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责任的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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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我国现行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法律责任概述

1.“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双重含义:一是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的过失。前者表示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者则表示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的。哈特认为,责任至少应当包括:(1)角色责任;(2)因果责任;(3)应负责任;(4)能力责任。也就是说,责任范围是很大的。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这种传统的法律责任概念只强调了责任的消极后果,使得“有限责任”、“证明责任”和责任制之“责任”等概念无法解释。经济法学者却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要考虑责任的积极功能,扩张责任的含义,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包括:角色责任、能力责任、公共责任、财产责任、组织责任、道德责任。

2.法律责任是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的特点在于:(1)法律责任首先表示一种因违反法律上的义务(包括违约等)关系而形成的责任关系,它是以法律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2)法律责任还表示为一种责任方式,即承担不利后果;(3)法律责任具有内在逻辑性,即存在前因与后果的逻辑关系;(4)法律责任的追究是由国家强制力实施或者潜在保证的。

3.根据违法行为所违反的法律的性质,可以把法律责任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违宪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

(1)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2)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

(3)行政责任是指因违反行政法规定或因行政法规定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4)违宪责任是指由于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和法规、规章,或有关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公民从事了与宪法规定相抵触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5)国家赔偿责任是指在国家机关行使公权力时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所引起的由国家作为承担主体的赔偿责任。

(二)对现有法律责任的分析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另一种说法是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这部门法。那么,是否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我们是否需要在现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基础上增加经济法责任、社会法责任或者环境法律责任呢?首先,违法经济法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并且,这种责任是具有独立性的。目前,关于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主要观点分为三类,即固有与援引说,综合责任说和彻底独立性说。经济法的责任形式我认为不应该是民法、刑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形式的简单综合,但是,仅基于此就设立一个经济法法律责任,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这是令笔者感到疑惑的。

其次,我认为,将法律责任划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出于对违法行为或者不合法行为进行纠正时法律所代表的主体以及其法益目标两者进行衡量而产生的:民事责任是法律站在平等主体之间的立场上,其法益目标是维护公平、平等,因此大多为补偿性措施,比如恢复原状、赔偿损失、道歉等等;刑事责任我认为是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在强制力的保障下,法益目标是对公正、正义的追求,通过惩罚犯罪而达到预防犯罪,所以大多是惩罚性手段,比如罚金、有期徒刑等等;行政责任则是政府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目的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实现,所以一般是吊销营业执照、查封等行政行为。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是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代表的经济法主体是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消费者、经营者和管理者。

第三,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往往不是单一的,在接受刑事责任的惩罚的同时,还要承担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如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后果。因此,违反经济法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应该是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性责任。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必然存在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学界观点

国内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其含义大致有法律后果说、应付代价说、强制义务说、义务后果双重说、后果义务措施说等。

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最为典型的是石少侠教授提出的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

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概述

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

学界对于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也有争论,如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两个特征:1.违法者对损失的利益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2.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更多地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法人。有学者认为相互分离性、双重性和社会性是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的法律依据是经济法;2.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具有明显的复合性;3.经济法责任具有直接、显著的社会公益性;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

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特征是:1.经济法责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具有双重性;2.内容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3.功能因主体不同具有差异性;4.形式具有适用范围的特定性;5.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团体)责任。

我认为经济法责任应具有以下特征:1.责任目的的社会整体利益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整体利益性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在经济法责任制度上的反映,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犯是经济法责任的第一目的,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客观要求。2.归责原则的公平性。在过错、无过错和公平归责的选择中,经济法选择了以公平归责为重心的归责原则。区别于民法和行政法侧重于过错归责和无过错归责的作法,体现了归责原则的公平性特征。它是经济法追求经济公平的反映。3.政府责任的突出性。政府作为调制主体,是与调制受体相对的一方经济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价值理念要求我们,要重视政府主体在履行调控或规制职能时对个体、群体、集体。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后果,凸显政府责任。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不对等性和不均衡性。经济法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责任为本位,改变了原来法律责任中权利与义务对等,责任与义务对等性。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责任往往是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5.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基于此,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应该是包括民事、刑事、行政责任在内的综合责任形式,但仅有这三种形式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新的责任形式存在。

三、社会责任的引入作为法律责任的第四种类型

民事责任是私人之间的纠纷引起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一方承担的责任;当行为人的行为引起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时,产生了刑事责任;而行政责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发挥效用时,才会产生的。不难看出,现有的法律责任体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成形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依然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现象很难用这三种责任进行规之,或者说有一些规制的手段难以划入以上任何一类之中,比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等。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新的责任形式———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存在。

(一)概念

社会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填补经济法法律责任承担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法主体之一的管理者,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的目的,而对经营者采取的一种限制性责任。它是以公平诚信原则为基础的,对整个社会法律环境有一定的要求,有利于生产经营者的自治程度的提高,并会促进社会的法制进步。它和民事、刑事、行政责任一起,构成了经济法法律责任形式。

具体而言,社会责任的形式包括公示,歧视性待遇。公示是指通过某种方式为大众所知,并且有一定的时间和范围的要求;歧视性待遇是经营者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的待遇不同于正常企业,比如,贷款利率要提高、某些优惠措施不能继续适用等等。另外,社会责任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经营者整改合格后的继续经营,就需要管理者的协助。这也是消费者对于管理者信任的表现,要求管理者自身能力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可。

(二)效果分析

如果经营者违反经济法相关规定,如采用价格垄断、搭售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或者采用偷税、漏税手段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管理者一方除了通过民事责任令经营者进行赔偿,通过刑事责任追究主管者刑事责任,通过行政责任对企业进行监管,还可以利用社会责任使得该经营者在合理期间内的失去一定的业务能力,使得企业的正常经营受到影响。因为社会责任有公示性,对于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知情权大有裨益。

引入社会责任对于经营者而言也有有利的一面:首先,有利于加速经营者整改的速度。因为社会责任会影响其正常的业务,比如银行可以据此拒绝提供贷款、或者提高利率等等,只有尽快消除影响才能使企业重新获利;其次,有利于经营者消除之前的不良影响,重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现在的企业对商誉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商誉受损往往很难补救,如日本的福岛速食水饺公司、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都因此破产,因为失去公众的信任之后,即使进行改进,也很难再令公众产生信任。而社会责任是通过法律的公正性,认可其整改后的成果,帮助企业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三)以南京冠生园为例,分析引入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2001年,南京冠生园食品厂(以下简称南冠)“以旧馅生产新月饼的事件”在业内外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2004年,曾经叱咤全国食品行业辉煌一时的南京冠生园走完了凄凉破产路。

当“陈馅事件”发生后,南冠被多部门联合查封,缴纳罚款,进行整改之后仍无法摆脱破产的命运,导致这个1918年建立的品牌遭受了空前的信用危机。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品牌企业缺少的国家是否是一个损失?南冠使用不合格原料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一定要受到严厉制裁的,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才能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是,失去这样一个企业的代价时候过大?超级秘书网

如果引入社会责任,南冠在整顿的期间内,管理者会告知社会,此时南冠比正常企业低的待遇;整顿结束,管理者进行审查合格后,仍有管理者进行公示,如果管理者能够取得消费者的普遍信任的话,对于南冠的整顿结果,也应该产生信任的态度,南冠是否还会破产,就不那么确定了。如果可以的话,既保存了一个老字号的商誉,又增加了大众消费的信心。

四、结论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引入社会责任作为第四种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一起构成经济法法律责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现在,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其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社会责任的制定部门、制定标准、执行机构、责任方式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张国轩.经济法原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3]石少侠.经济法新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4]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杨紫煊、徐杰.经济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篇（2）

凯尔森说：“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行为，他应受到制裁。” i法律责任是法学范畴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法律运行的重要保障机制，是实现法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法的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对责任的合理界定，缺少了法律责任的部门法是不完整的，其法律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按照传统法理学“主体――权利义务――行为――责任”的逻辑思维，经济法学也必须具备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体系，虽然经济法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学科，其理论发展并不完善，甚至很多学者对其是否具备独立地位都持否定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法没有自己的责任形式。任何一门法学的产生、发展都是实践和现实需要的产物，从来也不是学者主观臆断凭空编造出来的，经济法学作为对于传统民商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超越，它的产生和发展均晚于传统意义上的部门法，一开始就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一种新的视野中去认识传统部门法，去认识经济法以及以后可能产生的其他新的部门法学，我们也不应该过多的关注经济法学是否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经济法律责任是否具有独立性，而应该关注于如何更好地构建经济法律责任，如何使经济法律责任更好地保障和促使经济法律关系的运行，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一、对“经济法律责任”概念的界定

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含义首先是“份内应该做的事”，，其次是没有做好应做的事而应当承担的后果。法学界一直以来的主流，是在词典解释中的后一个意义上理解责任，也即违法的不利后果。法律责任作为责任的一种，不同的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理解，导致在如何理解法律责任的问题上，学理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学者把法律义务归结为法律责任，认为履行法律义务就是在尽法律责任，称之为“积极责任”；有的只把违反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否定性后果才称之为法律责任，谓之“消极责任”。笔者认为，法律责任本身不具有责任中的积极含义它属于消极责任，是指因损害法律上的义务关系所产生的对于相关主体所应当承担的法定强制的不利后果。

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我们可以从法条中看出经济法律关系可以有多种手段来调整，包括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的手段，相对应的责任形式就有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其他责任。对此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经济法律关系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它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关系是什么？

纵观各种经济法论述，对经济法律责任有多重定义，甚至对于“经济法律责任”一词也是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由两种观点：一种是一元论，一种是二元论。一元论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是与一定的违法行为相联系的，它是违法行为所要承担的不利后果；二元论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就是一种法律后果，既包括不利的后果，也包括一般性义务，还包括有利的后果。但是，依据我们前文关于“法律责任”的界定，责任还是应该指的是不利的一面，将褒奖和一般性义务定为法律责任是不妥当的，它们都是法律后果的一种。因此依据一般法理，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或者说是，因实施了违法行为，侵害了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而应受到经济法上的制裁。

二、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

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是指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中的有机构成，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方面符合经济法独立体系的要求，并因之与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区别、相并列ii。考察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需要弄清楚两点：经济法律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的关系，经济法律责任区别于其他责任形式的特征。

（一）经济法律责任与传统法律责任的关系

从法学发展态势来看，责任作为法理学中及其重要的范畴，其理论研究已相对成熟且各部门法如民商法、行政法、刑法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责任体系和责任形态。根据传统的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具体形态可能有多种，但学界对其具体包含的内容却有所争议，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其一，只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周永坤：《法理学――全球视野》）；其二，除上述“三大责任”外，还包括违宪责任（沈宗灵：《法理学》）；其三，除上述“四大责任”外，还包括诉讼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赵震江、付子堂：《现代法理学》）。综观对法律责任的各种分类，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既然我们以部门法性质为标准对法律责任进行分类，那么就必须从部门法的划分出发，根据现有的部门法划分来确定法律责任的具体种类，上述观点，特别是“三大责任”说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被延伸为似乎是真理性、权威性的学说。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真的能够穷尽所有的责任分类吗？而且法律责任的形式本身就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只不过是按照部门法和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性质所作的划分，那么必然法律制度越成熟，就越难发展出新的责任形式。当近代的和现代的法律制度逐渐成熟之后，法律所能使用的责任形式就基本上被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占领完毕，那么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责任主体能被限制和剥夺的权益种类是有限的，现实社会司法实践中会出现各种新的责任形式，这些新的责任形式是以上已经形成定论的责任形式无法概括的，那么这些新出现的法律和法律责任形式该何去何从呢？比如经济法、劳动法和其他社会法部门。一方面传统法律部门理论体系已趋完整，独立地位不可撼动，另一方面新兴社会法日益发展，对原有的传统法学理论体系造成冲击，这些新兴的社会法被一部分法学家所不能接受，他们既不能被纳入到原有法学部门中，同时也不容许它们独立成一个新的部门法学，很多学者质疑这些新兴社会法的独立地位，以它们没有独立的责任形式来批判社会法的独立地位，但实际上，这是毫无意义的。经济法和其他社会法学的出现是社会分工专业化、技术化的结果，这意味着原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已经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我们应该抛弃过去那种责任形式之间井水不犯河水，泾渭分明的僵化观点，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内在的联系，各个不同的部门法只是对某种类型的责任形式更加侧重而已，各个部门法的责任形式中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民法中的惩罚性违约金、行政法上的罚款和刑法上的罚金；行政法上的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如果从实质和内容来看它们是一样的，真正区分它们的是各自的成因和所属的部门法性质。所以，同样偏重于财产罚的经济法与民法，它们之间区分的关键还是在于法律责任的成因和部门法的性质不同。

