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理论病因学说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医基础理论病因学说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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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问题，中医学理论在认识、分析、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治疗学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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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对象选择与分组：选择中我校2010级中医七年制专业不同方向（传统中医方向、中医方向）的教学班级，对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30人中医基础理论课程采用PBL教学方法，每5人一组，共6个小组；中医方向110人采用传统授课方法。两个班级所用教材均为孙广仁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课程教学章节的选择：中医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在课堂讲授完绪论、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后选择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在讲授完藏象的概论及五脏中的“心”的前提下，进行其它四脏脏及其六腑；病因学说中讲授完风邪之后的其它邪气及其七情、痰饮、瘀血等内容，进行PBL教学法试用。于学期末进行理论考核和PBL教学法教学效果问卷调查评价分析。

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应用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的成败关键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制定适合于学生的PBL教学的教学大纲。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大纲的要求，列出难点、重点及必须掌握的知识点，针对学生的知识背景，拟定部分思考题与教学案例，并在应用前期提供少量辅导材料。

编写教学案例：为了使PBL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教研室的有关教师多次研讨，制定PBL教学的具体案例，病例中的问题具有劣构性。每个病例都有学习重点，且有不同的临床症状和检验结果，涵盖相应的课程内容。每个病例后面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提出了许多相应的引导性问题，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的自我学习、资料查阅和准备讨论提纲。

编写教师指南：因教师水平的差异可能会对案例的理解不同，为避免对问题理解的差异及其对讨论内容引导的不同，针对引导性问题和学生可能提出的疑问，编写教师参考指南，对每个问题提供了参考解决方案。

制定具体实施步骤：PBL实施过程要求各个学习小组针对相关问题自学教材，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查阅相关资料，做读书笔记。讨论课前将教学案例及问题发给学生，让学生查阅资料，预习相关的知识点，自学总结，准备小组讨论提纲。小组成员之间可相互讨论；小组讨论后，推荐1名代表参加大班讨论。大班讨论时，由每组推选的代表讲解，本组其他成员可及时补充，其他组成员在该组讲解之后，可以进行提问。最后，教师搜集一些带有共同性的问题，总结讲解、概括归纳本次课的重点及难点。此外，课堂讨论前，教师应随机地检查学生的预习笔记，了解学生的主动学习情况。课后，教师根据学生讨论中的表现，实事求是、客观地做出评定。上述PBL教学法实施的步骤概括为：提出问题—学生自学—小组讨论—大班讨论—教师总结。

2.PBL教学法教学效果的初步评价

理论考核评价分析：PBL教学方法组平均成绩78.4士9.8，传统授课法组平均分73.8士1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074，p=0.0289<0.05），说明七年制传统中医方向班成绩优于中医方向班，即提示PBL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授课法。

PBL教学法教学效果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问卷调查主要包括课堂气氛、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理解接受、主动学习、沟通协调、团队合作等方面。结果显示，课堂气氛方面，PBL教学法组90.0％学生感觉课堂气氛活跃，较系统讲授法组（67.3％）明显改善；学习态度考评如听课状态、课堂纪律方面，PBL教学法组（83.3%）较传统教学方法（76.4%）有改善；学习兴趣方面，PBL教学法组（83.3％）较传统讲授法组（77.3％）学习兴趣有所提高；在知识的理解接受方面，PBL教学法组76.7％学生能较好地分析案例，较传统讲授法组（71.8％）有所增强。另外，PBL教学法组在自主学习、独立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分别为80.0％、87.0％和73.3％，较传统教学法组60.9％、72.7％和58.2％高。可见，PBL教学法较之传统授课法展现出了较大的优势。

3.讨论

中医基础理论是是阐释和介绍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思维方法的课程。由于中医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以及现代人文环境的影响，使得当代学生对中医基础理论相关问题的理解，或者在如何正确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认识上容易产生较大的偏差。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则普遍感到该课程概念多而陌生，内容抽象，理论深奥，信息量大，难以深刻领会所学内容。针对以上特点，采用PBL教学方法，可以使抽象的内容变得形象具体，深奥的理论更浅显易懂，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该门课程的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PBL教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对师生的互动合作、探究学习及自身观念、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为了更好的推进和实施PBL教学方法还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总计经验，如要更加深刻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特点，为学生提供参与的机会；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积极鼓励与引导学生更多的参与其中；鼓励学生提问，及时指导学生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注重教学形式的合理运用，实现在参与中发展。通过PBL教学方法的应用与实践，我们已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且适合于传统型中医方向的中医基础理论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初步建立了PBL教学方法中“教”与“学”的效果评价机制，这必将对PBL教学法在中医基础理论课程中的推广应用提供借鉴与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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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研究韩永明等认为《内经》的病因包括了阴阳分类、三部分类，六、七情病因的致病特点，以及饮食、房欲、劳倦、虫兽伤致病等内容；《内经》已经认识到体质、自然气候的异常、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等都可以成为致病因素，因此是“病因学说”的源头。马小兰认为《内经》的病因涉及时气、疫疠、情志太过、饮食失宜、劳逸无度、起居不节及外伤诸方面，并以阴阳分类法和三部分类法对病因进行分类；《内经》的病机包括阴阳（寒热）病机、表里病机、虚实（邪正盛衰）病机、六气病机、五行病机、精气血津液病机、脏腑病机等方面。宋耀鸿认为《内经》“病机十九条”是把疾病所表现的错综复杂的病状加以综合考察进行病机分析的典范，并具有以下特点：五脏定病位，六气明病性；审病症病因之异同；求有无与虚实。吴弥漫认为《内经》病因病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以下特点：比较“奇恒”，明辨适度与太过，过则为病；内外病因并重，而机体正邪盛衰只是相对而言；以动态的观点、从整体失衡的角度研究疾病发展变化机理；类比推理，以外揣内；综合归纳，以“证”命病。卢红蓉从论述方法、思维方式、内容共同点等方面研究《内经》病机特点，认为《内经》病机理论具有与人文医学相互渗透；以“证”论“机”，开阖有度；揣度奇恒，以“象”测“机”；注重功能，兼顾形质；提纲挈领，偏重原则等特点。

