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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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F0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11-0131-03

[作者简介] 蒋意春，江西宜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宏观经济学；

李春茂，江西宜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地方政府管理理论、区域经济。(江西 宜春 336000)

一、我国现行低工资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而且增长缓慢。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上可以查询到《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据统计显示：在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最高类别中，最高的标准为690元/月，包括的省市有：上海、江苏、深圳，最低的最低工资标准为甘肃省的340元/月；而在历年所有最低工资标准中，最低的为2003年黑龙江制定的235元/月。而且，2006年4月22日，有关单位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讨会，会上，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更是一语惊人地说“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即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中国当前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大致为美国的5%，韩国的10%，中国台湾的20%和泰国的60%。可见，我国的工资标准是相对低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促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在随后成为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低工资政策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首先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加剧。随着GDP的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显著的提高，如下岗工人和大学应届毕业生收入明显下降，在近年的劳动力市场，甚至还出现了诸如“零工资就业”这样的职场现象。与此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却通过拼命榨取劳动力应有的社会价值迅速暴富；其次表现在劳动者收入低下，生活质量缺乏保障，不利于劳动力的再生产。由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害怕再失业，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低工资、低保障的就业条件，工人的合法权益缺乏保障，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再次表现为国内市场需求不旺，增长乏力，国外市场又面临“反倾销”危险，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强劲动力与扎实基础。

为什么经济学家们倡导的低工资政策不能带来投资的增长，不能扩大就业?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仍是粗放型的经济模式，产业升级换代停滞不前?为什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得到提升?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学术界的广泛研究。

二、当前中国工资制度之解说

早在19世纪就论述了劳动力价格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和实质，但是原理作为一套严密的科学体系，其中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阐述到现在仍有重要的参考和应用价值。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求，即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实行周密的分工协作；生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日益加强；国内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资本家之间为追逐利润展开着殊死的竞争，在市场这条无形鞭子的驱使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拼命加快资本积累和集中，扩大生产规模，资本家经常地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使劳动者陷入失业贫困的境地，制约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

事实上，马克思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实质上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如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个企业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避免被市场竞争淘汰的危险，以价廉物美的商品占领市场，也要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其中降低劳动力成本成为我国企业降低成本的重要途径。

又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中说：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对抗性的分配关系，限制了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增长。资本家为追求最大限度利润，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力图把工资限制在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范围之内。这样，在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相对缩小。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和需求的严重脱节。当一些重要商品由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限制而找不到销路时，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使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破坏，从而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告诉我们，生产与需求是一种矛盾的关系，劳动者既是商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商品的消费者，如果消费者收入偏低，购买力不强，生产的商品就销售不出去，生产与需求的严重脱节，制约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可见，低工资政策是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但同时由于工人收入偏低，购买力不强，因此产品很难销售出去，如果生产和需求严重脱节，当一些重要商品由于劳动人民购买力的限制而找不到销路时，就会发生连锁反应，使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遭到破坏，从而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如果工人的收入增加的话，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势必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但又可以为企业产品的销售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因此，收入水平应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太低的工作标准从长远看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甚至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此外，过低的劳动力价格会造成贫富差距拉大，认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存在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盾。“一方面有大量的过剩资本不被用于生产，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过剩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它们处于矛盾的两极上：一极是失业的工人人口，另一极是‘失业’的资本”，“资本主义积累规律造成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官方的数字，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数字偏低，有学者估计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计算在内，我国失业率在17%以上，不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镇失业率也在10%以上。而与此同时，我国银行存款余额急剧上升。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72万亿元，同比增长18.95%，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141050.99亿元。一边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一边是大量的资金被闲置不能用于生产性投资，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过度偏离，不仅不能扩大就业也不能扩大投资，对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三、边际分析方法的实际应用

生产与需求的关系也可用边际分析方法来解释，如图2所示：MSC为劳动力成本即劳动者的收入，MSB为产品产量即企业竞争力水平，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产品产量和企业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劳动者收入增加随之购买力也增强。

假设：某国内市场劳动力单位成本为Q1，企业所需成本很低，因此企业可以雇佣更多的工人从事生产活动，产量可以达到P2。在低劳动力成本条件下，企业将赚取超额利润，即(B-A)的收益。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也很低，因此劳动者只能购买P1数量的产品，(P2-P1)数量的产品无法在本国市场销售。由于产品成本很低，因此该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很强，如果没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反倾销等措施的限制，产品仍能全部销售出去，企业将迅速积累巨额的社会财富，从而拉大贫富差距。随着劳动力成本即劳动者收入的逐渐增加，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竞争力也逐渐减小，企业积累财富的速度也逐渐降低，贫富差距缩小，如果相交于E点，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即劳动者的购买力刚好能够购买企业所生产的全部产品。根据帕累托的理论所说，“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可以使其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满足这样一种条件，即每一种物品(或服务)的社会边际效益均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那么它就是一种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国家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如果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增加(达到Q1)，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那么人们的购买力将很强(P2)，而企业因为雇不起工人使产量下降(P1)，人们将无商品可以购买，如果企业继续生产的话，也将出现(D-C)的亏损。

当然，这仅是宏观上的理论推理，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生产与需求的关系还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市场环境、固定成本的高低、企业间的竞争、产品的更新换代、先进的生产设备的发明、科学技术的应用等等。如国家对某项产业实行税收和银行信贷等优惠政策，则该产业即使劳动力成本很高仍可以快速发展；如果某一产品的固定成本很高或者它是稀缺资源，即使它的人工成本很低，它的产量也很难提高；而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产量；企业也可以通过提高质量，降低数量，树立品牌的方式提高市场竞争力；由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内生产的过剩产品要想全部销往国外不太可能，如果国内市场已经饱和的话将出现大量的积压库存。因此，生产与需求的关系存在一个变量，但从整个国家经济宏观角度来说一种健康的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应是按照这种曲线发展的，绝对的低劳动成本并不意味着优势，只有劳动者的收入即购买力与产品的产量均衡时，国家的经济才能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

