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医学知识培训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老年医学知识培训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作者：范利（解放军总医院，北京100853）

我国社会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的趋势。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报告，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的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0%。与此同时是家庭小型化、空巢化趋势的逐年增长，这将势必使社会医疗、养老保障的需求迅猛增加。因此，发展现代老年医学在中国势在必行。然而，目前我国大多地区的老年保健医学体系仍停留在以单纯疾病诊治为主的传统专科模式，缺乏现代老年医学知识理念。老年科医务人员缺乏系统规范的老年多学科系统训练。因此，推广现代老年医学理念、更新老年保健医学知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的当务之急。

1转变老年保健医学服务理念和模式

老年保健医学的服务理念由老年健康的定义和老年疾病的特点所决定。1996年，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了我国健康老年人的标准，包括骨关节活动基本正常，无神经系统疾病，无高血压、冠心病及其他器质性心脏病，无慢性肺部功能不全，无肝肾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恶性肿瘤，还要有一定的视听能力、学习能力、记忆能力，情绪稳定，能恰当对待家庭和社会人际关系及具有社交能力。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更多使用成功老化的概念[1，2]。因老化是排除了疾病因素以外，随年龄增长不可避免而发生的生理、社会和认知功能下降的状态。成功老化是指生理功能、认知功能正常，无抑郁，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状态。能够获得成功老化的老年人，就可以积极享受生活，维持身体功能和身心健康、避免疾病。成功老化不一定没有疾病；对于患有老年疾病也可通过多方面的干预帮助其达到成功老化。近年来，老年医学领域的研究更加强调评估老年健康的标准应侧重于功能而不是疾病。

老年疾病的管理亦有不同于成年人疾病管理的特点。老年人常同时患有多器官疾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疾病表现不典型[3]。在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目前针对许多疾病指南的研究证据大多来源于成年人的研究结果，缺少针对老年人生理特点的疾病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老年人患有的常见慢性疾病大多难以彻底治愈，致残率较高，导致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因此，当代老年医学的理念是全面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维持老年人的功能，降低不可治愈的疾病引起的机体不适，提高生活质量。老年保健医学的服务模式也应随之转变。服务目标除了传统的防治疾病外，更应强调维持老年生理、认知功能和心理康复治疗，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康复照料，促进老年独立自主地生活。在处理老年疾病问题时需要多学科团队综合评估病情，明确患者每次就诊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根据预期存活寿命和保证老年生活质量确定综合、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老年保健医学的服务对象应由传统的“患者”扩展到所有老年人。老年保健医学服务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治病”，还应该给老年人提供健康教育、体检和健康咨询。老年医学服务、管理机构应与社区卫生机构联合，建立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社区老年健康服务管理体系；开展多学科合作服务模式和全科医生培训；应根据老年的不同年龄段制定具有不同侧重点（帮助老人成功老化、防治慢病、给予老年人临终关怀）的管理策略，建立动态的、终生的医学管理模式。

2重视老年综合评估

老年健康的现代概念和老年疾病的特点决定了老年综合评估是老年医学的核心技术和核心内容[4]。它通过由老年科医生为主导，组织药剂师、营养师、心理科医生、康复科医生、护理人员等多学科团队对老年人在医学、功能、心理和社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需求进行评估，达到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判断疗效和预后、合理安排医疗和长期护理服务的目的。老年综合评估的内容涵盖医学问题、躯体功能（包括日常生活能力评估、跌倒评估）、认知情绪问题（包括痴呆、谵妄、抑郁和焦虑）、社会支持、环境因素、信仰医疗意愿等多维度。医学问题里又包括老年合并多种疾病的诊断和管理、多重用药问题、老年综合征（跌倒、痴呆、抑郁、睡眠障碍、疼痛、营养不良、尿失禁）的评估。通过开展老年综合评估，对于医疗机构可以减少对医院资源的占用，提高成本效益比；明确患有多种疾病的老年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时转诊、出院。对于医护人员能够避免漏诊、误诊，改善治疗效果，提高护理质量；对于老年人，尤其是老年患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延长老年人家中居住时间，降低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减少残疾、促进康复，减少医疗费用[5，6]。目前，国外对于社区的老年人和住院的肿瘤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等已开展了大量有关老年综合评估的研究报道。有研究表明开展老年综合评估可以降低近期老年人死亡率，延长家中居住时间[7]。

改善躯体和认知功能。澳大利亚的研究开展了边远地区在线老年综合评估系统的使用[8]。我国已有关于社区开展老年综合评估的研究报道，以医院为基础的老年综合评估研究刚刚起步。目前我国尚未见到有关在线、远程老年综合评估的报道。未来还需要开展针对我国医疗背景和文化背景下老年综合评估量表的研究，评价特异性量表是否较普适性量表作用更佳。应扩大老年综合评估的应用范围，对住院患者、门诊患者和社区老年人开展不同侧重点的老年综合评估。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比较不同量表的有效性及其作用，建立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远程评估系统和随访、干预、管理体系也将是老年综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

3重视老年共病问题

老年共病是指老年患者中同时患有≥2种慢性疾病的现象，不同研究表明老年共病在老年人中的发生率达55%～98%[9]。最常见的合并疾病是高血压合并糖尿病和高血压合并脑卒中。一项亚洲研究报道[10]，老年人中的四种最常见的合并疾病类型是（1）心血管病+代谢综合征；（2）关节+肺+眼部疾病；（3）精神+神经系统疾病；（4）消化系统+肿瘤。高龄、女性、社会地位低者共生疾病发病率增高。目前，老年共病的危险因素不明，遗传背景、生物学因素（血压、血脂、心理因素）、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空气污染、社会环境）可能都参与了老年共病的发生。老年共病的不良后果是导致机体机能和生活质量下降，医疗费用增加。因此，老年共病现象是老年保健医学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目前关于老年共病如何发生、发展，在同一个体发生的显著不相关的共生疾病的机制是什么，在这一事件链发生之前早期识别手段，以及减少或阻止多种共生疾病的有效措施有哪些，还都没有定论。因此，老年共病问题研究的未来方向是探讨多种共生疾病的危险因素和病理机制，探讨生命阶段、人格、焦虑与共病发生和进展的关系，研究老年共病的早期诊断技术、疾病预防策略、新型护理模式。在老年保健医学管理层面，探讨针对共生疾病的健康护理模式和保健医疗机构，建立以老年科医师为主、多学科专业科室、专家协作的老年整体医学模式、和将医疗部门+社会服务机构整合的持续医学模式将有助于减少老年共病对社会、老年个体带来的不良影响。

4重视老年多重用药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多重用药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和复杂。因为老年人的药物使用适应证和药物剂量均可能与成年人的标准不同；且老年人常罹患多种慢性疾病，因此，老年人的用药管理策略应结合老年保健机构、内科医师、药师、护理人员多方意见，满足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11]。一项研究显示[12]，根据Beers标准，老年不合理用药的比例在23.3%，女性、过多给药、反复就诊与不合理用药显著相关。

还有研究发现，面对临床医师、药师和其他人员或宣传途径推荐的药物，多数老年人更加信任从内科医师与药师处获得的药品有效性及其药物价格的信息；因此，临床医师和药师的合理呼吁有助于改善价格因素所致的药物依从性差的现象[13]。

5掌握常见老年疾病防治面临的新挑战

基于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医疗条件，防治老年常见疾病仍是老年医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因此，掌握常见老年疾病的研究进展和热点对于提高老年保健医学水平、延长老年患者的平均寿命具有重要意义。

高血压是老年人中最常见的慢性疾病。根据美国2011年最新统计数据[14]，6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的治疗率78.4%，控制率仅48.0%。中国高血压患者合并脑卒中的发生率远远高于西方人，心血管死亡率及总死亡率高于同龄正常人，常伴发动脉粥样硬化、痴呆、糖尿病、心肌肥厚、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肾功能衰竭[15]。目前对于高血压病防治的理念是越早进行综合评估危险因素、亚临床靶器官损害及临床疾病，越早干预，获益越大。高血压防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1）如何早期识别高血压，早期预防；（2）如何开展有效社区防治；（3）开发血压检测器材和动态血压实时传送技术，进行有效的血压管理，保证血压达标；（4）如何帮助老年人实现健康的生活方式；（5）开发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实践——血压管理“云服务”。不但可收集海量的临床数据（心血管风险、资源消耗、生活质量改善），为临床治疗与管理大样本患者群体提供技术平台，还可为临床研究、进行长期随访奠定基础。

缺血性心脏病或脑卒中也是危害老年人健康的常见疾病。心血管病是美国的首位死亡原因（死亡80万/年），美国心血管病的医疗费用是4440亿/年[14]。在我国，每年有250万新发卒中病例和750万卒中生存患者，脑卒中超过心脏疾病，是中国老年的首位致死、致残原因。

无论在男性、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肥胖、高血压、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甘油三酯血症在男性发生率分别为36.67%、30.09%、67.43%和26.69%；在女性的发生率分别为29.77%、24.79%、63.98%和23.62%[15]。老年保健医学研究在缺血性心脏病和脑卒中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16]是帮助老年评估、干预高血压、糖尿病、心房颤动、缺乏体育活动及吸烟等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建立卒中单元，组织卒中后随访、康复训练，开展健康宣教，积极检测和管理血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卒中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

篇（2）

通过开展老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创建活动，推进医疗机构全面落实老年人优先政策，优化老年人就医流程和环境，提供老年友善服务，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维护和保障信息化时代下的老年人合法权益，提升老年人看病就医满意度。

到2021年，5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中医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到2022年，8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中医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二、创建范围

2021年，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圣和老年病医院及各乡镇卫生院必须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鼓励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参与。到2022年，县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均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三、具体措施和创建内容

（一）老年友善文化

1.各医疗机构要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大力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老年友善文化氛围。

2.机构愿景或文化中有关心、关爱老年人，保障老年人权益，维护老年人尊严等内容。

3.职工手册、行为守则等规范中有对老年人态度、行为和用语等要求。

（二）老年友善管理

1.建立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

2.建立具有老年医学服务特点的技术规范和持续改进机制。

3.建立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知识、技能等教育、培训的长效机制。

4.建立老年患者的双向转诊机制，形成医联体的协作管理模式。

（三）老年友善服务

1.完善电话、网络、现场预约等多种挂号方式。提供多渠道挂号服务，畅通老年人预约挂号渠道，为老年患者就医提供方便。根据老年人患病特点和就医实际情况，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医联体的核心医院向医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预留一定比例的预约号源，方便老年人通过村（社区）预约转诊就医。

