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包合同法律关系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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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合同管理的地位十分重要，其管理职能已包括进度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及信息管理等。现今我国建筑工程项目的实施多数通过合同委托完成的，这种趋势决定了合同的独特作用。由于社会生产分工需要，工程中会存在多个参与单位，那么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出现不少工程合同。工程合同中双方合同居多，也存在部分的三方合同，并且后者的数量和重要性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

1 我国建筑工程合同的特点

1.1 合同一次性

任何建筑工程项目，总体来说都是一次性的，这是工程项目最显著的特点，这使合同的签订存在不确定性，实施过程也存在着风险，合同的签订和实施得不到可靠的参照。

1.2 合同标的物

建筑工程对象系统具有复杂性、个性化特点。建筑工程体积大，而且涉及较多的专业门类，建筑工程一般由硬件和软件结合，科技含量高。

1.3 合同价格和工期的不确定性

建筑工程合同的价格和工期先经过招标投标进行确定，再进行工程设计、供应和施工程序。但是在工程招标和投标阶段，对合同标的物，也即工程对象系统的描述一般是不完整的，因而双方的理解会不一致。因此，承包商也难准确落实到工程的合同价格和工期，这也会造成工程合同出现矛盾。

1.4 合同标的物的实施过程风险大

由于建筑工程项目具有一次性、复杂性、重要性以及项目投资金额巨大的特点，使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风险性大，因此，业主往往要参与项目的实施过程，掌握项目实施的主动权。

2 三方合同的起源及其类型

2.1 三方合同的起源及其关系

建筑工程项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需要经历：（1）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运行阶段等；（2）实施建筑、土建、水电机械设备及通讯等专业设计及其施工活动；（3）施工要做好各种材料、设备、资金和劳动力的准备。建筑工程的参与单位之间形成各种不同的经济关系，合同也是多样性。

此外，由于现代建筑工程各方面的实施压力大，业主有必要寻求第三方协助。三方合同的关系包括：（1）业主选择平行发包，其中一方承包商由其他承包商进行协助；（2）联合投标来承包某项建筑工程；（3）大项目为防止腐败，为节省投资，投资人、项目管理公司及使用方会形成相关合同。

2.2 三方合同的常见类型

2.2.1 建筑工程实施合同

在施工过程中，如果业主选择平行发包，那么常会出现三方合同。当业主把建筑工程中的土建和内隔墙进行平行发包时，在施工过程中，内隔墙就需要使用土建单位的机械，并要受到土建单位管理，这样会存在一个三方合同。

2.2.2 建筑工程联营承包合同

在现代一些较大型工程中，联营承包比较常用。联营承包合同是指两家或以上的承包商，一般有设计单位、设备供应商及工程施工承包商等，共同签订联营承包合同，成为联营体进行联合投标，并与业主签订总承包合同。

2.2.3 建筑工程三方代建合同

三方代建合同模式在北京、武汉和浙江有进行试用。三方代建合同一般由政府投资管理部门、代建单位和使用单位进行签订。这种方式除了规定代建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外，对政府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也有一定的规定。

3 建筑工程双方合同与三方合同的对比

3.1 建筑工程合同标的的区别

3.1.1 合同标的相同之处

合同标的的定义：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合同标的物定义：指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举例：在房屋租赁中，标的是业主和租赁者关系，而标的物是所租赁的房屋。）标的和标的物不是的。工程合同标的是必须，标的物则是非必须的。在建筑工程合同中，双方合同和三方合同的共性：（1）标的物在性质和范围上没差别；（2）工程对象系统可以相同；（3）合同工作内容上相同，都是全寿命周期范围内的工作。所以，双方合同和三方合同可适用于相同的标的物。

3.1.2 合同标的不同之处

建设工程合同是发包人和承包人法律关系的双方合同。双方合同的主体只有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合同的好处：（1）有利于权利和义务划分、纠纷的解决；（2）有利于标准化和格式化；（3）有利于研究合同和推广标准合同。在工程双方合同中，双方合同标的的特点是双向的、对等的。

相对，在三方合同中，其合同标的的特点：（1）权力和义务相关联，只有在三方共同制约的条件下，权利和义务才能达到平衡状态；（2）三方的权力、义务、责任及知情权等相互制约。这是建筑工程双方合同和三方合同的最大区别。此外，在建筑工程三方联营承包合同中，联营组合中的每个参与单位，除具有联营合同规定自己的工程范围责任外，还跟业主有合同法律关系。这种双重合同关系在三方合同中比较特殊，双方合同不具备这种特点。

3.2 建筑工程合同性质区别

在建筑工程合同中，双方合同中承包合同的目的大多数是工程成果和报酬的交换性质，这是双方合同较常见的，其合同关系适用于合同法调整范围。

三方合同比双方合同复杂，三方合同既是一种合同模式，也是一种社会契约。三方合同的联营承包合同中，其目的是合同各方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而联合投标，因此，这种模式是一种社会契约。联营承包带有团体性特点，性质上跟合资公司又有区别。所以，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和一般公司的法律原则，都不适用于联营承包合同模式，联营承包合同的法律基础是民法中关于联营的法律条文。

此外，三方代建合同比联营承包合同更复杂。代建合同的法律制度设计和现行的法律环境还存在矛盾，两者的矛盾在于：代建关系是一种民事委托关系，也是行政委托关系，导致代建行为的法律关系分不清，由于代建制度不是一项法定制度，通过委托代建，虽然建设单位的民事责任风险转移了，但行政责任风险并没有转移。我国目前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完善，导致代建机构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而三方代建合同的目主要是合同各方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而联合组成的，这可作为一种社会契约。联营承包和代建合同，两者的范围都超出了合同法的调整范围，而担保合同也可能出现同样情况。可见，双方合同和三方合同的在性质上区别较大。

3.3 建筑工程合同效力的区别

建筑工程合同一经签订就生效成为合法合同，属于一个法律文件。签订合同的双方要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权力和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合同双方中，如果一方失职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必须接受法律惩罚，给予另一方经济赔偿。工程项目除了特殊原因不能实施之外，合同双方没权摆脱这种法律责任，这是建筑工程双方合同的效力特点，这种特点也适用于三方合同。

在三方合同的联营承包合同模式中，双方合同法律约束力的特点不存在。由于联营承包合同在工程承包合同投标前进行签订，它只是工程承包合同的一个附件。联营体在资格预审时，业主会将其视为一个总体单位进行审核，但也要分别考察各方的资质和业绩等方面。业主在评标时，要研究联营承包方、联营合同、联营体的运作情况等，并考虑相关风险，当业主的总承包合同签订后，联营承包合同正式生效；总承包合同结束，联营承包方才能解体。由此可见，三方合同中联营承包合同的效力是有条件限制的，受总承包合同的签订条件限制，否则失去效力。这跟双方合同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双方合同在单方毁约的情况下便以结束告终。三方合同除了业主其他单方合同毁约也能继续履行。在三方合同的联营承包合同中，若单一个联营成员退出，那么其权利义务则由其他联营成员分担，联营体继续施工直至工程完成为止。

4 结语

建筑工程合同是制约合同双方经济行为的一种手段，是工程建设中参与单位的纽带，是施工中合同双方的最高行为准则。我国现代建筑行业要求和复杂性逐渐加大，加强合同管理能够确保工程的顺利建设。在我国的工程实践中，三方合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双方合同的不足之处，但不足的是，三方合同具有复杂性，在法律主体上还存在矛盾和争议，并且要求更高的合同管理水平，因此，三方合同是实施，更要开拓思路，从不同角度考虑，灵活运用三方合同的法律关系，维护好各方参与单位的关系并明确责任，确保工程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周建华.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比较研究[J].经济师，2009，(08).

