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贸易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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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国际贸易强劲增长成为2010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量。据世界贸易组织(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贸易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长14•5%,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同期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2•9%,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增长16•7%。同期全球贸易额增长22%,达到18•9万亿美元,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其中货物贸易额从上年的12•5万亿美元增至15•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贸易额从7万亿美元增至8•2万亿美元,增幅16%。进入2011年,尽管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但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尚未显现,大多数经济体贸易增长依旧。前两个月,美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9•5%和18•1%;日本进、出口分别增长22•0%和15•1%;一季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巴西进、出口分别增长25•3%和30•6%。但从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国际贸易减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预计,2011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率将放缓至6•5%,明显低于上年,但仍将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4•5%,发展中国家和独联体增长9•5%。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复苏,全球投资额进入上升轨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0年全球FDI流动增至1•1万亿美元。进入2011年,全球并购市场再度活跃。

据Dealogic数据,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价值7841亿美元的并购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亿美元。这些并购显示投资者(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信心回归。预计2011年全球并购交易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前几年。迄今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规模分别超过150亿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达到这样的规模。预计2011年全球FDI将增至1•3万亿美元,规模有望超过前几年。

二、当前世界经济贸易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看,世界经济复苏仍将持续,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欧洲债务危机依然严峻、中东和北非局势动荡、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与核泄漏等次生灾害的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有所加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必将增加复苏成本;而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释放出的复苏差异,将进一步凸显两者之间因失衡而产生的矛盾,贸易摩擦依旧严峻;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难题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要减少政府公共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保证经济增长与应对通胀任务同样艰巨。

1.突发事件增添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

2011年以来,国际局势中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对本已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增添了新的困扰。中东和北非局势的不稳定以及由此引发的油价进一步上涨,对经济活动构成拖累。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不仅对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同样造成影响;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又成为世界经济恢复中新的不稳定因素。突发事件引发“恐慌溢价”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重大阻力。首先,对油价和食品价格占消费物价的2/3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通胀压力增加。其次高油价同样造成发达经济体进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内需动力减弱。日本史上最强地震,除引发海啸还造成核泄漏。首先对日本商品期货、股票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造成极大的即时打击,日本海外资金开始回流本土;其次,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全球供应链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日本生产供应全球40%的手机和电脑芯片,1/5的半导体产品。丰田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商。索尼集团为世界各国消费者提供电子产品。灾难可能使这一产业链发生短期中断或转移。摩根士丹利研究报告称,日本大地震或将导致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减少0•5%,达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将“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短暂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预计日本经济将增长2%。与此同时,日本重建需要筹措大量资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债务是经济总量的两倍还多,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而且日本财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没有过多资源可以利用。这就可能导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资回流,从而引发资产抛售。当然,鉴于日本的进口大国地位,其灾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开始会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胀压力加剧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为应对危机,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超常规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些政策虽对救助危机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货币过度发行所造成负面后果,在后危机时代,也是政策实施国不得不承受的,这就是资产泡沫和高通胀。自2010年10月至今,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指数上升幅度达15%,粮食价格已经逼近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国际大宗商品整体涨幅早已超过了2007年巅峰时期,达10%以上。由于中东和北非政局动荡,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全球原油价格又进入了加速上涨的通道。4月8日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126•7美元/桶,较上年上涨33•6%。利比亚局势的混乱,西非产油国尼日利亚大选的推迟,可能会导致该国发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剧国际市场动荡。IMF警告,如果国际市场供应和需求因素持续动荡,就可能使油价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粮食价格和能源价格上涨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显现。而且通胀正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蔓延扩散。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OECD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2•4%,带动其成员国整体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2•7%,再创2008年以来新高。3月份该成员国核心价格指数涨幅为1•4%,也达到2010年3月以来的最高涨幅。在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涨6%,持续5个月上涨,3月份继续上涨6•3%;俄罗斯1月份CPI同比上涨9•6%,3月份上涨9•5%,持续8个月上涨;同期,印度尼西亚CPI上涨7•1%;韩国CPI上涨4•1%;中国3月份CPI上涨5•4%,创32个月以来新高;印度3月通胀从2月份的8•3%升至8•9%。面对日趋上涨的通胀压力,多数国家不得不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国家从2010开始紧缩货币,迄今中国已10次上调准备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来已经9次上调利率;2011年3月以来,越南、泰国、韩国等继续加息。在发达经济体中,目前美国加息可能性较小,而欧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这是金融危机后(2009年5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胀的决心,同时也表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复苏出现差异。对于欧洲而言,在经济复苏的初级和脆弱阶段加息,既加大复苏成本,又将拖低增长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还加大了市场对加息周期的预期,投机行为和对长期利率即将上升的预期,都将加剧高负债国家的融资成本,对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债务沉重国家的经济复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债务

负担严重拖累复苏步伐为应对金融危机,发达经济体所使用的财政性政策手段和规模近年来不多见,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须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且短期内难以消化。根据IMF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109•6%,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9•29%;远远超过债务占GDP60%、财赤占3%的国际警戒线标准。IMF预计,到201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高达122%。在美国,经济衰退和多年赤字财政政策,使得美国公共债务不断累积。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不得不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至14•294万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达14•253万亿美元,距离已提高了的政府债务上限仅剩410万美元,美国政府可能将继续考虑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会预算局预计,今后1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7%。赤字已成为美国当前面临最大、最根本的经济挑战,标普将美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意味着美国将饱受高负债和赤字的折磨。欧洲问题同样严重,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葡萄牙可能成为欧元区17国中第三个向欧盟和IMF申请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希腊评级被降低,将进一步加重这两个国家的债务困难。葡萄牙债务危机的恶化促使欧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复购买欧元国债。对于欧元区而言,欧债危机影响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报告显示,2010年,意大利负债率(政府债务/GDP)高达131%,超过西班牙的72%;法国92%;德国80%。欧盟统计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数据,2010年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6%,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则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况下,为建立欧盟债务危机救助机制,2011年3月份欧盟财长们仍就规模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简称ESM)的协议主要细节达成了一致。这项新救助机制的大部分负担要落在欧元区强国的身上。救助机制的建立虽然对恢复市场信心有帮助,但同是也会增加欧元区核心国家的负担,从而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

大地震发生期间正值日本政府与财政赤字进行艰难斗争之际。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时预计在2011年4月1日开始的财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债务还将增长5•8%,达到创纪录的9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大地震必将使日本政府追加预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难免,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债务风险也将加剧,政府融资成本也将提高。世界银行初步估计,日本灾后重建所需费用可能高达18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每年经济产出的3%。重建费用要比神户地震多5%~7%。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前景