根据以上推理，我国出现贫富差距拉大、鼓励社会投资扩大就业措施成效甚微、国内市场萎缩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其实，低工资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优势。当我国企业初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修改工资政策，提高工人工资待遇，扩大内需就成为必然。

四、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可以说，我国的低工资政策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劳动力价值的回归成为众多劳动者的心声，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当前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1)逐步提高工人工资收入，使工人收入回归合理区间；(2)缩短工人劳动时间，强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3)完善失业、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这些措施都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确保实行。

提高工人待遇增加收入有以下几点好处：(1)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符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2)可以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推动中国东中西部共同繁荣。劳务输出是中部和西部地区收入的重要来源，中西部劳务输出的主要地区就是东部，因此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可以为中西部地区带来巨大的收益，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3)可以逼迫企业放弃粗放经营模式，树立品质领先的观念。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将迫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转型，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有利于提升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4)可以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扩大内需，扩大就业。也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容纳能力，从而缓解我国就业压力。

所谓的提高工人待遇会使外资企业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的说法是相当片面的。当然，我们应贯彻稳妥推进的原则，一方面要保证劳动力的价格与劳动力的价值不能有太多的偏离，人们的生活水平应当随着经济的增长有相应的提高；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出现大面积的失业，影响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F4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2-0122-02

0　引言

竞争力是竞争优势在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上综合力量的体现。因此，竞争优势是产生竞争力的基础。从不同的竞争力主体考虑，竞争力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企业层次、产业层次和国家层次，各个层次的竞争力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汽车企业的竞争力，即生产经营各类型汽车产品的企业个体竞争力。

伴随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近几年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2009年以来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一新车生产和销售国，汽车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已经形成了多品种、全系列的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但是，与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相比，我国核心骨干汽车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仍然与国外大型汽车企业集团存在较大差距，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不合理、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产品结构单一、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等问题依然突出。

目前，国内关于汽车产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较多，而针对汽车企业竞争力的评价以及如何在新的竞争环境下进一步提升我国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还比较少。由于单个企业是构成产业的基础，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强弱将直接影响相关产业竞争力的高低，因此，结合汽车产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研究汽车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对于指导我国汽车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保证我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应用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研究了新竞争环境下汽车企业竞争力的特点，构建了基于成本动因理论的汽车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并应用AHP方法分析了影响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为提升我国汽车企业竞争力提供有益指导。

1　战略成本动因理论概述

战略成本动因是影响企业战略管理活动的成本动因，战略成本动因分析是立足于企业长期竞争战略的实现，研究对企业长期竞争战略的成本构成和成本实施具有战略影响的驱动因素。波特将其归类为规模经济、学习曲线、生产能力利用、相互关系、选择时机、自主政策、地理位置和政体等因素月。赖利在波特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战略成本动因划分为结构性成本动因和执行性成本动因，其中，结构性成本动因是指与企业基础经济结构有关的成本驱动因素，通常包括规模效应、整合程度、学习曲线、地理位置等，具有全局性、深远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执行性成本动因指的是与企业作业执行程序有关的成本驱动因素，通常包括员工参与、质量管理、生产能力利用率、联系等。

根据战略成本动因理论可知，战略成本动因就是基于战略管理的需要对影响成本的各项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并将其贯穿于整个战略管理的全过程，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分析方法是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战略动因分析，其中，战略成本动因分析是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基础，主要包括动因描述理论和决策理论。该理论框架的构建也采用了由“选择”到“优化”的逻辑顺序，即首先确定影响企业战略成本结构的重要因素，然后进行战略决策和优化。

2　基于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汽车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2.1基于战略成本动因理论的指标体系构建根据成本动因理论和汽车产业的特点，本文结合新竞争环境下汽车企业竞争的特点，将影响汽车企业竞争能力的战略动因分为两层，准则层包含规模效应、纵向整合、技术创新和基本能力等四类指标，子准则层共选择15个指标。

其中：①规模效应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包括企业整体生产规模、核心产品在市场中的表现，规模生产时的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能力调整程度等内容，本文通过产量、产品市场占有率、生产质量控制体系和生产能力调整速度等指标反应。②纵向整合主要反应汽车企业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包括企业间的技术创新方式、合作模式、交易模式等内容，本文通过纵向一体化程度、互补性、专用性投资金额和交易成本等指标反应。③技术创新是汽车企业吸收、改进和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的重要手段。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出现，通过增强产品研发能力建设、拥有自主品牌、创造性的选择和改进技术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通过产品更新速度、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和R&D投入比率等指标反应。④基本能力是企业的基本要素，本文选取人员流动性、企业文化、企业信息化水平和服务柔性等指标。

2.2基于AHP方法的指标体系排序根据建立的指标体系，本文应用AHP方法计算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具体流程如下：

①设计调查问卷、评定标准和评估表格；②建立层次结构模型(见表1)，通过专家打分构造两两判断矩阵，并计算层次单排序(见表2)；本次选取专家20人，其中，5人为系统工程专业背景，1Q人为会计专业背景，5人为企业管理专业背景。共发放问卷25份，回收20份，回收率80％。经过一致性检验，合格问卷为12份，有效率为60％。各有效问卷分别构成了独立的完整的判断矩阵。③计算层次总排序。

