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市场格局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绿色债券市场格局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包括中石油、中国电信、中国石化在内的诸多上市公司纷纷发债，已令今年的公司债融资达到了去年创记录的股票融资额的40％。这无疑是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巨大契机。然而债券市场分而治之的格局，正在成为债市的最大桎梏。

目前，债券市场主要由证监会主管的交易所市场和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主管的银行间市场组成。后者作为场外市场，其交易主体是商业银行为主的机构，在交易机制、机构投资者方面具有优势，因而在品种、规模要远大于交易所市场。目前国债以及企业债（指非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由发改委审批）均可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同时挂牌、双向流通，而上市公司市场的公司债，按照证监会要求只能在交易所市场发行。

这种交易主体和交易品种互不联通的模式显然不是一个稳定结构。随着发债主体和发债规模的增加，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对于债券市场主导权的争夺已从暗战升级到公然对峙。

中石油的遭遇

导火索源自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代码：601857，香港交易所代码：00386，下称中石油）拟于9月底发行的600亿元公司债。

2008年7月末，中石油股份公司向国务院请示――“由于本次发行规模太大，而交易所市场容量偏小，如仅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可能造成发行困难。考虑到目前企业债、国债均实现了跨市场发行，希望能比照国债实现跨市场发行。”

据市场人士透露，这一要求几天后就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请央行、证监会负责办理。央行对此持积极配合态度，表示可在两个市场挂牌并可互相转托管，从而真正打通市场。“要是能落实，就是开了个很好的头。”央行有关人士对此表示。

今年1月，央行已了允许公司债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各项制度安排，出台了跨市场发行的配套细则，为公司债打开绿色通道。但至今未有公司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欢迎他们随时来银行间市场交易，大门是敞开的。” 央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证监会对如何实现跨市场发行则有不同设想。它更希望债券持有主力机构商业银行重新进入交易所市场。为了规避银行资金通过交易所债券回购方式流入股市，造成系统性风险，1997年，国务院已要求商业银行全部退出交易所债券市场。8月初，国务院就中石油的要求批复意见不久，证监会即分别向银监会、央行征求意见表达了上述意愿。不唯如此，证监会还已大范围多次召集市场成员开会，商讨采取何种模式和机制。

如果不能达成上述目标，“即使压缩发行规模，也不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证监会已向市场成员放出明确信号。“证监会很难同意跨市场发行公司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多位市场人士说。

作为发债主体，中石油集团有关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中国的银行间市场目前已经承担起债券场外交易市场的历史性角色，“我们也想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发育和规范，而债券市场以场外交易市场为主，这是市场发展趋势。”

中国的债券市场已经形成银行间市场为主，交易所市场为辅的事实。数据显示，银行间市场目前债券的托管量、交易量都是交易所市场的20倍，发行债券的数量则占到债券市场的93％，而公司债券推出一年以来仅发行了12只债券，规模较小，最大的一只仅为60亿元。

“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公司债能同时在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这是投资人、发行人都受益的事情。”一位承销债券的券商告诉《财经》记者。

交易所的游说

无论是商业银行，抑或是银行的监管机构，都对交易所市场的风险心有余悸。

“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后，交易量的确会有所增加，但前提是必须把风险控制住，这并不是简单的事。”一位大型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称。

“必须确定消除交易所市场国债回购的风险隐患，商业银行才能确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交易所交易。否则每逢熊市，商业银行要是身在其中，损失将无法想象。”央行有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债回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上轮熊市中致使众多券商破产的原因之一。按照交易所市场原来的债券回购制度，证券公司可以很方便地用短期回购滚动操作，将融入资金投入炒股等高风险投资。由于债券并不发生实际的转移，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并不能控制风险，因而频频出现券商挪用客户的债券、并反复做国债回购的案例，最终，不仅造成客户的巨大损失，还因券商自身的资金链断裂，造成对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欠库，酿成系统性风险。

所幸的是，为了防范风险，早自1997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所有商业银行就已撤出了交易所市场，因而在2004年前后的国债回购漏洞并未波及到银行。

交易所近年也一直在着手规范债券交易结算行为及国债回购交易制度的改革。2006年5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中国证券业协会联手了新的债券登记结算和交易实施细则，重点完善了国债回购制度。即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建立国债回购“质押库制度”，融资方进行回购时需将回购所用国债存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质押库账户”，实现质押品转移占有。此举力图从机制上防范前述违规操作。

“交易所早已实行新的回购制度，通过结算公司建立防火墙，现在已没有任何风险。” 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说。

“从长远来看，两个市场互联互通是必然的趋势。但是从短期来说，不能因拓宽渠道忽视风险，交易所尚未拿出系统风险评估方案，是否能够真正防止银行资金进入交易所之后，不通过回购业务流入股市？交易所尚未对此回应。短期内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市场比较困难。”银监会有关人士对《财经》记者说。

不过，证监会仍坚持自己原有立场，力促商业银行及券商搭建银证合作模式。业内人士透露，在证监会授意下，上交所已召集不同的市场成员开了六个座谈会，研讨商业银行回归交易所的可行性，参会的市场成员包括发行人、主承销商、其他中小券商、商业银行，还在会下拜会了一些市场成员。

8月28日，上交所召集九家中等商业银行和几家券商于上海座谈，探讨在不考虑政策障碍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如何参予交易所债券市场及公司债的发行，建议加强银证合作。在这次研讨会上，对于交易所公司债市场的定位，上交所明确表示不会放弃公司债市场，坚决不会到银行间市场发行，并称上交所已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初步协调，决意独自完成1500亿元大型公司债的发行。

《财经》记者获悉，上交所即将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参予交易所债券市场，包括免除发行人相关发债、上市费用，免除投资机构相关税费，并为将要发行的央企债设计回购提高流动性等。

上交所认为，商业银行应做好进入交易所债市的准备。上交所还提出了加强银证合作的三种途径：一是商业银行融资给证券公司，由证券公司代持；二是让证券公司发行理财计划，由商业银行包销；三是让商业银行通过信托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理财计划，通过信托形式在证券公司开设理财专户，购买公司债。

前两种途径不符合银监会的有关规定，均为商业银行的违规行为，被商业银行当场否决。“通过券商代持我们不能接受，因为不能明确谁拥有交易席位，如果算在券商席位上，券商就可以使用债券去融资；证券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低，对它的投资我们肯定还是比较谨慎。现在也不允许商业银行购买证券公司发行的集合理财计划，我们不能冒违规的风险偷偷摸摸地买。”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一位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对最后一种途径，虽无政策限制，“但有很多条件限制，银行未必愿意选择到交易所开户购买债券，投资交易所债券产品收益率不高。” 与会的商业银行人士均一致表达这一看法。商业银行在券商开理财专户购买公司债，技术上没问题，但难以上规模，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何况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去交易所买，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理财产品购买？商业银行还要给券商和信托中介公司手续费，盈利空间很小。”此外，理财产品期限短，一般一年左右，债券产品一般是三年到七年，存在期限不匹配的问题。

种种现实约束下，商业银行进入交易所的动力并不是很强。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跨市场发行，两个市场之间建立回拨机制。企业债不一直都是这样操作吗？”一位券商人士反问。

自2005年底，企业债已经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流通，改变了之前企业债只能在交易所发行流通的局限，实现了中国债券市场的一大跨越，亦为公司债的跨市场发行提供了参照。

超越部门利益

监管竞争之下，也促进了监管部门的效率。比如证监会正在积极改进公司债的发行机制。“证监会审批速度也在加快，已在慢慢靠近市场。分批发行企业债时，二次发行审批上有了很大改变，不超过五个工作日。”一位承销公司债的券商告诉《财经》记者。

“监管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市场品种丰富交易量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机构投资者的主力都在银行间市场，一旦实现跨市场流通，交易所的公司债都会流入银行间市场，交易所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特别在目前股市低迷的状况下。”一位参与上述研讨会的商业银行人士透露。