1•美国

受出口和消费者支出稳定以及投资增长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达到3•1%,全年经济增长2•9%,为五年来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复苏以来,在平均3%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中,出口贡献了大约1•4个百分点。进入2011年,美国经济数据多数向好。2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从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业回暖是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4%,物价上涨依然温和。3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70•6,超过预期的70•0。失业率连续四个月下降,3月份失业率从上月的8•9%降为8•8%,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个百分点。但美国经济复苏的动能仍显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订单出现连续下降,3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大幅回落,显示消费者对经济短期走势持谨慎态度。1月份2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继续下跌,2月新屋、成屋销售分别环比下降17%和10%,进一步表明美房地产业仍在苦苦挣扎。此外,虽然就业形势正在转好,但较2008年9月时的6•1%失业率仍有很大差距,显示就业市场仍未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业机会,远远低于预期。与此同时,高油价和日本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灾害也将拉低美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油价的高企不仅将直接增加相关行业企业的原料和生产成本负担,还能通过冲击美国就业市场和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链条,将更多的负面影响力传递到美国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房地产和金融等关键行业。美国商务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长初值数据为1•8%,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显下降。IMF预计,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8%,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较年初预期降低0•2个百分点,也低于美国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预计。

2•欧元区

2010年欧元区GDP缓慢复苏1•7%。其主要增长动力来自欧元区核心国家———德国。2010年德国经济增长3•6%,是两德统一以来最强劲增长,而出口大幅增长为其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进入2011年,欧元区整体经济依然向好。1月份工业订单同比增长20•9%,为连续第四个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额环比回升0•4%,实现自2010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增长;2月份欧元区经济敏感指数升至107•8点,表明经济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国依然保持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引领地位,2011年1月份企业信心指数升至历史新高;前两个月的出口增长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业率从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扰欧元区经济的主要障碍,一是通胀压力增大,2011年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升3•2%;1月份通货膨胀率按年率计算达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胀率高达2•6%,连续超出欧洲央行为维持物价稳定设定的2%的警戒线。为此,欧洲央行4月初将其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从现行的1%提高至1•25%。欧洲央行预计,2011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6%之间。二是债务危机继续困扰欧元区经济。IMF预计2011年该区经济增长率仅为1•6%。德国经济增长率将较上年降低1个百分点。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为应对高额债务面临金融调整,经济仍无法摆脱低速增长。IMF预计2011年爱尔兰和西班牙经济增长率将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腊将分别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经济强劲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长3•9%,创20年来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强劲增长所带动,后三个季度经济低迷,第四季度实际GDP甚至环比萎缩0•3%。进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经济仍呈现出较好的动向,1月份经济景气指数继续改善至106•2,连续3个月环比上升;1月份失业率为4•9%,较2010年平均5•1%的失业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长9•7%,顺差上升3%。由于受到东北部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3月起日本经济出现衰退迹象,3月当月日本工业产值环比骤降15•3%,创下跌幅纪录。据推测,受灾地区经济规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计,本次灾害损失在16万亿~2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损失。世界银行预计,日本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在1230亿~2350亿美元,灾后重建大约需要5年时间。OECD报告称,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2~0•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的经济增幅可能下降0•5~1•4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将从之前预计的1•7%放缓至0•8%。IMF则将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增长1•6%下调至1•4%。摩根大通将其对日本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从2•2%下调至1•7%,将第二季度的预期从2•2%下调至0•5%,全年增长预期从1•7%下调至1•4%。日本央行预计,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0•6%,在所有预计中最为悲观。在地震、海啸、核电危机的连续打击下,油价高企也将使日本的经济雪上加霜。但预计负面影响可能将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始,投资拉动将给日本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

篇（2）

2006年世界经济发展概况

2006年，世界GDP增长了3.7％，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欧洲经济的恢复，其增速高于2006年初的预期。另外，出口的快速增长拉动了美国经济增长，日本内需尽管没有大的改善，其经济增速也有所提高，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连续三年超过6％。

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的减少和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世界流动性提高和较低的实际利率使世界股票市场价格回升；新兴国家股市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其债券与美国政府债券的利息收益差距也在迅速缩小。

投资利好还表现在全球FDI的迅速增长方面，已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联合国贸发会的报告表明，由于并购活动的增加和股价上涨，2006年全球FDI流动增长了1/3，达1.23万亿美元。

世界流动性提高的另一个表现是全球外汇储备的增加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前偿还外债，2006年所有发展中地区的负债水平（未偿付债务占GDP的比率）均有所下降，债务负担沉重的贫穷国家的负债水平已经降至五年前的一半。

受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重新调整的影响，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继续小幅贬值。由于经常项目的顺差大，韩国和新加坡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度升值，中国人民币小幅升值，而日元则继续贬值。

世界流动性提高以及燃料价格和名义利率的上升，目前尚未引起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发达国家的消费价格上升了2％－3％，发展中国家上升了约5％。发达和发展中地区的消费价格通货膨胀在2005年和2006年期间并没有加速，但在供给缺乏弹性的部门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

2006年世界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长了15.4％，达11.76万亿美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长了8％，比2005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且高于1996年－2006年的平均水平。

2006年货物贸易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发展中国家按名义价格计算的货物出口额增长了20％，达4.27万亿美元，在世界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6％，为历史最高水平；进口额增长了17％，在世界货物进口中的比重提高到31％，为近二三十年的最高水平。在过去6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增长快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水平，2006年增长了30％，达108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出口额的0.9％，是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货物进口额增长了17％，远低于货物出口额的增速，但最不发达国家整体首次出现贸易顺差。

价格上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发展对世界货物贸易影响显著。

2006年世界货物出口额受价格上涨影响十分明显，其中40％的增长可以归因于价格上涨。不同部门价格变化差异很大，根据IMF商品价格指数，世界矿石和非铁金属的出口价格上涨了56％，燃料出口价格上涨了20％，食品与农业原料出口价格上涨了10％，制成品出口价格涨幅不超过3％。制成品价格涨幅连续3年小于初级产品，主要由于占世界制成品出口额1/6以上的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