1.3《内经》临床诊察理论研究曾高峰认为《内经》的诊法原理为“以表知里”、“以常衡变”；诊法内容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按诊，而切按诊又包括脉诊、虚里诊、尺肤诊、腹部触诊等。严慧芳等认为《内经》对舌的解剖、生理、病理都有明晰准确的认识，其“舌诊”理论以经脉络属关系为生理病理基础，以舌象变化作为判断疾病预后吉凶的重要依据，从而构建了舌诊理论的基本框架。杜松认为《内经》的色诊是望诊的中坚内容，包括了望色之神、望色之常、望色之异、五色主病、望色之位、望色之变等内容。徐振华等认为《内经》以十二经脉病证、奇经八脉病证以及特定穴理论为基础构筑了经络诊察体系，正如《灵枢•终始》所言“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经络诊察的方法则有问、审、切、循、按等。杨杰认为，《内经》诊法以纵向观察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变化，横向以四诊合参诊察病证；其诊法包括脉诊、尺诊、色诊、面诊、身体分部诊、病因诊、情志诊、梦诊、毛发诊、十二经诊、络脉诊、体质诊等近50种诊法。通过对《内经》诊法内涵外延的分析，认为《内经》诊法是以“整体恒动观”为基本理念，具有“因人因时因地”三因特色的诊法。

1.4《内经》临床论治理论研究陈钢认为《内经》理论指导诊治体现在以下方面：对疾病的整体预见功能、临床诊治的认识功能、对疾病现象和治疗的解释与方法功能、提高医生决策能力、批判临床错误观点和拓展诊疗潜力的能力。马赟认为《内经》是“诊、治、调”三位一体的诊治体系，在临床论治上以整体联系、点面结合及防护为主、以人为本为其主要理论特点。毛旭等认为《内经》治疗学的特征是从整体角度对人体机能状态进行综合调控，这种整体统一观体现在治疗主导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以及手段中；它主要包括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脏腑相关的整体观、经络联系的整体观、全息调控的整体观。而针刺疗法中的“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等则是《内经》治疗学中整体观思想在针治角度中的体现。王敏等认为《内经》极其重视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对正气的顾护，对虚证强调“五虚勿近”，对实证提出“无逢其冲而泻之”；在疾病治疗中以顾护正气为主是《内经》治疗学中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刘永旭等认为《内经》从生理、病理、临床诊治等方面阐述了人体阳气的重要性，扶阳思想是《内经》重要的治疗思想。邹澍宣等认为《内经》扶阳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重视阳气，阳主阴从；《内经》的治病立法首重扶阳，扶阳有助于阴阳平衡的恢复，“使人体阳气宣通、正常强盛”。冯文林认为《内经》的治则主要为治病求本、协调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因时因地因人治宜以及治未病；治法包括药治、刺灸、导引、按摩、外敷、熏洗以及饮食治疗、精神治疗、手术治疗等。蔡旭认为《内经》的论治思想主要为治病求本、谨守病机，主张祛邪外出，强调系统调节、因情治宜、权变疗法以及治未病。周安方分析《内经》临床医学理论，认为其临床论治理论包括治病求本理论、阴阳求衡理论、气血求和理论、正邪求谐理论、时势求顺理论、五行制胜理论、以此调彼理论、各有所宜理论8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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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趣引题，深入探究

《中医内科学》的历史沿革部分，主要阐述对疾病认识的发展过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指导性材料，因而在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沿革内容枯燥，部分学生认为可学可不学，因此，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采用激趣引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对病证认识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结合已经掌握的知识，让学生讨论并提出各自的观点。如在“中风”一节中，笔者提出“历代医家对中风的病因、病机、病证及治疗方面是如何认识的？你们认为最具影响的认识在哪方面？今天看来还有哪些局限性？需要做哪些补充？”等问题。学生积极阅读教材，讨论热烈，大部分学生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最后笔者进行归纳总结，指出历代医家对中风病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随着认识的提高，各时期对中风病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和完善，如唐宋以前以“外风”学说为多，多以“内虚邪中”立论，治以疏风散邪、扶助正气为主；唐宋以后，中风主要以“内风”立论，成为中风病因学说的一大转折，对现代治疗中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后，学生讨论热烈，提出了“内风和外风能否兼夹导致中风病？风为六之一，除了大家熟知的中风、中暑之外，是否还有中寒、中湿、中燥和中火？现代医学对中风是如何认识和研究的？”等问题，激起了学生的积极思考和大胆创新的探索热情，为进一步学习、研究中风病打下了基础。

2 师生合作，共同探究

病因病机部分内容比较抽象，牵涉到中医基础理论，特别是脏腑的生理和病理等相关内容，掌握好这些知识，才有利于从根本上理解病因病机，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打下基础。笔者将探究式教学法运用到该部分的教学中，从整体上把握各类疾病的病因病机特点，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发挥其自主性。在探究中把学、思、疑、问结合起来，做到在学习中探究，在探究中促进学习。对于普遍性问题，在课堂上师生共同探究解决；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安排学生课后合作探究，留到下一节

课解决。如在讲解“咳嗽”一节时，部分学生对咳嗽与肝、脾及肾有关不好理解。笔者提醒学生，“能否找出四脏相关的共同物质基础？肺与肝、脾及肾是否存在有一个共同的病理基础？”经过师生之间的互动，大部分学生很快就联系到“气”，气使得四脏在生理上相互依赖，病理上互相影响，气的病理变化是四脏与咳嗽相联系的共同物质基础，咳嗽是四脏气病理变化的一个方面。通过讲述气的生理及病理特点，结合脏腑与气的关系，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了咳嗽的病机要领，对病因病机的分析能力提高了。

3 辨识比较，强化探究

证治分类部分是教学的重点难点，尤其是对证型的辨识及方药的选择方面，由于症状交叉、重叠较多，要抓住要点，辨识清楚，并不容易。笔者首先对某病证相关脏腑的生理和病理特点作简要归纳、概括。以病为纲、病证相为目，理清疾病证候主次，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要点。既避免了主次不分，又不至于遗漏主证。然后，组织学生讨论探究，学会举一反三，分析较复杂的兼夹证型或变证。例如，在讲授“腹痛”的证治分类时，笔者提出：“如何辨识‘寒邪内阻证’和‘中虚脏寒证’引起的腹痛？选方用药上有什么区别？”大部分学生从腹痛的病史、疼痛性质、持续的时间、缓解的方式以及疼痛时伴随的症状等方面加以区分，掌握了这两个证型的辨识要点和处方用药的异同。有同学进一步提出“寒邪内阻和中虚脏寒证能否转化？若既有中虚脏寒又兼有寒邪内阻，可能出现什么症状？又如何治疗？”等问题。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证治分类的教学内容得到了深化，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简化了教学难点，学生从探究中也获得了乐趣。

