的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平衡与稳定和经济增长结果的合理分享，更多地还包括了经济增长的成本代价这一因素。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目标下，我们既要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要关注环境，关注子孙后代。

参考文献：

[1]刘树成，论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研究，2007

[2]马建新、申世军，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初步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7

[3]钞小静、任保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经济研究，2011

[4]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再认识，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

[5]江小娟，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2

[6]汪春、傅元海，FDI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湖南商学院学报，2009

[7]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思想战线，2002

[8]刘海英等，人力资本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研究，管理世界，2004

篇（7）

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尽管经济发展较快，但居民收入却难以同步增长，导致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也难以启动。

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被称为“粗放式发展”，是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取得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采用这种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还“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中国是个“资本高度稀缺、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被视为最重要任务。这样，为了吸引外资和技术，不得不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与条件，包括压低资源、能源、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但是，当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是否还要片面追求GDP增长目标，经济增长是否还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这些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思考。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鉴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较为充足、制造业发达、科技水平提升及城市化进程加速等因素，未来20至30年中国经济仍可保持年均8%增长水平。例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期出席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时预测，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将以年均8%速度继续增长，2030年中国经济规模还将可能超过美国。

但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以粗放式增长方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所面临的较大困境。因为，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美国的消费大幅萎缩，导致“出口导向型”增长的中国经济突然失去外需的有力支撑。尽管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走出危机阴影，中国出口因对出口商品需求恢复增长而大幅增长，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今后依靠外需支撑经济增长是易波动的，也是难以为继的，如今年2月份又出现贸易逆差。同样，国际金融危机也使许多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复苏而推行保护主义，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不降反升”，这对依赖外需的出口企业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篇（8）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1－0092-03

保护资源与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从多方面努力。在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上改变现行的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单一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采用能够反映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的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实行以绿色GDP（G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可以更好地体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程度。

一、绿色GDP与传统GDP的比较

绿色GDP（GGDP）是指在GDP的基础上扣除对资源（包括土地、森林、草原、矿山、水）、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后的余额，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经济净增长的概念，其计算公式为：

绿色GDP=GDP-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其中，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包括：资源的损耗、环境破坏的损失和恢复成本、社会的人文的损失（如精神享受的损失）等。绿色GDP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是对GDP的修正和完善，对人类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eneral Domestic Production）的英文缩写，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国内所有居民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GDP通常用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例如，GDP增长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快慢，人均GDP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的富裕程度，GDP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总量的大小，等等。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SNA体系是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单一投入产出核算体系，中国近年来也开始使用这种国际上通用的SNA核算体系。

采用GDP为主要指标的SNA核算体系，忽略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生态资源的巨大价值，忽略了资源和环境损害的经济增长的负效应，甚至把对人类福利和社会进步有害的生产和活动当作国民收入来计算，掩盖了其消极作用，是一种虚假的增长。把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快慢的结果，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即经济增长就是目的，是目标，是业绩的体现，陶醉于GDP的增长，对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后代人的利益的后果熟视无睹，对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沾沾自喜。正是这种思想的作用，导致了地球资源的锐减甚至枯竭，导致环境的污染和严重破坏。相反，绿色GDP的提出和运用，使人们认识到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使我们看到很高的GDP在扣除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污染破坏的损失后大大减少，从而促使人们抛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投资模式，实行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保护环境和资源为手段的循环经济模式。绿色GDP不仅能够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协调的程度。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大，表明国民经济增长对自然的负面效应越小，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的和谐程度越高；反之，则负面影响大，和谐程度低。

绿色GDP核算体系是对传统GDP核算制度的调整，是经济净增长的总量核算指标。由于它去除了环境成本和资源代价，反映了投资带来的最终成果。如果投资者是社会责任型投资者，在投资时考虑环境影响，注意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没有造成污染和资源损耗，没有造成对人类的负面影响，那么，产生的经济成果可以直接纳入GDP中。

在绿色GDP的核算体系下，通过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准确计量，可以知道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为降低环境损失、提高环境效益指明方向。为提高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绿色GDP，政府必须通过有关措施，大力提倡和促进绿色投资的发展。

二、绿色GDP核算方法

绿色GDP的核算方法，有两种思路：其一，非货币化方法。就是对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进行多层次细分，对最低层次的子类提出分指标，再按照分指标的权重或其他统计方法，分层次得出综合指标，使用综合指标评价可持续发展。其二，货币化方法。1993年联合国统计署提出生态GDP（EDP）的核算方法。雷明（1996）提出绿色GDP（GGDP）的核算方法框架。这两个方法都与传统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衔接，比较容易操作，易于为人们接受。在货币化核算方法体系中，一定年度的绿色GDP是通过统计方法，从各行业的年度会计报表中汇总而来的。

雷明（1996）博士在研究联合国SEEA和世界银行SNA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生产总值（EDP）的指标。他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正如同固定资产消耗一样，应从传统GDP中扣除，即：

