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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的概念大全11篇

时间:2023-08-10 17:01:56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生物医药的概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生物医药的概念

篇(1)

《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11)》指出:“生物学的重要概念处于学科中心位置,包括了对生命基本现象、规律、理论等理解和解释,对学生学习生物学及相关科学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重要概念是学科的主干知识,重要概念的学习对学生有重要的影响。首先,重要概念的学习会对学生以后知识学习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其次,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多地需要用到对重要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的应用,而不是靠记住一两件孤立和零散的事实;再次,如果学生依靠头脑中重要概念构建起知识框架,那么这个知识框架可以较长时间留在学生的头脑中,学生能更好地把一些事实性知识有条理地存储在这个知识框架中,这样他的知识就不是零散和孤立的,而是逻辑有序编排的。

2 记忆模型的特点

教学中,无论是提供事实为概念形成支撑,还是分析、讨论让学生理解概念,最终的目的,是让学生将以重要概念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存储到头脑中,是要学生内化、记住概念,只有有了概念的记忆,才谈得上概念的应用以及学生科学素养的提高。

美国弗吉利亚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T.威林厄姆提出了一个人脑在思考记忆时的工作模型(图1)。

图1的左边是周边环境,有很多可看可听的事情、待解决的问题等,右边是科学家们称为工作记忆的大脑组成,现在可以暂时把它等价于意识,它保存在思考的事情。从环境指向工作记忆的箭头表示工作记忆是大脑中让你意识到周围有什么的场所。长期记忆是一个储存你关于世界的事实性知识的巨大仓库,长期记忆中的所有信息存在于意识之外,在使用之前它都静静地待在那里,进入工作记忆时它才浮现在意识中。

丹尼尔.T.威林厄姆记忆模型揭示的学习规律是:要想学到知识,它必须在工作记忆中稍作停留。你思考什么,你就会记住什么。记忆是思考的残留物。

3 记忆模型对重要概念教学的启示

概念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概念进入长期记忆,也就是让学生记住概念。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对学生来说,教师讲授的知识和其他小鸟叫声、汽车的轰鸣声一样,都是一种环境信息,问题是教师如何让学生专注你的讲授、如何让学生进行有效思考(进入工作记忆)、如何才能让学生掌握概念、内化概念(进入长期记忆)?

3.1 从学生思考的角度精心设计教案

根据记忆模型,学生能记住他所思考的。可是教师和学生看待同一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教师能获取知识在看教材内容时是俯视,学生受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的局限,学习知识是仰视,所以同一内容难易程度的感受是不同的。教师认为简单的内容,学生不一定觉得简单。教师必须知道在所学的内容上,“学生是如何思考的?”“他们在哪个层次上?”“他们会遇到了什么困难?”……

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用“学生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用“学生的大脑”去思考问题,要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能力水平,学习态度和兴趣特点,设计出更加适合孩子的方法和形式,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们跨过障碍。

例如,在进行“土壤里的微生物”一节教学时,从笔者所做的学情调查情况看,学生对动物植物比较好理解接受,而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细菌等很难理解。而学生对蘑菇、香菇、鸡腿菇等个体较大的也是微生物更是费解:为什么称之为真菌?什么是孢子?孢子是如何繁殖的?……都很陌生。教学时,笔者从经典的巴斯德鹅颈瓶实验现象分析、用手印菌落培养视频,让学生感知细菌就生活在周围的环境中。通过显微镜观察、数据分析,让学生感知其大小;通过生活中的酸奶、泡菜、醋等食品的生产,让学生感知,有的细菌对人类有害,有的细菌对人类有益。通过细菌、酵母菌、蘑菇显微结构的比较,让学生体会酵母菌、蘑菇等真菌“真”在何处。通过蘑菇孢子散发、萌发的高清视频、学生动手制作孢子印等措施,让学生理解孢子为何物,如何繁殖。通过解剖蘑菇、香菇等大型真菌,知道大型真菌和霉菌、放线菌一样,也是由许许多多的菌丝集合而成的,是微生物中的“大块头”而已。

教师站在学生思考问题的角度来设计教案,教学就会有的放矢,就有利于学生接受、理解概念。

3.2 让学生参与建构概念的过程

生物学概念是从生物学现象、事实的研究中抽象概括而来,以共性、原则、原理和规律等状态呈现出来,对学生而言,有一定的难度。理解和形成科学概念的过程,需要学生像科学家那样,积极主动地参与搜集大量信息,进行关键性的实验探究,总结归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多种方法进行验证。因此,在概念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参与即将建立的生物学概念所需生物学现象、生物学事实的搜集、整理、描述和交流;要重视让学生参与探究、实验等生物科学实践活动,只有实验探究等实践活动,才能学使生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例如,“绿色植物光合作用”一节教学中,光合作用的主要的原料、产物、条件、场所,如果不让学生亲自探究验证,初中学生是很难理解光合作用的内涵的。

教学中,绿色植物在光下产生有机物(淀粉),是萨克斯的经典实验,经过“暗处理照光酒精脱色漂洗染色观察分析”后,实验现象清楚,学生不难得出结论。在本实验进行的同时,教师可以设立另两组对照:① 割断叶脉形成基部有水、割断部位至叶尖无水的对照组;② 选取两片大小相同的叶片,两个大小相同的透明塑料袋(不漏气),然后在一个塑料袋底部放7~8粒碱石灰颗粒(用小块纱布包上),套在一片叶片上,在叶柄部位扎紧袋口密封;在另一个塑料袋内不放碱石灰,套在另一叶片上,在叶柄部位扎紧袋口密封。这样形成了一叶片有二氧化碳、另一叶片没有二氧化碳的对照组。

选用银边天竺葵(也可以用银边吊兰)做实验材料,进行光合作用实验,就可以探究叶绿体是光合作用场所。选用金鱼藻做实验材料,用氧气助燃的性质,可以验证出光合作用放出氧气。

篇(2)

关键词: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实例研究;资本融资环境;资本市场

自1993年6月29日我国第一家医药公司—哈医药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至2009年3月我国共有医药上市公司100家,医药板块作为朝阳产业广受投资者关注。医药上市公司已成为我国医药行业中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的优势群体,成为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主力。其中属于生物医药领域的上市公司有18家,占医药行业的18%,代表了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总体状况。笔者将对这18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进行资本市场利用现状的实证分析,以期对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总体发展概况

生物医药是一个投入相当大的产业,前期的研究开发与后期的产业化都需要雄厚的资金作为保障。生物医药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市场为其注入资金、专业技术和人才等多种现代生产要素。生物医药公司上市是走向资本市场利用的有效途径,上市后的生物医药公司可成为龙头企业,拥有组织制度优势、市场组织优势以及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优势。

至2008年底,我国已有18家生物医药概念的股份公司上市发行股票,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筹集到大量生物医药业发展资金,同样也说明我国生物医药业目前对资本市场的利用主要是通过股票市场进行的。自1993年第一家生物医药类公司—四环生物上市以来,深、沪A股市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迅速发展到2008年的18家,流通A股从最初的9亿元增长至44.08亿元,增长了3.9倍。可见,生物医药业类公司整体筹资能力在不断增强,生物医药业的投入不断加大,有力推动了我国生物医药业的发展。

2生物医药产业上市公司资本经营情况分析

生物医药类企业发行上市进入证券市场,打开了通往资本市场融资的道路,为生物医药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适时分析该类上市公司的资本运营情况,结合企业实际、经济发展内在要求以及资本运营的规律,发现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适时进行资产调整与重组,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对于该类上市公司持续利用资本市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2.1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分析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总体呈稳步增长趋势(见图1)。2002年平均每个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3.267亿元,占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值的31.87%;2007年平均每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已达到4.291亿元,占的医药类上市公司的26.78%,年平均增长0.205亿元,年增长率为5.89%。其中,长春高新、北海国发、交大昂立、钱江生化、星湖科技、诚志股份等6家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在4亿元以上,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3.842亿元,年平均增长7.119亿元;其余12家上市公司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年平均增长仅2.102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在主营业务收入方面,仅1/3左右的上市公司以较大幅度增长,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徘徊在2亿元左右。

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公司每年净利润为0.149亿元,占医药行业整体水平的23.97%,变化范围在0.01-0.31亿元之间,年际间有较大的变化幅度。北生药业、银广夏、深本实、四环生物、长春高新等5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负值,莱茵生物、达安基因、交大昂立、诚志股份、四环药业、上海莱士、天坛生物、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等10个公司的平均年净利润为0.519亿元,是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3.48倍。由此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年际间存在明显波动,体现出一定的风险性特点,但超过一半以上的该类企业仍然可以获得较大的净利润。

结合图1来看,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在2002-2003年、2004-2007年分别是两个逐年增长的过程。但在18家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中,1/3左右的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一半以上的公司净利润都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这些公司应该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但其主营业务收入虽逐年增长,净利润却依然存在年度间的大幅增减变化,说明其年际间存在明显的成本增减变化。

2.2净资产收益率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收益水平和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是企业获利能力的核心指标。该指标越高,企业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能力越强,运营效益越好,对企业投资人和债权人权益的保证度越高。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1%、9.02%、8.23%、2.41%、-3.74%和3.85%,年度间有明显差异。但诚志股份、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莱茵生物、华兰生物、双鹭药业、科华生物、上海莱士等8个公司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6.83%,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5%-35%之间,年际变化幅度为12%-22%,属于具有稳定净资产收益的企业。而四环药业、北生药业、深本实、长春高新、四环生物、星湖科技等6个公司的年际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属于自有资本获取收益能力和资本运营效益较差的公司。说明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之间、年际之间其资本收益和资本运营效益存在差异,也是其经营风险的体现。