2.建立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确保智能设备配有人工值守。有专/兼职社会工作者承担老年人服务相关职责，挂号、收费等设有人工服务窗口及现金收费窗口。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机构入口可通过增设老年患者“无健康码”通道、配备人员帮助老年人进行健康码查询等方式，协助没有手机或无法提供健康码的老年人通过手工填写流调表等方式完成流行病学史调查。

3.县内各二级综合性医院要在老年医学科或内科门诊开展老年综合评估服务。有条件的二级综合性医院要开设老年医学科，到2022年，县内二级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50%。要积极开展老年专科门诊、用药咨询、营养评估、护理门诊等特色服务。开展老年人综合评估和老年综合征诊治，推动老年医疗服务从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病种模式向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病共治模式转变，对老年患者高风险因素给予早期识别与干预，保障医疗安全。

4.拓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领域。县中医院要以中医药特色老年健康中心或老年病科为依托，综合性医院要以中医科为依托，加强中医特色老年人康复、护理服务，积极开展中医药特色诊疗服务，促进优质中医药资源向村（社区）、向家庭、向养老服务机构延伸。

5.大力发展老年照护服务。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要结合实际，可通过签约、巡诊、健康扶贫、老年健康管理等多种方式为确有需要的老年人开展上门诊疗、康复、照护、失能评估、医养结合等个。鼓励县内各二级综合性医院设立康复医学科，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利用现有富余编制床位开设康复、护理床位。

6.注重对老年综合征、衰弱、失能、失智的评估与干预，开展多学科合作诊疗，鼓励患者及其照护者参与照护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7.对住院老年患者进行高风险筛查，重点开展跌倒、肺栓塞、误吸和坠床等项目，建立风险防范措施与应急预案、高风险筛查后知情告知制度。

（四）老年友善环境

1.各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确保设施设备的安全性、便利性、适老性，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就医环境。

2.机构内标识醒目、简明、易懂，具有良好的导向性。

3.机构内地面防滑、无反光。设置有无障碍卫生间，门宽应当适宜轮椅进出。

4.适老性病房温馨整洁。病房中应当配有时钟和提示板，温、湿度适中，家具稳固。

5.门急诊、住院病区配备有辅助移乘设备（如轮椅、平车等），并方便取用；主出入口处有方便老年人上下车的临时停车区和安全标识；所有出入口、门、台阶、坡道、转弯处、轮椅坡道及信息标识系统等的设置均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

四、创建标准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评价标准由上级卫生健康部门印发后另行印发。

五、创建程序

（一）医疗机构自评。各医疗机构对照本方案进行自评，自评合格的医疗机构，填写《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申报表》，2021年3月底前向县卫生健康局申报。

（二）县级初审。县卫生健康局组织专家进行初审，对初审合格的医疗机构，在《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申报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并上报。

（三）市级复审。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医药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对初审合格的医疗机构进行复审。2021年7月10日前，对复审合格者上报省卫生健康委。复审合格者作为“敬老文明号”等评先评优重要参考的基本条件。对达不到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标准的单位，将适情况取消“敬老文明号”等相关荣誉称号。

（四）省级审核。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对复审合格的医疗机构进行审核，审核确定为“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向社会公布。

篇（3）

北京老年医院在老年的医疗照护方面进行了多年卓有成效的实践，医院院长陈峥一直大力倡导“分级管理，无缝衔接”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医院“多学科诊疗”、“老年综合评估”和“个案管理”的老年病诊治护理理念正逐渐成为业内共识。6月21日，《e医疗》对陈峥院长进行了专访。

“一个医生治不了老年病”

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老年人患病往往会伴随着一些功能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就无法应对了。“老年医学一定是一个结合了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和环境的综合医疗模式，不仅仅是看一个疾病，而是要对这个人做综合的评估，”陈峥说，“老年病是不可治愈的，老年医学的目的是保护功能和维持生活质量。所以说，一个医生治不了老年病，反过来说，一个医生能治好的病一定不是老年病。”

目前，北京老年医院应对老年病的做法是：综合评估，多学科诊疗。评估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包括医疗、护理、康复、营养、药学、心理，甚至还包括居住环境，全方位关注老年患者。

以北京老年医院卒中单元为例，它以传统的神经内科为基础，与康复、护理、心理、营养、药学组成的多学科团队整合而成。但它不是一个堆砌了多个学科的大拼盘，而是围绕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保护与治疗的核心功能建立的多学科有机整合的接口与开放平台。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会实施防坠床、防误吸、防跌倒等早期干预措施。对照护者进行健康教育，让医护人员、照护者、家属整体关注老人。这种“早期干预，早期康复”的模式使得致残率、死亡率都大大降低。

个案护士 超越护理

为了加强医患沟通，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增强医学的人文关怀，帮助病人适应医疗环境，早在2006年，北京老年医院就推出了“个案护士”。陈峥介绍，个案护士不像传统的护士，只负责基础的护理工作，她所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传统护理。

“在面对患者时，个案护士代表医院，要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诊疗计划方面的问题；在面对医生时，她又代表患者家属，把患者的情况，如患者是自费还是有医疗保险，是否有家庭纠纷，有没有心理问题……把这些可能影响治疗的信息传递给医生。”陈峥说，个案护士甚至还要负责患者的出院计划，对患者出院后是回家还是去康复院给予指导和建议，以保证患者医疗服务的连续性。

陈峥总结说：“个案护士就是从生活上更加关注患者，更全面更专注地管理老年疾病。”目前老年医院全部15个病区均设有1名个案护士。

分级管理 无缝对接

2001年，原北京胸科医院转建为北京老年医院，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中心四城区（当时宣武区、崇文区尚未被合并）每区指定一家二级医院转为老年医院，以北京老年医院为龙头，建立了“北京市老年医疗服务体系”；“十一五”期间，老年医院建设扩展到全市18个区县；《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卫生事业发展改革规划》提出“鼓励综合医院建设老年病房”，并要求有床位的社区医院建护理院，没有床位的开展家庭长期照护。从三级老年医院及综合医院的老年科，到二级老年专科医院，再到社区护理院和家庭长期照护，至此，北京正式形成了一个垂直型的老年医疗服务体系。

陈峥说，这个体系的理想模式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个80岁的老人患单一的疾病，他应该去综合医院；如果他是多病共存需要照护人员，说明病情复杂，他就应该去综合医院老年病房或有急诊能力的老年病医院，因为那里可以综合诊治；如果急性病经治疗稳定了，但是还不能独立生活，也就是急性病后期，需要中期照护，他应该去老年医院，进行疾病恢复（有一定内科治疗）和功能康复；如果他出现功能残障或失能了，需要长期照护，就应该去护理院。“这就是我所说的‘分级管理，无缝衔接’，或者叫‘老年医疗的连续’。”

目前，北京很多三级医院都成立了老年科，但是社区医疗机构绝大多数都没有床位，所以社区护理院的建设情况并不理想。陈峥认为，长期照护是老年医疗服务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也是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信息化需政府支持

北京老年医院目前使用的是电子文档病历，没有使用电子病历管理的原因是医院一直在电子病历建设上积极筹备，却因顾虑自行购置的系统不能符合标准而未实施。陈峥认为电子病历系统应该进行区域整合管理，最好能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标准统一配备。如果医院盲目跟风会白白浪费了资金还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对社区医疗机构建设的电子健康档案，陈峥觉得至少目前还没有解决信息孤岛的问题。“一个老人进到我们医院，我们根本拿不到他的健康档案信息；而包括我们在内的各级医院的治疗结果，也同样到不了社区——目前来看，电子健康档案还没有发挥出它应该起到的作用。”陈峥说。

在信息化实践方面，北京老年医院下设的老年病临床与康复研究所参与了“国家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科研课题”，承担了子课题“数字化北京老年疾病防控体系建立”，“老年康保网”即是其成果之一。“通过老年医学培训、护工培训，把老年医学知识达到最大程度的广泛传播。”陈峥表示，要在一个较大区域全面提升老年医学水平，没有政府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医养结合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国人的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家庭养老比例如此之高的一个因素。陈峥介绍，早期的养老院主要收养五保户，所以在人们的思想里，住进养老院的基本都是五保户、孤寡老人。随着老龄化的到来，民政部门逐渐认识到，对待老人不仅仅只是“养”，还有“医”、“死”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民政部门开始在养老院里增加医生、护士，进行医疗护理的实践。北京第一福利院后来挂上了一个北京市老年病医院的牌子，而且还被卫生局核定为二级甲等医院，就是明证。

而在另一方面，卫生部门也逐渐认识到，老人不光有“医”的问题，还有“养”的问题。“这个‘医’不是传统的医疗，它更侧重于康复和护理。”陈峥举例，对痴呆老人的照护过程中，通过一些药物治疗对其并发症或其他疾病进行控制，康复治疗对延续其生命、提高其生活质量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医养结合这件事上，民政部门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在养老院设立医生护士，对老人的医疗费用予以适当报销；医疗部门也开始逐渐介入，上文提到的在社区设立护理院和老年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都是其中的内容。这当中难免有些工作内容医疗和民政部门都在做，而有些则可能都没做。

篇（4）

大医精诚追梦人

严院长的童年是在医院大院里度过的，母亲在医院里工作，家和医院只有一墙之隔。小时候看医生身着一袭白色长衫，站在光影下和同事谈患者病情，就觉得他们特别帅，每次他都静静地站一旁听大人们的对话：某床患者好转出院了；某某患者病情变化了，需要进一步治疗……严静小小年纪就认为，医生能救人，能解决人们的痛苦，是一种光荣神圣的职业。学医梦想就在一次次的聆听中萌芽，并深深根植于严静童年稚嫩的心灵。