4 实践评价，探究反思

《中医内科学》的病案教学是学生去医院实习之前的“模拟”课，也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大量病案分析与研究，能更好地运用中医基础理论，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式教学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拓展了学生独立思维空间，巩固和扩大了知识面，吸收、内化知识的能力也增强了。笔者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手段，灵活地将探究式教学引入到医案的教学中，营造一个学生亲身临床的环境。如在感冒病案教学中，首先选用较典型的风寒、风热病案，先要求学生分析病案记录，各自写出病名、证型、治法和处方用药，同学之间相互讨论各自的治疗方案和依据，之后与名医治疗方法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这样学生对病案的理解加深了，也大大激发了学习热情，把“死”的医案学“活”了。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气虚感冒、血虚感冒等兼证病案，使学生知常达变，了解临床疾病变化的复杂多变性。笔者体会到，病案的讨论、分析和横向比较，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还锻炼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基础知识与实际运用融会贯通，为尽早建立起正确的临床思维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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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对“上火”是怎样理解的呢？笔者收集到以下几种情形：心里烦、睡不着，是上火；脾气大、易发火（怒），是上火；嘴巴干、咽喉痛，是上火；口腔溃疡、舌尖糜烂，是上火；口苦、口臭、牙龈肿痛，是上火；咽燥、喉痒，是上火；心窝里有烧灼感，是上火；脸上长痘痘、身上长疖子，是上火；脸发红，有一阵阵烘热感，是上火；大便干结不通，是上火；喝白酒后全身躁热，是上火。

这种理解是凭对火热症状的直觉，虽说是表象，但也符合情理。对于“上火”的治疗，人们的认识较为一致，那就是选用清热泻火解毒中药，如口服金银花、番泻叶、苦丁茶、牛黄解毒片等，或使用抗菌消炎药。问题在于采用这种清火的方法常常无效，前来就诊或咨询者大多属于这类人群。其实，中医学对火及其致病机理的认识有一整套学说。由于人们对“上火”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的直觉，治疗手段也就相对单一，取效自然就不理想了。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火是五行之一，代表着五种基本物质的一种，与其他木、土、金、水四种物质共同运行不息，演绎着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火曰炎上”具有温热、向上升腾的抽象特点。在病因学说中，火为外感六之一，常与热、温并称，均为阳盛所生，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异，火为热之极，温为热之渐。在病机学说中，火则是从内而生，成为体内的一种病理产物，导致人体组织器官的各种病理变化。内生之火，又称“内火”或“内热”，由于阳盛有余，或阴虚阳亢，或由于气血郁滞，或由于病邪的郁结，产生火热内扰，导致人体阴阳失于平衡、脏腑功能发生紊乱，某些功能相对处于亢奋的病理状态。

认识“上火”，首先要区分“上”的是内火还是外火。

外火就是六外邪中的火热之邪，如在长夏（高温季节）从外界感染了因太阳光烤晒的暑气，引起身体的“发热”等症状。一般地说，从外界感染的“上火”比较容易治疗。从内而生的“上火”，其发病机理复杂、症状杂乱、证型较多，治疗上就较为困难。如症见咽喉干燥、口腔溃疡的“上火”，除外感热邪可引发外，更多的是“内火”所致，而且有多种不同的性质，如肺阴不足，阴虚火旺；或肝气郁结，肝火上扰等。病根不同，治法当然各异。

其次要辨别内火中的实火和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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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医药学的研究已经完全突破了长期以经典校注、引证发挥和临床诊治观察为主的传统模式，动物实验研究已成为现行中医科研方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实现了中医证候研究从临床向实验室的过渡。研究表明，证候模型动物的四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数据与人类有相似的地方，可以用以模拟人类证候;而中医和中兽医近似相同的理论基础[1]，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中医动物证候模型的可行性。

1 西北寒燥证动物模型建立的背景及意义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部，是典型的干旱地区，秋冬季节气候又兼寒冷之性。受此环境影响，初入新疆之人，机体会出现一系列诸如干涩、焦虑、烦躁等异常反应，这种环境也是日后诸如过敏性鼻炎、皮肤病、支气管炎，甚至某些心血管疾病等新疆特发高发疾病有多发倾向的共同原因[2]。国外的一些流行病学资料表明，居住高原高寒地区人群除易患肺动脉高压和右室肥厚外，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的患病率也较高[3-5]。在如此干燥寒冷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机体必然会由于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病理生理变化，扰乱机体内部的“平衡”或“非平衡的有序状态”，进而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健康水平和患病状况[6]。如不加干预，在这种干燥寒冷环境应激下可使机体处于一种“亚健康”或者“疾病易感期”甚至“发病前期”的状态。多年来，虽有学者对此做过一些流行病学调查[7]，但这种气候对机体产生影响的具体机理尚缺乏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地域、文化及民俗等历史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西北寒燥证的研究较少，文献极为匮乏。所以，有必要先建立一个相对可重复的动物模型，以此为切入点，观察西北干燥寒冷的环境究竟对机体产生何种影响，是否有相对特殊的、可供中医宏观辨证的生物表征和微观辨证的生物学基础存在?

2 西北寒燥证动物模型建立方法及命名依据

由于受伦理道德要求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要对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结果进行全面的比较尚有困难，因此，我们根据王永炎

院士提出“证候是四诊信息表达的机体病理生理变化的整体反映状态”新的证候概念和理论[8]，在中医病因学说指导下，并充分考虑到中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特点，在中国西北城市乌鲁木齐于秋、冬季节利用人工气候箱模拟新疆特有的寒燥环境并作用于小鼠，即每天将小鼠置于寒燥环境中10 h，使小鼠每天都受到温度及相对湿度突变的刺激以达到实验的目的。整个实验遵循病因模拟、生物表征观察、生物学基础检测的研究思路，以病因模拟为切入点、生物表征观察为落脚点、生物学基础检测为辅助，建立了西北寒燥证证候动物模型。

经过几次重复，我们发现，寒燥环境下小鼠至第14天有着明显的生物表征改变，而且，第21天的变化与第14天有明显的不同。这表明，上述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时程性和可重复性，而且和季节有着相关性，以秋冬季节症状较为明显[9]。这或许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中医四时辨证的科学性。

在新疆从事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同道，通过多年临床观察，得出了新疆多发以干燥症状为主的燥证证候的共识。新疆处于传统中医文献所称之西北方域，以燥气气化为主，故宜将新疆特发中医证候冠以“西北燥证”之名。西北燥证概念的提出至今已经有10余年的时间，期间部分专家学者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从而使西北燥证的客观存在性已从经验认识上升到统计数据印证的层面，结果显示，新疆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燥证，而且有着方域性的特点[2]。我们根据燥证主要有凉燥和温燥的分型特点以及中医理论中“寒为凉之甚”的观点，从新疆环境的模拟出发，主要针对秋、冬季节的干燥寒冷气候进行模拟研究，所研究的属西北燥证中的一个分型，结合中医外感病因学说，故将其命名为西北寒燥证证候模型。

