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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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建立工会组织，依法开展工会活动。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职工自原结合的群众组织，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是职工利益的代表。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具有法人资格，工会主席和职工人数不满二十五人的企业工会组织员是其法定代表人。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尊重企业投资者的权益，支持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尊重工会的权益，支持工会开展活动。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建立工会。企业组建时，应当筹建本企业工会。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人数在二十五人以上的，应当建立工会基层委员会；不满二十五人的，不设基层委员会，选举兼职的工会组织员一人，享有工会基层委员会同等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人数在二百人以上的，应当设专职的工会主席一人；二十五人以上不满二百人的企业，设兼职的工会主席一人。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照《中国工会章程》选举工会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或者组织员，并报上一级总工会批准。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专职工会主席在任职期间的待遇由人事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工资从企业工会经费中列支，奖金、福利待遇所需费用由企业支付；工会与企业另有协议的，按协议执行。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外职工，凡承认《中国工会章程》的，都可以加入工会。职工加入工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工会委员会批准。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民主权利和物质利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享有下列权利：

（一）代表职工同企业签订集体劳动合同，指导职工同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并监督合同的执行。

（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工会主席列席企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讨论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等重大事项的会议，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主席列席企业研究决定职工奖惩、工资制度、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和保险等问题的会议，企业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取得工会的合作。

（三）监督企业执行国家有关劳动工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维护女职工权益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监督企业福利基金的使用。

（四）监督企业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企业需要延长职工劳动时间，应当事先征求工会的意见。企业延长职工劳动时间，工会应当监督企业付给职工相应的报酬；凡有损害职工身体健康的，工会应当提出意见，并与企业协商解决。

（五）参与调查企业职工因工伤亡及严重职业中毒、职业伤害事故，并提出处理意见。

（六）企业辞退、解雇、处分职工，应当事先征求工会的意见。工会认为企业辞退、解雇、处分职工违反劳动合同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可以提出异议并与企业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可以支持职工依照法定程序提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教育职工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规定，履行劳动合同，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完成企业的生产和工作任务。

（二）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和技术协作活动，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三）协助企业安排和合理使用福利、奖励基金，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四）协助企业组织职工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职工文化、业务和技术水平。

（五）组织有益的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

（六）组织企业的中外职工开展联谊活动，增进相互了解和团结协作。

第十七条  外资企业工会应当与企业建立协商制度，协调劳资关系，增进劳资合作。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活动的保障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撤销或者合并，必须依照《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办理，并报上一级总工会批准。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辞退、解雇担任工会主席、副主席或者组织员职务的职工，应当经企业工会讨论，并报上一级总工会批准。

专职工会主席不再担任工会职务时，由企业或者有关部门予以妥善安排。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兼职工会委员因工会活动需要占用生产、工作时间的，工会应当事先与企业协商安排，但是每人每月不得超过两个工作日，其间工资、资金等由企业照发。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职工开展活动，一般应当在业余时间进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占用生产、工作时间的，应当事先征得企业同意。经企业同意占用生产、工作时间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其间工资、奖金等由企业照发。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依法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用于工会办公、会议以及举办职工集体福利、文化、体育等事业。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经费来源：

（一）企业每月按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拨交的工会活动经费；

（二）工会会员交纳的会费；

（三）企业的补助；

（四）工会的其他合法收入。

工会经费由工会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的有关工会经费管理办法使用，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与企业发生劳动争议时，双方均可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篇（2）

严格地说，由于贸易和投资的密切关系，WTO多边协定的所有内容都将对国际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产生直接影响的协议主要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

1.《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是乌拉圭回合制定的新规则之一。因涉及到国家主权问题，尽管在谈判时遭到发展中国家（多为资本输入国）的极力反对，但最终还是将国际投资中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了国际多边体系。（注：这里的贸易仅指“货物贸易”，而不涉及“服务贸易”。）该协议虽未否定东道国依据国家主权制定各种投资措施的权利，但却要求这些投资措施不得对国际间贸易自由起限制和扭曲作用。根据该协议，各成员国的核心义务主要是取消有关经营要求方面的投资措施（注：经营要求措施与投资激励措施相对应，是指对投资自由起抑制作用的措施，它包括13项内容：当地股权要求、许可证要求、汇款限制、外汇管制、制造界限、技术转让、国内销售要求、制造要求、产品指令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要求、进口替代要求。参见姜茹娇、朱子勤编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122页。），而且只有那些与GATT1994第3条规定的“国民待遇义务”和第11条规定的“一般禁止数量限制义务”不符的投资措施，应在确定的期限内予以取消。协议基本上不涉及投资激励措施。（注：这说明发达国家并不是全面地关心投资措施对贸易的“扭曲”，而只是关心那些对它们不利的“扭曲”。因为，从经济上讲，投资激励措施与经营要求方面的措施一样，都可能影响世界可投资资源的分配，从而对正常贸易产生扭曲。至于“与贸易有关的”这个定语，是发达国家为避免发展中国家攻击它们把不相关的问题纳入到多边贸易谈判中而采取的障眼法。）

2.《服务贸易总协定》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是与GATT平行的独立的多边贸易协定，对国际投资也具有直接影响，因为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十分密切，要提供服务就往往需要在当地设立机构或商业场所，这必然涉及到外资能否进入服务业及其待遇问题。

《服务贸易总协定》所确定的与投资有关的规则包括：(1)各国应尽可能地开放国内服务业市场，承担相互给予跨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最惠国待遇和政策法规透明度的一般义务；(2)以具体承诺的方式明确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能享受市场准入的具体部门、分部门或服务提供方式；(3)凡属于市场准入的服务领域，不得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服务投资的金额或股权、服务交易金额和服务业务量，限制特定服务部门及服务所需雇佣的自然人的数量，或者采取其他具有同样效果的措施；(4)凡属于市场准入的服务领域，成员国应按具体承诺的条件承担国民待遇义务，确保外国的服务和服务业投资不受歧视待遇。

3.《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WTO规则所指的补贴是指在某一成员国的领土内，由政府或任何公共机构向企业提供的财政资助，以及采取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和由此而给予的某种优惠。补贴是发展本国经济（包括吸引外资）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国际贸易中，对外国同类产品生产者而言，补贴是一种变相的不正当竞争手段，造成了不公平贸易的产生，因此，应予限制和禁止。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补贴分为禁止使用的补贴、可申诉的补贴以及不可申诉的补贴三种，对于禁止使用的补贴和可申诉的补贴，受损害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补贴措施或救济方法对其损失予以弥补。

当然，除了上述三个协议之外，WTO的其他协议对国际投资关系也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该协定不仅对各国有关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对各国外资法中的知识产权规定提出了要求。因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力将可能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障碍。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仿冒其技术且低成本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注：余劲松：《论国际投资法的晚近发展》，《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

二、我国外资法与WTO多边协议的冲突及其完善

总体而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其多边协定将对我国外资法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因为WTO多边协定所确定的与投资有关的规则，代表着国际投资法领域最新、最重大的发展，而且与各成员国息息相关，我国外资法必须积极而全面地适应这些多边规则的要求。然而，反观我国外资法，与WTO多边协议的冲突则主要表现在关于外资待遇和外资准入两个方面：

1.关于外资待遇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均规定了给予成员国以国民待遇的义务。所谓国民待遇，指一国在经济活动和民事权利方面给予其境内外国国民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

