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全球贸易情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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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一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1］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2］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3］(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r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4］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1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5］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摩擦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他国家认为与我国之间的对外贸易，不但造成其本国的贸易不平衡，而且导致本国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然而，如前所述，由于新贸易统计方式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贸易中的收益和成本，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可以真实反映各国与我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从而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四、结论本文通过对WTO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优势及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认为与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相比，基于各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在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重新认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真实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等七个方面存在明显的优势。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能够更好地衡量我国出口的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更准确地衡量我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以及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因此，我国应当积极回应WTO在贸易统计数据方面的革新，适时调整我国相关的外贸数据统计方式，以更好地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新变化。

作者：蒋庚华 郭沛 刘舒野 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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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肺炎疫情带来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及原因

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的萎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世界商品贸易量目前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国际服务贸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创，世贸组织估计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间服务贸易量下降了约27％，其中与旅行和运输相关的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经济风险全球化，国际贸易的低迷对于长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成为对其经济的致命性打击，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环节的各国经济的衰退进而加剧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萧条，这种正反馈机制构成世界经济形势的恶性循环，各国对外贸易普遍呈现明显的收缩态势。为了避免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的牵制，更多的国家开始注重产业回流和国内循环，这无疑人为地加剧了疫情期间的逆全球化趋势。1．1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国际合作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是维持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环节，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无疑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首先，在肺炎疫情影响下，各国采取的社交隔离政策，造成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生产规模急剧下降，很多企业甚至停工停产，导致产品现象严重短缺，沉重打击了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其次，部分国家为防控疫情的境外输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和货物入境，切断了国际贸易的运输环节，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打击。再次，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购买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导致了跨境贸易活动风险提升，全球供应链的断点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全球供应链仍面临着各国复工复产不同步而带来的挑战。综上所述，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脱节和断裂，是逆全球化现象凸显的关键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剧产业回流趋势。各国的产业回流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回流。制造业水平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制造业可以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产品的供应充足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完善和提升本国的制造业体系有助于减少对于其它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打击程度，亦有助于应对类似于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性公共危机，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各个国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众多发达国家开始反思本国的产业结构，并提出了一系列复苏和振兴制造业的计划。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验证了制造业在紧急突况下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国际贸易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本国制造业能够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质保障，稳定民心，进而能够决定应急管理措施的落实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兴起了制造业回流的热潮。各国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全球产业结构带来新调整。首先，各国均发展本国制造业，会导致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缩小。其次，发达国家作为制造业的产业输入国，辅之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进一步减少，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维系。最后，国际投资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制造业回流会使发达国家对外相对投资减少，对内投资增加，国际投资格局发生变化。这样就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现了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源于英国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商品和服务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它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在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情况下，部分国家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为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单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数量来看，2020年1－10月全球实施的贸易阻碍措施956起，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实施数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进口限制措施的贸易额为4409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扩张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决定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给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口”。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本土产业带来的强有力的竞争为各国完善产业结构和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机下，更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政策便顺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纳。部分国家疫情期间采取的设立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会对世界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使国际贸易的区域性特点逐渐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现象的发生。1．4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导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维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对向肺炎疫情这样全球性突发公共危机的挑战下，WTO被寄予维持国际贸易相对稳定、规范国际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希望。尽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但是WTO的应有的协调和规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自从2019年12月开始，WTO上诉机构停摆，导致WTO无法在肺炎疫情期间高效解决国家间贸易纠纷，不能充分发挥其定分止争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或认同过程，WTO解决争端能力的削弱，使得进行国际贸易的法律风险提升，减损了国际贸易参与各国的信赖利益，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危机。WTO的权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间遭受了挑战。部分成员国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护装备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规定向WTO通报。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置壁垒，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大量这些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可能会与WTO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相违背。

2国际贸易的复苏

根据世贸组织在2020年12月18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了11．6％。世界银行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4％。国际贸易的复苏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内，各国还无法脱离世界市场而独善其身。疫情期间，国际贸易有助于各国结合本国疫情形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过肺炎带来的物质资料短缺的难关。由于各国疫情形势的不同步性，将会出现世界范围内供需情况的不平衡。复工复产较早的国家生产出较为充足的产品，在保障本国市场的需求情况下，各企业急需通过世界市场获取利润来弥补疫情期间的亏损。疫情形势较为严峻、仍未完全复工复产的国家物资储备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过世界市场采购需要的商品。国际贸易的复苏允许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内为供需匹配提供了条件，突显了人类合作共赢的力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各国开始有秩序地恢复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出现明显好转，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恢复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现象是短暂的，并未遏制经济全球化的潜力，也不能掩饰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发展带来的利益。

