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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指数大全11篇

时间:2023-07-28 16:43:13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经济发展指数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经济发展指数

篇(1)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首要任务。只有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中国经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转折时期,也就是必须推动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

一、经济发展是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根本前提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人民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前提。虽然物质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贫困肯定幸福指数不高。历史事实证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就会相互争夺生活必需品,社会就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拥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防止因为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必须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福祉。经济增长用GDP来衡量,而GDP仅是一个流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福祉的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个存量指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的持续积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满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幸福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社会财富稳步增加,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满足度的增强,可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于提高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国要高。由于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社会福祉转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社会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热衷于追求GDP,而轻视或忽视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中国获取等量的GDP却需要耗费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和能源,经济发展已出现资源能耗“瓶颈”制约,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优化经济结构。只有结构优化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而调结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等。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有序推进三次产业的演进升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调整方面,应把有效扩大内需作为第一拉动力,使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内需、投资和出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用。 统筹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注重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在“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几十年后的今天,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发展潜力、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篇(2)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财富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首先决定于经济的发展。人民幸福与否,从根本上说决定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只有经济的充分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才有现实可能,提升人民幸福指数才有根本前提。虽然物质富裕不一定幸福,但贫困肯定幸福指数不高。历史事实证明,物质财富匮乏所造成的贫困,是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的根本原因。由于物质资料的缺乏,根本满足不了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人们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条件,就会相互争夺生活必需品,社会就会处在严重的对抗和冲突之中,就会产生社会动荡,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拥有物质财富的程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努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防止因为强调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忽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必须牢固树立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当然,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福祉。经济增长用GDP来衡量,而GDP仅是一个流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福祉的提高。社会福祉则是一个存量指标,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有形和无形财富的持续积累。它包括居民所能够使用的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由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等,甚至可以包括人的幸福感、满足度。

二、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要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幸福指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有利于社会财富稳步增加,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没有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感、满足度的增强,可见,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于提高幸福指数至关重要。与一些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福祉转化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众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福祉相比中国要高。由于经济高增长带来的社会福祉转化度一直很低,如果经济低增长,社会福祉就更低。因此,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量的增长,热衷于追求GDP,而轻视或忽视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致使中国获取等量的GDP却需要耗费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和能源,经济发展已出现资源能耗“瓶颈”制约,可持续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了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过去那种单纯追求速度、盲目扩大数量的发展转变到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上,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经济快速发展。

为此,要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优化经济结构

只有结构优化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而调结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等。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有序推进三次产业的演进升级;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调整方面,应把有效扩大内需作为第一拉动力,使内需成为推动经济平稳持续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并使内需、投资和出口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作用。

(二)统筹协调发展

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三)注重社会公平,共享发展成果

在“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几十年后的今天,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各阶层和谐共处、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发展潜力、保持发展连续性的必然要求。

三、可持续发展要求以人为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的背景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其思想基础的核心要义是:人类是自然界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体的发展形态,作为自然界这一无限发展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人的世界是一个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有限发展系统。人类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基础上,人类由此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坏这些基本条件。只有在有限的发展条件下,人类运用科学的技术与手段去开发自然、保护自然,并通过竞争和协调机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共存,从而谋求自身的持续发展。

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同时人的发展又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可持续发展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其实质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这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统一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终归结于人的全面发展,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落实好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

篇(3)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2)04—0001—09

随着对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反思的深入,国内外政策和研究再次聚焦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便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这一背景下,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力评价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考核标准和政策绩效评价的核心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研究的基础环节。企业是实体经济的生产主体,是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基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能力评价的关键。

以GDP为基准的区域经济发展评价存在缺陷,尽管当前以地方GDP增长为主体的考核与激励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一大核心要素,但同时也带来了日趋严重的问题,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依赖、重增长轻质量、土地财政扩张和投资冲动等。

本文基于微观主体——企业来评价区域自生能力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分析诊断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总体态势、相对优劣和内部结构,可以有效地防止经济增长中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非生产,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促进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的政策提供依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期(或当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后期(或几年后)的人均GDP水平存在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证明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培育企业自生能力对于国家或区域经济优质、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相关研究述评

自生能力(Viability)一词广泛应用于医学、植物学、生态学和遗传学,指生存、发育和繁殖(再造)的活力与能力。林毅夫(2002)界定并推广了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经济利润而非会计利润)水平的能力。他认为,违背比较优势会导致转型期的中国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进而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其后的研究认为,企业自生能力概念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除比较优势外,技术优势、竞争优势都是企业自生能力的体现(廖国民等,2003),这种能力应该是动态的,可以而且需要适度突破(郭克莎,2004),否则,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也无法自动、自发地实现产业升级(胡汉昌等,2002)。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级及影响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的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某一部分的研究。国内外对国家或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或国家竞争力的评价上。

以企业为轴心的国家或区域竞争力研究,主要关注宏观层面企业营商环境的优劣和微观层面企业关键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质量(如劳动力)、创新的能力和创业等。其中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主要侧重于宏观营商环境的评价,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国际竞争力报告》的指标则是宏微观相结合,企业层面的微观指标主要有企业技术吸纳能力、实用专利和公司研发费用、企业集群等(Xavier,20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新经济报告》和英国政府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指数》则更加偏重企业层面的考察,前者主要包括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创新与技术扩散、人力资本、创业和宏观因素等五类指标,后者主要包括投资、创新、技术、企业和竞争性市场等五类指标。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也与之类似,只是应用对象和处理方法略有差异,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巴克莱银行和威尔士发展局(Barclays Bank PLC et al)的《与世界竞争》、英国贸工部(UK DTI)的《区域竞争力指数》等。国内研究方面,倪鹏飞等(2010)主编的全球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GUCI)主要依据绿色GDP规模、经济增长、专利申请数、创新能力、投入产出、跨国公司指数等指标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进行评价,并总结出影响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全球联系。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构成部分的具体研究方面,代表性理论有企业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创业型经济理论、企业集群能力理论、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大企业理论、企业干中学的学习效应理论。这些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证研究分别表明,企业创新、创业、企业集群、企业国际化、企业规模、企业经验等都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能力的微观构成基础。

国内大量针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也证实了以上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中小企业竞争力(销售收入、利润及其增长率)总体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陈佳桂等,2003);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李宏彬等,2009);企业集群为国内企业带来了分工、信息、信任、信用、创新、知识溢出、资源、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大企业兼具应对政府和市场的“双能力”(唐晓华等,2011)。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均把企业置于区域发展能力的核心地位,这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内涵、评价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存在以微观企业自生能力为基础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种能力是可以量化评价的,而且它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

同时,既有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1)在概念及内涵上,对企业自生能力的界定虽然合理但仍有待完善,而普遍采用的企业竞争力概念存在宏观和微观双重视角,概念繁杂(Aiginger,1998)、构成要素庞杂,甚至存在着产出指标与竞争优势构成指标的混淆问题(Ronald,2002),因此,本文采用完善后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这一概念;(2)在基于企业的区域发展能力评价方面,目前主要是国家或区域竞争力评价,这些评价除了将解释企业自生能力的宏观环境因素与企业自生能力本身混为一谈外,变量间还存在相关甚至重叠的问题;(3)现有研究或是建立庞杂的指标进行评价,或是从理论上进行解释,或是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某一部分进行评价及解释,尚未建立一个区域自生能力评价、经济发展解释和政策应用相关联的整体框架。

二、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指标设置

本文将企业自生能力定义为在一定的经济(包括禀赋的比较优势,如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社会、文化等环境的约束下,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的创新、网络集群、规模优势、经验积累、国际化等建立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简言之,就是在竞争性经济中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是在竞争性经济中区域内企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及活力,这种能力和活力主要体现为区域内企业的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本文正是着眼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微观层面,依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实质构成,对区域内企业整体自生能力指数进行评价。本文共设置了五大类24项具体指标以评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详见表1。五类指标设置依据及其具体指标设置情况如下:

1.区域企业创新力

Schumpeter(1961)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在于“创造性破坏”,而企业是其实现主体,“创造性破坏”的垄断利润是企业家执行“新组合”的动力。企业创新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经典文献中都有体现,而且是其关注的核心。在中国,区域创新的主体已由原来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导转变为以企业为主导,同时区域间企业创新力的差异日益扩大,因此地区间创新力的差距也日益扩大(李习保,2007)。在区域企业创新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既有研究普遍将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分为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朱海就,2004),企业创新投入主要包括经费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经费投入又分为研发经费和消化吸收经费,企业创新产出主要包括专利的申请与授权、技术交易和新产品,因此,本文选择表1中的八项具体指标来评价区域企业的创新力。

2.区域企业创业力

德鲁克(2002)认为,创业型经济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所在,“100年后(自1873年),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只有在创业型经济成功、生产力提高的前提下,它(现代福利国家)才能真正存在下去”。事实上,不仅美国如此,在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创业型经济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创业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路径,包括知识溢出(Acs,et al,2005)、产业结构变迁、促进竞争(方世建等,2009)、增加就业(Reynolds,1987)。在区域企业创业力评价指标的选择上,本文参考全球创业观察项目(GEM)的研究,选取的区域创业力具体衡量指标主要有全员创业活动指数(TEA)、创业率指标(CPEA)和私营企业数,其中前两者是相对指标,后者是绝对指标。TEA是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CPEA指标是近三年新增私营企业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私营企业数则是一个区域创业企业存量的体现。

3.区域企业集群力

企业集群力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是由于集群至少可以在三方面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即提升区域内企业生产率、掌握创新的方向和步骤、促进新业务的形成并壮大集群自身实力。因为越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越需要依靠本土地理、文化和制度相近的优势来形成更特殊的渠道、更密切的关系、更完备的信息、更有力的激励等,进而取得生产率和创新上的优势(Michael,1998)。实证研究表明,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确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影响,但在不同区域会存在差异,美国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的弹性系数为6%,西班牙为3%~5%,中国为8%左右(刘军等,2010)。针对区域企业集群力的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本文借鉴哈盖特(Haggett)提出的区位熵概念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相对指标,即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除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全国占比,用相对指标计算中所涉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从业人员、企业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全国占比等作为衡量区域企业集群力的绝对指标。