由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有利于燃料和其他矿产品出口国，燃料和其他矿产品占出口比重最大的四个地区——中东（2005年占70％）、非洲（65％）、独联体（60％）和中南美洲（37％）按名义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很快，由于2006年燃料价格涨幅小于2005年，这些地区的出口额增幅小于2005年。受对燃料和金属等商品需求下降的影响，这些地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不大（约2％），但其进口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独联体的进口增幅最大，约20％；中南美洲的进出口增长均放慢，委内瑞拉的出口下降明显，巴西的出口增长不到4％；非洲与中东的出口增长几乎停滞，进口增速尽管也在下降，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主要的货物出口国和进口国看，在货物出口排名前30位的国家中，8个增长最快的国家（2006年出口额增长超过20％）有5个是石油输出国，1个金属出口国（智利），再就是中国和印度；出口额增长较慢的国家（2006年出口额增长不到10％）包括日本（9％）、法国（6％）、西班牙（7％）和爱尔兰（3％），这些国家的进口增长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货物出口排名前10位的国家同时也是进口排名前10位的国家，尽管其贸易增长差异很大，但除了英国的进口超过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位次与上年相同。

2006年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

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了约11％，与2005年增速相同，达2.71万亿美元，服务出口增速已连续四年低于货物贸易。

在服务贸易中，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是最重要的三个部门。2006年按名义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增长了13％，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9％和7％。1990年代，运输服务比旅游服务发展慢，从2000年以来，情况发生逆转。除了北美以外，其他所有出口地区的旅游服务均发展较慢。

从服务贸易的地区结构看，欧洲与北美的进出口增长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也是如此）。在欧盟内部，成员间服务贸易的发展差异很大：法国和芬兰的服务出口额在下降，卢森堡和波兰的服务出口额则增长了1/4以上。独联体服务进出口额增长了约20％，在所有地区中增长最快。

亚洲的服务出口增长连续三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该地区的服务进口增长，因而减少了该地区服务贸易的逆差。该地区最大的服务贸易国家日本的服务出口增长了12％，进口增长了8％。印度的服务贸易发展很快，2006年其服务（尤其是软件服务）出口增长高达34％，服务进口增长也高达40％，目前印度服务进口额只比出口额低约5％。

非洲与中东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估计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根据初步统计数据，美国、英国和德国仍然是排名前三位的服务出口国和进口国。如果法国服务出口额确实如初步统计那样下降了，则日本就取代其成为第四大服务出口国，意大利超过西班牙列第六位。根据2006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推算，中国服务出口估计已经超过了荷兰、印度和香港，进入前10，列第八位。

在服务进口方面，前10位的国家位次没有变化，中国服务进口额略低于意大利，列第七位。

2007年世界经济贸易展望

篇（3）

    二、垂直一体化战略

    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研究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但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比较优势已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基础。要素,特别是资本、技术和高级人才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比较优势已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而利用比较优势的能力,则集中于不同国家具有国际能力等。这样,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的市场力量,资源贫富、成本高低不再是竞争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国际贸易格局由公司间、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并因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三、研发国际化战略

    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迅猛发展,使得许多新产品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前那样有一个生命周期,从而使原来用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国际贸易动态利益取代静态利益,成为国际贸易利益的主要衡量标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强调的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包括通过国际贸易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和吸收先进理念和制度等。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动态利益的地位上升,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重要着眼点。

篇（4）

2.金融市场动荡将进一步拖累实体经济

篇（5）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及其发展的必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集中反映在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各国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企业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体系中，各个企业间的高度依赖，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的变动，都将引起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在每个企业内部，它都尽可能的突破其所在国家市场规模和资源配置方面的限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说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第一动力。？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有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领域的引资带来了机遇

世界经济一体化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建立了一座桥梁，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从目前世界投资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引资面临许多有利的条件：

1、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势头强劲

跨国公司正成为各国大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将更加频繁。

2、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增长的趋势良好

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这将对国际大量的剩余资本形成有利的吸引。

3、新兴国家对外信贷评级降低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使大批新兴国家清偿力和信心迅速下降，对外信贷评级降低。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中。流入这些国家的外资将大大减少。这些国家对外信贷评级的降低，会使中国的竞争力相对上升，在吸收西方投资中占有不断上升的优势。？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中国不断进行对外开放，因而扩大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经过近20年的改革实践，对外经济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点。具体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29727.6亿美元（目前全球进出口前三强为美国、中国和德国），占当年GDP总额的50%左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97983亿元约合计6.04万亿美元，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速度为1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增长，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一体化促进了我国资本流动加快，并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可以便利的进行国际间资金的划拨和结算，从而为我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是我国的资金余缺能在世界范围内调配，闲置的资金可以转变为盈利的资本，使我国的贸易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国内储蓄和资金的积累，从而可以更好的发展对外贸易。

三、世界经济一体化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经济的影响

1、世界经济一体化使我国经济波动性增加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国际性的经济波动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等现象将逶国际经济的传递机制影响到本国。我国的市场发育不太充分，经济结构较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如果国内政策不当.就有可能发生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甚军整个经济危机。

2、世界经济一体化对国内产业的冲击

世界经济一体化使我国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连结为一体，通过封闭市场来保护本国产业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过去，我国凭借严格的贸易保护建立了许多本国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随着外国商品和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这些产业将面临外国竞争者的巨大冲击，有的产业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

3、世界经济一体化可能危及到我国的经济安全

主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世界经济一体化使我国处于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原来具有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2）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规则使我国敞开自己的大门，保护自己产业和市场的能力大大削弱。（3）我国的重要经济领域可能受到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操纵，使还很小且不健全的市场和脆弱的民族工业处于困境。（4）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特别是大量投机资本的存在使我国小而不健全的金融市场更容易受到冲击。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领域引资的影响

资金是贸易的源泉，中国对外贸易要得到良好的发展，就必须很好的招商引资。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后，中国贸易引资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首先是东南亚危机所导致的该地区对外信贷评级的降低将会使欧美国家对亚洲的贷款和投资更加谨慎，使流向亚洲的资本大量减少，从而给中国2l世纪的引资带来更大困难。？而且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问的双向流动为主的趋势在当前不会有根本的改观，同时许多新兴地区也在大力引进投资.这使中国引进外资所碰临的地区竞争更加激烈。？另外拉美地区和转轨后的东欧与独联体各国也都放宽了引资政策，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世界投资热点的增加，各国竞相吸引外资，将使中国利用外资在2l世纪初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三）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从货物贸易来看：科技进步推动着全球化，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最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