2.3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分析

每股收益反映企业普通股股东持有每一股份所能享受的企业利润和承担的企业亏损,是衡量上市公司获利能力时最常用和综合性较强的财务分析指标。每股收益越高,说明公司的获利能力越强。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0.13元,年际间变化范围在

-0.06-0.23元之间,公司间变化幅度在

-0.76-1.01元之间;其中上海莱士、双鹭药业、华兰生物、科华生物、莱茵生物、达安基因、天坛生物、诚志股份、交大昂立等9个公司的每股收益高于生物医药业平均水平,达到平均每股收益为0.45元,公司间变化范围在0.13-1.01元之间,年际间变化范围在0.33-0.47之间。但深本实、北生药业、银广夏、四环药业、长春高新、四环生物等6个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星湖科技、北海国发和钱江生化等3个公司的年平均每股收益仅0.02-0.06元,远低于平均水平。

每股净资产是上市公司年末净资产(即股东权益)与年末普通股总数的比值。2002-2007年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6年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16元,年际间在1.75-2.57元/股之间波动,公司之间的差异范围在-3.24-4.23元/股之间。除了深本实和ST银广夏的为负值外,其余公司的均为正值,其中双鹭药业、交大昂立、华兰生物等12个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高于生物医药行业整体平均值,年际间变化幅度在2.73-4.04元/股之间,公司间差异范围为2.31-4.23元/股之间。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2002-2007年间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但是生物医药公司之间和年际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50%左右的公司平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均比较高,显示出稳定的高水平发展优势,其资本经营状况良好。

2.4我国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的市场潜力分析

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与其他行业类上市公司比较,其股票具有更大的市场增长潜力。因为投资者投资股市除了希望获得眼前的稳定收入外,更多的是期盼企业的高成长性和具有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因此,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特征的生物医药类高新技术产业,必将是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

(1)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生物技术是当前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一个热点,生物医药作为生物技术开发应用的前沿之一,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高科技与资本对接,为生物医药类企业提供诱人的发展空间。作为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生物医药产业既有很高的投资收益和广阔前景,技术创新活动又充满风险性。但是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这也是风险投资的魅力所在。只不过在投入生物医药技术创新活动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注意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行风险控制即可尽可能地避免之。

(2)获利能力与上市公司本身直接相关。从每股收益来看,2002~2007年有67%的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具有获利能力,50%的公司具有良好的业绩,年平均每股收益达到0.45元,明显高于医药行业的年平均每股收益0.23元。其余1/3的上市公司年平均每股收益为负值,盈利能力较差。说明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对于投资选择来说这也是风险性的一种体现。

(3)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除深本实和银广夏两个公司外,其余16家生物医药上市公司2006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1.62%,明显低于医药行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0.83%。2002-2007年医药行业的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0.64%,而生物医药业为3.53%,其中近半数的上市公司更达到了16.83%。可见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中的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此之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2.5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优势分析

2003-2007年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年平均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9572.78万元,是非上市生物医药公司的7.04倍;上市公司的年平均利润为5624.29万元,是非上市公司的29.73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3结语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积极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运营,为生物医药业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业绩稳定增长,为各公司上市后实施配股或发行债券创造良好条件。

2002-2007年,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运营,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其中约30%-50%的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在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方面明显高于该类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属于本行业的优势企业,具有良好的资本运营和获利能力;除开公司本身因素外,年际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生物医药类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利用潜力的因素之一。

由于生物医药业是典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投资者投资追逐的热点领域。年平均每股收益在公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资本运营好的公司可以获得明显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的每股收益。大多数生物医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净资产收益率较高。因此,我国的生物医药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我国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都比远比非上市公司的高,充分说明生物医药类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全8[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国家发改委.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篇(3)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99-04

生物医药产业是张江高科技园区重点发展的科技产业,是上海市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张江生物医药产业以“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的建设为契机,经过十多年的迅速发展,现已集聚了328家生物医药企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对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从2001~2005年,张江生物医药产业以28.8%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短短十年内,3平方公里的张江药谷内已集聚了32家研发中心、42家大型医药生产企业和120余家中小型创新科技企业,园区内的生物医药企业累计已达到210家。2005年突破40亿元,达到44多亿元,生物医药产值占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30%,生物医药是张江继电子信息产业之后最有活力的产业。探讨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对于提升上海自主创新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概念与特征

生物医药产业是指将现代生物技术与新药研究、开发、生产以及各种疾病的诊断、防治和治疗相结合的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的研究和开发过程较长,包括从基础研发、实验室的试验、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获取新药证书到正式生产等主要阶段(见图1)。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行业进入壁垒高,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高收益、垄断性等基本特征。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指处于以生物医药产业为核心、相关辅机构为支撑,在拥有同一产业文化的地域范围内高度集聚,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垂直和水平联系,区域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的生物医药企业和相关机构所构成的地域产业综合体。其中,制药企业是产业集群最终产品的生产者,科研机构和生物技术企业是为药品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的供应者,公共平台等相关服务机构是为成品商、供应商提供服务的金融、保险、运输、教育、培训、行业协会等机构,政府管理部门是为集群内企业服务的本地政府部门、技术监测与监督机构等。

从空间形态和内外联系两个方面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具有如下特征:

①高度集聚性。从空间形态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表现为大量企业以及相关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集聚(Cooke,2001; Feldman,2003)。Coenen等学者提出用生物技术企业的数量、生命科学家的数量、每年用于研发投入的风险资本、大型制药企业每年用于生物技术研发的资金等指标来衡量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育程度(Coenen,2004)。

②网络互动性。互动性则是产业集群的综合竞争力不断强化的前提。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进而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产业能级的提升。与IT等高新技术产业不同,生物医药产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础科学研究,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在垂直维度上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十分活跃,信息、技术、人才、资本交流十分频繁(Martha Prevezer, 2001; Zucker/Darby/Brewer,1994)。同时,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严重依赖产业链建设。化工企业、中间体企业、原料药企业和制剂企业、包装及辅料生产企业之间的合作配套是维系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强劲竞争力的前提。研究机构、企业、相关服务机构空间临近对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此外,非正式交流网络对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这种网络并不是契约式的,而是建立在非正式的人际信任、自愿的结网行为。这种水平的、非等级化的合作更容易加强人们之间的交流,促进非编码化知识的传播,使得知识和技术在集群成员之间流动,激发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曾刚/文,2004;王辑慈,2001)。

③资源共享性。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周期长、风险高、投入巨大的特点,而区域专业人才、市场、资金、技术、信息、设备等要素条件的共建共享能有效地降低成本和风险。孵化器、信息、培训、研究开发、融资担保、政府行政审批等便捷化服务对中小规模的创新型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2.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评价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有资金、政策等外部条件的支撑。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上较好,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大、服务功能完善,但资本市场的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弊端,影响了集群的发展。

2.1 投融资体系尚未建立

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使得企业的严重依赖于外部投资。张江的生物医药企业建立时间不长,自有资金实力有限,对风险资本需求大。目前张江生物医药企业资金来源渠道不多,主要通过政府资助、企业自筹和投资机构来融资。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对张江生物医药企业的资助额度逐年增加。2005年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87家在孵的生物医药企业中,有16家得到中央和浦东政府的资助。2006年59项新药开发项目获得浦东新区科技发展基金共计1 477.9万元的资助。政府无偿资助促进了企业发展,受到企业好评。但单一政府资助并不能满足生物医药研发项目对巨额资金长久发展的需求。

张江高科技园区内复旦张江医药公司等部分生物医药企业得到政府设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张江高科)的支持,但民间风险投资极少,2005年上海生命科学风险投资仅为10万元(摩立特咨询报告,2005),加上产权交易和生物技术价值评估等体系缺失、创业板资本市场尚未设立,风险投资体系尚待建立。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公司资金来源渠道非常狭窄,股东资金、商业贷款、个人借款、国外借贷是企业主要资金来源。根据国外经验,一项生物技术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整个过程中,前、中、后期的资金需求比例为1∶10∶100(王琳等,2005)。而浦东政府投资集中于基础研究,而对于中、后期研发的风险投资不足,导致张江许多研发成果无法顺利进入临床阶段,阻碍了产业化的进程。

2.2 优惠激励政策多,但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享有很多优惠激励政策。1996年8月2日,由科技部、卫生部、中科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设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市政设施、资金信贷、税收减免、人才引进等配套措施逐步完善,生物医药领域的重大产业项目和科研开发项目得以优先进入张江,教育、科研、医疗等优势资源也进一步向张江集聚,新药快速审批、行业协会建设、对外交流等方面优势明显。

新药研发周期长、耗费大、存活率低,只有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才能形成“创新――保护――促进――再创新”的良性循环。浦东政府在鼓励和支持企业自身创造知识产权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在制定完整法律法规来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方面着力不够。在实地调研中,许多企业抱怨张江知识产权服务少,导致他们难以有效地开展研发创新。