在此次座谈会上，上交所一位高管甚至表示，“如果跨市场发行，上交所以后就不做债了，可以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改名叫上海股票交易所。”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连三博士看来，无论怎样建设制度，交易所恐怕都难以改变其在债券市场上相对于银行间市场的弱势地位。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债券产品的主要购买者、交易者和创新者都以场外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为主。

从美国债券市场的交易来看，场外市场是债券交易的最主要场所，只有极少数的债券品种才在交易所市场交易。交易所实际上只起到了价格公示、提高发行人信誉的作用。虽然投资级以上的公司债券部分也在交易所挂牌，但交易量还不到总交易量的5％。商业银行在交易所投资每一只债券不能超过5万美金，交易量非常小。

与之类似，英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场外市场交易占比在90％以上，而在日本，场内债券市场交易占比甚至不足0.1％。

交易所以个人投资者为主，购买债券的都是股票投资者，换手率历来很高。“在一个投机者盛行的市场上，你指望它是一个债券投资者，这是不现实的。”前述券商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发行人来说，换手率高意味着发行人要承担更高的发行成本，因为投资者买入不是为了长期持有，是为了短时期内获利抛出，价格一定会高于一般的市场收益率，这会把市场价格中枢往上拉，造成的结果是，即使优质企业的发行利率也会被迫走高。

篇（2）

所谓“格林斯潘之谜”是指美国短期利率上升，但长期无风险利率反而下降的现象。

美联储自2004年6月以来经数次加息后到2005年6月份，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至3.25％，但同期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却从4.7％左右降至4.2％左右，下降了0.5个百分点，导致美国10年期国债与联邦基金利率之间的利差进一步走低。与此同时，长期利率走低也是欧债危机前，各主要国家的明显趋势。

世界范围内长期利率下降的趋势刺激投资者追求更高的回报，这将降低对承担信用风险和其他金融风险的补偿，即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各国中央银行通过提高短期利率引导长期利率上升从而调节宏观经济的努力大打折扣。

就中国来说，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并向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转型，是中国宏观政策的大方向。如何认识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并在今后的政策选择中进行哪些相应的准备，这对中国未来政策改革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象

长期利率过低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水平明显偏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而中国国债收益率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90年代水平，还明显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英国和德国同期国债收益率。

只是由于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中央银行普遍实行了低利率或零利率政策，而中国因经济和政策周期与之不同，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才高于各国。

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对于判断长期利率水平是否合理，具有关键性意义。例如，白重恩等人对当前中国资本回报率(含所得税等因素)估计为16％，从国际比较看，超出美国10％左右的水平，而扣除税后的资本回报率也在10％左右。换句话说，中国的净资本回报率基本上等于实际增长幅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较低的长期利率与长期均衡水平下的利率水平，也即资本的净收益率，存在着较大差距，容易刺激长期投资并诱发投资“羊群效应”，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自从2004年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后，贷款利率并未迅速上升，甚至还曾出现贷款利率上浮占比一定程度的下降。2006年之前中国通货膨胀水平较低，但2007年以后经历了两轮反通货膨胀周期，而长期国债收益率并没有明显上升，与发达国家通胀高涨时期的长期国债收益率相比甚至更低。即使在货币政策趋紧期间，贷款利率实际上升幅度也没有想象的大。

2011年贷款基准利率较2007年最高水平低80个基点左右，但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50％及以上的贷款占比反而低于2006年至2007年；2011年三季度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甚至比2008年三季度还低39个基点。

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不敏感

与此同时，中国与投资密切相关的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变化很不敏感。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长期利率等于未来短期利率的加权平均。如果短期利率上升，通常情况下长期利率也随之提高。但令人惊讶的是，预期理论作用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变化的关系并没有理论所揭示的那样明显。

例如，在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政策的作用下，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在今年二季度开始全面上扬，6月，3月期国债收益率由2008年四季度以来的2.5％左右跃升至3.2％以上，直到10月仍高达3.25％。但是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化却并不明显，基本与2010年11月份以来的水平持平，为4％左右。

2006年至2011年5月份，除2008年三季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外，10年期国债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之差都至少在100个基点以上，最高达257个基点(2009年11月)，但2011年6月以来，10年期国债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之差下降到70多个基点，9月甚至仅为53.7个基点。

虽然2009年年中中国经济已强劲反弹，而美国经济2011年重陷低迷，但美国国债的长短期利差则明显高于中国。特别是2011年中美两国长短期国债收益率之差进一步扩大，说明中国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的敏感度有所降低。

潜在影响

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是以投资和出口趋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即使利率根据市场供求自由决定，利率仍然可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这将进一步刺激长期投资，推动经济增长。

虽然中国对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制，而且基准利率水平实际上是长期偏低的，但与债券直接融资方式相比，由于长期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偏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限仍然是比较高的。

在中国债券市场，一般大型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评级都较高。长期债券市场遂成为大型国企融资的重要方式，减轻了企业财务成本，支持了长期投资和经济发展。

同时，促使中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金融结构向直接融资方向转变。由于金融创新、直接融资等迅速发展，传统银行信贷以外的融资迅速增长，新增信贷在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已由最高的92％(2002年)下降至2011年上半年的53.7％。

不利于利率进一步市场化

2010年，周小川在《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中明确提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之一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利率市场化已取得重要进展。目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已完全实现了市场化，存贷款利率也仅实行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利差管理。但是，作为利率市场化关键一步的基准收益率曲线建设尚需完善。

当前中国基准收益率曲线的问题是，期限品种结构不健全，收益率的市场化决定程度不够高。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都是根据无风险收益率曲线(主要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加上客户的风险溢价进行资金和贷款定价。

2007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下称Shibor）正式运行以来，Shibor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作用越来越强，但货币市场利率仍属信用交易，需要参考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由于一年以下短期国债发行数量很少，且国债发行规律性有待加强，中国仍缺乏一条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虽然央票发行利率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银行目标利率的作用，但央票多为一年以下短期，最长也仅为三年中期，且中期央票发行数量较少。因此，长期收益率曲线建设和完善对于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当前中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偏低，这显然不利于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完成。

不利于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国货币政策更加遵循一定的规则并对市场预期高度重视，中央银行普遍采用了以稳定通货膨胀为最主要目标并仅调节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货币政策框架，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是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即中央银行调节短期利率就能够影响长期利率的变化，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

但是，“格林斯潘之谜”现象的存在，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变化不敏感，甚至为抑制经济的过快增长而提高短期利率政策的同时，长期利率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长短期利差下降，与投资、消费等密切相关的中长期利率水平较低，这将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意图相违。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在反思危机教训过程中已取得不少共识，其中之一就是要保持一定水平的名义利率。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2010年2月在题为《反思宏观经济政策》的IMF报告中指出：不能只盯住通货膨胀一个变量，而要同时关注包括产出构成和资产价格在内的多个变量。该报告建议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应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将控制通货膨胀目标从原来的2％提高到4％，届时短期利率可能在6％－7％。

由于中国主要以投资导向型增长为主，这样为抑制投资的过热，在以利率为目标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模式下，要求短期利率水平提高。而由于长期利率对短期利率不敏感，为了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必须将短期利率提高到非常高的水平，而这将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进一步增加了央行使用利率工具的难度。

成因假说

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给宏观政策带来了巨大挑战。研究其成因，有助于在今后的政策选择中，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提高长短期利率弹性，充分发挥利率机制的作用，从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对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的解释如下：

一、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

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10％的高速经济增长，堪称中国奇迹。但这决非经济发展的常态。中国是投资驱动兼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主要是得益于人口红利并参与全球分工。

但是，这一增长的动力开始弱化。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起点（沈建光，姚余栋，2011）。

