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思想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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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中国古代音乐教化思想简述

礼乐教化思想在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本文以以西周时期与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为例简述这一思想的要义。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了音乐的教化功能。《尚书・舜典》中记有：“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神人以和。”由此段话可知，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重音乐教育的道德教育功能，通过学习音乐使贵族子弟达到个性正直温和，宽大谨慎，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的境界，这是周代礼乐教育思想的先声。到了西周时期，礼乐教育开始作为治国方针被提上日程，并且成为西周音乐教育的主体，具有伦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性质。这一时期的礼乐教育也具备了审美教育的性质，在具体的实施上礼乐教育互为表里，各有侧重。在教育活动中以音乐为手段，但德育在当时是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音乐教育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非为了提高人的素质，始终是统治者用来教化人们的工具。以后的朝代大多沿袭西周的礼乐制度，看重音乐教育功利性的作用，这必然会忽略其对于人自身的锻造作用。

孔子是乐教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开创私学，在学校中开展“六艺”教育，《论语・泰伯》中有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将音乐教育的完成看做是整个教育完成的标志，礼乐教育是孔子音乐教育内容的主体。但孔子的礼乐教化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所谓“礼乐 礼乐”，礼始终摆在乐的前面，实施乐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辅助礼制治国，音乐教育不是作为一门艺术来发展的，即使在当时得到了相当的重视，也始终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单纯的以育人为目的也更无从说起。不论是对待西周的礼乐制度还是孔子的音乐教化思想，都应该辩证的看，挖掘出适合当展的精华部分加以适当的修改以适应当今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礼乐教化思想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

近现代时期的音乐教育史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阶段。也是在这一时期内，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思想发生碰撞，同时也是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与当今音乐教育的过度连接部分。

前面已经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是其主要的目的，所以才有“明人伦”一说。所有的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优秀健全的人，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就是因为人能有意识的遵守一定的社会规则，如何去做人使得德育在任何教育中尤为重要。这里又要提到，在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德育育人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整个音乐教育的价值导向仍是功利性的即维护封建统治，这也是与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中德育作用的最大分歧。在西方音乐教育中，音乐的德育作用是为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最终提高人的素质。近现代历史上一批早期的音乐教育家开始倡导西方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丰子恺、萧有梅等，将音乐教育思想的重心放在美育上。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美育思想的发展与我国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仍有密切的关联，古代礼乐教化思想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设，那么在近现代时期如何扬弃这种附加在音乐教育上的巨大的功利性政治性目的呢？那就是进行美育。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到：“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但“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从这段话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美育在培养纯洁高尚的人这方面独特的优越性。美育以提倡无人我、超利害为宗旨，音乐教育作为美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超越实利主义的，所以才能摒弃古代礼乐教化思想中的功利性因素。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也可以理解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即音乐教育是最终实现育人任务的手段。美育思想在刚刚引入的近现代时期是最纯粹的，也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审美的音乐教育尽力排除功利性、政治化的因素。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却含有巨大的功利性目的，那就是对人的培养，只不过这是一个隐性的、长期的过程。

无论是实现音乐教育本身的教育目的还是实现辅助德育的目的，音乐教育都必须发挥音乐艺术本体的特点。我们应该看到音乐教育的德育作用，但是要清楚两者不是从属或者包含的关系；通过音乐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音乐的任务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任务。在现代社会中，其所含的功利性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艺术具有普遍性，要看到其反映的普遍性的东西。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达到思想情感上的潜移默化，培养高尚完全的人才是音乐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三、礼乐教化思想对目前音乐教育的启示