2.3关键影响因素分析从准则层指标的排序来看，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影响程度的排序为技术创新>规模效应>纵向整合>基本能力。其中，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规模效应对汽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具有深远影响，已经成为当前汽车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体现。

从子准则层指标的排序来看，对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具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中，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能力(P32)的影响最大，其权重达到O.2312；其次是产品更新速度(P31)，权重为0.1631：第三位是产品市场表现(P12)，权重为O.1201；第四位为纵向一体化程度(P21)，其权重为0.0934。

3　对策与建议

汽车企业只有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形成并提升竞争优势，才能保持持续的稳定发展。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规模效应、纵向整合和基本能力等对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不同，本文在前述结论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提高我国汽车企业竞争力的几点建议：

3.1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研发中心建设，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提高企业整体研发能力，同时要加强企业研发人员的培训和引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支强大的科技开发队伍，争取从技术上拉开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差距。

3.2加快新产品研发进程，不断提升产品等级。随着消费者购买力的不断增强，对汽车产品的评价标准和使用需求也不断发生转变，价格、可靠性和品牌等传统标准在未来消费者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将大大降低，环保、燃油经济性、安全性、娱乐性、智能化和个性化等特点将日益成为关注的重点，而整合这些技术的中高档汽车将成为未来市场发展的重点。因此，要求汽车企业一方面要加大新产品

的开发力度，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开发流程，尽可能缩短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周期，提高新产品开发数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市场调研力度，明确企业的市场定位，加快引入新材料、新技术提升产品等级，以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产品的需求。

3.3不断提升企业综合实力，实施以企业能力为基础的重组整合，提升企业规模。汽车产业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经济明显，企业集中度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规模经济效益低、能源消耗高、研发能力薄弱、无序竞争等问题，而目前我国汽车企业整体规模分散严重，资源配置不合理，规模效应不显著，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由于当前我国大型汽车企业集团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一方面大型汽车企业和自主品牌汽车企业要不断改革内部运营流程，增强企业内部的运营能力，实施以企业能力为基础的兼并重组；另一方面，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在汽车企业兼并重组中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建立并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产业退出机制，鼓励和扶持大型骨干汽车企业集团发展，通过税前列支等税制改革推动企业兼并重组。

3.4加快实施以整车企业为核心的-体化供应链协作模式。随着消费者需求、标准法规及环境保护的日益严格，使得整车企业在产品研发、零部件供应、技术创新、销售与售后服务等领域与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密切，国外整车企业也已经开始通过吸收和利用消费类电子、信息通讯、智能交通、金融服务、新材料产业等领域的创新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实力。因此，汽车企业应建立新型的产业链协作系统，一方面要积极延伸合作理念，加强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积极寻找可外包其非核心业务的合作伙伴，共同解决产品开发与技术研发过程中遇到的关键问题，共同分担日益提高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汽车企业应着眼于充分利用其他行业的创新资源，开发跨行业合作平台，实现跨行业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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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D].博士学位论文，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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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保林.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11)：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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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晓明，傅惠敏，金浩，黎明.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分析与对策研究[J]2008,37(3)：74-78

[6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235-242

篇（3）

经济增长率提高主要受外贸顺差扩大影响

2006年第四季度以来，在投资增长趋缓的影响下，经济增长率也呈现回落态势。今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9%；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3月份同比上涨3.3%，环比下降0.3%），涨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5个百分点。比较突出的是外贸顺差达4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1亿美元。综合三大需求的情况看，外贸顺差扩大是拉动经济增长加快的主要因素。分析外贸顺差的结构，一般贸易对国内工业增长的拉动更为直接。

物价涨幅提高，主要受食品价格的影响

今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中，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2%，居住价格上涨3.8%，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降1.4%，其余商品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大体持平或略有上涨。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2006年10月以来国内粮食价格上涨，有其合理性，主要是由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消费和加工需求增长，国际市场粮价持续走高，以及国家按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最近两个多月市场粮价已经趋于稳定。今年上半年和全年粮食价格将会保持基本稳定，继续上涨的空间很小。目前，国家掌握小麦、稻谷大部分粮源，调控市场的能力较强。预计食品价格难以持续上涨，消费价格的涨幅也不会持续提高。

货币供给量增加较快，主要是M1增长较多，这与股市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今年第一季度的货币供给增加较多，3月末，广义货币M2比上年同期增长17.3%，狭义货币M1增长19.8%。M1增加较多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企业扩大生产和采购；二是资金流向股市。考虑到股市开户增加较快的情况，股市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影响估计更大些。

综合来看，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特点，还不足以改变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难以解决

资金流动性过剩主要指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偏大。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2002～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由2864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0663 亿美元。按照对应期的汇率计算，增加的外汇储备导致人民币资金投放约6.3万亿元，相当于同期M2余额增量的34%。由于结汇渠道的人民币投放属于基础货币，考虑到货币乘数的作用，增加的货币供应量还要大。因此，结汇已成为人民币投放的主渠道。为了控制货币投放的增加，近年来央行较多地运用了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的手段，并收到明显成效。但随时间的推移，因对冲操作形成的大量银行票据，正在成为货币投放的新因素，被对冲操作延迟的货币供给，开始加快释放出来。这些情况，对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带来很大冲击。