3经济全球化的科学性注定其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

随着肺炎疫苗的接种使用，我们可以合理预测疫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们不应只把视角停留在疫情所带来的短期逆全球化现象上，而是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判断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政策。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论的论证支撑和实践的检验证明作为依据。经济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最好合作途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疫情所带来的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减速带，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弊，探索更为合理高效的世界经济合作模式，完善本国经济体制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趋利避害，争取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大卫•李嘉图认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的比较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石。尽管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经过不断发展，此理论确实为我们论证经济全球化的优势提供了依据。资本的空间化原理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资本具有趋利性，资本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因此资本具有扩张性特征，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资本会自发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大增殖机会，进而促进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高效配置。这种扩张性趋势是由资本的根本目的决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长期看来也是不可逆的。短暂的公共危机会使对外投资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但是世界长期的较为稳定局面仍然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为这种流动性的维系提供根本动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交通运输的发达减少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贸易规则得到更大范围内的普遍认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了新的贸易方式和种类。互利共赢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国具备参与世界市场交换的强大驱动力。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发展可以与世界市场完全脱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和博弈是各国的理性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熟运转多年，各国已经从世界市场获得利益和发展契机后，再使各国沿着自给自足、单打独斗、孤立发展的趋势运行是不现实的。历史的步伐永远是向前迈进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诉我们，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环节。在理性判断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废食绝不是最佳选择。世界各国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时，正确的态度是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合作共赢，趋利避害，不断提升本国实力，使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位置，而非消极对待经济全球化，过分放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企图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发展本国经济。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否认肺炎疫情减缓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助长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们应当从长远的眼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国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充分发掘国内市场的潜力，减少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保障我国经济稳妥有序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有利因素，提升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顺应发展趋势，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两个循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助力我国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WorldtradevolumeralliesinthirdquarterafterCOVID－19shock［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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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爱宗．制造业回流：全球产业转移的新动向［N］．中国财经报，2013，（8）．

［4］贾利军，孟奇娟．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J］．经济师，2010，（11）．

［5］唐宜红，张鹏杨．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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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展，贸易、金融、投资的自由化使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逐渐呈现互补性特征。全球市场形成之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

二、竞争优势的提出及国际应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这些理论认为，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优势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管理学家家迈克尔・波特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如果将其引用在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优势中也同样可以发挥效果。通过整合国际资源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表现出来的有跨国并购、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跨国资本通过金融市场的间接国际传导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在国际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互补性（一体化）实质是跨国公司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降低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的可能。

三、国际贸易与投资互补的必然趋势

（一）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而这无疑为国际投资成与贸易的促进与互补作用奠定了基础，公司的内部化部分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这也是科斯定理的精髓所在。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的互补，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根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

（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跨国公司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跨国公司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纵向、横向并购等业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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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第一大港上海港，进入第四季度以来，集装箱和干散货吞吐量都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迎来了传统旺季。2016年1-10月份，仅上海国际港务集团集装箱吞吐量接近3100万标箱，同比增长1.3%。尽管干散货吞吐量呈现下滑，但较2015年同期已经有所回暖。

从具体货种看，高新技术产品呈现出进出口两旺的态势。杭州海关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浙江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两旺，出口810.3亿元，增长8.7%，进口381.4亿元，增长11.1%，优于浙江省进出口整体水平。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23.4%，集成电路进口增长13.8%，表现尤为显眼。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苏。得益于较为完善的基础建设、制造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江苏企业在加快“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中带动了装备制造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如出口电气设备增长4.8%、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增长3.3%、机械制造设备出口增长0.4%。

一般贸易好于加工贸易成为2016年外贸进出口的新动向。2016年前三季度，江苏省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1661.1亿元，增长6.1%，占同期进出口总值的47.8%。

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远鹏等专家认为，一般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在促进就业、培养熟练工人和拉动GDP增长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属于“打工经济”，缺乏品牌，设计、研发等环节也相对较少，主要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般贸易则是自己当老板，产业链长，从设计、生产到销售，产品增值率较高，还往往包含知识产权。

此外，浙江省跨境电子商务B2C方式出口33.6亿元，增长1.1倍，拉动浙江省出口增长0.14个百分点。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认为，经济全球化处于重要调整期，全球贸易量的增加将不再显著，甚至会萎缩，但全球生产布局将出现调整，国际竞争将转向价值链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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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30日

对外贸易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不断优化我国的开放性经济结构。为了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获取能力，我国需要不仅加强国际资源的整合能力，而且需要加强自主创新环节，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一、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的特征