高考那年，严静将所有的高考志愿都填报了医学院，以优异的成绩被浙江医科大学录取。5年的大学生活，徜徉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严静在这里飞扬青春，放飞梦想。人们都说，学医苦，学医累。而在严静看来，唯有将更多的医学知识装进脑子，并且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才能当好医生，治病救人。正是这种在医学领域的钻研精神，使得严静养成了不断学习的好习惯。即便是现在，岁月一晃三十年，当年的医学生已然成为浙江医院院长，国家重症医学专家，严静仍然坚持不懈学习。同住一幢楼房的同事跟我们说起这样一个有趣的情景，严院长烧菜是“一绝”，不是说他的厨艺有多高，而是每每烧菜的时候，严静都不愿意放弃这一点点时间，争分夺秒地看书学习。左手捧一本书，右手执锅铲，眼睛专注地看书，右手还能掌勺翻炒，偶尔眼神挪移兼顾一下锅里即将烧糊的莱，这种“高难度”动作常常出现在严院长家的厨房里。严静崇尚孙思邈的“医道必至精至微”之说，他认为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烧菜绝活”在严静的生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剪影，却在平常烟火中渗透出“大医精诚”，更让人肃然起敬。

1984年，严静大学毕业带着他的“医学梦”来到浙江医院。轮班、轮科、查房、看病人、写病历……严静将学校所学到的知识点滴运用到基础的医疗工作中。严静说，作为一名医生，前十年一定是认真学习扎实基础的十年。而在这十年中，严静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并且扎实地将自己定格在了重症医学领域。

浙江重症医学第一人

ICU是英文Intensive CareUnit的缩写，意思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80年代初期，国内几乎无医院设置ICU。1987年因工作需要，刚毕业3年多还是一位住院医师的严静，被派往北京协和医院学习重症医学知识。严静非常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努力钻研重症医学方面的知识，从危重病的抢救到各种设备的操控、研究。他说ICU病房里收住了全院病情最严重的患者，甚至有些患者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因此ICU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既要掌握心肺脑复苏的能力、呼吸支持的能力（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等）、又必须有识别处理心率失常及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的能力、作紧急心脏临时起搏的能力、对各种化验结果作出快速反应并立即给予反馈的能力、多个脏器功能支持的能力、进行全肠道外营养的能力、掌握各种监测技术、多种操作技术的能力以及对各个医学专业疾病进行紧急处理的能力等。1988年初，严静和当时同去北京协和医院进修的两个护士学成归来。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严静率先在浙江医院创建了省内第一家、国内首批重症医学监护室。

严静依然记得浙江医院ICU创建初期抢救的那个患者，一位60岁的男性患者因肾功能衰竭伴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被紧急送到ICU，患者当时全身中毒症状严重，送到医院时患者的生命体征不平稳。当时对于这类患者来说，“血滤”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也是唯一的治疗方法。而在那个年代，医院没有先进的“血滤”仪，怎么办？病人的病情在加重，中毒症状在加重，抢救病人最要紧！严静当机立断，带领护士为患者建立一个手动“血滤”仪。严静用一套穿刺管，在大腿股动、静脉部位进行穿刺，一端是大动脉，一边是大静脉，中间是医院当时现有的血滤设备，没有外在动力，只能依靠动、静脉的压力差使血液循环到体外进行“滤过”，再经过动脉的压力将去除毒质的血循环到体内。在当年，严静自创的“DIY”血滤设备不知抢救了多少急性肾衰患者。而手动的“血滤”设备需要医护人员一刻不离地站在病床旁边，不断地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调整。严静常常这样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当患者终于转危为安，严静说，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从某种意义上说，ICU是危重病人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一家医院整体医疗水平的体现。这些年来，我国的重症医学得到了飞速发展。重症医学监护室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特别是危重病的抢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巨大。浙江医院的ICU也得到发展和壮大，从当初的1名兼职医生到现在20多位专业医生；从以前的两名兼职护士壮大到现在的100多名专业ICU护理人员，各种设备和技术都处于省内甚至国内领先水平，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重症医学监护室。严静亲历了重症医学监护室的创建、规范、发展和壮大，就好像辛苦培育了一个孩子的成长、成才。浙江医院的ICU已经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浙江省医学重点学科，全国青年文明号，机械通气和血流动力学监测临床培训中心，浙江省中西医结合重症感染专科。

与死神争夺生命的人

ICU，就是一个与死神抢夺生命、没有硝烟的战场。常常，在面对生命垂危的患者，迅速反应、正确决策、果断处理，往往能从死亡线上挽救患者的生命，这就要求医生必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扎实的医学功底，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生命大于一切的忘我的无畏精神。稍有一丝犹豫、权衡，错过了抢救时机，生命都可能瞬间消逝。

一次下乡义诊，严静遇到了一个让他两难的患者。患者被送来的时候生命垂危，心肺衰竭，并且已经进行气管插管术，患者的病情需要紧急安装心脏起搏器，但是由于患者同时进行了气管插管，在心脏起搏器安装的过程中可能随时会引起心脏停跳！严静为难了，但是犹豫只是在他的眼睛里瞬间划过，大脑高速运转后，严静迅速地为患者制定了诊疗方案，他亲自为患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患者终于转危为安。

几乎所有的涉及医生抢救患者的影视剧镜头都会出现电击“除颤”镜头。而在ICU，发生室颤的患者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电击除颤是唯一的抢救方法。两块电击板握在医生手中就是救命板，是在死神手中抢生命。曾经一位心衰的女性患者深夜被送到医院，严静亲自指挥抢救，在那个生死较量的夜晚，严静与ICU医护人员一起为这位患者除颤52次，最终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52次！那是怎样一个概念？面对垂危的生命，绝不轻言放弃，是严静作为重症医学专家对患者和家属恪守的诺言，他感染了患者、患者家属，同样感染和带动了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

现实版生死时速每天都在ICU上演。严静作为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6年前负责启动了对全国重症医学医生的培训项目。严静主编了重症医学培训教材，目前举办了30期培训，培训了全国6000名重症医学的医生，学员们只有通过严格的考核才能取得从事重症医学监护的资格。为国家培训更多的重症医学人才，指导各级医院建立更多更好能与国际接轨的ICU病房是严静在当下以及未来的重要事业。

“敬由静出” 为医为官为人

在严静过去三十年的从医经历中，如果说前十年是积累的过程，那么其后十年就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而再往后，就需要沉淀自己，需要以更高的视点透彻人生。严院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敬由静出”。严院长解释道，为医，应该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如何获得尊敬，就要尽力做正确的事。

针对看病难问题，严静在浙江医院率先提出“以人为本”的服务精神，将人文关怀、个性化服务真正落实到病员服务的每个环节中，为病员提供舒心、温馨、放心、安心、快捷的服务，使护患关系更加和谐、融洽。数据显示，浙江医院连续几年门诊病人的满意度达100%，住院病人的满意度达98%。他提出的并已在2011年开始实施的“多学科门诊”是一个国际上非常提倡的模式，目前国内很少有医院开展。比如一个老年人，他身上患有多种疾病，这次来看病主要是心脏问题，也有其他疾病的影响。比如，老人肝肾功能不好，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是否会加重肝肾的损伤。患者多种病多个门诊看完，医生开的药加起来可能有二三十种，一起吃这么多药对身体肯定有副作用。哪些药一定要吃，哪些药可以不吃，哪些药不能一起吃？患者根本摸不着头脑。老人长期生病，营养、心理等都受之影响，几个科的医生联合起来给老人的家庭护理提供综合康复方案……在以前细分科室的体系下，没有哪个科的医生能一揽子解决这些问题，病人就要跑N个科，做N个检查。现在，在浙江医院就可以靠多学科门诊来解决这些问题。病人跑一趟，能得到多方面专长的医护人员综合诊治。极大地方便了患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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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处理与分析方法:对定量资料用FOX-PRO6•0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与分析;定性资料先从录音磁带过录为文本进行整理,通过阅读过录文本、编码、属性归类、进行解释等一系列定性分析步骤,对资料进行解读。

结果

(一)各类医务人员接受全科培训现状:本次调查的495名CHS职工中,171人为医生,162人为护理人员,67人为预防保健人员,其他为医技和管理人员。171名医生中,接受过全科培训的占39•8%,中心和服务站医生的培训率分别为36•9%、48•8%;成都医生的培训率为46•2%,沈阳为26•4%,上海为45•7%。162名护理人员中,接受过全科培训的占12•3%,中心和服务站培训率分别为10•5%、20•7%;成都护理人员的培训率为36•4%,沈阳为29•3%,上海为0•0%。67名预防保健人员,接受过全科培训的占35•8%,中心和服务站培训率分别为24•5%、66•7%;成都预防保健人员的培训率为5•0%、沈阳72•7%、上海28•0%。不同工作类型的医务人员接受全科培训的程度不同(经χ2检验,P<0•01),医生和预防保健人员培训率较高。总体而言,三市对CHS人员的全科培训力度不够。专题小组分析结果发现,医务人员认为造成培训力度不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而没有机会培训(42人次),主要表现在人员不足导致没时间培训和缺乏培训经费两个方面。接受过全科培训的医务人员,平均接受培训次数为1•2次,人均培训天数为134天,中位数为80天,不足3个月的占52•4%。其中医生人均培训天数为135天,中位数为90天,不足3个月的占49•2%;护理人员培训天数不足3个月的占60%;预防保健人员平均培训天数为105天,中位数为46天,不足3个月的占66•7%。

(二)接受过全科培训的医务人员对目前培训效果的评价

总的看来,接受过全科医学培训的医务人员对培训效果的评价并不高。医务人员认为目前全科培训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培训时间太短(53人次)、缺乏实践(38人次)、重点不突出(29人次)、课程内容太多(27人次)、形式化气氛太浓(20人次)、上级部门重视程度不够(16人次)、学非所用(16人次)、没有书本与讲义(13人次)、培训速度过快(10人次)及培训内容缺乏新进展(8人次)。定性访谈资料分析发现,针对于全科医学培训中存在的问题,中心及服务站领导与医务人员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时间安排不合理,培训方式没有和中心或服务站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造成缺课人数多,培训达不到应有的效果(15人次);②实习安排不合理,缺乏社区实践(13人次);③培训对象不对口,多数培训对培训对象没有要求,往往是临床医生、预防保健医生还有护士都去参加,因所学专业的差异和基础不同,造成听课效果差别大,培训效果差(13人次);④全科医生的培训时间太短,达不到培训效果,形式化气氛太浓(10人次);⑤培训缺乏针对性(9人次);⑥培训费用高,中心或服务站负担重,影响培训积极性(6人次)等。