我国现行外资法纷繁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对外资的待遇表现为一定范围的国民待遇、优惠待遇和差别待遇三个方面。（注：邹立刚：《TRIMS协定与我国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在一些对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没有不利影响的领域，我国一般给予外资国民待遇。主要表现在：司法行政救济方面（注：如《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一定范围内的投资活动方面（注：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64条的规定。）；投资财产保护的某些方面（注：如《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公司法》对内外资逐步实现统一的企业组织制度；对内外资实行同一的流转税；对内外资实行统一的结售汇制度；内外资适用统一的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生产质量标准、商品检验、卫生检疫制度；等等。优惠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上，外资享有所得税减免、利润再投资退税、关税减免等优惠。差别待遇则主要体现在：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尤其是服务业领域；要求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注：如《外资企业法》第15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及《实施条例》第57条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产品应当依照经批准的销售比例进行，鼓励或要求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甚至将产品出口作为设立外资企业的条件之一）和保持外汇收支平衡（注：如《外资企业法》第3条、第18条及其《实施细则》第45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9条及其《实施细则》第38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9条及其《实施条例》第60条的规定。）；以产顶进和进口替代（注：转引自邹立刚：《TRIMS协定与我国对外资的待遇标准》，《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基于《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产品以产顶进办法的规定》，历年来有关部门制定的清单上以产顶进产品多达1751种。参见李万强：《我国外资法规的若干问题》，《国际经济合作》1995年第4期。）；等等。

从现行外资法对外资待遇的规定看，与WTO多边协定的首要冲突是差别待遇的规定。规定外资投资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在同等条件下应尽先在中国购买，可能被认定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所禁止的当地成分要求或替代进口；鼓励或要求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以及规定产品的内外销比例，可能被认定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所禁止的贸易平衡要求。这些差别待遇的规定，对外资构成了形式上或事实上的歧视，应予修改。

冲突之二是优惠待遇的规定。显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只关心成员国对经营要求措施的禁止，而不关心投资激励措施（因为经营激励措施可以给处于资本输出国地位的发达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如果这些投资激励措施构成“禁止使用的补贴”或“可申诉的补贴”，则将受到《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制约。由此，为增加外汇收入，我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给予的所得税和关税减免等优惠措施，如果不被认定为扭曲贸易的投资措施，就可能会被认定为一种补贴措施而受到其他成员国的反补贴制裁。对此，我国需要根据该协议规则的安排，逐步取消禁止使用的补贴和可申诉的补贴。

总之，外资待遇发展的趋势是实行国民待遇。当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并不意味着内资和外资的绝对平等。任何主权国家都不是对外资实行绝对的国民待遇、而是可以根据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传统民族产业、特殊自然资源等需要，保留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这并不违背国民待遇的原则。我国即使加入了WTO，也只承担与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可以援引WTO有关协定的例外条款暂时背离国民待遇的义务，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暂时背离国民待遇义务是为了扶持国内幼稚产业，则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要适度。其原因在于：对“幼稚产业”的准确定位并不易做到，而且一旦确定为“幼稚”产业，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长期依赖国家的保护政策，不求进取，久而久之则形成“侏儒”产业。在这方面，已有他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借鉴。如：巴西的飞机工业在保护政策下经过了几十年，仍然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而韩国对幼稚产业实行开放型保护，定期进行业务评估，竞争力提高快的企业继续保护，直至完全有能力在市场上竞争；业绩不佳的企业则取消保护，任其破产。韩国的汽车工业正式在这种政策下顶住了外国汽车进口的冲击，迅速发展起来，不仅满足了国内需要，而且大量出口。（注：张向晨：《发展中国家与WTO的政治经济关系》，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2.关于外资准入

外资准入与外资待遇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资待遇是前提和基础，外资准入则是外资待遇的具体表现。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有权决定外资进入的领域及从事经营活动的条件，但是，WTO多边协定要求各成员国尽可能全面地开放国内市场，尤其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加速了放宽外商投资范围及外资准入限制的进程。

我国于1995年6月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根据我国利用外资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分鼓励类、限制类、允许类、禁止类明确外商投资产业的方向，同时第一次具体提出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7年12月31日，又对《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行了修改。近些年来，基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利用外资经验的丰富，我国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许多新的领域如航空、零售、金融、外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旅行社等行业也逐步向外商开放，不过在地域、数量、股权、业务范围等方面仍有限制。但是，与发达国家所开放的市场相比，我国的外资准入领域与发达国家的期望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对于这种冲突，我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在谈判中维护应有权益。同时，可通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及时调整和有效引导，进一步向外资放开竞争性产业，扩大石油化工、建筑业等行业利用外资的规模，有区别、有重点地吸收外资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有步骤地推进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积极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水上运输等领域利用外资的试点，扩大国内商业、旅行社开放的试点范围，扩大会计、法律咨询服务业和航空运输、业务等领域的开放，有步骤、有控制地开放金融和通信等领域的试点。（注：、贺小勇：《依法治国与对外经贸立法》（中），《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1998年第11期。）需要重视的是，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外资审批制度，逐步取消目前根据外资规模确立审批权限及相关制度的做法，改为主要依据外资进入产业的类别建立审批制度，对于鼓励类和允许类的外资进入应予以放开。

三、应制定统一的《外资管理法》，作为调整我国外商投资的基本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的调整外资的法律、法规已达200多项。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20年的外资立法主要采用了特别立法和单行立法的体例，并且所规范的着眼点不在于“外商投资”本身，而是放在“外商投资企业”身上，从而使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成为了我国调整外商投资的三个基本法律。（注：其实，把对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制仅仅看作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规制是片面的，这样并不能有效地把握规制外商投资中的规律性问题。本文认为，着眼点应放在规制“外商投资”上，围绕“外商投资”的这一具有特殊性质之投资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整，才应该是一国外资法的基本责任。）之后的多数立法，均围绕这三个基本法律展开，逐个问题，逐个规范。同时，在这三个基本法律中，既有政府管理法的规定，也有企业组织法的规定；既有对具有外资特殊性质之相关问题的规定，也有对税收、外汇、海关进出口、土地、信贷、会计、劳动关系等不具外资特殊性质之问题的规定。如此立法，必然导致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着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同时在具体规定上存在内容繁琐、重复、交叉甚至相互矛盾的问题。

篇（3）

    《企业所得税法》(下称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下称条例)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法及条例取代了1991年4月9日公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1993年12月 13日公布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下称原税法、原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新税法及条例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税制改革原则,旗帜鲜明地 提出了“四个统一”即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税前扣 除办法和标准;统一优惠政策,并强化反避税措施。同时把原来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为载体的政策,分别上升到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层次,增强了企业所得税法的权威性 、严肃性和约束力。本文试从比较新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条例主要变化的角度,谈些肤浅的 认识和体会。

    一、重新定义纳税人

    1.“企业”的新界定。 新税法及条例对纳税人采用定性的方式进行界定,显得逻辑严密、边界分明。条例规定 “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外 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该定义表明新税法是一部法人所得税 法律,把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排除在外。因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只对 其投资人、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本身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这 样可以消除重复征税。但是,依《公司法》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外国法律法规成 立、取得来自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仍视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

    2.采用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地并重的标准,划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新税采用注册 地与实 际管理机构地双重标准,来划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新税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居 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 境内的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实际管理机构,是指对企业的 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这就表明,无论企业 在哪里注册,只要其在中国境内对境内外经营活动进行实质的、全面的控制和管理的机构 ,都是我国居民企业,从而有利于防范企业通过选择注册地而逃避纳税义务。

    3.以法人纳税原则,改革非法人分支机构纳税的模式。原税法以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为 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主要条件,导致众多的非法人的企业分支机构作为纳税义务人。新税法 体现了法人纳税的基本原则,第五十条规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 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条例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汇总计算并缴 纳企业所得税时,应当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 制定。”这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明确企业分支机构不属于法定纳税义务 人,不再独立计算、调整、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是,由于企业所得税属于中央与地方 共享税,税务机关如何对异地企业分支机构进行监管,财政利益如何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分 配,有待部门规章进一步细化。