4.区域企业成熟度

大企业理论(钱德勒,1987)、规模优势理论、经验积累理论等的核心结论是,企业的成熟度(包括规模、治理和经验)是国家或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各地区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理论一致的结论:基于1985—1997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对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周黎安等,2005);实证分析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规模与债务融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周勤等,2006)。在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IPO具有信号效应,可以提升企业后续信贷融资水平(朱凯等,2010),因此,本文采用区域内企业A股IPO融资额衡量区域企业财务成熟度;由于信息披露更加完善,且建立了“用脚投票”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等,所以上市公司整体上拥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文选用区域上市公司数量来衡量区域公司治理成熟度;从规模上来看,区域内中国500强企业个数和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个数能体现出一个区域企业的整体规模优势,因此可以作为衡量区域企业规模成熟度的指标。

5.区域企业国际化能力

企业国际化能力理论(Sapienza,2006)认为,企业可以利用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产品生命周期优势、特殊市场优势、网络资源优势等形成自生能力,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即使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引进再生式的创新形成企业自生能力(Arrow,1962)。因此,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企业国际化能力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通过国际化利用外资,引进、模仿与吸收国际优势技术的内向国际化能力;另一方面是利用自身优势和海外市场优势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外向国际化能力。这两种能力被形象地称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本文借鉴Melitz(2003)用FDI衡量前者,借鉴Mathews(2006)等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后者,同时考虑到中国金融企业仅集中在极个别地区,且金融业是国家控制行业等的特殊性,最终选用非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额衡量后者。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评价指标中并不直接包含影响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指标,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否认比较优势对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之所以未单独设置该指标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作为比较优势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价值角色在逐渐消退,如“弹丸之地”且置身戈壁的以色列却成为高效经济的农业生产国,本是圣克拉拉荒谷的硅谷却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原是一个小渔村的香港也已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其二,2005年以后,各地区基础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比较优势情形大致相同,因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促成了各地区间有效的劳动力流动(孙文凯等,2011),金融资源在全国均是由国家统一调节和国有产权控制(史建平等,2004),土地虽由地方政府控制,但是由于县及地区层面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地方政府也都积极增加土地供给(张五常,2008;曹正汉等,2011),甚至出现了供给过剩的情况(刘江涛等,2009);其三,比较优势理论给出的是判断某类企业有无自生能力的标准,而现实证明各地区的企业整体上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此外,企业是“经济人”,企业创新、创业、集群、经验和国际化等“经济行为”也隐含着对比较优势的考量。

在理论、实证和中国现实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中国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评价框架,即各区域企业的自生能力是对其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的综合评价。

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基于AHP的分析

根据表l所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体系,结合AHP评价模型程序,依次进行数据搜集、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指标权重确定,最终作出综合评价。

1.数据搜集和标准化处理

根据指标设计需要,24个指标涉及各地区2005—2010年30多项具体数据,这些数据分别来自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经网数据库、《中国高科技产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各地区统计年鉴,还有个别数据来自于专业网站或期刊,如2010年各地区A股IPO金额和上市公司数来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的统计数据,各地区2005——2010年的中国500强公司数来自于李建明等(2011)的论文《10年来中国企业500强发展趋势》。

在收集和整理出24项数据之后,由于不同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我们首先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的方法是:

令Cij=Cij/max{当年各地区的Cij}。如2006年北京地区的专利申请数为C16=22572件,而当年申请专利数最多的地区为广东,其专利申请数max C16=72220件,因而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北京地区的该项指标数值为C16=22572/72220≈0.312545。

2.构造判断矩阵,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

首先,用AHP模型构建判断矩阵,即根据AHP模型制定的评判标度(分值),一般采用1—9及其倒数的评判标度来描述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然后,根据相对比较评判标准,构造判断矩阵,分层、逐步确定指标权重。权重确定的原则是:在尊重经济理论和中国转型期经济事实的基础上,采用专家打分法,选取平均分值,根据平均分值组成的判断矩阵,得出AHP模型下该指标的权重,并用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C.I.)、随机性指标(Ran.dom Index,R.I.)和随机一致性指标(C.R.=C.I./R.I.)检查权重是否合理。如表3所示,我们对于准则层指标构造出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类似地,我们最终确定了表1中各项具体指标的权重。

3.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的AHP评价

指标权重确立之后,即可用AHP方法计算出各地区2005—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借鉴WEF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可从存量值和发展值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二者分别反映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当前水平和动态发展能力。

为了平滑单一年份的数据异常带来的评价误差,我们使用2006—2010年5年的平均值来衡量各地区基于企业的区域自生能力存量值。同样,我们还可计算出各地区基于企业的自生能力动态发展值,其计算过程与上述存量值计算过程相同,只是每一个指标的原始数据取当年该地区在该项指标上的环比增速。最后,将存量值与发展值加权平均,得到5年年均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综合指数。表4按照排名先后分别列举了各地区2006—2010年企业自生能力存量值、发展值和综合值的评分。

四、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分析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的结构来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高位调整区域,即一些地区虽自生能力存量值位居前列,但发展值却不甚理想,这可能意味着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如北京、上海、天津;第二种类型为积极赶超区域,即部分地区自生能力的存量值和发展值都比较可观,如广东、江苏和重庆;第三种类型为快速追赶区域,即大部分中西部城市尽管自生能力存量值较低,但增量值较好,这种自生能力的发展如果得以保持,则追赶有望,如安徽、湖南、陕西、内蒙古、江西、湖北等;第四种类型称之为双重拖累区域,主要有个别西部省区,自生能力存量值和增长值均明显落后,亟待突破和关注,如青海、贵州等。

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评价结果整体来看,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可能的趋势: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发展值都为正值,而且快速追赶的区域占多数。这说明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势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就有望实现收敛。但是,第四种类型的地区短期内显然还难以挤入收敛的行列,所以这种收敛是不完全的。

就地区之间比较而言,对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总体及构成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确认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进而可以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更为科学地确定政策着力点。以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的企业创新力为例,截至2010年底,试点地区有安徽、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川、辽宁、上海,其部分指标排名见表5。其中,就安徽而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区域企业的创新力落后于企业整体的自生能力,尽管从发展的眼光看这种状况正有所改善,而且,安徽在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上较其他试点城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只是在技术消化吸收经费投入强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针对安徽企业创新力的培育需要同时加大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否则企业的创新力瓶颈将会制约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

另外,根据上文推测,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因素,在完成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评价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下四个模型进行验证。其中:GDP2011。表示各地区在2011年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之比,即各地区2011年人均GDP的相对数;GDPAY3表示各地区2009—2011年人均GDP相对数的均值;SVIAY3表示各地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3年均值;DVIAY3表示2006—2008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的3年均值;SVIAY表示2006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的存量;DVI表示2007年各地区企业自生能力发展值;SVIAY表示2006—2010年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存量的5年均值。

四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整体上证明了最初的推测,即一个地区某一时期(或某一年)的企业自生能力对该地区下一时期(或未来)的人均GDP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将模型1、模型2、模型3作为一组,模型4作为另外一组,可以发现,无论是未来某一年的区域人均GDP还是未来某一阶段的区域人均GDP都可以由各地区历史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来显著地解释,而且当被解释变量是一个阶段时,其解释的显著性就更强,两类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也在加大。通过模型间的对比还能发现,自生能力存量值和自生能力发展值及其单期指标与阶段指标在解释力和影响力上的差异。

四个模型中的自生能力发展值的系数均为负数,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29个区域中自生能力存量值与发展值位势相反的地区占多数,即本文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区域,而近期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存量值,所以发展值的位势与区域发展程度的位势是相反的。

五、结论

基于理论、实证和中国的现实,本文所做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试图为区域经济发展或经济质量的评价提供一个新的、可行的标准,或至少可以作为当前GDP评价和竞争力评价的有益补充。尽管以GDP(增长)作为区域经济发展衡量基准与区域间“以GDP为基础的锦标赛竞争”的激励制度(周黎安,2007)相结合的机制,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由于GDP指标存在统计遗漏、未考虑增长的成本、未考虑产品升级和新产品研发、不包含收入分配等因素,而且GDP可以通过重复建设、投资拉动等人为“制造”,所以这种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如造成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要素价格被扭曲、重复建设、地方分割和恶性竞争等。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之所以是区域经济发展评价的一个可行标准,不仅因为它难以被人为地“制造”,也不仅因为它是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还因为它是当前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价。相对于区域竞争力评价,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并未将影响发展的环境评价和发展本身的评价混为一体。

根据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评价,可以将中国的区域经济划分为四种类型——高位调整型、积极赶超型、快速追赶型和双重拖累型,而且,这四种类型的区域呈现出一种不完全收敛的态势。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对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且当考察的是一段时期而非特定年度时,这种解释力和影响力会更强。这一结果的经济战略含义是: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倚重于区域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一个地区要谋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应把优质实体经济项目源培育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核心内容,尤其是要在分析比较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情况,着力培育区域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创业能力,打造优势集群,提升企业成熟度与国际化能力。

参考文献:

曹正汉,史晋川,宋华盛.2011.为增长而控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J].学术研究(8):76—84.

陈佳贵,吴俊.2004.中国地区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对2003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8):5—11.

德鲁克.2002.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蔡文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16.

方世建.桂玲.2009.创业/创业政策和经济增长:影响途径和政策启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121—125.