引起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外贸和外资的双顺差。从未来的外贸顺差情况看，预计仍将保持较大规模，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第二，国内竞争压力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向国际市场，例如轻纺、服装、家电等，而中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以及民营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推动了一般贸易出口大幅度增长。第三，受国内市场激烈竞争，以及替代进动的（国内产业升级导致很多产品国产化程度提高）影响，进口增速提高的空间不大。第四，汇率升值幅度不大，比较平稳，考虑美元对欧元贬值的情况、国内物价水平较低对进出口的影响等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更小一些。2005年6月至2006年7月，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升值4.56%，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71%，因此，汇率变化对外贸顺差的调节力度不大。从投资角度看，预计国外对我国投资仍将大于我国对国外的投资，主要由于：我国正处于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时期，经济成长性好，投资回报率高，同时劳动力、土地价格较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必然会吸引较多的外商投资；而国际市场资金流动性过剩，投资空间比较狭窄，竞争激烈，风险较大，必然限制中国向国外投资的增长。综合两个方面的发展态势，可以认为，外贸外资双顺差的格局还会持续一定时间。

调控措施得当，资金流动性过剩不会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大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偏大，直接的作用是扩张社会总需求，可以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分进行分析。

一方面，实体经济的需求，包括居民和政府的消费需求，企业和政府的投资需求，居民的住房投资需求等。目前这些需求的扩张受到不同的约束，货币供给增加对这些需求的扩张作用也受到一定抑制。具体分析，居民消费主要决定于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收支安排比较理性，受消费信贷等因素的影响不大。企业投资主要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目前投资风险较大，预期回报率较低，因此，即使资金比较充裕，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也不大。对于政府投资则需要注意，出于中长期发展目标，很多政府参与的项目亟待启动，对资金需求量很大，资金充裕的情况对其很容易形成推动。2006年在控制各级政府投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控制土地供给，严把准入门槛，按照产业政策审查信贷资金等，对违规项目采取了必要的行政处罚。目前来看，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这些措施的作用下，货币供给量偏大对政府投资的影响也受到一定控制。居民住房投资，主要受支付能力影响，2005年以来，为了抑制过旺的买房需求，在房贷政策方面作了必要调整，因此，住房贷款扩张推动买房需求扩张的可能性也较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供给增长潜力则较大。2003～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由8614亿斤增加到9949亿斤，增长了15.5%。2002～2006年，轿车产量由70.36万辆增加到387万辆，增长了4.5倍；城镇住宅建筑面积由44.1亿平米（2000年）增加到107.7亿平米（2005年），增长了1.44倍；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由877.65万台增加到9336万台，增长了9.6倍；手机产量由8023万部增加到48014万部，增长了4.98倍；钢材产量由1.6亿吨增加到4.7亿吨，增长了1.93倍；水泥产量由6.6亿吨增加到12.4亿吨，增长了88%；烧碱产量由788万吨增加到1597万吨，增长了1.02倍；原煤产量由13.81亿吨增加到23.8亿吨，增长了72.3%；发电量由14808亿度增加到28344亿度，增长了91.4%。在需求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而供给能力比较强大的背景下，物价涨幅不会很高，不会出现货币增发导致的通货膨胀。综合以上分析，货币供给量偏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大。

虚拟经济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股票、债券等证券需求的刺激方面。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股权分置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券商和上市公司管理逐步完善；受宏观经济向好的影响，上市公司业绩改善，一批国有大企业，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中石化、中国人寿等企业在境内上市。总体看，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货币供应量偏大，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也容易推动相关需求过快扩张，引起虚拟经济过热和价格泡沫。如果股价上涨过快，一方面会重新造成极高的市盈率，重现投机性为主的股市格局，影响证券市场改革成果，对企业股份制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资本市场过热会通过企业资金增加，居民收入预期增加的链条，传导到实体经济，推动投资（包括居民住房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张。这些对宏观经济稳定十分不利。

以上分析表明，货币供给量偏大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方面。稳定证券市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局面下稳定宏观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对策思考

篇（4）

目前中国的两大循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一个循环：以前中国制造业靠出口欧美尤其是美国辛苦赚钱，然后用这笔钱购买美国国债。美国人借了我们的钱后，购买我们生产的东西。这是一个资金循环。这个循环未来很难持续或者扩大了。因此中国政府会更加注重国内消费。

第二个循环：以前老百姓有钱主要是存入银行，银行把钱贷给国有企业尤其是政府，政府拿钱进行基础建设，然后通过把土地卖给开发商来偿还贷款，开发商建房子后再卖给老百姓。这是另一个资金循环，这个资金循环现在也开始面临困难。

今年10月审计署全面摸底地方债，我觉得随着摸底地方债的结束，中国政府负债的红利也基本已经用尽了。目前民间负债率也很高。

但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国经济依然至少会保持中速发展。所谓中速发展是指GDP保持5%～7%的增长速度，这是可以预期的。尤其是经过下一轮改革，如上海自由贸易区等多项改革，改革红利会进一步释放。

当然，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并不等于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市场泡沫等问题。

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革红利所带来的效率提升。

关于改革的红利，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金融资源以前的分配是垄断的。垄断带来的一定是高额利润，高额利润的结果是把成本转嫁给别的企业。以前我们的金融是垄断的、高毛利的，最后都转嫁成为民营企业、制造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负担。

篇（5）

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也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既可以成为生产力的巨大动力，又可以是生产力的桎梏。经济体制既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既可以维护它，又可以导致它的灭亡。经济体制既可以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维护，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反过来也巩固政府。在违反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也能导致政府的灭亡。这里还要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差别。一是前者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续时间比后者也要长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变革是在政府维护基本阶级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完善。