经济法是为解决现代问题而产生的现代法，因此它的发展必要站在传统部门法发展的基础上，人为地割断经济法与传统法的关系是不科学的。经济法律关系是一个多元体系，并呈现出行政、权力、公共性等与经济、权利、个别主体权益等相融合的基本特征，而且，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也表现出更多的具体性和角色化特征。因此，我们要用复合和多层次的视角去理解、把握经济法律关系。基于经济法的公与私、经济与行政、权利与权力交融的特点，以及经济法律关系的复合型的特点和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多元和动态的特点，经济法律关系的责任或者说是后果形式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还包括资格罚、能力罚、声誉和信誉罚等专业及社会性责任，以致引咎辞职等责任。所以我们说经济法具备独立责任形式，但它的责任形式并不是对传统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三者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的提升，经济法律责任是对传统法律责任形式和内容的补充、超越与创新，经济法律关系的责任或后果形式并非学者们正在努力“证成”的特殊和独立的一种责任形式，而是各种法律责任围绕着特定功能的创新和综合。此时，即使是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也是经由经济法理念和原则的统合而呈现出“1+1+1>3”的效果。

（二）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

经济法律责任是在综合传统法律责任的基础上，具有自身新的特点的新型法律责任，它突破了传统的责任形式及其内容，而是形成了与经济法的各项制度、各种规范相一致的特殊责任制度体系，这也使得经济法更具专业性和技术性，使经济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相区分，使之具备独立性。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综合性，即经济法主体要承担的责任比较重，且多为多种责任的竞合。经济法律责任在形式上大量采用传统上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虽然在民法、刑法和行政法中也有采用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的情形、但仅仅是个别情况，而经济法则具有明显的综合性，因为经济法作为高级法、现代法，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多属于复杂问题，单靠某一种类型的法律责任很难实现经济法的宗旨和目标。例如，从中外经济法的具体立法来看，在税法、金融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济法主体往往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仅在经济法中单个或并列使用，而且在经济法中还可能产生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等新型的责任形式。

第二，社会性，由于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导向，经济法对法律责任的规定在诸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虑，经济主体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特定主体的经济利益与权利，而且还可能给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责任更为严格，并且表现为多种责任，起责任承担的目标、内容、方式，不仅有经济性的，而且有社会性的；不仅有补偿性的，而且有惩罚性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成本，站在全社会的高度来规定主题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重要特征，这也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经济法律责任的价值取向即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安全。

第三、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不均衡性，在经济法主体的构成中，主要有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是指具有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机构，市场主体则主要由经营者、竞争者、消费者组成。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并非同类，且不属于同一层面，因此规范其行为的法律规范性质也不同，规制经济行政主体的法律规范主要在宏观调控法中，规制市场主体的法规主要在市场规制法规中二者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同，分别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有差异。例如：在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中，对市场主体的义务规定较多，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在宏观调控法律规范中，是以规定经济行政主体的义务为主，如财政机关、征税机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定职责，相应的其法律责任的规定也较多。由此可见，经济行政主体和市场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和不均衡，导致了经济法律责任明显的不对等和不均衡，这是传统部门法律责任所不具有或不明显的。

第四、功能上兼具补偿性和惩罚性，传统民法认为“损害――补救”过程是一个受损的权益的恢复过程，而民事责任的功能就在于促使行为人“补偿”，恢复权益受损前的状态，。传统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惩罚性，其直接目的在于惩罚犯罪行为和行政违法行为，使行为人承担损害后果。而经济法律责任不仅兼具“补偿”和“惩罚”这两项功能，而且还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比如，在经济法律责任中确立的巨额赔偿制度，两罚乃至多罚制度，扩大责任主体制度以及鼓励受害人为获得赔偿而寻求救济等制度设计，能够对违法者和其他社会公众起到遏制的作用。

第五、在经济法律责任的主体上也有不同与传统法律责任主体的特点，经济法责任主体有由个人责任向团体责任转变的扩大化趋势。“任何人不对非因自己的行为所致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是传统法在责任主体确立上所遵循的原则，刑法明确规定“罪责自负”的原则，民法和行政法也确立了违法行为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或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则。但在经济法中由于法律关系与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完全的个人责任未免显得有失公平，而且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经济领域，作为责任主体扩大化体现的团体责任，突破了个体行为人只承担自己行为所发生的一切后果的理论。

三、经济法律责任的重新定位

综上所述，经济法律责任是一种新型的法律责任，是传统法律责任围绕经济法的功能所进行的一种综合和创新，是以传统法律责任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特点和体系，使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在秉承大陆法系的我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一方面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根深蒂固，各个法律部门泾渭分明，一方面各种新兴的法律实践和法律法规不断冲击着传统的理论大厦，使得我们不断反思质疑传统的部门法划分理论，这看似客观的、以法律责任为标准的法律部门划分实际上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应当按照所调整的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才能适应日以专业化、技术化的社会实践需要，避免陷入理论自娱自乐的泥沼之中。我们关注经济法律责任的独立性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看待法律责任的视角，将那些一直被传统法律责任理论掩盖之处发掘出来，将它与传统法律责任相区分，认清经济法律责任的特殊性才能更好完善经济法律责任的制度设计，使之更加的平衡公正，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功能。

注释：

i 转引自沈宗灵：“论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ii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P657.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

篇（3）

法律责任是法学基本范畴之一，也是现实法律运行操作中必须予以充分把和高度重视的概念，是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在法律责任理论中，在法律责任是什么的问题上，长期以来法学界并没有取得共识，因此法律责任的概念就成为法律责任理论所要研究的首要问题。

一、法律责任的概念

在给法律责任以恰当的界定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前人提出的种种观点。法学界关于法律责任概念议论纷呈，但以其指称中心词不同，法律责任的概念大致有以下几种：

1. 义务说。它把法律责任定义为“义务”、“第二性义务”。例如，《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说，法律责任是“因某种行为而产生的受惩罚的义务及对引起的损害予以赔偿或用别的方法予以补偿的义务。”①再如，张文显教授在吸收义务说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把法律责任界定为“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②

2.处罚说。它把法律责任定义为“处罚”、“惩罚”、“制裁”。如哈特指出“当法律规则要求人们作出一定的行为或抑制一定的行为时，（根据另一些规则）违法者因其行为应受到惩罚，或强迫对受害人赔偿。”③再如，凯尔森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的行为，他应受制裁。”

3.后果说。它把法律责任定义为某种不利后果。如林仁栋教授指出：“法律责任是指一切违法者，因其违法行为，必须对国家和其它受到危害者承担相应的后果。”后果说揭示了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法律责任是一种法律后果，但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后果，只能说法律责任中包含法律后果的素。而且后果说的局限还在于它/没有说明不利后果或否定性后果不都属于法律责任的范畴。

4.责任能力说及法律地位说。它把法律责任说成是一种主观责任。如“责任乃是一种对自己行为负责、辨认自己的行为、认识自己行为的意义、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义务的能力。”再如“而在法律上泛称之责任，有时指应负法律责任的地位及责任能力（主观意义之责任）。”④这种学说的合理性在于说明了法律责任的道义内容，使法律责任从残忍的结果责任中解脱出来纳入法制文明的大道。

5.状态说：它把法律责任认为是一种状态。如“法律责任是指由于某些违法行为或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使责任主体所处的某种特定状态。”再如“法律责任是由于产生了违反法定义务及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权利和权力，不当履行义务的思想或行为，国家迫使行为人或其关系人或与损害行为、致损物体有利害关系的人所处的受制裁、强制和给予补救的必为状态，这种状态有法律加以规定。”⑤有些学者把状态说等同于法律后果说。但是恰恰相反，主张状态说的学者是把状态说与法律后果说是区别开来的。

从以上中外法学家关于法律责任概念的各种不同的论述中，足见法律责任的复杂性，不管是部门法学还是法哲学都未能形成统一的概念解释。正如德国法学家哈夫特（Hafter）所说：“如果说责任问题是刑法的根本问题，那么，明确责任概念就是第一要求，但是，我们离这种状态还很远。实际上，在应该成为法律学的帮助者的哲学中，也没有成功地阐明人类责任的本质，没有使法律学能够把它作为一个确定的、普遍承认的概念来使用。”但是，由于法律责任问题的重要性，明确界定法律责任的概念是法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前提，也是法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法律责任概念的特点

我们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法律地位，法律责任是责任者所处的一种法律地位。法律地位与前面状态说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状态的含义基本相同。但我们觉得法律地位比状态更准确，更能体现其法学范畴的性质。法律地位“指一个人在法律上所居的地位，该种地位决定其在特定情况下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地位的每个方面均涉及到一定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律责任中，责任承担者处于这么一种法律地位，就应当承受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接受法律制裁。法律责任因此是应然范畴，是一种承受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与法律制裁的可能性，制裁是可以由于某些原因被免除的，从而没有转化为一种现实，没有接受法律制裁，没有承受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所以我们认为法律责任是指责任者由于违法行为或特定的法律事实而应承受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这个概念的特点就是：

（1）这个定义通过/应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这种句式与“应承受的+不利法律后果”相区别，也就是与传统的法律后果说相区别，来强调法律责任不能等同于法律后果，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责任者所处的法律地位。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法律后果承担说”。

（2）这个定义，既包括了过错责任，也包含了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过错责任是由于违法行为引起的，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一般是由于法律规定的特定的事实引起的。我们认为如果在法律责任的概念中排除了无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这个概念就是法律责任的概念了，就是过错责任的概念了，实际上缩小了法律责任概念的外延。

（3）有些概念从有责主体和国家司法机关两者之间对法律责任进行概括，认为这样说明了法律责任的必为性与当为性。我们认为，法律责任是由国家机关追究并得以实现的，是法律责任的一个特征，并不需要在法律责任的定义中表现出来，我们没有指出这个特征，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它不具有这个特征。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只从有责主体这一方面定义，是为了避免定义的烦琐。而且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法律责任是有重心的，是侧重有责主体的。

（4）这个定义一方面与传统的法律后果说相区别，一方面又吸收了传统的法律后果说的优点，体现了不管是违法行为还是特定的法律事实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因果联系，说明了法律责任的正当性。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正是因为其实施了违法行为，或者虽然不违法但却是由于与其有关的特定事实。这就有了道德上的支持，因为人都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正如卡尔#拉伦茨所认为的，伦理学上的人除了是权利的主体，法律义务的承担者，人还有对于非法行为的责任。他所说承担责任，是指接受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并对这种后果负责。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注解：

①《布莱克法律词典》（英文版），美国西部出版公司1983版，第1197页。

②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篇（4）

再看经济法责任，与前两者相比，这种表述避免了诸如误认为该责任是与经济有关的一切责任的观点，同时体现了其所具有的部门法的特性。经济法责任这一名称也逐渐得到了学术界支持，第十一届经济法学术研讨会中，与会学者已多数赞成使用经济法责任这一表述。‘”

二、经济法资任独立性分析

法律责任(responsibility，liability)是与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为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他作相反行为时，他应受制裁。‘4’法律是权利与义务的规范，而义务本身没有约束力，国家的强制力无法介人，法律不能有效的实施，只能是一纸空文。经济法责任是义务与制裁的桥梁，为科学的经济法制度所必备。经济法制度下，在宏观调控及市场规制过程中经济法主体违反义务或不当行使权利，进而承担责任，是维护经济法秩序的重要保障。经济法作为特定的法律范畴，为经济法所属，充当着制约权力(权利)的作用。我们认为经济法存在有法律责任，然而经济法责任是否具有独立性，其与传统三大法律责任关系如何，是经济法学界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学术界主要观点及评析

目前学术界主要观点有两类四种:

1.认为经济法不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

该观点认为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仅为对其他法律责任形式的借用，即把经济法责任归结为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151

2.认为经济法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中存在的法律责任是对传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运用，这种运用是创造性的、全面的、系统的，并非一成不变的援引各个体法律部门的方法。如邱本认为:经济法责任确实是对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综合，但这种综合并没有抹杀经济法的独特性质。‘6’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应与传统法律相区分，不包括传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作为与这些责任形式相并列的另一种责任。石少侠认为:经济法责任仅是经济法规定的责任的一种。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包括两种责任:即固有责任和援引责任，固有责任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自身性质而决定的，具有独立性，援引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川6，一’64’