郭克莎.2004.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1):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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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差异因素

发展经济学认为,不发达经济状态的形成与资本短缺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在自然条件、原材料和资本三要素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政策性因素体现出来,国家不同时期政策的差异直接导致不同地区投融资规模的差异,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起刺激或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0,把东部作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区域,对非重点投资区域的投资力度也有很大差异。2002年,河南中央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为12.3%,而湖北为26.4%,湖南为18.6%,山西为21.6%。¹在金融信贷方面,2002年,河南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5113元,而山西为7361元,湖北为5730元,全国平均水平为8800元。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是新兴的重要融资渠道,但河南的新兴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利用股市和债市融资的能力低,对新兴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与周边其他省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到2002年底,河南在深沪两市的上市公司有27家,而同期湖北有53家,湖南有34家,安徽有29家。政策差异导致的投资融资差异,已成为制约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制度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制度的变革与优化还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经济系统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利用制度变革与优化来降低复杂系统中行为不确定性更显得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较快,不但为企业发展创造了由法律、制度、政策等组成的综合制度条件,而且还在制度变革的最终体现$$市场化进程方面赢得了先发优势。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测算,1997年河南市场化综合指数一度跃居全国第8位。但随着其他地区市场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受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相对加强、投资向国有企业倾斜力度加大、金融部门市场化进展趋缓和向非国有企业贷款比重下降等制度性因素影响,河南市场化位次逐年下降,1999年在全国居第11位,2000年后移至第16位。而周边地区的安徽则从1999年的第16位移至2000年的第9位。非公有制经济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长与发展壮大对市场化进程起巨大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河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较快。1979)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年均增长22.5%,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12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15.2%上升到2002年的近40%,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由不足5%上升到近30%。但在发展非公制经济方面依然存在思想解放不彻底、政策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环境不宽松的问题。非公有制经济人均水平与全国和周边省份相比都有明显差距。2002年,河南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123户,比全国水平少68户,比安徽少113户,比湖北少91户;每万人拥有私营企业5.76家,比全国平均水平少10.13家,比安徽、湖北均少3家;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为2.9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个百分点,也低于安徽和湖北的水平。科学有效的分配制度能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提高市场主体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经形成,资本、知识参与分配的领域越来越宽,作用也越来越大。河南的收入分配制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宏观收入分配领域和吸引人才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居民个人收入增幅低于经济增幅的问题依然持续存在。1997)2002年,河南GDP年均递增9.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递增分别为7.5%和5.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245.4元,居全国第23位、中部六省第4位,而人均GDP居全国第18位、中部六省第3位。这种反差长期持续存在,将可能重新引发人浮于事、创新和创业动力不足、人才外流、企业活力下降等问题,最终导致对资本重视程度不够,/三外0资金引入受到限制,投资增长乏力,制约经济增长后劲。

三、科技与人力资源因素

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和知识化的今天,技术进步与创新对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和产业竞争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明显,对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成功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技术进步贡献份额都大大上升。二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之前这段时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平均为49%,而准工业化国家仅为31%。现阶段河南正处于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加速推进时期,尤其要求重视和加强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但科技进步在河南经济增长中尚未占据主导作用。2002年中部六省科技与人力资源评价中,河南仅排在第5位。究其原因,一是科技投入强度偏低。河南大中型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2418亿元,仅相当于湖北的7113%。河南R&D经费占大中型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17%,比全国518%的平均水平低211个百分点。二是科技力量较弱。河南每万人科学家、工程师为255人,湖北为388人,湖南为280人;科技部公布的科技财力投入综合评价河南居全国第16位,湖南、湖北则分别居全国第11、12位。三是新产品开发投入不足。河南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开发经费中开发新产品用款所占比重为3913%,全国为4312%;新产品平均项目经费为5817万元,全国为7316万元。四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2002年河南技术市场成交额在各省市中居第22位,而湖南、湖北则分别居第11位和第10位。

四、经济开放度因素

经济开放度不仅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特点、经济发展阶段、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关系格局的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以发展出口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促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内向型经济所不可比拟的优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利用其处于国际、国内两大市场过渡地带特别是濒临港澳台这一优越地理位置,通过不断引进资金和技术,逐步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为经济快速成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但由于受外贸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较低、引进外资项目层次不高、地区分布不均衡等因素影响,河南经济开放程度依然很低,2002年经济开放度指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0%多一点,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居第22位,在中部六省中居最后一位。其中,外贸依存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0%,投资依存度相当于全国的23.5%,生产开放度相当于全国的37.3%,出口结构仅相当于全国的96.2%,/三资0企业效益水平仅相当于全国的37.6%,大多处于中部六省下游水平。这些因素已成为影响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位次的制约因素。

五、金融效率因素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媒介,金融要素是否活跃、结构是否合理与竞争力密切相关。虽然河南一直重视金融发展,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还有待加强。2002年,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分别比年初增加921.43亿元和667.85亿元,三成以上的新增存款沉淀在金融机构内部(扣除存款准备金)而不能实现投资功能,而湖南的这一比例仅为17.4%,湖北为8.3%。河南产业与金融效率在中部六省中落后于湖北、湖南居第3位,是导致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中游地位的首要因素。金融效率不高的直接表现是投资融资机制不活,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低下,潜在投资能力尤其是民间投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2002年,河南人均储蓄居中部六省第3位,而人均投资居中部六省第4位。投资与储蓄比河南为45.0%,而湖北为67.8%,湖南为55.4%。金融效率不高的另一个表现是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缺乏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完善、多层次服务的金融体系。近年来,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采取的措施对河南这样的经济欠发达省份很不利。如银行重点管理、资金负债管理、贷款多层审批制和个人终身责任制等,使银行信贷资金发放出现怕贷、慎贷、少贷的情况,银行情愿选择向上级行转存或购买国债、证券等风险小的资金使用出路。这种状况使银行存贷差迅速扩大,2002年底,河南存贷差高达898.01亿元,比上年扩大了254亿元。

六、工业产业集中度因素

篇(5)

知识扩散

知识扩散,是指知识通过市场及非市场渠道的传播,使知识从发源地向外进行空间传播、转移,或被其他地域通过合法手段从知识生产者传递到使用者的过程。知识扩散是知识的时空传播,是该项知识在其他经济领域和更大的地域空间范围的应用推广。同时知识扩散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能降低成本,随着经验的增加,完成某项工作的时间会大大缩短。知识扩散促进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对知识的利用。传统的资源要素如能源、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具有稀缺性,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资源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源要素。收益递增规律成为网络化经济时代的首要经济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得的边际收益越多。这种效应在传媒、电脑业和软件业等新兴的高科技产业中普遍存在。知识的扩散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包含产业内的扩散和地域上的扩散两个不同角度。产业内的扩散主要是针对知识生产的扩散而言,是指知识在同属某一产业的企业之间的扩散。地域上的扩散则分为区内和区外两个方面:区内扩散即知识对城市内部经济的作用过程;相应的,区外扩散则是指城市知识系统对周边地区(城市辐射地区)的影响。

知识扩散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资源环境中进行的。因受环境影响,所以要充分考虑约束条件后才能确定最适合的扩散地区。

社会环境。各地区发展的历史、自然、经济、知识等条件以及劳动力资源、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等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决定了某种知识是否有利于在本地区发展和当地采用这项知识的快慢程度。

资源环境。考虑资源环境时不仅要考虑到本地区自然资源,还应在尽可能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考虑全社会资源调配的可能性。资源环境对知识扩散的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人员素质、能源、资金、交通、通信。

知识扩散溢出效应。知识的扩散、转移必然伴随着知识价值的溢出,知识的扩散、转移的本质是知识价值的外溢。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后发国家之所以有“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接受先进国家“外溢”的知识价值,利用先进国家“知识的外溢效应”来加快自身的发展。19世纪,人口统计学家提出了逻辑曲线,其模型为:

其中,N(t)——t时刻人口数,N0——t=0时人口数,R——净相对增长率,K——增长的一个稳定的平衡值。

逻辑曲线发展遵循一条S形曲线,如图1所示。逻辑曲线同样适用于知识扩散的过程。曲线的最初阶段增长缓慢,符合指数规律,曲线比较平滑,随后增长越来越快,曲线比较陡峭,其后发展速度又趋于缓慢,曲线又呈平稳状态。

知识及产业转移

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通过创新和引进两个途径获得新知识和新产业。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或边缘地区来说,知识引进更有现实意义。因为新知识引进可以避免漫长的探索、发现、研究过程。欠发达地区和边缘地区应充分利用“反回头效应”,发展新兴产业,加速产业结构的转换,扩大出口,尽快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产业的国际转移或者说国际产业转移,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即某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现象。这种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从相对发达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逐层推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度、广度、构成、模式等日益受到知识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源的影响,而知识通过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也是知识经济具有的巨大溢出效应在这一领域的体现。

知识扩散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

在世界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进程中,知识的国际间扩散越来越迅速,规模越来越大。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面临推迟出现知识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最大限度实现知识产品的市场范围、延长寿命周期的问题,向知识低梯度国家扩散知识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式。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到决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已经从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向知识含量转化以后,在知识水平差距拉大的现实条件下,也自愿开放市场、换取知识,争取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追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和现象,知识经济时代国际间知识的大规模迅速扩散为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提供的巨大历史性机遇。通过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知识扩散规律,进行科学规划,大幅度提升区域产业知识水平,培养知识生产能力,大力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扩散使知识作为生产投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知识投入可以替代物质投入或使物质投入更加有效,从而达到节省物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的目的。知识投入使传统产业越来越知识化,并进一步高级化和软化。

大力发展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造成我国与先进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应大力开发支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要使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保持一定的流动性,使最优秀的人才有机会进行科技创新,并不断地将知识成果输送给社会。

提高对知识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根据知识扩散模型,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赶超的初级阶段,技术贸易以技术引进、转移和模仿为主。许多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思路主要还在技术引进上,在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中只注意资产比例的控制力,对知识的控制力重视不够。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在知识扩散过程中应对有潜力的企业实行战略性保护。罗默在知识溢出模型中提出,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者在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这种战略性保护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颇为重要。

知识扩散及其外在性在当今的经济增长中作用已勿庸置疑。我国的经济增长除了要不断地增加有效劳动和资本以外,还需积极地提高自身的知识积累。

总之,无论是一国内部创造的知识、还是来自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从经济学最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原理出发,强调知识在社会中的有效扩散、并合理地利用知识的外在性,这样可节约大量的经济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知识功效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其科学地对待和审慎地引进国外先进知识乃不失为一个明智的举措;但仅仅将视野停留在观望或单纯的引进上,而不积极地开发、利用现有的知识,合理地推广技术经验、最大化地发挥知识扩散及其外在性的作用,不但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大量流失,同时也会导致知识引进的不完全局面。用知识扩散概念来看,没有充分扩散的知识被引进,事实上这种做法就没有彻底完成知识引进的所有过程,因而这种知识引进是不成功的。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而言,无论对于知识扩散源、还是对于知识吸收体,产业或厂商相互间的知识扩散的意义更是重大。因此,只要在知识产权许可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地利用了各种知识扩散及其外在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赵黎明,冷晓月.城市创新系统[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2.董景荣.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扩散的模型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0(2)