在2012年中，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为3%，随后的一年内，该数值依旧下降，在全球贸易增长减弱的背景下，我国贸易在增长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金融危机过后的三年里，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下降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品值上涨。首先，经济增长逐渐放缓，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仅为两位数，并且速率不断下降；相比同一时期的进出口增长速度，我国出口增长速度远高于进口增长速度，出口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使进口贸易受到很多损失，在2015年中，我国进口贸易下降率达到15%。当前，很多国家都存在贸易增长趋势放缓的问题。由于贸易与经济具有密切联系，在2008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当前的几倍，但是当前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产出速度。根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优势不断减少。其中，贸易超调在产品中的特征为：联合国部门根据贸易产品的特性进行了分类，在按照不同类型的产品分析中，能够获取产品的进出口参数，在此基础上能够得出产品结构与我国贸易之间的联系。

（二）产业链更加完善。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中可以分析出，我国属于全球较为重要的贸易国，随着本国企业与外贸企业的联合发展，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数值呈现上涨趋势，因此我国能够将这些供应链进行优化配置，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在我国产业链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能够使产业集群更加具有科学性。在当前社会中，我国有很多制造业产业集群，如家用电器产业、电子产业等，并且不断朝全球供应链进行扩张。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很多企业的生产能力取得了较大进步，使我国的工业产业链更加具有系统性。很多生产商的零件能在附近区域实现完整配套，并且对国外材料的进口订单量不断下降。

二、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放缓中存在的问题

（一）初级产品贸易额降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调整恢复阶段，国际市场需求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由于国际较多产品价格降低，不同于制成品，初级产品贸易额具有明显的降低趋势，使我国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为：制成品。但是，由于我国进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有很大比重，这也是我国进口增长放缓速度大于出口的原因。相比于外需市场，我国内需市场在快速发展中，能够使消费品的单独销售总额不断上涨。在内需市场比例不断加大的过程中，消费品贸易出现逆势上涨的趋势，同时消费品的增长指数越来越稳定，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的贸易增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中间产品在出口、进口方面出现减弱情况，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产品属于中间产品，一旦其进口下降，将会造成我国进口贸易受到影响。对外贸易增长放缓不仅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影响。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空前发展，2013年在世界贸易国家中占据一席之地，有效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在当前环境中，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存在劣势，主要是由于产品的附加值不高，并且该条件长期低于数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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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治理平台的诞生，即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成T中包括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G20成员的人口总量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占全球贸易额接近80%，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成员的体量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必然发挥着独到且重要的作用。

G20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增强全球主要大国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性，因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其中的主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影响犹在，但是其紧迫性相比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已经有所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作为财政、金融之外的另一个领域，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G20成员自身贸易总量、代表性和全球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外形成了一个“迷你WTO”。G20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因此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的协调难度大为减小；同时，鉴于G20成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所达成的成果实际上是代表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事务中的立场和观点，代表了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方向，对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刺激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成为G20成员的重点关注领域。2008年以来，G20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员已经意识到G20在该领域可以有更大的作为。2015年，在中国的提议下，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确定了贸易部长会议的定期化机制，提升到与G20成员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同等的级别。从G20发展的历程来看。G20对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20世纪30年代欧美爆发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萧条，各国为了一己之利，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中美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平均水平高达53%，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导致全球贸易总额大幅下降70%，这种以邻为壑的短视做法严重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主要国家担心世界各国重走保护主义覆辙，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甚至如上世纪一样引发战争。因此，在2008年召开的第一届G20华盛顿峰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同意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在峰会结束后一年内避免设置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新壁垒，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历史上第一次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出集体承诺。此后历届G20峰会中成员均明确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期限也不断延长；同时G20成员推动以WTO为平台，加强对全球贸易政策监督和审议，授权WTO等国际组织G20成员贸易保护报告，对各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形成集体压力。G20多措并举，对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功不可没。

同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以“短、平、快”为特点的区域贸易谈判兴起，各主要经济体将主要精力放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上。据WTO公布的数据，截止2016年7月1日，WTO成员通报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635份，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接近4份自贸协定。一些超大规模的自贸协定谈判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全球区域性贸易谈判的兴起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越来越严重，全球贸易规则开始走向“碎片化”，实际上是一种贸易规则层面的“保护主义”。G20成员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G20成员在历次峰会一直支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确保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的一致性，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摒除规则的“藩篱”，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规则的“碎片化”趋势。

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通过的贸易部长声明，再次发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明确信号，G20成员决定将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延长至2018年，具体承诺包括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逐步减少和取消已经采取了的贸易限制措施。同时，G20成员同意进一步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