EDP=GDP－固定资产消耗－非生产自然资产使用

这里的非生产自然资产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经济资产中非生产资产的使用，如矿藏的耗减、森林的采伐、水土流失、酸雨等；另一部分是环境资产的使用，包括从海洋和河流中捕鱼、采伐原始森林、猎取野生动物、人类对环境的污染及其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

传统GDP忽视了资源耗竭和环境破坏的自然的隐性投入，没有把资源、环境成本计入投入成本中，同时，还把治理环境污染的未来投入排除在成本之外。分析投入产出的过程可以看到，在生产过程中，各个部门不仅生产了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还生产了副产品――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同时，为进行环境保护，又必须进行相应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此外，环保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应被视为产出新增加部分。

三、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难点与对策

实行绿色GDP核算在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这个概念提出后，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GDP核算体系。主要难点在于：

第一，核算技术上存在缺陷。截至目前，对资源和环境进行定价较难。价格机制不完善，难以准确确定环境的价值和资源的价格。在使用资源环境上，不考虑环境退化的成本，在现行的SNA中没有扣除资源的耗竭成本。

第二，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造成的损害通常存在滞后性。从环境污染看，许多污染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其恶果才显现出来，甚至影响到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资源损耗后，当时看来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增长，但是，长期的增长潜力受到损害。对长期损害和增长潜力降低的成本进行估算存在很大的难度。

第三，缺乏绿色GDP核算制度，比如，统一的统计标准，有关数据制度，一系列的检测指标、核算标准等。绿色GDP是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应当可以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因而要求GDP的系列指标、测算方法、参数选择和核算标准必须统一、规范。

第四，资源环境的产权还不明晰。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外部性等。资源具有一定的排他性、竞争性，但是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存在过度开采、缺乏保护的问题。

面对绿色GDP核算的困难和问题，在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时，可以考虑的思路是：

1． 以现行的GDP核算体系为基础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绿色GDP统计数值计算可以简化为：当年GDP-当年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费用-当年资源耗竭成本-恢复环境和资源的费用等+环境保护+资源恢复部门新创造的价值。为了计算绿色GDP，必须建立的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包括：（1）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洋资源的价值核算。（2）环境资源的耗减核算。（3）环境资源的损失成本核算。（4）资源环境的恢复成本、再生成本和保护成本核算。（5）环境资源的替代成本和机会成本核算。（6）环境资源的改善收入。其中（1）～（5）为GDP的减项，（6）为GDP的加项。

2． 建立资源环境的价格体系。资源环境价值核算要以实物量为基础，对我国现有的资源总量和环境质量进行价值估算，根据国际市场相同资源的价格计算中国资源的价值，结合中国实际，确定相应价格体系。随着中国自然资源产权越来越明晰，一些资源的价格逐渐通过市场确定出来，例如土地、水、森林、矿产资源等。但是，环境的价格难以确定，因为环境具有突出的公共物品的性质，不易分割、共享性大、产权的界定比较困难，因而交易起来困难。但是现在许多国家通过规定排污水平和排污权交易来实现减排的目的，为环境定价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3． 制定绿色GDP指标体系。绿色GDP的指标通常要包含三类：一类是自然资源指标，用来反映自然资源损耗的程度，主要有自然资源储量指标、自然资源开采率指标、自然资源利用率指标、自然资源恢复率指标等。二是环境资源指标，用来反映环境质量变化、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环境指标包括：环境投入产出比、环境恢复率、城市环境指标、农村环境指标、“三废”处理率等。三是社会经济指标，反映经济发展与人口、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结构等的变化。其主要包括失业率、国民接受教育率、犯罪率、医疗保健水平、人均绿色GDP、城市化比率等。

4． 建立企业绿色会计制度。企业是进行绿色投资的主要承担者。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扩大，企业绿色投资更加频繁。建立企业绿色会计制度，把资源环境成本纳入企业会计核算，有利于企业加强绿色投资。在企业绿色会计核算中，设立资源环境账户，记录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损耗，将其记入企业成本，并对绿色投资产生的收益进行核算。例如，将改善环境、治理污染的投入作为生产成本的同时，将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失和资源耗费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为环境成本进行核算。通过核算环境资源成本，将使企业增强环境意识，提高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性投资。

5． 改变地方政府政绩考察办法，把绿色GDP作为考核首要依据。要改变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方式和办法，把绿色GDP增长作为首要的标准，也就是在考察GDP的增长情况时，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循环经济、社会就业、公平公正、收入差距等作为地方官员的业绩标准，凡是有不良记录的，即使GDP增长速度很快，也要进行相应的折扣；甚至在环境破坏严重、生态恶化严重、资源浪费过多、社会差距过大、就业状况差等情况发生时，给有关当事人严重处分，同时，对绿色投资做得好的地方政府官员予以奖励。