3 相关微观辨证及辨证微观化的探索

中医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我们认为这些生物表征改变的背后，机体内部应该有着某些脏器形态或者功能方面的变化，即随着应激的持续存在，也能引起组织器官的损伤或影响其功能的发挥。那么，在这种寒燥环境应激下，小鼠机体内部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由于中医证的本质是指证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物质决定着证的发生发展之动态变化过程，是在证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物质群。由于生物有机体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由众多小节点(蛋白质、RNA、DNA、小分子)组成各种各样，如规则的、随机的、复杂的网络所构成[10]。因此，人体受到外界干预而形成的“病”或“证”，亦都是以众多的分子网络变化为基础[11]。沈氏[12]在对肾阳虚证的研究中，采取以药测证，用补肾方在模拟肾阳虚证的皮质酮大鼠模型上，观察了以下丘脑为调控中心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中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轴的变化，发现肾阳虚证涵盖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而且直接作用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调控中枢——下丘脑。

基于维医理论的研究也发现，异常黑胆质证的病因病机过程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紊乱有内在联系[13-14]。异常黑胆质的产生可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内分泌障碍，反馈调节机制破坏，从而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从形态到功能的紊乱[15]。鉴于神经内分泌状态对疾病的发生十分重要，故根据目前应激学说的观点，我们选取了包括作为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枢纽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所包含的3个脏器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脏器，观察其组织形态和超微结构的改变;并测定了小鼠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多个系统递质或介质等的释放状态，希望从组织形态结合功能学的改变，立体地说明西北寒燥证证候模型的紊乱状态，藉此来说明寒燥环境对机体内部状态的影响。目前，我们已找到了这种生物表征背后的部分生物学基础[16]，并将把这种改变和所观察到的小鼠生物表征的改变联系起来，为丰富中医藏象学说的内涵做一个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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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药药性理论即是研究中药的性质、性能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沉浮、有毒无毒等。

中药药性理论即是研究中药的性质、性能及其运用规律的理论。中药药理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沉浮、有毒无毒等。

四气,就是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又称四性。它反映了药物对人体阴阳盛衰、寒热变化的作用倾向。为药性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是说明药物作用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五味,是指药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不同的味道,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疗作用。有些还具有涩味或者淡味,因而实际上不止五种。但是,五味是最基本的五种滋味,所以仍然称为五味。

辛:“能散,能行”,即具有发散,行气行血的作用。

甘:“能补,能和,能缓”,即具有补益,和中,调和药性和缓急止痛的作用。

酸:“能收,能涩”,即具有收敛,固涩的作用。

苦:“能泄,能燥,能坚”,即具有清泄火热,泄降气逆,通泄大便,燥湿,坚阴(泻火存阴)的作用。

咸:“能下,能软”,即具有泻下通便,软坚散结的作用。

归经,是指药物对于机体某部分的选择性作用,即某药对某些脏腑经络有特殊的亲和作用,因而对这些部位的病变起着主要或特殊的治疗作用,药物的归经不同,其治疗作用也不同。

中药归经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以药物所治疗的具体病症为依据,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

“酸入肝经,苦入心经,甘入脾经,咸入肾经,辛入肺经。”

升降浮沉,指药物作用的趋向而言。升是上升,降是下降,浮是发散上行,沉是泻利下行。升浮药上行而向外,有升阳、发表、散寒等作用。凡气温热,味辛甘的药物大多有升浮的作用;凡气寒凉,味苦酸的药物,大多有沉降作用,花、叶及质轻的药物大多升浮,种子、果实及质重的药物,大多沉降。

毒性,古代常常把毒药看作是一切药物的总称,把药物的毒性看作是药物的偏性。基本上把毒性分为“有毒,无毒,微毒,小毒”。

现代所谓毒性一般系指药物对机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

《素问?五常政大论》把药物毒性分为“大毒,常毒。小毒,无毒”。

《神农本草经》分为“有毒,无毒”。

《证类本草》、《本草纲目》分为“大毒,小毒,有毒,微毒”。

2 中医药指导体育运动的开始

体育运动训练过程中,特别是竞技类运动项目,运动员长时间经受大强度负荷,以至于身体在两个训练周期间不能完全恢复机能正常水平,表现出身体疲劳感加重,运动成绩不能维持在较高和理想水平。那么怎么样才能在不减小运动负荷的情况下,使机体疲劳程度较快恢复,保持理想的运动成绩哪?从中医药理论角度可以解释,中医认为运动性疲劳属于疲倦范畴,属于内伤不足之虚症,主要表现不同形式的虚症(脾虚、肾虚、气虚、血虚等)。张世明在对运动性疲劳的中医分型和诊断标准的研究时指出,运动性疲劳可分为形体疲劳症、脏腑疲劳症和神智疲劳症三种类型。其疲劳的本质是脏腑功能下降或失调和经血不足。姜文凯等把运动性疲劳分为:脾虚、肾虚、脾肾阴虚、脾肾阳虚、脾肾阴阳两虚。乔玉成根据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分型原则,将运动性疲劳分为运动性肾(阴虚、阳虚)、运动性脾虚、运动性肝郁、运动性肾疲、运动性心血型、运动性脾胃两虚。陈家旭提出,运动性疲劳与中医虚症有关外,还应注意肝郁,在运用中医药缓解运动性疲劳初阶段。

人们大多采用“黑箱子”理论去抗运动性疲劳,运用古典医学的记载指导中医在体育领域中的运用,比如说;抗疲劳生药常见的抗疲劳生药有陆生和水生两类。陆生抗疲劳生药主要有人参、构祀子、黄茂、花粉、猴头菇、西洋参、红景天、刺五加、阿胶、鹿茸、灵芝、金针菇等。水生抗疲劳生药主要有螺旋藻、中华鳖、蛤蚜等。这些我国传统的补益生药及其提取物,常被加人到抗疲劳食品中被广泛使用。但我国当时对这类生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对一些补益性生药未做抗疲劳功能评价便盲目地制成所谓的抗疲劳食品投放市场,一些抗疲劳物质虽已被确认,但其功能因子尚未确认。有些抗疲劳物质的功能因子虽被确定但其他化学结构尚未明确。也有很多研究把以上考疲劳的中药进行了扩展,有人通过实验探讨了海洋生物药尖海龙、三斑海马、牡垢、龟板、刺参、海星黄、螺旋藻、海带的抗疲劳作用。结果表明,这八种生药均能不同程度地延长小鼠负重游泳时间,有效降低游泳后血乳酸含童(p<0.05或p<0.01),证明有推迟运动性疚劳出现和促进麦劳恢复的积极作用。

