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语文教育思想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徐树忠老师说:老师是一个播种快乐的职业,虽然有过疲惫感,即便偶尔觉得烦恼,但在孩子们花朵般的笑脸中,我甘愿“零落成泥碾作尘”。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是一位真正的教育者,正如同钱理群教授所写的那篇文章《做老师真难、真好》一样!钱理群在给徐老师《我的快乐语文之旅》作书评时也指出:徐树忠老师无疑是一个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他在教育教学中感受着生命的快乐,同时,我猜想他一定享受着“丰富的痛苦”。
一、寓教于乐
“乐”是徐老师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持之以恒的目标。他认为学生不应该成为被动、消极的被灌输的器皿,而应该是具有个性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个体。所以他探讨的不仅仅是教书,而是“艺术”的教学,如何能够让教师寓教于乐,让学生寓学于乐是他追求的目标。
在这本《我的快乐语文之旅》中徐老师谈到要让课堂充满生机,教师应该做到:首先,激趣,在语文课堂上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启发想象、比较异同、分角色朗读表演等,还可以借助实物、挂图、课件等多媒体,把抽象的文字变成直观的刺激,借以调动学生的情趣。其次,加强鼓励,要宽容学生的错误,不要对他们一些荒诞的想法抱以鄙视的态度,相反,要学会尊重孩子的个性,不时地给予鼓励,肯定孩子们新奇的想法,让孩子们在“求异”的思维中大胆创作。最后做到宽容赏识,赏识能激发学生的灵感,教师要学会赏识学生,对他们身上出现的哪怕是极小的优点也要给予及时的赞赏,这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活力和激情。
“轻松教语文,快乐学语文”,当徐树忠老师的这条信念最后成为广大师生的追求时,相信语文学科一定会摆脱现在这种备受责难的境地,成为学生最爱的学科。
二、文本分析
徐老师很重视文本解读,认为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学的根,是语文教学的起跑线。他提倡教师要对文本做仔细深入的解读,只有当教师对文本深度投入、真情流露的时候,学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这一点和当代的语文教育大家不谋而合,钱理群和孙绍振在讨论关于语文教育改革中一致认为:“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脱离文本的倾向,不但脱离文本,而且脱离‘人本’”。因此孙绍振从微观切入,采用还原和对比法分析文本,出了一本《名作细读》。
与孙老师的文本分析切人点不同,徐老师常年奋战在语文教育的一线,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不仅了解一线老师的教学状态,更了解学生的心理等特点,因此,徐老师对文本解读的认识是从自己的教学实际出发。他把文本解读分为五个步骤:首先是读,要带领学生多读,还要用心读,读进去,读深入,再读出来,只有在这样进进出出的读中才能得到效果;其次是启,教师应该采取“浅入深出”、循序渐进的策略启发学生的思维,由已知导出未知从而提高语文教学的实效性;再次是思,要跳出文本看文本,重视学生对文本的整体把握以及解读后的提升;然后是画,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采用勾勾画画的方法,边读边画能够及时记录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便于学生把握信息积累心得;最后是品,在读的基础上,努力通过品来走进作者的情感世界,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
三、个性作文
1.叶先生认为,语文是一种工具,是人们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语文课不是政论课,不能离开教学目标和自身的规律去进行政治和道德信条的灌输,但又不能忽视思想教育作用,而要根据学科性质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进行。
2. 叶先生认为,语文教学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接受和发表,表现在口头上是“听”和“说”,表现在书面上是“读”和“写”。听、读、说、写同样重要,要使学生在这四个方面都受到最好的训练。
3. 叶先生认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语文不是历史、地理一样的知识课,不应以讲为主,而要提倡启发诱导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教师要积极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培养学生积极探索和独立解决问题的精神和习惯。
4. 叶先生强调:教材内容要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并应适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和学习程度;课文的语言必须是规范的。课文只是举例性质,不应绝对化。但听、读、说、写训练则要尽可能地有比较严密的系统,循序渐进。
5. 叶先生说:“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听’、‘说’、‘读’、‘写’宜并重。”“因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叶老强调了语文课应该是口语和书面语并举,听说读写并重,并尖锐地指出:“重文轻语,有‘文’无‘语’,这个偏颇应该纠正。”他明确地否定“语文是语言、文学”的解释,认为“‘文字’含意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这就把语文课和文学课区别开来。
对核心教育思想“教是为了不教”的品读
“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是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核心。
在教学活动中,关于教师的作用,叶圣陶先生认为:“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换句话说,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主要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交给学生,而是把学习的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受用一辈子。叶圣陶先生有一句精辟的话,现在已经众口传诵,那就是:“教是为了不教。”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人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偏离了原有的轨道,只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让学生成了学习考试的工具,却没有教给学生情商,让学生出了校门不能经受困难的打击。但是实际上不仅仅是情商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也使得我们的学生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包括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一个人是不是人才不是看他有多高的知识水平,而是看他的知识水平是否和道德水平一样高。只有这样的人才才是优良品而不是社会的危险品。我们所指的危险品是指那些拥有高学历却没有好美德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对社会的危害最大。所以我们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也要教给我们学生优良的美德和高尚的道德。教育的最大的魔力之处就是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这就不得不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那么教育教书育人的目的就只能完成教书那一部分,而永远完不成育人这一部分,也就只能成才而不能成人。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在教学中至关重要!