3.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的内部机理

3.1 科研机构密集,但知识溢出效应不明显

临近研发中心是生物医药企业获取智力资源和技术来源的重要途径。研究机构密切合作,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得到提升。与国外许多地区不同,张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并不是围绕大学和科研机构自发产生的,而是在一片田野上通过政府引进知识机构等方式而着力培育起来的。现已形成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为核心、以上海中医药大学为基础、以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等30家研究中心和美国礼来、罗氏制药、安利、霍尼韦尔、诺华、和记黄埔、罗门哈斯、日本荣研等10余个跨国企业研发中心为主体以及210家中小型科技企业所组成的研发创新体系,它不仅涵盖了新化合物、新功能基因、新作用靶点的发现,还包括了从新药筛选到安全评价、临床研究、工艺研究、中试放大整个新药创新的全过程。此外,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含药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药工业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等也成为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为张江生物医药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智力场”,但它们与生物医药企业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张江跨国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弱,张江本地企业在国际合作中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拥有核心技术的跨国企业更多地与母公司联系,而并不与张江园区内的企业进行技术交流。虽然跨国公司的入驻会带来相应的资金和本技术人才,但技术壁垒使得张江本地企业难以进入跨国公司的技术领地。从我们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彼此间不信任、交流障碍和文化冲突、研发成果与产业化脱节等原因,许多企业仍然处于与本地的高校、科研机构相“隔离”的状态,合作网络尚未形成,园区的产学研联合开发的氛围还尚未形成。

3.2 公共服务平台运营机制有待优化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不仅是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剂,而且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途径。张江生物医药公共服务平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的发展,现已拥有行业协会、法律和财务咨询机构以及临床服务等服务机构,孵化器的功能逐步完善。在扶持园区中小创新企业,鼓励企业的自主创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平台已为艾滋病、肿瘤、内分泌等领域14个项目的药品注册和申报提供了专业技术服务。法玛勤医药科技公司作为政府服务功能的延续平台,为创业企业提供实验场所(孵化单元)、实验设备和实验技术服务(公共实验室)和新药申报、临床研究服务(CRO)等一系列技术服务以及工商注册、税务、法律、知识产权保护、专利申请、商务拓展和人力资源管理等中介服务。但以政府为主体的运营模式和管理体制存在着后续建设乏力,资源整合、功能优化不到位的情况,产出效益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张江生物医药孵化器为创业企业提供孵化场地、技术支持、孵化资金、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并着力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张江用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孵化基地的建设面积达 16万平方米、设有45个生物及化学孵化单元,引进项目单位已超过120家。平台的公共实验室与超过20家园区企业建立了稳定的服务关系,已有技术测试项目超过500个。

张江生物医药科研设备共享网络信息化服务平台、设备共享网络等张江生物医药技术支撑平台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更为优越的软环境。但是,由于不同主体的职能和目标不同,在投资方式、资源建设、资源供给、质量监督、共享协调与评估、后台管理等方面的运行机制都不同,导致技术服务平台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的功能空放、仪器设备闲置,急需对管理体制进行优化(见表1)。

4. 小结

随着项目的大量引进、企业的高度集聚,使得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药谷”的品牌效应迅速提升,产业群体、研究开发、孵化创新、教育培训、专业服务、风险投资六个模块组成的现代生物医药创新体系初步建立,产业集群已初现端倪。

从企业所处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价值链的几个环节来看,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研发功能是最突出的,集群内有37.3%的企业以研发为主、27.6%的企业以提供咨询等服务为主、19.9%的企业以物流销售为主、15.2%的企业以制药为主(摩立特咨询报告,2005)。从新药研发的若干环节来看,从早期的靶点发现等基础环节,到中晚期的临床阶段,介入的企业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集群内的企业更多的是从事前期的研发环节,尤其是有一部分企业承接跨国企业的研发外包业务,而介入到后期环节的企业不多。

张江的产业化能力不强,下游工程技术的发展落后于上游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下游工程设备、材料和新生产工艺研制开发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中上游生物技术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3~5年,而下游工程技术至少落后了15年以上。造成张江生物医药的产业化低下的原因主要在于产学研合作不足、上游和下游工程科技人员比例不合理、研发项目的市场前景不足等方面。据实地调查,张江上游研究成果转化成为生物技术产品的比例还不到0.5%。2006年本地开发的一类新药中只有一个在上海金桥实现了产业化,其余的技术成果都流入外地产业化。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内的垂直联系、水平联系较弱,与发达国家的制药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及生物技术企业的频繁合作相比,张江生物医药的产学研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拥有技术的一方――大学、科研机构及生物技术企业与拥有资金的一方――制药企业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往往出现科研成果转让到外地实现产业化,而本地的企业却在集群外寻找合作伙伴的现象,这种现象造成了本地资源的浪费和集群内的网络关系松散,影响了创新资源整合的效率。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大规模引进高校、研究机构、知名跨国药企而逐渐形成的,集群的外推力很强,但内动力不足,基础研发实力较强,但持续研发能力和成果转化的能力不足。为了加快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建设,迫切需要在引进风险资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整合公共研发资源、强化企业之间以及产学研一体化网络联系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编号:40371033)部分成果。

华东师范大学资环学院.张江高科技园区实地调研报告(上海 2006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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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eldman M, J Francis. Fortune Favours the Prepared Region: The Cas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apitol Region Biotechnology Cluster[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3,(11).

[3] Coenen L, J Moodysson, T Bjorn. Nodes, netwoks and proximities: On the knowledge dynamics of the Medicon Valley Biotech Cluster[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4, 12(7) .

[4] Prevezer M. Ingredients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U.S. Biotechnology Industr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1, (17).

[5] Zucker L, M Darby, M Brewer.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Birth of U.S. Biotechnology Enterprise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4: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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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辑慈. 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篇(4)

同时,我们也由衷地感谢市委市政府对联盟的大力支持与亲切关怀!感谢各发起单位对联盟的热烈响应!这是为整个行业做了一件好事,一件实事!

众所周知,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虽云“触底”但依然严峻,国内经济回暖迹象初现,却并未全面复苏。在危机中,我们不但要坚定信心,更要看重机遇。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生物医药产业保持较快速度发展,增速在各行业中名列前茅。同时我们也看到,相比北京领先全国的科技水平-市场规模等优势,生物医药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率和北京品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北京新药创制产学研联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孕育而生的。联盟确定了四大工作方向,即:资源整合、能力提高、融资渠道与加强沟通。它的成立将有助于解决北京生物医药行业的四个矛盾与难题:一是,有助于解决基础科研雄厚与工程化研究相对不足的矛盾;二是,有助于促进研发项目立项的市场导向问题;三是,有助于为优质的生物医药企业、投资高端的研发项目、提供资金的支持;四是,有助于引导北京高端研发项目落户北京。

大家知道,实验室技术不等于工业技术,工程化研究是成果转化的关键,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联盟首批成员中就有象北京大学这样的顶级学术单位积极参与,通过我们的联盟,工业企业成员与院、所早期合作,有利于“技术向市场扩散”;同时,北京的多家企业积极地参与到联盟中,从项目立项阶段就与市场研究紧密结合,确保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方向;医药项目的研发投入规模巨大,企业规模与资金后劲,确实是制约研发投入和成果转的瓶颈。联盟的合力更具公信力,联盟促成基于项目的融资合作,一定大有可为。同时,政府引导是“撬动”企业创新投入、产学研早期合作最有力的杠杆,这个“撬动”与“跟进”的时机、方向和比重-可能依托我们的联盟有更大的创新与突破。

在此,我呼吁所有的联盟成员发挥自己的业务特长,以联盟为平台,以项目为纽带,重契约、守信用,真正做到资源整合。建议尽快在联盟中筹建项目市场评价委员会,建立工程研究、临床研究、政策研究、金融服务等不同方面的专业委员会或工作组,实现科技成果快速在京落地,快速转化成经济效益。我们也希望,联盟内联合开展的、落地北京的项目,其市场研究、工程化研究、乃至项目融资、资本合作,都能够争取到政府更大力度的专项支持与政策倾斜。

篇(5)

北京协和生物医药化妆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隶属的协和生物医药集团,拥有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及其附属机构。医学科学院下设19个研究所,6所临床附属医院,汇集了中国医学界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和医学研究中心,拥有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医学家、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并与国外合作开发中国的美容化妆品市场,已经成为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集团性企业。

如此高端的医学背景,使得协和生物医药化妆品公司拥有了强大的科技和技术后盾,她由协和集团多名皮肤专家、教授、生物基因工程专家组成,立足于研制生物基因以及开发中草药萃取技术,科研成果转让等,短短三年间,便研发生产了协和SHE. HER 生物基因系列化妆品、保健食品系列、协和专业线养生调理系列产品、协医维芙雅专业肌肤保养系列化妆品,协和生物医药公司不但以其精湛的技术和优质的产品广泛服务和满足不断增长的各类消费人群,还全程为OEM客户提供高水平服务,与同盟者共同成长。

成功源于自主精神

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北京协和生物医药化妆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另辟蹊径,重点开发疗效型产品,于洁说,在这样大的竞争压力下,需求就是卖点。根据业界化妆品市场调查结果显示,未来十年,单纯保养型产品将不再是人们消费的主要需求,疗效型产品将占据70%以上的化妆品市场。为此,公司推出协医维芙雅系列化妆品,这个系列全部产品都以疗效型护肤品为主,几乎能够解决暗疮、干燥、暗黄、皱纹、早衰、敏感、色斑等肌肤问题,能满足市场最大的需求。