2、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995年成立WTO，以其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目前，WTO共有163个成员，是处理全球贸易投资事务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也是全球涵盖范围最广、规则体系最为全面的贸易规则体系。但是，2001年WTO启动多哈谈判之后，由于成员所处的发展阶段、自身利益等因素难以在如此庞大的组织内取得共识，而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又是WTO制定多边贸易纪律的基础，多哈谈判久拖未决，持续了15个年头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已经减损了WTO在制定多边贸易纪律方面的信誉。

G20成员作为WTO的核心成员，肩负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责任，这不仅符合G20成员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G20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继续支持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G20成员是WTO最为核心的成员，如果G20对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不认可或者存在异议，则WTO根本无法在163个成员中树立威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G20成员对WTO的支持是多边贸易体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柱，所以历次G20峰会都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会议上共同发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主体作用。第二，进一步支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进展。2001年，WTO启动多哈回合谈判，一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使得WTO成员对于多哈回合谈判信心继续走低。在此背景下，G20成员通过每年举行的峰会积极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行磋商，凝聚共识，缩小分歧，为促成2013年巴厘岛WTO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以《贸易便利化协定》为核心的“早期收获”协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WTO。

尽管多哈回合在巴厘岛获得了一线生机，但是谈判仍然没有完成，G20在2014、2015年峰会上仍对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努力，寻求可能推进谈判的路径和方式。201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成员再次承诺2016年底前G20成员全体批准《贸易方便化协定》，同意持续推动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探讨潜在的、合乎各方利益的新议题谈判。

3、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

相比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国际投资规则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并没有多边的纪律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WTO都曾尝试设置全球性的贸易投资纪律，但最终无功而返。相比于金融、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原本不是G20讨论的重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蔓延和影响的扩大，投资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如何在全球层面减少投资规则的障碍，增加投资政策的透明度日益成为全球主要投资输出方和接受方的重要议题。G20成员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国家对于投资政策的协调也日益受到关注。

2016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上通过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政策性纲领文件，即《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无论是在G20历史上还是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反对跨境投资保护主义、共同营建开放、非歧视性而且透明、可预见性的投资政策环境并且加强投资保护，确保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并且推动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承担投资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九大原则。尽管仅仅是规定了基本的指导原则且明确为非约束原则，但是却为未来G20成员就多边投资纪律的具体细则进行讨论设立了基本框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G20协调制订国内投资政策和商谈对外投资协定提供重要指导，同时为弥合国家间投资政策利益分化，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迈出历史性一步，将为促进全球投资增长提供长远制度性引领。可以预测，未来G20在协调全球多边投资政策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鉴于G20成员在输出投资和吸引投资方面的巨大体量，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领域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很可能未来全球性的多边投资规则的诞生就是以G20所指定的投资规则为蓝本。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1、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并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客观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现有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持下制定的，虽然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但是主要受益方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谁掌握了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未来更大的发展权。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需要平台支撑，在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贸易谈判、投资规则制定谈判无法达成共识且陷入僵局的情况下，G20成员是全球贸易投资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在小范围内就贸易投资规则达成一致再以此为基础走向多边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因此，G20提供了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平台，中国必须用好、用足G20平台，才能在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积极利用G20这个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要提出完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积极主张。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好地满足中国诉求，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要坚持，用好自身的“巧实力”。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谈判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多赢”，谈判实际上是相互妥协的过程，需要主要大国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所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在坚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承担与大国相称的国际义务，积极促成规则的制定工作。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今年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通过《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就是中国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典范。

2、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引领规则制定的能力

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趋势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减少投资隐形门槛，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谈判过程是一个“出价”、“要价”相互交锋的过程，要想获得对方的市场，也要满足对方的要价，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形成新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不断提升改革开放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这为我们对外开展经贸投资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再是一味防守，而是拥有了更多的进攻利益和诉求。

G20作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平台，面临的谈判对手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等所谓的“二十一世纪议题”方面谈判雄心水平很高，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我们国内改革的深水区。G20与WTO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平台，在G20平台中，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利于就特定的贸易投资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成员少更容易“短兵相接”，所以不能够提出有竞争力的“出价”，则很难在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提出有价值的方案，所以中国需要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夯实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顺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大趋势，这样有利于在国际贸易投资谈判中掌握主动，有利于保护中国的长远利益。

篇（7）

目前就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与美国贸易摩擦逐渐增多，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断增大。根据相关数据调查现实，从2010年―2014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逐渐突出，并且贸易顺差额不断加大，依次为1356.24亿美元、1526.65亿美元、1623.21亿美元、1742.32亿美元、1856.21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大，引起美国的不满。2015年末，中国贸易顺差占总额比重的45.9%，这一数据表明，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综合上述数据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不断扩大，使我国面临美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本文在对该问题研究过程中，将注重探讨了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表面原因