篇（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进和交替发展成为了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WTO的创建和运行，不断地促进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集团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热潮。无论是加入WTO还是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是各国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而作出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选择。因此，就目前国际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化的情况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WTO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1.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迅猛发展趋势，到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可以说区域组织已经遍布全球。总的来讲，区域经济―体化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微观原因:①实现规模经济，增强竞争实力；②要素自由流动，提高经济效率；③防御战略，形成集团。(2)宏观原因:①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曰益密切，相互依存曰益加深；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提高，客观上需要跨越国界,走向经济联合;③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范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其实质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联接并形成为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WTO的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热潮为WTO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易协调各方的立场和利益，做出令各方都能得到满足的安排，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实现。

2.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 区域经济一体化奉行较少国家间的互惠原则，这使得区域内的自由化协议易于达成，成果易于评估。通过这样小范围的“试验”，就可以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成员的一致性行动可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的顺利进行，达到相应的谈判目标。区域贸易协定（RTAs）构建基础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一方面，广大的成员基础意味着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不是在100多个国家间进行，而是由几大区域国家集团主导；另一方面，成员间广泛的共同利益能更有力地保障区域内部的一致行动。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对WTO的挑战

我们在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的负面影响，对WTO提出的挑战：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成员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加难以妥协。一方面，国家个体的谈判自主性因其背后区域集团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身份的交错重叠也使单个国家面临更复杂的利益取舍，谈判立场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几大国家集团实力相当，一旦形成对峙，多边贸易谈判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2.WTO中的“授权条款”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之间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时，可利用“授权条款”的规定给予区域内成员更优惠的待遇。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时可能成为规避多边贸易体制中最惠国待遇义务的工具，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多边性。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具有潜在的干扰性。传统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区内外歧视待遇与WTO非歧视原则的矛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益复杂并深化。区域贸易协定（RTAs）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缺少统一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其正面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负面的消极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WTO要进一步加强对区域经济集团的监督和约束，协调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改进和完善其倡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同时，各区域经济集团也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对外开放程度，将自身运作纳入WTO的监控范围，充分发挥集团经济的优势和特长。只有如此，才能尽量消除或减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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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姚利民:WTO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篇（7）

一、 引言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无论从进出口的规模、进出口商品结构还是我国贸易对全球贸易的贡献来看，我国都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在既有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有相当多的文献，但对外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中国成为一个贸易大国的重要方面正是对外贸易结构的迅速提升”（江小涓，2007），忽略贸易结构问题的研究注定是存在偏颇的。

四川省地处我国西部地区，同时也是西部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和开放的地区之一，四川省的经济发展较具西部大开发的典型性。地处西部的四川牢固树立“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思路，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开发领域进一步扩大，2006年全省对外贸易总额突破110.2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10%，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四川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进出口达到56.1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0.9%。重装设备出口增长迅猛，电站设备、钻井设备、机车等成套设备出口额达到6.29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到26.76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大幅增加，而初级产品出口迅速下降，贸易结构变化非常明显。

国内外部分学者探讨了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Lee（1995）根据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强调一国国内含有先进技术的进出口投入到国内生产，可直接提高国内既有生产函数的效率，进而最终导致经济增长。Keller（1999）通过不同贸易结构与技术转移影响本国TFP的视角，发现国内TFP的增加与进口份额存在正相关关系。关于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结论。如国内学者王永齐（2004、2006）基于Baldwin（1992）和Mazumdar（1996）关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争论，构造了一个贸易结构测度指标，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VAR模型估计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结构显示，中国的贸易结构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徐光耀（2007）得出了在不同的贸易结构下，进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不同促进作用的结论，李兵（2008）的研究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进口则有抑制作用。

本文拟选取四川省1989－2006年的数据对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系统研究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

二、变量、数据与研究方法

贸易结构是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可以用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相对比例来表示贸易结构。初级产品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弱；工业制成品附加值高，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往往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而工业制成品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却相反，以进口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经济学家通常以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进出口中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劣。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四川省的对外贸易结构日趋优化，进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提升。我们用EXM表示出口贸易结构，IMM表示进口贸易结构，由图1可以看出，198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0.65，而2006年该值达到了0.92；与此类似，1989年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为0.83，而2006年达到了0.93。无论是进口贸易结构，还是出口贸易结构，在90年代以来均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优化。

我们用人均实际GDP来代表经济增长变量，GDP的数值采用1978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07。而进出口贸易结构数据来源于1990年～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为消除时间序列经济数据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所有变量的实际值均采取了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数据不影响原序列的相关关系和协整关系，三个变量我们分别记为：LNGDP、LNEXM和LNIMM。

本文从进出口贸易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此我们考虑构建三变量VAR模型来进行考察。这一方面是因为VAR模型较单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因为本文所考察的经济变量多为水平变量，具有非平稳性，简单回归方程容易产生伪回归问题，必须进行协整检验，因此我们选择在多变量VAR系统中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

（1）式中，表示外生变量，表示残差，为各变量的系数，p为滞后阶数。可根据研究需要而改变各变量的具体指标内涵，从而得出最合适的结论。

三、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由于几乎所有表示绝对量指标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的，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我们在对变量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检验其平稳性。本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的水平和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滞后期的确定采用AIC最小准则，以保证残差值非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

注：检验形式（C,T,L）分别表示带常数项、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D表示差分算子*（**，***）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由表1可以看出，在变量的水平值上，所有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因此可认定LNGDP、LNEXM和LNIMM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变量是平稳的。于是，我们认为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为I（1）。对于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他们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

2.协整分析。由于VAR模型的稳定性与其滞后期有很大的关系，滞后期越长模型的稳定性越差，因此VAR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在选择滞后阶数时，一方面要使滞后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地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减少。所以通常在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依据上述思路，本文根据Eviews软件中的Lag Length Criteria综合考虑LR检验、AIC信息准则和SC准则等检验方法，并对模型的异方差、自相关和正态性进行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通过对各最优滞后期模型进行AR视图检验，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均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时，VAR模型是稳定的。

为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原始数据序列的分析来确定数据空间中是否存在线性趋势，并根据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所得的结果，从而确定我们选择的检验形式（具体检验步骤略），综合检验结果见表2。

＊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发现，迹统计量表明三者无协整关系，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表明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相应的协整方程为：

（2）

由协整方程(2)发现，工业制成品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7.6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工业制成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长约0.157个百分点。但是从括号内的标准差来看，进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出口贸易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比，前者作用较小，但也较显著；后者较大，但并不显著。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基于VAR模型的检验，另一种则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基于VEC模型的检验，两者的区别在于适用范围的不同，前者仅适用于非协整序列间的因果检验，而后者则是用来检验协整序列间的因果关系。本文三变量VAR系统是协整的，因此我们的检验基于VEC模型作出。具体检验结果可见表3。