    二、统一税率

    原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外商投 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所得 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30%,地方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 算,税率为3%。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或虽设有机构、场所但其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按2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 。

    新税法规定,区分不同情况适用两种税率,总体税赋水平比原来有所降低:一是一般企 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二是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 、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

    三、收入及亏损弥补的变更体现严谨和立法目的一贯性原则

    (一)收入方面

    1.收入总额。新税法新增“接受捐赠收入”;原税法生产经营收入改为“销售货物 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原税法“股息收入”改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该项 目包含的项目更加广泛。

    2.收入分类。新税法及条例将企业收入分为应税收入、免税收入、不征税收入三大 类,其中不征税收入是一个全新的范畴,原税法没有该类别。条例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 中的下列收入为不征税收入: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 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进而对不征税收入进行了细化。

    3.收入确认。新税法在权责发生制原则下,分别对不同来源和种类的收入,逐一规 定了确认的时间。

    (1)利息收入。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 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可见,只要纳税人具有索取收入或收益的约定权利,不管相应经济 利益是否流入,税法便认定收入实现。新税法关于收入确认并不完全是经济或会计意义上的 归属,更主要是基于约定权利的归属。在实务中,由于约定付息日与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 认日不一致,可能导致纳税调整引起争议。

    (2)分期确认。原税法规定企业受托大量设备或提供其他劳务持续时间超过一年的 ,分期确认收入。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 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按照纳 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的实现。”该规定比原税法规定更易于操作。 (3)视同销售。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 、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 外。”一是解决了自产产品用于在建工程、管理部门原税法规定内资企业视同销售,外资企 业不视同销售,从而导致内资企业税负重于外资企业,以及不必要的时间差异问题。二是统 一内外资房地产企业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或经营等类似业务的视同销售。如《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房地产开发业务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31号)规定,内资房地 产企业自建商品房转为固定资产应视同销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处置资 产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970号),外商投资的开发房地产企 业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或经营不视同销售。

    (二)亏损弥补方面

    原税法规定如果一个企业既有应税项目,又有免税项目,其应税项目发生亏损时,按照 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弥补的亏损应该是冲抵免税项目所得后的余额。此外,虽然应税 项目有所得,但不足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免税项目的所得也应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的免税所得弥补亏损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34号)。

    新税法第五条规定:“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 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条例第十条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所称亏损,是指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将每一纳税年度 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笔者认为,该条款可 以理解为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是不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体现了不征税和免税政策的 设立宗旨,真正体现了对企业扶持方针的落实。

    四、扣除标准和办法的改革,彰显公平、公正和促进发展理念

    新税法及条例明确了税前扣除的权责发生制、实际发生、相关性和合理性四大基本原 则。条例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的标准和办法,变化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项:

篇（4）

所谓环境污染的转移，一般是指一方向另一方输出不符合一定环保标准的有害气体、有害废水、生产和生活垃圾、放射性废料等环境污染物的行为。从法律意义理解污染转移，其一般体现为一种污染物或污染源的移动、污染威胁的生成上，不强调环境标准高低(实际上“公域”也有特殊的环境标准，而且更为严格，只是不同于一国领土内的环境标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而着重于污染的威胁是否转移、生成和责任的追究上。

一、我国外资准入制度中的污染转移问题简述

本文从广义上理解投资准入，即投资准入不仅包括外国投资者进入东道国的权利，而且还包括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代表处、分支机构、子公司等的权利。这种投资准入不仅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从事商业活动，而且允许外国投资者设立各种类型的永久性的商业存在。

(一)污染转移讨论的定义和范围在我国，除三资企业外，外资准入的方式还包括外商投资性公司和外商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或者“控股投资公司”不直接涉及污染转移问题。由于我国公司尚未接受“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因此，在承担污染转移责任时，仍然要以被控股的实体公司为责任主体。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只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一种特殊形态，在污染转移问题上，其法律关系与一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并无二致。

此外，三资企业在经营阶段产生的污染转移实际上是贸易活动中的污染转移，该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不加以讨论。

(二)我国外资准入中污染转移现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向不注重污染转移问题。人世后，我国许多产业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在WTO非歧视原则的要求下，我国过低的环境标准将会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向我国进行污染转移的趋势愈演愈烈。一些外商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且被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我国。我国外资准入中的污染转移问题已经非常严重，需要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加以有效控制。

二、外资产业设立中污染转移问题

该问题实际上涉及如何防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跨国设立。所谓污染密集型产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产生危险废物的产业(这些废物通常符合1989年《巴塞尔公约》规定的定义和特征)，对人类、动植物生命的健康有害或者造成环境恶化，破坏生态环境，干扰其他合法使用者有效使用环境，如化工、塑料、陶瓷、造纸、橡胶、印染、制革等通常都属于污染密集型产业。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则是指在人为控制下，将污染密集型产业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境内生产以及随之出现的污染物和污染后果，即污染产业转移的全过程是在特定主体的有意识控制下进行的，转移污染是这些主体直接或间接追求的目的。

从国际层面看，目前，涉及控制污染行业转移的国际法主要有1982年《内罗比宣言》、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年《21世纪议程》。由于这些国际法规都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执行标准，又缺乏有效的制裁手段。所以要解决污染行业转移的问题，主要还应依靠各国国内立法。

从国内的角度看，我国对防止外国污染行业转移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设立三资企业必须经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4条、《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9条、《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5条均规定了不予批准设立三资企业的情形，其中均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作为其中一项。但是，我国立法中的这些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对于外资的审批存在重大漏洞。

(一)审批标准的不具体导致自由裁量权扩张首先，我国有关外资引入的标准中，既规定了可行性标准，又规定了不可行性标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中就存在着标准间的灰色区域。在可行性标准中的鼓励、允许和限制等项目的具体规定不清楚。

(二)地方行政对外资企业设立的不良介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8条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对外经济贸易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形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投资总额在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审批权限内的：不需要国家调拨原材料、不影响能源、交通运输、外资出口配额等全面综合平衡的。”第9条第2款规定：“中国合营者的企业主管部门和合营企业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设立该合营企业签署的意见为该企业设立的必要文件之一。”

以上规定实际上导致了各地政府享有外资准入中的“隐形审批权”，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长期顽固存在，外资准入中的不规范操作就应运而生了。此外，关于外资审批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直接、明确地规定对审批机关的审批行为应该由谁予以监督。

三、外资出资方式中的技术污染转移问题

外资出资方式中可能产生的污染转移应该属于技术污染转移，主要包括以下两种形式，即设备出资和技术出资。

实际上，这两种出资方式都可能是以贸易的面目出现的。因此设备和技术都可以成为贸易活动的标的。但是，在外商投资活动中，这两种出资方式都被资本化了。因此，技术污染问题势必对一国的外资准入制度产生影响，而我国对此问题的规定在立法和实践中均存在问题。

(一)在我国的三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对出资引起的技术污染转移问题并没有直接规定纵观三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可见这一缺失。《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8条对以上的出资方式予以认可，但没有附件限制。《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都没有注意到技术污染转移问题。

(二)《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存在缺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技术进出口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或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通过贸易、投资或者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转移技术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技术服务和其他方式的技术转移。可见，《管理条例》是适用于技术投资和技术贸易的；然而，《管理条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问题。

1．技术引进审批问题。根据《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依照对外贸易法和管理条例的规定负责。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外经贸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技术进出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

务院的规定，履行技术进出口项目的有关管理职责。同时，为顺应国际潮流的发展，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技术进出口经营者对国务院外经贸部门做出的有关技术进出口的批准、许可、登记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讼。但是，这种审批制度太过繁琐，在实践中操作复杂，各地保护的泛滥最终导致执行的不力。