参考文献：

［1］邱建安．绿色GDP核算难点及对策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3）．

［2］徐玉凤．对绿色GDP和传统GDP的理性评价［J］．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

篇（9）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一）环境问题的根源。引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如技术落后、地方保护主义、环保法制与体制不得力……但归根究底是发展观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在发展问题上，我们一直在思想上存有误区，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四个片面”：一是片面认识“发展”。狭义理解“发展是硬道理”，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因而出现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诸多问题；二是片面对待“发展”。一些开发和建设活动不尊重客观规律，甚至违背自然准则，不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对自然界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造成难以弥补的环境后果；三是片面追求“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推动下，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在制定重要的规划、开发计划时，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许多环境问题的防治主要依赖于末端，大大提高了防治成本；四是片面评价“发展”。政绩考核偏重经济增长、忽视全面发展，偏重短期效果、忽视长远利益，未能把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行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创造了GDP年均增长9.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高速损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全国高利税企业，排在前面的全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现在世界环境问题非常突出，中国不能再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发达国家要紧张得多，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时候改善环境，而我们却要在人均3，000美元时就面临生态的严重压力，我们那微薄的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促进发展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而且要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社会发展的投入，增加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投入。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他们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努力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既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也不利于人们保持良好舒畅的心情，不利于生产的进行。另外，污染治理和资源短缺不但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和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就难以奏效。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篇（10）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把人民币升值问题推到了世界经济的风口浪尖。对未来一个时期人民币是不是会继续大幅度升值的问题，我的第一个观点是应该区分有升值压力与要不要升值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人民币有潜在的升值压力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要选择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升不升值要考虑它的成本或代价。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人民币升不升值不仅要考虑金融面，更要考虑中国工业化进程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成长对世界经济成长的贡献。

中国大陆的资源禀赋特征(人口多、资源稀缺)和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特别是广大的沿海地区必须走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工贸易道路。这是市场和企业自发的选择而不是某种政府力量的事先规定。中国在全球分工中选择这种加工贸易模式，使中国目前的外资依赖度和贸易依存度都处于全球极高的开放水平。它对世界经济增长最起码产生了三个不可低估的效应：其一，全球经济成长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的兴奋点；其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虽然目前中国GDP只占世界GDP的5％左右，但是考虑到间接的关联效应，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般估计为15％-18％：其三，中国经济成长的成果为全球各国分享。

这种增长的正外部性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廉价的世界工厂所生产的出口品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创造大量的消费者剩余；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拉动了所有生产这些投入品国家的经济成长；第三，大量吸收外资带动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本品的输出。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品产业高速扩张的同时，又获得了巨额的资本收益；第四，中国占比重较小但是绝对数额很大的先富起来的群体，是某些发达国家奢侈消费品的主要需求者之一。他们拉动了这些国家奢侈品的生产和增长；第五，以官方外汇为主的对外投资促进了国际资本的循环，活跃了世界经济的运行。

因此，在中国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成长动力源泉之一的前提下，如果在美国等的压力下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表现在如果国内以低级“国际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不能迅速实现升级，或者企业难以用强烈的产业升级措施相回应，势必会导致经济增长步入长期的衰退。中国要为此付出代价，全世界也要为此埋单。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赤字的成因。中美贸易顺差中有85％左右来自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在升值速度上，中国已经尽力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谈前，中国再次宣布扩大汇率波动区间。相比2005年7月汇改以前，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超过了8％。

这就是我基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均衡的立场所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面对国内不断增加的巨大的外汇储备的压力，面对不断升级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我们除了要加快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大幅度开放消费者境外人民币自由兑换。

第二，推进贸易领域中人民币的自由流通制度，就是要把人民币的境外自由流通的领域，从消费者扩大到从事贸易的厂商。

第三，鼓励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实业投资，特别是收购兼并海外的上市公司、品牌资产、资源型产业和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第四，要鼓励中国金融公司积极参与海外货币市场、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投资。

篇（11）

近几年，服务业能源消费成为了服务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不容乐观的是，从近几十年来看，传统的粗放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服务业能源消费的极大浪费，我国服务业的经济增长也呈现了高投入、高消费的特点。前不久，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会上谈到“十二五”期间的能源发展思路要把保障能源供应放在首位，将把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转变能源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可见国家政府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重视。

关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大多数学者大都热衷于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或者是能源消费结构中某个分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而服务业经济增长与服务业能源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还是空白，因此本文运用服务业能源库茨涅茨曲线分析我国服务业能源消费与服务业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希望能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建议，为“十三五”规划提供建议。

一.数据来源与理论模型

（一）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用了1997—2010年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能源消费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自然资源数据库》。服务业GDP单位是亿元人民币，服务业能源消费量单位是万吨标准煤，为了能够更好的表示服务业经济增长，本文选用服务业人均GDP，服务业人均GDP=服务业GDP/服务业人口总数。

（二）理论模型的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