注：在10％的条件下显著均拒绝。

从表3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进口都不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工业制成品出口与工业制成品进口之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但GDP的增长确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随着人均GDP的上升，四川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也趋于上升。

四、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和人均GDP的相关数据，对1989年～2006年间贸易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

1.在样本期内，四川省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均呈现出大幅度的增加，贸易结构趋于优化，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已经成为四川省对外贸易发展的主流，初级产品进出口比例不断趋于下降。

2.协整分析表明，工业制成品进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均能促进四川省人均GDP的上升。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经济增长效应要远大于工业制成品进口的经济增长效应。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出口贸易结构和进口贸易结构的提升均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但人均GDP的增加却是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即四川省人均GDP的增加能够促进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

参考文献：

[1]江小涓: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增长:1980～2005[M].人民出版社，2007

[2]徐光耀:我国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2）:3～7

篇（8）

内外经济形势凸显经济发展方式和贸易结构升级的迫切性

（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三大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的统计（见表1）可看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低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一直小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受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较大而呈现一种不稳定的态势。2009年作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我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投资和出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致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信贷规模过大、银行体系资金流动性过剩，但这是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也是经济内外失衡的外在表现。

（二）产业结构失衡

从我国近二十年来的三次产业贡献（见表2）发现，第一产业比重呈减小趋势并相对稳定，基本维持在10%以内；第二产业比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2009年达52.5%；第三产业比重呈现上升趋势，2009年达42.9%，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9%，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54.6%。

（三）能源消耗过度且利用效率低下

早在2002年，我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2008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到26亿吨标准煤，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与此同时，我国也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最大排放国，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1%。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能耗强度有所降低，但仍然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201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但日本当年的能源消费总量是6.6亿吨标准煤，利用效率是我国的5倍；我国出口在2010年超过德国，而德国当年消费4.4亿吨标准煤。

（四） 内外需结构失衡且对外依存度过高

2008年前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变化较大，2006-2010年分别为65.2%、62.8%、57.3%、

44.2%和49.2%。入世以来，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2%，出口需求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表1显示，危机前的2007年出口去求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危机初期的2008年也拉动了0.8个百分点，2009年危机蔓延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3.7个百分点。危机前后的比照，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其超过了4个百分点。

对外能源依存度过大。在石油方面的依存度大，我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是在1993年，以后净进口量逐年增多。2009年我国生产原油1.89亿吨，净进口原油却达到1.99亿吨，原油进口依存度首超50%的警戒线。2010年全年我国进口原油2.39亿吨，比上年增长17.5%，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逼近55%。我国原油进口总量60%来自原中东和非洲，中东局势不稳造成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较大，使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进一步加剧。

对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贸易结构升级

（一）重视并加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投资增长一直是支撑我国GDP增长主要源泉，这导致了大范围的重复建设问题，2009年上半年六大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货币供应量超多，M2 与GDP比重一度达到了1.8，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很少见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信贷规模的扩大，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通货膨胀，使市场上物价开始上升，同时，资产价格泡沫的迹象开始显现。因此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着重提高城镇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决定消费能力，而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其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反倒越低即其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内需的拉动就极为有限。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有效释放居民消费能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坚实后盾。第三，加大政策引导消费的力度，净化消费环境。政府应制定和出台鼓励消费的相关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合理调整消费税、购置税等与消费直接相关的税种。拓宽消费领域，积极适应社会需求的增长，积极培育旅游、文化、休闲等消费热点，扩大居民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从1990年的41.0%上升到2009的52.5%，提高了11.5个百分点（见表2）。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从1990年的17.3%提高到2009年的42.9%，提高了25.6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导致经济粗放式增长的重要原因。

我国必须优化第一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要提升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积极引导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提升第二产业层次，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要正确处理新型工业化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效地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现代服务业水平。

（三）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政府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企业创新激励体制，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税收的优惠和信贷支持，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服务，为企业的自主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必须强化自主创新人才培养。人力资本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是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载体，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实施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的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各领域创新人才，充分发挥高校等科研院所创新资源的积极作用，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大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为自主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四） 健全资本市场体系

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愈发突出，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必然需要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顺畅的资本投资渠道。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健全资本市场体系，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关键是要完善风险投资机制，进一步规范发展股票主板市场，改善上市公司质量结构。积极稳定的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满足不同规模的企业融资需求的资本市场体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投机行为，使得社会资本真正高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贸易结构升级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注重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档次和附加值以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着力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优品牌，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基地，努力增加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扭转过大的贸易顺差。

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加工深度。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注重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水平和加工深度，延长加工贸易的增值链条，通过技术引进和创新推动我国的加工贸易向产业链上游研发设计延伸，提高我国加工装配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大力对外发展服务贸易。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大力发展对外服务贸易，鼓励素质较高、竞争力较强的服务行业出口，巩固并加快发展旅游、运输、建筑等具有比较优势服务行业的出口，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扩大引进外资规模，提高引进外资质量。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要在扩大外资引进规模的同时提高外资引进质量，坚持引进外资与引进技术紧密结合，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鼓励引导外资的产业投资趋向，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鼓励引导外资的区域投资趋向，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鼓励我国企业通过并购等形式积极拓展海外经济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国外研发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资源型企业积极走向海外，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能源基础。适当降低资源性产品的关税，鼓励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建立健全资源的进口机制和储备体系。

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自贸区的合作优势，稳步推进双边贸易，服务双边经济发展；在WTO框架内，妥善处理中美、中欧贸易争端；根据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适度、渐进性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升值以保持国内经济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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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引言

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 Trade，简称IIT）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Krugman和Help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新贸易理论。它基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的局限性，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探讨了同一产业内差异性产品的国际贸易现象。产业内贸易作为一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贸易活动，是衡量产业竞争力和国民福利的重要指标。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产业内贸易是由于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性、需求多元化和国际投资引起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及其实证分析是近2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二、文献综述

最早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是Verdoorm(1960)在对“荷比卢经济同盟”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中发现这三个国家专业化分工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的不同分支之间。之后Balassa(1966)在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大部分发生在以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体系划分的商品组内，而不是在商品组之间。Grubel and Lloyd (1975)出版的《产业内贸易:差别化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度量》是一部最早的有关产业内贸易的专著，其在Balassa(1966)的公式基础上提出的测量IIT指数的公式，简称G-L公式，到现在还是国内计算IIT指数的主要公式。Marius Brülhart(1994)在G-L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内贸易的概念(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简称MIIT)，并提出了测算MIIT的公式。