三、理论联系实际,寻找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非比寻常的重要性和语文教育的特殊功能结合起来,从教科书、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三个方面来寻找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和途径。
首先,教科书可以说是学生在学校里接触的第一个“老师”,所以教科书的内容就尤为重要。我们语文教科书选择的内容必须具备全面性、深刻性和新颖性三个特征。第一、我们选择学生所学的语文课文必须具备全面性,从纵向上看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在我国古代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道德高尚的人物值得我们学习,也有无数发人深省的事件值得我们去反思,例如孔融让梨,孟母三迁等等。学习这些古代的事物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我国的悠久的历史文明,又可以让学生从中学到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且使课文不至于枯燥无味。同时也要着眼于眼前的事物,所选内容要跟上时代。古代的事物毕竟离我们太过遥远,我们可以把眼前发生的事搬上语文课本,这样离学生的生活比较近,学生的感触就会比较深。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感动中国》中的人物和事件,把我们身边发生的道德高尚的事件做为学习的榜样。那么从横向上来看,我们在选择课文时要尽量选择不同类型的人物和事件,例如有反应助人为乐品质的事件、有反应孝顺品质的人物、有反应热爱祖国品质的人物等等。尽量把反应不同类型的正面能量的人物和事都表现出来,来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道德品质。第二,我们选择的语文课文必须具备深刻性,也就是独特性。所选事件的影响拥有深刻性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后获得发人深省的感悟,所选人物的特征拥有独特性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后不致于直接抛到脑后。例如我们可以歌颂身残志坚的人的善良,以德报怨人的高尚等等。同时也可以突出人民对反面人物的憎恶来教育学生。所以语文课所选课文内容不可草草了事,也不能事事都照搬,要有选择的选择。第三、语文课文所选内容的新颖性,也就是时代性。在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东西容易很快过时跟不上时代潮流,我们的教科书也不例外。我们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在学生有限的认知范围以内选取能反映当今社会的实际的事件和人物。例如我们想要教给学生要孝顺父母,古代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就不在适合出现在我们的语文教科书中了。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十四孝中有的故事就被人们认为是愚孝,不再适合当代平等的社会了。所以我们在选取教材内容时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能误导学生的价值观.也要引导学生在做好事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帮助别人。这也符合我们今天社会提倡的人本主义价值观。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8(c)-0126-01
张志公(1918――1997)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他从事语言研究和教学50余年,为中国语文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丰厚而深邃,涉及到语文教学的方方面面,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本文收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文期刊数据库中的CNKI学术期刊、维普数据的有关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文献,统计到的有关文献共88篇。从统计的文献来看,对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的主要有以下5个关注点:语文学科性质和功能,语文教学改革,语文教材的编写,作文教学观,教学语法与修辞观。下面就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一个较全面的综述。
一、语文学科性质和功能
“语文是工具,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学习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工具,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这不仅指出了语文这门工具与一般劳动工具的相同性,也指出了其特殊性,这也是现行语文课程标准关于语文性质的定义“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雏形。“工具性”的提出强调了语文应该重视其根本的知识和能力。但是“工具论”对知识和能力的过分强调,却忽略了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人的情感、意识、道德、美感以及价值观等丰富的内涵。在语文功能的论述中,张志公认为语文是最具智力价值的学科,语文内部的思维结构和智力结构想当完善,蕴含了丰富的创造性,兼具探索性和审美性。“学以致用”的实用观点,也是张志公语文是“特殊工具”的延伸。
二、语文教学改革
1.文教育的现代化、科学化。这是张志公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研究课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现代化要有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进行科学研究、减少盲目性;语文训练应当有规格、有标准,应当有一个科学的序列,教学内容要现代化;教学方法要科学化、现代化。语文教学的现代化首先是语文教学思想的现代化,再是语文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的现代化。语文教学的科学性,则是教学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教学语文的规律。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内容也包括了教育观念,教学要求,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2.语文素质教育。《张志公与语文素质教育》一文中指出语文素质教育因素主要表现在主张语文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重视听说能力的训练,要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全方位开放。张志公提出语文教育还应当重视文学教育,他认为学文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提高学生的联想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3.语文教材的编写。张志公主编的初中《语文》教材,创造了实用语文能力的训练和文学作品欣赏能力的训练的双线推进结构。同时他也主张将文言课文的学习纳入文学教育序列。这样的教材结构方式比较全面的揭示了语文能力的内涵,也便于合理设计语文能力培养与训练序列。重视语文知识的先导作用,即语法等,在能力训练上也科学求实,设计了阅读训练,写作训练,口头表达能力训练。4.作文教学观。《张志公先生对作文的贡献》一文中,孙移山认为张志公对作文教学主要有三点贡献:一是强调实用性;二是倡导段落教学;三是重视语言训练。而李跃平在他的《张志公对作文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对策思考》一文中对其作文教学思想做了更加详细的阐述,针对教师的命题作文限制学生思路,张先生提出:一是训练基本功,做到“辞达意明”要着重运用语言的基本功,同时注重学生的思维训练;二是打开思路,养成自觉思维的习惯,主要是要求学生写实,同时教学生读好的文章;三是感受成功,让学生快乐作文,这是针对作文评价体系提出的。施平在他的《张志公作文教学思想初探》文中提出了“多方面发展言语能力”:不仅要系统的让学生学习语音、词汇、语法等语文基础知识,也要进行阅读教学,说话教学,提高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5.教学语法和修辞观。张志公先生对教学语法提出的‘精要、好懂、管用’六个字的要求,写进了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一直是中学语文知识教学奉行的原则。”[1]而王洪江在他的《张志公后期语法思想给我们的启迪》一文中,则主要是就张志公后期的语法思想结合当前语法教学中出现的“淡化语法”等现状提出的现行教学语法系统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必然性做出的分析。张志公也是将“修辞”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清晰地融入到语文教学中的第一人。在他主编的《汉语》课本第六册设了“修辞”一编。“这不仅在我国史无前例,就是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2]为了解决教师的修辞教学,他又专门主编了一册修辞编的《教学参考书》。“当时它不但统一了全国初中教师德修辞教学进度,深化了教师的修辞知识,开阔了教师的修辞视野,解决了教师修辞教学忠的答疑解惑,而且更重要的是普及了上千万初中学生的修辞知识。”[3]