3 中医药在体育领域运用的现状

在现阶段人们更加想突破“黑箱子”理论的瓶颈,更想进一步搞清楚单味中药或者复方中药能够缓解运动性疲劳,提高运动成绩的机制原理。所以有很多学者尝试着,中医理论(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五行学说、藏相学说等)能和西方的学说(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有意的结合,试图搞清楚中医药能够抗运动性疲劳的真正机制。也有人将人体的各大系统分开(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运用先进科技仪器(核磁共振成像、色谱仪等)来探测机体体内在中医药干扰过程中生理生化指标的变化,进而从分子水平上掌握变化规律。

比如说;通过用八子补肾胶囊对男子足球运动员赛前准备期和比赛期血液生化指标和运动能力的影响服用八子补肾胶囊受试者实验后体重血清睾酮(T)水平和耐力运动成绩未见明显变化;体脂重量和体脂率较实验前明显降低,无氧功率显着提高(P<0.05)。服用对照胶囊受试者实验后体重、血清T水平和耐力运动成绩明显下降(P< 0.05),但体脂重量、体脂率和无氧功率未见明显改变。最后表明服用八子补肾胶囊能在运动员赛前准备期和比赛期间保持体重、减少体脂重量和体脂率,维持运动耐力并提高无氧运动能力,维持运动员血清睾酮水平稳定。还有就是,运用实验法确定HiHiLo对古典跤运动员减控重的效果以及对T/C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古典跤运动员减控重期间维持运动能力的新的训练模式。结果显示:高住高训低练模式对古典跤运动员减控体重

有着积极的作用,且对运动员运动能力的维持也优于传统的减控重模式,提示这种减控重模式是可行的。 4 中医药在体育领域运用的前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快速发展,中西医药理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等学科理论的不断完善,先进科学仪器的陆续问世,能够清楚解释中医药作用机制原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解释中医药原理能够更好的运用到体育领域中可以从以下两个途径开展。

4.1 利用代谢组学在中医药中的应用>

篇（8）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2-0040-02

一、素质与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原本作为生理学范畴的一个名词，是指人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等先天赋予的特征。现在，“素质”已发展演绎成一个更综合的概念，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实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身心发展基本品质。关于人的素质内涵，现在比较共识的是认为“素质”包含以下四个部分：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心素质。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人的灵魂与方向，是做人的根本；文化素质是人的发展基础，体现了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了解；业务素质是人的立业本领，其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结构，还包括工作能力；身心素质则是前三项素质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反映了人对自然与社会的承受力。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有机联系。其中，文化素质又包括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实施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素质教育逐步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题。所谓素质教育，是指以培养、提高全体公民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模式或教育体制。就学校教育而言，它面向全体学生，是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是开发青少年潜能，训练和提高其生理、心理素质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素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全面提高各种素质。1998年教育部教高司2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在青年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文”一词出自《易经》：“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在古时指礼乐文化，在现代则是指各种文史哲的知识。作为中医药院校的中医青年来说，人文当然还包括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了解，因为中医学理论体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医学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全人类的健康保健和疾病防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中医基础理论阐释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及其在中医学的应用；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的认识――精气血津液神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体质学说；中医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病因学说、发病学说、病机学说等等。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可以使中医青年更加坚定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科学价值自信，倍加珍惜和觉悟中医药文化，继续增强和提高对中医学发展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人文的作用在于通过教育来提高素质。从广义上来说，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品格；从狭义上来说，人文素质包括知识和能力的内化，体现为一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因此，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学的形式，以人文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为主要载体，加之环境的熏陶，在此基础上来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和修养。因此，中医药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中医青年的文化知识、理论修养和道德情操，教会中医青年如何做人做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素质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结果。

二、中医青年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方略

科学精神求“真”，人文精神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犹如人的左臂右膀，缺一不可。高举人文精神的旗帜，不断对自己进行批判和反省，倡导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教育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教育是我们中医药院校在进行素质教育时所强调的教育理念。中医青年如何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是我们开展素质教育重点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合理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改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增开必要的素质教育课程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以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和优化学生知识结构。虽然素质教育不等于知识传授教育和能力培养教育，但知识结构的优化、能力结构的完备，却是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必备条件。而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开设可以更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其成为具有学术特色、情趣高雅、人格高尚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我们要努力把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特色鲜明、覆盖面广、设置科学的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医药院校应将人文素质课程纳入教学计划，通过必修和选修的形式开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使我们的中医青年真正具备人文知识、理解人文思想、掌握人文方法、遵循人文精神。具体的课程有：《军事理论》、《大学生社会实践》、《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沟通与礼仪》、《经济与管理》、《心理健康专题讲座》等等，通过一系列课程的修读达到拓展知识、提高品位、健全人格和学会做人的目的。

2.大力开展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加强人文校园环境建设。浓厚人文氛围的校园文化建设旨在通过环境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培养中医青年的人文素质，因此可以成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比如中医药院校可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设立传统文化、国学学习社，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举办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竞赛以及书法、绘画、写作、文艺等各种竞赛活动，加大素质教育的评优和奖励力度来建设校园文化环境。人文氛围的铸造对人文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人文气质是通过长久历史文化熏陶出来的，因此，除了开展常规性的校园文化活动外，还可以结合中国传统节日，比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等开展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学习，鼓励、支持中医青年成立学习小组和兴趣小组，引导他们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

3.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中医青年的人文素质教育既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韩愈的《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要求老师言传身教，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授业”，传授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解惑”，学生通过主动学习提出他们的疑惑，老师要有效地解决知识的困惑。“传道”排在“授业”与“解惑”之前，说明教师不只是简单的教书匠，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教授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与良好的品质，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让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因此，要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我们的中医青年教师更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作为从事人文教育、艺术教育和科学普及教育的教师尤其要主动参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一方面，可以通过参加集中培训、经验交流、学术交流等形式，来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修养。另一方面，可开展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通过报课题、写论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来探索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方法，不断总结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的经验。作为专业课教师，可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知识的讲授中，在教学过程中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爱学生，用自身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精神风貌，健康的生活哲学，宽广的胸怀气度，高尚的思想品质，正确的价值观念来影响和熏陶学生，逐渐探索一条融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提高人文素质的途径和模式。总之，优秀的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搞好人文素质教育的关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实施中医青年的人文素质教育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探索、持续推进。笔者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文素质教育会不断完善与成熟，我们的中医青年会更好地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拥有健康的身体与心灵，不断培养自身的优势，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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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药理研究从20年代初，陈克恢开始麻黄研究[1]以来，研究方法逐步完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这就是中药药理学。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研究和应用。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药理学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它使中药药理学从中药和药理学脱胎而出，形成了独特的学科体系。因此，有必要对中药药理动物模型进行整理、探索为进一步指导中药药理学发展、丰富实验动物学的内容起作用。故本文较系统地论述了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概念、分类、现状和作用，探讨了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发展趋势。