从表明来看，造成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导致。人民币汇率对于中美贸易有着较大的影响，人民币的贬值，会增加中国在贸易中占据主动地位，实现贸易顺差，而人民币升值，将对美国贸易发展有着较大的利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一定的关联性，但是人民币汇率并不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问题。中美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美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则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这样一来，导致中国经济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在发展过程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也是实现中国贸易顺差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以人民币汇率指责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可信性较低。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以及过度消费问题，直白地讲，就是美国内部存在失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账户差额较大，储蓄投资缺口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导致美国内部存在较大的失衡现象。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刺激消费，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导致其储蓄率下降。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美国2010年到2013年期间，存款利率始终保持在2%以下，这样一来，人们的钱更多用于消费上。同时，从目前美国财政赤字情况来看，美国2011年的财政赤字为1.48万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11年的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0.8%。在奥巴马实行减税方案过程中，财政赤字程序大幅度增长，这样一来，导致美国账户逆差可能性增大。

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其他项目逆差也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美国国民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上世纪末，美国居民总消费与GDP的比重为70%，到了21世纪初，这一比重仍然呈现出较大的上升趋势，到了2013年，这一比重高达72%。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美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于对储蓄资金的弥补，想要通过贸易失衡问题，对国内存在的资金问题进行解决。这样一来，即便不与中国存在贸易失衡问题，也会与其他国家出现较大的贸易失衡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和加工贸易、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三个方面内容。关于这一问题，具体内容如下：

产业转移因素的影响：随着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新兴经济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形成了一个全球性质的生产加工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产业转移因素影响较大，促进了中国贸易顺差。

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过程中，由于我国劳动力廉价，大部分已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使我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加工贸易优势。在2013年，我国加工贸易带来的贸易顺差在2000亿美元，劳动密集型产业格局影响下，使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加剧。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针对于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了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上。美国在这一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弥补了货物贸易逆差。但由于对出口高科技产品的严格管制，导致国内一些客户选择其他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严重影响到了美国高科技产品的销量，从而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背景环境下，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了产业转移、加工贸易以及对外出口产品的管制上。因此，在处理两国贸易过程中，美国如何正视中国地位，意识到自身经济发展问题，降低对华贸易的管制，是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关键。中国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好地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参考文献：

篇（8）

中图分类号：F753/757

2012年上半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年度报告中预测，2012年世界货物贸易增长率将下降至3.7%，低于2011年5.0%，也低于过去20年5.5%的全球贸易增速平均值。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分别增长2.0%和5.6%，进口分别增长1.9%和6.2%。

世界贸易走势的低迷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休戚相关。2012年7月，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3.5%，低于2011年的3.9%。由于世界经济增速的低迷，一定会收紧全球的进口需求，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欧元区经济进一步衰退等风险因素，都会影响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期水平。通过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的当月同比数值可以看出，截至2012年5月，各国贸易增速较2011年都没有出现显著的回升，更未现超越2011年的势头。可以判断，如果2012年下半年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增长前景还不明朗，那么2012年全球贸易将会持续相对较低的增速。

一、基于国际贸易先行指标走势的判断

第一，国际航运指标的变化显示国际贸易增速回落。这主要通过国际航运市场情况加以判断，国际航运市场情况可以通过波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BDI）和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国际集装箱指数（HRCI）进行分析。从BDI指数可以看出（如图2），自2011年底该指数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2012年年初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回升。BDI先行指数的变化能提前反映国际贸易走势的变化，而目前该指数的发展趋势也难以判断出2012年下半年国际贸易能有明显的提高。

国际集装箱指数从2011年7月的近792点，滑落到2011年12月的近499点，再震荡到2012年6月的502点。可以判断，国际运输市场的集装箱运价指数走势也难以支持国际贸易出现强劲增长。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还处于相对高位。自金融危机后，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基本上恢复到一个较高价位，尤其是2011年年底到2012年年初维持在高位。近几个月来，尽管价格指数出现了回落，但还处于相对的高位（参见图3）。较高的初级产品价格也会提高出口价格指数，进而会降低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对全球贸易的提升不利。如果这个价格水平没有太大的改观，那么2012年下半年，其对全球贸易的扩张不会起到积极作用。偏高的价格指数推高了生产成本，和体现生产扩张情况的采购经理指数（PMI）数月以来不断低迷相辅相成，从2012年3月PMI指数开始回落至54.4%，随后的4月至6月分别是52.3%、52.1%和50.3%。上述情况说明全球生产情况不容乐观，外部需求严重疲软，这也能折射出全球贸易走势的黯淡前景。