需要着重指出：运用经济体制范畴有助于进一步具体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先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转变，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下列两种历史现象。第一，依据历史资料，中国领主经济从产生到消灭，大约只经历了不到600年的时间；而地主经济从建立到灭亡，却经历了近2400年的时间。后者经历的时间约为前者的四倍。还要看到：尽管整个说来，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技术停滞，但地主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领主时代还是快得多。所以，这个历史现象证明：地主经济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领主经济要高得多。第二，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类似中国的领主经济制度）只绵延了1000年，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却延续了3000年。决定这个差异的，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经济比庄园经济能够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现在看来，无论是马/:请记住我站域名/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灭亡规律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都估计短了，对它的灭亡时间估计早了。形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解释既符合认识论，也符合历史唯物论。

最后，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但苏联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见，如果脱离了政府改革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都难以得到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

这里值得提出一点，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共有本质，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激烈竞争。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有：

（1）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发展，资本早已越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人民生活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的阶段。这时当然还存在竞争，而且在有些领域仍很激烈。但总的说来，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本为原始积累，人民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比较起来要缓和得多。而中国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全国还有2．5亿贫困人口。这样，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来说，势必重新为积累原始资本而开展竞争；对广大贫困人口来说，势必存在为生存而开展的竞争。事实表明：这个阶段上的竞争比经济发达阶段上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这是就竞争的发展阶段来说的。

（2）就竞争的主体来说，在经济发达国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国有企业不说以外，主要是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存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拥有众多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还存在拥有或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数量极多的、优势劣势同在的、复杂的市场主体，使得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3）就竞争的目的看，在经济发达国家，伴随健全的市场体系、社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平等竞争的有序进行和充分展开，利润趋于平均化。当然，同时存在争取超额利润的竞争，对垄断企业来说还有争取垄断利润的竞争。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交易混乱，社会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竞争并未充分展开。许多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还有待发展。由于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在这些条件下，许多企业不仅不满足于获取中等水平的利润，也不满足于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 润，而是热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这种行为，促使竞争激烈化。也正是这种行为在较短时期内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发户。这种财富集中的“示范”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竞争的激烈化。

（4）从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看，中国本来劳动力就多，潜在失业人口（特别是农村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伴随改革进展，从公有企业中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多余劳动力。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这一切都会激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国人均土地面积也少，伴随城镇化和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市场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在资金方面尽管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存贷差在扩大，但中小企业、农村和边远地区需要的资金又远远得不到满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得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5）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问题就很严重。改革以来，由于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并未真正形成，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甚至有所发展。这也是加剧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6）总的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不多，出口产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劳动成本低为特征的相关产品上。这种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产品结构也使得相关企业面临着激烈竞争。从积极的主导方面说，正是上述由市场取向改革激发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经济充满活力，把各种生产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从消极方面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但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

第一，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之间的优化配置。改革以前，几乎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一统天下。改革以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多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在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为例。1978年－2006年，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316588．9亿元，其中，公有制工业（包括国有和集体工业）由4237亿元增加到134220．97亿元，非公有制工业由0增加到182368亿元；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00％下降42．4％，由0％上升到57．6％。但在这期间，不仅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活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而且在公有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有工业领域，伴随改革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进行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展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加强，经济活力大为增强，效益显著提高。1998年－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由98709元增长到548284元。即使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劳动生产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优化配置。1978年－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由70．5％下降到42．6％，由17．3％上升到25．2％，由12．2％上升到32．2％。而在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4．1％、7．4％和4．5％。列举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说明改革以来作为社会资源最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并不否定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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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乎到我们每一个国民的利益。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对社会各个领域建设的要求愈来愈高，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直接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反作用的建设领域，在新时期的发展中，必须着力不断推进。找准精神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将对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的推进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精神文明建设自身的目标动力

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社会时期有了更新的建设任务，不仅要加快精神文明自身建设水平的提升，且应将精神文明的发展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各种文明形态密切融合，在其他各领域拥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同时，精神文明建设还应具体到每一个行业，以及每一个工作岗位，使精神文明建设切实落到实处。在这种更加具体化、更重实效性的建设目标下，精神文明建设只有不断深入，才能切实起到应有的作用，体现出其全方位的价值。另外，精神文明建设在新的时期更注重创新性，从形式到内容，需要通过丰富多样的方式，不断加强建设力度，这种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更高要求标准，对精神文明的加快建设提供了基本动力。

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动力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层次的不断提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逐步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经济深化发展的直接有效的推动力，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加快发展速度，方能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求，并真正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鉴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部分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精神思想领域建设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构建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对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起到了阻滞作用，当前形势下，只有加快精神文明的建设力度和步伐，使其与经济建设保持同步，方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速度必须以经济发展速度为目标，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不断努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动力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要求我国各项工作的发展必须以马列主义等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并弘扬以改革创新为原则的时代精神，以保证我国整个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我国全体人民必须努力构建个人文明健康的思想价值体系，以为社会主义建设起到应有作用，而思想价值观念的正确构建离不开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只有使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快发展，提升从宏观上对人们思想价值观念构建的引导作用，并在日常人们的工作生活中，以具体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实现不断渗透，方可切实保证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正确性和纯洁性，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基础性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从本质上而言是一脉相承，相互统一的，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将对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直接产生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

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社会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化建设力度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文化建设不仅包括对我国文化传统的良好传承，也包括对当下各个领域泛义上的文化建设，以及通过吸收别国的文化精髓促进我国文化内容不断丰富，文化层次不断深化，文化高度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融合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泛义上而言也是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此，当前随着我国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对文化建设要求的不断提升，必然要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同步提高，只有如此，方可与文化同步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

生态文明作为直接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下，切实采取积极措施予以构建，将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涵括面很广的建设范围。在当前应清楚地意识到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只有精神文明工作做好了，人们的精神文明观念构建起来了，方可保证人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文明态度；才能保证人们自觉遵守大自然发展规律，具有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与以及能源的意识和行动；才能保证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并保证人们改变旧有的不健康的发展理念，树立绿色健康发展的文明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起到直接作用。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强大的呼吁力量，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步伐的加快。