2．处罚问题。对于违反《管理条例》的进出口技术的行为，其相应的处罚也存在问题。《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有《对外贸易法》第16条、第17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技术，禁止或者限制进口。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禁止或者限制进口的技术目录。但是，对于技术污染转移行为，《管理条例》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尽管也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但是并没有与环境保护刑事责任的罪名联系起来。

3．《管理条例》存在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问题。我国外贸法律法规对涉及污染转移的技术进出口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法》和《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中。1994年的《对外贸易法》第17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国家禁止进口或出口破坏生态环境的货物或技术和为保护人的生命或健康必须禁止进口或出口的货物或技术：第16条则规定了国家可以限制进口或者出口技术的情形。

《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包括了污染转移的问题，明确规定：属于禁止进出口的技术，不得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技术，实行许可证管理；未经许可，不得进出口。但是，《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管理办法》第1条规定：为促进我国技术进口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而作为投资的技术出资，是否属于《对外贸易法》的调整对象呢?如果不属于《对外贸易法》的调整对象，那么，《管理条例》、《管理办法》对其的规制就失去了基础。

四、控制外资准入中污染转移的建议

我国的污染转移立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国务院于1984年9月27日做出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规定》。该《规定》第4条指出：“坚决制止污染转嫁。严禁将有毒、有害的产品委托或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乡镇、街道企业生产。对于转嫁污染危害的单位有关人员，以及接受转嫁的有关人员，要追究责任，严加处理。”这是我国法律规范中第一次将污染转移作为禁止性条款规定下来。从此，污染转移作为一种违法行为有了法定依据。但这项规定仅仅针对乡镇(街道)企业污染转移。不过作为一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它还为198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基本法相应条款作了良好的铺垫。1989年新的《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该法第34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将产生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使用。”但是该条款仍然没有对跨境污染转移做出规定。

鉴于此，针对当前外资准入中污染转移状况，至少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修改《环境保护法》第34条建议将《环境保护法》第34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禁止污染转嫁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将产生严重污染的设备、工艺、技术、产品、废弃污染物、工程项目等转嫁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禁止跨境或过境转移污染”。

(二)建立健全控制污染转移的相关制度 比如实施与IS014000环境体系相配套的国内法律法规，开征环境税，以及适应我国国情的绿色技术标准制度、生态标志认证制度、绿色包装制度、绿色检验制度等环保市场准入制度。此外还要对我国一些环保制度和措施进行改革，代之以国际先进的环境保护措施，如总量排污收费制度等。对于我国来讲，有必要在适应国际环保立法的趋势下，加强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彻底改变我国环保立法水平低、制裁措施过软和执法不严的状况。

(三)三资企业审批中的法律问题

1．严格外资准入制度的强制性规定。消灭“隐形审批权”，并且直接、明确地规定对审批机关的审批行为应该由谁予以监督。技术引进制度改革：集合分别审批和最后审批的优点。专业性机构分别审批，最后交由统一机构终审。在三资企业法对技术出资的污染转移问题管制缺失的情况下，可考虑明确适用《外贸法》的有关规定，以控制技术出资的污染转移问题。在将来制定的统一的《外资法》中明确对污染转移作出具体规定。

2．环保部门的介入。建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8条中的内容改为：“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商务部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属于下列情形的，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人民政府与其相应的环保局共同审查批准后，发给批准证书。环保局签发的环保可行的意见书是审批外资项目的必备文件和依据。第9条第2款增加为：中国合营者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的环保局对设立该合营企业批准的意见。

3．改革与建立环评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环评中的公众参与在我国立法中虽有极为原则的规定，但作为一项制度且适用于各环保领域还有待环境法的进一步明确规定；至于将该制度引入外资准入尚未有规定。为此，可参考与借鉴美国、日本以及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与做法：首先可在现行《环境保护法》总则中订入环评中的公众参与条款，使其具有普遍约束力；其次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法》，既充分肯定环评的预防功能。又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4．政府对外资准入审批中的环境公共信息的透明和公开措施。环境信息作为环保工作的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环保措施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环境信息基础之上。

(四)环境刑事责任在外资准入过程中的适用

1．严格外资准入中污染转移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篇（5）

市场进入壁垒是市场结构的主要变量之一，反映市场中现有厂商对潜在进入者的阻挡能力。对于进入壁垒产业组织理论的解释是：进入壁垒这一概念主要针对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关系，而且作为一种竞争障碍，进入壁垒只存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它揭示的是目前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市场进入行为，相对于现有厂商的一种策略性劣势，后者因此获得一定的垄断租。

虽然我国已加入WTO，承诺开放国内市场，但在一定时期、特定行业和特定条件下，我国的市场进入壁垒还将继续存在。这些进入壁垒的存在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我国市场进入壁垒分析

1.1 经济性进入壁垒

经济性市场进入壁垒，是指由于诸多经济因素导致潜在竞争者不能自由进入特定市场或有关产业的经济。产业内现有企业阻止新企业从潜在性进入变成明显新进入的经济因素，就是经济性市场进入壁垒。我国的经济性市场进入壁垒主要包括：

(1)规模经济性壁垒。我国大多数行业内的企业规模都很小，很少达到最小规模经济水平的，达到的也只是那些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但与国外垄断大公司来比较经济规模上并不具有优势，因此规模经济性壁垒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并不存在或很低，不过对小规模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还是存在一定影响的。

(2) 必要资金量壁垒。从中国有关行业的情况看，一方面资金占用在迅速增长，起点越来越高，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达程度还很低，资金市场刚刚建立，筹资和融资方式渠道都较单一，潜在企业或其它投资者往往由于无力筹集到进入该行业所需的必要资金量而被排斥在外。由于外商在自有资金和融资渠道上都较中国企业有优势，因此，必要资金量壁垒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也很小。

(3)资源占有壁垒。从总体上讲，土地、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这种人力资源以及机器厂房等人造资源，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某一企业要想进入某一市场，往往需要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如果这些资源为原有企业所垄断，或者原有企业已经同资源供应者（包括国家）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其它企业进入新市场就受到了资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特别是在极少数特别优越的土地资源已被原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情况下，其进入壁垒程度更高。一般资源性的产业国家都有较多的限制，而且大多数为国有企业占有，所以对跨国公司投资的进入有较高的壁垒，这会影响其投资的进入方式。

(4)产品差别化壁垒。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模式决定了其产品的多样化。相比跨国的产品多样化，中国的产品差别化的市场进入壁垒很低。但是由于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与文化的差异，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产品生产和销售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1.2 法律性进入壁垒

外商在华投资除了要受我国宪法及其他法律和地方法规的约束之外，还要受相应的外资法的约束。我国现行法律中，对外商在华投资进行管理和约束的法律主要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细则，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规。这些法律对外资的经营活动进行了规范，跨国公司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法律的规定。因此，法律性市场进入壁垒是跨国公司难以逾越的堡垒。

1.3 行政性进入壁垒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指政府及其行政职能机关运用权力排斥、限制或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特定市场或产业的行政行为。行政壁垒的主体是各级政府主管机关，是一种政府行为，具有强制性、随机性和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长官意志的控制。

2 我国市场对MNC的投资存在进入壁垒的原因

2.1 现行经济体制形成的客观环境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性进入壁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律性壁垒和行政性壁垒起着重要作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性进入壁垒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现在正处于体制大转轨时期，行政性壁垒、经济性壁垒和法律壁垒同时起着作用。在不同领域、不同机制下，各种壁垒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2.2 经济发展状况及国家安全需要