[2]王宏亮.FIDIC合同条件下的一个三方合同问题的案例[J].四川水力发电，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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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包方为获得项目承包权或顺利完成项目寻求第三方协助。

由于现代建设工程项目投资日益增大,技术日益复杂，工期要求日益增高，承包商压力越来越大。在大型及特大型工程项目中，由于某承包商能力有限，为能在投标中取胜获得该工程的承包权，该承包商可能会寻求其他专业承包商组成承包联营体[2]。如工程施工承包商联合设计单位和设备供应商签订三方联营承包合同，作为一个联合经营体进行投标，并与业主签订总承包合同。该三方联营承包合同需作为总承包合同的附件合同，其法律效力只有在总承包合同签订的情况下才成立。或者在工程项目平行发包中，某承包商需要借助其他承包商才能顺利完成某项施工作业，在业主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两承包商和业主三方签订一个三方非联营承包合同。

（2）业主（政府）为降低风险、实现工程建设施工和项目投资资金的专业化管理。

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往往规模大、投资高、结构复杂、管理困难。为充分发挥招投标制度的积极作用，防止腐败，改革政府的投资体制，推行公共工程建设的专业化管理，全国各地试点进行了“代建制”。其中北京、武汉、浙江采用的代建合同模式就是“三方代建合同”，由政府投资管理部门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

（3）国家为化解建设信用风险，用经济手段管理建设市场。

1998年，建设部提出“要在全国建设工程领域逐步建立健全工程索赔制度和担保制度”。紧接着，首家专业化工程担保公司成立，许多专家学者也深入进来对工程保证担保进行了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在众多的担保模式中，保证担保是以债务人、债权人之外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第三方担保人的信用作为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方式，其在工程实际的应用形成了“三方担保合同”。

（4）项目发起人为实现资金的杠杆效应，在项目融资模式上进行了创新。

基于杠杆租赁的项目融资模式在国际上较为流行，资产出租方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租赁资产的所有权，通过出租获得收益。显而易见，出租获得的收益肯定比银行的贷款利息要高很多，出租方由此实现资金的杠杆效应。另外，这种融资模式具有显著的税收优势，通过吸收项目中资产折旧和利息的扣减使税收大大削减，实现出租人（项目发起人）、承租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三方共赢[2]。在这种融资模式下签订的杠杆租赁合同也是一种三方合同。

1.2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从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产生出发，笔者提出建设工程项目三方合的定义:建筑工程三方合同是在工程实践中,为了更好的完成工程项目总体目标，实现多方共赢，而出现了三方合作，为明确在某一具体阶段或目标下，当事三方的责任、权力、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

1.3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特点

（1）有三个事实上的合同主体。

在三方合同中,三个合同主体都是事实上的合同主体,都需要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力。如在三方代建合同中，投资人（政府部门）、使用人、代建人都是合同的主体，相互之间通过三方代建合同相互制约达到责任权利的均衡。在三方合同中,双向关系即可以达到权力义务平衡的状态是不存在的。三方合同标的特点是权力义务连环,权利义务只有在三方制约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达到平衡[2]。三

方代建合同”，除规定代建单位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外，还明确规定“政府主管部门”的权限和义务：对代建单位(受托人)的监督权、知情权，提供建设资金的义务。“使用单位”的权利和义务：对代建单位(人)的监督权、知情权，对所建设完成的工程和采购设备的所有权；协助义务、自筹资金供给义务[4]。由于三方合同中三个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个整体，不能简单地把三方合同拆分为两份双方合同,否则将难以全面把握和理解,合同主体间的权利责任关系，造成合同管理的困难。

（3）三方合同既是一种合同模式，同时还属于一种社会契约。

如三方联营承包合同的目的是合同各方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而联合，所以它属于一种社会契约[5]。联营体具有团体性,但它在性质上又区别于合资公司。因此,工程承包合同的法律原则和一般公司法律原则都不适用于联营承包合同关系,它的法律基础是民法中关于联营的法律条文[6]。

另外，三方代建合同就更加复杂。代建机构作为项目法人的制度设计与现行的法律环境还存在一定矛盾，笔者将在后面具体讨论。

（4）三方合同的内容差别非常大。由于合同主体利益立足点和标的物的巨大差异，使得三方合同在合同内容上千差万别。如三方联营合同关注于如何进行资源整合以能够签订总承包合同；三方代建合同关注于如何分配权力；三方担保合同关注于分担风险；杠杆租赁合同则关注于效益的最大化；非联营承包合同则关注于在确保工程顺利实施的条件下实现承包商的利益和降低业主风险。

2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是”

2.1完善了现有的建筑工程合同体系

我国工程承包合同关系和合同形式的主流模式是设计和施工分离的平行承发包,而且在设计和施工领域还有专业化的分工。由此而产生的合同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双方合同。但在现代工程建设中，随着各种承包模式和融资模式的产生和应用，工程建设涉及各方的关系纷繁复杂，双方合同在平衡各方权利和义务上出现了盲点。三方合同的出现使得现有的建筑工程合同体系得到了补充和完善。

2.2拓展了建筑工程合同的范围

从以上常见的几种三方合同来看,建筑工程三方合同涉及的工作内容和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合同内容也已经超出了传统的设计、施工和劳务合同范畴。如三方代建合同在前期策划阶段就要签订，其合同内容关注于合同当事三方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杠杆租赁合同和工程担保合同,也都大大地拓展了传统建筑工程合同内容的范围。

2.3丰富了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新的融资方式、工程承包模式和管理模式不断出现,同种类丰富和合同形式也不断增多。建筑工程三方合同就是其中顺应时代和行业发展的一个产物，其合同形式、内容、组织行为、组织架构、风险分担和操作流程等对现有的工程项目管理理论有着极大的丰富作用。

2.4促进相关法律的发展

实践工作总是走在前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总是相对滞后,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三方合同也是如此。三方合同的出现,不仅仅是对现有合同体系的有力补充,同时也对相关法律提出了新的课题,从而促进其发展。

3建筑工程三方合同的“非”

3.1部分三方合同的合同关系超出合同法的调整范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三方代建合同和三方联营合同都超过了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3.2三方代建合同的法律关系模糊

代建机构作为项目法人的制度设计与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委托制度的规定有所不符。在三方代建合同的合同主体中，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属于行政法（财政法）上的主体；而代建单位、使用单位属于平等当事人的“民事主体”，这种法律主体的交叉直接导致了代建行为的法律关系不清。通过委托代建,建设单位的民事责任风险转移了,但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并没有转移,原因在于代建制度并不是一项法定制度。尽管在《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到了“代建制”,但由于相关的配套政策还不健全,代建机构的法律地位仍不明确。

在北京市的试点中，由北京市“发改委”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合同，浙江省的试点中，由“政府投资综合管理部门”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合同，按照《中央预算投资项目招标选择代建单位试点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中央预算投资项目代建制就应当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合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妥[4]。

3.3三方合同的内容及其对应的组织结构和信息流较双方合同要复杂得多

对合同涉及各方的实际合同管理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使得很多合同管理水平有限的单位对三方合同理解和管理出现漏洞，导致纠纷、损失甚至合同的失效。在有业主参与的三方合同中,三方都有责任权力义务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实体,界面的划分相对复杂。在组织上,由于合同内容的复杂化,导致组织结构的相对复杂,组织结构与合同关系不再相互对应。

3.4容易造成多头领导

在三方合同中，由于组织结构复杂，与合同关系不再相互对应，各方在处理问题上又都喜欢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造成多头领导，多重矛盾，导致能量内耗，效率低下。

4建筑工程中使用三方合同应注意的问题

（1）广开思路，转换视角，灵活应对三方合同的法律关系。对于三方代建合同，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或者“发展改革委员会”，不宜直接成为代建合同的当事人。因此，解决问题须从改变出面签订合同的“委托方”（即“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的性质入手。如果能够在“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之下，设立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投资项目管理机构”，由该“投资项目管理机构”出面选择代建单位，并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三方代建合同”，即可使“三方代建合同”成为符合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一种“新型合同”类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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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施工合同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法律规定和实践认识都是一致的，其作为该权利的主体毫无异议，但对于勘察、设计合同的承包人是否对建设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则存在分歧。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主张，这里所谓建设工程合同，应作狭义解释，仅指《合同法〉〉第269条第2款中的施工合同，勘察合同和设计合同不包括在内。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合同法》第286条将所保护的债权称为工程价款，而勘察、设计承包人对发包人的债权，根据《合同法》第274条和280条的规定却表述为“费用”，两者措辞不同。同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性质上作为一种担保物权，必须以担保物的存在为前提。而勘察、设计费拖欠时，建设工程原则上尚不存在，不具有权利行使的客体对象。在施工合同承包人价款未获清偿时，建设工程已经完成，才有工程折价、拍卖优先受偿的可能。”笔者认为，勘察、设计承包人应当成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主体，理由是：