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期内中国经济增速作了预测，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很可能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年－2017年。目前国内的共识是潜在经济增速将会下降到7％左右。

按照这一假设，根据姚余栋、谭海鸣（2011）测算，未来要将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2％左右，通货膨胀稳定在4％，中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在8％左右。由于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预期下降，因而中国的长期无风险收益率水平也较低。

二、中长期通胀预期稳定

1996年以来，中国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96年至2010年的年均CPI仅为2.06％，这比1980年至1995年11.4％的平均水平要好得多。而且，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物价波动也明显低于之前的水平。1996年至2010年CPI的标准差仅为2.78，而1980年至1995年则高达6.88。

正是由于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未来通胀预期也随之减弱，导致长期利率偏低。姚余栋、谭海鸣（2011）的测算表明，中国金融市场的中长期通胀预期若能稳定保持在2％左右的较低水平，那么中长期利率也不会很高。

三、人口老龄化加速

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根据蔡(2010)等很多学者测算，2015年中国总劳动人口将开始减少，2030年总人口将开始下降。中国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形成“未富先老”的格局。

老年人的生命周期缺口问题理论上可通过资产（如退休计划、个人储蓄、家庭、耐用消费品、企业等的资产）积累得到解决。当老年人更多依赖于自身积累的资产养老时，对年轻人口造成的负担将相应减轻。

但是，中国养老金体系的实际情况却是之前的养老金积累不足，只是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加强养老金体系建设。随着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通过现收现付制的公共社会保障体系为这些老年人的消费提供资助将更加困难，其个人积累资产成为自我保障的主要渠道。而各种“个人账户”资产存量与预期存量差距很大，需要“饿补”。

2008年至2010年，中国保险业寿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速高达30.3％，比全部保费收入高2.5个百分点；企业年金缴费金额增速更是高达68％。同时，中国老龄化加速和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会增大对长期国债的需求量，而这将提高长期国债的价格，致使长期国债利率偏低。

但是中国的债券市场中，中短期债券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而长期债供给相对较少。这样，势必将提高长期债券价格，致使长期利率偏低。

四、长期债券供给不足，流动性较差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仍然有限。根据BIS的数据1，2010年美国和欧元区16国债券市场余额分别为3.24万亿美元和2.48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分别高达229.98％和203.88％，但当年中国债券市场余额仅为3031.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仅为51.57％。从发行来看，10年期以上长期债券在各类型债券中的比例也是非常小的。

为了保持债务可持续性和留存一定程度的“财政空间”，财政政策总体上可能会较为稳健，导致长期国债发行量有限，这将进一步限制长期无风险债券的供给，不利于市场的深化和长期收益率曲线的培育。

与债券市场规模有限相伴随的是，中国公司债券，特别是长期公司债券发展明显不足。美欧债券市场主要以公司债和金融债为主，2010年政府债券余额占比分别仅为市场的34.36％和35.05％，中国则高达53.53％。

显然，今后中国债券市场应更多地发展公司信用债和金融债，丰富债券市场品种。但是，目前中国债券市场优质的合格企业明显不足。同时，由于市场评级、信用体系等市场基础实施建设仍然有一定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债券利率定价。

由于中国长期债券(无论是国债还是非政府债券)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而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对长期债券存在非常强烈的需求，且选择性很少，导致对长期债券资产配置偏好同质化严重。由于全国性商业银行在一级市场承销中占有非常大的市场份额，因而往往长期债券在一级市场上就被超额认购。

同时，中国长期债券很少进入二级市场的现券交易之中，一般都是持有到期。二级市场现券买卖主要是以央票为主的短期债券交易，这一定程度上导致长期债券市场流动性不足，进一步导致长期债券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不合理，缺乏必要的市场深度。

应对之策

我们对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提出了四个可能的解释，但未能够对此充分解答。

例如，尽管中国的中长期增长率将下降，但未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仍然较发达国家2％左右的增长水平高得多，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长期利率要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胀预期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既有较强的惯性，也根据政策和物价走势对通胀趋势进行判断，因而既包含了适应性预期，也有理性预期成分，属于“瞻前顾后”型通胀预期。

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紧，“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也即国际贸易中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将最终发挥作用。非贸易品价格可能会出现加快上涨，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

中国非贸易产品大多是低生产率且人工密集型产品，这是这些部门劳动力分享经济高增长收益的重要途径。这种趋势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不大可能使通胀预期轻易降低。

长期债券供求存在巨大矛盾，导致价格偏高，利率偏低，且基本是持有到期，对短期利率调整不敏感。一方面由于老龄化等因素需求巨大，另一方面，合格企业数量不足等因素导致供给不足。但这个供求缺口还缺乏更多定量分析。因此，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仍有待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或许，长期债券的巨大需求与老龄化社会所导致的高储蓄率经济结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适当减速，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使较低的长期利率具有合理性。

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既可以“擅用”，也需着力破解。在已经取得巨大实效的基础上，今后应继续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特别是长期债券市场。

在发展国债市场的同时，利用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加大长期国债的发行量。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准国债性质的政府支持资产机构债券，积极培育合格企业发行长期债券，使短、中、长期都有良好的、充足的债券产品，增加市场深度和流动性。

鼓励企业发长期债券，投资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发展绿色经济，利用中国式“格林斯潘之谜”，加速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改革提高市场效率，构建有效的基准收益率曲线，为金融机构及各个金融市场提供较真实的利率基准。

篇（3）

高度技术社会推进协会顾问

金融业与服务业一体化新动向

现在不仅是制造业，包括金融业、服务?也都已经出现了新的一体化动向，日中韩FTA（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大家都指出不是1+1=3，而要一定得到4、5甚至更大的成果才行，为此我们应该做好相关的基础构建工作，其重要基础之一就是各国的企业家，尤其希望各位企业经营者能够在这当中进一步发挥作用。

魏家福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董事长

一体化需要企业家的务实行动

亚洲经济一体化需要企业家的务实行动。 21世纪企业有四个新的特征：一是有更强的适用性，二是具有更强的整合能力，三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发展存亡具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四是跨国公司的企业文化将影响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国别文化。新时期的企业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以务实的行动来促进和推动亚洲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肖钢

中国银行董事长

债券市场发展有利于金融稳定

当前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亚洲区内金融的稳定。东亚各国普遍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也即依靠银行体系融资以支持经济发展，把金融风险都集中在银行。亚洲金融市场不完善，当遇到外来冲击时容易引发危机，所以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有利于我们这个区域内的金融稳定。

守村卓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副行长

中等收入人群促进经济一体化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有所加快，特别得?益于我们区域内的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加映射到我们亚洲区域消费领域，我们的蛋糕做得越来越大。

李东生

TCL集团董事长

中日产业结构有强互补性

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产业结构来看，中日两国在大部分产业结构上都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拥有丰富的资金和技术，中国有很广阔的市场和劳动力以及正在成长起来的企业竞争力。

关键词

三村明夫

新日本制铁公司会长

能源安全不能忽视

考虑能源问题至少有三个因素不可不提：首先要想促进增长必须要以合理价格获得足够量的能源；其次能源安全非常重要；另外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也必须认真要加以考虑。这三点非常重要。

张国宝

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中日应争取取消“亚洲溢价”

在世界能源新格局下，中日两国不应在?所有领域都把对方看作竞争对手，而应该是拥有共同利益的合作伙伴。比如油气价格历来亚洲高于其他地区被称为“亚洲溢价”，中日两国都是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国，我们应该统一协调立场，增强油气谈判地位，争取取消“亚洲溢价”。

刘顺达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董事长

能源、数字及管理创新应为一体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现在发电量在世界上已经位居第二，但是我们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中日双方在合作上应该提高一个新的层次，这个层次就是能源、数字及管理创新为一体，这一切正是日本最大的优势，也是中国迫切的希望。