我国的部分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比较落后，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还不够。出于对国内企业市场份额的保护，必须设置行业壁垒，对外商的投资予以限制。另外，国家通过政策手段设置一些特殊行业的壁垒，以强行阻止其它行业进入的投资冲动。这类行政壁垒的典型是通讯业、铁路业、金融业等，这些行业关系到公共利益，而且投资是整笔的、巨额的，一般不适宜众多竞争厂商分散经营，或者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行业壁垒是典型的国家政策的体现，它有利于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安全，符合国家的利益，某些特殊行业实行进入限制是必要的。

2.3 先进入的跨国公司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进入提高了我国行业的规模经济壁垒；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以及在我国进行的垂直一体化投资提高了我国市场的进入壁垒；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后提高了我国产品差别化壁垒；跨国公司进入后通过大量的广告活动提高了我国行业的进入壁垒；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的沉没成本高，提高了策略性进入壁垒。

3 我国市场进入壁垒对MNC在华投资的影响

3.1 影响MNC投资区位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我国的外资政策只允许外商在沿海地区进行投资，所以一直以来跨国公司都选择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投资。尽管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拥有更丰富的资源、更廉价的劳动力，但受政策性进入壁垒的限制，跨国公司只能选择在东部投资。截止2000年底东部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为86.3%，而中部、西部的比重分别为9.2%和4.5%。客观地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区位选择。

3.2 影响MNC投资行业选择

首先 , 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行业是制造业 , 行业的协议投资金额达到了全部协议金额的60% 左右。其次，是房地产业 , 该行业协议资金额达到了全部协议金额的10%。剩余不到30% 的外商直接投资分散在其余类别的行业领域中。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高新行业和资金短缺行业 , 如交通运输、电信通讯、科技服务业、教育文化业和农林牧渔业等 , 外资并未能给予积极的资金补充。

3.3 影响MNC投资方式选择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方式经历了从新建投资到并购投资，从合资到独资，从单个项目到产业链投资的变化。

1998年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主要是以合资、合作为主。合资经营和合作经营之所以成为这一阶段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主要方式，是由于许多外商对中国的市场、制度、法律、人文等环境都不太熟悉，因此，需要借助中方合作者的力量减少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有些行业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商独资经营而只能采取合资或合作经营方式。

在1997年允许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独资企业政策的激励下，许多跨国公司开始积极以独资方式开拓中国市场，甚至利用增资扩股时中方企业增加投资资金不足的机会逼抢中方的股份，以便集中管理财务、营销和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其内部化优势。1998年，我国独资企业的比重达到36.82%，首次超过了合资企业所占的比重(29.26%)，并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3.4 影响MNC投资规模选择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规模选择除了受规模经济的影响之外，还受法律性进入壁垒的影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细则对外商的出资比例进行了限定，《关于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也对外商控股的比例予以限定。

受进入壁垒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也许不能完全从规模经济的角度选择投资规模，这样使得其生产能力无法得到充分的运用，其盈利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而无法实现跨国公司跨国生产与销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4 政策建议

虽然我国的市场进入壁垒在逐步弱化，但是面对入世后外商投资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上吸收外资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我国要努力减少市场进入壁垒，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完善吸收外资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探索并购、风险投资、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外资；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不断改善环境。

按照WTO 等的规则要求,制定完善透明的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完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法律体系,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对外开放新形势的要求,加快新法规的制定,加强有关外商投资的地方性法律规章和相关政策措施的清理工作,使其与国家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规则以及我国对外承诺相一致。注重保持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为外商来华投资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简化审批程序,简化合同、章程的审批,实施规范的标准化的审批制度,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努力为外商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

鼓励跨国公司到中西部进行投资，国家可建立各省或整个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信息库 , 通过对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考察 , 根据市场供求关系 , 评估资源的开发价值 , 并将各种数据资料进行综合汇总。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掌握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分布及现状 , 做到心中有数 ；而且在外商进行投资项目选择时 , 便于他们通过信息库获得信息资料 , 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

参考文献

1 张纪康.直接投资进入中的国际进入壁垒[J]. 国际贸易，1999(7)

2 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进入壁垒的影响[J].投资研究，19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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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缺陷

1、立法导向失误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以企业为本位进行立法，这种立法导向并不科学，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产生冲突，不利于法律的施行。主要表现在：

（1）资本的缴付

世界各国关于公司资本的缴付有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实缴资本制”，另一种是“认缴资本制”。前者指公司的资本必须规定于章程并经全部认足缴清才得以成立公司的制度;后者指公司的资本记载于章程并在登记机关注册，但设立时只需缴足其中一部分公司即可成立，其余部分根据需要并依法律规定分期缴足。这两种制度利弊相左，前者强调资本的充实，有利于安全，但往往有过于呆板僵化之嫌，不利于公司的设立和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而后者注重效率，以灵活见长，但却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2）公司资本的减少

在此问题上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的规定也是截然对立。资本的扩张固然是企业发展的追求和主流，但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的特殊情况，企业有时也面临减少资本的需要。《公司法》规定公司依法定决策程序并履行相应的通知和公告义务后，即可减少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减资基本持否定态度

（3）出资额的转让。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在此问题上的规定也是宽严不一。《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股东向股东之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反之则视为同意转让;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就更加自由，股东转让股份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根据《合资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方转让其股份，必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合营他方不同意的，也不承担购买义务。

2、结构混乱，顾此失彼

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企业分别立法，这种立法思路缺乏科学的标准，导致三部法律出现了较大面积的重叠。为了节省立法资源，对于相似的问题往往又采用“准用”的立法技术，这种作法既不严肃，又往往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实非万全之策。此外，在本应统一规定的一些问题上，三部法律往往又规定各异，不利于法律的遵行。分述如下：企业形式的采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规定，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9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合作法实施细则》第14条规定，合作企业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为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三种企业分别进行立法的标准并不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因为这三种企业均可以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即使是作为“契约性合营企业”的合作企业也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典型的“股份式合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反映出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

3、立法技术不成熟，有悖科学

就立法技术和立法用语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法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合营企业”来指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即是一例。我们知道，合营企业可分为股份式合营企业和契约式合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归入股份式合营企业，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是契约式合营企业的典型代表。也就是说，“合营企业”是上位概念，“合资企业”与“合作企业”是下位概念，《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合营企业”的用法显属不当。此外，外商投资企业法对于三种企业设立审批期限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外合资企业是三个月(《合资法实施条例》第10条)，中外合作企业是45天(《合作法实施细则》第7条)，外资企业为90天(《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2条)。 对中外合作企业规定较短的审批期限其意不难理解，但对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审批期限却分别使用“三个月”和“90天”这两个严格上讲法律意义并不相同的用语，纯属立法用语择取的随意。

二、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冲突

外商投资企业本是一类法律性质多样化的企业组织，除其中的合资企业属于确定无疑的有限公司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既可能采取法人型的有限公司形式，也可能采取非法人型的其他企业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这种互相交叉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则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对于一个有限公司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其设立、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到底遵循外商投资企业法，还是公司法？

在此问题上，尽管《公司法》第18条作了协调性的原则规定，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其原已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法颁行后也暴露的更加突出：

1、法律适用对象的冲突

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但何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肯定属于此类没有疑义，但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究竟哪些属于有限公司，迄今却没有更清晰的标准。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它具有法人资格，那么又如何确定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呢？