强有力的医学后盾,高品质的产品,并不一定能获得市场成功。对于早期接触美容院线的于洁来说,从美容院经营中获得的营销灵感,也成为了她参与协和生物医院公司的助力。于洁认为,入世后,中国日化市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终端销售网络的竞争更加激烈,但目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概念炒作”只能是一时的,只有以先进的营销模式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她与公司同仁一道开创了“模拟自选超市营销方案”,将产品按照肤质和价格进行分类,所有的宣传资料均围绕“自选”来设计,让顾客能够根据自己的肤质问题和经济条件来自主选择产品。这是一种充分尊重人性、人权、和个性化的销售方式,彻底改变了过去“顾客不会选择,营业员不会销售”的局面。没有讨价还价的尴尬,没有错误推销带来的纠纷和后果,一切都在轻松中完成。于洁相信,协医维芙雅“模拟自选超市营销方案”必将带来中国化妆品业的一场革命。

除了安全有效的产品,适应市场需求,以及突破传统的营销模式,协和生物公司还拥有成功运作众多知名品牌的经验,所有这些,造就了协医维芙雅非凡的品质和信心,营销网络遍及合国各大城市,在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凭借自主精神的强大感召力,北京协和生物医药化妆品有限公司将有志于这项美丽事业的人士汇聚在了一起。

严谨求实,妙手丹心

于洁的办公室里高悬着爱新觉罗・毓人的题字:小财靠智,大财靠德。她说,做事先做人,智慧可能会让你抓住机遇,赚得第一桶金,但若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个人的品德和素养必不可少,良好的品德才能成就优秀的品质。协和的品质就是永远追求专业+安全+有效。多年来,北京协和生物医药化妆品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功地研发了多个火爆全国市场的美容品牌,营销网络遍及合国各地,影响力辐射港澳地区,所有的成功,都是她非凡品质的见证。

无论是自创品牌,还是OEM加工,协和生物医药公司的专家们都根据中国多样化气候条件和地域差异,产品原料全部精选天然无害的生物、植物、矿物质添加剂,产品上市前,都经过了1~2年的动物活体和人体实验,以确保在安全、舒适的前提下,取得最佳的美容疗效。

篇(6)

中图分类号: R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共生思想是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建筑理论,该理论涵盖了历史与未来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内部与外部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等多个领域,主张对被现代建筑所抛弃的双重含义和多重含义的性质进行重新评价,并发展继新陈代谢时期形成的中间领域理论,是对世界建筑趋于多元化潮流趋势及对技术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信仰的修正并将城市、建筑与生命原理结合起来,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该思想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如表1),(1)已成为当代建筑计师及规划师新的参考理论。

时间 理论框架 理论实践

20世纪60年代 新陈代谢、开放结构概念 以面向未来的高技术建筑来表现“成长”和“代谢”

20世纪70年代 中间领域和模糊理论 开创了城市和建筑中的“灰空间”

20世纪80年代 共生思想 开始对“共生”的概念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

表1“共生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 ―笔者自绘

大连市金州新区于2010年7月正式组建大连先进装备制造业园区,规划建设面积31平方公里,以“五园一区”的规划模式进行产业布局(如图2),着力打造以珍奥核酸生物谷园区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规划等项目,力求形成符合园区特点的、独具园区特色的主导产业发展模式。大连珍奥核酸生物谷(以下简称为“生物谷”) 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基地。以“产业园”的开发模式,作为促进环境、资源、经济的协调发展的载体。

2.生物谷规划设计思考:

2.1场地诉求:生物谷位于大连金州新区,规划范围为丹大高速公路以东、金七路以西的三角地带,临拓展8、9号城市干道,北侧临广阔的农田绿地(如图1),总用地面积38万平方米,分为A. 图B两区,A 区30万平方米、B区8万平方米。地形为缓坡丘陵,呈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间低地貌。场地要求合理解决场地排水及土方量的竖向设计,北侧未开发农田土地的利用与保护,注重园区与城市相交界面的对话表达。 2.2功能诉求:分析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的各项资源制约因素,明确园区主导产业和特色,将产业特色与园区的生产、游憩、生态和图(1)生物谷微观区位

服务功能有机结合,既要合理的划分各产业功能区,又要避免功能区的纯化所带来的空间单调性,在功能的“集”与“散”中取得平衡,生物谷用地由生产用地、辅助设施用地、行政办公用地、生活区用地及绿化组成,对应功能区即生产区、物流区、办公区、生活区及绿化景观。功能要求综合考虑生物谷产业链条顺承与场地规划的优化关系,兼顾生物谷功能区与市政网络的关系。

2.3空间诉求:生物谷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生物产业基地,产业链条涵盖细胞工程、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酶工程五大生物工程技术,兼作为全国工业旅游的示范园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达20万人次。园区空间形态因产业特点而种类多样,性格特点力求整体空间的共生性、产业功能空间的承接性、共享空间的易达性及趣味性。

2.4生态诉求:生物谷基地位于大连市东偏北方向,呈缓坡地貌,周围植被良好,北侧临未开发农田,有较好的自然景观,南侧濒临缸窑河干流,南北发育汇水支,冲沟发育良好。生态要求对场地原有生态系统做合理保护的同时,结合基地气候特点及场地功能布局,探究绿色节能设计的可实施性,促进生态平衡。

3.生物谷规划设计对策

3.1基于“原场地(历史)与新规划(未来)”的共生,明确技术需求,合理选址布局

黑川纪章在“共生思想”里强调:“功能的纯化、广阔的空地、绿化、阳光和新鲜空气被当做现代化的口号为人们所接受,进而成为世界共同的现代化城市目标,但是在现今生命原理的时代,这种合理的功能分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1)避免功能的不合理分离,生物谷由办公区、生产区、生活区、物流区组成。生产区是园区的核心区,占地面积较大;办公区是园区与城市交流的平台,是园区的形象窗口,将其置于园区 主体轴线的最高处,突出其宏伟的气势;物流区是为生产服务的后勤区域,根据生产需求分布在生产区周围;生活区包括疗养院及健康管理中心,位于场地的北侧区域,濒临城市道路和农田,具有便易的交通和优美的环境。场地南部为集中的景观绿地带,以延展的水面为主体,附设公共交流与游走空间。几大功能区相互依附共同组成了生物谷的总体功能布局。

3.2基于“局部与整体”的共生,突出产业特色,促进功能完善

3.2.1功能布局

黑川纪章在“共生思想”里强调:“功能的纯化、广阔的空地、绿化、阳光和新鲜空气被当做现代化的口号为人们所接受,进而成为世界共同的现代化城市目标。” (1)避免功能的不合理分离,生物谷由办公区、生产区 、生活区、物流区组成。生产区是园区的核心区,占地面积较大;办公区是园区与城市交流的平台,是园区的形象窗口,将其置于园区 主体轴线的最高处,突出其宏伟的气势;物流区是为生产服务的后勤区域,根据生产需求分布在生产区周围;生活区包括疗养院及健康管理中心,位于场地的北侧区域,濒临城市道路和农田,具有便易的交通和优美的环境。

3.2.2交通规划

结合产业链条及城市的市政系统,交通分为内部交通和外部交通两部分,并以“人车分流”的方式组织。内部交通主要指产业内部的物质传递、副产品的交换交通需求,以及废弃物的运输;对外交通主要指产业与外部产业联系的交通需求,包括办公区的人员流动、展览中心和健康管理中心对外商业部分。“内”“外”动流线的分区合理布局,使不同功能区达到“动态均布”的布局模式。 场地内道路分为两个等级,主干道路宽为12米,呈南北向,次干道宽为7米,沿各厂房、建筑群周围布置成环形路,与三个出入口协同满足功能的需要。厂区道路的布置满足生产、运输、安装、检修、消防及环境卫生的要求划分功能分区,并与区内主要建筑物轴线垂直或斜交设置,呈环形布置。办公区的交通系统为人车分流模式,车行系统在建筑结合机动车道布置,步行系统通过广场、步行道、连廊组成有机体。集中停车规划为两个区域,北部办公区设地下停车空间,满足日常内部职工与外来客流的停车需要;北部生产区规划大型机动车停车场,满足生产运输的要求 。

3.2.3景观设计

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的景观格局主要以生物制药生产功能特色为出发点,采取“双轴四区一带”的布局模式。通过线性的带式景观,突出强调景观轴在生物谷空间的统领作用,在“线性”景观的基础上嵌入“点式”景观,在景观的肌理上,采取“软景”与“硬景”结合的策略。着力打造 面积充足的开放性景观空间,通过沿街水面的设计,形成厂区内灵动的水面景观,并向东西逐渐延伸,以点带线、以轴带面,与原有自然生态资源共同构筑完整的绿化网络,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绿地系统。

3.3基于“人与技术”的共生,塑造生态产业链的属性空间

生物谷的空间布局实质是生物医药产业的空间物化,(2)根据功能的布局,生物谷打造的性格空间主要有生产区的产 业链条物化空间及可供游人参观的通透的线性流动空间、办公区域及沿主体景观轴延续的开敞性共享空间、南侧水面的 园 区向城市渗透的过渡空间。在城市干道金七路的城市空间界面上 ,布置科技馆、健康中心、接待中心三组不同性格建筑,作为广场过渡的表达。图(2)生物谷总平面图