北村雅良

电源开发株式会社执行总经理

发电对环境的影响不可忽视

所有的产业基础是要完善充足的电力供?应体制，这也是我们今后的追求目标。但是，发电业务还包含着我们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发电站建设和运营一定会带来影响。如何把这种影响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并且使电力开发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这是我们最核心的问题。

周中枢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

海外长期稳定矿产资源是紧迫课题

中日双方都面临一个紧迫课题，就是寻?求海外长期稳定的矿产资源。立足长远，面向未来新的经济增长周期；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布局。中日双方在金属矿产领域存在同样的需求，面临同样的机遇，可以通过企业间的携手在矿产资源投资方面深化合作。

邢炜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资源创新需要跨领域合作

第一，节能和资源的管理不再是资源和?能源管理企业的责任，而是所有企业家的责任。我们要共同承担，我们更要去创新；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会带来许多创新，中日企业之间的合作模式也要创新，我们的创新要有跨领域的合作，凡是有利于绿色有利于环保的事业，都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把我们的经验、技术贡献出来共享。

袁懋振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咨询委名誉主任委员

中日能源合作前景广阔

中日能源领域合作的前景广阔。在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方面，日本的节能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环保产业拥有世界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中国的环保节能提高能源效率技术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中国节能环保的发展前景也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共识关键词

枝野幸男

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

中日企业家应多达成共识

篇（4）

通胀已非预期

目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通胀已从预期转化为较严重的现实压力。尽管此次物价上涨可从结构性、输入性及成本推动等不同角度加以解释，但根本原因在于近两年大量超发的基础货币，持续两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快速回升向好的同时也埋下通胀的隐忧。

通胀是货币现象，这次也不例外。流动性并非均匀地作用于整个市场，不同领域的供需状况、价格敏感程度不同，使通胀本身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

尽管央行已在10月和11月分别启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手段进行应对，但考虑到流动性的释放已持续两年，而政策收紧才刚刚开始，其滞后效应根据历史经验大约在半年以后。

因此，负利率的彻底扭转和通胀的拐头还不会那么快，未来几个月因惯性和基数效应的影响，通胀压力仍将居高不下。这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宏观调控面临的主要矛盾。

不宜过度提高通胀容忍度

尽管大多的经济学家提出，应提高通胀容忍度，将CPI设定的警戒线提高到4％甚至更高。但这一建议是危险和有害的，宁可提高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也不宜过度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

第一，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一是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常常价格传导不顺；二是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

第二，长期负利率状况对经济损害巨大。自2010年2月CPI达2.7％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后，至2010年底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11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如果人为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困境，更难消除负利率对居民财富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势必造成人们的恐慌，加剧部分商品的抢购与炒作。最后物价的上升幅度将比通胀容忍度提高幅度更大，进一步伤害民生。

鉴于此，建议明确实行通胀目标制，将3％－4％作为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目标区间和警戒线，央行运用相应的货币政策工具力争使通胀实际值和控制目标相吻合，通过自我约束规则的建立和执行，实现规则性和灵活性统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促进物价长期稳定与经济平稳发展。为此，应尽快采取综合措施，防止通胀继续恶化。

明年物价上涨压力大

基于季节性价格变动趋势和全球性货币泛滥推动的趋势性因素影响，2011年物价上涨的压力仍不容忽视。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

一是货币流动性虽较2010年会略有紧缩，但相较历史平常年份和平均水平仍然比较宽松，前期货币信贷高增长的时滞效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仍然存在；

二是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推动节能减排，收入分配改革、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等预计将有新的实质性进展，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及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将推动物价上涨；

三是虽然2010年粮食丰收几成定局，但种粮成本提高，工业用粮需求增加，再加上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对国内预期的影响导致的惜售等现象，粮食价格仍可能继续上涨；

四是主要经济体将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三季度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回升，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同时出现较快上涨。

从历史上看，商品价格因素上涨将带动物价指数上升。预计未来国际大宗商品期价可能形成新的涨价因素，输入型通胀预期压力仍较大。特别是从结构来看，食品类价格将进一步上升。

一是粮价上涨。2010年夏粮一改过去连续六年丰收的局面，出现小幅歉收，而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的水灾也可能影响秋粮收成，推高粮价。二是猪肉价格反弹。目前猪粮价比低于5，农户养猪处于亏损状态，可能引发未来供给减少，预计2011年猪肉价格将逐步反弹，猪粮价比有可能回到7倍左右的水平。

同时我们也看到存在一些因素抑制物价上涨。从国内看，2010年全年翘尾因素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逐步降低；严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有助于改变通胀预期；连续多年的粮食丰收使我国粮食库存较充裕，有助于稳定粮价预期。

从国际输入性因素来看，目前国际粮价的波动幅度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础。

三季度国际粮价并不是普遍的大幅上涨，而是投机资金炒作放大了极端气候因素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冲击。当前国际市场粮食供求总体平衡，不具备大幅涨价的基础。由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对国内价格的传导尚不十分顺畅，短期内CPI受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有限。

总的来看，推动2011年物价上涨的因素较多，通胀压力在明年一季度和四季度尤其明显，全年物价上涨预计将突破3％，在3.5％－4％之间。

应对通胀的政策组合拳

收紧货币政策仍是应对通胀的首选。为更好地控制通胀，有必要继续收缩目前已过于泛滥的流动性，适当控制货币发行量，继续提高利率，释放更强烈的紧缩信号，逐步消除负利率格局。

应明确将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为抑制通胀，货币政策应回归至中性或稳健的定位。

“稳健”指介于宽松和从紧之间的中间状态，意味着货币政策既要改变宽松的基调，又不能“急刹车”；考虑到还需维持一定的投资和在建规模，财政政策应维持积极基调。

目前，应继续果断连续大幅加息，以迅速扭转长期负利率局面。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一是有助于稳定居民存款及其预期，降低企业及个人的信贷需求，并影响美元汇率及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从内外两个层面缓解通胀压力；二是有助于进一步抑制住房投资投机和房地产开发，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三是有助于减弱人民币迅速升值的市场预期，降低短期内加速升值的必要性。

从中长期看，加息有助于平抑经济波动，推动经济均衡健康发展，也释放中国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的信号，传递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表明中国将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非速度。

调整商品供需结构也是抑制通胀的必要手段。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搞好运输调配，畅通绿色通道，促进供需相对平衡。

完善农产品保护机制，提高应对价格突发波动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力度，以目标价格为核心，建立农产品的保险机制，帮助农民抵御自然风险；对农产品储备品种和规模进行系统的研究，改进储备结构与地区布局，将价格预警、储备和进出口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好价格监控，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严惩游资囤积炒作行为。

重视对流动性的疏导，主动增加资产的供给以吸收超发的货币。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管理和引导流动性适度向股市流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有能力接纳更多资金进入市场。让更多急需资金支持的企业发行上市，特别是尽快增加中小盘股票的供应量，适当降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门槛，加快公司上市速度，让充沛的流动性为更多公司分享，解决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能降低当前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估值水平。

此外，管理层可利用此时机通过适当减持国有股来吸纳流动性，进行国有经济布局及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除扩大股票市场的供给，还有如下一些选项可以发挥资本市场在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独特作用。

一是加快发展债券市场，增加债市的容量及品种。未来应加快建立集中监管、统一互联的债券市场，扩大市场规模，增加期限结构，丰富债券品种。加快公司债券发行市场化改革，开展地方政府债券和项目收益债券发行试点。发展本土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保险机构。

二是放宽QFII投资额度及范围。可适时降低准入门槛、提高准入额度，借以吸纳更多“可控资金”为我所用，并推动香港市场离岸人民币资金买卖A股的“小QFII”制度尽快实施。

三是尽快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监管责任，鼓励扩大各类金融产品的数量与规模，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需要。允许内外部资金投入到私募股权基金，支持处于创业期的创新企业加快发展。