二、主要经济体的形势分析

国际贸易形势与宏观经济运行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全球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包括美、日经济，欧元区经济以及新兴经济体。

（一）美、日经济呈现温和增长

美联储2012年6月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为1.9%～2.4%，通货膨胀率为1.2%～1.7%，均低于2012年4月的预测。2012年第4季度的失业率预计为8.0%～8.2%，高于4月的预测值。美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表明，2012年美国经济只能呈现温和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对刺激贸易增长的作用有限。美国2012年单月的进出口增长均保持个位数增长，前5个月，出口同比增长在4%～8%左右，而进口同比增长在3%～8%左右，远低于2011年两位数的增速。大选之年，美国经济的尴尬境遇，也难以让总统候选人拿经济说事，但愿下半年能出现经济反弹，为他们的竞选增加一些自信。

日本央行2012年7月预测，本财政年度的经济增速为2.2%，低于4月预测的2.3%。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规模并未显现出预期水平，因此也就没有产生庞大的外部需求。2011年下半年，日本的月度进口增长维持在9%～19%左右，而2012年上半年的月度进口增长则只徘徊在8%～10%之间；月度出口增速从2012年2月结束负增长后，逐步恢复到2012年5月9.96%的增长态势。这也说明，日本经济也是保持低速增长。

（二）欧元区经济仍陷债务泥潭

欧债问题尚难烟消云散，欧元区经济处于衰退边缘。

尽管第1季度欧元区内生产总值实现了0.3%的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欧盟委员会2012年春季预测，2012年欧元区GDP增速为-0.3%，其中重债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GDP增速分别为-4.7%、-3.3%、-1.8%、-1.4%，这显示债务危机会拖累欧元区的经济发酵。2012年6月，欧元区的Markit综合PMI指数为46.4%，该指数在过去10个月中有9个月低于50%，而制造业PMI指数则更低。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欧元区17国2012年5月的失业率已达11.10%，债务危机严重的国家更是情况堪忧。

欧洲经济的衰退影响着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无法为整个沉闷的外贸市场带来丝毫希望。欧洲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目前却给这些国家的出口以沉重打击。比如，中国出口欧盟的月度累计同比自2012年1月均是负值，分别为-3.20%、-1.10%、-1.80%、-2.00%、-0.80%和-0.80%，虽然对欧盟单月出口在回升，但较2011年还是在下降。印度对欧盟的出口当月同比，2012年1月是-20.15%，2月份是-26.75%，也有很大的下滑。

（三）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放缓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疲弱的背景下，其出口绩效均不令人满意，即使2012年下半年有一个反弹，也难以平复上半年的下滑。以中国、印度、南非为例（参见图4），三个国家2012年前5个月的出口同比增长远低于2011年同期水平，均处于3年来的低位，尤其是印度还出现了几个月的负增长。因此，2012年下半年的出口表现十分重要，谁能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尚有待观察。

三、2012年全球贸易的走势预测与建议

对于WTO做出的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测，本文给出了基本分析，对比2012年上半年的形势，2012年下半年应该会稍微乐观一些。原因在于：一方面各国会为增加库存而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各国主要节假日多集中在下半年，这将推动全球贸易的增长。

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CPB）提供了全球的实际贸易量，根据2012年前5个月的全球贸易数据，可以对2012年下半年的走势做出一定估计，判断出全球贸易走势。由于2011年贸易增速较低（5.0%），2012年全球贸易增长将在4.5%上下浮动。

如何寻找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关键还依赖于全球经济的长期复苏，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以往新兴经济体注重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目前，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外部需求不断扩大，这是促进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之一。新兴经济体之间多是在制造业或者能源领域存在较大的外部需求，应该保证此方面的增长源。另外，一些免受债务危机之苦的发达经济体应该将出口市场瞄准新兴经济体，因为短期内欧元区重债国难以恢复元气，对外部需求也难有佳绩。比如，英国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出口就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012年5月的3个月里，其对中国出口却同比增长26%。英国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最近首次超过对欧盟国家的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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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原先预定的10%的目标有一定差距，但在全球贸易复苏显著放缓的一年里，同比增长6.2%的水平依然不俗。摩根大通银行资金服务部贸易及供应链融资中国区主管林树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对全球贸易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亚洲区的贸易将会成為一个“亮点”，尤其是一些与消费、零售相关的领域。