分析上述观点，不难发现关于经济法责任研究的思路无非三种:传统责任角度、全新责任角度、传统责任与全新责任相融合角度。传统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非独立的法律责任，其责任形式仅是对传统法律责任机械的组合，这种法律责任没有脱离传统的法律视野，受传统理论影响过大，没有反映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全新责任论认为经济法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是对传统部门法法律责任的综合化或是与传统部门法相并列的一种法律责任，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法律的继承性。传统加创新论认为经济法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应是以社会性责任为基础，辅之以传统法律部门法律责任形态。综上观之，全新责任论强调了经济法的独特性，传统加创新论融合并继承了传统法律中有用的成分，这二者比较合理。

但是在理解传统责任与全新责任融合这一思路时，一些学者产生了误解。有人认为:经济法上复合型法律责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表现为对传统部门法中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吸纳，即当行为人违反经济法律规范造成平等主体间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后果时，应责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当行为人违法行为严重损害公共秩序时，应责令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刑事责任。〔9’笔者要指出的是:违反经济法律可能需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但是违反(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仅承担经济法责任。撇开名称的差异，上述观点会让读者产生经济法责任中包含行政法、刑事、民事责任的理解，虽然我们强调与传统法律责任的融合，但二者决不是包含或隶属关系。这里需强调的一点是，某一部门法中不能规定六艺部门法的责任，比如民法中不能规定行政责任，行政法中不能规定民事责任，经济法中也不能规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l’“’我们理解的继承在此是对一些名称和形式的信用，有些责任形式，如损害赔偿，可以为民、刑、行政法责任通用，在经济法中此种责任亦存在，因为经济法产生较晚，没有参与最初法律资源的分配，对于某些同样需要经济法责任调整时，只能借用已有的形式。换一个角度来说，与其认为这是法律上的继承，不如认可为法律资源共享的一种形式。

(二)经济法责任独立的意义

独立的经济法责任是构成完整的经济法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经济法体系是庞大的，经济法责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的重要性不可低估。笔者认为独立的经济法责任是依托经济法而生，有着无可比拟的适应性，该责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经济法密不可分，是其它责任无法替代或综合调整的。经济法责任由经济法自己规定，为本法服务，完整的经济法体系需要独立的经济法责任。

经济法责任独立性是保证经济法实施的有效手段，使经济法发挥更好的调整、保障作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不少违反经济法的情况，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应当追究的没有追究，出现了“经济法不可诉”的局面。不可诉使得经济法无法有效实施，市场主体违反义务免于责任，经济管理主体不行使或不当行使职权不受限制，出现了权力(权利)与义务、责任不对等的状态，法律制约机制陷人困境。健全的法律体系要有法律责任存在，经济法也不例外，经济法责任限制、规范着权力(权利)运行，保证法律天平的公正。经济法的主要功能是: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而进行干预，调整全面的、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此功能有别于其它法律部门的功能，而经济法责任的功能正是为经济法发挥功能服务的，为了更好的实现经济法的作用，保障经济法的实施，经济法责任必须独立。

(三)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基础

1.以经济法的独立性为前提

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特性是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基础，经济法有自身特殊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市场监管关系的总和。‘川这些关系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同于行政法所调整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关系。应当说一个法律部门拥有了独立的调整对象，该法就应当独立，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法所调控的对象是与传统法律有别的，并且经济法的独立性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换一个角度，如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或由民法、行政法综合调整，当然不会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从承认经济法独立性的基点出发，依据经济法责任的性质是为经济法的属性决定的论断，可以推导出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

2.以经济法责任的发展性为依据

经济法是发展的，经济法责任同样具有发展性，我们如能把握经济法责任的发展方向就能准确地建立起符合时代需求的经济法责任。法的终极本质是物质制约性，经济法责任也受物质世界巨大影响，现今出现大量的违反经济法的案件，觅需经济法责任的出台，如果不依规律办事可能就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同时，认识到经济法责任的发展性才不会孤立地看问题，依托大的经济法为背景，相信理论的不断成熟、发展会为经济法责任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契机。

三、经济法资任的界定

(一)责任、义务、制裁的辫析

责任同义务和制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三者又有严格的区分，要准确理解经济法责任，就必须把上述概念加以比较。首先看义务与责任，义务是责任的前提，责任是不履行义务的后果。责任可理解为不适当履行义务后果，是因为如果义务人正确履行了义务，也就不会发生责任问题，更准确来说，违反法定义务是责任的前提。两者区别是明显的:义务是一种法律约束，责任是对违反义务结果的确认;义务存在于主体间的相互关系范畴，而责任属于法的适用范畴，处于保护性法律关系开始阶段;义务本身不具有可罚性，责任则具有可罚性。[8’‘P，65’再看责任与制裁，责任是制裁之前提，制裁为追究责任之后果。制裁是指由国家特定的机关对责任主体，以其所应负的法律责任实施惩罚性强制措施。责任仅为制裁的依据，制裁是将责任的可罚性转化为现实可罚性，只有责任主体不主动承担法律责任时制裁才可能发生。总之，义务、制裁、责任的关系为:违反义务可能产生责任，进而引发制裁。在理清三者的区分后，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即经济法责任没有独立的制裁手段，制裁手段是通过传统法律手段实现的，因为法律责任不等同于法律制裁，法律责任的独立也并不意味着法律制裁的独立。在既有的法律体系内，法律制裁的实现往往通过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来体现，因而经济法律责任的制裁方式也同样采取这三种方式。

(二)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

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也是经济法责任界定的主要方面之一，经济法责任是否已经突破传统法律责任构成四要件说?两者关系如何?

首先来看违法行为，经济法中可能存在没有违法行为但须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如经济管理机关不当行使权利致使被管理的经济法主体受损，这时虽未违反法定义务，但从经济法理念和所造成的损失来看是应当承担责任的。这种情况也不是个别的，因为经济法中的经济管理机关作为一类独立的主体存在。

其次是主观方面，经济法主体的主观过错并非所有经济法责任必备，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也逐步发展为经济法主体所具有的主观心理。这是由经济法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因为社会大生产过程中有许多对个体有益而对社会有害的行为，此种行为不一定主观有过错，但从整体出发，我们应让实施该行为的个体承担责任。

再次是损害事实，经济法规制有一定的提前性，并非在发生了损害事实以后才加以调整，可能存在某种风险时经济法就可以介人，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于妨碍、限制、妨害共同市场内部为目的或具有这种效果的，所有企业之间的协议、企业联合一致的决议和联合一致的作法都应当被禁止。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虑此项要素时，多数国家都认为，对市场的影响不一定要实际发生，只要能证明对市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发生的可能性及这种影响的严重性，有关当局就足以推断这种影响的存在。l”’最后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损害事实都没有发生二者之间又怎么会有因果联系呢?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里的结果有可能转变为风险，同样存在行为与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这里的结果和风险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由上述分析可知传统四要件说已经不能满足经济法的需要，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要从经济法自身的性质出发，结合经济法实践，依据不同的主体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出符合自身特点的新要件。

(三)经济法视野中的经济法责任

1.经济法责任新特征

(l)责任的社会性。经济法是社会法，乃公法与私法交融的产物。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是指这种法律责任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而社会公共利益指各法律主体所共同享有的公共利益，诸如:可持续发展、公平的竞争秩序、环境保护等。也正是基于此特征，才有经济法上各种特殊的归责形式，应当说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也是其它责任特征的基础。有学者对经济法责任社会性进一步解读认为，该责任的设置、体系的构建以及制度的创设等方面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兼容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公众性而非私人性，公平性而非独享性，多元性而非单一性的整体特征。〔’礴l(2)前提的双重性。一般来说，责任由义务引发，但经济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即责任的产生不仅仅由义务产生，经济管理主体不当行使权力同样可以导致经济法责任。由义务产生的责任，民法、刑法中都有表现，我们重点来看由义务导致的责任，此时权利是不对等的，权利由政府机关单方面行使并有命令性质，所以要对该权利加以限制，在管理主体出现不当行使权力时应承担责任。

(3)责任内容的经济性。责任内容的经济性是经济法责任的核心特征，居于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该责任是公共责任与财产责任的融合，笔者这里强调的是公共责任(即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性)与经济性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衍生，虽然二者可以相互影响，但是分清层次更有利于对概念本身的理解。有学者指出经济法责任是不经济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不当的。经济法正从效率优先向实质公正转变，而“不经济”的侧重含义是重程序非实体，重效率非实质，我们从经济法发展趋势看，这种观念应当摒弃。

(4)责任主体的特定性。经济法责任的主体有别于民法和行政法。民事责任的主体是平等的权利义务人，行政责任的主体是行政关系的参与人，经济法责任的主体是政府机关(调控主体)与市场主体(受控主体)。那么这些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享有怎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呢?调控主体享有宏观调控权、国有资产管理权、市场秩序调整权，而相对义务较少，仅须正当行使权利、不损害受控主体利益并接受监督即可;受控主体负有纳税、完成计划任务、依法经营、接受检查监督、公平竞争、不损害消费者权利等义务，享有正常经营、市场竞争的权利。分析可知经济法中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不同主体适用不同的责任要件。

篇（5）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人们对企业社会性之认识的逐步加深是密切相关的，而人们对企业性质的认识则是与企业存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步的。企业发展史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已发展成为一个融经济性与社会性为一体的组织。也就是说，其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社会组织;不仅要追求个体利益，还要关注社会利益;不仅要为股东、雇员等内部利益相关者负责，还要为消费者、供应商、社会成员和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负责。

最能充分证明企业社会性的理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受托人”理论、中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后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①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则成为了企业社会性的最强有力证明，但这也同时反映了受企业社会性特征之影响而诞生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社会性内涵。

最早在理论上倡导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多德教授。他认为，“企业财产的运用是深受公共利益影响的，除股东利益外，法律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正迫使商事企业同时承认和尊重其他人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应因此树立起对雇员、消费者和广大公众的社会责任观。”［1］47由此可见，最初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要还是一种观念、理念，或者说主要还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认识，这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越来越强调法律责任则有所不同。对此，我国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利益、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但对其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却没有明确区分，而且基本上是强调道德责任多，法律责任少。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就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①到底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长期也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基本上还是道德层面。”［2］对这种认识我们不能苟同。

这是因为，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法理依据。如前所述，在立法未对企业社会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时候，公司社会责任还停留在道德责任层面。关于道德义务，作为美国现代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的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曾把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其中“义务的道德”主要是指体现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是社会生活本身要求人们必须履行的义务。②

“义务的道德”一般来讲是禁止性的，而“愿望的道德”是肯定性的。富勒认为只有“愿望的道德”才是法律规范的对象。由于企业的社会性特征决定了企业行为必然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侵犯他人权利必然会导致法律责任，因此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自然不可能属于“愿望的道德”，而只能是“义务的道德”。“‘义务’在逻辑上先于其他道德概念，其他道德概念以‘义务’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并且只有参照它才能得以理解”。［3］“义务是根本性的道德概念表明了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是基础性规则，道德美德、修养也只有尽了道德的义务之后方能实现，……。因此，义务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道德法律化的内在性基础。”［4］而且，在道德中义务性规则也是道德中的最低限度的标准，这种道德的义务规则完全可以加以普遍化，因为只有加以普遍化才有可能将这种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的可能性。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完全具有上升为法律责任的法理基础。

另一方面，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有其现实依据。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尽管该条款只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但是表明我国法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持肯定态度的。之后又在200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再加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税法》等基本法律也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虽然这些规定对企业运行中司法责任的落实没有明确规定，比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归责原则、构成要件等方面都没有具体涉及。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我国将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是具有理论和现实依据的。只是因为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强有力的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而使得本属于法律责任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被部分学者“误读”为道德责任之范畴罢了。

一般来说，法律责任范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是通过具体的责任形式或制裁方式来实现的，其体现的不仅是违法企业对某一个体的法律责任，主要还是违法企业对社会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考虑到现代企业之社会性决定了其违法行为不仅会给社会个体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给社会中的不特定群体造成损害，严重危害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企业社会责任重在强调违法行为主体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而非仅对某一个体的责任。

那么，应当适用什么样的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呢?从我国现行立法确立的责任追究机制上看，违法企业侵害某一个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主要依赖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等传统责任方式去实现，比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拘役、徒刑、罚款、吊销企业营业执照，等等;而对于违法企业侵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追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尚缺乏独立、系统、科学的救济方式，对于应当通过何种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也缺乏系统化、类型化的分析研究，这种责任追究机制的缺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丧失了应有的理论依据或法律依据，给司法实践中合理、合法追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带来了诸多理论或法律障碍。