四是加大对外投资力度，尽快推出国际板业务。前者是通过商品等实物资本形式，以及鼓励多元投资主体通过使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债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形式输出国内流动性；后者则是在上海建立上市条件较为严格、面向国外大公司的国际板市场，以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既增加国内资本走出去的途径，也平衡了国内的流动性。

篇（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资金流动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即金融生态。一个地方金融生态好，就会吸引更多资金流向这个区域。但是，西部金融生态现状很不容乐观。

一、东西部金融生态建设的差异

1.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

东西部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方面：在金融资产总量上。2005年东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61％、16％，东部是西部的3.8倍。省级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的差距也极为悬殊。以广东省为例，2005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为38119亿元，是云南省的7.6倍，贵州省的13.6倍；同年广东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3261亿元，是云南省的5.7倍，贵州省的9.9倍。

在金融深化程度上，东、西部金融机构与本地区GDP的相关比例分别为267％、213％，东部金融深化程度明显高于西部。

在金融开放程度上，由于东部地区开放的时间比较早，金融市场化的开放程度比较高，而西部地区随着近年来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金融开放程度也得到了较快的提高，但其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不高。

2.金融市场结构的差异

一是股票市场存在差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少，质量不高。截至2005年底，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已经有224家上市公司，股本总额达518.8亿元，占全国股本总额的13.68%，累计筹资253.8亿元，占全国筹资总额的16.47%。与东部相比，西部上市公司在规模、数量和筹资能力等方面都相对不如东部公司，而且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资产重组滞后、融资渠道较窄等问题。二是债券市场的差异。2005年，东西部分别通过债券融资1413亿元和27亿元。而西部的债券市场发展极为落后，2005年，、青海和甘肃无一家企业发行债券。

3.金融机构分布的差异

金融机构是金融生态系统中主要的金融主体，其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质量。东部国有商业银行数是3066个，是西部的2.03倍；股份制商业银行数是391个，是西部的5.9倍；城市商业银行数是245个，是西部的2.3倍；债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分别是7个和31个，是西部的3.5倍和1.5倍。特别是、青海和宁夏没有一家股份制银行，金融机构较为单一。这种差异性必将影响西部资本形成能力的强弱。

4.信用体系建设的差异

目前，东部已经不仅建立了社会征信系统，而且建立了信用担保体系。上海等地还开展贷款企业咨询业务，并建立了个人信用征信系统，而这在西部还是一片空白。西部信用担保体系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制约西部金融生态建设的因素

这里从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三方面对金融生态展开研究。

1.金融生态环境

(1)金融市场法制不健全。西部的金融法制环境存在不少问题。首先从借款人角度看，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他们可以通过非正常关系来获取银行贷款，而在银行发现不良资产后往往却拿不回钱。其次金融市场也应该有市场准入条件、自由竞争机制和市场退出条件。但金融市场法律关键缺乏金融机构的破产法规，金融机构有准入没有退出，导致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不能有效处置经营不良的金融机构，造成金融生态日益恶化。

(2)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缺乏信用意识和信用管理措施，社会信用中介机构不健全，信用数据不透明，失信成本低。部分地区出现银行有钱不敢贷，企业借钱不想还的环境冲突。

2.金融生态主体

(1)西部金融机构运营效率不高。首先是西部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不良贷款比率较高，资本充足率偏低，这就客观上限制了金融机构的活动空间。西部商业银行资产结构较为单一，在盈利资产中90%以上都来源于贷款，中间业务收入只占很小的份额。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在当前情况下只能体现在信贷规模的扩大，这样无形中又加大了银行的信贷风险。再次，西部金融机构的收益率水平较低，导致对不良资产的“消化”能力不强。

(2)金融产品单一。金融产品的开发是金融机构盈利的主要手段之一。西部金融机构单一的负债经营模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需求。

3.金融生态调节

(1)金融机构缺乏自我调节机制。首先，对金融业的过度保护和管制措施,极大地削弱了竞争力。其次，国家信用担保机制把金融的信用演变提升为国家信用，一旦出现风险都是由中央银行等对问题金融机构的救助，这不仅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不符合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规则，使金融机构对内控和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我抵抗风险、自我调节的能力受到较大局限。

(2)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随着银监会的成立，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一行三会”的格局。但是，在新的监管格局下，由于缺乏协调机制，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与各金融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之间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无法实现信息共享，直接影响了金融工作的效率。

(3)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情况比较普遍。对金融业的保护和管制政策极大地削弱了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能力,从而使西部金融机构不能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西部一些地方政府在思想上仍然认为银行是国家的,企业是地方自己的。因此当企业融资出现问题时,不在企业内部找其原因，而是强行要求银行放贷或把企业“包装”上市融资。但这些企业由于自身的重大缺陷很快就又陷入亏损，这些损失最终只能转嫁给银行和广大投资者。

三、构建西部绿色金融生态的根本思路

1.坚持市场导向，建立和完善自愿交易的平等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

(1)完善企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生态有关的法律制度主要是破产方面的法律，它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一些市场行为无法进行实质上的规范，这使得银行对借款企业没有最后的“杀手锏”来威慑，致使企业逃废债务等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大大破坏了金融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缺乏一部实用的破产法规，实践中对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的处置，对金融生态环境形成一定影响。因此要尽快出台一部《金融机构破产法》。

(2)规范社会信用体系。西部的金融生态系统中，信用缺失已成为制约金融生态发展的瓶颈。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构建西部金融生态的当务之急。

首先要建设信用政府。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政府要在信用建设中率先垂范,强化公共服务意识，严格依法行政，增强政务透明度,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构建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积极惩治危害社会信用的各种行为。

其次，要提升企业信用。企业是金融资源的主要载体，是金融生态优化的微观基础。因此，要加强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全面提升诚信观念，推进企业诚信经营。

第三，要积极构建个人信用。社会信用归根结底是个人信用，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均与个人信用有关。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诚信教育，弘扬和培植信用文化，强化信用道德，建立守信的激励机制和失信的惩戒的机制，提高公民个人诚信素质。

第四，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规范信用中介机构的行为。对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信用担保机构、评估机构、评级机构等信用中介机构进行全面的整顿和管理，规范其行为，提升其服务水平和诚信水平。

2.加快对现有金融机构改造，完善金融生态主体体系

西部金融机构要提高运营效率，首先要继续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使其产权明晰化，各级经营者对其经营成果真正负责起来。其次，在规范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同时，积极探索对农信社、诚信社等产权改革的方案，放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门槛，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最后，还应大力发展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即深化中介机构改革，实行市场化、公司化运作；强化中介机构的市场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

3.建立和谐的金融生态调节机制

提高西部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必须健全金融生态调节机制。首先，制定和完善金融监管的绩效评估和考核机制。具体应强化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二是要及时量度金融机构资产风险；三是要及时启动、并在实践中不折不扣地运用矫正措施。

其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稳定机制。在金融生态建设中，银行破产会极大地损害存款人的利益，而且会造成社会和经济的震荡。为维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张 杰 刘红艳:我国区域金融环境构建刍议[J].集团经济研究，2007（1）

篇（6）

7月CPI6.5%创出新高，比市场普遍预期略高。7月CPI环比0.5%，仍高于历史均值水平，上投摩根预计8月份的CPI预期暂为6.4%；9月和10月份也有可能在6%以上。但通胀压力阶段性高峰期已过是大概率事件，近期大宗商品的回落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趋势，但后续的下降比较缓慢。

上投摩根表示，短期看，即使CPI创新高，本月央行也很难有所动作，政策调控的预期减弱。现在市场不确定因素主要来自海外，由于全球投资者对重要经济体的国家债务信心危机升级，是否会演化为流动性危机，有待观察，而市场的稳定需要各国政府一致努力，需要假以时日。受此影响，A股短期还有一段动荡期，但我们相信在基本面并没明显恶化的情况下，A股还是处于底部区域。下面要做的是保持信心，等待情绪稳定，收复失地。