(三)培训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把医务人员培训需求意愿(有较高培训需求意愿定义为1,无较高意愿定义为0)作为因变量,把所在城市及地区、机构、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工作类型、技能胜任程度、是否接受过全科培训等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分类变量均设为虚拟变量引入回归方程。模型表明,不同城市医务人员对全科培训需求意愿存在差别(各城市有较高培训需求意愿的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依次为:成都91•4%,沈阳87•9%,上海66•3%);年龄这一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培训需求意愿有降低的趋势(各年龄段有较高培训需求意愿的医务人员所占比例依次为:<30岁为84•8%,30~39岁为81•4%,40~49岁为72•5%,50~59岁为63•3%);是否接受过全科培训(1是,2否)这一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接受过全科培训对职工的培训需求意愿有正效应。单独对影响医生全科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进行非条件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所在城市、年龄、是否接受过全科培训等是主要影响因素。

(四)医务人员对全科培训知识的需求评估:通过各类医务人员对全科医学中部分科目(本次共调查了21项科目)熟悉程度(1~5分评分)的自我评价发现,目前医生对内科和临床基础知识的熟悉程度较高;对外科、慢性病处理、诊断、急诊处理和健康教育也较为熟悉;但对精神保健、卫生统计及社会医学等知识熟悉程度较低。内科、临床基础、外科、健康教育是护理人员较熟悉的领域;预防保健人员对各科的熟悉程度均较低。各类医务人员对全科医学中部分科目培训的必要性(1~3分评分)评价结果发现,医生对内科、外科、心理学、急诊处理、诊断、临床基础、康复技能、老年保健等知识培训需求较高;护理人员对心理学、内科、临床基础、急诊处理、健康教育、外科、儿科、交流技能、康复技能与老年保健有较高的培训需求;预防保健人员对预防医学、妇幼保健、心理学、传染病处理等培训需求相对较高。

(五)医务人员对全科培训的认知和建议:

1.对全科培训的认知:访谈中的大多数医务人员认为很有必要进行培训,认为:①培训能弥补技能的不足(36人次);②培训有利于提高自身素质和医疗质量(31人次);③培训有利于所掌握知识的更新(27人次);④开展CHS需要培训全科医学知识(9人次)。从医务人员对培训的认知来看,主要是从知识、技能和提高自身素质方面考虑,很少有医务人员能提升到针对中心及服务站服务功能的转变、服务模式的变化而引发的对知识、技能要求的变化这一高度上来认识。

2.对培训方式的建议:针对目前的全科培训现状,多数中心及服务站领导认为,医务人员的全科培训应结合实际情况,以分批进行、半脱产培训、适当延长培训时间、进行系统化培训为好,在培训方法中应增加一些案例讨论。

讨论

(一)总体而言,三城市对CHS医务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够。三市五区所调查的医生,接受过全科培训的比例均不足50%。也就是说,目前从事CHS工作的医生尚有一半以上未接受全科培训。在2000年12月29日卫生部下发的城市CHS机构设置原则等3个文件的通知中,针对于人员配备指出,在全科医师资格认可制度尚未普遍实施的情况下,暂由经过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合格、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临床执业医师承担,医护人员在上岗前须接受全科医学及社区护理等知识的培训。按照这个标准,目前所调查的中心及服务站基本达不到这个要求,特别是由区级或地段医院转型的中心,对各类医务人员的培训比例均不高。全科知识熟悉程度与需求评价调查发现,医生的知识面窄,提供综合有一定的难度,对培训知识的需求以临床培训需求为主。预防保健人员对各科的熟悉程度较低,反映出预防保健人员知识面窄、知识掌握程度低、专业不明显的特点。由此可见,以目前CHS医务人员的素质水平,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综合性的CHS是不现实的。医务人员全科医学专业素质不高,已成为制约CHS发展的关键问题。因此,要加快我国CHS的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突破发展过程中人员素质较低的瓶颈问题。

(二)建立全科医生培养基地,强化对CHS人员的培训,提高人员素质。要突破发展中的人才瓶颈问题及相关人员的观念问题[3,4],充分利用CHS职工有较高的培训意愿,加大培训力度。对CHS全科医学的培训应从系统的观点出发,进行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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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拟诊疗培训的流程

1．建立病例库

由教研室选用全科医生临床多发和常见病例，召集全科师资对病例进行设计、讨论、修改和完善，并进入计算机库保存、备用。

2．模拟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SP)的选择

模拟诊疗首先要有模拟病人，谁来担任?让真病人担当的现实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聘用职业性的模拟病人一时又跟不上需要(因为先要对SP进行培训，加上聘用手续等)。根据我院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我们选择由全科师资来模拟病人，他们有比较丰富的临床和教学经验，既能准确描述和表现常见病多发病的症状、体征，又能模拟不同病人的心理状态。在模拟培训中，我们先从病例库中选择各种病例，然后给每位学员配备两名相关病例的模拟病人(即临床课教师)，其中一名扮演模拟病人，另外一位扮演病人家属。模拟者既扮演“病人”又充当“考官”，在扮演病人角色模拟各种“状况”的同时，针对全科医师的临床诊疗表现(尤其在服务态度好差、医患沟通技巧、人文精神体现等方面)以及门诊病历书写质量进行打分和点评。

3．培训过程

(1)在模拟诊疗中分设内科、外科、妇科三个站点，配上病例、病历本、体格检查诊疗床、相关医疗工具、(模拟机)、化验单、标准化病人。(2)全科医师在模拟诊疗过程中，采用抽签的方式选择病例，根据标准化病人的主诉、症状以及情绪对其进行体格检查、病史记录、辅助检查，并予以人文关怀。(3)在模拟诊疗过程中，着重培养全科医师的人文关怀理念，我们设计了标准化病人不同的人物性格及其特征表现(见测试表表1):(4)考官点评:标准化病人(考官)根据全科医生的表现，结合亲身感受作出相应的点评。

三、模拟诊疗培训的作用

通过这种模拟，目的是让全科医生在这种“情景剧”般贴近真实的医患沟通中得到锻炼和考验;使全科医师对于医患沟通的理解不仅局限于思维，而是落实到语言和行动中。虽然是模拟，但我们要求医学生必须在接触“病人”的过程中针对每一个问题和状况都要做出回应，上升到实战状态。通过借助模拟不同性格表现的“病人”，全科医疗必备设施、器械、工具，以及模拟医疗行为真实情景的“高仿真”的状态，使医学生得到有效训练与考验，目的旨在弥补临床实际锻炼机会的不足，进而加强全科医生临床实践中“看病”更“看人”的技能，提高培训质量。“模拟病人”克服了以往临床教学与测验中难以找到具体针对性病例的问题，可以根据需要使用，提高了测验的有效性。

四、几种教育培训模式的比较

1．传统教学模式

平时是教师单方面灌装式讲授，考前是学生填鸭式复习，考试结束不久，学过的知识易于遗忘［3］。模拟诊疗的培训方式也是如此，由于是实战型的培训，学员在培训准备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温习医学知识，希望以更好的医疗水平准确诊断疾病，配套熟练的体格检查步骤等，并未注重医患沟通的细节体现。在培训结束后，也以“过去式”的学习态度，不再回顾和思考，往往使培训效果打了折扣。我们对80名培训学员(20名在院全科医师和60名实习医师)的调查显示，其中45%(36名)的学员不会在培训后回顾总结自己的不足并且纠正强化，44%(35人)的学员会在挑部分内容回顾并试图纠正，只有11%(9人)的学员会将自己在培训过程中的表现进行总结完善;27．5%(22人)的学员认为在多次培训后有明显效果，56．3%(45人)的学员认为效果一般，16．2%(13人)的学员认为无明显效果。结果表明，多数学员学习主动性较差，导致培训较难达到满意的程度。

2．以往的培训方式

在模拟诊疗后由考官对医学生做出点评，使其了解自己的效果和问题。但这个“了解”是需要后期的认同和再锻炼，才能得到真正的吸收与进步。这就有赖于他们通过模拟诊疗的初步体验后，再进行反复的培训运用与考核，强化模拟诊疗效果，使他们基本掌握医患沟通的技巧并初步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3．本教育研究的模拟诊疗培训

要求在培训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类型的病人，最终都要以互相接受的方式结束本次接诊，即“彼此认可”，也就是说双向互动，彼此满意方视为合格。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能克服学员在以往培训中存在的“被动学习”问题，更加注重全科医师处理各种医患沟通问题的独立性和及时性，也消除了学员在培训及考核中存在的侥幸心理，换而用百分之百的态度去学习到底如何化解医患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

五、尚需完善提高的几个方面

1．可以在既往对全科医师已开展一次模拟诊疗培训的基础上，再增加2次，其中最后一次兼作毕业考核。通过3次模拟诊疗培训强化医患双方“彼此认可”的效果。2．鉴于全科医师结业后均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比在大医院更贴近百姓生活，除了必要的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中所应有的医疗对话外，还需要去了解和倾听病人对生活琐事或家庭烦恼的诉说。此时需对病人进行必要的开导，做到生理和心理的全面治疗，做到“看病”和“看人”的有机结合。针对上述特殊性，我们认为有必要设计若干适应社区家庭状况的对话内容进行模拟诊疗培训。3．通过3次模拟诊疗培训，目的是督促和鼓励全科医师在临床上大胆地表达意见，更多地关心病人，进而深刻理解医患沟通和人文关怀的内涵。模拟病人在每次模拟诊疗结束后，可根据全科医师在诊疗过程中是否自信，与病人交谈是否有眼神交流，是否能耐心倾听病人叙述，是否能主动了解病人的生活状况等给予评价和建议。如此反复多次，以图让全科医师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运用培训期间学到的医患沟通技巧接诊每位病人。4．目前由全科师资兼做SP为我院权宜之计，从长远看，还是需要招聘培训职业化SP，以满足全科医师培训的人数增长、质量提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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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爽，宁晓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北京100730