3.4基于“人与自然”的共生,促进生态园区持续发展

基于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将生态设计引入园区规划,环境因素成为设计的关键点,它要求在产品开发的所有阶段均考虑环境因素,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引导产生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和消费系统(2)。生物谷基于大连地区四季分明、空气湿润、降水集中、季风明显、风力较大的气候特点,在设计初期,根据场地的高差分布,合理的布局园区功能空间,使土方量达到最少,从而减少对原始地貌的破坏,在产业运营期间,生物谷产业内部形成生态可视的可持续设计策略,坚持产业链条的运营主线,通过原材料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及废弃物的合理“变质”,促使“生物链”的自然合理流动。通过软景、硬景与生态设计的结合,践行生态产业园的生态效应。结合大连地区气候特点,附设雨水收集装置,与中心水域景观结合,形成良好的水循环利用。生物谷内的道路照明系统均附设太阳能板,通过太阳能与电能的转换来提供照明。

4.结语与展望

生物医药产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规划带有极大的综合性,不只是简单的土地利用规划,还要涉及到生物医药技术、景观、生态、旅游宣传等多方面,因此要加强多学科之间的交流及跨学科的实践。使得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能更好的发挥其带动医药产业腾飞的作用,以建立更完善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格局。珍奥核酸生物谷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本着尊重自然原貌、发挥自然优势、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着重考虑人为因素与场地的关系。对园区功能分区合理布局,妥善解决内外交通流线的互干扰问题,结合景观对场地进行合理规划。本次设计仅是对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园规划方法的初探,在某些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究及调整。

参考文献:

篇(7)

[中图分类号]F407.77;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7-0017-06

一、引 言

随着技术的复杂性、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创新技术的融合性加剧,单个企业的创新能力日益受到挑战,网络条件下的合作创新开始趋于普遍化[1]。高新技术园区是合作创新的重要阵地。从1991年第一批国家高新区正式建立以来,国家高新区不断扩围,到2013年全国共有105家国家高新区。地方性高新技术园区也纷纷落成,担负着振兴地方经济的重任。如今,高新技术园区已经成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更是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引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是高新技术集群及园区在创新功能方面的抽象,准确地识别、分析、预防风险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将通过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三角结构”的构建嵌入现有的风险类型,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基本方法分析区域协同创新网络风险的形成过程,并结合案例进行对比论证,最后给出相应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良性发展。

二、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协同创新网络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创新网络”的研究,使用“创新联网”这一概念表示创新过程中企业的联网行为。Imai 和 Baba(1989)提出了系统创新、跨边界网络等概念。Freeman(1991)沿用了 Imai 和 Baba 的观点,认为创新网络是应对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这是创新网络理论的首次提出[2]。此后学者们对创新网络理论一直关注度未减,在概念、构成、功能、利弊方面形成了很多新的理论和看法,但对协同创新网络的系统研究尚不广泛,只是一些学者在对创新网络进行探讨时加入了协同的理念。Hadjimanolis(1999)认为,协同创新网络是由企业和客户、供应商、中介机构等通过形成垂直或水平的关联节点所构成[3]。解学梅(2010)认为,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网络是指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同供应链企业、相关企业、研究机构、高校、中介和政府等行为主体形成的协作关系[4]。汪秀婷(2012)认为随着创新过程各环节的并行化、创新资源的集成化和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协同创新网络成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5]。本文界定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是由大量组织(节点)参与,通过资源的高效共享,彼此间实现技术、知识、信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深度合作,以增强节点的创新能力为目的区域性网络系统。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成是出于增进区域创新活动,发展地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但在实际中,网络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Grabber 对德国鲁尔地区钢铁业集群衰退的原因进行考察,得出产业集群网络化负效应可以从功能锁定、认知锁定和政治锁定三个方面来理解[6]。王国红等认为产业集成发展所依托社会网络的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会给产业集成带来一系列的创新风险[7]。Adler 和 Kwon(2002)认为,网络内成员的高度团结将使成员过度嵌入于特定关系之中,会降低新理念流入,导致网络内外信息互动的僵化,产生“路径依赖”[8]。龚玉环基于复杂网络结构视角分析了中关村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及创新能力,发现中关村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经历了从随机网络到无标度网络的变迁,造成网络创新能力对集散节点故障脆弱 [9]。以上研究结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网络化协同创新带来的风险,无论是社会网络视角、知识视角还是复杂网络视角都只涉及其中几种风险类型,如何从全新视角展现“风险地图”的全貌将对该项研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三角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梳理了现有的风险类型,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风险的形成过程。

三、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风险与风险形成

1.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三角结构”与风险的嵌入

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首先应界定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系统的范围。 Corning 在分析复杂系统进化的过程中,将协同定义为“自然或社会系统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要素或者人之间通过相互依赖形成的联合效应”。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很容易局限于区域内,前期很多研究也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区域外部网络对整体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协同创新网络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核心协同网络(C网络)、辅助协同网络(A网络)和外部协同网络(E网络),前两个部分是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体现,后一个部分是系统具有开放性的体现。

相应地,该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核心协同网络子系统、辅助协同网络子系统、外部协同网络子系统,其中核心协同网络子系统包括核心企业、供应商企业、客户企业、竞争对手、其他相关企业。辅助协同网络子系统包括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及大学、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技术市场。外部协同网络子系统也有着相类似的结构,只是在空间位置上不同于该目标网络。由此可见,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本地区域创新要素的协同运作,还取决于跨区域创新协作网络的建立[10]。

在分析风险时结合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重点考虑四个方面的风险:核心协同网络的内部风险、辅助协同网络与核心协同网络的交互式风险、外部协同网络与核心协同网络的交互式风险、辅助协同网络与外部协同网络的交互式风险。如图1所示。

核心协同创新网络一旦形成,如要切断某一合作关系而另寻其他合作关系,需要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与创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知识氛围的变更也不利于企业很快地投入到新的协同创新合作中去。创新合作关系的积累和升级往往使双方彼此更加适合,加强了资产的专用性[11]。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负作用即合作关系锁定风险。此外,辅助协同网络与核心协同网络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锁定的风险。合作关系锁定会进一步造成知识锁定风险。择优连接风险是指在网络形成过程中,新入企业或组织优先选择与创新能力强的节点建立合作的现象。例如核心协同网络内部新创企业会优先选择依附创新实力强大的大公司。在辅助协同网络和核心协同网络之间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中型企业更容易获取银行贷款,政府为追求整体经济实力和彰显政绩,将优惠政策向大型企业倾斜,重点关注纳税大户的政策需求等。相继故障风险是由于网络本身缺乏稳定性、网络结构不健全,风险在网络中扩散以致多个节点发生故障而造成。

2.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风险形成的动力学模型

围绕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中C网络、A网络、E网络的两两交互关系(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三角结构”)以及企业合作关系度、网络无标度特征(网络特征指标)建立风险形成的因果关系图,如图2。

模型中包含四条主要的回路:

(1)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合作对象单一化程度 +合作关系锁定 +知识锁定 -创新能力 +市场适应性 +创新产品产值 +企业创新收益 -C网络衰退 -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该回路反映的是由于核心协同网络内部企业合作关系度偏小而引发的风险。由复杂网络的概念可知,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的度是指该节点企业所引发的合作关系数目。度偏小即企业没有与周围的企业充分展开合作或者是合作路径单一。王国红(2011)等认为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交易对象固定、知识趋同和制度文化的自我强化机制,可能导致产业集成创新过程中的合作关系锁定、技术锁定和区域锁定,进而引发产业集成创新的路径锁定风险[12]。企业自身认为现存的合作关系是最好的状态,失去了探索新的更好的创新合作关系的机会,久而久之,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引起协同创新网络的衰败,更不利于企业拓展合作关系度,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2)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创新扩散 +创新“搭便车”现象 +创新惰性 +创新“柠檬市场” -创新能力 +市场适应性 +创新产品产值 +企业创新收益 -C网络衰退 -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该回路讨论的是核心协同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较大时的情况。显然,核心网络企业合作关系度越大越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创新扩散可能会引起创新“搭便车”现象,它与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成反比。柠檬市场效应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在创新市场领域,同样也存在柠檬市场,是指由于创新合作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倾向于低沉本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了创新的长期利益,在极端的情况下,创新市场会面临萎缩的风险。另外还需注意的是网络连接冗余带来的消极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合作伙伴的数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13]。因为过多的合作创新网络连接会造成网络监管和协调成本加大,使企业陷于不断的利益冲突和关系协调的事务中,无暇专注于企业创新。其次,过多的创新合作连接也会导致企业在创新时被大量噪声干扰,增加决策的时间和难度,因此可能延误创新的最佳时机[14]。

(3)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C网络与A网络的合作程度+A网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A网络服务质量+创新要素的投入+企业创新收益-C网络衰退-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

该回路反映的是辅助协同网络如何有效地为核心协同网络提供服务。一个平均聚类系数高的创新网络意味着企业结点之间集团化程度大,大量企业通过相互之间的社会或经济关联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类似小集团的网络结构[15],这种结构又称为模块化。在许多学科领域都认为,模块化能更高效地与周围的资源实现连接,核心网络平均聚类系数越大,说明网络中的企业展开创新合作相关性越大,也就是说大部分企业都在开展同一个领域的创新活动。这样一来,辅助协同网络能够根据核心网络的创新特征以及不同创新发展阶段的需求提供更加专业,贴合企业创新实际的服务。

(4)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 +C网络与E网络合作程度 +创新资源的互补和整合 +市场适应性 +创新产品产值 +企业创新收益 -C网络衰退

或者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 +C网络与E网络合作程度 +择优连接风险 + C网络关键节点的缺失+核心技术迁移+C网络衰退