在实证方面，在Toh(1982)和Greenaway and Milner(1984)的研究结果中，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Marvel and Ray(1987)和Clark(1993)的研究结果中，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Sharma(2000)对澳大利亚的产业内贸易模型和决定因素进行了探讨，得出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对产业内贸易具有正面影响的结论。

由于产业内贸易最开始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晚。在我国国内，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主要从90年代开始。周戈、任若恩（1999）分析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现状，得出中国产业内贸易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认为增加产品多样性和寻求规模经济是增强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徐娅玮（2001）通过对时间序列对中国整体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规模经济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马剑飞、朱红磊、许罗丹（2002）的通过跨行业的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同样发现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外商进入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陈迅、李维、王珍（2004）的跨行业截面数据实证分析指出，外资引入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规模经济则表现出较好的正相关性，不过影响系数较小。以上的研究都是基于G-L公式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该指数是测度产业内贸易的一个静态指标，因此只适合于某一个单一时期；其次，该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时难以正确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即会出现“高G-L指数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情况。国内目前用Brülhart的MIIT指标计算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文章较少，朱允卫（2005）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中泰1996-2003期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做了比较研究。陆文聪、梅燕（2005）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中国与欧盟1996-2002年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做了比较研究。而对于用G-L指标和MIIT指标对影响中国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做静态和动态的比较回归分析目前仍是空白。本文旨在此方面做一些简单分析。

三、研究方法

1、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

该指数由Grubel和Lloyd于1975年提出，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测度产业内贸易的方法。标准的Grubel-Lloyd指数(简称G- L指数)计算公式为:

式中:GLi表示第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i为从0到9的整数， GLi的取值为:0≤GLi≤1，当GLi= 0时，即有Xi = 0 或Mi = 0 ，表明该类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 GLi= 1时，即有Xi = Mi ，表明该类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而衡量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的G- L指数是:

2. Bruelhart 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

由于G-L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时难以正确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即G-L指数无法衡量出某一产业进口的增加(或减少)与出口的减少(或增加)之间的关系，若某个产业某年进口的增加量(或减少量)与出口的减少量或(增加量)相等，则G-L指数算出的IIT指数是不变的，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此，会出现“高G-L指数低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情况，不能反映出时间序列的变化，是一个静态的指标。Bruelhart于1994年用边际的概念在G-L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以测量一定时间跨度的以贸易变量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Marginal Intra-Industry Trade index)，简称MITT其公式为：

四、实证分析

1、数据说明：

1992-2005年各分类进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第三次修定标准(STIC REV.3)为基础统计的一位数分类层次上的统计数据。1980-1991年的各分类的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2005年的以1990年为基年美元表示的中国GDP数据、1983-2005年GDP价格指数(1990=100)的数据同样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库，而1983-2005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数据来自《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本文中，用FDI除以GDP价格指数(1990=100)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用FDII表示。

2、用G-L指数的计算结果与静态回归分析

用公式(1)及各分类的进出口数据算出的我国各分类的GL指数和综合指数见表1，指数为百分比形式。

表1 1980-2005年我国按1位数STIC REV.3分类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可以看出我国的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略低于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且除了(1)饮料及烟类和(3)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类之外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工业制成品除了(7)机械及运输设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之外，其余则基本保持平稳 。整体的GL波动也较为平稳，这也说明了用G-L公式计算的IIT指数并不能较好的反应进出口的波动性，存在一定的计量缺陷。现用GL和GDP、FDII做回归分析。

(1) 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表2 ADF检验

(2) 建立二元回归模型：

GL=59.14861+0.00017DGDP-0.136881DFDII-0.071741DFDII(-2)

(27.05)

(4.89)

(-3.84)

(-1.98)

F-statistic=10.28328，Prob=0.000627，R2=0.672845，Adjusted

R2=0.607414，D-W=1..445528，LM(1)=0.258487，Prob= 0.611161，LM(2)=0.384872，Prob=0.824947，可见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White检验nR2=6.675790，Prob=0.351873，可见也不存在异方差现象。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GDP的增长对IIT指数有显著的正相关性，但影响系数较小。FDI的增长对IIT的影响显著为负，且有滞后的负效应。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3、用Bruelhart指数计算与动态回归分析

用公式(3)结合原始数据测算MIIT指数，结果见表3，指数为百分比形式。

表3 1981-2005年我国按1位数STIC REV.3分类计算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可以看出MIIT各指数的波动性明显变大，初级产品（0-4）虽然波动性变大，但各产业MIIT指数并没有明显上升的现象，而工业制成品（5-9）在波动性变大的同时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整体的MIIT指数有缓慢的上升趋势。可见MIIT指数从边际进出口的角度分析，更适合做动态的时间序列分析。下面用MIIT结合GDP和FDI做回归分析。

(1) 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 回归分析

MIIT=31.15036-0.352952DFDII+0.000764DGDP-0.000427DGDP

(3.69) (-2.79) (3.83) (-1.68)(-2)-0.228829DFDII(-3)

(-1.98)

F-statistic=6.585608，Prob=0.004005，R2=0.669568，Adjusted R2=0.567897 ， D-W=2.014364， LM(2)=0.629206，Prob=0.730079，可见不存在序列自相关系，White检验nR2=9.129957，Prob=0.331452，可见也不存在异方差现象。该回归方程关于FDI得出了与前面相似的结论，不同点是GDP的增长对MIIT有滞后的负面影响，且其影响系数大于当期GDP增长的正的影响系数。

五、结论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虽然综合的IIT指数和MIIT指数比起改革开放前都有一定的提高，但从各产业MIIT指数的变化情况看，我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并不稳定，起落较大，且初级产品的MIIT相对较低。回归结果更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内贸易水平从长期看是负相关的，这也证明的新贸易理论关于产业内贸易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观点。相比较而言，我国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造成了我国产业内贸易水平不高的现象，也说明了我国现阶段的贸易主要集中于产业间贸易，即我国的对外贸易主要还是依赖于比较优势。而FDI与产业内贸易显著负相关，说明了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替代性的产业间贸易。90年代以来，外商的大量涌入，主要是为了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且其中有大部分商品就地销售，挖掘了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我国应加大对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力度，加大科研投入，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积极探索从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途径，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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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戈、任若恩：《中国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制造业的竞争力》，《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6期。

[9]徐娅玮：《中国产业内贸易的现状与成因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1年第12期。