3.王开明,万君康.知识的转移与扩散[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10)

篇(6)

于社会经济和国家发展来讲,会计指数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探析经济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佐证数据。于会计体系本身的发展来讲,强化会计指数研究是强化会计系统,完善会计体系框架,优化国际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手段。本文之所以提出会计指数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会计指数研究的需要以及会计体系对会计会指数研究的需要。

一、 会计指数概述

会计指数的产生基于现代经济发展和会计需求与传统会计不符的基础之上,主要针对一些传统会计无法解决的、难以量化的会计因素。如今,经济全球化变化越来越明显,各国家、各类型、各地区的经济交融在一起,企业财务不仅受到了不同资金类型的影响,还会受到各种非经济与非资金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都是传统会计无法概念化、具体化的因素,因此,就需要一个新的系统对这些因素来进行概括和具体化,这就是会计指数。会计指数用以量化和分析非则务性绩效与市场估值之间存在的关系,对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具有“完善财务管理信息链条”的作用,解决了传统会计在搜集和分析财务信息与财务影响因素不足的问题。简言之,它的作用就是为需要的对象提供更加全面的财务分析、经济指数、经济状况分析以及社会经济对于对象的影响。

会计指数产生于社会需求之上,是一项具有实际效应和实际需求的科学研究。未来经济发展于企业生存将会更加依赖于会计指数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成果,而会计指数本身也将不断的深化和完善。

二、 增强会计指数研究的重大意义

会计指数的诞生和研究完全迎合了社会的实际需求,也可以说,它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从实际的使用和研究效果上来看,增强会计指数研究具有以下四点重要的意义:

(一) 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如今,我国的经济几乎已经达到了全面开放的程度,除了一些战略性物资和科技没有形成完全的对外开放以外,在其它方面的开放的程度都比较高。这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来自于全世界各类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作为企业,需要一个全面分析财务影响因素的方法,而对于国家来讲,更是需要一种可靠的手段解析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会计指数的产生和研究正好能够满足二者对于经济分析的要求,它拥有一套科学化的理论系统和时效性的研究分析手段,经济分析流程十分严谨,且符合实际状况,能够提供最为真实、全面、有效的经济资料。这种系统性、客观性的分析手段正是企业和国家所需要的,从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未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更加离不开会计指数。

(二) 加强经济管理

这里的经济管理主要是指我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政府管理国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管理经济,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来讲,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将永久性的持续下去,作为管理者,必须要不断的进行职能优化,强化自身的管理实力,且能够拥有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系统,准确判断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分析市场经济发展实况,采取正确的调控手段,扶持经济发展,保障市场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会计指数能够满足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诸多需求,它区别于传统的会计,对于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分析更加的全面、准确,且尖锐,毫不夸张的讲,它对于经济的分析能力具有“一语道破”的效果,分析市场经济动向和各国经济形式能够做到稳、准、狠,是政府加强经济管理的一把“利剑”,除了维持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稳定性之外,还能稳保经济的增长,预防经济风险。

(三) 增强会计的社会影响力

如今,会计指数已经成为各企业、单位用以分析内部财务和外部经济状况的重要手段。它能够分析到更深层次的经济状况,它的分析结果也更具前瞻性和准确性。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指数于企业、各单位的影响也直接转化和表现为了对于社会的影响。简单叙述,就是说,会计指数的强化研究和不断完善增强了会计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的凸显了会计对于整个社会系统的价值和作用。

(四) 多方位促进经济发展

基于传统会计体系发展起来的会计指数,拥有了强大的理论系统作为支撑,它以现代经济发展作为研究背景,更加贴合实际需求。除此之外,它具备独有的分析方法和转换手段,分析思路清晰,对于经济发展与转变更具参考作用。如会计指数中的企业投资价值,它重于分析企业开展项目投资的价值评估,综合分析了项目投资的利与弊、风险和效益的评价和对比等,这样分析数据能够为企业的项目投资提供可靠的信息。同理,对于国家机关、事企业单位等部门来讲,会计指数分析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会计指数能够解析历史、分析当下、探析未来,它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它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全方位的。研究会计指数不断的为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提供信息。量化的数据、具体的经济指数等都是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到的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清晰、直观的窥探到经济动向。会计指数于社会企业、国家以及自身的影响已经不知不觉的转化为各类型经济影响力量,正在从多个方向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 推进会计指数研究

推进会计指数是社会各企业、单位的需要,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会计指数研究,继续扩大会计指数的社会影响力和对经济的指导作用。推进会计指数研究有如下几点措施:

(一) 会计指数研究需要开设专门课题

课题开设是任何一门科学进行研究的必要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细化研究对象,将研究内容具体化,有利于形成系统化的研究理论。开设研究课题能够加快解决会计指数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让被研究对象更加的透彻、深入。加强会计指数研究必须要开设专门的课题,针对解决会计指数实际运用中的问题,发展和创新新的内容,开拓研究方向,它能够保障会计指数的可持续化发展,稳固其实效性,继续深化和扩大会计指数的价值。开设专门的课题则主要根据会计指数在实际运用当中的难题、现代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原有理论系统的缺点和漏洞来进行,不断的弥补会计指数的不足之处。

(二) 会计指数研究设置研究机构

专门的研究机构具有专业性、对口性,更具研究实力。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事会计指数专业研究,拥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充足的科研人才,能够持续性的对会计指数进行研究,不会因其它所示终止研究。充足的资金、高水平的人才、完善的设施设备能够保障会计指数研究的硬件实力和软件实力。因此,需要设计专门的研究机构来从事这一项研究,不断的更新会计指数理论系统和实用方法,长期为国家、企业单位等提供科学先进的理论系统和分析方法。

(三) 会计指数研究发表学术研讨成果

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集众人之智慧才能够为会计指数研究蓄积能量,加速会计指数的更新。加强学术研讨和交流,定期或不定期的举行学术研讨会,发表优秀的研究成果,集众人之所长,推动科学发展,集中研讨交流学术成果、共享研究果实,形成百家争鸣之势,才能不断的推动会计指数研究与发展。

四、 具体影响力的有效分析

会计指数投入使用多年,从众多的运用效果来看,会计指数的价值是明显的、积极的、重大的。它对于社会经济一直发挥着“正”的影响力,一直在贡献者自己的价值和力量,创新和研究会计指数以来,国家经济出现了一些变化。总体而言,会计指数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

(一)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

传统会计系统下,我国经济发展所以来的会计数据比较单一,大都是经济一类的数据,缺少对于非经济因素的分析,例如政治、文化等,并且也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得不到科学资料的支持。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创新了会计指数,能够全面分析经济影响因素,政府的计划经济也转变为了宏观调控、维持经济市场秩序,现如今我国紧急发展速度迅猛,而且增长速度快,经济形势多样化,世界各国经济都与我国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这里面也有会计指数的功劳。它为市场经济发展、国家的宏观调控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数据资料,如:国家从税收中了解社会企业的经营状况,从而探析整个国民经济,这都需要依赖于会计指数。会计指数研究的影响力之一就是加快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

(二)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为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前提保障

经济管理是国家对于领土内各经济载体、经济系统以及经济体系的管理。我国政府于经济的管理既要实施宏观调控,又要放手让经济遵循科学规律发展,在某个时刻,二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经济指数为国家宏观调控决策的制定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国家经济管理的准确度,有效的缓和了宏观调控和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因而,会计指数的另一影响力就是为经济管理提供了全体保障。

(三)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有效提升会计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在对外开放之前,人们对于会计从业人员以及会计体系的理解仅仅是计算账目、核对盈利等,如今的会计却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会计从业人才囊括了财务管理、经济分析师、金融人才等各个岗位,会计成为了经济分析与管理人才的代名词,这都得益于会计指数的创新和发展。当前,无论是会计从业人才,还是会计体系,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利用会计指数获取经济利益,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如此微小的影响聚集在一起,则成为了会计对于社会的影响。

(四) 加强会计指数研究能够有效提高我国会计的国际影响力

会计指数研究为我国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影响也日渐强大,众多的国际团体、学者开始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展开研究。当然,其中也不乏投入到我国会计指数研究当中的目光,更多的国家和团体通过研究我国会计指数的发展更新了自身的会计体系,吸收了我国会计指数发展的优势和成果。自此,我国会计在国际当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结束语:

会计与会计指数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会计指数的研究和发展完善了会计体系,提升了经济管理水平,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未来,还应该继续加大会计指数研究投入,不断的更新学术内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不断的优化会计指数系统,通过引进人才、培育人才、加强教育、增加科研投入等办法,提升我国会计指数研究水平。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

参考文献:

[1] 王化成,陆凌,张昕,张伟华.加强会计指数研究 全面提升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J].会计研究,2012(11):164-167.

[2] 王芬.加强会计指数研究全面提升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06):349-350.