六、我国整体形象提升的动力

为继续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快精神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国际交流层次的不断加大使得我国的外国友人数量急剧上升，我国出外旅游以及学习等人数也不断增多，这使得代表国家形象的我国国民的基本素质直接展现在世人面前，国人的行为举止是否得体文明，是否礼貌富有涵养，直接对我国整体形象产生影响。加快国人素质和整体形象的提升，成为当下很重要的课题，而这必然需要作为直接对国人的素质及形象产生影响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提升国人的整体精神文明层次，才利于我国对外保持文明热情的姿态，利于我国整体良好形象的构建。

七、结语

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我国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意义。应借助我国各领域的推动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力度的不断推进，通过源自精神文明建设自身的目标动力、市场经深入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构建的动力、文化发展的动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以及我国整体形象提升的动力等，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层次，推动我国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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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过程的一般划分

城市化阶段城市化主要特征动力机制演变趋势

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城市规模小、数量少；城市的扩张表现为“量”上的扩张，即外延扩大。工业化与制度是城市化基本动力；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增加；经济与技术等资源匮乏，制约城市化发展。

中期阶段城市化高速发展；城市在外延扩大的同时也开始了内涵的进展。工业化、制度仍是重要动力；产业结构的转移推动力开始显露；经济与技术等资源约束机制得到缓解。

后期阶段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内涵的扩大，即质量上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转移已经成为主要的后续动力；制度的变迁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2.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三大动力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城市化进城的动力有很多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力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城市化作为动态的过程，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策影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换三种基本动力，属于城市化动力的核心表现。

2.1制度变迁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我国城市化，尤其是区域城市化的影响巨大。我国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迁移具有明显的政治运动特征，而不是由于经济原因的驱动而引起的流动。国家对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实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加上在农村不让农民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制度安排，使农村无法内生发展小城镇，致使这一阶段城市化发展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出现一定时段上的停滞和倒退。

2.2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人口和经济之所以向城市集中是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的结果。经济增长必然带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无疑又加速经济增长。

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加大，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科技进步会加速经济增长，深刻地促进产业集聚及产业结构的转换，影响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城市化发展的源动力。先进的农业技术推动人口向城市转移。

2.3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是产业的空间集聚，也就是工业化过程。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会改变城市的形态和规模，进而影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城市化发展的本身，就是变落后的乡村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先进的城市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历史过程，所以农业发展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则成为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中国“一五”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随着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阶段，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一跃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成为大城市的后续动力。

2.4三者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转换和制度变迁共同推动城市化进程，但其各自推动的方特征、方式及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首先，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体现在城市效率与城市竞争力上，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主要是从整体上、总量上体现的；制度变迁对城市化的影响往往还要体现在结构上、形态上，比如对城市的规模结构的影响。

3.对策

3.1调整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城镇体系

我国在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直贯彻“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方针，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方针已不适应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应顺应潮流，适应形势，及时调整方针。目前应确立“发挥大城市的优势，强化中小城市的功能，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镇体系。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意味着城市化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3.2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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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四组动力

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可将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不同体制或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分为“需求侧动力”和“供给侧动力”，其中“需求侧动力”即“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供给侧动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三驾马车”

一直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更主要地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非中长期动力和独立性动力。但“三驾马车”确是影响GDP需求侧的短期因素，因为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得到很好的验证。

（二）经济增长动力之二：要素投入增加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关系。

（三）经济增长动力之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或“三大发动机”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也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以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三大发动机”与中央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简单说是改革、转型和创新）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于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规则又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形态和发展结果都是因不同制度组合带来的。现实中的制度很可能是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通过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或制度创新）可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就是制度改革带来经济发展的生动案例。同样，未来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也依赖于制度改革。

结构优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结构优化、财富分配结构优化等。其中，产业结构优化包括非农产业比重提高（即工业化）、服务业比重提高（即经济服务化）、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比重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也可概括为产业转型升级。总的结果是高附加值产业比重提高，进而带来经济效率或生产率的提高。区域结构优化包括城镇化（其实质是人口区域分布结构优化）、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和农村向较高生产率的工商业和城市转移后，国民经济效率随之提高，同时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财富分配结构优化意味着收入和财富从倾斜于政府向倾斜于企业和民众转变、从主要集中于垄断行业向各个行业公平分配转型、从少数人暴富向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这会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有利于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不管是哪种结构优化，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的理论，都可极大地提高生产率。

要素升级同样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要素升级指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与要素投入增加有所不同，前者指生产要素从低到高的提升或升级，即质的改变或提高，后者指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即量的变化。技术进步、信息化、人力资本提升等要素升级，都是理论界已深入论证、现实中都不难感受到的提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四）经济增长动力之四：“特殊性动力”

“特殊性动力”包括价格机制动力、财税政策动力、金融政策动力、土地制度动力、考核制度动力等“五驾制度马车”。这些动力确实可短期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以政府干预市场、过度消耗资源环境、超发货币等为代价，不可持续。