1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概念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指根据中医药基本理论，为进行中药药理研究而对人类疾病原型的某些特征进行模拟复制，创造出的具有人类病证表现的动物实验对象及相关材料， 包括人类疾病动物模型、人类证候动物模型、人类病证动物模型三部分的内容，它既是实验动物学的范畴，又是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的核心。

2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分类及现状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研究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已研制出百余种证型，其造模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2.1 依据中西医结合病因学说塑造动物模型：又称为中药药理病证动物模型[2]、病因病理结合型模型[3]

这类模型的造模方法是既运用了中医的发病学说， 又考虑了西医的致病原理， 将现代医学的人类疾病动物模型与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嫁接，建立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如高脂性疾病血瘀证动物模型、失血性贫血血虚证动物模型、感染性休克厥脱证动物模型等，把现代医学的辨病论治与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结合起来，中西汇通[4]。这方面的工作急待开展，以深化中药药理模型的研究，纠正证候动物模型难于深化、不好应用的不足。

2.2 采用西医病因病理复制动物模型

又称为中药药理疾病动物模型[2]、病理型模型[3]，其可分为自发性的和诱发性的。自发性疾病动物模型是指实验动物未经任何有意识的人工处理，在自然情况下，发生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并通过定向培育而保留下来的疾病模型，如无胸腺裸鼠、重症肌无力小鼠、青光眼兔、高血压大鼠、肥胖症小鼠等；诱发性疾病动物模型是研究者通过使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作用于动物，造成动物组织、器官或全身一定的损害，出现某些人类疾病的功能、代谢或形态结构方面的改变。如发热动物模型、四氧嘧啶糖尿病（消渴）动物模型、肥胖症动物模型等，此类模型目前应用最为广泛。

2.3 模拟中医传统病因建立动物模型

又称为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2]、病因型模型[3]，自20世纪60 年代邝安堃建立第一个“阳虚”动物模型[5]以来，已用200 多种方法，复制建立了肾虚证、脾虚证、肺虚证、心虚证、血瘀证、血虚证、肝郁证、寒证、热证、痹证、里实证、厥脱证、温阻证、温病等证候动物模型。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在动物身上复制的中医药证候，是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独具一格的有别于人类疾病动物模型的方法。而中药药理证候动物模型的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中药药理学发展的需要，急待增加研究投入，提高研究水平。

3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作用

3.1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药理学的基石

中药药理学是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对机体的作用和作用机理以及体内过程，从而阐明其防治疾病原理的学科。它包括中药药性药理、中药实验药理、中药临床药理3部分的内容，而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在中药药性药理、中药实验药理、中药临床药理的研究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实验动物学发展的新领域

中医以系统——综合医学模式为特征，坚持功能主义的原则和视角来研究人体。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对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生物学性的认识，将弥补现代以形态结构为原则进行研究的不足，建立新的指导标准体系，丰富实验动物生理学，实验动物医学和比较医学的内容。而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研制与增加，又将丰富实验动物病理学和动物实验技术的内容，对实验动物疾病的病理过程和实验操作，技术进行重新认识，故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的建立与深入研究，将成为实验动物学发展的新领域。

3.3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医药现代化的突破口

中医药的学术发展相当缓慢，其原因就是缺乏实验研究体系，缺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沟通与融合，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未建立起自己的科研规范，指标体系和方法论，致使其理论研究对实践缺乏推动作用，与世界医学缺乏共同语言，而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就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应用现代科学方法以实验动物器官、组织、细胞为研究对象，建立的具有人类病证表现的实验模型，弥补了中医药研究的不足，成为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的中介部分。故中医药药理动物模型的研究与发展必将促进中医药的现代化。

3.4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新药有效性评价的工具

中药新药有效性评价，可用正常动物观察药物对生理状态下各种生理、生化、形态等方面的影响，以判断新药的疗效。但生理状态与病理状态有本质的区别，对药物的反应常有质的不同。有些药物对正常动物无药效作用，而对中药药理动物模型则有治疗作用，如清热药对发热动物有降温作用，而对正常动物体温则无影响，因此仅用正常动物不能全面准确地评价新药有效性，必须选用中药药理动物模型，观察新药，对病理状态的影响，才能更准确地评价其有效性。故中药药理动物模型是中药新药有效性评价的工具。

4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研究的发展趋势

中药药理动物模型研究近年来其应用范围日趋广泛，今后将在中医药基础研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除新药药理研究之外，纯基础研究能更完美地体现动物模型的优势和特点，反映中医药理论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因此，可望成为其主要发展方向，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在以下两方面取得进展：

4.1 重建开放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以融贯新知

中医药理论体系有明显的超稳定性，使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许多成果在融入这一体系时遇到障碍。动物模型研究的许多发现，已从多个方面，如病、证概念，证、病关系，不同证候鉴别，同一证候内进一步分型，证候重新分类，治疗反证的意义，中医方剂、中药的功用主治规律性等方面提出现有中医药理论体系难以容纳的内容[8]。因此，很有必要以实证性方法重建开放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4.2 相对独立于临床以充分完善自我

基础研究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必须相对地独立于临床进行发展才能真正完善中医药基础科学，并更好地促进临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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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医膳食调护总原则包括平衡观和辨证施膳。在平衡观上,西医饮食护理强调从西医分析解剖观点入手,即从微观入手,而中医饮食护理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以整体观为重点,从宏观入手。因此,中医饮食调护中的平衡观与西医平衡膳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包括从宏观上阐述五谷、五果、五畜、五菜食物之间的比例平衡;食物的寒凉温热阴阳平衡;酸苦甘辛咸五味平衡;食量的平衡等。而辨证施膳是中医膳食调护中的重要特色,辨证施膳是将“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的信息在藏象、经络、病因学、发病机制等基础理论下,对患者表现出的临床症状和临床体征进行综合分析慨括,判断病证类型,再根据判断出的“证”确定相应的饮食护理方法及具体的饮食护理措施。

二、药膳

“药食同源”指很多食物本身就是药物,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古代医学家将中药的“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等理论运用到食物之中,认为每种食物也具有这些特性。而中医药膳则是将“药食同源”这一经典理论发挥至极致的最佳应用。

药膳内涵博大精深,其寓意不是将中药和食物进行简单的混合,而是在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经特殊加工烹制而成的菜肴、汤汁、羹糊、糕点等食品。药膳不仅具有了一般食品的色、香、味美等优点,同时“寓医于食”,既能发挥出中药的药性,又能融入食物的鲜美,“药借食力,食助药威”,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协调。

2.1药膳的分类

药膳有很多种分类方法,按性状可分为:菜肴类、汤汁类、茶饮酒类、粥粉饭羹类、膏糖蜜糊类,糕饼糖果点心类等;按五脏调养可分为:养心药膳、养肝药膳、养脾药膳、养肺药膳、养肾药膳;按作用可分为祛邪治病类和补益保健类;另外还可按季节分、按人群分、按疾病系统分。