[10]马剑习、朱红磊、许罗丹：《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决定因素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2年第9期。

[11]陈迅、李维、王珍：《我国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12]朱允：《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

[13]陆文聪、海燕：《中国与欧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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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气候变化与温室气体排放。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分工有了新的形态，社会生产力也开始狂飙突进式地发展，与此同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1]。统计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的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 “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这个定义旨在将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本文所涉及“气候变化”的含义都依据此定义。

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虽然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近五十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自从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大气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浓度显著增加，目前已经远超过了工业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温室气体，是指大气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京都议定书》明确针对六种温室气体进行削减，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类气体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最强，但对全球升温的贡献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约为55%。在现行的国际碳排放交易活动中，交易的对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说之温室气体即指CO2而言。

针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为完成《公约》的目标，1997年签订了《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工业化国家确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种受控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过了《马拉喀什协议》，为《议定书》的执行制定了细则，铺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继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第三个影响世界发展格局的国际新规则。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各缔约方减轻其承担的减排义务负担，在《京都议定书》别规定了三种减排机制以确保减排目标的实现，其中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这些机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过按照规定程序核证的减排单位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即构建国际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论与实践。各国的工业和经济活动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外部性，就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国际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在确定总的环境容量和各经济体排放限额的前提下，各排放单位之间可以通过货币的方式互相调剂排放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放的目的。它对企业的激励在于，超量减排的企业可以在市场上出售他的排放权剩余，以获得保护环境的经济补偿，而增加排放的企业必须付出经济代价。通过市场交易的机制使CO2这种无色无味的气体资本化。

1960年，英裔美国经济学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权交易理论概论；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被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相继进行了排污权交易的实践。2000年以来，中国在部分两控区省市也开展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纷纷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成立。

温室气体的排放本身是一个环境问题，但排放交易机制确实一种经济安排，而排放限额的设定又涉及国际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同时，国际排放贸易区别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形态，因而引起经济学者的极大兴趣，以这一课题为主体的环境经济学也于近年来成为经济学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本文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经济学家针对CO2排放交易这一新贸易形态所作出的经济学解释作一系统梳理。

二、目前的理论研究现状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因而用边际效用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可以自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义在解释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交易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市场是完备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这两个假设都不存在，各国的环境容量与减排能力等相关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无完备的市场机制来安排这一交易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考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时，遇到的是跨期选择下的不确定性问题。其二，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这种气体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存在外部性，而温室气体排放本身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失灵，一国生产的发展带来的是全球温度的升高。基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际碳排放贸易的形成机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全新的交易领域的魅力又的确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经济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企图对此作出新的解释。

（二）外部性理论和公地悲剧

1.庇古税。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是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在经济中，每一个经济行为人都关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个外部效应，当外部性出现时，市场机制不一定会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认为，此时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且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7]。福利经济学认为，当私人成本小于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时，政府应该发挥作用，以使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美国经济学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应通过税收或者补贴的办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Pigouivaintax）。庇古税属于直接环境税，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确定纳税义务，因而是一种从量税，单位税额的确定按照一项经济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来决定。其实质是，通过政府的作用来矫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会成本。庇古税实施的难点在于怎样准确计量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温室气体不仅是一种厌恶品，而且是一种公共厌恶品，换言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个简单推广，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产生这些问题的国家。还有，外部性理论的讨论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费的外部性，而没有涉及生产的外部性。

2.公地悲剧。科斯（Ronald Coase）[8]认为，如果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话，外部性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如果产权界定不明确的话，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将毫无疑问是无效率的。在产权明确界定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机制给人们提供谈判的机会，那么人们就可以交换他们产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为零。因而在科斯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对公共厌恶品产权的界定。

在科斯条件下，政府是没有必要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的。科斯定理强调明晰的、可实施的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设想一下，在一个法律不健全、腐败盛行、偷盗成风的国度，当有人随时可能以非法方式抢劫属于他人的合法财产时，谁还会愿意进行投资并付出劳动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护的明晰产权，是保证资源被用于最有价值的用途，进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因而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气候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是排放的产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或者虽然有明确规定但无法有效实施。

大气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简称“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无法进行转让。结果是各经济体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权交易。假定当前环境资源的配置是帕累托无效率的，现在存在着某种帕累托改进的方法，此时所有成员都应该能够接受这种改进，更重要的是，更好结果的出现与谁拥有排放的权利没有关系。如果A国有权利排放温室气体，但B国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额比A国减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国会削减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过来，如果B国拥有享受清洁空气的权利，而A国愿意向其支付，以换取有权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这种支付在边际上超过了A国排放对B国造成的损失，那么B国会允许A国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样改善了。所以不论谁拥有排放的产权，他们都会讨价还价，直到在某一点上，额外排放对排放者的边际收益正好补偿了对被受害者的边际损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证明，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权交易”的设想。这一设想试图从生产的外部效应的角度来解决排放的问题，但这种机制实现排放总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条件是各厂商之间控制排放的边际成本必须相等。但所有厂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难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难估计出各厂商适合的排放限额。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须为零，而在现行京都体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临着巨大的时间成本与谈判成本。

另外的问题是，由于前面论述过，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一种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国家都加入《京都议定书》体系之前，就很难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发生。“搭便车”的行为阻碍了防止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矫正，那么就很难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这也是对《京都议定书》达成后的后续减排目标谈判如此艰难的一个经济学解释。在此方面，西方经济学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继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给出了解释，其中Barrett（2008）还提出一种“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这种方法只需要少数几个甚至单个国家就可进行，避免了“搭便车”的问题，但关于技术的管辖权仍需妥善解决[9]。

三、结论

国际碳排放贸易，是一种新的贸易形式，对于其产生的经济学解释，目前国内外有许多研究。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着眼的大多集中于对贸易形式本身的解释，且关注点多在需求侧。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来，还没有从供给观点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产环节，其与供给活动息息相关。因而从供给侧对其发生机理作出恰当的经济学解释，并由此提出一种系统的分析框架，或许将开启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Z].

[2]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Z].

[3]京都议定书[Z].

[4]戴尔斯.污染、财富和价格[Z]，1968.

[5]沈小波.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政策工具及前景[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8).