篇(7)

一、着眼全局.充分认识会计指数的重大意义会计信息对于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具有重要作用。经过提炼的企业会计信息可以帮助政府及时深人地了解微观经济基础,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做好宏观经济决策。充分发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提升会计的决策支持作用,是企业与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会计工作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杨纪琬和阎达五教授就提出,会计制度既要为本单位服务,又要为国家综合部门服务,两者不可偏废。他们特别指出,我国会计制度的设计要特别考虑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杨纪琬和阎达五,1980、1982、1984;杨纪琬,1984;阎达五,1984)。此后,阎达五教授等许多会计学前辈也试图从社会会计、宏观会计等角度探索会计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的路径(阎达五,1988)。

 

囿于当时会计制度和会计信息质量的限制,这些学术思想未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我国企业的会计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会计准则的不断修订完善为企业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奠定了基础。上市公司的季报、半年报及年报为学术界和投资者提供了大量可利用的财务信息,财政部门也积累了包括国有企业快报在内的大量会计信息。这些会计工作对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会计信息已在企业微观决策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但其在宏观领域的决策支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尚有广阔的提升空间。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财政部王军副部长提出①,应该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一个或者一套综合反映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景气程度的会计指数,以提升会计工作在宏观经济决策中的地位与影响。可以说,会计指数研究是时代的要求,发展的必然,是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具体而言,会计指数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会计指数的研究,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资源连同其他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弥足珍贵的经济资源。没有一流的数据,就没有一流的决策。无论是政府加强宏观调控,还是企业加强微观管理,都离不开高质量的信息资源的支持。与其他信息源相比,会计信息有其特有的一套比较科学、严谨的方法,集中表现在从填制凭证到登记账簿再到编制会计报表这套“会计循环”上,这套科学的方法保证了会计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真实性和客观性。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的会计指数,可以充分挖掘利用会计信息资源,提升会计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会计指数的研究,是加强经济管理的需要。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政府不断调整职能,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又需要政府及时掌握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适时推出适当的经济政策,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主体,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宏观经济部门判断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参照。而具有反映和监督职能的会计工作,以其科学严谨的信息处理方法,系统、真实、客观地反映了企业的运行状况和财务成果。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的会计指数,是企业财务信息重要和系统的反馈渠道,也是宏观决策的重要参考。通过对会计指数变化趋势及变化原因的深入分析,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可以更好地掌握和监测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科学地分析判断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合理地引导资源配置的行业地区分布,有效地推进产业政策实施。这对于提高国民经济预测、预警与监测水平,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会计指数的研究,是构建协调统一的中国会计体系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计行业始终坚持推进会计改革和发展,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为纽带,以构建充满活力的中国会计体系为目标,既融人国际,又独具特色。为了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财政部结合财政、会计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初步确定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会计行业的发展战略,把全力加强法制建设、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内部控制、XBRL、会计鉴证、人才评价和会计指数等八个方面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并努力打通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对接通道,形成既各有特色,又相互促进,衔接有序、整体互动、相得益彰的中国会计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和服务效能(王军,。会计指数是中国会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子系统。会计指数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发挥中国会计体系的信息保障作用、决策支持作用、风险预警作用和管理提升作用,为会计的协调发展探索一套新机制、闯出一条新路子、开辟一片新天地。

 

第四,会计指数的研究,是提升我国会计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需要。我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会计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理应走上国际舞台,扮演其应有的角色。近几年,我国推进的会计审计改革、领军人才培养、内控体系建设及可扩展商业语言(xBRL),得到了国际国内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中国会计行业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而在会计指数的研究方面,我们更是走在了国际同行的前面。我们应当持续推进这项工程的研究工作,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努力提供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五,会计指数的研究,是增强会计社会影响力的需要。目前,会计数据更多地被用于分析单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较少与行业综合评价乃至宏观经济分析相结合,而微观企业又是整个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因此,对微观企业会计数据加以提炼,使其能反映一类企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有助于拓宽会计数据的应用范畴,有助于提升会计的决策支持作用,提升会计工作的地位,增强会计的社会影响力。

 

二、集思广益。合理构建会计指数的研究框架立足于基本的会计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充分借鉴指数编制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利用公司会计信息与科学的统计方法,可以尝试构建基于企业会计信息的一套指数体系,这个指数体系包括综合反映企业经营对宏观经济综合贡献的价值创造会计指数,评价某一行业内企业整体运行情况的行业评价会计指数,以及分析单一企业股票投资价值的企业投资价值会计指数。指数的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在图l中,价值创造会计指数是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的反映企业经营对宏观经济综合贡献,进而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数。该指数体现了宏观经济运行中微观企业的价值贡献,通过考察该指数的变化,可以直观地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趋势。这一指数又可细分为价值创造额和价值创造效率两个指标,对价值创造额进行构成分析,可以反映股东、政府、员工及债权人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分配关系及其变化趋势,为国家制定分配及税收政策提供依据,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对价值创造额和价值创造效率分经济性质进行分析,能够对不同经济性质企业之间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创造效率进行对比,从而为国家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非国有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对价值创造额和价值创造效率进行细分行业分析,可以反映不同细分行业受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程度,揭示不同细分行业的经济运行特点,为国家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提供依据。对不同细分行业内部不同利益主体的分配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不同行业内的利益分配生态,有助于政府更具针对性地制定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对价值创造额、构成及效率进行分地区分析,可以反映全国各地区的大制造业上市公司在经济增长、收人分配及资源使用效率方面的发展动态,为国家及地方政府制定相关行业的区域发展战略、资源分配政策、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提供参考。

 

行业评价会计指数是利用企业会计信息编制的综合评价某一行业中企业在特定会计期间内整体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指数。该指数是对宏观层面价值创造会计指数在大行业和细分行业的深入分析,并形成一系列反映行业发展状况的基准数据,可以综合反映一定时期内某一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进而揭示某一行业当前的运行状况,据此推断和预测未来前景。该指数可以为国家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会计投资价值指数是利用企业会计信息及其市场表现构建的反映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的指数。该指数可以反映综合考虑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成长能力下的投资价值,目的在于引导投资者进行价值投资,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资产定价中的基础性作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作为一个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最突出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波动剧烈,二是市场结构不能体现优质优价。究其原因,有体制问题,有监管问题,还有社会文化、投资习惯、市场心理等多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是从提高投资者投资回报的角度,鼓励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都显得尤为重要。企业投资价值指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王化成等,2012)。

 

上述框架对会计信息的应用不只局限于对企业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分析,而是扩展到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中观行业运行质量以及微观企业长期投资价值等多层次多角度,信息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全面,层次更加清晰,指数之间功能互补,可以综合反映一家企业、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景气程度,从而能够发挥指导微观经济的“指南针”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的作用。

 

三、齐心协力。扎实推进会计指数的研究工作会计指数的研究工作是一项全新的系统工程,技术性强,影响范围广,实施难度大,国内外没有成熟经验可兹借鉴。开发出一套“立得住、叫得响”的会计指数,为反映经济运行趋势、进行经济预测和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服务,是中国会计界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广大会计从业人员责无旁贷。相关方面也应认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要认识到会计指数研究的历史性意义,切实处理好与各项工作的关系,确保会计指数研究工作取得突破。

 

第一,多管齐下,集思广益,营造会计指数研究的学术氛围。会计指数研究的扎实推进离不开学术界、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通力合作,共同参与。应该由财政部、会计学会牵头,采取多种举措推动会计指数的研究工作,营造全行业研究会计指数,全社会关注会计指数的良好氛围。这些举措包括:

 

专门课题起步,研究报告破题。会计指数研究是会计理论的拓展,会计体系的完善。对指数内涵、作用、理论基础等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指数的质量和效用。因此,会计指数研究首先应从相关课题研究起步,形成具有理论深度、实践可行的研究报告,把会计指数有关的内容说透,把指数编制的难点理清,然后再探讨指数编制和的方法。目前,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课题组主持的财政部重点科研课题“价值创造效率会计指数研究”已经顺利完成结项。该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等领域内众多专家和学者的鼎力支持,课题组对会计指数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充分论证,对编制思路做出了反复修改,对样本数据不断扩展,从多个角度对编制结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课题所形成的研究报告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论述透彻,为会计指数的破题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基础。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在财政部和会计学会科研课题中专设会计指数的相关研究课题,鼓励广大会计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争取形成一批质量较高、论证透彻、理论与实务有机结合的研究成果。(2)学术研讨促进,成果发表推动。鼓励争鸣、集思广益、兼容并蓄是保障会计指数质量,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问题的重要手段。中国会计学会可以围绕会计指数研究的主题组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鼓励广大会计学者和实务工作人员就会计指数研究出谋划策,提供方案。学会主办期刊可以就会计指数研究开设学术专栏,发表指数研究的优秀成果,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气氛。

 

设置专门研究机构,稳步推进指数研究。会计指数的研究和编制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设置专门的研究机构,持续推进指数的编制、分析和工作。研究机构的职能定位于定期编制并会计指数及指数研究报告,为政府部门、企业、投资者等各方面提供中国企业财务运行的数据及相关研究成果,同时围绕会计指数研究进行系列衍生研究,以不断扩大指数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多部门合作,精心设计,解决指数编制的数据源问题。指数编制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据源质量的高低。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目前对指数的测算以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公开披露的季度报告、中期和年度报告为数据基础。但是这一思路存在时效性欠缺、样本量少等缺陷,从而会影响会计指数效用的发挥。鉴于此情况,我们应该加强与国资委、证监会等部门的合作,拓宽指数编制的数据来源。

 

如可以使用国有企业与金融企业每月快报数据编制指数,提高指数的时效性,加强对宏观经济决策的影响力。同时,可以增加快报内容,要求企业直接上报人工成本、企业税费以及利息支出的相关信息,从而克服数据取得的限制,大大简化指数的编制工作,提高指数质量。

 

另一方面,财政部目前大力推广的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可以快速、准确、可靠地处理财务数据,大幅提高信息收集、分析的质量,提升会计指数编制的效率和准确性,对于会计指数的研究将具有重大推动和支持作用。XBRL采用的技术架构,具有良好的信息开放性与数据兼容性,能够在windows、等不同操作系统下直接使用,在不同软件、平台、技术间实现数据的可靠提取和顺畅交换,还可通过互联网远程自动获取会计信息,从而摆脱对其他数据库的依赖,可以降低会计信息的获取成本,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高会计指数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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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凭籍物产丰饶的亚热带地理区域优势和娴熟的丝绸织造技术,历史上长期引领国内的蚕桑种殖、缫丝绸缎织造产业,蜚誉海内外。在千年的历史沉淀和现代先进工艺技术的促进下,该省目前拥有非常完整的茧丝绸产业链。在上世纪80年代江苏在太湖流域大力发展蚕桑事业,在改革开放中一跃凭借苏南模式成为我国茧丝绸外向型生产加工和出口的第一省区,成为国家出口创汇的功勋产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江苏省茧丝绸业沉着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但也依旧充满困难和挑战。目前江苏省正顺应国家区域经济战略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邻近发达省份都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但随着中西部蚕桑产区的逐渐成熟,东丝西移、东绸西移的趋势指日可待;东南亚新兴茧丝绸国家的悄然崛起,世界丝绸终端市场行情的瞬息万变;遭受重创的欧美国家为实施经济复苏计划设置的超级量化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等等因素,都给江苏茧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地位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江苏无论是在如何保持当前茧丝绸国际市场份额的相对稳定,还是能否力争未来在国内乃至世界市场上的份额有所突破性的增长,都成为该行业企业广泛深入研讨的重要议题。