但是正如遭遇人均GDP尴尬一样，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第一也相当“浮肿”，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造成进出口总值高而利润低。但对于CFO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经济环境的跌宕起伏、汇率的变幻莫测都对其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得作為企业把控风险和资金第一人的CFO更加谨慎。针对CFO的担忧和更高需求，林树文表示完全有信心，“依照全球的优势，相信我们可以服务的很好。”

1 双翼齐飞

2007年摩根大通银行在京注册成為本地法人银行，即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如今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哈尔滨、苏州等地开设了分行。

摩根大通在华的核心业务是对公业务。进入中国以来，贸易融资业务一直是摩根大通的重点。摩根大通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客户提供人民币和外币的贸易服务，既包括传统贸易融资业务，比如信用证开立、通知、保兑、议付、背对背信用证、进出口贷款、银行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的开立、单据缮制、贸易单据贴现、供应链融资及电子贸易平台等服务，还包括结构性贸易融资服务，比如进出口银行担保项下的贸易融资、出口融资、银团贸易融资、贸易项下买方付款风险贴现等服务。

伴随在中国的积淀和发展，摩根大通除了巩固和发展金融机构的客户外，也继续致力于為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过去一两年我们的贸易融资进步比较大，之前主要是金融同业的客户，现在正朝着企业客户和金融客户并重的方向发展。”林树文强调，正是因為之前一直服务于国内的银行，也就等于间接服务了很多企业客户，对他们的需求非常了解。

据悉这些大型企业客户主要分為两类，一类是摩根大通在全球的海外客户，正在“走进来”；另外一类是“走出去”的本地企业。在林树文看来，摩根大通可以利用自己全球的网络系统，為客户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

林树文介绍，目前摩根大通大部分在海外的贸易融资产品都已在中国同步上市。“我们会和海外市场保持紧密的沟通，随时掌握全球先进产品的趋势和进展。同时对于国外正在使用的先进贸易类金融产品，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细致和完善的评估机制，严谨的筛选出更适合国内环境和客户的产品，从而引进来。”

大力发展客户是林树文的主要工作之一。林树文表示，相比客户数量，质量更為重要。“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大力建立客户基础，这需要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再针对目标客户进行个性化的发展。”

2 撬动供应链

对于贸易融资中的供应链融资管理近些年来备受国内企业的关注，而这个在国内备受关注但又还不是特别被熟练掌握的领域却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伴随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土地、劳动力价格上涨，环境负荷加大，产业转移成為必然。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产业转移首选对象已从中国转到东盟。以从中国“转战”越南的知名运动品牌為例，2000年在中国生产全世界40%的该品牌运动鞋，全球第一；而如今越南取代中国成為其世界最大运动鞋生产国。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产值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10多年来，越南从以往只生产初级品向机械制造领域发展，目前已能生产成套机械设备，其汽车、造船工业也有明显进步。

伴随产业的转移，很多企业的供应链也发生了转变。对于很多生产企业来说，生产基地的转移使得原本的区域内供应链管理成為跨区域的管理，与此相对应，供应链融资方案也需要转变為跨区的供应链融资方案。林树文介绍，由区域内的供应链变為跨区域的供应链，这中间的复杂度和风险性都上升了不少。林树文对此列举了一个案例，一个跨国集团在中国有20家生产企业，每家都有各自的供应商，分别分布在保税区、境内和海外，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仅以外汇支付為例，具体操作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而这种复杂的情况就会更加凸显摩根大通的优势。”林树文认為，摩根大通的优势就在于经验丰富，伴随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摩根大通更能应对复杂、考验专业性的服务。

在贸易融资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林树文认為，供应链管理本来就是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的，尤其是在产业正在发生转移的情况之下，对于供应链的管理需要更加科学和可持续性。林树文表示，银行在為客户制定供应链融资方案时必须遵循这种原则：首先了解供应链融资方案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是希望延长账期增加现金流，还是希望加强与供应商的联系；其次再根据企业的需求制定相应的融资方案。“虽然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融资方案应该可以达成以上的多种目的，但是针对侧重点的不同，方案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不同。”

3 全面取胜

作為全球最大的美元清算行，摩根大通负责全球外汇市场中1/4的美元清算业务。在2010年和2011年，摩根大通接连被《贸易福费廷》杂志评為“全球最佳贸易银行”。

对于摩根大通在贸易领域的优势和成功，林树文认為，与其说产品的创新，不如说洞悉客户的需要，而对客户需要的支撑则是来自经验丰富的团队。根据林树文介绍，“摩根大通中国贸易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经验丰富，既了解全球市场也熟悉中国市场，每个人都有成功案例。”