1、根据《合同法》第269条第2款规定：“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与施工合同。”即法律规定建筑工程的外延，除了工程的实际施工项目以外，还包括建设工程项目的前期勘察与设计项目建筑工程承包人不仅指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还包括工程的勘察人与设计人。故发包人对勘察人、设计人与施工人的工程欠款，应当列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欠款。

2、《合同法》第286条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解决发包人拖欠工程承包费问题。勘察、设计承包人的利益也自然应当同施工承包人一样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这与材料供应商和工程监理公司不同，工程材料、设备供应商与建设单位之间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工程监理提供的是一种技术性的服务，与建设方系委托合同关系；故材料、设备供应商与工程监理单位均无权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此，在《合同法》第286条并未将勘察、设计承包人予以明确排除的情况下，对该条中的建设合同承包人进行限缩解释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

3、在建工程抵押己为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司法解释所确认，考虑到勘察、设计承包人都参与了建设工程的价值创造，因此，以在建设工程作为其债权的担保对象并无立法的任何障碍。同时，虽然在发包人拖欠勘察、设计承包费用时，因建设工程尚不存在或正在建设而暂时不能行使优先受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以后永远都不能行使，更不能以此来否认勘察、设计人优先受偿权的存在，因为权利在实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不能否定权利本身的成立。

4、勘察、设计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也得到了国外法律的认可。《日本民法典》第327条规定，对于不动产工程享有先取特权的主体包括工程中承担设计、施工或监理的工匠、技师以及承包人。《法国民法典》第2103条也规定，享有不动产优先权的主体不仅包括建筑师、承包人、瓦工和其他工人，甚至还包括为支付或偿还上述人员的款项而提供借贷且借贷用途得到确认的借贷人。

二、分包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根据《合同法》第272条规定，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总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总承包合同是指发包人与承包人就某项建设工程的全部勘察、设计、施工签订的合同。承包人应当就建设工程从勘察到施工的整个过程负责。在此种合同中，承担建设任务的当事人称为总承包人。所谓分包合同，是指己经与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合同的总承包人或者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将其承包的工程建设任务的一部分交给第三人完成，此种合同就是分包合同。总包合同与分包合同是两个合同。虽然依照法律规定，分包必须经发包人同意，并且第三人在签订合同后，要与总承包人或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发包人并不是分包合同中的当事人。总承包人对建设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已非常明确，但分包人是否可以作为优先受偿权的权利主体，我国法律并未规定。从国外立法来看，根据美国法的规定，分包商可以向发包商直接主张留置权。在瑞士，法律也承认次承揽人的优先权，而且在顺位上还优先于承揽人。

笔者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成立，须因合同之债而生，其权利义务的双方当事人为发包人与承包人，这也是建设工程承包人基于合同之债而对发包人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反之，与发包人不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无法享有基于合同之债而形成的优先受偿权。根据我国《建筑法》第29条第二款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可见，在建设单位发包人与总承包单位、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之间存在两个独立的合同法律关系，发包人与分包单位之间并不存在基于合同关系而直接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发包人也就不会对分包人形成迟延支付工程价款的违约行为。因此，建设工程的分包人只能向总承包人主张合同之债，而不能就该债务对工程本身行使优先受偿权。分包人也就无从向发包人主张优先权。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和上述的法律规定，总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这是建设工程承包人基于合同之债对发包人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分包人不能主张该优先权，在总承包人拖欠分包人工程款时，可以由分包方和总包方及发包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分包方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由法院通知发包方履行协助义务，将应付给总包方相应的工程款予以保全。如果发包人根据总承包合同应当向总承包人支付该到期分包合同价款而没有按期支付，总承包人有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和应享有的优先权，根据《合同法》第73条规定，分包人有权向作为次债务人的发包人行使代位权。在这种情况下，分包人依法间接享有了优先受偿权。反之，如果赋予分包人对工程欠款的法定优先权，将给司法实践带来操作上的困难。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总承包单位可将部分建设工程分包给若干分包单位，但不得就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成若干部分后发包给几个分包单位。”因此，分包单位可能享有的债权金额，仅为建设工程总价款的极小部分。因此，建设工程欠款的优先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其权利主体只限于与发包人确立了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关系的勘察人、设计人和工程总承包人，而不包括建设工程施工的分包单位。

三、合法的转包人也享有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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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于6月2日收到被告的通知，被告临时通知原告，公司副总裁要再进行面试。经过面试，公司觉得原告不太符合录用条件，要求原告回去准备一些文案资料，期间双方保持电话联系，2015年6月17日被告电话通知原告不予录取。

原告于5月26日下午14时向原单位提出辞职，当天原单位电子邮件回复同意原告的辞职申请。原告于6月1日正式离职。庭审中，原告提供了原单位开具的离职证明，载明双方于2015年6月12日解除劳动关系。另提交了其与原单位的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3年12月11日至2016年12月10日；4、5月工资打印单，被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

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原告未实际办理入职手续，也未在被告工作过。

现原告认为其应约二次到被告公司面试，被告面试合格后向其发送了录用通知函，确认其被录取，其亦回复邮件确认次日办理入职手续。为此，原告自原公司离职。但原告到被告公司办理入职手续时却被告知临时决定公司副总裁要再进行面试，半个月后，被告表示副总裁对原告之前的从业经历不满意，电话告知公司无法继续录用原告。现因被告公司确定招录原告后又通知不予录用致使原告失业，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故原告要求：（1）被告赔偿原告3个月工资总和作为失业及再就业期间的经济损失；（2）赔偿原告未签书面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被告则认为，其虽然向原告发出录用通知函，但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此录用通知函只是要约邀请的性质，现合同不成立，其亦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理结果：]

法院认为：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劳动合同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在这一协商的过程中，双方仍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从事相应行为。如果在缔约过程中，招聘单位以其行为导致应聘者形成合理信赖，并且应聘者基于此种信赖关系从事相应行为导致损失的，招聘单位应对该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已向原告发出录用通知函，原告基于信赖与原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被告因内部的招聘流程而不再录用原告，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了原告的信赖利益，故被告应赔偿原告基于对订立劳动合同的信赖而辞职造成的损失。法院综合考虑被告在招聘过程中的过错、原告离职后的失业时间、再就业的误工成本等因素，比照录用通知函约定的试用期工资标准，酌定被告支付原告7200元作为赔偿数额。

判决结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北京市某旅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杨某经济损失人民币7200百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意见：]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劳动合同是否成立，也即双方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的问题，如果劳动关系成立，则在劳动基准法的范畴内本案是否存在违约或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问题，如果劳动关系不成立，则应在民法体系内考量。

（一）劳动关系的成立时间如何确定

《劳动合同法》第七条对于劳动关系的建立规定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这一点与《合同法》对于合同成立时间的规定明显不同，《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可见民法范畴内的合同关系大多是诺成性的，只要承诺的通知书到达要约人时即生效 ，承诺生效时合同即成立。而《劳动合同法》将建立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志从“签约”改为“用工”，即用工和签约在该法中已被相对分离，因此仅有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尚不能认定双方已经建立劳动关系。另外，因为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它的本质是强调劳动者将其所有的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它的本质是强调劳动者将其所有的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者一旦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就应将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纳入生产过程，所以，在判断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主要的标准便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用工行为、劳动者是否已同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本案中，经过二次面试，被告已经决定录用原告，对于工作岗位、薪酬标准亦向原告发出要约，原告回复邮件表示同意应作为承诺已生效，但双方的劳动合同法律关系并未建立，即原告不得在劳动基准法范畴内主张权利，即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不能得到支持。那么劳动者基于什么保护自己的权利呢？既然劳动关系尚未建立，劳动者就不能在劳动基准法范畴内主张权利，那么可否跳出劳动法，在合同法项下寻求救济？