综上所述,近几年对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的研究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和深度。相关文献,林林总总,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面地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做了研究,但从客观来讲,研究还存在以下的问题:第一,张志公在语文知识教育方面,教学语法研究较多,但是修辞等其他语文知识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只是在有关文献中略微带过。第二,将张志公的语文教育思想与当前语文教育现状相结合,只是提出了问题,如“淡化语法”等,但很少有可操作性,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提出。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有更多关于研究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的作品问世,进一步推动语文教学改革。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刘婷(1985-),女,四川仪陇人,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
参考文献:
一、陶行知的语文教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是建立在生活教育理论上的,他认为学习语文是为生活服务的,是为了“向前向上的”生活。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学习具有生活的内容。他批判传统教育为了识字而识字,为了读书而读书。在语文教学中,他提倡运用符合生活的方法,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倡导“教学做合一”。[1]
陶行知先生还指出儿童有很强的创造力,但这创造的萌芽却被传统教育扼杀了,因为语文教学没有根植在生活的舞台之上。因此他提出了针对传统教育的“六大解放”,一是解放儿童的眼睛;二是解放儿童的头脑;三是解放儿童的双手;四是解放儿童的嘴巴;五是解放儿童的空间;六是解放儿童的时间。陶行知提出学生创造能力时,也十分强调教师的创造精神。“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因此,教师要如其中所说,争做创造、开辟的教育家,做第一流的人物,教师要带领学生一起去开发创造的沃土。
二、 陶行知语文教育思想对当前语文教学的启示
1.陶行知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极为丰富,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生活教育理论,构建大语文教学观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使每位语文教师明白,语文教学不是在封闭的有限的环境中进行的,它是在开放的、无限的时空中实施的。
1.1语文教学要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
根据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语文教学要与学生的生活沟通,教学内容不能超出儿童的经验和范围,要考虑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教师设计教学时,尽可能地创设情境,还原生活,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学习语文知识。特别是低年级学生,他们的生活经验不丰富,如果脱离了生活背景去进行语文教学的话,往往事倍功半。教师可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或实物,从而激活在学生头脑中积累的生活信息组块。这样语文知识就通俗易懂了。
1.2语文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联系
根据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我们的语文教学要充分挖掘社会生活的教学资源,拓展语文教学渠道。课堂教学不是语文教学的唯一途径,利用社会生活的教学资源进行语文教学又是一个新途径。教师尽可能创设条件,突破时空,让学生参与社会生活,走进社会生活中去观察,动脑学习。所以,语文教师要构建“大语文教学观”。语文教学要跳出书本、跨出课堂、走出校园;学生既要学书本知识,又要学社会生活知识,这正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
2.以创造论,构建创新教学观
陶行知提出了著名的“解放儿童的创造力”的号召,语文教学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在语文教学中应真正做到“六大解放”。
2.1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能想
小学课本中精心选用的课文中,有很多给小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讲解,往往会消耗学生想象的时间,这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教师应该让学生去多读,养成边读边想象的习惯。让学生自由地在想象王国中遨游,语文老师要清醒地认识到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学习语文知识是一样重要的。
2.2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他们能干
语文教学中,学生的眼睛、嘴巴、耳朵、大脑使用比较多,而双手仅仅是举手而已。如何在语文教学中解放儿童的双手,让学生的双手也能真正地参与到语文学习上来呢?解放儿童的双手,让他们在语文课上动起手来,往往能起到“ 它山之石可攻玉 ”的教学效果。
2.3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他们能看
儿童的眼睛是纯真的,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双去伪求真的眼睛。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积极营造求真务实的语文课堂氛围,不能盲从教师,迷信教材。当学生在课堂上发现老师的板书有错别字时,应该让他们大胆地提出。教师不能顾及自己的尊严去呵斥他们,应该对大胆提出错误的同学加以表扬,使学生进一步认识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学生要善于观察、善于发现。[2]
2.4解放儿童的嘴,让他们谈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语文课堂上让学生说的机会多了,口语交际提高了学生说话的能力。但课堂上学生问的机会并不多。有“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善于问的习惯。生活教育理论提出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在语文教学中不仅要培养学生质疑问难的习惯,还要在语文教学中教会学生质疑问难的方法。
2.4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他们扩大眼界
语文教学中,不能仅仅囿干课堂,要根据课文内容的特点,让学生走出课堂来丰富语文知识。比如上语文实践活动课时,就应该让他们在大自然、在社会里扩大认识的眼界,取得丰富的学问。带领学生到街上、商店前的广告标语中找出错别字;带领学生去春游、秋游,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蒋仲仁一贯主张:“语文教学即语言教学。”[1]语言既包括口头语言,也包括书面语言,语文教学即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教学。明确语文教学即语言教学,是保障语文课程品质的根本前提。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和思维的工具,语文教得好不好,要看学生能不能熟练地运用语文这个工具。蒋仲仁并不否认语文教学与思想品德培养的密切联系,但认为语文教学中的思想品德教育绝不能脱离语言运用。在论及文学教育时,蒋仲仁强调,语文教材里选入文学作品,为的也是教语文,教学的价值还是教学生把文章读懂,把文章写通。
蒋仲仁非常重视语言和思维的联系,强调发展语言和发展思维紧密联系的原则是语文教学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如果忽视了语言和思维紧密联系的原则,专抠文字,死记硬背,势必事与愿违,达不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2]同时,蒋仲仁也指出,思维和语言不是一回事,语言的特殊性决定了同一的思维内容会有不同的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种之间、同一语种的不同发展阶段里、民族共同语和方言之间、语言应用的不同场合,同一的思维内容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不同的。思维和语言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由此产生了语言的共同性和特殊性。
蒋仲仁主张语文教学应该遵循汉语的发展变化规律。语言是随着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向前发展了,如果语文教学还是故步自封,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这个工具来适应发展着的社会的需要,那就会导致语文教学的失败。”[3]关于文言文,一些人认为,文言文的学习有利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学习现代汉语,对此,蒋仲仁不以为然。他论证指出,语文教学应该建立在汉语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观点之上,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现代汉语。蒋仲仁还强调,语文教育不仅要适应语言的发展,还要促进语言的发展。