大摩华鑫基金：美国经济

基本面未发生实质变化

大摩华鑫基金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监、大摩强债基金经理汝平10日表示，此次美国信用评级下调不具有实质性影响，美国的基本面并未因评级下调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此次下调不会引发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债券市场的深幅调整。当时的次贷危机是流动性问题，次级债券普遍从AA+以上评级下调到投资级以下，引发大量机构争相抛售，流动性匮乏，金融体系坏账急升。美国国债评级下调至AA+后，违约风险依然很小，流动性非常好，市场资金也相当充裕，即使抛售也不会出现无人接盘的问题。目前仅标普一家下调评级，穆迪和惠誉仍然给予美国国债AAA评级，金融机构不会由于自身投资制度的要求而被动地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此次评级下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这说明评级调整本身的影响不大。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担忧导致避险情绪上升，推动美元回流，相应降低了国债收益率。

大成基金：

不宜过度悲观

鉴于近期国际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调，国内猪肉价格也将回落。在外部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放松也将是大概率事件。我国经济领先指标已出现见底回升的趋势，投资者不宜对股市过度悲观。

国际油价及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大幅下跌，通胀压力明显减弱。统计数据显示，7月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和商务部食品价格指数涨幅均低于6月，食品价格在7月已经出现拐点。商务部食品价格指数7月第一周创出高点，后三周连续显著回落。至于PPI，尽管7月同比上涨7.5%，但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环比负增长。

大成基金预计，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新格局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具有稳定增长潜力的新兴经济体有望成为国际资金的避风港，其股市表现有望优于发达市场。大成基金看好我国股市在内需、创新和绿色环保领域中较具成长性的公司，具体行业包括光伏、电子、物联网和新材料。

博时基金：

篇（7）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现已进入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新常态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金融业的高速增长态势已难以为继;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突出;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动力不足;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货币金融的发展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面临严峻挑战金融业必须要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不断地开拓新的增长点与业务面。因此我们应积极地寻求新常态经济下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1、金融业应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意识，坚持以服务为本质，保持适度的增长率;2、加快金融业改革与创新的步伐，以推进经济转型为中心，实现金融业的转型;3、完善和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有效的防范经济下行所带来的金融风险;4、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进行合理的调整与改革。

央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潘功胜，在第五届财新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说时提出，首先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缓解企业杠杆率较高的问题，发挥市场在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在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健全多种所有制，建立多种业态和大中小型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

我觉得，将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完美结合，对于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在新常态背景下，实现促转型、调结构、释放增长潜力的目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创新。引导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绿色金融、消费金融;打造多点支撑的消费增长新格局，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的发展环境。

经济步入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竞争性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经济市场中大型企业固然重要，但小微型企业更加不容忽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经济增长结构和速度的调整;在金融市场的体系建设上，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在债券市场上开发一些适合小型企业的债券种类;鼓励、帮助民营银行投入，改善微型金融的供求关系，形成多元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

二、如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一个交汇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格局中，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是一个重点工程，可以而且应当作为突破口和主线索率先推进。

深化财税制度改革应先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按照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预算体系，创新管理方式，规范收入管理，加强预算编制，推进信息公开，强化财政监督，提高资金绩效，防范财政风险。全面建立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

其次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我国以往的财税体制改革，多着眼于财税体制的属性特征，比如1998 年之后，财税体制改革进入整体机制构建的阶段，我们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来标识改革方向，原因是当时认为只有公共财政性质的财税体制，才是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制。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则应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全面认知现代财政文明的高度，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作为改革的基本取向。我们要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相对接，构筑坚实而强大的财政基础和财政支柱，构建科学的财税体制，建立在现代财政制度。

三、如何深化外贸体制改革

篇（8）

正如国开行董事长陈元的年报致辞所言，“这一年，国开行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承担社会责任与自身健康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探索解决‘三农’、民生等瓶颈领域和社会薄弱环节融资难问题，努力实现国家利益、风险防范与股东回报的内在统一。”

2009年，国开行一方面扎实推进商业化转型，一方面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全力以赴落实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各项政策措施，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在平抑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重要作用。国开行把2009年作为“规划年”，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校的规划合作，以规划先行落实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开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项目，建立了一整套规划支撑中长期投融资业务发展的体制机制。

年报显示，国开行2009年坚持“两基一支”、基层金融和国际合作“三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大力支持政府投资项目、扩内需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全年向中央投资项目贷款2069亿元，占该行新增贷款的32.6％；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扩内需领域新增贷款4813亿元，占比达75.8％；此外，国开行还支持了南水北调、高速铁路、上海世博会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为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该行支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实施，促进文化、高科技产业和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

亮点二：担当对外投融资主力

国开行行长蒋超良对记者表示，“金融危机为中国金融机构开展‘走出去’业务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现以贷款换资源、换市场”。

国际合作业务是国开行去年年报中浓墨重彩的一笔。2009年，国开行通过各种方式与外国政府、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国际合作业务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狂风巨浪中取得了长足发展，实现多方互利共赢。截至2009年底，国开行外币贷款余额974亿美元，资产质量继续保持优良，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

2009年，国开行积极配合国家能资源战略和经济外交政策，大力开拓国际业务“蓝海”，成功运作了中俄石油、中巴石油、中土天然气合作等一批重大战略性项目；积极配合高访活动，签订了20多项重要金融合作协议和融资协议。作为我国对非洲合作八项新举措之一，国开行设立10亿美元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开启了中非金融合作新领域。目前，该行国际业务已覆盖78个国家，呈现信贷、基金、股权投资、融资并购等多元化发展格局，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亮点三：保持多年一流业绩

年报显示，2009年国开行资产总额比上年增长近二成，净利润增长54％，完成319亿元；不良贷款率连续5年保持在1％以内，资产减值准备对不良资产覆盖率215％。

经营业绩是风险管理的一面镜子。国开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在2009年再上层楼，实现了信用、市场、操作和合规风险的统一集中管理，推进了垂直、独立、具有全面覆盖能力的内审体制机制改革。该行密切关注行业、国际业务和融资平台风险，及时制定风险防控和化解预案。尤其是对于地方融资平台，国开行去年开始对全行平台存量贷款逐项目进行摸底统计和风险排查，加大对平台授信额度管控与贷后监控的频度和力度，推动各地做实做强融资平台。

亮点四：彰显债券银行特色

在我国的金融生态中，国开行的定位是一家债券类、中长期、批发性的银行。2009年，该行坚持定位，在发挥自身特色上更进一步，积极应对改革转型和经济下行带来的双重挑战，继续以债券融资为主的方式支持中长期贷款业务发展。2009年，该行发行本外币债券累计突破5万亿元，余额达3.3万亿元，占全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存量的四分之一，也使国开行跃居全球发行债券余额最大的银行。

国开行还在香港成功发行30亿元人民币债券，成为首家在港发行以Shibor为基准人民币浮息债的中资机构。另外，该行自主发行的400亿元次级债券也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债券市场的金融产品。

亮点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篇（9）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2. 016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2- 0022- 02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市场对于金融改革的需求逐渐呈现出更多的需求。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逐渐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和国际的经济环境之中存在一定的不稳定以及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当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应该要注重国民经济转型与相关的控制金融风险、稳定经济增长、防止严重的通胀等相互结合。所以，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逐步对当前国家金融的宏观调控体系进行完善，并且全面深化金融的改革，为当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出一个更好的信贷和货币的环境，从而将金融服务的水准以及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促进中国的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1 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改革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当前，中国的金融机构组织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化，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组织架构格局，不过中国诸如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的国有控股银行，虽然进行了相对应的股份制改革，但是仍然是国有资本占据绝对优势，在市场的金融机构竞争当中，依然是中国金融格局里较大的权重。当前中国的农村信用社以及邮政储蓄银行的服务网点、服务的辐射面积，都相对超越了其他类型的商业银行。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发展的状况不断深化，而且国民经济的内在结构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头都在发生着格局的变化，所以，金融改革制定的目标当中，建立起具备多元化以及跟多层次的现代化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就成为了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