选择采用采用出口产品及市场相似度指数比较江苏与邻近省份和新兴产区的出口产品和市场结构;采用TC指数和RCA指数比较江苏和其他主要出口省份茧丝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提出增强江苏省茧丝绸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可行性对策。

一、江苏省茧丝绸产业生产和出口概况

江苏省是我国从事蚕桑养殖最早的地区之一,桑蚕生产和贸易历史源远流长,是我国著名的良种蚕桑培育之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江苏省的蚕桑总量一直保持在全国第一的领先地位。1995年在国际茧丝绸需求旺盛的驱动下,市场全省桑园一度达到340万亩,发种580万张,年产茧17.57万吨,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但伴随着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桑业规模大副减少。2005年桑园面积出现较大滑坡被广西赶超,为120万。表1中2006年到2011年的6年间江苏省的桑园面积和蚕茧总产量在全国占比呈递减趋势,桑园面积从10.88%跌至7.28%;蚕茧产量从15.94%跌至10.985[1]。苏南、苏中和苏北三个蚕桑产区,涵盖13个市49个县(区)。目前苏南地区主要是吴江、镇江、丹阳、金坛、溧阳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但蚕桑产能主要转为苏中沿江沿海平原和苏北徐淮平原,并集中在南通和盐城两市,盐、通两市桑园面积占全省80%。全省养蚕户39.1万,年茧收入达30亿元。拥有“东台蚕茧”、“星云”牌干茧省级名牌。

由于伴随着夏秋湿涝、高温伏旱多灾季节频发,受蚕茧品质差异和市场需求因素的影响,蚕茧收购价格屡创新高。江苏省内主产区盐城的东台、大丰、射阳春茧收购价最高为每公斤54元左右,最低收购价格每公斤46元左右,全市春茧收购均价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5.6%,明显高于邻近外贸真丝绸整体效益第一大省浙江,江苏省2012年春茧平均收购价格为33元/公斤,2013年平均收购价格为43元/公斤。按照目前蚕茧收购价格预测加工生丝价格将达到42万元/t的高位,与目前市场生丝收购价40万元/t相比,意味着丝厂每缫一吨丝,企业将亏损2万元。

2013年7月海关统计生丝全国出口7月累计4029吨,出口金额221369千美元,表2显示江苏生丝6月累计11416吨,同比增加2.98%,江苏省名列全国第三。真丝绸缎江苏省出口6月累计6487万米,同比增加10.11%,名列第四。

表2 2013年1∽6月各省市生丝、真丝绸缎产量表

单位:吨,万米

二、江苏省茧丝绸产业评价模型体系及分析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了WTO组织较为常用的出口相似度指数ESI(export similarity index,来分析和比较江苏省和浙江省、广西省、安徽省和四川省的茧丝绸出口商品及出口地理方向的相似程度;另采用贸易专业化系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系数来比较江苏省和其他省份茧丝绸贸易的竞争力。

1、产品相似度指数模型为Sq(ij,m)=[Min(Xkim/Xim),(Xkjm/Xjm)]100[2],指数区间为[0,100]。出口相似度指数最初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域内被测度,即商品域和市场域(出口目的地)。用于衡量i、j两国家或地区在第三方市场M或国际市场上出越接近越相似,该Sq(ij,M)值越接近100,Xkim/Xim表示i国产品K在M国出口占本国对M国总出口的比值。若随着时间两国产品出口相似度指数逐渐上升,则显示两国出口结构随时间趋势趋于收敛。指数的变化能反映出某国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演进等特点。选取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四川五省2008年至2012年茧丝绸各类产品和制品出口和其他相关数据,计算和比较江苏和其他四省的茧丝绸产品出口相似度,发现江苏与浙江相似度最高,其次为安徽省、山东省和广西省。江苏和浙江蚕桑生产周期较短,春夏秋三季都适应蚕桑生长。两省丝绸多为优质生丝原料生产,出口地理方向也几乎完全相同,成品市场主要销往欧盟、美国和日本及香港地区。目前,蚕桑业发展迅速的新兴产区广西,目前在生丝和绸缎成品的出口力量还比较薄弱,短时间内和江苏出口相似差异依旧较大。

2、贸易竞争系数模型为TCm=(Ekm-Ikm)/(Ekm+Ikm)。指数区间为[-1,1],竞争力指数是贸易差额系数,商品竞争力指数越接近100%,竞争力越强;反之,越接近-100%,则竞争力越弱。该指数表示M国某时期内K产品的净出口在M国某时期内K产品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该指数可以规避茧丝绸行业受国际汇率、通胀等影响波动,更具有可比性[3]。研究数据显示,江苏省的生丝出口贸易竞争优势略低于浙江省和广西省,绸缎成品贸易竞争优势高于浙江省和其他省份。中国纤维检验局毛麻茧质监处《2011年度桑蚕干茧质量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江苏省全年综合质量为4A3257II低于邻近竞争省份浙江5A3362II。这主要因为近年来江苏省内工业用地激增导致农业用地遭受污染,生丝品质下降和印花染整中对偶氮染料的不适当使用,造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出口不能很好满足国际绿色环保主义壁垒盛行下的欧美主市场。

3、显示性比较优势系数模型为RCAkij=(Ekij-Etij)/(Ekwj+Itwj)。指数区间为[0,+∞]。RCAkij表示i国某时期出口产品K在j国市场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Ekij表示i国某时期对j国产品K出口额;Etij 表示i国某时期对j国所有产品出口额; Ekwj 表示世界对j国某时期产品K出口额;Itwj 表示世界对j国某时期所有产品出口额。该指标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较好显示了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5]。计算结果显示江苏省RCA指数略低于浙江,但和浙江省都超过了1,其它省份都小于江苏。说明江苏省茧丝绸的综合实力比较强,这和实际情况相符。

三、江苏省茧丝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基于以上竞争力指数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当前江苏省茧丝绸行业产业链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产区新格局的巨大压力。茧丝绸产业链横跨农业、工业和贸易三大领域,终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涉及到许多方方面面的环节。明确茧丝绸业核心竞争力的新内涵和必要性,正视传统茧桑基地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劳动力不足、茧丝原材料质量下降等诸多“短板”,深入探讨江苏茧丝绸产业链转型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相关对策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据江苏省统计部门数据最新显示,虽然江苏省茧丝绸外贸出口总体效益名列全国第二,但是一直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其特有的坚忍和韧性。

(一)目前江苏省茧丝绸行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1、为继续保持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优势,自2006年始国家陆续对重点区域经济和产业布局做了重大调整。减少对包括江苏在内的若干省份茧丝绸产业的计划性安排,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中西部省份蚕桑产业异军突起激化了尚未育成的有序行业秩序,2012年江苏省蚕桑生产区仅为90万亩,年产茧7万吨,产量居广西、广东、四川省之后,省内苏南、苏中和苏北桑园三板块重组依旧挽回不了蚕区总面积的大面积萎缩。出现在省内茧丝供求市场上时而总量过剩、茧丝滞销,时而供应不足,有价无市行情波动异常的怪圈。客观上对江苏省茧丝绸外贸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协调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2、世界银行预期未来两年内全球经济增长仍旧下调,其中发达国家增速由1.3%降至1.2%,发展中国家增速由5.5%调低到5.1%。外部市场需求疲软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订单的下滑,出口增长陷入低迷。受外界影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1~6月,江苏省的丝绸工业增速较去年底回落8.56个百分点。

3、包括美国在内,对在纺织品中广泛使用的偶氮染料、部分含溴阻燃剂的测试尤为严格,各国都颁布了禁令。最大的茧丝绸市场竞争对手的印度,自2012年初就宣布为期长达5年对中国进口丝绸面料反倾销关税和欲恢复30%生丝进口关税;面对来自茧丝绸新兴东南亚国家的积极加入市场竞争,作为世界上最大茧丝绸出口大国家却没有定价话语权。

(二)加快传统功勋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打造茧丝绸大省强省形象

1、借助先进技术助跑企业更新换代,加强产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由省农科院牵头带动省内科研院所、一线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协同攻关,利用遗传育种等先进改良技术,增加单位面积桑荷种量和单位面积产茧量;开发新型广谱蚕桑农药,加强桑蚕病虫害预测与防范;全面推广田间农副产品复合套种养殖技术。以江苏丝绸发达地区吴江为例,目前12家丝织厂拥有无梭织机336台,片梭织机40台,剑杆织机296台;有梭织机724台。其他地区无梭织机比例更低。对新型功能型面料的日益需求,使得丝织行业和相对更为薄弱的印染行业急需引进国外先进自动化生产线。由于蚕桑整体生产规模减少,不少地区日益老龄化的蚕桑生产者还停留在纯手工、半机械操作阶段,生产效率徘徊不前。因此行业企业必须借助科技人才来保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省内有较为丰富的产学研科研机构和专家技术人员队伍,有省市级蚕茧办、茧丝绸协会统领、协助各地开展茧丝绸生产和统计,有镇江的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和苏州大学等多所大学开设相关专业培养新一代茧丝绸人才,推动产业升级从高劳动密集程度转化为资本、技术密集型。