2.2药膳制作方法

药膳的配方和一般的食品配方不同,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中医方剂组成的主次辅佐关系;二是膳食的调配原则。使药膳既有中药的特点,又符合膳食的色、香、味的要求,二者协调,才更能发挥药膳的食疗效果。在药膳用量的确定上,首先是以一人食用为准,确定其总量,供一次食用或几次食用,一般每日分2次食用。根据确定的总量,再计算原材料的数量比例。由于药膳的特殊性,药膳的烹制除了应掌握基本的烹调技术外,还应具有一定的中药知识,烹制时,除了展示一般饮食烹制的色、香、味、形的要求外,也要尤其保持药膳中药物的功效作用以及发挥食物的营养作用。药膳的加工方法和加工形式多种多样,但方法中以炖、煮、蒸、煨为主,形式中以汤、羹、粥、茶、饮为。这是因为药物经过较长时间的受热后,其有效成分才能最大限度地被溶解出,与食物相容,发挥最大的药膳功效。对于有药味或有怪味的药膳,进行烹饪时应给予适当的调味,如可加入适宜的调料或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矫味,同理,如果味道很淡,烹饪时则可以给予适当增味,但调味中应注意把握尽量保持原料本身具有的鲜美味道的原则。

2.3糖尿病药膳的注意点

经过长期的研究进展,糖尿病药膳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形式多样的方法推荐,如糖尿病常用食物有[2]:玉米须、麦麸、红豆、魔芋、苦瓜、裸燕麦、番薯叶、陈粟米、南瓜、冬瓜、丝瓜、大蒜、洋葱、芹菜、黑芝麻、柚子、猪胰、鱼类、黄鳝、泥鳅、海参等。常用中药推荐有[3]:熟地、石斛、百合、天门冬、沙参、玉竹、麦冬、山萸肉、黄连、知母、生地、芦根等。但是在应用这些食物和药物制作药膳时,需要格外注意以下几点:

辨证施膳

消渴病特点多为本虚表实、虚实夹杂;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互为因果。发病之初,患者常以阴虚燥热为先,随并病程延长、病情轻重转变,阴虚燥热会有所侧重,可由燥热向阴虚、气阴两虚、阴阳两虚等不同证候演变,常肺燥、胃热、肾虚同时存在,并时有夹湿、夹痰、夹瘀。故消渴病的药膳调护也应遵循辨证施膳的法则,宜滋阴润燥为主,并根据具体个体选用有理气健脾、益气活血、补肾益阳、淡渗利湿等功效的食材和药材配合运用。

注意四季饮食宜忌:

万物皆随春、夏、秋、冬四季有规律地变化。人的养生之道就像树木,春而发、夏而长、秋而实、冬而藏,养生应顺应自然,应顺应四时,即“生长收藏”,如此养生,人才能健康长寿、颐养天年。

春三月、属木,人体肝气当令,饮食应该减少酸性食物的摄入,以调养脾气、避免肝气生发太过,尤其是素体肝阳偏亢者,春季最容易复发,因此除适当进食高蛋白、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外,可用甘辛味食材、药材来预防调理。

夏三月,属火,气候暑热,易心烦意乱、人体消化功能下降,以清淡、宜消化的食物为主。除摄取适当蛋白质、蔬菜、水果外,可吃些苦味、酸味的食物,如苦瓜、酸梅汤等以清心降火、清泄暑热、燥湿健脾、增进食欲,防耗气伤阴。慎食生、冷食物以损害脾胃功能。

秋三月,属金,气候干燥,忌辛易酸苦,可吃些芝麻、核桃、山楂等食物以滋阴润肺养血、清除肺燥心火。另外,胃肠道疾病常在此季好发,如果不注意饮食卫生,很容易“病从口入”。立秋之后,少吃寒凉生冷食物,以顾护胃气、防止脾胃损伤。

冬三月,属水,气候寒冷,以避寒就温,敛阳护阴,可吃些高热量、御寒食物,如热粥、羊肉等;少食辣椒、酒等辛温发散之品。此季是身体虚弱进补的较好时机,冬令进补的关键是食补,宜因人而异的进行调养。

篇（11）

          中医认为,七情致病不同于六,六致病是从表入里,都从外感,故有“外感六”之称。而情志致病,病从内发,是内伤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故称“七情内伤”。其致病特点：一是直接伤及内脏,病由内生,故又称“内伤七情”；二是主要影响气机,使脏腑气血失调；三是情志波动,导致病情加剧和恶化。笔者尝试对七情致病心理学机制进行探讨,现介绍如下。

1  七情是人的心理现象

心理学是关于人的心理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人的心理所反映的是客观现实,而客观现实是产生人的心理现象的源泉。七情是指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变化,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反应的情感体验,即对外界客事物反映的态度体现和个体感知外界信息、事物、事件与机体内环境(心理、生理系统相互作用)产生的情绪情感反应,属正常的心理活动范围。它是通过人体对内外环境中信息的摄取、分析、加工、整合所产生的内心体验,表达了对客观事物好恶的不同态度。“好”、“欲”可产生喜乐的积极的情绪反应,“恶”可产生悲、怒、恐等消极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情感体验或自我感受于内,或通过五官肢体活动表达于外。七情也即心理现象的内涵,属认知活动范畴[1]。情志活动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情志的过度兴奋或过度抑制会形成病态的基本心理条件,而成为人体致病的重要因素。

中医以五脏为中心概括人体生理病理的联系与变化,将人体情志变化分属五脏。从中医学的历史沿革来看,历代医家临证诊治均十分重视患者病变的心理作用,如《素问·天元纪大论》谓“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其中忧附于肺,惊附于肾,说明对外界环境的所致七情变化,是五脏的生理活动所产生,如喜为心之志、怒为肝之志、思为脾之志、悲为肺之志、恐为肾之志等。又如《内经》较详细论述：“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又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强调心是产生情志活动的生理基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和主宰。说明心理接受外界刺激,主司人体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故又有“心主神明”之说,包括情绪情感反应。其实,情志活动作为心理活动的一部分,均为脑的机能[2]。

上述所论虽没有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完备形态,却充分肯定了人的情志活动是心理现象的具体反映,阐明了人的心理因素与病理变化之间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作为认知,情绪情感反应的七情及其太过或不及而致病的七情病因,虽只列出7种,但应将其理解为对人体情绪情感体验的概括。现代医学心理学、生理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情绪变化是复杂的,有快乐、愤怒、悲哀、恐惧4种基本情绪及在此基础上组合而成的复杂情绪,但总体上可分为正性和负性情绪情感反应,前者如喜、乐、愉快、恬静、满足感等,后者如怒、悲、恐、焦、烦、痛苦、内疚、厌恶、敌对、挫折感等。这些因素过极尤其是负性情绪太过,即可单独或杂合致病。