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涉及什么”的认识遮蔽了“语文该教什么”的问题。语言材料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语文”的旗号自然就具有较强的蛊惑性,“综合性”自然也就容易被作为语文课程性质的标签。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语文在学校教育中成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区别在于:其他课程教的是语言承载的内容,而语文课程的独特意义在于不仅教语言的内容,而且教语言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教语言形式与语言内容的转换关系。我们绝不能因强调“综合性”而弱化“语言教学”这个根本任务。“要想真正使语文教学的内涵不断丰富,真正使语文教学抗拒着非语文化的影响,真正走属于语文教学本身的正路子,就必须走‘小语文’化的科学之路。”[4]所谓“小语文”,归根结底是以“语言教学”为核心的语文。
二、语文学习的路径:“自觉地运用语言规律指导语言实践”
蒋仲仁认为,语文学习要坚持语言实践与语言规律相结合。思维反映的客观存在具有无限性,所以思维的结果具有无限性,而思维的过程所依照的规律具有相对的有限性;同样,语言的运用过程及其结果具有无限性,而语言规律具有相对的有限性。蒋仲仁指出,思维和语言的这种无限性和有限性,应该作为研究语文教学的依据――依据语言的无限性,要广泛摄取;依据语言的有限性,要掌握规律。他提出语言的学习有两个基本路径,其一是从语言综合运用的范例学习,其二是从语言分析研究得出的规律学习,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在语言教学中既要注意广泛的摄取,也要注意规律的掌握。”[5]蒋仲仁说,这些年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先是专重前者,无视后者,是一条腿走路;后来有了改进,可是重视前者,轻视后者,是一跛一跛地瘸着腿走路。
蒋仲仁呼吁要运用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导语文教学。他指出:“应该用系统的有程序的教学来代替自个儿的暗中摸索,用自觉地运用语言规律指导语言实践来代替不自觉地神而明之地从事语言实践。”[6]作为五十年代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探索的亲历者,蒋仲仁对分科教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这个重大改革的意义在于“语文教学向科学化迈进了一步”[7]。时至改革开放后,蒋仲仁仍提出编辑两套语文教材的设想,范文选读的教材和语言知识的教材分别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
语文作为学校中的一门课程,“既包含一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和规则(即狭义的语言)的学习,又包含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所进行的言语行为(读、写、听、说)的训练以及按照这一语言系统和规则形成的言语作品的学习”[8]。借用语言学家克拉申提出的“学得”和“习得”一对概念,学校中语文课程的学习,既包含“习得”,也包含“学得”。学校语文课程与生活中其他场合的语言学习相比,其特殊性就在于包含着“学得”。我国古人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深刻揭示了语言“习得”的重要作用,而现代语文教育在坚持重视“习得”的同时,还应充分重视“学得”对“习得”的指引作用。“淡化语文知识”的呼声,本质上是漠视“学得”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语文教育发展历史的倒行逆施,“语文知识”重返语文课程标准则是一种拨乱反正。至于教材是分编还是合编,倒不是根本问题,《国文百八课》就树立了合编教材的典范。引入语言科学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语用学的研究成果,重构语文知识体系,是当代语文教育研究界的历史重任。
三、语文教学的方法:“从语文、汉语文出发”
蒋仲仁认为,语文教学的方法,取决于语文教学内容的规律。他说:“语文科的教学工作、教材工作、研究工作都要从语文、汉语文出发,都要熟悉语文,熟悉汉语文,熟悉语文科的教学内容。”[9]换句话说,语文教学方法的探讨,既要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汉语文的独特规律。遵循语言的一般规律,语文教学就要基于语言的工具性,注重语言运用的实践。遵循汉语文的独特规律,语文教学就要基于汉语在语音、文字、语义、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开展教学,尤其要注意汉语的发展变化。
蒋仲仁强调,语言是工具,工具的价值在于运用,所以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运用的实践。他说,不从语文科是工具学科的这个性质出发,不重视运用语文这个工具的实践,语文教学的质量就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他以体育课的教学进行类比,提出:“重视实践,重视实践的组织和指导,应该是语文教学适应工具学科这个性质的一个基本原则。”[10]教师的教,就是教学生怎样学,教师不仅要教学生学会什么,而且要教学生学会学习。“用个比喻的说法,教人打猎,不在于给人以多少猎物,而在于给人以猎枪。”[11]教师在语文教学中不能满足于知识的传授,而要积极发挥“导”的作用,帮助学生实现这个由知识到能力的转化。
在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蒋仲仁均根据汉语的独特规律,提出了自己的教学主张。在识字教学方面,他呼吁重视汉语拼音的教学,对黑龙江“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课文教学方面,他重视朗读和背诵,强调反复吟味作者的语言有利于增加自己的语言储备。在课外阅读方面,他重视读与写的关系,强调教师要善于推荐书目,善于组织合作,善于解答疑问。在写作教学方面,蒋仲仁提出要像学习画画一样苦练基本功,写作要从“写生”起步,“写生”又要从“工笔”入手。在口语教学方面,他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要求重视口头语言,要“出口成章”,“作文教学”应该重视赋予新内涵――说写训练。
在当前的课程改革实践中,彰显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还存在着无视具体教学内容,盲目推行某种教学模式的倾向。教无定法,并非意味着教师选择教学方法就可以随意所欲。“语文实践的基本方式有三种,即积累、训练、体悟。”[12]语言材料的丰富靠积累,语言能力的提高靠训练,语言情意的形成靠体悟。从教学设计的思路上说,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而从教学实施效果上说,教学方法的适宜性又制约着教学内容的呈现以至教学目标的达成。语文教师只有从汉语文自身的规律出发,充分认识语文教学内容的规律,才能选取适应的教学方法。
四、语文教师的素质:“首先是‘语文’,然后是‘教学’”
蒋仲仁特别注重语文教师的素质。作为教育家,蒋仲仁当然重视对教学规律的研究,但他尤为强调语文教师要具有扎实的语文学科素养。他认为,一门学科的教学,学科的自身内容和教学的方法都应重视,既要注重“教学”规律,又要注重“语文”本身,但方法取决于内容,所以他呼吁:“首先是‘语文’,然后是‘教学’。”[13]语文教师要特别注重语文水平的提高。关于语文教师的语文水平,蒋仲仁主要强调了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语文教师要掌握扎实的语文知识。知识是课程的基础,语文教学不能没有知识。“教学中有些东西也不能一下子全都教给学生,可是教师心里得自己明白。”[14]语文教师自己掌握扎实的语文知识,才能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过程中由混沌走向自觉。语言的发展不仅出现新的语言现象,而且遵循一定的规律,显出一定的趋势,所以蒋仲仁还注意到语文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的更新,他说:“语文教育既要教给学生足够应用的现代汉语,还要教给语言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师范院校的学生应该这样要求,让他们毕业之后在工作实践中时时注意语言的发展变化,求得适应,求得教育效果的提高。”[15]
第二,语文教师要具备过硬的语文能力。蒋仲仁十分注重教师“下水”,强调教师写作教学要“下水”,进而指出,语文教学的各个方面,教师都应该“下水”――鼓励学生多读书,教师自己就要多读;鼓励学生勤查字典工具书,教师自己就要勤查;指导学生说话,教师自己就要把话说好。教师“下水”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教师的“身教胜于言传”,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起到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在于教师亲自体验语文学习过程中的甘苦,这个亲身体验就是教学生学习语文的宝贵依据。
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活力的,语文教师应成为课程的积极开发者。“没有丰富、完整的语文学科知识,语文教师专业发展必然遭遇前提性、基础性的缺失,甚至不可能建构系统、合用的语文课程知识。”[16]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正积极推行,教育类课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要防止陷入“此消彼长”的怪圈,在强化教育类课程的同时弱化关于语文学科知识的课程。我们认为,语文教师应具备的语文学科知识包括五个层次:一是关于语言基本规律的知识,即汉语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二是关于言语作品规律的知识,即文章学、文艺学;三是关于言语活动规律的知识,即口语学、阅读学、写作学;四是关于语言思维规律的知识,姑且称之为语文思维学;五是关于语文学习规律的知识,姑且称之为语文学习学。同时,语文教师还要有过硬的语文能力,做学生语文学习的示范者,语文教师教育中要积极培养听说读写的实践能力。