（二）劳动关系不成立时，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劳动法律法规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民事法律，也就是说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而劳动法律关系既有平等性的一面，又具有不平等性的一面。双方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劳动者则有接受用人单位指挥、服从用人单位管理，依附于用人单位的不平等的一面。但双方缔结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却是平等协商的结果，那么就可以将《合同法》项下的缔结过失责任引入至本案的处理。被告向原告发出的录用通知函已经确认正式招录原告，只需到单位办理入职手续。原告回复同意，并基于对于录用通知函的信赖，辞去了原单位工作，于次日到被告报到，但被告因其内部管理流程问题，没有给原告办理入职手续，亦未实际用工，在原告等待半个月后告知原告不再被录用，致使原告失去原工作后不能及时就业，被告在招聘过程中存在过失，应赔偿原告基于对订立劳动合同的信赖而辞职造成的损失。因此法院将综合考虑被告在招聘过程中的过错、原告再就业的误工成本等因素，比照录用通知函约定的试用期工资标准，酌定被告支付原告7200元作为赔偿。

篇（5）

（一）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侵权的有关规定，却适用与案件性质不相符的司法解释。2002年乐法民初字第243号案：第三人邢亚明酒后驾驶无牌证摩托车回家途中，将被告县供电公司正在架设中的横跨公路的高压电线碰断，被碰断的高压线打中路边的受害人巫植，经抢救无效死亡。受害人巫植之妻等诉请被告和第三人赔偿。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审法院改判由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第三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上述司法解释适用于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中还在架设中的高压电线尚未通电，受害人巫植之死与触电无关。被告和第三人均有过错，应按过错之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键问题是适用的司法解释与案件事实性质不符。

（二）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清楚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然而，有些案件虽然认定事实清楚，但由于对法律规则的要素内容不理解，对法条的精神实质不能准确把握，同样导致适用法律错误。2002年乐民初字第292号案：唐海兰和黄修宇均系国营乐光农场中心小学学生。某日下课时，唐海兰跑出教室经过黄修宇身边，其左眼撞触到黄修宇搭放在伍桂全肩上的右手中的圆珠笔笔帽而受伤。经法定鉴定，唐海兰为7级伤残。唐海兰诉请国营乐光农场和黄修宇赔偿。一审法院判决国营乐光农场承担主要赔偿责任（80%），唐海兰、黄修宇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各10%）；二审法院改判唐海兰承担主要责任，国营乐光农场承担次要责任，黄修宇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完全相同，但判决结果截然相反，原因在于适用的法律不同。关键问题在于一审适用《民法通则》第133条之规定认定唐海兰、黄修宇之父母的“监护责任已移转为校方”。这是注定一审错判的根源所在。要特别指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制度是以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对担任监护人的范围已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监护责任不因未成年人到学校接受教育而发生转移。教育机构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在性质上是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责任，而不是《民法通则》第133条规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三）错误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违反证据采信规则，在使用单一证据的情况下，直接用证人证言否定客观真实的书证。2002乐法民初字第267号案：原告孙亚琴凭被告陈秀凤借款时出具的金额为1000元之借据向被告主张债权。庭审中被告对借据无异议，但认为债务已偿清，5位证人到庭作证，证明被告已偿清债务。一审法院适用《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之规定，否定借据（书证）之效力，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认为，在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下，借据（书证）的效力优先强于证人证言之效力。因此，应当依借据认定本案当事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一审法院以证人证言来否定原始书证的证明效力，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民事诉讼证据采信规则，显属适用法律错误。

除上述情形之外，还有因适用法律错误而将本是预付款而认定为定金，进而错判双倍返还定金；将本是质权关系而认定为典权，进而错判权利人可将标的物出租；将本是狭义的无权认定为表见，进而错将效力待定合同判定为有效合同；将本是融资租赁合同错定为一般租赁关系，进而错判出卖方对标的物质量暇疵不承担责任，等等。原因何在？除有些法官责任心不强等因素外，主要是未能把握法律规则的精神实质和适用法律的方法与规则。实践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不但导致案件被二审法院改判，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审法院的公信度和裁判权威。因此，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二、关于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与要求

我们总结多年的审判经验，将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归纳为-查清案件事实，以其表现的法律关系性质，走进法律体系，寻找相应的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寻找相应的“子法”，在“子法”中选择相应的法律规则，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条文。基本要求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下面重点讨论适用法律的基本方法。

（一）查清案件事实，为正确适用法律提供事实条件。案件事实，是法院经过庭审程序依法查证属实的情况。主要包括当事人之间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产生纠纷的时间、原因、经过、情节和后果。尤其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必须查清，对任何一项要素内容没有查清，将可能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例如，三亚市某股份公司经理甲，因单位房改急需款项，遂将个人所有的本公司股票质押给冲坡大地公司瓜菜老板乙，借款8.5万元。借期届满乙诉请主张质权实现债权。由于我们忽视了甲的公司经理身份，没有查清这一事实环节，直接适用《担保法》第64条、第78条第1款、第81条、第71条规定判决质押合同有效。其实，甲为股份公司经理，将本人所有的本公司的股票质押为法所严禁。《公司法》第147条第2款规定：“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据此，应认定甲乙之间的质押合同无效。从结果上来看，如果没有查清案件的主要事实或者全部事实，是不可能最终正确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的。

在审判实践中的一般作法是边查清事实，边寻找与事实相应的法律规范。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也可在法律规范的指引下查清事实。如审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其出资方面的纠纷案件，要在《公司法》第35条、第36条的指引下查清股东转让其出资是否已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是否主张优先购买权；受让的出资额是否已记载于股东名册等等。查清事实和适用法律，两者互为联系，相互结合，不宜分开。

（二）走进法律体系，依据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选准法律部门。法律体系是一国的现行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内部和谐一致而有机联系的整体。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包括宪法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各个法律部门均由具体的法律规范构成。如民法法律部门由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等构成。作为法官，了解法律体系，对于正确适用法律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了解法律体系，才能在法律体系中走进法律部门的大门，选择我们应当适用的法律规范。

然而，法律部门众多，而且“子法”又浩如烟海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选择法律部门？要明确，一般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准是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基本相同的法律规范就可归入同一法律部门。因此，上述标准同样可作为我们选择法律部门的标准。如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调整方法是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民事制裁。审理民事案件，依上述标准就可找到民法法律部门。在法律部门中进一步选择相应的“子法”。如权利质押案件，直接选择《担保法》；融资租赁合同案件，直接选择《合同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案件，直接选择《土地承包法》。

（三）根据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选择、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结构形式具体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义务以及相应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法律规则诸要素逻辑联结方式就是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规则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构成（学称“新三要素说”）。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情况部分就是假定条件，一般包括适用条件和主体条件；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为之方式或范型部分，谓之行为模式，包括可为模式、应为模式和勿为模式；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做出符合或者不符合行为模式的要求时应承担的相应结果部分，谓之为法律后果，包括合法后果与违法后果。我们审理民商事案件适用法律的时候，应当把案件事实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性质、主体、内容、客体等要素内容与所要选择的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三要素”的内容结合起来考虑，凡是两者相吻合的，均可选择、确定适用；反之，不应适用。

在实践中所要注意的是应当把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区别开来。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如法典）均以条文为构成单位。法律条文分为规范性条文和非规范性条文。规范性条文直接表述法律规范（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条文；如《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活动原则。《合同法》第107条规定了承担违约责任的无过错责任原则。非规范性的条文是不直接规定法律规范，只规定某些法律技术内容的条文。如《土地承包法》第65条。因此，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表现形式。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条文都直接规定法律规则，也不是一个条文都完整地表述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在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当考虑相关法律条文所表述的法律规则内容之间的相互联系点，这样可以避免漏选、错选法律条文。

三、关于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的冲突，是指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对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文件作出了并不相同的规定，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就产生不同的裁判结果。在审判实践中常见到冲突情形主要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冲突，新法与旧法的冲突和层级法冲突三种情况。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法律冲突的适用均有具体明确的规则，即普通法与特别法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特别法，新旧法相冲突时，新法就优于旧法和法不溯及既往；属层级冲突时适用效力等级高的法律规范。

即使如此，由于法官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不一和对法律的理解程度不同，对同一案件在发生法之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何种法律规范也常常存在较大的分歧。下面举一例，试作分析。