在此问题上，《民法通则》第41条的规定自该法颁布以来，就是一个看起来清楚、实际上极为模糊的条文。它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里首先将外商投资企业分为具有法人资格和没有法人资格的二类，而区别的标准则是是否具备法人条件。如果法定法人条件比较严格和具体的话，也许这一标准可以真正地将外商投资企业作实质性的划分。然而，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法人条件却是较为宽松和抽象的。它要求的条件不过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毫无疑问，规定法人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将法人与非法人加以区别，然而，依据上述的法人条件，却很难实现这一立法目的。事实上，非法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需要依法成立，财产条件同样也有必要，甚至数额超过法人企业的财产，而且也当然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这三个条件并不成为它们区别于法人企业的标志。至于第四个条件一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是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根本差异，但这一差异究竟是因某一企业已取得或意欲取得法人资格而确定自己承担独立责任，还是因其客观上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产生，换言之，独立的责任，到底是一种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假如是一种主观条件的话，那么企业是否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就是设立者的一种纯主观的选择，如此而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考虑，恐怕没有多少企业的设立者愿意选择企业的非独立责任，即投资者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只会选择企业独立责任和投资者的有限责任。假如独立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种抽象的条件根本不具有衡量企业责任能力的作用，撇开法律的强制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可以以其营业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这种独立能力的强弱实在不取决于它是独资、合伙，还是法人。因此，无论把独立责任作为主观条件，还是作为客观条件，都难以成为界定企业法人资格的惟一的标准。

2、法律规则的冲突。

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规则加以综合比较，可以归为以下三种情况：

（1）二者的法律规定完全相同或类似

由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的交叉关系所决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存在着与公司法完全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如合资企业法和公司法中关于合资方式或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定、关于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然而，这种情况在合资企业法中为数不多而在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则更为少见。

（2）二者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

这种情况构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关于企业或公司的设立制度、资本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清算、解散制度的规定中虽然二者所规范的法律事项是基本相同的，但其各自的规范内容却大不相同。如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需要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公司法则没有关于批准程序的规定。同样是董事会，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的董事会职权并不完全相同。

（3）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特定事项和内容

这些事项和内容为外商投资企业法或公司法所独有。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关于合资合同、合作合同的规定、关于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规定、关于设立合资企业的行业限制的规定、关于外汇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的规定等，这些在公司法中都没有、也没有必要予以规定。反过来，公司法中也有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不曾有的内容。如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限制的规定、股东出资验资及出资证明书的规定、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经理的具体职权等。

上述三方面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冲突。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何谓“另有特别规定”，以上三种情况中，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法律规定时，可以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但在第三种情况下，对于公司法有规定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未予涉及的内容是否也同样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比如，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公司法规定了最低资本额，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亦无要求，这些是否都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

如果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公司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就都成了“特别规定”，如果这样，所谓的“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岂不成了空话，公司法中哪里还有可以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内容。反之，如果不把上述情况看作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而适用公司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也要设股东会、监事会，也要实行最低资本额制度，也要给合营者签发“出资证明书”，这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荒唐的地步。然而这却正是公司法的冲突条款所带来的两难结果。由此看来，公司法的冲突条款表面看来似乎解决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冲突，而实际上这种冲突依然存在，解决这一冲突靠这一简单的条文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三、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改革

1、双轨并行

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自成体系及其与公司法的前后倒置，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企业形式基本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数不多的经济法律法规，也基本上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制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法。因而，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与既有的企业形式对号人座，一开始就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独立于内资企业立法的路子，除了三部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外，还分别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会计、财务、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工会、外汇收支管理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的格局，并非企业法科学体系建构的要求，也非立法机构的刻意安排，而完全是顺应当时吸引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法律调整的迫切需要，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在企业形态上，当时内资企业中尚无典型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是三种外商投资企业形式催生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二，为吸引外资，从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的确需要建立和实行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如可行性论证与合资合同、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的分期交纳、董事会的单一管理等。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有违立法逻辑和顺序的又何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整个中国企业立法走过的都是一条崎岖、异常的道路。中国的企业立法从来就不是在明确界定企业法律形态和类型的基础上，沿着先普通法再特别法，先高位阶法再低位阶法，先法律、法规再规章、规则的立法轨迹推进。相反，由于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应对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各种企业法律问题，中国企业立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间，曾一直处于概念和分类不明确、调整范围不全面、体系和内容不完备、性质和效力不统一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混乱状态，企业立法的交叉与重复、缺陷与空白、矛盾与冲突同时并存。而导致此种状态的原因除缺乏通盘考虑的立法热情和唯领导意志是听的主观随意以及狭隘的部门意识和利益之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立法一直未能确定中国自己的企业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企业分类标准和形成企业立法完整、科学的体系。在如此的立法背景之下，外商投资企业法先行于公司法并与之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

2、公司法的统一

公司法的统一性首先源自于其组织法的基本属性。公司法属于商事法中的商事主体法或商业组织法，是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设立和终止、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范围、活动规则等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组织法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公司法制度的统一性要求，决定了一国之内的相同的公司形式应适用同样的公司规范予以调整。这种统一性又是作为企业法律形态立法的共同性要求，企业法律形态的确定就是从企业立法的任务出发，选择最具有立法意义的分类标准，以有限的形式理顺众多的企业组织关系，将其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若干法律形态，并统一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组织。公司是企业法律形态中最为普遍而重要的一种，公司法是对各种公司组织进行一体调整的法律规范，各种以股东出资方式设立、采取股权结构、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组织都属于公司，都应受公司法的调整，现代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在商事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司法的统一性。

促进投资、交易便利和保护交易安全是公司法统一性的又根据公司的性质和形式是公司基本法律地位的标志和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反映，是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作出相互了解和商业判断的基本依据。以统一规则对公司进行的法律调整，将使各种不同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外关系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规范化和格式化，使公司的投资者或设立者只需从法定的类型中作出对号人座的选择，而免去了公司关系自我设计以及为此而彼此防范和讨价还价的烦累和矛盾。使公司的交易者从公司的类型和既定的公司法规则中一望而知对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而免去了不同的交易者个别进行的、复杂而艰难的一般商业审查和信用判断。

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遵循最起码的行为规则，无论在正常的营业活动中，还是在减资、合并、分立、终汁等特殊情况下，都能提供给外部当事人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以最低限度的保障，防范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这一切消除的不仅是商事主体的心理疑虑，更是许多具体商业行为的实际障碍，它使得投资和交易行为更为顺畅、便利、快捷和高效，商事交易更为安全、可靠，社会经济更为有序和稳定。

参考文献：

[1] 曾东红,宋佑光.论有限责任公司僵局及其应对[J].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3).

篇（7）

一、交纳税款具体种类及相关规定

现将各税种分述如下：

第一，营业税。以房屋出租取得的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按“服务业—租赁业”税目，税率为5％计算缴纳营业税。（《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税目税率表、《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

第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1％。

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分别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1月1日至今，教育费附加比率为3％。同时在国家总局2010年10月18日下发的国务院《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通知》（国发[2010]35号[论文之家:]）中，自2010年12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适用国务院198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1986年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1985年及1986年以来国务院及国务院财税主管部门的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法规、规章、政策同时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即外资企业同内资企业交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第三，印花税。以财产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金额为计税依据，按“财产租赁合同”税目，税率为1‰计算缴纳印花税，或按财产租赁合同记载的租赁金额按1‰贴花，税额不足1元，按1元贴花（《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印花税税目税率表）。

第四，房产税。以房屋出租取得的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自2009年1月1日起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减按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

除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情况外，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出租房屋的，以房屋出租取得的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为12％计算缴纳房产税（《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第五，城镇土地使用税。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根据《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1988]国税地字第15号）文件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缴纳。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不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实际使用人纳税；土地使用权未确定或权属纠纷未解决的，由实际使用人纳税；土地使用权共有的，由共有各方分别纳税。

第六，企业所得税。查实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企业将房屋租赁取得的租金收入并入本企业收入，扣除与该经营用房有关的成本和税费支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期预缴、年终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二、企业房屋出租收取房租的相关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第一，营业税。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所称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是指纳税人应税行为发生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取的款项。所称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为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的当天；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为应税行为完成的当天。纳税人提供建筑业或者租赁业劳务，采取预收款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第二，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国税函[2010]7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对企业提前收到租金收入的情形作出了补充规定。根据《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应按交易合同或协议规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中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据《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