综上,语文教学即语言教学,语文教学要遵循语言自身的规律,坚持语言实践与语言规律相结合,用语言规律指导语言实践。语文教师要善于学习掌握汉语言的规律,具备过硬的语文能力,才能胜任语文教学,推进语文课程改革。这就是蒋仲仁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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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3)
13—0076—01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座宝库。儒家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中的精髓。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经教育一统千古,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以及传统语文教育产生了深厚久远的影响,它决定了历代文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当今的中学语文教育中,儒家文章仍占有一席之地,影响着当代的读书人。当今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教材中,儒家文章始终占有一定的比例,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受教育者。
1.注重思想道德教育。我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一部《论语》讲思想道德修养的内容最多,其核心是“仁”。“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任重而道远,不亦远乎?”(《季氏将伐颛臾》)。孔子认为作为季氏的家臣,冉有和季路义不容辞地应制止季氏发动战争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文章第三段,孔子再次驳斥冉有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可见,其政治主张是实行礼治,以德服人。《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的“舍生取义”(《鱼我所欲也》),都是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体现。节选自《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提出执政者施行以“仁”为核心的“大道”,从而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寡人之与国也》(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了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围绕“民不加多”的问题展开讨论,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即富民教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选自《孟子·告子下》)中通过得道者和失道者对比,强调以“仁”治国的重要性。
不论是墨子所处的战国纷乱时期还是在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下,墨子提出这样的教育目标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学习。墨子提出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这与我们当前语文教育新课标所倡导的“三维目标”相一致。在实际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应该关注学生的道德素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行为习惯。
墨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兼爱”,它也是节葬、节用、非乐、非攻等主张的出发点。②墨子认为,“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由此可以看出墨子把“兼爱”的教育理念放在至高的位置,要是人们能够相亲相爱、爱人如爱己,那么国家可以安定有序;否则,若是“交相恶”的话,国家就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
墨子所提倡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儒家的“仁爱”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是以阶级关系为出发点的有差别、分等级的爱,难以摆脱等级制的枷锁,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墨子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它所倡导的“兼爱”则是无差等、不分亲疏的爱,是互惠互利的普遍之爱。墨子的“爱人若爱其身”的教育思想极具理想色彩,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兼爱”的气度是高于“仁爱”的。
墨子“兼爱”的道德教育虽然超越了现实可能性,但这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人际关系和道德修养。墨子教育的具体做法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重视培养学生的科技技能
(一)技能教育 墨子重视技能教育,主张“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的教育观和劳动观。即教育学生要掌握生产或劳动技能,学会自食其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墨子本人出生工匠,有非常高超的制作技术。《墨子》记载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木制车,能制作翱翔于天空的“木鸢”,训练学生制作日常生活用的器具、守城器械。墨子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墨子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技能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各取所长,使个人的智慧和技能得到好的发挥。
除了器械制造外,墨子还在工匠技艺、测量、守城保卫技术等方面教育和训练学生。其中,守城保卫技术,《墨子》就有《备城门》等七篇专门论述守城的器械、战术布置、人员配置、制作弩车等等实用技术。墨子重视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教育使其在我国古代教育中独树一帜、卓尔不群。
(二)科技教育 墨子的科技教育活动与其政治理想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一名与孔子齐名,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墨子的政治理想是要求人们“兼相爱、交相利”,反对等级制,反对世袭制,反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的专横、浪费,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建造一个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理想社会。墨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宣传其政治理想;二是交给学生实用的科技知识和技能,以便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正是墨子的科技教育的有效实施和应用,使得宋国免除了一场战争,也使得“止楚攻宋”的历史事实成为一段佳话。
墨子的科技教育注重实用与实践。墨子学派作为先秦时期的显学,与其他学派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墨子及其门徒除了讲理论,还注重动手操作的科学技术的传授。墨子所进行的科技教育,注重发展学生的思维,并将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就是说学习科学知识,最根本的是要应用到实践中去,为现实生活服务。与墨子同时期的古希腊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重视理智享受,轻视职业培训,重视文雅活动,忽视实际工作。而与墨子同时代的儒家学派,它教育弟子所采用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主,尽管孔子主张要从多问、多闻、多见中广博学习,但其所传授知识范围根本谈不上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墨子与同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孔子相比,它在科技知识教育方面更为务实,更有特色。
二、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墨子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检验认识可靠性的标准,即“三表”;二是逻辑知识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论辩的能力,靠逻辑力量说服别人,宣传本学派的政治主张。③墨子认为,“言必有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④。这就是说判断事物真伪有三条标准,一是要向上追根溯源,追溯古代圣王的事情,有历史的根据和前人的经验;二是要向下探究缘由,考察百姓经历的实情;三是要在实践中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即在刑事和政务中运用,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三表”是墨子与论敌展开论辩时经常使用的武器,也是墨子论证问题常用的方法。墨子的“三表”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合在一起使用,它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墨子的“三表法”在我们当今的语文教育活动中并没有过时,它可以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言语论辩能力,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借鉴并付诸教学实践。