加快对中国国内的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建设，能够更好地对中型银行以及小型银行的配置分层，还有布局结构产生更为合理科学的调整。中型、小型的金融机构以及融资机构在中国的准入门槛降低了，从而促进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并且规范了民间资本的流动，促进民间资本的合法投资。并且发展得较快的城市和区域，已经渐渐形成了城市的银行，这种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城市地区的融资能力，降低社会各界的融资成本，从而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建设的改革，能够更好地促进政策性银行的运营合法性，从而对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畴予以划定。金融机构组织体系的建设和改革，能够更好地强化金融的细化，从而明确各类型金融机构对于各项金融业务的协作和分工，从而对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且在金融机构的改革过程当中，针对农业的借贷方式，能够更好地进行运转，从而为农民的金融需求提供一个更为完善的服务平台。

2 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市场金融改革以及发展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对国民经济提供服务为核心，也就是通过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目标之中，非金融类的金融企业进行直接融资要占到社会整体融资规模的15%以上。因此，资本市场和中国的金融业态，要更趋于层次多元以及功能丰富，才能够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当前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股份转让也进一步信息化，并且对于企业上市融资提供更多的“绿色通道”。

2013年中国的证券业监督协会，已经对资产多元化转让提出了新的鼓励思路，并且鼓励企业进行有价证券、公司债券以及金融债券在市场上、交易所以及银行之间进行流转，从而促进企业的资产流转，激活市场资本的活力。而且要更进一步对资本市场进行多层次地构建，这一部分是在金融市场体系改革中的退市制度改革里产生影响的。而且创业板的退出，也可以进一步改革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融资规则。中国的证券业也开始主导相关的私募产品，这些也都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实质性的影响。

当前的金融市场体系改革是十分丰富的，对于市场的基础制度仍然要强化建设，而且对于金融市场中的主体货币市场和其他的子市场之间的联系要予以关注，这一方面的发展目标将会对货币市场的投资结构产生积极的影响。

3 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对于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1）银行业在经营业务方面出现的升级转型。银行业内的金融机构要更注重对多层次信用贷款的投向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随着这一部分的改革，当前银行的信贷投资的资源，往往更注重民生大型工程以及城镇化的建设，从整体上对于国内市场内需是起到扩张和拉动等经济作用的。而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其信用贷款的投资方向逐渐趋向于三农部分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以及第三产业等，对于国民经济中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能够起到非常大的积极推动作用。银行业在经营业务上的改革目标，更多指向了绿色的经济领域，如生态的经济、循环式经济以及低碳类的产业，并且对高污染以及耗能类的行业，特别是当前国民经济之中，产能出现过剩行业的信用贷款进行严格把关。并且对于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进行优化，从而提供更为优质的金融服务。对于信贷结构进行深入的优化，调整当前银行金融客户的结构，并且对于企业以及个人金融业务的升级转型。而且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问题，要构建出一个更好的中小类型企业的信用评价系统，并且更为积极地推动多种层次的中小类型企业的担保系统，对于能够达到相关融资要求的中小类型的企业，可以透过创业板或者相关的银行债券市场进行直接性质的融资。

（2）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目标，更加降低资本上的消耗，能够推动当前金融资产的快速发展。当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目标，能够更快地促进企业的经营转型以及创新，从而对于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能够对于产品的创新以及各种中间业务的经营范围进行扩大化。这种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改革，降低了资本的交易成本，从而出现了投资类、信用卡以及托管、离岸等新兴的金融业务。

（3）对于银行的风险管理改革方面，能够强化银行对于金融风险的管理控制的责任心态，从而促进对金融风险的管理控制的水平。这一类的改革目标，会对当前金融风险的量化考量系统和计量的系统进行运用，并且对当前金融风险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整合。这一板块需要对于零售类的信用贷款风险的合理控制和管理，对于市场上以及资本流动风险进行管理控制，对于各种票据以及跨境、跨行业金融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而且这一个方面对于当前国民经济当中部分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能提供更合理的规避和解决的方法。

（4）对于农村金融服务的银行业改革，可以促进金融业的创新。当前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以及各个类型的商业银行，很多都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对农村的金融业务开拓了不同层次的服务，而且能够更好地拓展农村的金融资本供应链条，对于当前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能够更好地提升。特别是对于农村的林权抵押、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以及相关宅基地的抵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并且也提出了农村土地确权的问题。因此，对于农村的银行金融改革，是符合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路向。在这一个目标的指引下，农村的各项融资形式的办理流程应该进行简化，而且对于支援三农的相关融资项目，其担保的机制已经逐渐出现了创新的趋势。

4 金融业务的多元化改革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1）金融业务多元化改革中信托业的发展。信托业的改革和发展，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是被压制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这种信托业的建设，逐渐给市场的金融业态带来更多新的力量。信托业的发展能够更好地对于大型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的房地产投资提供更多的支持，在金融改革目标的指引下，信托业自身也会进行调整，对于其市场的定位进一步明确，而且加大了与银行之间的合作。

（2）相关的证券机构进行改革发展。证券机构的改革发展逐步加快，这种改革能够打破当前市场上证券产品的同质化，避免对于行情的过分依赖，而且提供更为细化的客户服务，避免市场中的客户流失等现象。这些方面都可以更好地促进证券行业进行结构优化和调整。而且证券机构的改革以及发展，能够创新自身的销售模式，提供具备行业差异化的服务，从而促进市场中各个证券商业机构的良性竞争，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优质多元的证券金融服务。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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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0024-01

1 文献回顾及述评

“两型社会”建设的成败,依赖于能否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融资方式和体系,这已取得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1)从金融体系角度出发,主张建立完善的金融支撑体系,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李明贤(2008)从实施金融主体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方面建立金融支撑体系;吴大庆(2008)认为应该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区域金融市场;湖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2008)提出创建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圈内农村金融资源供给。这些专家学者为“两型社会”建设中的金融支持问题指明了努力方向。但是,如何根据建设发展的长、短期需要,结合区域内金融支持的现状,选择高效率的金融支持方式,构建有效率的融资体系,支持两型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2)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主张建立区域(地方)商业银行或区域金融中心,进行自身业务创新,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常迎新(2008)认为金融业应加快金融创新力度,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吴大庆(2008)认为应建设区域金融市场,构建长株潭区域金融中心来支持两型社会建设;张宗成(2008)分析了如何进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创新来支持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张智勇(2008)认为发展地方商业银行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金融支撑。在其他融资渠道未完全建立前,改善地方性商业银行“微循环”系统,提高“供血”功能,有助于缓解巨额建设资金需求。但间接融资并非唯一高效率融资方式。构建集财政、直接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高效融资体系,有待于研究。

(3)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出发,主张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重点支持“两型产业”发展,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常迎新(2008)认为金融业应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吴大庆(2008)认为应营造和谐金融生态环境;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湘潭市分行调研组(2008)提出农发行应该重点在传统优势和特色产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绿色农产品科技园,红色旅游和休闲生态旅游等方面支持湘潭地区的两型社会建设;湖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2008)提出加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改善圈内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与生存环境。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实现了融资体系与绿色产业间、不同金融支持方式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是高效融资体系的自身要求。