舒缓医学，以往被称作姑息治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它是一门通过疼痛与症状控制、社会心理与灵性照顾、沟通与家属支持等方式，为患有致命性疾病的患者及其家属全面维护其生活质量的一门学科[1]。1987年，西方的临终关怀理念传入中国。自舒缓医学理念引入中国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慢性疾病与终末期疾病患者人数增加，近年来我国舒缓医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病房建立起来。然而与之相应的舒缓医学教育却相对滞后，仅有极少量从业人员经历过一些舒缓医学专业培训，同时缺乏相应的认证机制。面向医学生的舒缓医学教育也亟需普及，张杰等[2]的研究显示，中国大陆地区医学院校中仅12所开展了舒缓医学教育，而设置为必修课的仅有7所，远达不到舒缓医学发展的需求。英国、美国、日本均是较早引入舒缓医学的国家，其对专业从业人员、医学生甚至是民众的培训与教育都有着长时间的探索与丰富的经验。本文总结了其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期对未来我国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借鉴意义。

国外舒缓医学教育发展进程与现状

英国英国舒缓医学教育开展较早。1980年，英国常设医院咨询委员会首次在其报告中推荐将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相关内容纳入医学生的教育与训练中[3]。自此，医学教育开始涉及舒缓医学部分内容。20世纪90年代，舒缓医学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诸如癌症法案、老年人及心脏疾病国家服务框架等国家级的健康服务政策中均包含了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的内容。因此，医学生的舒缓医学教育也随之发展，大部分医学院均开设了相关课程。但由于此时舒缓医学尚未形成完整的专业学科体系，课程内容更近似于医患沟通及伦理学课程，且授课教师专业背景各异，课程规范性及专业性欠佳[4]。随着舒缓医学本身学科体系的完善，授课内容更加广泛，2000年一项针对英国24所医学院的调查显示，舒缓医学课程中涉及疼痛及症状控制、终末期患者护理的比例较前提高[5]。

近几年，英国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普及度进一步提高。2015年一项针对欧洲43个国家与地区的研究显示，目前欧洲已有13个国家在其所有医学院校开设了舒缓医学课程，其中有6个国家将舒缓医学设置为医学生的必修课，而英国就是其中之一[6]。此外，舒缓医学专科人员，包括专职教授、助理教授、讲师等为课程提供了充实的师资力量。

不仅仅是广泛程度，其课程形式、内容也趋向成熟。2013年，欧洲舒缓医学协会结合医学生特点制定的课程中建议纳入以下6个专题：舒缓医学的基本概念、疼痛与症状控制、心理与灵性方面内容、伦理学与法律问题、沟通、团队协作与自我反思[7]。目前其医学生舒缓医疗教学主要采取整合课程的方式，即不再开设单独的舒缓医学课程，而是在各个专业学科课程中开辟舒缓医学相关的模块，其目的在于在尽量不增加学生专业课程负担的基础上介绍更多舒缓医学知识，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将所学更好应用于临床实践中[8]；课程主要针对毕业前2年的医学生，时长平均36h；课程形式也不局限于讲座和小组讨论，还包括案例学习、观看主题电影、角色扮演等，很多学校还提供自选课程项目，如参观安宁疗护中心、与舒缓医疗团队成员和患者交流，甚至参与到医疗照护中[9]。

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临终关怀/安宁疗护相关教育进入美国医学院校[10]。但1991年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1%的医学院提供了有关死亡教育的专门课程，而更多学校则仅将相关内容作为其他课程的某个模块提供，甚至仅设置1～2节讲座；37%的学生评价教学质量为“无效的”[11]。尽管此时医学生对于舒缓医学知识的兴趣很高，但大部分医学院提供的课程仍不能满足其需求。

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患病率升高、临终照护技术的发展，各种因素都提示了医学生学习舒缓医学的必要性。无论是医学教育者还是医学生，都在传授与学习舒缓医学的重要性方面达成了共识。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质量也在逐渐提升。Dickinson等[12]针对美国医学院的调查显示，2000年有87%的美国医学院校都提供了舒缓医学相关训练，内容涉及与临终患者及家属的沟通、灵性支持、疼痛管理、生前预嘱等18个专题；而到了2010年，这个数字已接近100%，且专题覆盖更完善。

然而直至目前，美国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LiaisonCommitteeonMedicalEducation，LCME)并未在其标准中要求医学院校传授舒缓医学相关能力[13]。而美国医学院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MedicalColleges，AAMC)也仅在其《医学生临床技能课程建议》中推荐医学院教授告知坏消息、沟通生前预嘱与拒绝心肺复苏(DoNotRescue，DNR)、应对灵性需求、沟通预后与临床决策等与舒缓医学相关的沟通技能[14]。

由于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要求与能力目标，缺乏对于学习内容与达成目标的规范，美国各医学院校开展的舒缓医学教育异质性非常大。就学习时长来讲，4年医学专业学习的时间内，学生接受舒缓医学相关技能培训的时间从2h到80h不等[15]。而就学习深度、学习内容来讲，各个院校的情况也不尽相同。2008年一项针对美国47家医学院校的调查显示，30%院校提供必修课程，19%院校设置医学生实习期间必修的舒缓医学病房/门诊轮转项目，29%的院校将其整合至其他科室的轮转中，15%院校提供选修课程，而其他7%的院校不提供舒缓医学的课程或轮转。学习形式则包含讲座、案例学习、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PBL)、安宁疗护病房见习等[16]。但由于目前美国经受过相关专业培训的医生数量较为不足，很多医学生并不能接受充分且专业的舒缓医学教育，而是依赖于临床实习过程中来自上级医生的传授，即所谓“隐形课程”[15]。

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早开展缓和医疗的国家，目前相关法案与规范已日趋成熟，且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在文化与宗教上的相似性也让日本的舒缓医学教育在细节和操作性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01年，日本正式“医学教育核心课程模式”以指导医学生课程设置，其中舒缓医学相关内容直接促进了日本医学院校舒缓医学课程的设置。2006年，日本颁布《癌症对策基本法》，从法律层面要求医学院校设置面向医学生且基于临床的舒缓医学训练，同时在医学院中设立舒缓医学系以培养师资力量[17]。

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日本的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发展迅速。2015年针对日本66家医学院校的研究显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开展形式主要包含两方面：课程讲授与临床实习。98.5%的受访学校开设了舒缓医学讲座，主要针对4年级医学生(6年学制)，平均授课时长在8.5h，涉及内容主要包括舒缓医学基础知识，疼痛控制与症状控制，知情同意，病情告知，家庭照护与临终关怀。授课老师主要由舒缓医学专业、麻醉学专业与精神医学专业的医生组成。43.9%的院校设置必修的舒缓医学临床实习，25.8%的院校将之设置为选修项目，而30.3%的学校不设置该项目。除以上两种主要教育形式外，分别有19.7%和18.2%的学校设置了案例学习与小组讨论的学习形式[17]。

总体看来，日本的舒缓医学教育由于有统一的指南与法规的指导，普及度较广，各地区课程设置与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但相较欧美国家来讲，课程形式相对传统、单一。

对我国舒缓医学教育的思考

中国台湾地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现状相较于大陆，台湾地区舒缓医学发展较早，1990年即成立安宁照顾基金会与安宁病房[18]，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缓和医疗/安宁疗护体系：包括病房与居家多种安宁疗护模式的选择，拥有医护人员与社工、志工的专业团队和针对民众与专业人士的相关教育。

在医学生舒缓医学课程方面尽管尚无指南或法规出台，但台湾地区很早就将缓和医疗/安宁疗护这一主题纳入医学教育体系中：早在1972年，高雄医学院就开设了必修的“医学伦理”课程讲授舒缓医学相关内容；截至目前，台湾地区9所大学院校的医学系都开设了舒缓医学相关课程[19]。

在课程设置方面，针对二年级本科生设有“生死学”选修课，共计38学时，目的在于引入舒缓医学与末期照护的基本理念，对缓和医疗的基本模式有初步认识[20]。而在专业学习期间，医学系设置舒缓医学专业课程与相关主题课程，形式以课堂讲授最多，辅以小组讨论、安宁病房参访、临床案例讨论、实际接触末期患者等，进一步帮助医学生建立相关知识结构[19]。大学六年级至大学七年级实习期间，还设置有1～4周的安宁病房实习项目，此时教学的首要目标在于体验临床工作中真正面临的末期照护情境并学习正确的处理方式[20]。

台湾地区舒缓医学教育课程设置依照医学生成长阶段与临床经验不同，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选择与之相适应的授课方式，以达到目标达成式的学习。这也是大陆地区可以借鉴的课程模式。

大陆地区舒缓医学教育发展的现状及思考自舒缓医疗引入中国大陆地区以来，其发展已逐渐步入快速阶段并初步整合至主流服务中。2017年2月，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更是从政策层面对缓和医疗/安宁疗护给予了支持[21]。与舒缓医学的快速发展相适应，大陆地区迫切需要将舒缓医学纳入医疗健康专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经过专业培训的从业人员与有舒缓医学观念意识的未来医护人员。然而，目前大陆地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并不普及，仅部分医学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且授课方式与评定方式单一，以课堂讲授与结课闭卷笔试为主。前述欧美国家、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的探索与经验，可以为我国大陆地区未来开展舒缓医学教育提供重要的借鉴。

首先，这些国家与地区舒缓医学开展较早，缓和医疗服务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关机构的管理、服务团队的培训、资金支持等方面日趋完善，这也为舒缓医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有较多成熟的经验可以传授，经过专业培训的从业人员数量增多也可以充实师资力量，完善的机构管理与建设可以给医学生提供充分的参观、见习甚至是参与临床实践的机会。此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多数都建立了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缓和医疗培训组织，制定指南、标准甚至是法律法规来指导医学生舒缓医学课程的设置。我国大陆地区也可借鉴相关经验，从政策角度予以缓和医疗服务发展空间与支持，并在结合我国大陆地区医学生舒缓医学教育实际的基础上，专家共识或指南性文件普及舒缓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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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0SB089）；四川文理学院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1R002Z）

中图分类号：F401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老龄产业的发展障碍及对策分析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18日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准，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3.26%，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老龄产业的战略机遇期。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老年消费群体，这是一个正在迅速膨胀、极具开发潜力的市场，对于当前中国不断扩大内需、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刺激经济平稳、快速、可持续增长是一个有利因素。因而发展老龄产业不仅对改善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保证老年人健康长寿、安享幸福晚年有重要价值，而且对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