墨子除了逻辑论证的“三表法”之外,《小取》篇里还提出了逻辑方法的“七式”:或、假、效、辟、侔、援、推。“或也者,不尽也”。“或”,不尽的意思,是相对“尽”而言。“尽”指全体,“或”指部分。也就是要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假,今不然也。”“假”,指假设。“尽”相当“盖然判断”;“假”,相当“假言判断”。“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效”,即大前提。对一未知事物经过论证合于大前提的叫“中效”;不合,就叫“不中效”。“辟也者,举它物而以明之也。”辟,同譬,就是打比方,举他物以说明此物。“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侔,即用他辞衬托此辞的比辞法。“比辞而俱行”,就是比较作为前提与结论的判断,并以其相类、相等或相同为根据而进行的逻辑推理。例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意思是:白马是马,所以骑白马是骑马。)前提与结论之间的两个判断可视为“相类”(同类)。相类,是推理的根据。“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引也。引述对方的论点与自己的论点进行比较,以双方论点属同类为根据,驳斥对方对自己所持论点的否定。“援”,是证明和反驳的方法,而以反驳为主。“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推,相当于归纳推理。予,是推断。以所取者为依据,推断“所不取者”与“所取者”之间的相同,即推。⑤墨子的“七式”给我们提供了各具特色而又严谨合理的论证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进行其政治宣传,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能力的训练。
此外,墨子还提出了“类、故、理”的基本概念和“归纳、演绎、类比”等几种推理形式。墨子的“三表”、“七式”的论证方法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它的逻辑教育不仅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墨子的宣传主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而且对后世的语文教学,特别是议论文教学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作用。
三、强调实践活动、因材施教
(一)实践力行,言行一致。首先,墨子始终强调从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认为学习书本知识虽然是应该的,但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才是根本。他注重实践性教学,教育学生不仅要学思并重,而且要多“信身而从事”(《尚同下》),理论联系实际,所谓“士虽有学,为行为本焉”(《修身》)。其次,他主张“言必行,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兼爱》)。坚决反对只说不做,并且指出“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信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公孟》)。由此可见,墨子把言行一致,实践力行作为考察其弟子的学习或德行是否符合标准的原则。反观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只注重终结性评价,把考试分数的高低作为评价学生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不仅与语文新课标强调关注学生的素质教育的理念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墨子强调实践力行,言行一致的思想。
(二)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墨子在教育学生方面,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是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服务的。这种教育理念强调了教育实践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而不是“一刀切”式的教育模式,只有摸清楚学生的特点,才能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以便顺利而有成效地开展教育工作。同时,墨子在教学中还注意到学必量力的道理。他说:“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大取》)。意思是说学生水平较高的,可教他学习较深些的知识,学习水平较低些的,可教他学习较浅的知识,教师施教应深浅适度,繁简得当。同时,他还告诫学生“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他反对贪多务多,提倡务本约末,并鼓励学生在务本时发扬集腋成裘的精神,积渐成为“天下器”。墨子的因材实践,量力而行的教育原则和语文新课标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是相契合的。
(三)积极主动,不叩亦鸣。与儒家“叩则鸣,不叩则不鸣”不同的是,墨子主张“叩则鸣,不叩亦鸣”的教育原则,认为教师担负着传义布道的社会重任,必须发挥强行“上说下教”的精神。墨子认为在施教时要保持积极主动,对学生不必待而发,而应在学生还没有产生学习愿望时就积极引导。这种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的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确实有一部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较差,需要教师的督促和引导。
四、结语
总之,墨子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孟子曾惊呼:“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墨子独特的教育目标、科技教育、思辨教育等教育思想和实践使得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上独树一帜。不论是在当时,还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教育思想都有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其重视科技和技能教育的知识传授,对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中重书本知识而忽视实际技能的弊端有着重大的启发意义;思辨教育为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许多推理和论证的方式方法;因材施教、言行一致等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我们现今的语文教育工作中仍然值得践行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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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潘月洲:《墨子教育思想探究》,《南京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②孙卓彩:《墨学概要》,齐鲁书社,2007年版。
引言
语文学科是各个阶段的学习活动中的重要学科,它对学生养成良好的语言素养和语文能力有着重要作用,这也是语文课程最基本的教学目标。与此同时,一些语文教学内容还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能够让学生懂得很多人生道理。思政教育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其相互融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一、语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一)语文教育未达到相应的教育目的
语文课程在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习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学生通过语文课程的学习,逐渐形成和提高了自己的听说读写能力和语文素养。但由于受一些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影响,很多语文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只是针对教学内容进行基础性地教学,让学生掌握相应的语文知识,而没有对教学内容进行很好地升华,也没有将语文学科在人文素养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也就不能达到其应有的教育目的。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过于单一
思想政治教育在各个阶段的教学活动中的地位和意义都十分重大。它能够让学生形成和保持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对其认识和分辨事物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但传统的思政教育都是通过相应的思政课进行的,这种单调僵化的教学内容也不利于学生的接受和吸收,往往达不到相应的理想效果。