甲村委会经全体村民一致同意并报镇政府批准，将本村集体所有的靠海285亩沙地于2003年5月采用招标方式向外发包。乙、丙、丁等植树专业户参加竞标。乙中标。5月7日，乙收到中标书。甲要求乙按招标书和乙的投标文件之内容另行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乙以合同已成立为由不同意再签订合同。7月8日，甲将285亩沙地以公开协商方式发包给丙，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乙发现上述情况后，要求甲解除与丙形成的合同关系，遭拒绝。乙起诉，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对本纠纷应适用何种法律规范，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应支持乙的请求。因为乙的投标行为是要约行为，甲发出的中标书实际上是承诺行为。依据《合同法》第24条之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双方形成的合同关系，主体、内容、客体均符合法律要求，故应认定合同有效。甲擅自将沙地重新发包给丙，属严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第二种意见在附和第一种意见的同时，认为甲已侵害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种意见认为，甲虽然已明确承诺且承诺已生效，但双方合同尚未成立，法院不应支持乙之请求。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是：其一，本纠纷争议的实质焦点在于甲的承诺已生效是否意味着甲、乙之间的合同成立。对此，《招标投标法》和《合同法》的规定发生冲突。由于本案采用招标方式签订合同，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规则应选择适用招标投标法的特别规定；其二，《招标投标法》第45条、第46条规定，中标人确定之后，招标人应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中标书发出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法律效力。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知，《招标投标法》对中标通知书的规定，有两点不同于《合同法》关于承诺的规定：（1）《合同法》规定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发生法律效力，而《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通知书只要发出即发生法律效力；（2）《合同法》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而《招标投标法》规定，中标书发出虽然承诺发生法律效力，但在书面合同订立之前，合同尚未成立。事实上，乙中标后，并没有与甲签订书面合同。而且，《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45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应当签订承包合同。”故应适用《招标投标法》的上述规定，认定甲、乙之间的合同尚未成立。既然如此，就谈不上甲违约或侵权的问题了。

当前，在基层法院审理案件中适用率相当高的法律主要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土地承包法》和《海南省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发生冲突，适用时要引起注意，列举如下：

篇（6）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297-03

一、附条件付款条款的法律性质分析

附条件付款条款所反映的法律关系通常都是建立在业主-总承包商-分包商的基础之上，即业主和总承包商之间是总包合同关系，业主是总承包商的付款义务人；总承包商与分包商之间是分包合同关系，总承包商是分包商的付款义务人。具有附条件付款条款的分包合同与一般的分包合同在基础法律关系方面，并无实质性区别。其特殊性在于，分包合同中约定了总承包商向分包商支付分包款项的前提条件是业主向总承包商支付了相应的款项。从本质上讲，总承包商在分包合同对付款条款进行这样的约定，其目的在于使分包商与总承包商共同分担总承包合同项下的收款风险，从而转嫁业主支付不能的风险。

在国外工程承包合同中，附条件付款条款表现为多种形式。① 关于附条件付款条款，一些国家的法律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英国，根据《1996年房屋、转让、施工和重建法案》（Housing，Grants，Construction and Regeneration Act 1996）第113条的规定，施工合同项下以一方（总承包商）收到第三方（业主）付款为前提的付款条款是无效的，除非第三方（业主）破产。因此，“一般而言，附条件付款条款（例如，pay-when-paid条款）是无效的。”②

除英国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法律也都对附条件付款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③ 总体而言，各国法律都对附条件付款条款进行了限制甚至否定其效力的规定。因此，在国际工程承包领域，当合同适用法律为项目所在国或第三国法律时，应当调查所适用的法律或者适用法律所在国的司法判例对附条件付款条款是否有无效或者限制性规定，避免出现因适用该条款而发生法律风险。

随着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业务的迅速发展，附条件付款条款在国内工程承包领域得到了较快的推广。关于附条件付款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由于我国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又各自具有其特殊性，导致对于附条件付款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的意见。如何认识附条件付款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成为工程承包企业是否以及如何适用该条款进而规避相关法律风险的关键因素。

有人认为，附条件付款条款应当被认定为是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而具有附条件付款条款的分包合同也是附条件的合同。在业主未向总承包商支付货款时，总承包商有权拒绝向分包商支付货款，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第45条、46条的规定，总承包商向分包商支付货款的条件还不具备、期限还未满足，因此，总承包商没有向分包商支付货款的义务。

简单地应引用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的规定作为拒绝向分包商支付货款的理由，是对法律条文的片面理解。合同法第45条、46条的规定针对的是合同本身的效力，而具有附条件付款条款的分包合同的效力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无论业主支付与否，均不影响分包合同本身的效力。因此，不能以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作为总承包商不履行付款义务的法律依据。

那么，应该如何认识附条件支付条款的法律效力呢？我们认为，既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附条件付款条款的约定无效，且该条款没有违反我国法律的其他禁止性规定及社会公益良俗，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该条款，双方的约定符合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合同一经成立并生效，该条款即应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受此条款的约束。

二、司法实践中对附条件付款条款的认定

由于我国法律对附条件付款条款没有进行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实践中很多工程承包企业在分包合同中大量使用该条款，因此很容易发生法律纠纷。分析并研究相关的司法判例，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澄清相关法律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依据。

案例一①

总承包商甲公司参与了某工程项目设备采购公开招标，业主招标书要求总承包商甲公司提供生产厂家及工艺设备的相关技术资料。为此，分包商乙公司、丙公司作为设备制造商向甲公司出具了正式授权函，由甲公司牵头参加此项目的投标。标书制作过程中，分包商乙公司、丙公司按照业主招标书的要求完成了相应部分的标书制作，包括商务、技术、安装、服务等部分。后总承包商甲公司中标并与业主签订了供货合同。同日，总承包商甲公司与分包商乙公司、丙公司分别签订了《供货合同》。两个《供货合同》中约定付款方式均为：1.10%的预付款，在总承包商收到业主的预付款后支付给分包商。2.80%的合同款，分包商凭发票、制造厂商出具的出厂质量证书、制造厂商出具的明细装箱单、原产地证书、业主指定的收货人收货签字收据向总承包商提交，总承包商在收到业主方支付的该部分货款后，支付给分包商。3.10%的合同款，在货物通过最终验收后，凭买（业主）卖双方签署的合同货物最终验收证明和发票，在总承包商收到业主支付的该部分货款后，支付给分包商。

后项目顺利执行完毕业并通过业主最终验收。其间，业主仅向总承包商甲公司支付部分货款，总承包商甲公司按比例分别支付给分包商乙公司和丙公司。此后，虽然总承包商甲公司多次向业主催讨剩余货款，但业主皆以资金紧张为由拒绝支付。

分包商乙公司、丙公司向总承包商甲公司索要分包合同款项，甲公司均以合同中约定附条件付款条款以及业主没有支付款项为由拒绝向分包商支付剩余款项。分包商乙公司、丙公司无奈，分别依据《供货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总承包商甲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利息。经仲裁庭审理，分别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份裁决。在分包商乙公司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支持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做出了要求总承包商甲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的裁决。而在分包商丙公司作为申请人的案件中，仲裁庭驳回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裁决总承包商甲公司无需承担付款责任。

上述两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均为：第一，本案《供货合同》是否是格式合同？第二，合同中约定的“总包商从业主收到款项后，再支付给分包商”的付款条款是否有效？

在分包商乙公司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认为《供货合同》是总承包商甲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用于和众多供货商签订此类供货合同，因此该《供货合同》的条款应当属于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格式条款。基于此，仲裁庭认为，该合同条款中关于“买方收到业主支付的货款后再支付给卖方”的内容明显属于免除被申请人责任、加重申请人责任、排除申请人主要权利。根据合同法第40条，应当认定无效。

在分包商丙公司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件中，由于总承包商甲公司向仲裁庭提交了大量分包商丙公司参与项目投标的证据材料，以及双方协商议定合同条款的证据，仲裁庭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认为该付款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并免除、加重或排除当事人的责任。最终，仲裁庭认定该条款有效并驳回了分包商丙公司的仲裁请求。