(4)从金融支持方式角度出发,构建各种金融支撑方式,支持“两型社会”建设。

王国海教授(2009)认为,“两型社会”建设面临巨大资金需求,银行信贷供给受限,资本市场平台缺乏,必须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进行股权融资,积极利用债券市场筹集长期债务资本,大力发展各类主题性投资基金,积极开展多形式的项目融资,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创建场外交易市场,完善资本退出机制。王教授为我们开出了多途径解决巨额资金需求的良方。但如何选择和建立,如何处理支持方式间的关系等,才能保证融资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 两型社会建设中融资体系现状

2.1 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定位有待完善

两型社会建设中,科学、明确的定位是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建立高效率融资体系的关键。湖北省委省政府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提出了“56531”实施框架体系;《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确定了国家战略层面的目标定位和省域战略层面的目标定位。从两地的建设目标来看,空间定位基本明确,而整体定位、功能定位、产业定位、项目定位、品牌形象定位、发展模式定位和运行机制定位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和细化。

2.2 金融生态环境有待改善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融资体系运行效率。根据《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从城市的经济基础、企业诚信、金融发展、司法环境、政府诚信、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诚信文化、中介服务发展、社会保障共九个方面对我国50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结果为:从经济基础看,长沙列第29位,武汉列第39位;从地方金融发展看,长沙列第36位,武汉列第30位;从社会中介服务看,长沙列第28位,武汉列第25位;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来看,长沙列第37位,武汉列第49位。

2.3 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构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调发展的融资体系,有助于实现良性循环,降低融资风险,提高融资效率。目前,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内,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融资方式单一,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是一种间接融资占比高,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数额小的融资格局。

3 基于效率分析的融资体系构建

3.1 完善两型社会建设的科学目标定位

通过科学定位目标的设计,明确两型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确立城市发展规划目标、传统产业改造及新型产业发展目标、农村城市化目标等目标定位,根据各建设目标的特点,确定相应的融资方式,为建立高效有序的融资体系提供指南。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应本着“生态、文明、特色”的城市发展理念,引导资金流向光电子信息、能源环保、创意、现代物流、文化等低碳产业,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都

市农业的发展,坚持速度与效益同步、数量与质量统一的发展道路。避免重复建设,降低资金使用效率。

3.2 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是指金融运行的一系列外部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融资过程中的高风险,融资效率低等问题,不少都与金融生态环境有关,因此,不论何种融资方式,要提高融资效率,必须不断地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才能保证融资体系健康有序高效运行。

(1)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法律、制度等投资软环境往往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大小。只有真正从法律和制度上,形成对产权、债权的有效保护,减少政府部门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过多干预,树立个人和企业的诚信意识和道德规范,形成一个良好的区域金融生态,才能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融资渠道;才能真正地激发起创业和投资热情,保证资金的持续流入;才能真正避免来源于法律、制度等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风险,提高融资效率。

(2)创建和谐的市场环境。

协调、健康发展的融资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融资交易成本。两型社会建设融资中存在许多问题,融资结构中间接融资仍占绝对比重,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的规模所占比重较小,对银行的依赖性大。地方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建设中的巨额资金需求。要保证两型社会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必须加大“造血”功能。在改造市场微观主体、完善法律制度环境、建立与完善信用体系、规范与完善中介服务体系、优化市场监管体系的基础上,扩大间接融资方式和比重,优化融资结构,提高融资效率。

(3)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

缺失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易导致融资双方道德风险的产生,阻隔融资双方交易的达成,融资效率低下。必须推动征信地方法规体系的建立,形成有法可依的地方征信市场;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和市场培育,在信用信息基础数据采集环节上,避免重复建设和信息分割,在信用评级、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环节中,构建各具特色、平等竞争、多层次的征信机构体系,适应不同层次的征信需求;建立统一监管、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市场监督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会计、审计、法律等金融中介服务的作用,运用法律、制度和经济手段,加大中介服务的诚信建设,增强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3.3 拓宽融资渠道

创新投融资机制,综合运用多种投融资模式。根据各产业的特点和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优势,充分利用信贷、企业债券、集合资金信托、资产资本化运营、上市融资、私募资金等融资手段,积极培育上市资源,实现投融资机制由单一向多元,由传统向创新的转变。加强地方性商业银行及地方企业同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壮大地方性商业银行和企业的实力;开展项目股权合作,鼓励产业投资基金、战略投资者等对两型产业的投入,完善风投退出机制。

4 结论

“两型”社会建设中巨额资金需求的解决,不只是解决融资渠道和融资规模的问题,还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在对“两型”社会建设实现科学目标定位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融资渠道和方式;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融资规模的壮大;在优化现有融资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投融资机制,实现多渠道、多层次融资格局。通过科学目标定位、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多层次有序融资体系建立,最终实现效率融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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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持续深入，“特色化经营、差异化竞争”成为银行业战略调整的重点。表现为：一是市场定位和客群定位上分层特征继续显现，中小银行市场份额占比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金融服务可得性进一步增加。二是综合化经营布局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银行开始参与设立保险、租赁、信托、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相关子公司分拆上市也进入实质性阶段。三是国际化布局初成体系，大型银行具有先发优势，海外兼并收购不断，中小银行伴随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着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先布局。四是各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化进程，推出了种类繁多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支付和消费金融成为银行互联网化发展的重点领域。

2016年，我国银行业业务格局重新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与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公司信贷方面，城市基础设施业是信贷投放重点，医药、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投放增加，“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持续压缩，以投贷联动、PPP、债转股、绿色金融、ABS为代表的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层出不穷。零售业务方面，个人消费金融成为新的增长极。2016年前10个月，在去库存政策推动下，房地产市场销售火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高速增长，按揭贷款占新增贷款比连月提升；消费金融公司设立速度加快；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发展迅速。金融市场业务方面，大资管和大投行成为中间业务增长的重点领域，理财产品多元化创新发展，投资渠道、范围、标的逐步扩大。收入结构方面，今年以来银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继续放缓，但仍呈现小幅正增长。规模扩张、非息收入提升、成本压缩以及拨备负面影响减缓是驱动业绩增长的四大重点因素。

当前，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虽然广阔，但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正处在接续的关键期，传统产业发展动力减弱，部分行业和地区的信用风险加大，蔓延扩散态势明显。一是产能过剩行业和小微企业成为首要信用风险源。2016年以来产能过剩行业经营环境仍较为困难，小微企业贷款质量难言缓解，地方融资平台不规范变相融资有抬头趋势，这些均对银行资产质量形成了较大压力。二是监管套利使得交叉金融产品风险增大。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分业监管的大格局下，各个金融子行业的监管标准、风控标准和定价体系并不完全一致，监管套利行为时有发生，部分新业态、新产品、交叉性产品等监管缺失，风险监测和控制难度较大。三是金融机构“走出去”伴随海外风险上升，包括合规和反洗钱风险加大、盈利能力存隐忧、系统性风险隐患增多、国别风险上升以及传统的信用和市场风险等。四是外部风险向银行体系输入的广度和深度增加。2016年来，我国非法集资案件风险加速暴露，集中于民间投资理财、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领域，银行业面临交叉风险传染的压力。

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和互联网金融技术冲击力度的逐渐加大，使传统商业银行自身体制机制改革有所提速。首先是民营银行加速设立，将给银行业带来明显的“鲶鱼效应”。民营银行的主发起企业多为大型民营企业，管理体制、高管激励和约束机制都将更加灵活，有望为新形势下银行业发展探索出一条新的模式和路径。其次是银行业掀起新一轮上市潮。随着资本市场IPO步伐的加快，商业银行的A股上市通道再次打开。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已有8家银行登陆A股，3家银行完成H股IPO。特别是9月份，邮储银行在香港主板上市，募集资金近600亿港元，创2016年以来全球最大IPO规模，也是最后一家上市的国有大型银行。再次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交行的深化改革方案开启了中国银行业二次改革的序幕，2016年有更多银行开始筹划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行员工持股计划，这些有望在未来逐步落地实施。

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