(三)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有效融合
首先,很多教师忽略了语文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衔接和互融,导致一些思政教育内容被刻板地加入到语文教育中,教育效果也不明显。其次,语文教育中还存在着过于注重思政教育的情况。这不仅忽略了语文学科的基础教育和人文性教育,还导致语文教育过程因过多的思政教育内容使学生没有充足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
二、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语文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各方面能力
相应教师通过语文学科教育,可以使学生学习到相应的基础知识,如语言文学知识和文化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涵养。与此同时,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语文技能也能得到相应的提高,为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和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生还能够在不断的学习中使自己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得到相应地提高和发展,从而使其创造性意识和创造性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相应地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不断发展,还为其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基础,也能使学生在语文教育的过程中领悟和接受相应的思政教育。
(二)语文教育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往往涵盖了各个时代丰富的知识信息。这不仅能够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还能够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厚的人文气息。这样充满人文氛围的语文教育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还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同时,这些学习内容和人文素养的形成有利于学生形成和发展自身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为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提供良好的环境。可以说,语文教育的人文色彩使思政教育充满吸引力,也能够更好地达到相应的效果。
(三)语文教育有生动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语文教育能够让学生在了解和掌握相应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能使其通过相应的文字描述感受到或想象出一个生动形象的画面或世界。这与语文教学内容所展现出的形象性和画面感有着密切的联系。生动形象的教学内容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能够使其主动通过学习获得相应的感悟,为思政教育提供有效的辅助。与此同时,语文教师在进行语文学科教学时往往可以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教师将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合理地讲解和传达,还能使学生更好地接受和吸收,也能够使师生共同参与到相应的教学活动当中。多样的语文教学形式在提高学生参与性和学习兴趣的同时,也为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入和积极开展提供了相应的帮助。
三、如何将语文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一)对语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准确的定位
首先,相关教师应转变相应的传统观念,正确认识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和学习素养,它还能够完善和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对其全面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其次,语文教育还要融合思政教育。依据教育方针和教育发展的需要,语文教育应承担起相应的德育和思政教育的责任。此外,思政教育要打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形式和平台向学生传递科学的思政理念,以提高其对思政教育的兴趣。同时,思政教育的内容除了相应的科学理论以外,还应增添一些与生活实际息息相关的内容,以使学生能够从日常行为中不断完善自我。
(二)将语文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
首先,为了更好地将思政教育与语文教育进行有效结合,语文教育的相关内容要进行合理地挑选和设定。语文教师可以选择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明确的思想性的作品进行相应的思政教育,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名言警句或者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进行相应的思政教育。这样的语文教育素材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相应的辅助,也有利于学生进行相应的学习和感悟。其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上,语文教育也要进行相应的协调和搭配。教师既可以针对相应的语文教育内容运用讨论分析的方法,让学生自主地去理解作品中的深刻意义和思想内涵,也可以通过专题性教学的方式,将相关主题的内容进行融合,还可以利用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共同探索相关学习内容的背景和思想内涵。这些教学方式不仅能够使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还能够使其从中获得思考和启发,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
(三)充分发挥语文教师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
教师在语文教育和思政教育中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使教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教师需要进行相应的学习和自我完善。首先,语文教师应掌握充足且与时俱进的思政理论。语文教师要想在语文教育中更好地融入相应的思政教育内容,其必须要对思政理论及其相关知识进行全面地了解和相应地掌握,这样才能够使其在语文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融合相应的思政内容。其次,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语文教学能力。这不仅要求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的相关知识进行不断地更新和及时地掌握,还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进行相应的自我完善。这不仅有利于语文教师知识面的拓展,也有利于教师掌握相应的教学技能,对思政教育的进行提供相应的基础和保障。
(四)依据学生情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每个阶段学生的学习状况和个人身心发展状况都存在着相应的差异。在进行相应的思政教育时,语文教师应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这既能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又能够使思政教育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五)充分开展合理的实践活动
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有利于学生对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有效地巩固和自我认同。首先,语文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实践活动来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如举办以“爱心”为主题的校园实践活动。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举办“我爱社区”的实践作文活动,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写作的素材,也能够在无形中接受相应的思政教育。其次,学校也可以通过举办相应的活动,将语文教育与思政教育进行有效结合。如,举办“爱国主义”学习周,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了解到相应的爱国故事,进而受到一定爱国教育。
结语