上述两个案例，仲裁庭并没有对于附条件付款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给予正面的解释和说明。即便是认定附条件付款条款无效的第一个案件，仲裁庭也是借格式条款免除、加重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应认定无效的规定否定了该付款条款的效力，但是，仲裁庭并没有裁定付款条款本身是无效的。可见，就目前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而言，附条件付款条款的约定很难从法律上直接认定为是无效的或者是可撤销的条款。

案例二②

原告金恒达公司与被告首建集团签订中板钢材供应合同，由原告向被告提供中板1 422吨，被告向原告支付价款632万元。关于付款方式双方约定，被告在合同签订后向原告支付预付款400万元，“余款待北京城建道桥公司拨付后支付”（注：原告提供给被告的中板钢材将使用于北京城建道桥公司承包的某道路改造工程中）。合同执行过程中，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了全部钢材，被告对质量等没有异议。北京城建道桥公司向被告支付了124万元，被告已将该笔款项支付给原告，并最终合计支付货款154万元。余款69万元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遂向法院提讼。

庭审过程中，对于“余款待北京城建道桥公司拨付后支付”的理解，双方持不同意见。原告认为，只要道桥公司开始向被告支付款项，被告就应当将余款付清，而不论道桥公司向被告支付的款项是多少；被告认为，只有道桥公司交工程款拨付给被告之后，被告再支付给原告剩余款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合同双方对合同条款理解意见相左，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双方的交易习惯，本着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原则，按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道桥公司如何拨付款项以及拨付数额，并非本案合同当事人所能预料和控制，对该项约定的解释过于苛刻，显然对双方都是不公平的。被告以道桥公司未向其全额支付款项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余款的抗辩意见，系不当解释合同条款。最终，法院依照合同法第60条、第61条和第15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剩余款项。

在本案中，法院亦没有就附条件支付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进行论述，更没有认定该付款条款无效。法院的判决实际是以条款约定不明，合同当事人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为依据判令被告承担还款责任的。

通过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由于法律没有对附条件支付条款的效力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附条件支付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虽然上述案例中并没有直接阐释附条件付款条款是否有效，但上述裁决的背后其实都体现出司法机关对于附条件支付条款效力问题的谨慎态度。在目前工程承包领域业主总体说来较为强势的情况下，对于附条件付款条款效力问题的认定必将对分包商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对于附条件付款条款的适用也要尽可能心中有数，结合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做好必要的风险防范。

三、适用附条件付款条款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虽然附条件付款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还很难得出一个较为统一的意见，但由于法律对此问题尚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为我们适用该条款留下了一定的制度空间。当然，存在一定的空间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这一条款，在适用、执行附条件付款条款时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合同中的附条件付款条款应当尽可能做出明确具体的约定

客观地讲，分包商对于分包合同中的附条件支付条款是非常抵触的，对附条件付款条款进行具体的约定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对于总承包商与分包商协作投标的项目，对于提供了总承包合同项下关键设备、施工内容的分包商而言，在总承包商同样承担业主支付不能风险的情况下，对分包商提出分担收款风险的主张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有可能在分包合同中协商附条件支付条款，就应该尽可能争取对条款进行明确的约定，避免日后执行过程中出现争议。同时，要体现出合同是双方平等自愿协商的结果，避免出现对方当事人以格式条款为由否认该条款法律效力的问题。

2.对于业主指定分包商以及以“挂靠”名义合作投标的分包商，应该在分包合同中坚持适用附条件付款条款

篇（7）

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三方合同；系统研究；

前言：我国在工程合同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长期以来采用平行发包，因此国内的工程合同绝大部分属于较为简单的双方合同。但随着现代工程项目有许多特殊的融资方式、承发包方式和管理模式，不仅使工程项目的合同关系越来越复杂，而且使合同的形式多样化，内容越来越复杂化。其中出现的产物就是三方合同。本文拟对三方合同进行较为系统的剖析，明确其概念和本质，为三方合同的理解、实践和管理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1 三方合同的基本概念

根据199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定义:“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力义务关系的协议。”其中对于建设工程合同有专项定义：“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合同。”[1]出于合同简单化的原因，或者长期以来国内采用平行发包模式或者便于划分责权利，在建筑工程项目中绝大多数合同只有两个合同主体。但由于现代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和投资额巨大，所面临的项目环境也日益复杂，而且项目的建设是一个超企业的行为，出于联盟、制约或风险分担等的目的，三方合同应运而生。

目前，对三方合同进行讨论和研究的文献较少，而且没有对三方合同进行比较准确的、区别与双方合同的定义。作者分析了在工程中较常出现的几种三方合同，如三方待建合同、三方联营合同、三方担保合同等，试图抽象出其共同的特征。但由于三方合同散布于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各个阶段，表现形式不一，其共性较难把握。作者认为，三方合同可以定义如下：“存在三个合同主体，且合同标的必须在三方循环中才能达到平衡的合同。”如图所示：

2 三方合同的常见类型

（1）三方代建合同。为发挥三方当事人的积极性，实现三方当事人的相互制约，防止公共工程招标中的腐败行为，实现对公共工程建设施工和项目投资资金的专业化管理，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计划的执行，实现政府投资体制改革的政策目的，在北京、武汉、浙江代建制试点中采用了三方代建模式，即政府投资管理部门与代建单位、使用单位签订“三方代建合同”。

（2）三方联营承包合同。在现代工程中，特别在大型的以及特大型的工程中，联营承包是经常发生的。联营承包是指两家或两家以上的承包商(最常见的为设计单位、设备供应商、工程施工承包商) 签订联营承包合同，组成联营体，联合投标，与业主签订总承包合同，对外只有一个承包合同。其合同关系如图所示：

（3）三方工程担保合同。工程担保作为化解工程建设信用风险的有效工具、作为以经济手段管理建设市场的有效制度，开始受到国家和人们的重视。在众多担保模式中，保证担保是以债务人、债权人之外的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第三方担保人的信用作为保障债权实现的担保方式，其在工程的实际应用形成的合同就是三方工程担保合同。

3 三方合同的特征

（1）存在三个事实上的合同主体。在国内的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出于监督的目的或者长期以来国内行业习惯，业主作为鉴定方经常会出现在分包合同或者指定分包合同中。但在这种合同当中，业主其实是不在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中的，即此类型的三方合同本质上是属于双方合同。而在三方合同中，三个合同主体都是事实上的合同主体，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享受相应的权力。

（2）合同关系三方连环。在三方合同中，双向关系即可以达到权力义务平衡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其合同标的的特点是权力义务连环，权利义务只有在三方制约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达到平衡。不能简单的把三方合同拆分为两份双方合同，会失去三方合同的本意，因为三方合同中三个合同主体的权力义务关系是一个整体。把三方合同拆分为两份双方合同，难以对三方关系进行全局的把握和理解，从而造成合同管理的困难。

（3）部分合同关系超出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一般的工程勘查、设计、施工合同，都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但三方合同较为特殊，如三方联营承包合同的目的是合同各方为了共同的经济目的和利益而联合，所以它属于一种社会契约[3]。

4 三方合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1）需要对三方合同进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对三方合同的系统研究，不仅仅需要提出更加合理准确的概念，更多的是对三方合同的基本内容、文本结构、风险分担及操作流程进行分析，以期形成完整的三方合同理论体系，明确与传统双方合同的区别，便于三方合同概念的普及和推广，便于工程合同管理人员的理解和把握，提高工程项目合同管理的水平。

（2）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就目前而言，相对应于某些三方合同的法律法规是滞后的。如代建机构作为项目法人的制度设计与现行的法律环境还存在一定矛盾。争议在于代建关系是一种民事委托关系或是行政委托关系，直接导致代建行为的法律关系不清。通过委托代建，建设单位的民事责任风险转移了，但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并没有转移，原因在于代建制度并不是一项法定制度。

（3）统一合同文本。三方合同在内容和形式上千差万别，对所有的三方合同进行文本统一工作是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但是，针对某一种类型的三方合同，统一其合同文本是非常有意义的，如可以对三方代建合同进行标准化。工程合同文本的标准化是项目管理标准化的重要方面。标准合同条件规定了工程过程中合同双方的经济责权利关系，规定了工程过程中―些普遍性问题的处理方法。它作为―定范围内(行业或地区）的工程惯例，能够使工程合同管理，以至整个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化、标准化。显然，我们在三方合同标准化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起草小组.招标投标法操作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第一版.2004.4

[2] 梁慧星.“双方合同”或者“三方合同？－代建制试点中的“代建合同”模式分析” [J].中国招标，2006，（Z1）.