该回路讨论的是核心协同网络与外部协同网络之间的关系。核心协同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越大,该网络的目标越统一,更趋向于模块化,便于与的协同创新网络建立联系。随着核心协同网络和外部协同网络的合作程度加深,可能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由于单个创新网络内的节点实力有限,难以承担大型的创新活动,所以加强与外部协同创新网络的联系,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和网络进行创新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企业过分依赖外部协同网络进行资源的整合,很可能导致择优连接风险,在极端情形下,企业迁离该网络,入驻外部网络而使该区域创新网络受损。还需注意的是辅助协同创新网络与外部协同创新网络也应保持适当的联系,Davies提出了所谓的“负协同”,即区域政府间制度障碍导致协议的缺乏,会产生“负协同效应”[16]。

四、案例对比分析:国内外生物医药基地

生物医药行业属于创新密集型行业,建立起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十分必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增长点。由于我国产业创新的历史较短,如今发展起来的国内高新技术园区成绩显赫,处于产业发展的上升期,缺少能够反映协同创新网络风险导致区域集群经济走向衰退的一手资料,所以本文通过国内外案例的结合来证明上述因果关系。

1. 意大利伦巴迪生物医药业

伦巴迪地区是意大利生命科学研发的中枢,曾经一度获得过欧洲专利办公室的专利授权达到整个意大利的43.9%。同时该地区集聚了意大利49%的生物技术企业、36%的研究机构和42%的实验室,并且还吸引到国家对生物技术产业支持资金的29%。为该地区构建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领域的研发传统[17]。但其后的发展遇到问题。归结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核心协同网络构成的缺陷。伦巴迪地区新创企业数量较少,且大都不涉及药物的研发,而是从事中间产物的生产或是试剂的供应。这些本该充满活力的新创企业往往被大公司兼并收购,成为制药公司的分支机构。同时,小企业由于被兼并,其合作对象变的单一,只为集团内部的企业提供加工,造成了合作关系锁定,降低了创新能力。成为分支机构的小企业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灵敏触觉,以致彻底失去了创新能力。这一过程验证了回路(1)的因果关系。

二是辅助协同网络中政府的力量薄弱,导致不能匹配核心网络的发展,陷入回路(3)的风险。研究机构众多是伦巴迪的优势,但是政府支持不够是它的软肋所在,意大利政府曾由于财政拮据削减科技投入3%,并在此后几年,依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对科研的投入连年下降。资金的短缺,丧失了许多创新的机会。

三是内外协同网络沟通不畅。尽管意大利在免疫学、基因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但是从整个生命科学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来看,其总体实力不强。也就是说伦巴迪地区的生物医药技术链并不完整,需要加强该区域协同网络与外部协同网络的联系,而伦巴迪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有效地进行资源的整合,陷入了回路(4)第一方面的风险。其次是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相互联系很弱。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该地区只有很少几个高校建立了专门系统来处理科学研究的商业化问题以及学校与企业的联系问题。因此,在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分割传统以及高校组织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很多学术上的成果无法商业化,没有建立起企业和高校互利共赢的系统。这一过程也是回路(3)所要反映的风险。

2.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张江高科技园区1994年启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计划,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成功开发张江生物医药基地,集聚和发展了一大批实力较强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张江作为国内目前研发机构最集中、创新实力最强、新药创制成果最突出的标志性区域,被誉为“张江药谷”[18]。可以说张江生物医药园区已经建成了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雏形,正处于成长和快速发展阶段,通过自身的优势与努力已经避免了一些风险,亦面临着新风险。

首先,对于核心协同网络,到2013年,基地集聚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企业400余家[21]。此外,与生物医药有一定关联的精细化工类企业集聚度也比较高,主要由国内外大企业组成。从产业链角度看,研发类、生产类、销售类企业齐全,数量适中,从研发到市场能够形成完整回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回路(1)的风险。有数据显示,2010年,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实现工业产值155.74亿元,占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9%[19]。这和国家对张江的投入相比还不相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有商业前景的项目被转让,转让项目主要集中在缺乏生产能力的研究院所以及中小企业,转让地区主要是上海之外的其它省市。从客观上讲,张江作为创新的源头为全国各地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张江本地产业投资与回报体系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较大的冲击。如何促进基于协同创新网络的创新成果商业化是下阶段亟须解决的问题。2013年,张江欲通过生物医药CMO试点破解中小创业主体产业化难题。

其次辅助协同网络功能有限。到2013年,张江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国家级、市级科研机构(研发中心、工程中心、企业研发中心)40余家[21],形成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生共荣的研发创新产业群。完善的科研机构以及平台的建设是该区域创新网络建立和发展的支柱,这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需求相契合,增强了回路(3),避免了辅助协同网络的不配套所引发的风险。还需看到的是,企业中有约20%的企业提出了明确的产业化空间需求,需求土地空间总量约在51万m2以上。基地已基本完成规划的一期、二期地块开发工作和基地房产的规划[21],政府如何响应企业需求,结合生物医药业用地特点,进行配套服务至关重要。另外生物医药业研发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大,给风险投资商提出了考验,导致了专业化风险投资匮乏[20]。

综合以上案例,作出总结,如表1。

五、结 论

本文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入手,建立“三角结构”并嵌入风险,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协同创新网络风险形成过程,运用国内外案例的对比验证了因果关系回路,得到如下结论:

(1)核心协同网络内要保持创新主体的多样化,既可避免创新合作关系锁定,知识锁定等积累性风险又可以防止关键节点崩溃导致的相继故障风险。一是大小企业的比例要适中,这样才能保证大企业的活力和小企业的竞争力,伦巴迪案例中大企业吞并小企业,导致创新网络节点的减少,创新网络的规模和功能相应减弱。在创新层次方面,大小企业应该各司其职,大企业可以主持大型的、新领域、难攻克的创新项目,小企业则可以主攻生产流程、原材料创新、产品改善等方面。二是要有一定数量的新创企业,新创企业为协同创新网络带来新鲜的血液,保持了网络的动态性和适应性。

篇(8)

二、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协同创新网络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对“创新网络”的研究,使用“创新联网”这一概念表示创新过程中企业的联网行为。Imai 和 Baba(1989)提出了系统创新、跨边界网络等概念。Freeman(1991)沿用了 Imai 和 Baba 的观点,认为创新网络是应对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这是创新网络理论的首次提出[2]。此后学者们对创新网络理论一直关注度未减,在概念、构成、功能、利弊方面形成了很多新的理论和看法,但对协同创新网络的系统研究尚不广泛,只是一些学者在对创新网络进行探讨时加入了协同的理念。Hadjimanolis(1999)认为,协同创新网络是由企业和客户、供应商、中介机构等通过形成垂直或水平的关联节点所构成[3]。解学梅(2010)认为,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网络是指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同供应链企业、相关企业、研究机构、高校、中介和政府等行为主体形成的协作关系[4]。汪秀婷(2012)认为随着创新过程各环节的并行化、创新资源的集成化和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协同创新网络成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5]。本文界定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是由大量组织(节点)参与,通过资源的高效共享,彼此间实现技术、知识、信息、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的深度合作,以增强节点的创新能力为目的区域性网络系统。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成是出于增进区域创新活动,发展地区经济为根本出发点,但在实际中,网络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Grabber 对德国鲁尔地区钢铁业集群衰退的原因进行考察,得出产业集群网络化负效应可以从功能锁定、认知锁定和政治锁定三个方面来理解。以上研究结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网络化协同创新带来的风险,无论是社会网络视角、知识视角还是复杂网络视角都只涉及其中几种风险类型,如何从全新视角展现“风险地图”的全貌将对该项研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提出了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三角结构”,并以此为基础梳理了现有的风险类型,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风险的形成过程。

三、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风险与风险形成

1.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三角结构”与风险的嵌入

基于系统动力学理论,首先应界定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系统的范围。 Corning 在分析复杂系统进化的过程中,将协同定义为“自然或社会系统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子系统、要素或者人之间通过相互依赖形成的联合效应”。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很容易局限于区域内,前期很多研究也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区域外部网络对整体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协同创新网络分为三个部分,依次为核心协同网络(C网络)、辅助协同网络(A网络)和外部协同网络(E网络),前两个部分是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体现,后一个部分是系统具有开放性的体现。

相应地,该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核心协同网络子系统、辅助协同网络子系统、外部协同网络子系统,其中核心协同网络子系统包括核心企业、供应商企业、客户企业、竞争对手、其他相关企业。辅助协同网络子系统包括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及大学、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技术市场。外部协同网络子系统也有着相类似的结构,只是在空间位置上不同于该目标网络。由此可见,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取决于本地区域创新要素的协同运作,还取决于跨区域创新协作网络的建立[10]。

在分析风险时结合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重点考虑四个方面的风险:核心协同网络的内部风险、辅助协同网络与核心协同网络的交互式风险、外部协同网络与核心协同网络的交互式风险、辅助协同网络与外部协同网络的交互式风险。如图1所示。

核心协同创新网络一旦形成,如要切断某一合作关系而另寻其他合作关系,需要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与创新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知识氛围的变更也不利于企业很快地投入到新的协同创新合作中去。创新合作关系的积累和升级往往使双方彼此更加适合,加强了资产的专用性[11]。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负作用即合作关系锁定风险。此外,辅助协同网络与核心协同网络之间也存在合作关系锁定的风险。合作关系锁定会进一步造成知识锁定风险。择优连接风险是指在网络形成过程中,新入企业或组织优先选择与创新能力强的节点建立合作的现象。例如核心协同网络内部新创企业会优先选择依附创新实力强大的大公司。在辅助协同网络和核心协同网络之间主要表现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大中型企业更容易获取银行贷款,政府为追求整体经济实力和彰显政绩,将优惠政策向大型企业倾斜,重点关注纳税大户的政策需求等。相继故障风险是由于网络本身缺乏稳定性、网络结构不健全,风险在网络中扩散以致多个节点发生故障而造成。