一、老龄产业概述

老龄产业当前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认可并广泛使用的统一定义，我国很多学者针对老龄产业都有过定义。有的学者把凡是为老年人提品的行业和企业都称为老龄产业，有的学者把凡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企业、单位都称为老龄产业，笔者认为这都是存在偏差的，因为这些企业或行业既可以给老年人提品或服务，也可以给非老年人提供。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老龄产业就是要专门或主要为老年人生产、经营商品或提供劳务服务的行业、部门或企业、单位。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老龄产业必须是指一定的行业，有一定的部门、单位、企业等组织机构；二是这个行业必须是专门或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商品或服务，只有这两条都具备才能是老龄产业。全国第一届老龄产业座谈会上也对老龄产业下了定义：“老龄产业是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产品、设施和服务，包括老年人衣食住行以及精神文化方面需求的具有同类属性的行业、企业的经济活动”。由于老龄产业的服务对象是处于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老年群体，因而老龄产业是一个具有公益性质特征的产业。但是，不能仅仅强调老年产业的公益性，产业的本质就是要通过市场获取经济利益，因而老年产业是带有公益特征的经济活动。

二、老龄产业的发展障碍

我国的老龄产业刚刚起步，其发展程度远远滞后于老年人口和老年消费群体的发展速度。从政府到公众，从观念到行为，我们都没有做好迎接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准备，老龄产业的发展困难重重。笔者认为当前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缺少有力的政策支持，老龄产业投资动力不足。任何一个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愿意投资兴办老龄产业都期望获得回报，老龄产业服务对象为弱势群体的产业特征决定了其公益性的一面，难以从中谋取高额利润。因而在当前中国公益思想不普及、慈善事业不健全的社会现实下，政府必然要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责任承担者。但是，“养老是一种福利性很强的产业，与政府的招商引资、投工生产等经济行为或斥资修建公路、完善市政设施等显性工程相比，养老投入时间周期长、见效慢”，对于同样是“经济体”的地方政府来说，支持老龄产业的发展成为了一种负担。虽然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完善老龄产业政策，引导老龄产业健康发展”，但是由于政府文件中扶持老龄产业的政策很笼统，缺少操作层面的具体办法，针对老龄产业的优惠政策不落实、不兑现现象较为普遍，土地划拨、“民办公助”、水电优惠等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政府的政策支持难以在现实中起到实质性作用，最终导致老龄产业的投资动力不足，影响到老龄产业的发展。

（二）老年人强大的购买力变成了储蓄，老年消费难以起到拉动作用。当前中国有近两亿的老年人口，老年人是一个很大的消费群体，这个消费群体可以带来很多的消费机会。在日本、北欧等一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它的消费主要是靠老人来支撑的，只是在当前中国老年人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没有转化为强大的购买力。首先，由于老年人大多已经退休或者丧失了劳动能力，老年人的劳动收入会大幅度减少，老年人不能拿钱去消费；其次，由于老人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养老保险金低、医疗保险范围窄、商业保险少，老人时时处于风险中，社会安全感差，不得不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不敢把自己的钱用来消费；最后，由于现实的压力，老年人的消费观念一直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变迁。传统的“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孙，轻自身，重物质生存、轻精神享受”老年人消费观念造成老龄人口消费结构单一和消费需求不足，老年人不愿意消费，最终老年人应有的购买力变成了储蓄，难以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动力。

（三）老年用品、服务及休闲文化领域发展滞后，难以拉动老年消费。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老年人闲暇时间充裕，可自由支配收入高，老年人的精神追求和个人文化发展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专门针对老年人休闲娱乐市场的潜力巨大。但是，当前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老年用品店少、服务类别少，休闲、娱乐场所少，社会把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小孩、年轻人身上，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首先，由于厂家缺乏对老年人需求和市场需求的调查，认为老年用品批量少、利润薄，导致老年产品的开发、研制、生产领域长期受到忽视，老年产品单一，数量少；其次，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需要投入经费较高，市场风险大，因此缺乏适应老年人需求的高科技产品和高质量产品；再次，当前主要研发的是针对医疗、养生、保健品方面的产品，而针对老年人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内容的特别少，因而价格昂贵，一般老年人难以接受；最后，涉老行业的企业规模小，缺乏有影响力的企业，缺少品牌，专业水平低，最终导致老年产品的社会接受度低。

（四）传统观念制约着老龄产业的发展。作为新兴产业，人们广泛接受老龄产业还需要一个过程，传统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老龄产业的发展。首先，长期形成的福利化养老。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体制内退休老人，长期依靠国家、依靠政府的养老传统难以改变，容易形成福利依赖过度的问题，不能接受老年产业这一新兴事物；其次，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长期以来，人们相信政府、相信党、相信国有企业、相信公有制的观念还具有很大的影响，人们害怕非公有制经济进入老龄产业领域会损害老年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公办养老机构人满为患、民办机构门可罗雀”的不正常现象；最后，老年人“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女、轻自己”的传统观念限制了老年人的消费，老年人更愿意把钱花在孩子身上。总之，传统观念不是一下就可以改变的，它是有一定惯性的，它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五）老龄产业人才缺乏。人力资源是推动一项事业发展的基本因素。目前活跃在养老助老服务中的大部分是一些仅凭人道主义和经验而工作的人，没有接受过相关的专业教育或有关老年服务知识的培训。这不仅影响了养老助老服务的质量，而且也制约了养老事业的发展。老龄产业的发展需要众多的老龄产业管理人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懂得护理、医学、保健、养生、康复等老年学、老年医学知识，还要具备社会工作、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不但要有管理、协调、沟通等能力，更要有服务意识、慈善意识、公益思想。当前从事老龄产业的人才缺乏，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也因待遇低、发展前景不好、社会认可度低等原因改行，当前老年行业的人员大多没有经过系统专业教育或培训，视野狭窄，观念落后，难以适应老龄产业大发展的需要。

三、推动老龄产业发展对策分析

老龄产业是朝阳产业，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老龄化趋势的加剧、消费观念的转变，老龄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都将起到重要影响。

（一）强调政府责任，重在政策的落实。老龄产业涉及民政、社保、教育、卫生、工商、税务、房产等各部门，在具体的实施中难免会出现“有利可图大家都上，无利可图大家都让”的局面，政府要统筹规划，责权分明，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老龄产业的发展；政策制定要有前瞻性，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老龄产业是新兴事物，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必然会出现新问题、新矛盾，政策的制定要群策群议，建立并不断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强调政策能够落实，笔者认为通过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能促进老龄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老龄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的购买力。消费决定生产，拓展老年消费结构是发展老龄产业的关键，但是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因而保证并提高老年人收入保障水平将成为了关键。首先，要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增强老年人的安全感，让老年人有钱花、敢花钱；其次，进行老年教育，宣传老年养生、保健、健康、长寿等知识，逐渐转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让老年人愿意花钱消费；最后，在全社会宣扬“孝”观念，形成尊老、爱老、重老的社会氛围，让全社会都关注老年人。

（三）加大对老龄产业投入力度，推动老龄产业健康发展。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兴办、市场推动、逐步发展”的方针，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对象公众化、服务方式多样化的发展模式，逐步形成符合我国老年人特点，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老龄产业。首先，培育一批生产老年用品、用具和提供老年服务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知名品牌，提高老年产品的社会认可度；其次，大力倡导民营资本的投入，增加老龄产品的有效供给，培育壮大老年用品消费市场；再次，培育公众的慈善意识、志愿精神，运用公益思想引导老龄产业的合理发展；最后，发挥老龄产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疏通老龄产业发展融资渠道，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推动老龄产业健康发展。

（四）加大老年学、老年服务与管理人才的培养，为老龄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当前开设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校比较少，招生也不理想，老龄人才缺乏。笔者认为，提高老年行业人员素质，逐步提高老年行业工资标准，让老年行业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是老龄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首先，要与大专院校、培训基地合作，一方面对在职人员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培养老年行业的专门性后备人才。其次，制定和完善养老服务业的行业规范和质量标准，提高入职门槛，提升服务质量，提高老年行业的社会认可度、知名度；最后，提高老年行业的工资标准，待遇留人、待遇引人，让老年行业成为让社会羡慕的职业。

主要参考文献：

篇（9）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2)03-0090-07

发表于1910年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强调科学知识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促成了医学教育领域的一场革命。一个世纪之后，在社会、经济状况飞速变化的大环境下，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生物医学研究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革。许多人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展开另一场医学教育革命的时候了。有鉴于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HU)医学院在生物学的原理和环境的个体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医学教育课程的理念框架。该课程框架的主要目的在于：更为宽泛地重构健康与疾病的相互关系，鼓励学生在一个包含了社会、文化、心理和环境等多维变量的综合系统的基础上，探索与患者的健康状况相关的生物学特性，从而使学生有能力来应对这个与医患双方都相关的“个体化”医疗的全新时代。

这一名为“从基因到社会”(Genes to Society、GTS)的课程体系，构建于“遗传、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都处于变化之中”的准则之上，这些变化导致了健康表型的巨大异质性。其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BartonChilds和他所提倡的遗传学思想的影响。这位医生的经典观点是：“什么是错误的?我能够做些什么?”当代的医生们或许应当学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个特定的人会在此时有此特定的疾病?”，或是“为什么我的病人有遭遇到某些状况的风险，我能够做些什么去预防或者阻止它们的发生呢?”这些医学教育方面的所谓“新”的观点，实际上派生于Archibald Garrod爵士早在1902年就提出的有关个体性化学的开创性理论。然而，直到最近，这个概念才有可能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教育。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测序完成，以及经由最近的“个人基因组”测序完成而对个体差异性的更进一步认识，都充分显示了遗传变异的深度和复杂程度，这些变异能够影响到随后每一个生物层次、每一个生物个体与各自环境的相互作用。理解这些变异的程度，理解这些变异如何影响生物系统的特性，是GTS课程的核心要素(图1)。

纵向结构的建立等，对于希望进行相关医学教育改革的院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照价值。