价格机制动力是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设计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都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机制动力已内含在前述一般性动力中，不能成为独立的特殊性动力。但在转型国家特别是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商品和要素价格，特别是一些重要生产要素价格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出于一些特殊的理由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如资源能源价格、土地征用价格、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等），从而达到将资源等要素过度利用、形成低成本竞争优势、实现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财税政策动力是通过财税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财税政策是规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权利关系的制度设计，合理的财税政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财政支出的主要方向是公共服务，严格控制行政事业费支出，将经济建设支出交给市场。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国家可通过降低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实现近期的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政策动力是通过金融政策设计向经济增长倾斜形成的动力。金融政策有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等多重目标。如，货币政策的重点应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因为货币是社会最重要的契约，但现实中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更多地发行货币。信贷政策本应主要规范金融机构与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但政府可能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而促使金融机构过度放贷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些国家的金融政策设计就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土地制度动力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经济增长动力。我国有城市国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者的地位和权利是不平等的，即同地不同权不同价，城市政府和开发区可在只给农民很低补偿的情况下，将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拿来，经过一定的土地整理后，再以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高价转让出去，形成“土地财政”，再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滚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经济增长的特色动力。考核制度动力是通过考核评价向经济增长倾斜而形成的动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考核评价也应全面考核这五个方面。但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评价制度下，地方就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本地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指标的增长上。

应用四组动力解释“中国增长奇迹”

上述四组动力分别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作用。

（一）“三驾需求马车”是中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三驾需求马车”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它们是政府短期稳增长或保增长的基本手段。仅以投资这驾马车看，2000年以来我国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不断攀升，2003年达47%，2006年达52.3%，2009年达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别达69.5%、66%、72%、78.5%，近5年来维持在65%以上，大大超过发达国家20%左右、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通过“四万亿”投资带动数十万亿元信贷投资等，实现了经济的短期快速反弹。

（二）“五驾制度马车”是“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

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需求马车”并非根源动力，它们发挥作用依赖于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五驾制度马车”，或者说“五驾制度马车”才是拉动“三驾需求马车”的马车或动力。如，增加出口靠发挥土地、资源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低价格优势、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资靠发挥政府主导投资体制、GDP导向考核制度、投资优惠税费政策、宽松货币信贷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设计和政策的作用；扩大消费靠消费品低价、消费财税优惠、消费信贷等政策的作用。

（三）制度变革（“三大发动机”之一）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

之所以说是根源性动力，是因为制度变革是其他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从理论上看，制度变革或制度改革可通过四方面释放红利或促进经济增长：一是通过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红利。二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释放红利。三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等要素升级释放红利。四是通过改善或提升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释放红利。从实践上看，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源于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的启动和持续推动。制度变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增长，根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结论，1978～2005年期间相比1952～1977年期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从11.5%下降到9.5%，对GDP的贡献率从75%下降到39%；劳动力投入增长率从2.6%下降到2.4%，对GDP的贡献率从13%下降到8%；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从4.1%下降到2.1%，对GDP的贡献率从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则从-0.5%上升到4.4%，对GDP的贡献率从-8%上升到46%。

（四）结构优化（“三大发动机”之二）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等，其实质是分工协作的深化，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可极大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之所以说结构优化是过程性动力，是因为结构优化最终依赖于制度变革。从结构优化中的工业化看，假设一个农业劳动力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样一个人转移到非农岗位后年收入可达到30 000元以上，千百万个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就能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据统计，1978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353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为2732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1938元/年；到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6664元/年，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49735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31195元/年。1978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70.5%，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17.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工业化类似。

（五）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之三）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与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级是要素质量和档次的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长足进展，也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显着的作用。据夏杰长的测算，1979～2000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28.6%。据王小鲁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对GDP的直接贡献及溢出效应，即人力资本，占GDP的2.2%。据人力资本测度结果，1990年以来我国潜在人力资本保持1.55%～2.38%的年均增长速度，总体上高于就业总量0.40%～2.45%的增长速度。

（六）大规模要素投入始终是上述动力的传输带

篇（9）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7－0021－01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途径，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才，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人才兴则民族兴，人才强则国家强。这是经过历史的发展事实证明的。在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今天，作为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人才更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和第一动力。人才资源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根本动力。当今世界正迈进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场，我国要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就必须贯彻人才是科学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并更好地把这一理念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一、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人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如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动力源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学技术革命，其中杰出人才的出现，才是推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最终动力。奠定了工业时代开始的瓦特；奠定了电器时代航标的法拉第；奠定了微观世界和原子时代方向的爱因斯坦……自二战以来，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把人才资源开发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才就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

二、从国际的竞争形势来看，人才的竞争已形成全球化的竞争格局，在这一大格局下，人才争夺战的成败将最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经济发展的速度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在为抢占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制高点而精心备战，谋求长期发展优势，这就要靠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来得以实现。我国也必须把人才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来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机，才能处于产业链的高端位置，承担主流的角色。

三、从我国自身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急需转变、科学发展观有待落实，这一切都要依靠人才的开发得以实施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廉价资源、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劳动力来拉动，但这些要素都不能支撑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我国的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的转变要靠人才资源的开发，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带动经济来实现快速发展。这些转变的实现要以人才转型发展作为支撑，走人才强国的道路。

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中最根本的因素，人是生产力要素中的主导因素，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内在要素，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更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大量人才的涌现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科学得以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才的发展是科学稳步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拥有大量人才并分配好、用好人才资源，才能抢占科技发展的先机，才能促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各种资源相对匮乏。唯有人力资源，是各种资源中最丰富、最可利用、最有潜力的资源。人力资源也是我国最具有潜力、最应依靠、最可持续的优势力量。开发和利用好人力资源，就可以使其他资源发挥最好的效益，并使其具有最大的应用和升值空间，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好的物质供应和智力支持。

我们要努力把人力资源转化为科学发展的优势，积极开发人才资源，并努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发挥人才资源的优势。再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切实提高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才资源总量在不断增加，人才的素质得到了明显提升，进一步优化了人才结构，人才的使用效能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通过大量的实践，也证明了以人才资源作为支撑来发展经济，是一条可行的发展路线。我们要积极贯彻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理念，在社会工作和竞争中，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努力把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科学的管理和运用人才资源，统筹和处理好“发展”与“人才”——这“第一要务”与“第一资源”的关系，并全面围绕人才发展为走向，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人才发展的关系，使我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与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打胜人才大战，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燕萍.人才强国战略与中国特色的人才资源开发.科学出版社.