2.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风险形成的动力学模型

围绕 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中C网络、A网络、E网络的两两交互关系(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三角结构”)以及企业合作关系度、网络无标度特征(网络特征指标)建立风险形成的因果关系图,如图2。

模型中包含四条主要的回路:

(1)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合作对象单一化程度→ +合作关系锁定→ +知识锁定→ -创新能力→ +市场适应性→ +创新产品产值→ +企业创新收益→ -C网络衰退→ -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该回路反映的是由于核心协同网络内部企业合作关系度偏小而引发的风险。由复杂网络的概念可知,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的度是指该节点企业所引发的合作关系数目。度偏小即企业没有与周围的企业充分展开合作或者是合作路径单一。王国红(2011)等认为协同创新过程中的交易对象固定、知识趋同和制度文化的自我强化机制,可能导致产业集成创新过程中的合作关系锁定、技术锁定和区域锁定,进而引发产业集成创新的路径锁定风险[12]。企业自身认为现存的合作关系是最好的状态,失去了探索新的更好的创新合作关系的机会,久而久之,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引起协同创新网络的衰败,更不利于企业拓展合作关系度,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2)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创新扩散→ +创新“搭便车”现象→ +创新惰性→ +创新“柠檬市场”→ -创新能力→ +市场适应性→ +创新产品产值→ +企业创新收益→ -C网络衰退→ -C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

该回路讨论的是核心协同网络内企业合作关系度较大时的情况。显然,核心网络企业合作关系度越大越有利于创新的扩散,创新扩散可能会引起创新“搭便车”现象,它与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成反比。柠檬市场效应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在创新市场领域,同样也存在柠檬市场,是指由于创新合作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倾向于低沉本追求短期利益,忽视了创新的长期利益,在极端的情况下,创新市场会面临萎缩的风险。另外还需注意的是网络连接冗余带来的消极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合作伙伴的数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13]。因为过多的合作创新网络连接会造成网络监管和协调成本加大,使企业陷于不断的利益冲突和关系协调的事务中,无暇专注于企业创新。其次,过多的创新合作连接也会导致企业在创新时被大量噪声干扰,增加决策的时间和难度,因此可能延误创新的最佳时机[14]。

(3)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C网络与A网络的合作程度→+A网络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A网络服务质量→+创新要素的投入→+企业创新收益→-C网络衰退→-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

该回路反映的是辅助协同网络如何有效地为核心协同网络提供服务。一个平均聚类系数高的创新网络意味着企业结点之间集团化程度大,大量企业通过相互之间的社会或经济关联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类似小集团的网络结构[15],这种结构又称为模块化。在许多学科领域都认为,模块化能更高效地与周围的资源实现连接,核心网络平均聚类系数越大,说明网络中的企业展开创新合作相关性越大,也就是说大部分企业都在开展同一个领域的创新活动。这样一来,辅助协同网络能够根据核心网络的创新特征以及不同创新发展阶段的需求提供更加专业,贴合企业创新实际的服务。

(4)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 +C网络与E网络合作程度→ +创新资源的互补和整合→ +市场适应性→ +创新产品产值→ +企业创新收益→ -C网络衰退

或者C网络平均聚类系数→ +C网络与E网络合作程度→ +择优连接风险→ + C网络关键节点的缺失→+核心技术迁移→+C网络衰退

该回路讨论的是核心协同网络与外部协同网络之间的关系。核心协同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越大,该网络的目标越统一,更趋向于模块化,便于与外围的协同创新网络建立联系。随着核心协同网络和外部协同网络的合作程度加深,可能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由于单个创新网络内的节点实力有限,难以承担大型的创新活动,所以加强与外部协同创新网络的联系,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和网络进行创新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企业过分依赖外部协同网络进行资源的整合,很可能导致择优连接风险,在极端情形下,企业迁离该网络,入驻外部网络而使该区域创新网络受损。还需注意的是辅助协同创新网络与外部协同创新网络也应保持适当的联系,Davies提出了所谓的“负协同”,即区域政府间制度障碍导致协议的缺乏,会产生“负协同效应”[16]。

四、案例对比分析:国内外生物医药基地

生物医药行业属于创新密集型行业,建立起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十分必要。“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生物医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增长点。由于我国产业创新的历史较短,如今发展起来的国内高新技术园区成绩显赫,处于产业发展的上升期,缺少能够反映协同创新网络风险导致区域集群经济走向衰退的一手资料,所以本文通过国内外案例的结合来证明上述因果关系。

1. 意大利伦巴迪生物医药业

伦巴迪地区是意大利生命科学研发的中枢,曾经一度获得过欧洲专利办公室的专利授权达到整个意大利的43.9%。同时该地区集聚了意大利49%的生物技术企业、36%的研究机构和42%的实验室,并且还吸引到国家对生物技术产业支持资金的29%。为该地区构建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领域的研发传统[17]。但其后的发展遇到问题。归结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核心协同网络构成的缺陷。伦巴迪地区新创企业数量较少,且大都不涉及药物的研发,而是从事中间产物的生产或是试剂的供应。这些本该充满活力的新创企业往往被大公司兼并收购,成为制药公司的分支机构。同时,小企业由于被兼并,其合作对象变的单一,只为集团内部的企业提供加工,造成了合作关系锁定,降低了创新能力。成为分支机构的小企业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灵敏触觉,以致彻底失去了创新能力。这一过程验证了回路(1)的因果关系。

二是辅助协同网络中政府的力量薄弱,导致不能匹配核心网络的发展,陷入回路(3) 的风险。研究机构众多是伦巴迪的优势,但是政府支持不够是它的软肋所在,意大利政府曾由于财政拮据削减科技投入3%,并在此后几年,依然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对科研的投入连年下降。资金的短缺,丧失了许多创新的机会。

三是内外协同网络沟通不畅。尽管意大利在免疫学、基因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但是从整个生命科学基础和相关学科基础来看,其总体实力不强。也就是说伦巴迪地区的生物医药技术链并不完整,需要加强该区域协同网络与外部协同网络的联系,而伦巴迪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有效地进行资源的整合,陷入了回路(4)第一方面的风险。其次是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相互联系很弱。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该地区只有很少几个高校建立了专门系统来处理科学研究的商业化问题以及学校与企业的联系问题。因此,在学术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分割传统以及高校组织制度上的缺陷,使得很多学术上的成果无法商业化,没有建立起企业和高校互利共赢的系统。这一过程也是回路(3)所要反映的风险。

2.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张江高科技园区1994年启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计划,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成功开发张江生物医药基地,集聚和发展了一大批实力较强的生物医药企业。目前,张江作为国内目前研发机构最集中、创新实力最强、新药创制成果最突出的标志性区域,被誉为“张江药谷”[18]。可以说张江生物医药园区已经建成了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雏形,正处于成长和快速发展阶段,通过自身的优势与努力已经避免了一些风险,亦面临着新风险。

首先,对于核心协同网络,到2013年,基地集聚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企业400余家[21]。此外,与生物医药有一定关联的精细化工类企业集聚度也比较高,主要由国内外大企业组成。从产业链角度看,研发类、生产类、销售类企业齐全,数量适中,从研发到市场能够形成完整回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回路(1)的风险。有数据显示,2010年,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实现工业产值155.74亿元,占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6.9%[19]。这和国家对张江的投入相比还不相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有商业前景的项目被转让,转让项目主要集中在缺乏生产能力的研究院所以及中小企业,转让地区主要是上海之外的其它省市。从客观上讲,张江作为创新的源头为全国各地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张江本地产业投资与回报体系良性循环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是较大的冲击。如何促进基于协同创新网络的创新成果商业化是下阶段亟须解决的问题。2013年,张江欲通过生物医药CMO试点破解中小创业主体产业化难题。

其次辅助协同网络功能有限。到2013年,张江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国家级、市级科研机构(研发中心、工程中心、企业研发中心)40余家[21],形成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生共荣的研发创新产业群。完善的科研机构以及平台的建设是该区域创新网络建立和发展的支柱,这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需求相契合,增强了回路(3),避免了辅助协同网络的不配套所引发的风险。还需看到的是,企业中有约20%的企业提出了明确的产业化空间需求,需求土地空间总量约在51万m2以上。基地已基本完成规划的一期、二期地块开发工作和基地房产的规划[21],政府如何响应企业需求,结合生物医药业用地特点,进行配套服务至关重要。另外生物医药业研发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大,给风险投资商提出了考验,导致了专业化风险投资匮乏[20]。

综合以上案例,作出总结,如表1。

五、结 论

本文从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的结构入手,建立“三角结构”并嵌入风险,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协同创新网络风险形成过程,运用国内外案例的对比验证了因果关系回路,得到如下结论:

(1)核心协同网络内要保持创新主体的多样化,既可避免创新合作关系锁定,知识锁定等积累性风险又可以防止关键节点崩溃导致的相继故障风险。一是大小企业的比例要适中,这样才能保证大企业的活力和小企业的竞争力,伦巴迪案例中大企业吞并小企业,导致创新网络节点的减少,创新网络的规模和功能相应减弱。在创新层次方面,大小企业应该各司其职,大企业可以主持大型的、新领域、难攻克的创新项目,小企业则可以主攻生产流程、原材料创新、产品改善等方面。二是要有一定数量的新创企业,新创企业为协同创新网络带来新鲜的血液,保持了网络的动态性和适应性。

(2)辅助协同网络的同步运作可以避免由于供需不匹配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创新效能低下等一系列风险。地方政府容易倡导自上而下的“创新”,由于缺少市场需求的引导,这种口号式的“创新”最后收效甚微。在张江案例中地方政府通过调研发现企业的需求,应及时制定科学的政策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中介机构也应积极搭建平台,促进中小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成果商业化。金融市场通过创新模式,解决融资难、时间长等问题,例如建立生物医药产业的OTC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以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

篇(9)

“我们在这里建北京管理中心,成为医药产业的研发、投资和管理总部,这表明了我们的决心。”赵叶青对《英才》记者表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投入?未来,金城医药会变成什么样子?赵叶青到底有什么决心?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对话。 产业多元化

看过去年报道的读者一定还记得这样两个时间节点:2009年金城医药开始进军生物制药领域,2012年生物医药公司就已经开始为金城医药带来盈利。

金城医药最初的主营业务是头孢类抗生素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进军生物医药就是金城医药多元化发展的重要一步。可以说,金城医药多元化是自身优势的延展。从单一制药企业向多元健康产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中,金城医药的业绩并没有出现大幅波动,最近几年的业绩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之中。

为什么金城医药可以做到转型不乱,多元化且有业绩?赵叶青认为:这得益于我们坚持“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管理”,以及据此推动组织结构的持续完善。金城医药采取了事业部制的方式,对于原有的医药中间体业务由专业的平台管理,而进入的生物制药领域则有另外平台管理,相对独立的事业部管理机制,使得金城医药发展更多新业务时可以并行不悖,齐头并进。

当然,转型肯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2016上半年,金城医药的业绩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对于这种情况赵叶青解释说:“业绩下滑并不是金城医药产品市场出现问题,而是生物制药下游客户出现偶发性问题,造成短暂的需求影响,不过这也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客户集中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公司新设立的各子公司均处于设立初期,资金需求扩大,费用增加。”

同时赵叶青也表示,这些都是短期因素,公司处于战略投入期,长期看对公司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金城医药通过最近几年不断收购及自身发展形成了以中间体为基础,生物制药、妇科用药、保健品为条线的多层次发展局面。公司2014年收购上海金城,控股广东金城金素,之后收购北京朗依(证监会审批中),2015年成立北京金城海创,构建创新药投资研发平台,搭建公司研发总部,积极从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创新品种。2016年成立北京金拓为生物科技公司,推进生物医药的研发合作步伐。

这些都是围绕各个产业链构建大健康产业集团的必要步骤,很容易让人理解。但是2016年3月公司公告投资设立石墨烯公司的消息一度让投资者费解,不明就里的人甚至认为金城医药不务正业乱搞概念。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

2016年3月31日,金城医药公告子公司汇海医药以自有资金1200万元与自然人郭爱华(出资800万元)共同出资设立山东金城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金城方面持股60%,该公司成立后将致力于石墨烯相关产品和应用研究与开发工作。

就是这样一条消息让投资者误解了。而赵叶青解释说:“我们并不是炒作概念,而是做了一个和我们有相关性的战略投资。”赵叶青说的相关性不是简单的产业相关性,公司优势产业医药中间体属于化工产业,从技术工艺来说与石墨烯的研发生产有相通之处,从这个角度说,涉足石墨烯新材料领域也是金城医药关联多元化的一部分。

赵叶青认为随着石墨烯产品的广泛应用,其终端产品将会在医用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赵叶青笑言:“我们这绝不是搞概念,是在为未来拓展发展空间,而且股价也确实没有出现大幅上涨。” 资本布局

金城医药最近几年不断通过并购、投资的方式开疆扩土,经过最初的懵懂,金城医药在并购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不少经验。

赵叶青总结认为:金城医药的并购主要集中于妇科免疫调节制剂、抗生素、肝病药物这三个方向上。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将这三个方向做大做强。

到具体标的上,赵叶青则表示,标的要有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在品牌上有一定的影响力,要有自己的核心产品和技术。一个标的资产,盈利能力可以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容忍其亏损,但其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能够与金城医药形成互补和协同。

除了单纯的利用上市公司这个平台,金城医药还积极参与产业基金的建立。2016年7月25日,金城医药公告:山东金城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与达孜东方高圣秋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出资方签署《合伙协议》,拟共同发起设立上海仟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虽然金城医药只是仟德的LP,但是能够积极参与其中,也对金城医药益处多多。

“本次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能够借助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的投资经验和专业能力,投资国内外优秀生物医药企业、互联网医疗企业,拓展投资渠道,获取投资收益。同时,公司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优质企业和具备较好成长性的企业,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更多的项目资源。”赵叶青认为。

篇(10)

相比之下,中国市场才刚刚起步。比起互联网行业,生物技术和新药研发仍然是目前一个很少资金涉入的领域。

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联合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报告2006》。该报告表明,自2002年以来,生物技术产业吸引创业投资的能力急剧下降。近5年我国共有1080家企业吸引创业投资50亿美元,但生物医药产业只占融资总额的5.2%。

在我国,生物产业犹如一座待掘的金矿,等待寻宝人的到来。

生物经济将10倍于信息经济

美国《时代》周刊预言:2020年世界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革命性的市场投放阶段预计将在2025年后到来,到21世纪中叶,当生物经济进入成熟阶段时,生物应用技术将渗透到我们生活中许多与生物无关的角落。不久的将来,生物经济将10倍于信息经济。

由于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生物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

据统计,2003年世界生物产业市场约894亿美元,预计到2007年,其市场将达1296.5亿美元。全球生物技术药品市场销售额保持12%的年均增长速度。全球生物药品市场规模1997年为150亿美元,2000年为300亿美元,2003年达到600亿美元,占同期世界药品市场的10%以上。

生物技术制药产业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医药市场上新的增长点。随着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破译,将有力地促进生物药物的研发。到2020年,利用生物技术研制的新药可能达到3000种左右。到2010年全球仅生物芯片的市场就将达到600亿美元。有关统计表明,全球生物技术产业的销售额约每5年翻一番,增长率高达25%-30%,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10倍左右。

北京聚焦高端生物产业

2007年4月,我国《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出台,并把发展生物医药作为重头戏,力争在重大疾病(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和艾滋病等)的治疗和预防用药方面取得突破,争取有5到10个自主创新的重要新药品进入产业化生产,培育5家左右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生物医药大企业,并在税收政策、投融资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加快做大做强一批优势品牌、品种和企业。

我国生物产业将因此迎来快速发展的全新时代。

2007年6月16日,首届全国生物产业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这次大会上向北京等9省市新认定的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授牌。

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目前全国得到生物产业基地授牌的城市已经增加到12个。

生物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中发展最活跃的部分,将带动区域经济飞速发展。

在这次大会上,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张燕友委员率由中关村生命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医药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三个生物产业基地核心区及部分骨干企业参加了大会,并在会上集中展示了北京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发展和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创新成果。

张燕友委员指出:近年来北京市紧抓机遇,加快规划并建设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立足自主创新,聚焦高端产业,促进了生物工程和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2006年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00亿元,利润22.6亿元,产业盈利能力连续四年国内领先。北京发展生物产业具有创新能力全国领先、产业高端优势凸显和发展环境完善的三大比较优势。

今年4月,北京市发改委披露了2008年之前北京市重点扶持的六大产业,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作为六大产业之一,将成为未来5年内北京市重点扶持的目标。今后,北京市将通过部分政策的调整,吸引社会资金向目前产业结构相对薄弱的生物制药等领域投资,以构筑均衡稳固的投资体系。

基地核心区三足鼎立

北京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由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大兴北京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基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医药园三个核心区组成。三个核心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不同,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加快北京生物产业发展。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政府于2000年6月批准建设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在2000年,国内当时还少有生物产业的概念,更谈不上生物产业专业园区。作为全国领先的科技园区,中关村科技园区能够预见生物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时组织启动建设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为国家在京大型生物技术项目和各类生物技术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新空间。

到2007年7月,入驻生命园的各类企业已达60家,其中独立自建研发生产中心的企业17家,入驻创新大厦的科技创新型企业43家。生命园已初步构建起较完整的生物产业链条,并在源头创新、技术支撑、产业资源、临床资源上形成了独特优势。

大兴北京生物工程和新医药产业基地规划面积9.63平方公里,一期3.55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目前二期、三期及配套区的道路、管网正在建设中。产业基地已引进项目共计50家,投资总额约100亿元,其中投资8000万以上的项目37个,占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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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永信教授所说“临床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药物研发机构、生产企业需要更多地倾听来自临床的需求。本次高研班邀请的6位讲师是来自临床的专家,他们分别代表抗生素、糖尿病、抑郁症、肺癌、心血管疾病等不同领域传达临床上对治疗药物的需求,介绍国内外最新的治疗方法和研究进展,为参会者提供新的药物研发思路。例如治疗糖尿病的DLP-1激动剂与DPP-4抑制剂、当前最有希望的新抗抑郁药调节谷氨酸能神经递质的化合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