篇（10）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篇（11）

中国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10年即1991年至2000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年平均15.5%的速度增长，之后10年即2002年至2011年这一数字提升到22.6%，而且这还是在2009年因受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冲击、中国进出口贸易有13.9%倒退的情况下取得的，足见其提速之快。然而到了2012年，受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和进口尽管分别以2.0万亿美元及1.8万亿美元的金额再创历史新高，但其增幅则分别放缓至只有7.9%和4.3%，进出口贸易整体只增长6.2%，是自2009年下跌以来的最差表现，也是过去20年以来第四差的表现。2012年的贸易增幅不仅从之前正常情况下逾两成的幅度显著放缓，而且还罕有地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从而令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显著下降。

在2012年，尽管美、欧实体经济也有颇多波折，欧元区经济甚至继2009年后再次以0.6%的水平收缩，但经济情况毕竟较2008年和2009年有较大改善，美国经济仍然在继续复苏。在此环境下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步伐仍慢于国内生产总值，就显得较为特别，情况如果持续，就预示中国对外贸易可能遇到瓶颈。

此外，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汇改以后的升值情况对中国外贸依存度的计算也有不小影响。众所周知，2005年汇改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长年居于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但汇改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了约三成。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美元每月平均汇率换算成的每年平均汇率，2012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万亿美元，其增幅自2005年汇改之后更为显著地加快。在此计算方式之下，中国2001年的外贸依存度为38%，至2006年时升至67%，其后拾级而下，至2012年时降至47%，仅次于2009年因外贸大幅萎缩而导致的44%的外贸依存度。

解读

2012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先跌后回升，全年升幅仅1%，是汇改以来升幅最小的一年，汇率因素可以说似有若无。在此情况下，同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幅偏低而且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原因之一固然是欧、美经济不景气拖累中国商品贸易的表现，原因之二就可能是从2005年汇改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已达三成左右的累积升幅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开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假设2005年汇改并没有发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2006年至2012年一直维持在1美元兑8.28元人民币的水平，那么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数字将是62%，而非2012年的47%。

尽管近年来以人民币作贸易结算的比重增加，但中国的国际贸易还是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单位，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并不改变已经以美元计价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规模，但它会改变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人民币换算成美元以后的总额。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越大，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值就越大，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越低。据此，对中国外贸依存度下降的解读宜十分审慎，当中固然有中国外贸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差收窄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恐怕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的因素，这就是说外贸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依然高企，并没有外贸依存度所显示的递减幅度那么大。不计及汇率因素，则中国进出口贸易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就高逾六成，高于投资及消费；计及汇率因素，47%的比率也与目前投资与消费的占比十分相近，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低估。

中国由于是世界工厂，加工贸易占比仍高，其外贸有大进大出的特点，就推高了外贸依存度。但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来看，除了看对外贸易整体表现以外，还要看出口减去进口以后净出口的表现。在这一方面，外贸对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的确在降低。2005年汇改之年，中国经济增长了11.3%，其中贸易及服务净出口就贡献了2.6个百分点或22.8%的增长动力。其后有关的贡献率逐年下降，在2011年及2012年中国经济9.7%和7.8%的实际增长率当中，净出口分别拖累了国内生产总值0.4和0.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3%和-2.2%，这显示中国的对外经济环节整体在走向平衡方面取得了进展。2012年中国贸易盈余仍有2049亿美元，但相对于中国51.9万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不过两个百分点多一点，故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从外贸方面可以继续改善的空间已经变小，更主要的要从投资与消费领域来进行，因为其总量均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五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近年来也达到五成左右。

启示

就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中国47%的外贸依存度依然是属于较高的，说明外贸对中国经济的作用难以在短时间内为内需所迅速取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12年全球贸易总额为33.3万亿美元，而根据IMF的统计，同年全球名义本地生产总值为71.3万亿美元，故全球平均的外贸依存度刚好是47%，与中国完全相同。但要知道全球平均的外贸依存度能达到这一水平，来自中国的贡献最大。首先，2012年中国商品出口以2万亿美元的金额居全球首位，其7.9%的增幅虽然偏低于中国出口的历史增幅，但就依然远胜全球商品出口-0.5%的表现。其次，进口表现也相去不远，2012年中国商品进口1.8万亿美元的总额居全球次席，仅次于美国的2.3万亿美元，其增幅4.3%也胜于全球进口-0.2%的表现。两者加总，中国2012年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867万亿美元，与美国的3.882万亿美元基本看齐，成为全球商品贸易的两大引擎之一，其整体6.2%的增幅高于全球商品贸易-0.2%的表现，因此提高了全球的外贸依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