2、弘扬传统茧丝绸文化深入现代营销,打造世界品牌引导消费市场新生代

江苏民间素来呵护民间蚕桑情结,自明清起织造业昌盛,“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的江南胜景充分表明了江苏茧丝绸业独占全国的“半壁江山”的重要历史地位,江苏素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赞誉。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江苏人民创造和保留了丰富的茧丝绸民间习俗和文化,设立在苏州、无锡等地的茧丝绸档案馆和展览馆,作为搜集、展示、推广、应用、研究和交流茧丝绸文化基地,深入推动茧丝绸科研、技术、人才等优势的形成。中国13亿人口中的高端消费群体正在形成,对高档奢侈品消费能力潜力巨大,但目前大部分年轻人对传统丝绸知识知之甚少,针对江苏丝绸产业的传统生产要素比较优势逐步丧失,面对世界主要高端丝绸服装消费市场的时尚需求,提升丝绸终端产品的附加值无疑成为新的行业竞争优势。2004年首批国家高档丝绸标志企业江苏拥有3家,江苏奔仙股份有限公司、吴江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海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至2007年6家,丝绸类8个国家名牌,2012年为9家。江苏省一些高校如苏州工艺美术学院主动和法国、意大利顶尖丝绸行业建立以服装研发设计为主导的交流平台,兼收并蓄中西方跨国界、跨时间的多元文化。2004丝绸消费者认知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86%的消费者认同丝绸产品,真丝绸产品可凭借“绿色环保”时尚标签作丝绸产品变潮品的新卖“点”。

3、争取政策扶持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严格标准化生产和世界接轨

保桑护桑,依桑扩桑,防旱排涝,稳定桑园规模建设优质蚕桑新基地,高效农业规模化生产,加强基地建设保证本省优质茧丝供应。最大限度地稳定省内蚕桑种殖面积,确保丝绸生产的利益空间。充分理解和利用政府2013年起陆续实施到位的纺织品外贸便利化各项创新举措。争取特别对茧丝绸企业资金密切相关的农业信用社制定更优惠的政策,大力推广使用茧丝绸中小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减轻资金流压力降低茧丝绸出口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严格按照2013年颁布的各项国家茧丝标准来规范桑蚕种的生产和检验流程,敦促茧丝绸各生产和销售环节,严格符合国家、行业、用户和企业丝绸产品各项技术质量指标;打击市场投机行为。《消费品使用说明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无氨高弹桑蚕丝针织绸》、《生丝电子检测试验法》,促进国家《茧丝绸行业十二五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丝绸领域)》,这都将使我国的茧丝绸行业更快和世界标准接轨,避免遭受更多隐蔽性的国际贸易壁垒。

2013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迈入“6.11”时代,虽然目前江苏省茧丝绸规模有所收缩,茧丝绸产业对本省经济效益影响力日趋减弱。但若能找准切入点,在CPI放缓的趋势下,自我优化主动调整,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撑和规划引导,有效化解瓶颈,努力保护江苏省茧丝绸特色产业,客观上对稳定我国纺织品外贸出口也起着积极作用。

同时,也因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不可或缺,江苏传统茧丝绸产业链的存在有着十分重大的必要性。江苏省茧丝绸产业未来的发展完全可以围绕国家经济格局调整的需要,紧密结合本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历史文化传承的特点,充分利用世界经济回升向好之年,居安思危,发展产业竞争优势化解外在风险和潜在威胁,抓住市场机遇,平衡内外需求,保持本省在全国乃至世界丝绸领域的应有地位,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任永利等.江苏省蚕桑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J].蚕业科学,2012,(6):25-32

[2]李显戈,马仁秒.浙江省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实证分析[J].国际经贸,20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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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战略是以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实现数字制造与个人制造相融合的“再工业化”战略,这一战略将带来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对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强。那么,在新一轮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升级的国际竞争中,中国各地的发展近况如何?为此,本文选择中国台湾、东莞、上海、深圳、南京这5个中国制造业发达的先进地区,对其智能制造产业发展近况进行阐述,以期透过这5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地区,来更好地了解我国在新一轮世界“再工业化”备赛中的表现。

1东莞

东莞向来是制造业重镇,也是“广东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2019东莞智能制造工业总产值达310亿元。东莞不仅具有雄厚的智能装备产业基础,也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先行市的典型代表。凭借多年积累的制造业全产业链聚集优势,东莞智能装备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目前东莞已经拥有智能装备企业400余家,从业人员约55000多人。这些企业在虎门、长安、松山湖、大朗等区域逐渐汇聚成了智能装备产业集群,东莞近5年智能装备产业年均增长率74.09%。涉及数控加工机床,大中型企业应用ERP或CRM,制造类企业应用CAD、CAM、CAE以及机器人装备等十多个行业。东莞目前工业机器人领域企业有200余家,不仅拥有拓斯达、艾尔发、伯朗特等快速发展的本地企业,还引进了一批包括西门子、大连机床、李群自动化等国内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机器人龙头企业。作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先行市的典型代表,东莞鼓励企业大范围进行“机器换人”。2019年,东莞减少用工近5万人,新增设备30000多台,机器换人的项目有900多人,单位劳动成本下降11.05%,产品合格率从92%提升到97%,劳动生产率提升1.66倍,工业技改投资额及增速均在珠三角排名第三。

2上海

上海正在着力布局、打造智能制造发展集聚区。一方面,上海依托临港区域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正在建设临港国际智能制造中心,希望将临港打造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另一方面,上海还在努力将浦东金桥、宝山顾村等区域打造成智能制造装备服务产业的研发、生产和系统集成高地,并建成国内首个机器人“创客空间”。目前,上海基本形成以政策为引导,以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为主线,以示范区辐射为带动,高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界都积极参与的智能制造发展格局。上海推进智能制造的发展在不同细分领域均有呈现。在工业机器人领域,已形成金桥开发区和康桥工业区引领“2+X”的产业区域布局。在数控机床领域,上海的数控机床从铸造、加工、热处理、冷作、油漆包装到各类机床零配件、附件、刀具以及数控系统等都能实现自主供给,不仅品种规格比较齐全,而且拥有非常完善的配套能力,目前产品结构朝产业高端方向发展。在3D打印、耗材方面,一些企业如上海联坤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除了具有PLA和ABS等普通3D打印材料的生产能力,部分机构也在特种3D打印上进行一些尝试;服务端,一些3D打印创新应用服务商应运而生。上海3D打印领域的上中下游产业链逐步完备。

3深圳

亿欧智库的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20强数据,其参考指标包括企业规模、政策基础、学术基础、产业基础和资本环境五个维度。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领域,深圳位于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深圳目前正在重点发展数字化网络设备、机器人、新型材料等11大领域。自2014年以来,深圳市每年会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技术攻关。2015年深圳开始启动新一轮技术改造,2019年深圳全市技术改造投资规模总量达520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全部工业投资比重提达40%。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19年,深圳机器人企业数据量达到794家,工业增加值超过500亿元。目前深圳装备制造业领跑全国。无人机、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产业发展迅猛,大疆、光启、优必选、柔宇一电科技、大富科技、日东科技、大族激光等一批企业已成为深圳先进制造业的新兴力量。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深圳智能制造的产业方向正在逐渐向技术壁垒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把控上聚焦。比如针对视觉系统的产业链布局、算法公司、视觉模组公司与硬件企业的协同研发等,使得深圳“智造”进一步迈向智慧化。深圳还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在珠三角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方案中,深圳成为电子信息、汽车和机器人的示范区。在2018年底确立的“9+2”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深圳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粤港澳大湾区的成立对金融、服务和贸易产生巨大影响,香港的高校在全亚洲地区都是顶尖的,研究力量很强。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GDP最高,深圳超过广州位居第二,深圳出现高端人才净流入的大好人才红利。

4南京

南京正全面实施企业制造业装备升级计划以及企业互联网化提升计划,布局工业机器人、3D打印等智能制造技术领域,加速推动产业链从“制造”的低端向“智造”的高端升级,努力实现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根本性转型。为鼓励企业坚持创新研发和技术改造,南京正在深入实施“双百工程”,每年重点抓100项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和100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根据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南京全市工业重大投资项目56个,当年完成投资669亿元,占重大项目投资的24.0%,其中八成以上都是先进制造业项目。南京自2014年便开始推进智能工厂示范城市建设,启动了50家智能工厂的创建工作,目前在关键基础零部件、智能仪器仪表、高档数控机床、智能专用装备等领域都有代表企业。2019年,南京装备制造业在全省排名第三,实现销售收入7200亿元,占全市工业板块的45%。其中,南京智能装备产业销售收入达680亿元,占整个装备制造业的10.3%。近些年来,面对工业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在研发上自主创新,在抢市场上抱团发展,已成为南京市制造业企业的发展特点。如,近几年,南京市开始以浦口开发区作为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致力打造百亿级的“金陵硅谷”。总投资达130亿元的自主示范线——南京市轨道交通项目宁天城际轨道线,几乎全部用的南京轨道交通产业自主的技术和产品。卫星导航产业也是创新研发、“组团”发展的典型,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南京)产业基地,作为北斗产业的重要载体,集聚了卫星通讯及导航相关企业60多家。

5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自动化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从19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很好的基础。中国台湾智能制造历经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及创新密集产业等发展阶段,几乎每十年有一阶段性重大转变。第一阶段约自1971年至1980年,应用PLC发展PLC机械设备智能制造,由全人力作业进展至半自动智能制造,以增加产量;第二阶段约自1981年至1990年,应用CNC发展高精度智能自动化生产制造,即运用数值控制设备,由半自动进展整线生产,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第三阶段约自1991年至2000年,企业管理及制造e化,生产信息由纸本作业进化为电子化及时掌握,达到企业资源有效应用;第四阶段约2000年至今,进入智能制造集产业阶段,将专用机大量生产推展至具有讯号感测、资料处理、智能决策、作动控制等智能机器人应用,发展智能生产制造系统。中国台湾智能自动化产业发展带动10个重点产业,并带动中国台湾产业导入智能生产制造风潮,目前已有鸿海、和硕、广达、群创、台达电、研华、上银、宝成等公司积极投入,有效带动智能生产制造产业链发展的基础。2018年中国台湾产业生产总额中,农业占比为2%、制造业占比为51%、服务业占比为47%。在就业人口方面,制造业就业人口300.7万人、商业服务业就业人口约652.6万人,农业就业人口54.8万人。长久以来,中国台湾产值及劳动生产力指数之成长,主要是来自于制造业的贡献,但近年整体产业值成长趋缓,劳动生产力成长由6.55%下降至3.93%(下降40%),使得人均产值成长持平。在接踵而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因应高龄化社会工作人口递减的劳动需求,中国台湾智能制造发展重点如下:高值生产力:建构机械产业未来10年技术核心能耐,如精密量测,监控和远程诊断服务、中央监控系统、智能控制器制造与关键元件技术研发、应用IOT、BigData等技术;敏捷生产力:建立CPS系统、研发智能生产平台、研发整线生产平台、整厂输出,取得整线生产系统,智能制造工厂;人性化生产力:人机协同、设计与制造一体化,远端控管与排程、个人化服务设计、一指下单生产模式,达成产业结构转型创新技术;智慧商业营运: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建构个人化、行动化服务载具,创造网实通路整合商业服务,提升商业质量与效率;导入人机协同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力;透过数字化、巨量分析、物联网、云端科技等技术,推动食品安全履历系统,让民众食得安全、安心;核心技术发展与人才培育强调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跨专业领域合作是关键。

6结语

综上所述,一方面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以“智能化、数字化”为核心的制造业改革正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使得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正在失去成本优势。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近年了多项政策支持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支持智能制造发展的政策框架已基本完成。以中国台湾、东莞、上海、深圳、南京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先进地区也清醒的认识到,高投入、高耗能的制造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因此也都在迫切推广智能制造,以期在新一轮的“再工业化”的竞赛中率先实现“制造业”向“智造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阎世存.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切实加强政策支持[N].菏泽日报,2020-05-16(10).