2  七情致病的病理生理机制

2.1  相关机理

中医七情病因学说认为,人对外界刺激的情绪反应过激、过量、过大超出了脏腑调节负荷的承受力时,即可成为致病因素,使心理活动处于应激状态。应激状态持续时间过长、作用过久,即可致自主神经系统机能失调,使机体某些器官出现器质性损害。现代生理心理学研究表明,心理应激持续状态,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增强,导致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儿茶酚胺类“加压”素分泌增多,这些物质长时间作用心血管系统,容易导致心脏过重负荷,造成心脏器质性损害,损伤脏腑,扰乱气机或耗损正气,气机紊乱、阴阳失调而引发各种心理或心身疾病,并产生一系列躯体和心理症状。中医认为,五脏与七情相关,不同脏腑对七情致病有一定的易感性,如喜则气缓,喜伤心；怒则气上,怒伤肝；思则气结,思伤脾；悲则气消,悲伤肺；恐则气下,恐伤肾等。由此可见,对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转归、预后等,均与个体心理、个性性格特征、对事件的认知评价系统(中介系统)水平高低及调节系统的功能、个体对事件的承受能力有密切关系。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心理是人脑的机能,脑是心理的器官,人的心理的产生(包括情志活动)是由客观的事物刺激作用引起的。中医理论大多把脑髓功能归属于脏腑学说,认为“心主神明”、“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素问·无节藏象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强调心是产生心理情志活动的生理基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和主宰。研究七情致病的病理生理机制,对五脏与情志各有相应的内在联系,不同的情志活动可通过不同的脏器体现出来,如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等,对五脏六腑之间又与情志有着统一的内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五脏六腑,心为之主”。中医认为,七情致病的因素与各脏腑之间的病理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如情志所伤往往首先伤肝,致肝气郁结,失其疏泄；继则横犯于脾,胃气失和,故出现情绪不宁、善太息、胸肋胀满、胃脘不适、食少纳呆；若气郁化火,火扰心神,则出现心烦不安、失眠多梦、心悸气短等心理生理病理变化和症状；久则耗气伤阴,亏虚,累及于肾,致肾虚不足诸证；若肾失滋润而动,肺失清肃而气逆,致肺肾阴虚证象,故临床上常可见肝脾不和、肝火犯肺、心脾两虚、心肾不交、脾肾阳虚、肺肾阴虚等兼证。可见,七情致病任何一脏都可累及他脏,它们之间的生理病理机理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

2.2  社会环境因素

人脑是产生心理情志活动的器官,但心理情志不是人脑生来就固有的,而是人脑对外部的客观事物的反应。只有外部客观事物的刺激作用,形成心理情志正常或异常主观反映。

中医对生活事件引起情志致病很早就有系统的论述。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云：“当今之世,忧患于内,苦行于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也。”《素问·疏五过论》说：“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说明了心理社会因素、环境因素致病的作用。外部刺激事件作用于个体时,由于个体对应激事件评价系统(中介系统)的差异,其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同一事件对不同人所造成的精神损伤也不同。

外因导致七情变化多是由社会生活环境,条件作用于个体而诱发的。从性质上讲,七情致病可大致分类两类,即积极性质的生活事件(也称“正性事件”)刺激多引起正性情绪情感和消极性质的生活事件或负性事件刺激多引起负性情绪情感。后者太过对心身健康危害较大,前者太过对心身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临床所见七情致病除对五脏系统有特殊的易感性和亲和性外,也可见七情的两种以上情志杂合致病。如《内经》中常将“悲哀愁忧”、“怵惕思虑”并称,而致一个脏腑受病或多个脏腑同病,如心脾两虚的心悸、失眠、肝脾气血郁结的肿瘤等。又如,《景岳全书》就曾论述：“阴寒直中之证……惟流离穷困之世多有之。若时当治平,民安饱暖,则直中之病少见。”若遇剧烈境变、意外刺激、所求未遂、事有疑虑、过度操劳等亦可引起情志变异,造成内伤疾病,如心“在志为喜”,喜于欲遂,一旦获得久欲求之而突如其来的喜讯,常可使人大喜若狂,或惊喜如呆。再如肝“在志为怒”,怒则气逆,因事怒甚悖愿而爆发,以致伤肝染成重病或由此而暴卒者屡见不鲜。

2.3  心理因素

七情致病的心理因素在于不同人格特征类型产生的不同结果。同样的生活事件刺激作用于不同的个体,有时可引起不同程度的或相反的情志反应。这就是七情引发的不同心理因素作用结果。《素问·评热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发病观,对于七情致病的内因,即人格特征及其对外界刺激的认知评价在心身疾病中的重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太阳之人(火形人)为阳气之极者,具有心静开朗明快、喜悦乐观的性格特点,但情绪波动较大,阳气有余,易于极乐生悲,对各种刺激反应强烈,故对因“怒”致病是有明显的易患性。少阴之人(木形人)属于阴形人、阴气偏重,其性格多深沉、悲观、多忧多虑易生思虑之情而发肝郁之证等。

在心身疾病的发病过程中,某种人格特征易发展成为某特定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而这些因素又易促进某类疾病的发生。如胆汁质型者的特点性情急躁、易怒、易患高血压病；性格内向忧郁、多愁善感之人易生思虑忧伤易患失眠、心悸等神经衰弱和神经症。

总之,心理社会因素是导致七情太过而引发多种心身疾病的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就要求心理和医护工作者临证仔细深入地了解分析生活事件以及心理因素,包括人格特征、认知模式对患者的影响,才能把握主动,这对于心身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3  七情致病的心理学机制分析

从医学心理学角度分析,七情致病的机制与生物、理化因素致病的发病机理一样,只不过病因是心理、社会因素,病理生理过程与生物医学相同。七情致病的发病机理在于个体接触内外致病因素刺激后,由于个体中介机制的差异,对于刺激导致的情志太过产生心理应激,应激反应持续存在引发机体器质性损害并伴有临床症状[3]。应激过程是否进而使某些器官器质性损害,与个体对该刺激的承受力、抵抗力和耐受力有关。就象病源生物因素作用个体时是否能引发疾病与个体免疫力有关一样,个体免疫机制完善,机体免疫力强,就不会引发疾病和出现临床症状,反之就有可能致病。正象《素问·评热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发病观。如七情致病的内因,与人格特征等不同的心理水平和其对外界刺激的认知模式不同,其产生的结果也不同,该发病机制过程已为现代医学所证实。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