[3]成虎.工程合同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篇（8）

王某承包上述工程后，又与原告彭某商定，并以建设公司的名义分别于2000年6月25日、同年10月10日及同年12月15日与彭某签订承包合同书各一份，共约定彭某分包三座桥，并约定三座桥梁工程的总造价为38100元。

合同签订后，彭某组织人员对三座桥梁实施了施工。其承建的三座桥在合同签订次年即陆续完工交付，并投入使用。施工过程中，彭某从王某处已结得工程款3591.74元，尚欠工程款34508.26元， 王某未能及时支付。2002年春节前，彭某为解决民工工资问题曾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经协调彭某先后数次直接从发包部门预付工程款累计14100元，余欠工程款为20408.26元。2002年5月1日，王某以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彭某发出信函，对未能及时给付工程款表示遗憾，认为未能及时给付的原因系有关单位领导的行为所致。彭某追索工程款多年未果，引发诉讼。

案发后查明，2004年1月11日，王某以建设公司的名义与发包部门签订备忘录一份，该备忘录载明：双方总工程款为364900元，发包部门尚欠建设公司工程款38400元。

原告彭某向法院提出诉讼时，将建设公司列为被告。经向工商部门查询发现，建设公司未到工商部门依法进行登记。为此，彭某以建设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承担民事责任为由，申请变更行为人王某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同时申请追加工程发包人某部门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原告彭某诉称，被告王某假借某建设公司名义与发包人某部门达成15座桥梁的总承包协议后，又将其中的三座通过协议分包给我；但我按照协议施工完毕数年之后，仍被拖欠工程款20408.26元，经多方交涉无结果；现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王某、某部门向我支付上述工程款，并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王某辩称，我单位是1998年按上级的要求组建的联营企业，我本人并不是法定代表人；由于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存在违法乱纪的行为，造成我单位严重亏损，资产和债权严重流失；我为此已多次向有关部门作过反映，至今没有结果；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彭某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部门辩称，我单位尚欠工程款是事实，但拖欠的责任不在我单位，且原告彭某与我单位并无直接的合同关系，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海安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某部门将其承担的建桥工程发包给未经工商登记的建设公司进行施工，被告王某又以建设公司名义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彭某个人施工，双方所签订的承包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行为人王某（被告）以至今未经工商登记的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因此引发的民事责任应由其本人承担。鉴于彭某按合同约定完成了施工任务，工程已交付使用，且王某、某部门对其施工质量未提出异议，故彭某要求王某支付工程款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某部门作为施工项目的发包人，依法应在欠付承包商王某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彭某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作出了前述判决。

评析：本案主要涉及建设工程分包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谓分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承包人将所承包的建筑工程的一部分发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的行为。法律允许分包，但是分包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否则即构成违约或者违法行为，甚至合同无效。分包必须遵循的规定是：一是总承包合同必须是有效合同；二是承包人分包时必须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三是分包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者取得发包人的许可；四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五是分包只能进行一次，不得层层分包。本案被告王某以未经工商登记的企业名义实施民事活动，而原告彭某不具备分包工程的相应资质，因而不仅总承包合同无效，而且分包合同无效。这就产生三个问题：1、分包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2、所谓承包单位建设公司的法律责任由谁承担问题；3、能否要求拖欠工程款的发包单位承担法律责任问题。

关于本案分包无效的法律后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法第279条同时规定：“ 建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接收该建设工程。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该解释第2条同时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的，应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精神，分包合同即便无效，只要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仍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篇（9）

答：收养是指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之间以设立亲子关系为目的的法律行为;立嗣，又叫过继，主要是指没有儿子的男子，立同族的子侄为传宗接代之人。

立嗣的性质并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收养。首先，立嗣者可以有子女，而收养人必须没有子女；其次，只有同族的男子才能被立嗣，而在收养关系中，无论是否同族、无论男女，都可以被收养；再次，男子被立嗣后，在法律上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变，而收养关系一旦成立，养子女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终止了。

“嗣子”与“父母”之间是否享有继承权，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如果形成，那么“嗣子”相当于养子，其和“父母”的抚育、赡养、继承等法律关系，与生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

《收养法》颁布实施以后，构成事实收养的立嗣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过继三方一致同意；二是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以父母子女相称，并解除了与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是过继子女与过继父母之间形成了扶养关系。

土地承包问题

问：土地承包合同应当采用何种形式？其主要条款有什么？

答：土地承包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合同的主要条款有：（一）发包方、承包方的名称，发包方负责人和承包方代表的姓名、住所；（二）承包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三）承包期限和起止日期；（四）承包土地的用途；（五）发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义务；（六）违约责任。

问：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收费？

答：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依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除按规定收取证书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问：发包方承办人、负责人变动或者集体经济组织发生分立、合并的情况下，发包方能否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

答：发包方的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不能变更或解除已生效的土地承包合同。发包方分立成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合并，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其权利义务都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享有和承担。《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发包方不得因此而变更或解除承包合同，否则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赠品出问题怎么办？

问：黄金周期间，王某到商场购买了一台饮水机，商场为促销，赠送了一盒礼品，内装花生、核桃等食品。王某回家后发现花生、核桃等已经产生了异味并且已经霉变，无法食用，遂要求商场予以赔偿。商场则坚持认为，礼盒是赠送品，不属赔偿的范围，拒绝退货或者赔偿。赠送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能否要求赔偿呢？

答：商场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

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讲，商家所谓的“赠与”与我们一般所说的“赠与”不同，消费者只有根据商家要求，在指定地点、指定商品消费总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获得赠与的商品。因此，商家的赠与是附条件的，而不是无偿的。我国合同法规定，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因此，商场应当对赠与商品的质量负责。

而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获取货真价实的商品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是附赠品，也应当具备合格、合等级、合约定的品质，商家不得以赠送为由提供不合格产品或者假冒的产品。事实上，商家用于促销的赠品大多数也计入销售成本中，因此，赠品实际上也是商家用于销售的产品，应当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产品质量法的约束。

商家用于促销的奖品或者赠品如果有质量问题，消费者同样可以要求赔偿。

小学生在校被打伤

谁承担？

问：学生上体育课时，教体育的王老师因为有事外出，让三年级的小学生自由活动。同学们在相互追逐嬉闹中，小甲将小乙的眼睛打伤，小乙的家长因此花去医药费2000元。这笔医药费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答：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规定，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责任。

本案中，小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的损害应该由其监护人承担。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

本案中，小乙受到侵害，侵权行为是发生在学校上课期间，且老师因事外出，没有尽到看管责任，学校对此是有过错的，应适当给予赔偿。

可以先行拘留的犯罪人

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拘留犯罪人？

答：公安机关对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现行犯或重大犯罪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

一、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二、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

三、在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

四、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五、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六、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第四项第五项情形，需要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做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借款人下落不明

保证人要担责任

问：商人池某因资金周转不灵向张某借款3万元，由其好友袁某担保，并写有书面合同，后池某经营不善，全家出走，下落不明。两年后债务到期，张向袁索债，袁以自己承担一般保证为由拒绝还钱。袁某应该承担责任吗？

答：在正常情况下，依据《担保法》第17条第二款之规定，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袁某可以要求在张某没有提讼或仲裁并就池某的财产强制执行前不承担偿债义务。

可本案中池某举家出走不知去向，再要求其履行义务已不大可能。这样，保证人袁某的一般保证义务发生变化，袁某就丧失了原有抗辩权，依据担保法第17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张某有权直接向袁某追偿。

女方怀孕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问：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男方为什么不得提出离婚？

答：婚姻法作此规定，是为了妥善地保护孕妇、产妇和胎儿、婴儿的实际利益。因为妇女与男子不同，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内，身体上、精神上均有一定的负担（如胎儿会受母体影响；初生婴儿必须由母亲照料），如果这时候男方提出离婚，会使女方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对女方及胎儿、婴儿都十分不利。这也是一种不道德和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法律上必须对妇女进行保护。