篇(10)

根据区域战略发展的需要进行产业的发展规划并适时进行调整与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它又是建立在对产业的正确分析与评价基础之上的。对产业发展的评价,主要是考察产业的竞争力大小。而产业竞争力是由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本文将基于产业竞争力的两个决定性因素,对重庆市的产业发展给予分析和评价。

一、比较优势及动态发展趋势

产业的比较优势归结为一个地区的资源禀赋,而区域内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趋势则表现为区域产业相对发展的增长、扩张或衰退、收缩。它们可分别采用产业区位熵和产业集聚指数来衡量。

在产业结构的研究中,产业区位熵被用来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它是区域内某产业和全国对应产业的同一经济指标值占各自经济总量比重的比值。产业区位熵值可反映区域内产业在全国经济中所处的相对地位。

区域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趋势表现为在一定时间段里,区域产业相对全国同一产业发展的集聚或衰退,产业的集聚反映了区域产业比较优势的上升,反之,则说明区域产业的衰退。这一指标以某产业的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为基准,采用区域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与其比值,来判定区域内产业的动态表现。

二、产业竞争优势及动态趋势

产业的竞争优势则与产业技术水平及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波特认为,企业可通过创新获取竞争优势,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产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小体现在产业内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投入和产业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等方面。这种对竞争优势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反映了产业的“科技区位熵”。而制度创新能力则要求微观的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和宏观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我们用产业科技区位熵来衡量产业竞争优势的现状。科技区位熵值体现了区域内产业目前具备的技术创新实力,从而推动产业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小。对科技区位熵的测度,石庆焱主张考虑以下影响因素:(1)反映产业内研究与开发活动资金投入力度的R&D占产品销售的比重;(2)反映产业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强弱的科技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重;(3)反映产业创新市场接受程度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我们赋予上述三个因素相同的权重,则某产业的科技区位熵等于上述三个比值分别除以我国同一产业对应因素比重的的简均。

产业竞争优势的动态发展趋势则表现为在一定时间段里,区域产业相对全国该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或衰减。我们定义:区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平均增长速度与我国该产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为产业科技集聚指数。这一指标可用来判别区域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趋势及区域产业科技区位熵在全国范围内横向比较中的动态表现。同时,还可以采用计算不同年份同一地区各产业的科技区位熵,通过前后时期的纵向比较,来判别该地区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在自有基础上的发展变化情况。本文下文的分析采用了这种计算方法。

关于制度创新能力,一方面是企业组织制度的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大环境的要求。从外部体制创新的表现来看,一是重庆市的产业发展,适逢直辖和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成渝经济圈的建设机遇,它所提供的制度创新平台,为创造性地开辟适宜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条件;二是市政府对市场服务功能的准确定位和对市场服务与引导功能的充分发挥。这种制度创新的外部条件和创新能力的实际发挥保证了重庆市产业发展所需的良好大环境,也给区域内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重庆市制造业行业竞争力分析

根据竞争力强弱的衡量指标,我们针对重庆市的制造业进行了相关计算,得出重庆市制造业各行业的产业区位熵、产业集聚指数和科技区位熵值,并总结出各行业科技区位熵的变化趋势(计算及结果略)。

根据计算结果,分析如下:

重庆市目前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较少,仅有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四个。从产业科技区位熵值看,重庆市制造业在这方面的表现较好,在有可比数据的21个行业中,具备科技创新优势的行业11个。这得益于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的重视,特别是由重庆市政府发起组织的“千百高新人才”的引进。但遗憾的是,在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重庆市的科技创新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发展的角度分析,除极少数外,大部分行业在2003年~2005年的发展均超过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尤以化学纤维制造业为胜,其次是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重庆率先在“官产研”合作的基础上组建了“重庆市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走在了这一行业的前面。只有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呈现出负增长。但在由产业创新能力体现的竞争优势方面,形势却不容乐观。在有可比数据的20个行业中,采用本地区2004年和2005年前后的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只有9个行业呈现增长,其中,塑料制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增长幅度最快。

四、重庆市制造业发展规划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对重庆市的产业发展规划,我们有如下建议:

1.在重庆市的制造业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发展势头。对于这些行业,应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行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维持并促进其优势的增长,使其能够获得更大发展。

2.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具有一定的行业发展基础。但部分行业表现出因科技投入不足带来的创新能力偏低或下降。对这些行业,政府应给予大力扶持,以帮助行业建立起区域优势。政策性的助推将有利于它们在重庆市未来优势产业的形成中脱颖而出。

3.基础稍差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基础较弱的金属制品业,食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这些行业发展势头却不错。对这些行业,可考虑通过政策规划,充分利用区域吸引力和行业集聚力,加强产业集群的构建;同时,在产业内部,加深产业内的分工协作,延伸产业价值链,促进效率的提升,并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加最终产品的附加值,以促进产业新的增长。

4.其余7个行业在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竞争中具有明显的比较劣势。对于其中对重庆市未来发展具备战略意义的行业,出于区域经济长远发展的考虑,可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其尽快发展壮大;其他一些不具备战略意义的行业在产业规划中可分别采取三种方式区别对待:(1)通过政策引导,将目标导向行业创新型项目。利用本地区的后发优势,低成本地引进和学习示范性先发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通过自主性创新活动,获得行业在短时间内的追赶跨越式发展,并最终取得行业发展的突破;(2)让其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搏击,接受竞争的考验,实行优胜劣汰,而将政府资源集中于扶持那些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3)引导其合理的退出。

总之,只有在正确分析和认识的基础上,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才能够引领区域经济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浪潮中获得最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课题组: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4

篇(11)

一、引言

新时代的机械设计制造发展更加的注重,知识,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利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实现对我国机械制造设计的研究是如今我国机械设计制造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实现我国的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提高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实现我国的经济转型发展,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机械设计制造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二、实现机械设计制造智能化的优点

(一)在人工智能化方面的优势

在计算机技术的背景之下,机械设计制造的发展更加的具有智能化和技术化的优势,在以上的机械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人的工作技巧和工作的思维能力。可以很好的实现对基础工作的操作和模仿人类的思维和工作的定势,对生产进行自动化的管理与应用。对机械设计制造中的一些数据具有记忆作用,这一系列的动作都说明人工智能化已经成为机械制造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

(二)在系统化方面的优势

系统化主要是机械设计制造根据行业的发展需求来形成自己行业的发展标准和数据。以便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在系统化的基础上,工业发展的各个环节都要进行必要的分工与合作。让机械设计制造行业应用在计算机技术中,进一步实现科学的,高效的,技术性的机械设计制造的新一步发展。

(三)在环保化方面的优势

目前,我国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策略,机械制造行业作为我国的重点行业,需要进一步迎合国家的发展方向与策略。我们已经摒弃了“先生产后治理”的错误的发展观念,利用计算机技术更好的应用于机械设计制造,提升我国的环保水平,使得我国的机械行业朝着更加,绿色,健康,环保,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为后期的治理工程,节省较大的精力,时间,财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发展。

三、计算机技术背景下的机械设计制造发展的途径

(一)将计算机技术的理念融入机械设计制造之中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机械的行业发展也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计算机的理念要融入机械设计制造的行业之中。机械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论是生产环节还是最终的实践落实的环节,都要本着科学,合理,技术,创新的理念来实践。在整个行业的发展之中,要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来实现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发展。

(二)提高员工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机械行业的发展,使得机械行业的发展更加具有自动化的水平,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中,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发展会依赖于机器的自动化运行,智能化发展,人工的操作会大大的减少。但是,不论是智能化,还是自动化,都离不开员工的专业技术和专业素养。为此,要大力的培养员工的专业技术和专业的素养,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促进员工专业水平的提高。使得员工都要掌握和熟练的应用计算机技术,来实现对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发展。

(三)重视机械设计制造整体配套的发展

要想实现对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更要对相关的电子学,零件检测技术,自动化技术等等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同时,还要在生产过程中,将程序数控机床的各种知识利用上,配上高效的自动化的发展,在管理的过程中和也要应用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为此,在以后未来的发展中,实现机械设计制造的发展就需要相应的基础技术,如用来编程额控制器,传感器,控制系统等等技术。新技术的发展还要配套相应的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操作人员。为此,企业要对自己的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提高他们对新技术的学习水平,提高他们的知识层次和知识的结构,还要对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只有这样才可以对我国的机械制造行业不断的实现更好的发展。综上所述,机械设计制造行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持性行业,作为我国的支柱性行业,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我国的第二产业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地位。为此我国的机械设计制造行业就必须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将计算机技术,将先进的理念应用于机械设计制造行业之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的进行产业的升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建立属于我国自己的智能化的机械发展之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发展之中,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之中,不断的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方向。为此,在计算机技术的背景之下,实现机械设计制造行业的发展就要求我们按以下的途径来进行。第一,将计算机技术的理念融入机械设计制造之中。第二,提高员工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第三,重视机械设计制造整体配套的发展。

参看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