一、个体化医疗需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影响

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一道分水岭，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测定和继之探明的数以百万计的不同个体的基因差异，都证实了临床医生由来已久的猜测——每一个患者都是独特的。尽管人群中99％的DNA序列是相同的，个体间的基因差异仍然是数以百万计的，并以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和拷贝数变异(CNVs)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基因层面的个体差异；加之不同个体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就能解释个体问的表型差异，以及为什么有些人会生病，而同时另一些人却能够保持健康。人类正逐步意识到，疾病的发生或者患病的风险是独特的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

此外，基因蛋白质产物的多样性也对由蛋白质所组成的复杂生物系统的行为有所影响。了解这些变异是如何影响到生物系统特性的相关知识(称为“系统生物学”)，对于理解个体健康的动态变化非常重要。系统生物学的研究目的是理解生物系统的特性和表现，并运用从基因组学到流行病学的相关技术，来证实和加深我们对于影响健康与疾病之问平衡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的理解。未来的医生应当能够把个体层面的多种证据整合入一个包含“内因”(基因、基因组、蛋白、细胞、组织、器官)和“外因”(环境与社会)的生物系统，应当能够识别、理解和掌控由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个体化的表型。同样，肩负临床医师和科学家双重责任的医生们也应该在同样的背景下解释基础医学、转化医学和临床医学研究中的发现，以期获得更为有效的维护健康的手段。JHU医学院的目标就是，以GTS的理念教育、培养未来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使其认识到，这一基本理念对于将基础医学研究转化为临床实践来说是重要的。

二、GTS课程改革——进程与挑战

广泛调查、全员参与以及一些意外发现和收获是JHU医学院课程改革进程的主要特征。JHU有着成功地进行教育创新与改革的历史，这为本次课程改革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表1为本次课程改革进程表，显示了重要事件的发生时间。

2002年，JHU医学院儿科学系系主任送给教学副院长一本该系Barrton Childs老师的新书《遗传医学——疾病的逻辑》。Childs老师认为医学课程的基本结构与当今科学和社会的变化本质与节奏不相适应，于是提出了一种可替代现有医学课程的理论基础。这本书给这位副院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他发起了一个长达6个月、涉及授课教师、研究人员、临床医生、患者、决策层和业界代表等诸多群体的战略规划行动，请大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10年后将如何行医?JHU医学院战略规划办公室负责该项目的具体实施，采用定量与定性的方法加以研究，结果发现了如下现状与趋势：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完成、人口老龄化、卫生保健的经济学变化、对公共卫生和全球医学的持续关注、诊疗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现状与趋势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未来的医疗实践，因而也将影响到未来的医学课程。教学副院长将此项目的完整报告递交JHU医学院院长、JHU分管医疗卫生的校长以及各科系的主任。这项着眼于未来的医学生所面临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战略课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体制讨论，使得JHU医学院的领导达成了初步共识。而此后的一项主要任务在于，究竟采取何种方法来教育、训练学生，使他们能够应对这些已被预测到的医学发展趋势。

JHU医学院曾在1986年进行过课程改革，这次改革主要是针对医学学习前两年的基础课程，并未影响临床阶段的学习。2003年，基于教学副院长的战略发展规划，医学院院长设立了课程改革委员会(Curriculum Reform Committee，CRC)，专门对现有课程进行评估，并对是否有必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问题提出建议。医学院还组建了一个领导委员会，由院长亲自挂帅，从飞速变化的科学和社会环境的角度出发，探究如何进行改革操作才是培养未来医生的最佳方法。

CRC初期的规模很小，由大约15名来自临床和基础科研领域的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组成。在一年中，他们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评估某门新课程是否必要；如果某门课程的评估结果是必要的，则探讨该课程需要哪些其他资源；学院早期课程改革中提出建议而未实行的内容也被纳入到讨论范畴。2003年末，这个委员会呈报给院长的，并非是对现有课程的修订方案，而是一个对于医学院课程进行重新设计的完整方案。在此后的四年中，CRC逐步扩大，在师生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而能够达成其最初成立时的设想。JHU彭博公共卫生学院是课程构建过程中一个极好的合作伙伴。CRC的主席、医学院教学副院长与医学院院长共同努力，通过制度透明化和定期沟通来推动课程改革的进程。一旦院长批准了CRC的初步方案，表明改革势在必行，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就愿意参与到新课程的设计构建中来。一位CRC的首批成员编辑整理了有关此次课程设计的主要文件，并针对全面改革所必需的事项撰写了一份早期的白皮书(超越了对课程内容的简单修订)。这本白皮书中的建议包括：增设主管课程的副院长；为学生设置新型的四年制学院咨询系统；开发学院层面的课程管理软件、在线考试系统和学生学习档案；提供新的教学资源和条件；重新评估并最终改进教师的晋升标准等。在CRC所有成员一致同意了白皮书的内容之后，院长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在CRC的最终报告完成前考察并落实这些建议。

2005年，学院的临床技能教学系统、学生咨询系统都设计完毕并得以实施。经过全面修订的教师晋升制度强调：无论是哪个专业方向的教师，如果想要晋升到副教授，必须获得一项国家级学术荣誉；如果想要晋升到教授，就必须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处于全美领先地位。

这项关于医学院新型课程体系的讨论也伴随着一场广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大讨论，所涉议题包括：课程设计的概念框架；新型课程教学的优化方法；学术要求的深度与广度；结构化的、核心的基础见习安排的必要性；高级见习的必要性(之前并不存在)。这些在学院、系室、行政部门、学生会层面的讨论使得新课程得以逐步完善。CRC主席、教学副院长利用举行定期教学会议(一般有院长参加)、一年一度的全校务虚会等机会，对新课程进行宣传，并听取教师们对于新课程各环节的正反两方面意见。CRC所获得的专门行政支持使其得以建立专门网站，出版定期简报，将修订教改计划的进程及时通知公众。

从2004年至2007年，扩大后的CRC再次分解成小型团队，负责制定新课程的每个具体内容目标。那时已粗略划定了新的四年的课程顺序，并邀请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到具体目标的制定中来。然而，CRC的成员们还仅仅是“纵向”关注了每门课程中GTS的理念，尚未思考横向的、广泛的理念整合。为此，CRC新设立了一个“横向贯穿分委员会”，负责建立影响到所有课程的整体性的课程主题。这些主题分为以下两类：(1)社会与行为类：疼痛、患者安全、职业精神、流行病学、营养学、传播与沟通、文化竞争力(culturalcompetence)、公共卫生、临床推理、人类发展等；(2)生物医学类：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医学影像(微观与宏观)、信息学、分子胚胎学、病理学、药理学等。

与以往相比，新课程将更多地采用课堂讲授以外的教学方法，而医学院现有的硬件设施难以满足新课程的需求。学院通过定期与理事会和校友会进行沟通，向他们介绍新课程及其所需的教学设施，以争取支持。数周后，院长接到董事会主席的电话，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建造一座新教学楼。学院得以将新教学大楼的设计与课程设计同步，使新型的教育技术能够顺利纳入其中，包括基于团队的学习、多媒体学习展示厅、团队计算机作业、电子白板、微观模拟技术等。新教学大楼中的一层专门用于社团活动、团队或个人学习。这幢专用于医学教学的大楼与GTS课程同时登场，于2009年8月正式开放使用。

伴随着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临床前教学、学术要求、短假期、见习内容与高级见习内容的改变，教师的培训和理念更新成为了主要的需求。在之前的四年中，医学院通过举办讲习班、务虚会、试点班等形式向教师们介绍新课程及其教学要求。由于新课程减少了课堂讲授时间，增加了教师指导下的临床见习，这些都需要教师们付出更多的时间。直至如今，这还是一个持续性的挑战。除了寻求私人资金来资助建造新的教学大楼，院长和董事会也一直在寻求私人资金用于资助教师的进修和职业发展教育等。学院对于教学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并在教师晋升环节更加关注评教和奖教。学院虽然采用的是单轨晋升体系，但为多样化的教学科研活动划定了不同的晋升途径，因此这项工作变得十分复杂。

在CRC存在的最后一年，即2006-2007学年，教师和学生按课程、模块或横向条块分为不同小组，共同完成课程各环节的最终设计。此时，新课程替代旧课程的过渡计划已经制定，后续完善过程所需的资金也已落实。在GTS课程获得医学院咨询委员会批准之后，CRC于2007年6月宣布解散，并由GTS整合委员会(GTs Integration Committee)取代其职责。GTS整合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新课程的所有课程负责人以及“横向贯穿分委员会”的领导等，由主管课程的副院长担任主席。该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负责新型课程的具体实施，包括课程管理、预算分配、过渡规划、教师发展、教学楼的利用等。

三、课程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挑战

一些科系、教师反对改革的情况时常出现。在课程改革的最初几年，一些基础学科教师反对将GTS作为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其间恰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路线图》(the NIH Roadmap)出版，对于GTS理念的反对理由与那些针对《路线图》的反对理由相似，即此项替代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课程、着眼于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转化并加以整合的教学模式会破坏学生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理解。同时，教学时间如何分配对某些学科而言也是一大困扰。新课程前两年中进行的跨模块、整合性、多学科教学长达8周，意味着生物医学基础学科教学的时间变少了。而在第三、四年的跨模块转化教学中，基础学科教师承担着重要任务。因此，GTS作为一个整体的教学框架，不仅重视基础医学，而且使基础学科的教师在学生已经具备了更为丰富的知识框架、有能力吸收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得以将基础研究的最新进展介绍给学生，这是多数基础学科教师颇为欣赏的一点。

到了课程改革的后期，临床科室开始反对新课程中关于见习时间安排的各项决定。一些科系认为，将整合的教学内容与某一特定科系挂钩，会弱化学生们对于这个科系的整体认识。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持续不断的对话和交流，其焦点在于使每个人都真正意识到，怎样做才是对学生最有利的。

在医学生教育中有研究生的参与又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原有的基于学科的教学体系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在一个基于系统的、整合式的新课程中就出现了问题。目前，该问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法：在教学大楼中设计能够将研究生和医学生共同纳入进来的教室，对研究生和医学生的课表进行协调，以便研究生能够使用更加专业化的教学设施(如解剖实验室)。同时，如果研究生觉得符合他们自己的要求，GTS课程体系也欢迎研究生的加入。目前，研究生院正开展自身的课程改革工作，以重新评估其未来的需要。