[6]哈尔・R.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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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跨境结算推出的背景

 

实体经济对人民币结算具有较强的现实需求。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大都采用主要的国际货币进行结算。在与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货物贸易中,超过90%的结算采用第三方货币。两国的银行必须通过第三方商业银行才能实现货款的最终清算。一笔贸易款项可能涉及进(出)口方、进(出)口开户行、进(出)口方的外币清算行等多家机构的多个环节才能完成。过多的环节使资金流转速度、到账速度放慢,且每个环节都需承担一定的费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流动性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企业和贸易伙伴国企业普遍希望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规避风险。 

对境外企业来讲,其在进行结算币种时一般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结算的货币要有最广泛的可接触性;二是币值要稳定,甚至有升值空间。 

在当前国际主流结算货币汇率波动幅度加大的情况下,允许我国企业以汇率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不仅有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也有利于贸易双方锁定交易成本,降低因采用第三方货币结算而带来的二次汇兑成本,从而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促进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发展。 

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本币结算中人民币能否被市场选择作为结算货币,是由经济实力、币值稳定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归根到底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量的不断攀升以及全球贸易比重的不断增加,为外贸企业利用人民币进行贸易投资提供了较大的空间,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后成为国际结算货币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人民币支付环境的改善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近年来,人民币支付结算环境不断改善,金融体系结算效率不断提高,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996年12月以来,我国认真履行人民币经常帐户可兑换的承诺。这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制度安排也遵循了人民币经常帐户可兑换的原则,并体现了本币结算的便利性安排,例如人民币贸易结算不再纳入外汇核销的管理;结算中产生的人民币负债只需外债登记,不纳入外债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将主要通过监督商业银行切实履行贸易真实性审核责任,建设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与有关部门建立必要的信息共享和管理机制,共同防控试点中的风险。 

 

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意义 

 

(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 

此次金融危机让我国意识到,要摆脱当前各种不利状况的影响,充分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必须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业务的适时启动,不仅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得以加快,也使我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的地位得以提高。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地位。现在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大国,这些都为人民币在未来进一步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美元强大的规模效应,且其已经形成了市场的自发选择,在短期内对于美元体制的改革将会非常困难。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应该是推进本币国际化与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而有意愿且有能力推进这种变革的,无疑是东亚地区。 

采用跨境人民币结算无疑是人民币迈向国际储备货币的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长期目标的一部分。人民币国际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目前人民币在周边以“硬通货”的形式出现,实现了准周边化,第一步可以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一起,形成一个大中华货币区;第二步建立东南亚货币区,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第三步扩大至整个亚洲,构建亚洲区域经济体和货币区。即将人民币从准周边化发展为正式周边化,进而发展为正式区域化及准国际化,最终真正实现国际化。而其货币职能的三个阶段为,一是鼓励外资和金融交易用人民币报价和结算;二是通过股票、债券和资本帐户交易强化人民币的国际投资货币功能;最后在外贸和金融交易对人民币达到某一临界量之后将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以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结算为例,如果全部转换为人民币结算,现在的总贸易额约为1730多亿美元,占国内年度贸易总额的7%左右。事实上,国内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进行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2008年,我国在贸易项目下,即向亚洲国家进口7000亿美元,约4.8万亿人民币,理论上(如果全部以人民币对外支付)相当于仅在贸易项目下即可向亚洲国家输出人民币4.8万亿元。因此,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步——产生“亚洲人民币”意义重大。在中国经济金融保持现有稳定增长发展势头的前提下,人民币在未来5-10年的时间内,会上升到除了美元和欧元之外,与英镑、日元同等地位的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 

(二)对进出口企业的意义 

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实施对进出口企业而言,一是在国际结算货币上多了一个选择,增加了企业结算的灵活度;二是能有效地降低企业的国际结算成本,这主要表现在节省了用外币收付款而引起的汇兑成本,同时也节省了外汇衍生品交易的有关费用;三是直接用人民币收付,避免了汇率风险。虽然境内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也可能遇到汇率损失的问题,但进出口企业与投资机构的经营理念不同,进出口企业无需从汇率变动中获取差价和收益,在收款和付款都为同一种货币时,就能够在从事进出口贸易中锁定汇率风险,使企业平稳运行,改变以往企业出口越多汇率风险越大的状况;四是可以进一步加快结算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另外,出口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贸易,其收汇资金可以存放境外且只需备案,无须审批,不影响进出口企业货物通关速度,按照有关规定还可以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企业在办理以人民币结算的跨境贸易出口货物退(免)税时也不需要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

(三)对商业银行的意义

跨境人民币结算是在国际结算领域的重要创新和探索。从准入角度而言,从事人民币贸易结算只是将国际结算业务的币种进行调换,并不需要用类似资本金、资产质量等硬性指标限制银行;从技术角度而言,人民币贸易结算主要是实现银行间的帐户对接,清算等,相当于通过境外行或港澳行作为中介,延伸了央行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覆盖的区域半径。而且,在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之后,跨境贸易的清算行

范围大大拓展了。在此之前,仅有中银(香港)和中银(澳门)拥有与央行大额支付的清算功能,而试点之后,几乎所有具有国际结算能力的境内银行都可以成为境内人民币贸易的清算和结算行。可以肯定,跨境人民币结算在银行现有的国际结算体制下,将为境内银行拓展国际业务开辟新的空间,增加新的业务,同时也带来大量中间业务收入的产生,而且当人民币在境外产生一定的沉淀资金后,势必会对银行其他的理财服务产生需求。

对商业银行而言,在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一直都在承担着资金上的巨大损失。如果开展人民币结算业务,可以减少银行外汇头寸储备,也就相应地减少了人民币升值的损失。

另外,银行可能因为这项业务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外资银行由于拥有网络和头寸优势,以前一些大型进出口企业更趋向于在外资银行办理业务。而采用人民币结算后,这种优势将转向中资银行,尤其是能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融资的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将拥有绝对优势。

推行人民币跨境结算面临的问题

目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进展较慢,其中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作为一个全新的业务,相关的管理部门、企业和银行都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学习和磨合;二是因为试点企业地域相对有限,从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试点规模;三是一些配套制度和政策仍在制定中,在企业和银行的具体操作上有一定困难。

从人民币本身来看,一是美元作为传统货币有着巨大的优势,路径依赖使得企业很难放弃原有结算方式;二是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海外进口商采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三是人民币作为非自由兑换货币,国际化程度不足,资本账户的管制又使得境外人民币持有者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流出渠道及规模均受到制约,降低了人民币的吸引力,而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也在近年来力推本币国际化,对于人民币结算积极性不高。

虽然有种种问题,但相信随着试点地区的扩大,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特别是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正在制定和推出中,该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业务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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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昕.汇改四年[n].国际商报,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