实际上，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并不是没有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形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双倍赔偿”、《食品安全法》中的“十倍赔偿”等惩罚性赔偿就是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不同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还有理论或实践中出现的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形式也是针对企业违法行为损害社会整体利益时可资采用的责任形式。关键是企业社会责任适用这些责任形式的法理基础是什么?为什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采用这些责任形式?司法实践中具体应如何适用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要“突破性”的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这也是本文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基本目的，这种认识或将成为进一步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结合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就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形式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等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以实现社会实质公平为目的，兼容社会法部门之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公共性与整合性特征。其重在强调法律责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依据这种认识，企业社会责任之实现只能也必须依赖于能够体现其社会性特征或者能够有效弥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失的责任形式了。以上提到的惩罚性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均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发掘出来的具有社会性等典型特征的责任形式，这些责任形式也是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在发展中逐步归纳、抽象、提炼出来并普遍适用于司法实践的。因此，建立独立、系统、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就应以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为导向，既要借鉴民事、刑事、行政等传统法律责任形式，还要重点关注包含经济法责任在内的一切富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的利用和发掘，以探寻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二、一个学理性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法理基础

通过考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基于对企业社会性特征之认识而兴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经济法现象的出现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因此，要深入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性特征，还离不开经济法理论的支持，或者说，经济法的真实存在成为了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法理基础。

第一，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轨迹，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基础。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以托拉斯为代表的巨型企业通过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而经济法现象也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矛盾日益突出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规制企业托拉斯为核心的美国《谢尔曼法》的颁布成为了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之后经济法则不断加强从法律层面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方面的规制。对企业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的规制表现在责任方式上就是若干具有“社会性”特征的责任形式成为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

第二，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论证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本质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对企业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企业社会责任暗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即: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解决市场在保护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上的失灵。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就意味着要对市场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使市场既充分释放其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功用，又尽可能地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适宜的生存空间，以此达成市场与企业社会责任在最大化其各自作用基础上的和谐与均衡。［1］138

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必须置于一个有着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国家公权力介入企业经营活动，乃是导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直接原因。“经济法的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5］。这种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反映到企业社会责任之追究机制上就必然体现为若干旨在平衡与兼顾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法律责任形式的普遍适用，如上文提到的信用减等、资格减免等等。在以往的责任理论研究中，这些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基本目的且主要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责任形式已逐渐被抽象、提炼、归纳，通过类型化分析和典型性分析等方法，成为了以经济法为代表的现代法部门的独特责任形式了。国家干预理论体现在责任追究机制上，就是要求企业市场主体适用的责任形式在具体设计上除了能保障投资者(即股东)的利益以外，更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实现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社会利益)。由此可见，国家干预理论进一步说明了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第三，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应具有的社会性特征。上述分析说明，经济法就是建立在承认社会利益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的法律现象，其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以达到维护自由竞争之市场秩序的目的。但也正是经济法的这种社会本位理念，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兴起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提出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全面形成，均是在契合经济法社会本位理念的过程中实现的，这就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天然的具有社会性特征。所以说，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其终极目标，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产生的理论先导，同时也是解释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三、一个关联性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社会性的具体体现

由于已经把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范畴，因此法律责任理论自然会对其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尤以经济法责任理论的影响最甚。可以肯定的是，把已经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与正在建构中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进行关联性分析，将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制度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盲点和难点。之所以能够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理由:

其一，从经济法学理论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视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之一。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就包括“如拆分企业、惩罚性赔偿、缺陷产品召回、资格减免、信用减等、企业社会责任”［6］。可见，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类型的责任形式与其他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共同归属于经济法责任理论，这也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必然会受到其他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的影响，对两者进行关联性分析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另外，由于以上提到的这些经济法独特责任形式主要也是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的，而以组织形式出现的企业就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这也说明，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企业市场主体承担的，这就为通过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其二，现代法律责任制度发展趋势表明，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具有一定的流动性是完全合理的。

“法律责任的外在界限和内在界限都取决于社会关系的自身性质。应当说，在法律责任与非法律责任之间，在各种类型的法律责任之间经常会有一个较模糊的区间，这使得责任之间会有一定的流动性，责任的具体形态也呈现出更丰富的多样性。”［7］

面对现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责任的具体形态既有民事、刑事和行政的传统法律责任形式的综合适用，又有经济法领域特有的责任形式，这使得其呈现出一种以“传统﹢独特”内涵为主要特色的法律责任体系。与这种相对成熟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相比，目前的责任理论中还没有关于追究企业社会责任之独特责任形式的系统研究，这就使得借用经济法之独特责任形式去追究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现实上的必要性。

其三，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都具有社会性特征这个最显著也是最重要的共性。也可以说，社会性特征这个共性是连接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和桥梁。“在经济法领域，对于法律责任的设定，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考虑，经济法的宗旨就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规制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经济法责任不只是对个别当事人与国家的责任，当然还应包括对社会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看，可能这还是最为重要的方面。”［8］

简单来说，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是由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决定的，其体现在责任形式上就是更多的重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大量挖掘和适用。在这一点上，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法责任一样，同样具有社会性特征，因而经济法责任形式与企业社会责任形式之间可以、也必定存在有一定的流动，两者之间完全可以相互借鉴对方的责任形式。可以说，两者共具的社会性特征是我们开展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关联性分析的最重要原因。

上述分析说明，开展经济法责任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关联性分析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必要的。因此，需要把经济法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性分析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按照这种分析框架设计的研究思路，追究企业社会责任时，完全可依据其社会性特征合理选择经济法的独特责任形式作为其法律救济方式。

作为新兴的法律现象，经济法部门发掘出了若干富有特色的责任形式，像国家赔偿、超额赔偿、实际履行、引咎辞职、经济责任、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等，都已被经济法论者相当一致的认为属于经济法部门所特有的责任形式。通过分析这些责任形式，我们发现以超额赔偿、资格减免、信用减等、颁发禁止令等责任方式最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之社会性特征，同样也是最适合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法律救济方式。以下对这几种责任形式略做说明:

首先，这里的超额赔偿实际上也是惩罚性赔偿，其主要由国家干预受体(市场主体)来承担。比较典型的采用惩罚性赔偿的例证有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规定，美国《谢尔曼法》关于三倍赔偿的规定等，都是为了追求惩罚的目的。其实，这里的惩罚性赔偿并非什么新鲜事物，民事责任中早就有补偿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之分。以合同违约责任中的支付违约金为例，民法学者普遍认同，从促使债务人积极履行的角度考虑，在立法上确定违约金为补偿性的同时，要明确违约金的数额应当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纠正司法实践中不保护可得利益的倾向。这样，补偿性违约金可以得到类似于惩罚性违约金的效力;另外，在确定违约金的基本性质为补偿性的同时，也不排除当事人在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下，约定使用惩罚性的违约金。传统私法使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还是比较少见的，主要还是以补偿性赔偿为主，而经济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则有扩大适用的趋势，如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就有“十倍赔偿”的新规定。由此可见，超额赔偿并不以补偿损失为原则，而是带有惩罚性，适用这种责任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又能通过法律强制力促使企业等市场主体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其次，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从本质上讲属于“惩罚性责任”。任何一个违反经济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同时对经济整体及处于整体中的个体造成损害，又同时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与某一个体的经济利益”［9］。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不例外。因此在要求违法企业弥补社会个体损失的同时，再对其施以“惩罚性责任”，以尽可能补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除了罚款、罚金和自由罚等传统的“惩罚性责任”形式以外，像资格罚、能力罚和声誉罚等更会让违法者付出惨重代价，使其震慑于法律的惩罚。这里的资格减免和信用减等就是关于资格、能力、声誉等方面的惩罚，这些惩罚性措施均与传统法律责任形式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有一些现象或制度很值得关注和研究，如信誉评估制度、纳税信息公告制度、上市公司的PT制度、黑名单制度，等等，其中就可能涉及到信用减等问题。①理论上有一种可称为“专业不名誉责任或制裁”②的责任形式已初见端倪。

这种责任或制裁具有经国家认可的行业责任或社会性制裁的性质，其实质是国家或者行业协会对企业的市场主体资格的取消或限制。此种责任形式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已较为普遍地采用。如银行同业协会公告，对长期欠债不还的客户予以制裁，限制其贷款资格与信用能力等。③同时，立法上也有一定体现，像这些制裁措施就涉及到资格减免问题。④

再次，颁发禁止令是司法当局依职权或依被害人申请而采取的制止违法行为发生和防止损害扩大的一项救济措施。禁止令一方面可以对已经发生的违法行为起到制止的作用，还可以对没有实施但即将实施的违法行为起到预防作用。如美国《谢尔曼法》规定，违反谢尔曼法，司法部或者受违反谢尔曼法的行为所损害的私人或企业可以要求禁令救济。在经济法中适用禁止令责任形式时，原则上并不以存在损害事实为必要条件。例如: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没有按照国家强制性标准生产产品或销售产品的，在未投放市场前，国家就可以颁发禁止令，禁止生产或销售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最后，理论与实践中还有产品召回、拆分企业等制裁措施也被视为经济法特有的责任形式并被规定于有关经济法律规范之中。⑤

篇（6）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相对独立性；预防性

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已经为理论界所接受，而学界有很多人认为经济法并没有自己的独特的法律责任形式，只是借助于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法律责任手段，而实质上经济法责任体系是独立的，并具有自己固有的特征。根据其固有的特征构建独立的经济法责任体系对于经济法的实施是以及其宗旨的实现有重要实践意义。

法律责任是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法律的主要制度之一，无论是权力的正当行使，权利的充分实现，还是义务的切实履行，纠纷的公正解决，几乎都要归结为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对于法律的实施和运行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经济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样也不能没有法律责任的规定，经济法原理必须科学地阐明经济法的责任。首先，我们先要对于法律责任和经济法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经济法责任释义

（一） 法律责任释义

研究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思路和观点，归纳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把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它的优点在于，从法律的价值标准的角度，揭示了法律责任总是与法律所不希望发生或明确反对的行为相联系的，但是实际上，某些轻微的违法行为虽然也会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但是行为人却不一定会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种方案把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它的优点在于，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揭示了法律责任与行为的联系，即行为人如果不遵循法律的指引去追求自身利益，那么，他的预期利益和现实利益就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甚至要为此而付出某种代价。但是，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和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一样过于宽泛。第三种方案把法律责任界定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义务。通常是指由于违反了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而引起的新的特定义务。综上，我们认为法律责任应该是由特定法律事实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补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

（二）经济法责任释义

有学者综合梳理了学界对经济法责任下定义的方式，指出主要的方式有：通过经济违法行为来界定经济法责任、通过经济法这一部门法来界定经济法责任、通过经济法规的违反与特定事实的出现来界定经济法责任、通过经济法权利义务来界定经济法责任。杨紫煊教授对经济法责任的定义是经济法责任是指由于违反经济法义务而引起的经济法规定的不利后果。也就是说经济法责任是对不同渊源的经济法律规范规定的义务的违反而引起的不利后果。经济法责任即为由经济法律事实引起的对于损害予以补偿、强制履行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

二、经济法责任具有固有的特征。

（一） 经济法责任是一种注重公平的社会责任。

经济法总体来说调整的是一种那个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一种私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一种宏观性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市场竞争还是宏观调控，它们都是规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整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维护社会的宏观经济秩序，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质决定了经济法责任是更注重公平的社会责任。

（二） 经济法责任在形式上的复合性。

经济法责任对财产责任和人身责任并重，体现补偿性和惩罚性，在具体的责任形式上不仅具有其特有的责任形式，而且大量采用了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形式。

（三）经济法责任体现一种职权性、角色性。

这主要是对于竞争维护者和宏观调控者来说的，首先，竞争维护者和宏观调控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都享有一定的经济职权，经济法责任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表现方面，经济主体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很大部分是由有权机关界定的。其次，根据权责统一原则，经济职权伴随着违反这种职权规则所要承担的责任，竞争维护者和宏观调控的责任是一种角色责任、岗位责任。

（四）经济法责任是一种差别责任。

所谓差别责任，也就是说经济法责任因承担责任的主体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经济法责任的这一特征也是由经济法的作为一门社会本位法所决定的，归责原则上来说从归责原则上看，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侧重于过错责任，不过在特殊情况下也适用无过错责任，经济法责任侧重于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尤其侧重于公平责任。重视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

三、经济法责任的相对独立性。

研究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前提是承认经济法责任制度的独立性。所以我们再首先要论述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