语文教育是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对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思政教育是学校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有利于引导学生的思想方向,对其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语文教育与思政教育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语文教育,可以使学生在无形中获得相应的思政教育;思政教育通过语文教育平台也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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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重视道德的养成中国古代蒙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道德教育,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蒙养之始,以德育为先。”在接受系统教育之前儿童对许多事物都处于探索发现的状态,启蒙教育是奠基阶段,根基牢固与否直接影响儿童今后的成长,所以古人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在教予儿童知识之前,先对其进行道德教育。蒙学教材中渗透着众多的德育思想,如《三字经》中就包含了“仁、义、诚、敬、孝”的思想,通过学习这些教材培养儿童积极健康的心态,从而帮助他们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保持积极向善的本心。
1.2注重朗读与背诵古语有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古人主张多读书,注重读者的自我体验。古代蒙学教育也是如此,主张儿童多读书。与现今的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注重课文分析的教学方法略有不同,蒙学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的朗读与背诵。蒙学教材选文对仗工整、注重押韵、富有节奏感,适合儿童的朗读。在朗读过程中夫子不但要求学生做到“心到、眼到、口到”,还要求学生熟读成诵,从而培养童蒙的语感以及自学能力。音乐性较强的蒙学教材利于儿童的背诵。如:《三字经》、《弟子规》都是整齐划一的三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背诵。相较于深入分析课文,夫子更加注重童蒙的自我阅读体验,往往在对课文进行简单的讲解后,留出较多的时间让学生朗读与背诵,在熟读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参悟课文的内涵。
1.3注重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鲁迅认为:“教育是要立人。”立人的事均无小事,万丈高楼平地起,对童蒙的教育就应从点滴做起,培养他们良好的行为习惯。教育家洛克认为:“习惯一旦养成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长久积累而成的。一旦养成就会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儿童的成长。好的习惯能够促进儿童的成长,是儿童取之不尽的财富,所以古代教育家十分注重童蒙良好习惯的养成。如: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就分别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这五个部分对童蒙的生活起居,言谈举止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从生活细节着手,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
1.4内容丰富的蒙学教材对于儿童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着许多未知的事物等待他们去发现探索,古代蒙学教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天文、地理、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向儿童展示着大千世界,扩展童蒙见识,培养他们的兴趣。除此之外,依照儿童的年龄特征,童蒙教材还引入大量贴近生活的故事,对儿童进行人文思想的熏陶。如:“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五子登科”这些故事让童蒙在寓教于乐中学有所得。
2蒙学教育对现今小学语文教育的启示
历史的车辙不断向前,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回顾过去,吸取蒙学教育的养分能够更好地滋养小学语文教育的根基。在课程改革不断前进的浪潮中,各种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层出不穷,纷繁复杂,也给教师带来怎样才能教好语文的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崔峦先生曾说:“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求发展。”怎样简单而又扎实的教语文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蒙学教育精髓中得到一些启示。
2.1注重读与写的训练何为语文?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言。文本于语,不可偏指,因合而言之。”而语文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培养新生一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行之有效的办法当为基本功训练,朗读与书写就是语文基本功中必不可少的两项。通过朗读能较快的将学生引入教材选文特定的语境中,在这个语境中去积累字词、感受语言、培养语感。特级名师于永正认为:“没有朗读或朗读不到位的课堂是冷冰冰的课堂,是没有味道的课堂,是没有灵性的课堂。要把孩子教聪明,就得好好朗读,朗读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声情并茂。”朗读是语文课堂的灵魂。在教学中教师应针对具体的课文以及教学目标来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如:科技性较强的选文,应注重学生阅读思维的训练,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此类文章的方法。注重学生自己的阅读体验,切忌让自己的阅读体验代替学生的阅读体验。而对于人文性较强的选文,则应注重学生的朗读训练。对于理解力不足的小学生来说,对于课文中的人文精神、用字艺术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障碍,教师过多的分析会让他们感到云里雾里,蒙头转向。这样的教学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所以对于此类文章应提倡学生多读,教师进行范读,通过教师的范读指导学生的朗读,在朗读过程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学生通过模仿教师的范读还能揣摩教师的朗读技巧,提升自己的朗读能力。除了提倡朗读教学外,还应要求学生背诵。背诵是学习语文不得不下的苦功夫,教材中不乏优秀的选文,这些优秀的选文无论在语言还是内容上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对于这样的选文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背诵,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能帮助学生将优秀的语言文字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小学是儿童发展的关键期,小学语文教育除了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以外,还应该注重书写训练。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脑使用的普及,下笔写字的机会逐渐减少,人们的书写水平也有所下降,有时还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音形义结合于一身,有着它独特的魅力。能正确工整的书写祖国文字是语文素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小学教师应遵循书写规律,选择科学的训练方法,对小学生进行书写训练,提高小学生的语文素养。
2.2培养小学生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通过大量的阅读,能增长见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古代蒙学教育主张童蒙多读书,通过阅读扩展自己的视野。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是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有益的书籍凝聚着作者的智慧,作者对语言文字的把握,思索问题的方式都值得学生学习,学好语文离不开大量的阅读。教师与其让学生在题海中把握语言的运用技巧,不如抽出部分时间,让学生阅读优秀的书籍,在语言实践中去学习语言文字的运用。虽然小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但是阅读习惯的培养仍然重要。广泛的阅读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而且在达到一定的阅读量后,儿童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都能得到提高。这样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就能在愉悦的心情下形成良性的循环。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体情况,推荐他们阅读优秀的书籍,在需要的情况下予以指导。长期坚持下去,学生有望养成良好阅读的习惯,这个习惯能让他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