[2]中国科学院.未来10年中国科学发展战略.资源与环境科学.科学出版社.

篇（10）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篇（11）

中图分类号：F0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2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城镇化发展水平严重滞后，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加快其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一、关于城镇化的推进动力理论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雷文斯坦（E.Ravenstien）的推拉理论，城镇化推进的经济动力来源于农村的推力和城镇的拉力。农村的推力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农业劳动力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农产品深加工和产业链的延伸；城镇的拉力主要表现为工业和第三产业等城市经济的高利润率，人口和生产要素以及产业的聚集，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城市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等。城镇化进程正是在农村推力和城镇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推进的。

（一）农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

农业的发展是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生产要素，劳动力是支撑城市工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依赖性尤为显著。农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农村和农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正好满足了城市工业发展所急需的劳动力资源。

（二）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

工业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居于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城市工业经济在空间布局上具有突出的密集性特征，从事工业生产经营的企业为获得聚集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一般会在地理空间上聚集，使社会资本、人口、原材料等生产要素集中，从而推动了城镇化建设进程。一是工业化生产使生产要素的配置在空间上聚集，发达的城市立体交通网络，为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聚集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二是工业化促进了生产工艺的专业化，生产工艺的专业化降低了比较成本，增大了市场份额，促进了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三是工业化实现和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规模经济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推动和提高了城镇化水平。

（三）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

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变化了的恩格尔系数表明居民的需求结构中对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比重将会增加。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城市经济聚集效益，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和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集聚。

二、甘肃省庆阳市经济发展状况及城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经济发展状况

根据甘肃统计网的数据显示，2010年庆阳市完成生产总值357.61亿元，增长15.8%，高于全省4.3个百分点。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193.48亿元，增长21.8%，高于全省6.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8.02亿元，增长38.0%，高于全省2个百分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3.47亿元，增长19.6%，高于全省1.6个百分点。财政大口径收入达到58.79亿元，增长31.5%，高于全省8.11个百分点；小口径收入达到30.02亿元，增长32.6%，高于全省9.23个百分点；财政支出113.09亿元，增长27.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453元，增长11.9%，高于全省2.5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3154元，增长17.4%，高于全省6.4个百分点。庆阳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加快，三次产业比例为14.27∶60.08∶25.65，“二、三、一”的产业格局相对比较稳固。

（二）存在的突出问题

1.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发展优势

2010年庆阳人均生产总值15095元，只为全国人均水平29706元的50.8%；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46元，为全国人均水平11536元的34.2%；大口径财政收入人均2482元，为比全国人均水平6201元的40.0%；一般预算收入人均1267元，为全国人均水平3031元的41.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453元，为全国水平19109元的65.2%；农民人均纯收入3163元，为全国人均水平5919元的53.3%。

庆阳的要素禀赋优势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就目前而言，富集的资源禀赋优势尚未转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优势，工业作为根本动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

2.三次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存在诸多问题

农业基础脆弱，特色产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不高；水利设施落后，人畜饮水困难、雨养农业为主、灌溉条件差；水源污染较严重等“瓶颈”制约尚未消除；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多，农林牧渔业收入增长乏力。

庆阳与周边地区相比，总量是延安的1/3、榆林的1/6；产品结构单一，对资源依赖性强，原料开采型、初级产品型工业比重较大，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较少，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工业发展潜力主要是矿产资源、特色农产品资源开发。

庆阳市2010年第三产业是第一产业的1.58倍，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快于第一产业56.67个百分点，慢于GDP、第二产业12.96、39.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总体发展缓慢，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低。

庆阳市产业结构升级是能源化工工业发展带动的，尤其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强的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和城镇化进程推进缺乏后续动力。

三、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是城市文明、城市意识等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的过程，是通过追求聚集效应而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在原有城市和农村基本布局不变的基础上，实现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聚集以及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等，是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战略选择。

（一）关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城乡一体化要求通过市场机制的驱动效应，引导生产要素在农村就近聚集，实现聚集经济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市与农村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和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农村面貌彻底改观，尤其是农民文化、科技等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实现农村生活方式城市化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城市与农村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可以在某种程度得到解决。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对于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意义重大。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推进策略

1.确立“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的发展思路

引进为数较多的工业企业进入工业集中区，实现了工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和要素聚集效应。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产业也形成了产业链，实现了要素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构建城乡产业一体化格局，有力推动城镇化建设进程。

2.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

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利益驱动效应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彰显特色和优势的农产品；大力加强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以提高农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有力的外部条件支撑；延伸农产品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发挥区位优势，就近建立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实现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有机融合；提高农业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助推现代农业的发展等。

工业化经济具有突出的空间密集性。要形成“集聚发展、集约增长、集成配套”的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发展模式。推进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必须要着重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保护好生态环境，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即使跟进，并建立和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让老百姓共享工业化进程和县域经济发展的成果等。

3.依托产业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要着力构筑跨越式发展的多元立体产业体系。产业基地的建设以及产业链的延伸，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平台。立足于服务基地建设，大力促进民俗、农耕、岐黄为核心的特色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大力发展以商贸物流为龙头的上下游产业等。

参考文献：

[1]毛生武.西北民族省区城镇化模式与制度创新[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杨素青.市场化转型中的中国经济[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3]李扬扬.关于推动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