（一）经济法责任有特有的责任表现形式。

大量引用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同时，随着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的发展和壮大，一些明显区别于这三大责任形式的经济法责任产生，如产品责任、信誉责任、召回制度等等责任形式。

（二） 经济法责任是对对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系统化提升。

经济法存在独立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是对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一种综合化、整体化和系统化的提升。

（三）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法律责任作为一种惩罚违法行为的制度，在表现形式上不可能划分开完全区别的界限，例如行政处罚中的罚款和刑事处罚中罚金刑都是国家有权机关对于公民财产的剥夺。所以有些经济法财产类责任也不能因其与民事或者行政类的财产类责任表现形式相同，而认为经济法责任即为民事或者行政责任的简单相加，但是其中的联系是不能否认的。研究经济法责任应该摒弃对于三大法律责任划分的过分强调。

四、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发展趋势

对于经济法责任制度的研究，首先，要体现时代精神，要有紧迫感和社会责任心，为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如在宏观资源分配上、政府决策等提供司法救济非常必要，其次，要解放思想，推进法律的发展，要分析和评价现行相关法律的责任规则运行的实际效果。要突破法律责任只有民事、刑事和行政三种责任的定式。其实在这三种责任形式之外，目前已经存在违宪责任和违反诉讼法的责任。第三，经济法责任体系的研究应区分实然研究与应然研究。所谓的应然是指从完整自足的理论角度来看，经济法责任应该的状态，所谓的实然是指在经济生活中经济法责任的实际状态，比如在具体的经济法规中所规定的责任。

（一）目前理论界比较认同的经济法责任形式

1 国家决策失误赔偿。

经济法上的国家赔偿时基于国家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或市场规制不当，而对调控受体所造成损害的赔偿。它不同于狭义的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更主要的是“立法赔偿”。因为在严格的“调制法定原则”的约束之下，调制主体的调控失当，往往与立法上的失误或者立法性决策失误有关，事实上，在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领域的某些措施，就是国家给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的一种补偿。

2实际履行。

这里的实际履行是指国家承担的一种责任，现代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一般是死人物品所不能满足的，它通常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市场秩序的维持、必要的宏观调控等公共物品的提供，都需要由政府实际履行。

3 惩罚性赔偿。

经济法主要强调超额赔偿，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9条中的加倍赔偿制度。从本质上看，惩罚性赔偿从来没有归于民事责任范畴，而是属于经济法责任范畴。因为惩罚性赔偿的目的不是对个别消费者所受损害的补偿，而是通过赔偿来惩戒生产者和经营者。目前惩罚性赔偿适用的范围很小，在竞争法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很大的意义，美国《谢尔曼法》第7条规定了三倍赔偿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已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二）经济法责任制度的发展趋势构想。

1 建立经济团体内部性与外部性责任制框架，提高实施效率。

经济法责任与传统民商法、行政法法律责任制中的责任理念和责任形式不同，因此，对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和尽可能完善的经济法责任制度体系，力图构建出以经济团体内部性责任制为基础，经济团体外部性责任制为中心，经济诉讼为补充的框架。其中在经济自律制度中，充分发挥第三部门即社会团体的作用，通过其成员的行为，实现其团体内的秩序，并使其团体内的秩序与法律秩序相协调、内部性机制的运行以及运用规章制定权、纪律处分权、资格审查权实现治理内部性，通过制度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预防、控制不当行为，使其负外部性实现内部化。在经济团体外部化责任制中重视和尽快建立经济决策程序制度、实现经济民主；充分发挥经济仲裁及经济调解的作用，保障经济交往的公平和高效率；重视建立和健全经济诉讼制度，将强负外部性问题通过诉讼解决，使公益诉讼获得诉讼之救济，实现经济法的权益保护目标。通过以上各机制责任明确且内外机制的相互作用，以减少和预防各部门互不管或管理力度不到位，导致经济法律关系当事人无法有效获得救济的现象发生。

2 改革经济诉讼制度，统一诉讼途径。

目前经济诉讼仍属重要救济途径之一，而经济诉讼又与民商事诉讼制度混同，建议对经济案件的诉讼进行一些改革。以“诉讼成本最小化、立法保障的利益最大化”为考量目标，改进现有的诉讼制度。调整诉讼参加人制度。扩大原告的范围，不仅受害人有权，而且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在维护公共利益和整体市场秩序时也享有权。因为经济法带有公法的特性，那么其诉讼不免带有公众之讼的特性。至于共同诉讼案件，允许公诉人和自诉人共同参加由多个自诉人或多个公诉人共同提起的诉讼。对于明显有失公平或损害公共利益的案件，不能仅依当事人意志结案，需落实调解书审查制度。

3 寻求经济法责任追究机制的多样化。

经济法责任追究机制除传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外，还可以有一些特殊的责任追究形式，根据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内容及程度的不同可以有肢解公司、信用减等、国家经济立法赔偿、取消评优资格、停止信贷资格、引咎辞职或者公布其不良信誉等多种经济责任形式。以上责任追究机制与传统责任承担方式不同，但又能满足经济法追求的公平、效率需求。

4经济法责任的预防性。

《反垄断法》中的对市场可能产生垄断性影响的审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中的产品召回制度都是经济法责任预防性的体现，这既是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1）从现实损害到损害威胁

建立在惩罚与补偿功能基础之上的法律责任制度，往往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导致现实的损害，因此无损害则无责任。然而，当我们将预防损害之发生视为法律责任的应有功能后，则损害尚未发生恰恰是此类责任适用之前提。现代社会的众多灾难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传统法律责任功能和制度定位的局限。当劣质奶粉令众多婴儿死亡或者成为终身残疾的大头婴儿时，当三鹿公司因无力承受巨额债务而宣告破产时，补救性法律责任制度已尽显其局限和尴尬。那么，当传统的“法律义务―惩罚性或补救性法律责任”的法律治理模式已无力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挑战时，我们就应当在强化义务、加重惩罚与补偿的同时，建立更为完备的“法律义务―预防性法律责任―补救性或惩罚性法律责任”的新治理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预防性法律责任仅针对法律义务之违反而设定，并在具备一定条件（存在相当程度的损害风险）时，即面向未来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防止损害之发生和扩大。因此，经济法责任不仅关注是已经发生的现实损害，在经济法责任制度的构建进程中也应重视尚未现实发生但具有相当发生风险程度的未来损害。

（2）加大市场主体对于风险承担的责任

尽管在民事责任制度基于过错责任和风险责任的二元结构中，在风险责任方面已经不再关注主观过错问题，但法理学视野中的整体法律责任制度仍然将主观过错作为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并影响到学者们对于法律责任新形式的接受和评价。如果说预防性法律责任是基于现代风险社会中预防损害和风险的新制度安排，则责任主体是否有主观过错（而且实际上也难以认定过错之有无）不再是此种法律责任的关注点，其所关注的是如何分配负担以消除风险。因此，预防性法律责任不再具有道德评价的因素和功能，而仅只是现实功利的制度安排。

篇（7）

    一、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提出了法律风险的术语,但是该《办法》没有对法律风险的含义加以界定。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2005年《国有重点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际论坛》上的讲话中,对国有企业的法律风险进行了分类,并认为法律风险是以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企业法律风险按照不同的属性具有多种类型。从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的角度看,我们认为企业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其中前两种风险分别以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为特征的,而法律风险是以势必承担法律责任为特征的。”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曲新久教授:“法律风险是指因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不够全面。这个概念仅仅从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逃避法制监管等原因,而做出的违法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承担法律责任或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这仅仅是法律风险产生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等原因,从主观上不知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或者对自己已经或将要遭受的损失未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例如合同法上的代位权、撤销权的行使;无效民事行为的撤销权等。这种经济损失我认为也应当属于法律风险的一种。因此,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不懂法律、疏于法律审查,或者逃避法律监管而违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章制度导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和主观上不知道采取法律手段对自己的权利或者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法律救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风险。

    二、企业法律风险的特征

    与企业的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相比,企业的法律风险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风险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由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分别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产生具有不确定性。与之相反,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相对的确定性,这是因为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于企业违犯法律或者是没有及时采取法律手段进行救济导致的。这种确定性是相对的,例如侵犯他人着作权的行为,如果该着作权人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该企业就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也可能该企业没有追究其侵权责任从而使侵权企业的这种法律风险没有发生。但是这种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必然的,不发生是偶然的。而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的发生正相反。

    法律风险的相对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相对确定性。企业违犯了法律法规或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只要国家机关或被侵权人追究其法律责任,该企业就肯定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法律风险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相对确定的。企业违犯法律进行经营,就会受到行政处罚;企业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明文规定了行政处罚和承担民事责任的幅度和方式。由于具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性,因此法律风险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失,当事人是可以事先确定的。即使当事人事先确定的数额与法院最终判决确定的数额有一定的偏差。因此,法律风险从损害结果上也具有确定性特征。

    第二,法律风险是可防可控的。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虽然也可以通过风险管理,使发生风险的可能性降到最底。但是由于自然风险和商业风险产生的原因是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风险的发生。而法律风险完全可以从根源上加以防范和控制。只要企业建立了完善的法律风险防控机制,在懂法、守法的基础上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在他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利时能够及时拿起法律武器,法律风险的发生基本上是可以得到杜绝的。

    第三,法律风险具有损害性。法律风险一旦发生,企业就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企业的经济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企业的违法行为而承担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企业承担的行政责任往往是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罚款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吊销营业执照会使企业停止经营活动从而影响盈利。企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一般表现为赔偿损失。企业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主刑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承担;附加刑由企业承担。另一种是由于企业主观上认为某种损失不能通过法律途径救济,而忽视了那一方面的权利保护,从而使企业遭受了经济损失。法律风险的损害性与企业的其他风险相比,有过及而无不足。

    第四,法律风险的发生具有可预见性和不可保险性。自然风险的发生具有突发性,往往使企业措手不及。而法律风险的发生是可以通过法律规定、违法行为等情况予以预见的。法律通过授权或禁止的方式规定了一定的行为模式及违犯该行为模式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判断企业的行为是否违法、会导致什么样的不利后果;企业在经营中,完全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分散企业的自然风险。由于法律风险与法律责任密切相关,因而,企业的法律风险是不能通过保险分散的。

    通过上述对企业法律风险的含义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出企业的法律风险是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的。企业应当重视建立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是增强企业依法经营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提高竞争能力,适应日益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的需要;更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有力保障。

篇（8）

一、会计法律责任及其特征

1.会计法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主要是指会计主体违法法律法规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中的会计主体包括企业与个人。值得注意的是，会计法律责任不单单是指违反《会计法》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包括违反《证券法》、《审计法》、《保险法》等一系列设计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1]。

2.会计法律责任特征

会计法律责任的形成是由于会计违法行为的产生，而会计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会计业务处理中的，会计处理结果公布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违法行为。鉴于上述原因，会计法律责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会计法律责任主体存在多元性。由于会计业务行为并不是单一、独立的活动，而是涉及到多个主体的综合性活动。因此，会计法律责任的主体存在多元性[2]。例如，企业所产生的会计业务需要经过多个主体，其中包括业务审批人员、会计人员、出纳等。并且，形成一份完整的会计报告需要多个环节加以审查验证，因此当会计业务出现虚假信息或会计信息披露出现问题的情况，给国家、企业或股东造成经济损失的时候，就需要深入追究涉及会计业务的部分人员，让其为该后果承担法律责任。2.会计法律责任追求机关的多样性。基于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可以明确得知，要承担会计法律责任的法律众多，因此牵涉到众多政府机关与部门。所以，如果当会计违法犯罪行为出现时，有可能是多个机关需要追求相关法律责任。《会计法》中明确提到，财政、审计、证券等监管部门需要根据当地法律规定来对企业的会计数据进行监督检查。同时，也明确规定当违法《会计法》并且同时违法其他法律的需要各自的部门在其职权范围依法处罚。因此可以看出，出现会计违法或会计犯罪可能是由多个机关一同对违法犯罪进行处罚。

二、会计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

1.行政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行政责任主要可以分为行政处分与行政处分。其中，行政处分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法规所需要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形式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行政处罚是对于其认为违反行政法管理的一种行政制裁，主要形式包括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等。在我国市场环境日渐成熟的背景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热潮中行政处分已经无法实现预防会计违法的效果，因此在承担行政责任方面将会渐渐朝着以行政处罚为主的方向发展[3]。