三、企业房屋出租收取房租的税务及账务处理

企业收取符合上述规定的本期租金，应当期确认收入，交纳营业税。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会提前一次性收到租赁期跨年度的租金收入，如一次性收取几年的租金，在此情况下，应在收到预收款当天交纳营业税，但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同时，与此相关的出租房屋的折旧及交纳的税费等也应按税法规定分期计入支出。相关会计账务处理列示如下：

收到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等（总金额）

贷：其他业务收入（当年收入）

预收账款等（跨年度收入）

交纳税费时：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与当年收入匹配）

待摊费用（与跨年度收入匹配）

贷：应交税金等

按税法规定计提折旧时：

借：其他业务支出

贷：累计折旧

以后年度结转收入费用：

借：预收账款

贷：其他业务收入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

贷：待摊费用

企业在发生出租业务时，可参照上述进行税务和账务处理。

四、税务机关对企业房屋出租收取房租的纳税核定

平日顾问过程中，发现有些企业为了少纳税，减少租金入账的金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9号）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2002]362号）第四十七条规定，纳税人有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法核定其应纳税额：参照当地同类行业或者类似行业中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核定；按照营业收入或者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Z].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24号)[Z].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Z].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Z].

篇（8）

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差距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前者高新技术大大领先于后者。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催生高新技术企业、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帮助高新技术企业降低研发风险，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实施了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目的。

一、税收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税收是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和激励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不仅能够筹集财政资金，为国家直接支持创新体系提供财力基础，而且运用税收政策还可以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军。

首先，税收支持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科技创新活动不但具有高收益性，同时还具有高风险性，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经济主体的收益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研发成功，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但如果研发失败，企业也有可能因技术创新的失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对处于经营初创期、更新升级期的企业而言，创新的风险很大，因此需要国家的税收政策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抗风险能力。

其次，技术创新对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从技术创新的过程来看，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其中涉及研究设计．研究开发、技术管理与组织、工程设计与制造、市场营销等一系列活动。在这整个活动中，许多环节都涉及税收政策，例如工资的扣除标准，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技术创新融资的税收政策，等等。因此，技术创新对国家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最后，技术创新的成果具有社会效应和有可能被侵权，需要税收优惠支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而筹集财政资金，并且用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科学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它的边际成本为零，即更多的人享有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并不会使他的成本增加。科学技术又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因此，要求政府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通过税收优惠促使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二、税收政策的优惠方式与作用效果分析

为了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法规从多个角度给予企业税收优惠，从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研发项目的投入，到科研成果的转让，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企业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税收支持，其具体的优惠方式和作用效果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导向，有利于企业加大力度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与引进，也有利于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扣除优惠。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即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越多，扣除也越多，企业的负担更轻，从而可促使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也可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风险，对企业培养和稳定高科技人才也有一定的鼓励作用。

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是将资金投向创业企业，即中小科技企业，待所投资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资本增值。由于创业企业的成功率很低，导致创业投资企业的风险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为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规定既是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支持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受税收优惠的影响，更多的创业投资企业会集中资金和人力主动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从而极大地调动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热情，加大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力度。:

减免税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优惠政策必将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成果转让，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二)流转税优惠

篇（9）

高新技术企业是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优化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差距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前者高新技术大大领先于后者。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催生高新技术企业、激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发展，以及帮助高新技术企业降低研发风险，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我国实施了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增长的目的。

一、税收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作用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税收是建立创新体系的重要财力基础和激励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不仅能够筹集财政资金，为国家直接支持创新体系提供财力基础，而且运用税收政策还可以激励企业逐渐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力军。

首先，税收支持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科技创新活动不但具有高收益性，同时还具有高风险性，从事科技创新活动的经济主体的收益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如果研发成功，技术创新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但如果研发失败，企业也有可能因技术创新的失败而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对处于经营初创期、更新升级期的企业而言，创新的风险很大，因此需要国家的税收政策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抗风险能力。

其次，技术创新对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从技术创新的过程来看，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其中涉及研究设计．研究开发、技术管理与组织、工程设计与制造、市场营销等一系列活动。在这整个活动中，许多环节都涉及税收政策，例如工资的扣除标准，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方法，技术创新融资的税收政策，等等。因此，技术创新对国家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最后，技术创新的成果具有社会效应和有可能被侵权，需要税收优惠支持。根据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而筹集财政资金，并且用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科学技术具有非竞争性，它的边际成本为零，即更多的人享有技术创新带来的好处并不会使他的成本增加。科学技术又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因此，要求政府通过一定的税收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通过税收优惠促使技术创新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二、税收政策的优惠方式与作用效果分析

为了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法规从多个角度给予企业税收优惠，从高新技术企业的设立，研发项目的投入，到科研成果的转让，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企业技术创新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税收支持，其具体的优惠方式和作用效果可以概括如下：

(一)企业所得税优惠

税率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拥有核心知识产权；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规定比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导向，有利于企业加大力度对高科技人才的重视与引进，也有利于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扣除优惠。研究开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上述规定突出了国家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即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越多，扣除也越多，企业的负担更轻，从而可促使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也可降低企业研究开发的风险，对企业培养和稳定高科技人才也有一定的鼓励作用。

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是将资金投向创业企业，即中小科技企业，待所投资的企业发育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获得资本增值。由于创业企业的成功率很低，导致创业投资企业的风险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为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该规定既是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其实也是在间接地支持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受税收优惠的影响，更多的创业投资企业会集中资金和人力主动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从而极大地调动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热情，加大投资与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力度。新晨

减免税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上述优惠政策必将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成果转让，推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二)流转税优惠

篇（10）

    主题词:外资并购 税收筹划

    外资并购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外资以并购境内企业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将逐渐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主流。外资并购中最主要的交易成本,即税收成本往往关系到并购的成败及/或交易框架的确定,对于专业的并购律师及公司法律师而言,外资并购的税收筹划问题不得不详加研究。

    笔者凭借自身财税背景及长期从事外资并购法律业务的经验,试对外资并购涉及的税收筹划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总结。

    1. 我国税法对外资并购的规制

    我国没有统一的外资并购立法,也没有关于外资并购所涉及税收问题的统一规范,但已基本具备了外资并购应遵循的相关税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一系列针对一般并购行为的税收规章共同构筑了外资并购税收问题的主要法律规范。

    外资并购有着与境内企业之间并购相同的内容,比如股权/资产交易过程中的流转税、并购所产生的所得税、行为税等。在境内企业并购领域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税法规制体系,在对外资并购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于外资并购。在外资并购境内企业过程中,涉及的税法问题主要影响或涉及并购中行业和地域等的选择、筹资方式和支付方式的选择、并购过程中涉及的各种税收、并购后的税务处理、外资并购后变更设立的企业身份的法律认定及税收优惠等。

    以下主要从两个层次论述外资并购中的税法规制,分别是税法对外资并购的一般规制和税法对外资并购的特殊规制。

    1.1 税法对外资并购的一般规制

    1.1.1. 股权并购税收成本

    1.1.1.1 被并购方(股权转让方)税收成本:

    (a) 流转税:通常情况下,转让各类所有者权益,均不发生流转税纳税义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及增值税。

    (b) 所得税:对于企业而言,应就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将股权转让所得并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个人转让所有者权益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现行税率为20%,值得注意的是,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对股票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另行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此外,如境外并购方以认购增资的方式并购境内企业,在此情况下被并购方(并购目标企业)并无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

    (c) 印花税:并购合同对应的印花税的税率为万分之五。

    1.1.1.2 并购方(股权受让方)税收成本:

    在并购方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的情况下,将涉及长期股权投资差额的税务处理。 并购方并购股权的成本不得折旧或摊消,也不得作为投资当期费用直接扣除,在转让、处置股权时从取得的财产收入中扣除以计算财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1.1.2资产并购税收成本

    1.1.2.1 被并购方(资产转让方)税收成本

    1.1.2.1.1 有形动产转让涉及的增值税、消费税

    (a) 一般纳税人有偿转让有形动产中的非固定资产(如存货、低值易耗品)以及未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应按被并购资产适用的法定税率(17%或13%)计算缴纳增值税。如被并购资产属于消费税应税产品,还应依法缴纳消费税。

    (b) 小规模纳税人有偿转让有形动产中的非固定资产(如存货、低值易耗品)以及未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所有权,应按法定征收率(现为3%)缴纳增值税。如被并购资产属于消费税应税产品,还应依法缴纳消费税。

    (c) 有偿转让有形动产中的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应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简易征收政策有关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90号文)、《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9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70号)中的有关规定依法缴纳增值税。

    1.1.2.1.2 不动产、无形资产转让涉及的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

    (a) 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所有权应缴纳5%的营业税。

    (b) 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含视同销售不动产)应缴纳5%的营业税。( 被并购方以不动产、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参与并购方的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不征营业税)。

    (c)在被并购资产方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况下,还应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附加税费(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d) 向并购方出让土地使用权或房地产的增值部分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e) 转让处于海关监管期内的以自用名义免税进口的设备,应补缴进口环节关税和增值税。

    (f) 并购过程中产生的相关印花税应税凭证(如货物买卖合同、不动产/无形资产产权转移书据等)应按法定税率缴纳印花税。

    (g) 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转让受赠的非货币资产外,其他资产的转让所得收益应当并入被并购方的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一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h) 企业整体资产转让原则上应在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全部资产和进行投资两项经济活动进行税务处理。并按规定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1.1.2.2 并购方(资产受让方)税收成本

    (a) 在外资选择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为资产并购主体的情况下,主要涉及并购资产计价纳税处理。

    (b) 外国机构投资者再转让并购资产应缴纳流转税和预提所得税。

    (c) 外国个人投资者再转让并购资产应缴纳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

    (d) 并购过程中产生的相关印花税应税凭证(如货物买卖合同、不动产和无形资产转让合同等)应按法定税率缴纳印花税。

    1.2 税法对外资并购的特殊规制

    1.2.1 税法对并购目标企业选择的影响

    为了引导外资的投向,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法律法规对投资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经营性质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在并购过程中,在总的并购战略下,从税法的角度选择那些能享有更多优惠税收的并购目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2.2 并购后变更设立的企业税收身份的认定

    纳税人是税收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纳税人的税法身份决定着纳税人所适用的税种、税率和所能享受的税收优惠等。对于并购双方而言,通过对纳税人身份的设定和改变,进行纳税筹划,企业也就可以达到降低税负的效果。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身份的认定以外商投资企业中外资所占的比例为依据,一般以25%为标准。外资比例低于25%的公司也为外商投资企业,但在税收待遇上,根据《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其投资总额项下进口自用设备、物品不享受税收减免待遇,其它税收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2. 外资并购中的税收筹划

    2.1 并购目标企业的筹划

    目标企业的选择是并购决策的重要内容,在选择目标企业时可以考虑以下与税收相关的因素,以作出合理的有关纳税主体属性、税种、纳税环节、税负的筹划:

    2.1.1 目标企业所处行业

    目标企业行业的不同将形成不同的并购类型、纳税主体属性、纳税环节及税种。如选择横向并购,由于并购后企业的经营行业不变,一般不改变并购企业的纳税税种与纳税环节;若选择纵向并购,对并购企业来说,由于原来向供应商购货或向客户销货变成企业内部购销行为,其增值税纳税环节减少,由于目标企业的产品与并购企业的产品不同,纵向并购还可能会改变其纳税主体属性,增加其纳税税种与纳税环节;并购企业若选择与自己没有任何联系的行业中的企业作为目标企业,则是混合并购,该等并购将视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的情况,对并购企业的纳税主体属性、纳税税种、纳税环节产生影响。

    2.1.2 目标企业类型

    目标企业按其性质可分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我国税法对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区别对待,实行的税种、税率存在差别。例如,外资企业不适用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鼓励类外资企业可享受投资总额内进口设备免税等。

    2.1.3 目标企业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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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弱化对税收的影响

1.资本弱化的含义

资本弱化（又称资本隐藏、股份隐藏或收益抽取）是指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重大大超过了股权融资比重。

2.资本弱化的产生原因

企业的资金来源，按其性质可分为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各国的税法普遍规定，权益资本以股息的形式获得的报酬，不能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支付给债务资本的利息，可以列为财务费用，在税前所得额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税收挡板”效应，能降低企业的实际成本负担。利息和股息在税务上的处理不同使资本弱化成为避税手段。

3.资本弱化与税收

资本弱化作为跨国公司进行避税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东道国和投资国都有严重负面影响。

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导致公司资本结构不合理，借贷资本比例过高往往导致贷款公司出资不到位，或以收回贷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资；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贷款公司在获取高比例的债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润减少甚至出现“零利润”和“负利润”现象；三是税收权益流失，东道国公司以偿还利息的方式将税前利润转移给贷款公司，降低利润，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减少了东道国公司的利润，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

从投资国的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跨国公司往往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资本弱化问题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的冲击。

二、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现状

2008年我国开始实行同时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新企业所得税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新法及其实施条例专门规定了特别纳税调整条款，确立了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反避税制度。新法对资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来在外商投资企业向境外关联企业支付利息问题上的强调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则，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这也是国际上实行资本弱化税制的多数国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地都采取了资本弱化的限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对关联方企业间借款利息在企业所得税前的扣除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

1.明确了利息扣除限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

2.明确了企业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3.明确了对兼营不同业务的企业利息支出的要求。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否则“从低”适用税前扣除比例。

4.明确了超扣除限额利息的处理。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对资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体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计算。

2.关联债权投资的范围。包括关联方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的债权性投资，如关联方通过非关联方提供的背对背贷款（例如委托贷款等），以及由非关联方提供、但由关联方担保的债权性投资等。

3.企业权益性投资的范围。为企业资产负债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而非市场公允价值。

4.关联债资比例。依照公式：关联债资比例＝年度各月平均关联债权投资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权益投资之和计算。

5.利息支出的范围。包括直接或间接关联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利息、担保费、抵押费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费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关联方之间分配。按照实际支付给各关联方利息占关联方利息总额的比例，在各关联方之间进行分配。

三、对我国资本弱化税制的实施建议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和协调。实践表明，当前跨国公司为规避税收，在投资时往往转移定价、资本弱化和避税港融资等多种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资本弱化的相关法规时必须统筹考虑，注意和其他反避税措施的搭配。当前不仅要加速建立我国的资本弱化税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广避税港融资申报制度和预约定价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资本弱化法规的国家越多，国际重复征税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国和相关国家也应当修订双边税收协定，使相互协商程序涵盖资本弱化法规，避免重复征税。

2.扩大并加强国际税收管理的跨国协调与合作，通过税收协定共同防止国际避（逃）税；加强国际税收管理机构建设，从组织上保证国际税收管理健康运行，胜任日益繁重的国际税收决策、立法、执法与司法管理。

3.加强相关业务培训和人才培养。反资本弱化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它要求税务人员不仅应当扎实掌握财会知识，熟悉税收征管，还要对跨国公司的运作和经营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对于国际贸易知识和外语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对提高我国的反资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洋.资本弱化税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涉外税务，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