是否有充足的资金去实施全新的课程，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着的挑战。教学副院长与学院财务官紧密合作，批准了新课程的年度、五年、十年预算，并纳入学校的整体财政计划中。新设立的助理财务官主要关注教育开支，并向教学副院长和财务办公室主任联合报告。所有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使院长的关注点聚焦于如何使医学教育的质量精益求精。而基于成本考虑必将做出的妥协和权衡，仅会出现在课程改革过程的末端，而非出现在改革伊始及改革进程中。

四、GTS课程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GTS课程自2009年8月开始实施，其整体架构如图2所示。课程建构于坚实的基础医学知识基础之上，从“医学科学基础(Scientifie Foundations ofMedicine，SFM)”课程开始，主要讲授最新水平的基础科学，同时也强调个体改变及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连续统一。在SFM课程中介绍的基本概念将会在整个GTS课程中不断复习和强化。除自然科学知识以外，SFM课程还将纳入社会医学和医学人文的内容，使学生们了解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于生物过程的深远影响。在学习SFM课程的同时，学生们将在“临床基础(Clinical Foundations，CF)”课程中开始学习交流技巧，接受体格检查培训。另外，在“公共卫生基础(Foundations in Public Health，FPH)”课程中，学生们将开始接触一系列纵向的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初期侧重于医学伦理、公共卫生及全球卫生的基本原则。涵盖SFM、CF、FPH三门课程的最初4个月的学习，目的在于提高学生们对于医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

在完成了上述三门基础课程后，学生们将开始专门学习为期15个月的GTS课程。GTS课程以器官系统为基础，每一部分都将是从基因水平直至生物系统水平的连续统一体，都涉及影响人类健康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课程将强化在SFM课程中介绍过的差异性和个性化的概念，并将摒弃通常将生物学功能人为地分为“正常”和“不正常”的做法，代之以强调从疾病到健康的一系列功能表现。这样的教学内容必然需要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完成，有利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师资整合，组成特定的教学团队。更重要的是，通过GTS课程体系，每一器官系统模块都将包含从分子水平直至生物系统、公共卫生等多方面的核心概念。举例来说，感染与免疫模块会介绍“预防接种”这一主题。该主题就将涵盖基础免疫反应、接种费用与成效以及如何进行接种等相关内容。在上GTS课程的同时，学生们将从第一学年中期开始接触临床。“纵向门诊见习(Longitudinal Ambulatory Clerkship，LAC)”课程每周开设半天，延续至整个第二学年。LAC与GTS课程通过早期直接接触临床更加强化了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关联性。

强化临床医学与基础科学之关联的另一个策略，是开设一系列为期一周的跨模块讨论课程，开课时间贯穿于整个四年之中。前两年主要通过一些临床主题(如患者安全、疼痛处理、卫生保健的不均衡性等)来探讨医学科学及其社会影响(包括安全、费用、伦理和政策)，第三、四学年则将讨论重点转移到基础医学与特定临床问题的关联上来(如糖尿病、癌症、炎症等)。

GTS课程体系中，所有学生在第一学年至第二学年暑期都必须参加“学术聚焦(Scholady Concentration.sc)”课程，其主要内容是系列研讨及在导师指导下的科研活动。sc课程让学生们有机会进行某一专业领域的科研探索，其研讨主题也非常广泛，包括基础科学研究、临床调查、公共卫生与政策、医学史、伦理学、医学人文、治愈的艺术等。学生可在完成SFM课程后，从一系列Sc研讨主题中选择一个进行深人研究。主题研讨活动一般跨模块进行，导师指导下的科研活动在学期中或暑假中都可进行，为学生的自主选择提供了更多机会。sc课程合格的要求是学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项课题研究，旨在通过这些经历使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学到更加丰富的知识，培养他们独立学习及批判性阅读文献的能力，为他们的学术生涯打下基础。

完成GTS课程之后，还有一门为期四周左右的“基础医学向床旁教学的过渡”课程transition to the Wards)，该课程将PBL学习模式与临床实践信息相结合(如心电图解读、团队合作技巧、影像学资料判读等)。随后开始临床见习，这是在前期的CF、LAC课程基础上更为全面深入的临床体验。“核心临床见习”(Core Clinical Clerkships)将从持续约一周的临床前教学开始，着重强调基于器官系统的实践及基于实践的学习，主要涉及本地患者群体的特有问题或适用于更广泛群体的相关内容。在“核心临床见习”结束后，将会进行为期一周的转化医学跨模块学习。来自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教师将共同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其着眼点是学生见习期间亲身经历的临床实践中所蕴含的基础科学知识。除了强调医学的科学基础，这些跨模块课程的学习将在缜密思考、终生学习、患者个体化的概念基础等方面予以强化。这是再次激发学生们关注转化医学的理想时机，因为他们将很快有机会看到基础科学对临床实践的直接影响。同时，跨模块教学也为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教师提供了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这也许会超越课程本身而到达创新性科学研究的层面。

在“核心临床见习”之外，学生们将会有很大的自来决定自己的选课轮转，从而为今后的住院医师培训做准备。但是，每个学生必须选择一项“慢性病高级见习”(如老年医学、理疗与康复医学、或是姑息治疗)和一项“重症监护高级见习”。这些高级见习项目不仅关注单个病人的临床问题，而且更广泛地聚焦于社会和经济层面。GTS课程对于社会因素的关注重点在于，向学生们展示患者个体的病情将可能对其家庭、社区甚至社会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学生毕业前应在内科、儿科、妇产科或外科中完成一项亚专科实习。最后，还有一门名为“向实习医生过渡，为生命而准备”(Transition t0 Residency and Preparation for Life.TRIPLE)的课程，内容包括准备“高级心肺复苏证书”考试、病例书写练习、压力管理训练等。TRIPLE课程使学生们进一步磨炼相关知识和技能，以应对他们在住院医师培训阶段或者更广义的职业生涯中将要面临的实践沟通和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

GTS课程体系的关键在于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教育上的连续性。学生在四年里会获得更为深入和复杂的医学体验；GTS的理念将会在一个可预知的范式中、在学生体验的背景中得到有意识的加强。这种整合对于目前这个垂直导向的、基于生物学系统的课程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使学生们能够理解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课程同样体现了生物医学和社会医学等多学科背景下的横向联系，通过肿瘤形成、影像诊断、治疗方法、医学伦理、医疗安全、老年医学、公共卫生以及疼痛等主题横向展开。横向内容贯穿于整个四年课程之中，让学生在其临床经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反复多次接触这些主题，从而保证多学科的广泛覆盖。JHU医学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学院层面而非系室层面的课程管理机制，来替代传统的由系室组织课程的管理模式，并监控纵向和横向课程内容的落实情况。

GTS课程使学生从入学之初就建立起相关理念，从而能够快速地把最新的科学发现纳入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清晰连贯的理解框架中。课程还突出强调了对于健康的理解以及对于医学进一步发展的需求等都是动态的过程，同时也强调了思维严谨、社会意识、终生学习等的重要性。

五、为何GTS课程与众不同?

经验丰富的医生们已经意识到，每个病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所谓的“经典病例”只不过是一种教学手段。面对快速增长又变化多端的科学证据，医学教育领域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向个体化的教学过渡?GTS课程体系通过强调个体性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医学的概念框架。学生们通过历时四年的真实案例的学习，进一步加深对个体化概念的理解。

举例来说，在学习心肌梗塞的内容时(属于GTS课程的心血管模块)，学生们以小组学习形式同时对两种类型的心肌梗塞进行学习和分享，即年轻人易患的由于脂代谢中单基因遗传病而引起的急性心梗，以及老年人易患的由于多种危险因素(如遗传倾向性、糖尿病、肥胖、炎症、动脉钙化、吸烟)而引起的急性心梗。整个心血管模块的综合学习使学生们理解了心绞痛、斑块破裂、局部缺血、重构与修复等方面个体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GTS理念对于外部环境因素的定义是宽泛的，包括社会文化变量、疾病筛查、公共卫生措施、卫生保健资源的享有和利用等诸多方面。此后，在紧接着“核心临床见习”的转化医学跨模块学习中，学生们有机会再一次接触心肌梗塞患者，从离子通道的功能、线粒体能量、血小板受体耦联等多种角度重新分析和学习相关内容。这些学习和讨论由临床和基础学科的教师共同引导，更加关注基础科学知识与临床应用之间的连接。通过这些有意义的重复，学生们对于医学知识高度动态性的认识得到了强化，他们能够将所掌握的基础医学知识与第一手的临床经验和最新的医学文献整合起来，同时终身学习及继续医学教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展现。

六、GTS课程体系的未来挑战

对GTS课程体系的整体评估是一项重大挑战。目前，我们通过收集学生的感受、毕业生的成果、医师执照考试的分数、职业满意度等方面的数据资料，来对GTS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之前的学生进行比较。然而，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回答人们经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GTS课程优于传统课程?”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方法来评估学生们受到的教育是否赋予了他们一种能力，使他们将从分子领域到社会领域的知识信息整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提高健康水准并推动生物医学发展。一个潜在的途径是使用“概念图”作为认知分析的手段。“概念图”是展现所掌握知识的一种有效工具。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运用GTS理念制作一张用于解释一个病人各种表征的相关医学概念的关系图，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受邀点评这些“概念图”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及其与知识整合、医患沟通的关联程度。我们期待能够出现一种渐进式的发展进程，即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学生们能够将GTS理念运用得愈发融会贯通。

当前的经济衰退到底会对GTS课程体系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仍旧不得而知。截至目前，JHU医学院院长仍在资助GTS课程计划，并且没有缩减预算或削弱对教学的支持力度的打算。从课程改革总体进程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医学教育的估值进行了审视。该委员会注意到，教育的估值并非仅仅由投入的经费来衡量，还包括对教师个人的认可及晋升、对系室的认可等因素，因而提出了一套切实体现“个人、系室和财政”三方面立体价值的评估方法。

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保证课程改革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我们并不认同相比大规模的彻底改革而言，对现有课程体系的小修小补就没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于教育事业负有责任的领导者应该在学费之外尽力争取多样化的经费来源(通过项目基金、咨询服务费、继续教育项目收费等)，并对利益冲突、教育机构自身使命的弱化等可能的风险保持审慎关注。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