2.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刑事责任是指会计犯罪行为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会计业务中违法国家会计制度相关会计舞弊行为构成犯罪的都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会计犯罪行为属于经济犯罪，其所侵害的对象是正常的经济秩序与经济关系。

3.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中的民事责任是指违反了会计法律规范，让蒙受利益损失的受害人得到的补偿。但是在现行的《会计法》中并没有对民事责任承担有相关的固定。而《注册会计师法》与《公司法》对民事责任有一定的规定，具体指出注册会计师应该就其违法行为给予利益相关者所蒙受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4]。

三、中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

1.完善《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

完善《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能够更加彻底的贯彻落实《会计法》，发挥《会计法》的效用。《会计法》是我国产权保护法律中的基础性法律之一，其需要在满足宪法规定的基础上给其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提供专业的支撑。而其他法律则应该在《会计法》的责任划分、法律执行与程序的制定中提供相应的帮助。所以，《会计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与配合应该详细规定各自的内容与属性。针对这一情况，相关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会计法》起草拟定部分，在经过全面的调查与意见征求后，着手对当前《会计法》以及其他设计会计内容的法律责任规定进行统一的调整，以表面出现会计司法操作矛盾的情况[5]。

2.完善《会计法》具体规定

首先，针对目前企业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难以落实到法人主体的问题，《会计法》应该明确规定企业会计部门主管要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培训，使其能够详细明确会计处理工作，避免企业挂名管理人推卸法律责任。在《会计法》中应该详细制定企业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如果企业提供了一系列与实情不符合的资料或数据，不仅仅需要企业会计部门负责人背负法律责任，企业的管理人员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针对目前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难以划清的问题，《会计法》应该严格限定会计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区别。例如，可以采取以涉案金额的大小来作为违法与犯罪的判定标准。又例如，可以采取以涉案人员是否存在特定犯罪目的以及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作为违法与犯罪的判定标准。

最后，行政处分规定合理性欠缺的问题，《会计法》应该进行明确的规定。如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以外的企业管理人员出现了会计违法行为，在未涉及到刑事犯罪的情况下，由国家会计监督管理机构下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如对行政处罚有异议可以审定复议。而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接受行政处分，则需要由国家会计监督管理机构向行政监察机构提出处分建议，具体的行政处分完全由行政监察机关决定与执行。

3.制定《会计法》细则

需要明确《会计法》的立法思路以及实施细节。对于限制性的法律规定要进一步的细化与量化，以能够使得《会计法》便于执行。例如，针对会计信息以及虚假会计信息情况的出现做出详细的规定[6]。这一详细的规则需要在会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出现。同时，要严格限制会计信息与虚假会计信息的既定，避免法律规范中存在不专业的情况。因此，在制定相关细则的时候需要专业会计人员配合法律专业人员一同来商讨，以制定严格、科学、合理的标准。对于会计信息与虚假会计信息犯罪的情况也要具体化，并且结合《刑法》中的相关条例来制定相关标准。针对《会计法》与其他多种法律规定之间的约束与限制，制定《会计法》的细则显得更加重要性。

4.强化会计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篇（9）

正文：

一、责任理论发展史上呈现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从七十年代开始，经历了两个十年直至今天，经过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基本完善的过程，经济法理论也随基本研究素材的丰富而日益成熟。对于我国经济法制发展的过程，一般认为分为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为兴起阶段，1985年到1992年十四大为发展阶段，1992年以后至今为逐渐成熟阶段。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有关经济法的研究是从1992年之后才开始的。

作为经济法基本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的法律责任理论也有一个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在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在经济法制建立的最初阶段，作为一个新出现的法学领域，经济法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经济法理论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兴起。在这一阶段关于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学术活动集中于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等方面。[1]这是由于每一门学科产生之初的研究，大多都集中在本学科的立身之本上，也即从本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原理入手，并关注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包括在研究对象方面的差异与联系，这种特点在经济法领域也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这一阶段“经济法律责任”虽然偶尔会被作为一个独有的概念术语提及[2]但从整体上来看，更多的是将一般法律责任理论运用到经济法律部门中，对违反经济合同的法律责任进行论述；同时对于将刑事罚则规定入经济法规中的现象以及经济制裁有所论及。[3]经济法律责任理论尚不能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985年以后到1992年之间经济法的初步发展时期，作为这一法律部门的理论研究来说，调整对象仍然处于总论研究的核心地位，但研究范围在此基础上也有了更多的拓展，如关于调整方法和经济法主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4]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对于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通过对这一时期有关论文的检索可以看出，所谓的“经济法律责任”在概念上尚不甚明晰，尤其与“经济责任”相混用，而在现在我们已经将“经济责任”作为具有财产内容的责任形式的统称。但在当时的发展阶段，学者试图建立起一个以“经济责任”为核心的经济法律责任理论体系，也有人对之进行了一定总结。[6]总的来说，这个努力并未成功，由于相关其他理论进展缓慢，随后的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日渐停滞下来，于是在无论是作为经济法研究素材的日渐丰富还是理论研究得到巨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经济法的责任理论却相反地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有关的表述大部分是以教材中总论的一部分出现的，研究者通常是以自己的理解对这一理论加以或繁或简的诠释，整体上来说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而且由于教材式论述的局限，这种阐释也是难以深入的。尽管如此，并不是说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无人问津，恰恰相反，也有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述也有其独到之处。[7]在此基础上，到最近四五年来，有学者开始意识到过去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畸重与畸轻，提出要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来对待经济法律规范中的责任问题，不是拿原有的理论来生搬硬套，而是采用更为灵活的方法[8]同时，也有人在新的视角下对经济法责任进行了重新定位。在这样一个思路的指引下，对从第二阶段中后期开始、特别是90以来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状况加以总结，对于认清已有的理论成果同时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都是有一定的学术意义的。

二、有关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

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认识总体上来说是随着经济立法的不断完善，以及学者对经济法的研究不断丰富而日渐深化的，由最初的停留于表面现象的叙述而慢慢触及到这一新出现范畴的本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与经济法其他有关理论问题如调整对象、价值理论等相比较而言，在已经过去的十几年内，责任理论并未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没有进行足够深入的探讨，以至于尚不能提出一个成熟的理论，而有学者称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仍然提留在八十年代的水平，也并非耸人听闻。9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一部分教材一类的著述中，论文极为少见，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论辩，勿忘“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少了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在自己的论述中自说自话，而没有思维的交锋，则进展缓慢也就不足为怪了。反过来说，也应当肯定学者们在著述中对经济法责任进行阐述对于明晰这一概念的促进作用，正是通过对这样诸多观点的参照、比较、分析，经济法责任在脑中的印象才渐渐丰富立体起来。目前对经济法责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于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经济法责任的概念

关于这一部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仅对经济法个分支法律规范的相应责任制度分别进行表述，而未对其加以归纳总结、分析抽象，提出作为经济法律部门的一般责任理论。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一大部分的法学、财经类经济法教材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作为基础教学，这一类理论问题被放到了较为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经济法责任理论尚不成熟，无法提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分歧较小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任重而道远。

2、在内涵上，关于经济法责任定义的表述五花八门。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指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以及法定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使有责主体必须承担的否定性的经济法后果。[9]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正常实现的保障，强调了责任对主体的不利益性；经济法责任除了因主体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产生外，还因特别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产生，这点体现了经济法责任的突出特征。

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者提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10]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的产生归结为两个原因：违反经济法义务和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其中，前者存在的情形较为普遍，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机关，只要其行为违反了经济法律规范规定的所应履行的义务，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后者主要指政府机关行使经济法权力（经济法制全）超出经济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或行使经济法权利的方式、程序不当，侵犯市场主体的经济法权利和经济法利益的行为。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将政府机关的违法行为与不当行为分开来表述，后面一种情形严格说来也属于未能恰当履行义务的范畴。

也有人直接以行为的违法性来定义经济法责任。如“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有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11]：“经济法责任，是指人们违反经济法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12]这种方式是从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上来看待经济法责任，是一般法律责任理论在经济法领域内的具体化。是放弃了细节的斟酌而在整体上看待这样一种新型责任，将其视为一般法律责任的形式之一加以定义的。

有人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责任制”两者相统一起来，认为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内容应强调角色责任和相应的、适当的激励机制。“经济责任制”制止在公有制主导的经营管理中，企事业机关单位及其内部机构、成员因角色设置及其实现，而相互承担义务和相应的享有权益的经济法律关系或制度。将经济法责任与之相统一，就是是经济法责任一反其所常被认为的“否定性”、“不利性”的特征，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责任”，法律制裁是实现责任的手段，而非法律责任本身。这种方式就将一般含义上的经济法责任与作为其实现形式的法律制裁明显地区分开来。

3、在经济法责任的外延上，学者们所持观点不甚一致。最为典型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将经济法责任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区别开来。[13]依这种观点，经济法责任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包含于经济法规定的责任形式种类之中，除了经济法责任之外，经济法规定的责任还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他们相互之间互不包含，是完全并列的关系。与之针锋相对的，是认为“经济法责任是有经济法律法规所确认的各种责任形式的总称”的观点。[14]在这种观点下，经济法责任将民事、行政及刑事三种责任形式包含在内。有人从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经济法责任，认为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保护方式。[15]提出保护经济法律关系的方法包括经济制裁、经济行政制裁以及经济刑事制裁三种。这种观点强调了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统一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征

关于经济法责任的特征，依学者的不同表述，可以作如下归纳：

1、经济法责任是一种具有法定强制性的、否定性的法律义务。

这一阐述是将经济法责任放在一般法律责任的位置，从一般角度对法律责任在经济法领域的特征加以描述。任何法律责任都是作为法律义务得以履行的保障机制存在的，与国家强制力相对应，在义务人不能自觉完成的时候转而成为法律制裁，因而典型的是对有责方利益的否定。

2、经济法责任具有惩戒和补偿双重性质，而以惩戒性质占主导地位。

由于经济法责任本质上是对被破坏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同时又给予破坏者以否定性的评价，因而实现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使其在一定程度的以恢复，同时对违反义务者以财产、资格等之上的惩罚，是经济法责任实现所带来的两大效益。但经济法责任不同于民事责任的突出特征就是，相对于补偿性作用而言，它的惩罚性作用具有更为突出的优势。也即作为经济法责任来说，其对经济法客体的保护重于对经济关系中具体对象的保护。因此最主要的便不在于补偿经济关系主体受的损失，而是对责任方施之惩罚，使其为这种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付出一定代价。

3、经济法责任在内容上具有整体经济利益性。

这与经济法的性质密切相关。经济法的存在首先就是公法与私法相融合的结果，是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现代经济法不以国家为本位，也不以单纯的个人利益为本位，而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主体实施了违反经法律规范的行为，给有关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同时，必然破坏经济关系的正常运行，若不加以制止，必然给整个社会经济利益带来损害。经济法责任的这一特点尤其与单纯的民事责任不甚相同。由于民事法律关系体现的是民事主体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等关系，民事责任存在的主要目的也是为补偿向对方的经济损失。因而在对方放弃的条件下，有责方可以不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对于经济法责任而言，由于有责方损害的不仅是个别相对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损及了社会共同利益，因而即便有关个别主体对这种损害行为不加以追究，有责主体仍必须承担一定责任。这与上述经济法责任的惩罚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4、另外，也有人将经济法责任的相互分离性作为其典型特征之一，即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不同主体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内容是不相同的，如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机关与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具体而言，政府机关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包括两种：经济侵权责任和经济补偿责任。

经济侵权责任指政府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法侵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所应承担的否定性法律后果；经济补偿责任指政府机关在合法限度内行使职权失当，而使市场主体遭受损失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补偿责任指适用于法律明确规定特定范围内发生损害后果的场合，因此应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条件下严格适用，不能任意类推和扩大。但总体来说，政府机关违反的义务均为程序性的义务。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活动者所承担的经济法责任多因违反实体性义务而引起，其内容包括市场主体违反由法律规定所应强行履行的经济法义务而应承担的强制履行责任、因违反经济法义务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损而应向他人承担的赔偿、补偿责任，以及因其违反经济法义务的行为情节严重而应承担的被剥夺特定权利能力的后果。