篇（10）

一、行政合同法律救济的必要性 

行政合同作为政府管理国家的一种行政手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张、人民民主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加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并进一步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作用的改变而突显出来。他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突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让“合同”进入“行政”域，使以支配和服从为特征的高权利行政更加柔和和富有弹性，充分体现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及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学界对行政合同的定性问题争议不一，结果导致行政合同徘徊在民事契约与行政契约之间，对于层出不穷的各种实际问题，往往出现“阴不收阳不管”或搞不清到底由谁来管的混乱而尴尬的局面，严重影响了行政合同积极作用的发挥。同时，行政合同救济制度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行政相对人对行政合同的参与性、民主性的信心下降，势必影响行政合同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行政合同更好的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标、更好的发挥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合同争议投诉有门，解决有据的初衷。因此，为行政合同建立一个合理、健全且与现行体制不相冲突的救济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迫切需要的。 

二、行政合同救济在国的现状 

我国目前行政合同救济的现状是：行政合同法还没有出台，行政合同的救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合同的种类不明确，救济方式混乱。 

在行政合同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享有必要的统治者特权，即其享有行政合同的发起权；对行政合同履行的监督权、指挥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权；对不正当履行合同的制裁权。而相对人除享有合同缔结权外并无其他相应性权利。因此，在行政主体行使上述特权时，相对人的权利都极可能也极易受到损害。而在受到损害之后，行政主体大多不予理会、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此种不良现象的直接根源在于：我国行政合同法还没有出台，行政合同的救济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同时，目前我国行政合同种类不明确，救济方式混乱。实践中已大量存在行政合同，如：土地承包合同；政府采购合同；人事聘用合同；科研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公用征收合同；公共工程承包合同；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对于这些合同的种类、定性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而相应的救济，在制度上将他们纳入了行政法的范畴，并且予以相应的行政法上的司法救济；但在实践中，一般将行政合同的救济纳入民事救济的范畴，多采用民事手段来处理。这是解决我国目前急待完善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与实践中纷繁多样的行政合同实务之间的矛盾不得已的措施 

总之，我国目前行政合同救济水平在事实上导致行政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不稳定，或处于悬空状态（主要是相对人利益上的缺失），行政合同法律秩序一片混乱。 

三、行政合同分阶段性救济制度构想 

为了遏止上述恶果的涌现，追求当事人双方行政合同法律关系的和谐，必须而且只能从根源入手，即：努力寻求当事人双方权利的平衡，并通过其他途径给予相对人的权利予更多的救济。具体到行政合同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合同定立过程中的救济——质询 

以合同本身的要约——承诺规则解释，行政合同的主要条款是由行政主体以要约形式提出，由相对人作出承诺形成的。同时对于和谁缔结、如何缔结合同，行政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那些能够使相对人获利的合同的订立中，那些参与而未能与行政主体订立合同的当事人就应能够要求行政主体对：为什么选择他人而非自己、根据是什么等作出具体说明，以能够进一步明确、主张自己的权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救济 

1、对行政主体在行使指挥权时的抗辩。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享有监督权和控制权的同时，对涉及公共利益合同的具体执行措施还享有指挥权。这是因为行政主体享有大量的信息和相应的能力，是为了更好的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相对人在客观上也是为了公共利益。为此，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指挥权享有抗辩权不是为了抵制行政主体的指挥权；相反，恰恰是为了在行政主体的指挥下，更明确、充分的对产生的后果负责。 

2、行政主体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和行使制裁权时相对人的听证。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或由于情更、政策上的变更而单方面变更、解除合同或对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实施的多种制裁手段（如：罚款、强制执行和代执行、解除合同而不给相对人任何补偿）是比较严厉的，对相对人利益影响甚大。对此，相对人应有要求召开听证会的权利。通过听证，要求行政主体说明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给予相对人充分表明自己意见的机会。 

(三)行政上的救济。在合同履行、订立过程中为相对人设立的质询、抗辩、听证是在程序上对其权利的救济，是没有实体保障的，还需进一步有赖于行政救济。 

1、行政仲裁。随着我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依据仲裁法重新建立的仲裁机构性质转变为民间组织。而行政合同争议涉及公法（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的争议根本不适用民间仲裁机构的救济。因此，行政合同的救济不宜借助此类仲裁体系，对此，仲裁法也予以肯定。但仲裁制度的变革并不否认仲裁作为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也能够用于行政合同纠纷。目前，行政机关在行政体系内部设立了专门的仲裁机构，解决特定的行政赔偿。例如：人事部设立了人事仲裁厅，受理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的争议。这种模式对解决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其下级机构及其所属公务员之间的行政合同纠纷具有较强的示范和借鉴作用，落实在制度上就是考虑能否在行政机关体系内设立专门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仲裁机构。 

2、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章行政复议范围中的明确规定，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复议。由此，农业承包合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旦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出现，便可选择直接进行行政复议，将相对人的损

失降到最小。基于农业承包合同立法上的积极成就，该模式的立法应大力推广到其它种类的行政合同中。

3、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责任之一，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由国家给予受害人的赔偿。其构成要件是：①必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职权有关的行为；②必须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③违法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失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④受害人的损失确已发生。由此来看，行政赔偿当然应适用于行政合同纠纷，但我国赔偿法第二章行政赔偿范围却没有将行政合同明确纳入赔偿范围。笔者认为，应在我国赔偿法中直接、明确地对行政合同纠纷的行政赔偿予以规范。 

（四）司法救济。司法救济是行政合同的终极救济，是树立在程序救济、行政救济之后最坚实的屏障。司法救济既屏除了程序救济无实体保障的缺陷，又能有效防止行政救济“自己做自己法官”而产生不公正的出现。 

行政诉讼（即行政合同司法上的救济）是由司法机关依司法程序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上将行政合同拒之门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不可诉行为亦不包括行政合同纠纷。正是因为此种立法漏洞，尽管在实践中行政法庭有受理行政合同纠纷案件的实例，但严格的说，行政诉讼制度并没有将行政合同纳入救济范围，而是将其作为民事合同，按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这一后果使行政合同救济状况又落回到了初始的低劣层级。为了确立切实、明确的司法救济手段，有学者认为：应将行政合同纳入具体行政行为范畴之内，理由是：（1）行政合同都是基于一定的行政目的，行使行政权利的方式。（2）行政合同事实上能够引起行政法上的效果，产生行政法律关系。（3）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与特定的相对人订立的，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笔者非常支持此观点，认为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法学著作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界定不够周延，理论界需要在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基础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进行反思、重构，以便为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找到一个有效、合理的诉讼救济途径。 

总之，行政合同纠纷在我国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这对我国行政法制进程有所阻碍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解决这些纠纷的救济途径必须明确，应当在最短时间内，确立一个贯穿其始终、分阶段性、具有针对性的救济制度，以能够有效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管理的高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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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吉龙华，杨红英.论行政合同法律性质与相对人的权利救济[j].行政与法,2002,(1)。 

[5]李卫华.行政合同的行政性[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2,(2)。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z]．1994-8-31。 

篇（11）

(作者单位：农九师叶尔盖提垦区人民法院)

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徐冬梅

[案例]李某是一名国家干部，前不久与同一单位的吕某发生摩擦，遂被吕某以受贿为由举报至检察院。李某先是被单位纪委调查，后又被检察机关传去谈话。经核实，吕某所举报的内容纯属于虚乌有，李某因此蒙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吕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诬告陷害罪?

[说法] 按照1989年11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3条规定：“故意捏造他人的犯罪事实，向国家机关告发或行使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方法，试图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予立案：1．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并由本人或者指使他人向国家机关告发的；2．为陷害他人，故意捏造足以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事实，虽不是直接向国家机关告发，但采取的方法足以引起司法机关追究的。”吕某的行为是一种诬告陷害的行为，但其行为尚未达到足以使李某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因此，还达不到诬告陷害罪的立案标准。

(作者单位：农一师阿拉尔人民法院)

离婚协议约定单方还债对债权人无效

胡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