（三）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

所谓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行为人据以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能够满足国家机关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法定条件。就一般法律责任构成而言，通常涉及五个方面：合格主体，主体主观上有过错，主体行为违法，给对方造成损害，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有因果关系。对于一般的经济法责任来说，这五个构成方面也是适用的。但经济法责任又有其独特之处。对经济法责任在构成要件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学者们观点并无太大分歧，普遍认为：经济法责任的主体主要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和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也包括经济组织内部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单位及经济组织的内部成员。对于行为人主观上来说，并不以存在过错为必要，相反，无过错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在经济法领域适用得尤为普遍。也正是经济法责任具备这个特点，在其归责原则上可以说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方式。经济法责任在某些情况下也不以行为违法性为必要，对于合法行为造成损害也要对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如基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原因而占用、征用或损害他人的财产时，应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许多情况下不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必要，行为人即使暂时还没有给特定人造成损害，基于其行为的违法性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这一特性，经济法责任也不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为必要，因此在有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就可以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的原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认定和归结经济法责任时，对如何判断责任主体的主观因素所应遵循的准则。正如上文所述，经济法责任在主观构成要件上的特点决定了适用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两种。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对违反经济义务应承担的经济法责任的归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受到法律规定的限制，即主要适用于政府机关不当行使经济法权利或市场主体违法造成损害，且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条件时。前者以行为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为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后者则是即使行为人并无过错，也要对自己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由于经济法在任务上的独特性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法责任的归结上得到了更为广泛的适用。

三、经济法责任存在的独立性问题

在以上关于经济法责任的有关分歧中，最为核心、最能体现诸位学者各自观点的一个问题，当属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问题。也即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能够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等方面符合经济法的独立体系要求，并是否能够因此与其他部门法的相应责任形式相区别，与之并列、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与对经济法责任的概念、性质及特征的理解相一致的，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法责任理论所必然首先应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理论界关于经济法责任的论述各有特色，难于统一，在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个问题上，也同样见仁见智。主要观点可先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张经济法不存在自己独有的法律责任，其法律责任不过是现存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综合。[16]另一类则认为经济法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与传统上的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有本质上的不同。后一种观点细分起来还分为以下几类：（1）认为经济法责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只是对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对这三种责任的综合化、系统化的提升，是以系统的思想来对待经济法责任体系中的各种方法，认为各种方法都是这个体系中的必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17]（2）认为经济法责任具有双重性，由本法责任和他法责任构成。即经济法责任既包括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的有关规定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包括同时违反其他法律相关规定从而应当承担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是将本法固有责任和援引他法责任包含在内的综合性的责任形式。[18]（3）认为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并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是与之相并列的另一种责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责任形式的一种。[19]从发展趋势上来说，认为经济法责任是一种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之外的新型责任形式的观点在经济法理论界逐渐占据优势。在2002年10月份由湖南大学法学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也有学者就经济法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守文的发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法有自己的法律责任及其形态，探讨经济法责任，应超越传统的部门法理论与责任理论，通过矛盾分析、关联性分析、典型分析等方法，去发现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特殊性与传统责任理论的关联以及经济法的一些特殊责任形态，从而形成对经济法责任理论的拓补，进而构成对整个法律责任理论的拓补。

诸位学者在经济法责任独立性问题上莫衷一是，归根到底是对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及外延认识的不同造成的，而这又与经济法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以及现实中的不成熟密切相关。具体而言，经济法作为一个与民法、行政法有着本质区别的新型法律部门，其存在基础的完善必然意味着法学理论的更新。体现在其责任理论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新型法律责任，给传统的法律责任理论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情况下，必然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动时期，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甄别辨识，更为完善的、适应现实需要的责任理论才能够建立起来。

从历史上说，公、私法的二分方法给民法与行政法的存在提供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下，民法与行政法的主体及其调整对象在主体上因此都非常明确，其责任主体也是清楚的。在为相关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时，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责任性质如何，都不难分辨开来。而与之相反，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单以完善牢固的公法、私法理论难以解释其存在的基础及独特的调整对象；同时，性质上的模糊导致了相关法律关系主体上的模糊，经济法究竟适用于何种主体之间的何种关系，是难以通过传统的主体划分方式加以阐明的，这也就带来了如何以传统责任理论定义经济法主体之间责任关系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理论的凝固性与滞后性，已经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不相适应了。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为我国立法者所重视，因此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立法的繁荣景象。但是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却并未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这与我国一定时期内特殊的经济制度条件是有关系的。随着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社会整体利益受到重视，经济法的存在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经济法被视为现代经济条件下公私法相融合的产物，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其价值取向。在这一条件下，我们说真正的经济法律部门研究才得以建立。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在经济立法工作呈现一定成果的时候逐渐成长起来的，在其产生的最初阶段，由于调整对象范围被无限扩大，经济法一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调整与经济相关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内涵与外延的不清楚导致相关主体理论、责任理论也难以建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其他法律关系主体相比的独特之处不易分辨，所谓的经济法责任与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在概念上也是混淆不清，更毫无独立性可言；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整体利益目的日益突出，对经济法任务的认识渐次清晰，其涵盖的范围由多及少，经济法在调整主体、对象、内容以及任务上与民法相区别就成为必然。在这一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也就可以与民法上存在的责任方式有了一定的区别。但总体来说，由于发展时间并不长，而法制现实的滞后作用给理论的完善带来一定阻碍，主体理论与责任理论仍然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难点。责任理论的不成熟与主体理论的不完善密切相关，正是由于经济法主体的独特地位尚未得以完全确立，才导致对其所应适用的责任方式在是否具有独特性上受到反复讨论与质疑，而前者又受到一系列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制约，典型的就是独立的经济法主体的存在必然要求在程序法律上保证其权利的实现，而这种程序决不会与民事程序相同，这一点在目前的立法现实中尚难以实现。由于这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在关于是否存在独立的经济法责任这一问题上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一书中认为，一种范式一旦产生将是相对稳定的，当反例出现时人们并不是否定原有范式，而是根据原有范式对反例的出现做出解释。只有当反例足够多了，原有的范式出现了危机，科学革命才会出现，旧的范式才会被新的范式取代。[20]这也是法学领域一种新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所必经的过程。我们不能否认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在经济法律规范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这三种传统责任形式究竟地位如何，是经济法律规范所固有的、本质属性上的责任形式，还是只是经济法规与其他法规竞合时，执法部门的援引，还有待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明确。同时，不能否认由于现代社会新的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法律制度上的应对策略也是相应增加的，这就为那些不同于旧有的民事、行政以及刑事责任的新型责任形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责任形式的可能也就不能被抹杀。但试图在理论上对之加以抽象、概括，实现整个责任理论的“拓补”，则不能不受到现实的制约，也许只有随着这一类责任形式大量出现，明显难以为旧有责任形式所涵盖时，经济法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的地位才能牢固确立起来。在此基础上的关于经济法责任的内涵、外延，性质与特征，以及其构成要件等理论也就可以随之得以确定，经济法的责任理论从而完成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质的飞跃。

[1]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载《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

[2]如《谈谈违反经济法的责任》，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8-9期；《对经济法律责任的管见》，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6期。

[3]有关论文如：《试论我国经济合同制度的特点、作用及法律责任》，载《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经济合同中的赔偿责任》，载《法学》1982年第5期；《论违反经济法合同的法律责任》。在《法学季刊》1983年第2期；《试论违法经济合同的经济责任》，载《社会科学参考》1983年第24期；《浅谈经济法规中表述刑罚的方式》，载《经济法规研究资料》1983年第10期；《谈谈经济法规中的刑事罚则问题》，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2期；《论经济法上的制裁》，载《政治与法律丛刊》1983年第7期。

[4]肖江平著：《中国经济法学术史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08页。

[5]有关论文如：《论经济行政法律责任》，载《东岳丛刊》1985年第3期；《经济责任的概念及特征》，载《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6期；《经济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载《财苑》1986年第1期；《论经济法律责任》，载《当代财经》1988年第3期；《“经济责任”质疑》，载《政治与法律》1990年第6期。

[6]如杜飞进著：《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

[7]有关论文如：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李建华：《论经济法责任的构成要件及承担方式》，载《法制与社会发肖江平、曾东红：《调整对象研究的地位演进与总论研究的进路》，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3期。

[8]相关论文如：顾功耘、刘欣哲：《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载《法学》2001年第2期；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二卷）》；莫智源：《迁移经济法责任独立存在的必要性》，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9]李中圣：《经济法责任论略》，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4期。

[10]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57页。

[11]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82页。

[12]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87页。

[13]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14]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5]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16]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7页。

[17]孔德周：《对经济法学几个老问题的新思考》，载《经济法论丛（第二卷）》（徐杰主编）。

[18]吕忠梅、刘大洪著：《经济法的法学与法经济法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67页；刘瑞复著：《经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63页。

[19]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61页。

[20]王全兴著：《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第48页。

参考文献：

石少侠主编：《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著：《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漆多俊著：《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杨紫煊、徐杰主编：《经济法概论》

篇（10）

(一)法律责任体系构建

1、法律责任功能。法律责任是行为人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从法理上讲,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权力、自由得以生效,在它们受到阻碍,从而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时,通过适当的救济,使对侵害发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消除侵害并尽量减少未来发生侵害的可能性。法律责任的目的是通过它的三个功能实现的,即惩罚、救济和预防。据此,《注册会计师法》法律责任的功能可以界定为:(1)惩罚功能;(2)救济功能;(3)预防功能。

2、法律责任体系构建。《注册会计师法》法律责任体系应包括责任种类的划分、责任的免除、法律制裁。

(1)法律责任的划分及确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种类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2)法律责任的免除。注册会计师的免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①时效免责。指法律责任超过了法定的期限后而不予追诉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民法、刑法等对此都有相应规定。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我国《注册会计师法》也可规定民事责任的特别诉讼时效;②受害人或第三人过错免责。受害人过错指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而注册会计师自身并无过错,只要注册会计师证明已尽到为防止损害发生所应尽的责任,即可不负民事责任;第三人过错,即第三人对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有过错,如果第三人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或关键原因,注册会计师也不负责任;③政府或部门的非法干涉。政府或其他部门强制干预或指派的鉴证业务,其结果是政府或其他部门授意性的,所产生的民事责任,注册会计师也可抗辩为免责。

(3)法律制裁。法律制裁是指由特定国家机关对违法者依其法律责任而实施的强制性惩罚措施。《注册会计师法》中应分别规定刑事制裁、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刑事制裁以刑罚为主,分为自由刑和财产刑,具体体现为有期徒刑和罚金。民事制裁主要为承担财产责任,体现为赔偿损失和支付违约金。行政制裁可分财产罚、行为罚和申诫罚三类。财产罚包括罚款和没收违法所得;行为包括暂停或取消执业资格;申诫罚包括警告、通报批评。

(二)法律责任鉴定。我国注册会计师行政处罚的裁定和实施权归属于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省级以上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日常工作;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的裁定和实施权归属于法院。随着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将成为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方式,而法院将成为最终的裁判者。但因涉及的注册会计师诉讼案件专业性强、职业判断复杂,法院将难以独立对案件作出合理界定。因此,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可成立法律责任鉴定委员会,作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界定的权威机构,该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应同法医鉴定等司法鉴定报告一样,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

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体系具体操作方案之重构――实践上的设计

随着我国加入WTO,执业环境发生变化,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在未来几年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在司法实践上的设计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适应会计师职业界的功能变化。从注册会计师未来的核心业务发展来看,可以概括为鉴证服务、咨询服务、规划服务、技术服务和国际化服务。以某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例,目前业务包括:审计、鉴证和商业咨询服务;商业程序包装;财务咨询;全球性人力资源服务;管理咨询;税务及服务等六大领域。对注册会计师业务的拓展,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不仅要考虑鉴证业务的法律责任,同时应关注服务业务的法律责任。

(二)加重会计师职业界法律责任。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已经经历了第一轮诉讼浪潮,主要为验资的法律诉讼,其标的额及赔偿额相对国外来说是微乎其微的。美国大量的诉讼使整个职业界付出了极大代价,在香港法院在实际案件判决中,也越来越倾向审计师们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对此,我国在《注册会计师法》的修订中应该考虑四个方面:(1)明确构成侵权的过错归责原则,同时明示鉴证结果保证的有限性;(2)由比例责任取代连带责任。注册会计师行业承担日益加重的赔偿责任,其权利与义务已经不相称,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令》将注册会计师由过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改为比较缓和的比例赔偿责任。目前,我国的司法解释已经允许注册会计师在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将参加职业责任保险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法定义务。职业责任保险又称为专家责任保险,其保险标的是专家对其当事人或相关第三人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我国目前已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开设了“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随着责任保险在全国的推广,参保应成为会计师事务所继设立职业风险基金后又一种规避风险的举措;(4)对恶意诉讼的惩戒及对注册会计师的保护。

(三)提高独立审计准则法律地位。由于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并未纳入法律、法规的体系,这样注册会计师行业主张赋予审计准则以法律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对此,应以修订《注册会计师法》为契机,从两个角度提升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

1、独立审计准则与《注册会计师法》挂钩。我国修订《注册会计师法》时,在责任的认定方面可增加参照独立审计准则的条款。具体可参照德国的立法模式,即审计准则与法律关系密切,甚至将审计准则作为法律的解释,在德国审计准则与商法是密切联系的。

2、将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依据。法律责任鉴定委员会可以将独立审计准则纳入责任鉴定的依据体系。在英美国家独立审计准则已逐渐成为法庭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

(四)确立虚假审计报告鉴定制度。虚假审计报告的界定是一个兼具法律裁量和会计专业技术标准的综合判断,法律所能提供的只能是一个定性的标准,具体的案例将需要具体的情况分析。随着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将成为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主要方式,而法院将成为最终的裁判者。但因涉及的注册会计师诉讼案件专业性强、职业判断复杂,法院将难以独立对案件作出合理界定。对涉诉案例,法官需要一个权威性的认定意见做参考,这一认定意见应同法医鉴定等司法鉴定报告一样,成为庭审的有力证据。

理论界认为,这种鉴定结论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出具,这就涉及应该由什么机构来对注册会计师的工作进行鉴定的问题。在诸多意见中,有一种见解比较值得考虑,即建立独立的审计鉴定人名册制度和具体案件的鉴定人三方选任制度。具体来说,独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指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协会,将全国范围内的具备审计鉴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资料实行名册登记管理,存放于司法机关、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备选任组成审计鉴定小组;具体案件的鉴定人三方选任制度则指在出现具体的需要鉴定案件时,由纠纷双方当事人分别从名册中挑选同等人数的鉴定人,双方已选定的鉴定人再协商选任1名第三方鉴定人主持鉴定工作,鉴定人均以个人身份参加鉴定,鉴定人的选任不受地区和服务机构限制。该建议体现了对鉴定独立性的强烈要求。建立独立的鉴定人名册制度比较符合大陆法系国家在设计司法鉴定制度时普遍采用鉴定人名册制度的习惯,对保持鉴定的独立性很有益,对确保鉴定结果的社会普遍接受性也很有益。

(五)进一步明确审计与会计责任。审计责任和会计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计责任是针对注册会计师而言的,对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可见,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具有既对被审计单位负责,又要对政府负责的双重性;而会计责任是对被审计单位而言的。但是,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为:

1、工作目标的一致性。不论被审计单位,还是审计单位的工作都是经济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工作中,都是以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为依据,向有关利益方面提供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信息,维护利益各方合法权益。所以,工作目标是一致的。

2、客观基础的同一性。不论被审计单位还是审计单位,都是根据同一个企业已经实现了的经济活动履行各自的职能。就是说,两者反映和监督的都是同一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所以,它们的客观基础是一致的。会计信息虚假陈述、虚假验资报告、虚假审计报告案件审理中,审计和会计的责任十分容易混淆,详细划分审计和会计的责任,才能正确进行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处罚。

(六)选择最优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现阶段,我国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组织形式改革,采取更能体现会计师事务所本质特征的合伙制和有限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越来越多。事务所生产要素特征,决定了事务所符合合伙制的要求。“资合”到“人合”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组织形式的变化。世界各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但真正能发展壮大的,都是合伙制形式的事务所。合伙制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无非是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和投资者利益,但在当今中国,个人即使负担无限赔偿责任,其赔偿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不要把目光盯在无限责任上,应该走职业保险的路子。投保注册会计师责任险,可以从根本上保证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赔偿能力。

三、结论

本文提出尖锐而颇具代表性的问题――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误区和法律体系重构设想。通过对国内外民商法中有关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条款进行详细比较,提出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体系宏观立法思路之重构和具体操作方案之重构设想。分别从行政法、民法和刑法等方面加以论证和设计,使注册会计师虚假陈述“误区”问题得以完整解决。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应当考虑按照法学和经济学原理,把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各项业务确认为“公共产品”。然后,按照会计上全面质量控制要求,以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零缺陷为目标,以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服务过程的质量检测为核心,重视质量成本的投入,把缺陷消灭于提品的过程之中。

(作者单位:山东中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篇（11）

一、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概念

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 damages），也称为示范性的赔偿(exemplary damages)或报复性的赔偿(vindictive damages)，是指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的一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被认为是首次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引入我国。

二、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现有理论

学界对于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大致有以下两种意见：

1.属于民事责任。这是大多数国内学者所持有的观点。这部分学者认为，传统观点中，民事责任只具有补偿性而不具有惩罚性是对现代社会立法过程中惩罚性民事责任日益增多的现实的否定。如违约金、精神损害赔偿等都属于惩罚性民事责任。进而他们重新对民事责任制度进行重构。他们按照民事责任是否具有惩罚性，分为补偿性民事责任和惩罚性民事责任。所谓惩罚性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了民法中的惩罚性法律规范依法应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的一种法律后果。

他们认为惩罚性民事责任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惩罚性民事责任是一种违反惩罚性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律责任；惩罚性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加重责任；惩罚性民事责任是一种以支付赔偿金为责任形式的财产责任；惩罚性民事责任是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间一方向另一方承担的带有惩罚性的法律后果。由此，得出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是惩罚性民事责任的一种。

2.不属于民事责任。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主张，惩罚性法律责任不属于民事责任范畴，因此惩罚性损害赔偿也不属于民事责任。他们主要提出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与民法的公平原则相违背。一倍至多倍赔偿制度使得受害者除获取全部损失的赔偿之外还因获取与其相当的另外一倍乃至多倍赔偿金而获益，即由原来的受害者变成受益者。这固然能够激起受害人诉讼的积极性，但已与民法的公平原则相违背。

第二，与民法的平等原则相违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既然是平等主体，在消费领域，即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各具独立的人格，任何人不享有对他人实施惩罚的权利。而一倍至多倍赔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却否认了这一点。

但是在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究竟属于哪一类法律责任的问题上这一类学者产生了分歧。一派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经济法责任。另一派，指出惩罚性损害赔偿是一种兼有公法和私法属性且以公法属性为主的法律责任形式，或者说是采取了私法外壳的公法责任。但具体到是属于哪种公法责任，这一派学者又往往语焉不详。

三、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现有理论评析

1.将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划入民事责任的观点是欠妥当的。除了前述反对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划入民事责任的学者所提出的理由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原因。

支持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纳入民事责任体系的学者认为，违约金、精神损害赔偿已经纳入我国民事责任体系，说明我国的民事责任制度已经突破了旧有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将惩罚性质的赔偿制度也吸纳进来。但是仔细分析违约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构成要件却不能将他们简单的划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中。

精神损害赔偿是基于侵权行为人侵害了受害人精神人格上的利益，使受害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这样一个侵害事实。但是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时所考量的主要是受害人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实际上这仍然是对受害人所受到的损害的一种补偿,仍然未能超出补偿性去讨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合同法所规定的违约金并不是法定的，而是当事人在合同签订时约定的，法院判决给付违约金只不过是对当事人约定的确认。即使是法院更改违约金数额也是在符合法定情形时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当事人不请求法院也无权更改违约金的数额。而法院判决给付惩罚性损害赔偿却并不是基于当事人事先约定做出的，而是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定侵权人的行为符合法定情形并且受害人请求时，依职权做出的。简言之，违约金的产生是基于当事人约定，而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法定的。由此可以发现，违约金不过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承担的责任，这不过是一个新的附条件的合同。违约金的基础不是惩罚而是履行约定。但是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基础却是基于法律对故意侵害行为的一种惩戒，目的是对这种行为达到一般抑制效果，维护整个社会利益。所以，违约金并不是惩罚性损害赔偿的一种，相反给付违约金是合同的履行行为而不是法律责任的履行行为。

2.简单的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属于经济法责任是片面的。反对将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划归到民事责任的学者，往往将惩罚性损害赔偿简单的划归经济法责任，但是仔细分析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却不能轻下结论。

经济法律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有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在我国，经济法责任的认定和归结，是由国家特设的或授权的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主要包括两类，即国家审判机关和享有经济处罚权的国家经济行政管理机关。在经济诉讼中．国家审判机关依照诉讼程序，通过行使审判权。追究有责主体的经济法责任。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国家经济行政管理机关根据经济法律、法规赋予的经济处罚权，直接追究有责主体的经济法责任。

但是立法现实并不是这样，在《消法》规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中，经济法责任的归结并不是并不终止于国家专门机关而是终止于消费者。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赔偿价金并不是上缴国库，而是给付给消费者。在处理这类纠纷时，通常情况下，国家的专门机关也并不直接参与纠纷的解决。国家专门机关对经济法责任的认定与归结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笔者不赞同将惩罚性损害赔偿认定为经济法责任。

四、《消法》中的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属于社会法责任

工业革命的兴起在带给社会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公司、企业作为法律上的“人”，始获承认，形成波澜壮阔的“法人运动”，导致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欧美国家经济政策的日益“民主化”，出现了许多在战前所未曾有过的非政府组织（社团），导致各国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迅速崛起,这些国家和其所在地区处于急剧“现代化”的环境里，一些传统的组织具有了“现代性”，而一些导入的“现代组织”又楔入了“传统”的内容；“冷战”结束后，当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沉浸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整个世界却出现了“超越‘左’与‘右’”的趋势；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传统的国家理念受到冲击。这些变革使得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理论受到冲击，许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造成这一问题归根结底的原因是团体社会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体出现，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可以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比肩的社会组成部分。原来二元化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模式演化为三元化的“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模式。旧有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结构划分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是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作为社会经济条件外在表现形式的法律因此也就可以自然的划分成“私法――公法”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由“市民社会――政治国家”二元化结构向“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三元化结构的转变，旧有的 “私法――公法”的法律结构划分丧失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团体社会所体现出来的对社会利益的法律保护要求使得法律结构向一种全新的“私法――社会法――公法”的三元化结构发展。社会法应运而生。劳工团体、消费者团体作为最早一批形成的团体社会的成员，他们所要求的劳动保护、消费者保护等法权需要成为社会法的第一批乘客，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20世纪初迅速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

随着社会法的出现，传统的对于法律责任的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也必须加以改革。具有社会法特色的社会法律责任出现。社会法律责任与公法和私法责任具有很大不同。总的说来有以下四点：社会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不同。立足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考量，它将主观过错排除在外，主要以客观方面为考察重点；法律责任的功能不同。社会法律责任，以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补偿为出发点，同时通过一些惩戒性措施达到一般抑制的效果；确定责任的原则不同。当违法主体并无过错时，往往只依据等价赔偿的原则来确定责任。当违法主体有罪过时，还必须以惩罚相当为原则；承担责任的财产去向不同。社会法中的公益性诉讼以及某些行政执法中，虽然由行政机关提讼或责令支付，却是将款项交给弱势主体。

在法律责任的形式方面，传统的法律责任形式可以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这三种责任形式又可以分为更为具体的责任形式，如刑事责任中的自由刑、剥夺生命的生命刑，民事责任中的损害赔偿、实际履行，行政责任中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社会法律责任既然是不同于传统的公法和私法法律责任的一种法律责任，它的责任形式显然有不同于传统法律责任的地方。惩罚性损害赔偿作为典型形式，因其成功地将惩戒与补偿两项功能很好的结合起来而成为社会法律责任形式的代表。

我国《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在《消法》法律责任的内在体系逻辑性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消法》第49条属于第七章法律责任。法律责任这一章从第40条开始到第53条，一共是14个法条。从第40条到第48条，都是以等价补偿为特征的私法责任，而从第50条开始到第53条是以惩罚性为特征的公法责任。单纯看第49条只具有惩罚性，但是结合前后文我们可以发现。第49条是在表达这样一个法律规范，即若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此时有欺诈行为且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的，则经营者除赔偿等额价款外，还应向消费者赔偿其所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的价款。

由此可以看出，第49条的规定确实是将惩罚性与补偿性结合起来，并且所得惩罚性价款归消费者所有更是契合社会法律责任的特征。所以笔者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属于社会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刘荣军:《惩罚性损害赔偿与消费者保护》，《现代法学》1996年第5期

[2]王立峰:《论惩罚性损害赔偿》，载《民商法论丛》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王小红：《论惩罚性民事责任――兼论我国民事责任制度的重构》，《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4]寿厉冰、陈乃新：《略论惩罚性损害赔偿的经济法属性》，《法商研究》2002年第6期

[5]前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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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8]石少侠：《经济法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