在分析过古代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在近现代音乐教育史中与西方教育思想的融合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音乐在育人方面的优越性，所以对它的发展应该谨慎规划。音乐教育发展至今，音乐教育必须以审美教育为核心的理念基本已经得到认同，但音乐教育同时也应该肩负其他的责任。音乐教育不仅应该姓“音乐”还应该姓“教育”，它是音乐和教育德统一体，既肩负着实现音乐本体价值的使命，又承担着实现他教育性的责任，即实现育人的目标，培养全面发展身心和谐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曾多次表明这样的观念：“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同时也要看到音乐教育所含有的除了审美价值之外的实用性价值。保罗・哈克就说过：“一个仅仅为自身而存在的，仅仅为自身而有用的学科，例如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教育，无论是从可能性还是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被视为学校的基础学科的。”这实际与礼乐教化思想和近现代五育并举的思想有共通之处：看到音乐教育的其它功能，但是也应该坚定的以育人为根本出发点。

作为审美的音乐教育，审美与音乐的关系亦是相互的：强调音乐教育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实现其教育性；音乐教育的审美性和教育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审美性是教育性的前提，教育性是审美性的目的之一。当人们把美作为目的和理想来追求的时候，就可以在真与善、认识与道德、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架起由此达彼的桥梁。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音乐教育的教育性只有以音乐为本，才能实现其与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教育价值，且这些教育的实现是一种隐性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音乐教育的核心是音乐美育，通过美向德、智、体等诸多方面渗透影响，而不应该离开美育这个核心，超越音乐艺术本身的规律，片面的追求它的德育和智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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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078-01

“合”与“和”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维护统治阶级地位的最终目标。文章所要论述的“合”是集合，汇集之意，即加强集权的意思；“和”则是和谐之意，也就是社会安定之意。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力求在集权的保障下，通过向民众灌输长幼尊卑、忠君爱民等纲常伦理思想，希望被统治阶级成为顺民，从而为统治者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一、以“合”为条件，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与目标，加强集权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统治阶级为实现对百姓强有力的控制，设置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规定了人的等级地位，以加强统治者集权，推动社会的有序运行。

严格区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整个古代阶级社会，权力都只掌握在最高当权者手中。奴隶社会的天命论思想，强调“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威具有至高无上性。奴隶主作为“天帝”的人在地上统治苍生，奴隶只能服从其统治，逆来顺受。

平民之间不平等的身份与权利。统治阶级把平民的身份地位分为三、六、九等，拥有不同的权利。商人和农民同是社会底层民众，但农民守着一亩三分地，没别的追求，他是最稳定的统治对象。商人作为流动性较大的群体，统治者害怕其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实施“重农抑商”政策来压制商人的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统治者对权力的集中与对社会的控制。

（二）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与目标，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与目标，让民众从内心接受统治，为统治阶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确定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纲常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儒家的“三纲五常”作为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准则备受统治阶级所钟爱。

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中国古代有三教九流之说，每个学派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提出各自的见解。儒家有培养“君子”、“圣贤”的目标；墨家的培养“强者”；道家的“真人”，法家的“能法之士”等等。其中，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理论最丰富。它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作为标杆，要求每个人时刻反省自己，力图成为“君子”。

二、追求“和”的局面，维护统治

第一，追求个体身心和谐。中国古代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可见，修身养性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的一个前提条件。儒家强调道德修养，“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要求。要成为一个“君子”，需要有“三戒”、“三乐”、“九思”等实现身心和谐的具体措施。并提出“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止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①真正做到进则修身，退则养德，实现身心和谐，安安稳稳做一个更易于统治者统治的顺民。

第二，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的“三纲五常”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君臣、夫妻、父子、兄弟关系等。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鼓励人们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通过类似的说教方式，让人在社会各司其职，与人无争，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更利于统治者的管理。

第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人是环境中的人，自然环境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孟子强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②孟子深谙竭泽而渔的危害以及可持续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做事情要统筹兼顾，遵循规律，真正实现物尽其能，人尽其材，实现天人共存共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统治者从“合”的目的出发，通过一系列森严的等级制度，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目标，把权力充分集中到手中并不断加强，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统治者又以实现“和”的社会效果作为其宣传思想的理论支撑，在思想上控制百姓，把天下的人、物都充分集中，为一“家”服务，最终实现统治者世代巩固统治的梦想。

注释：

①陈蒲清注译.论语注译.花城出版社，2007.8，第3页.

②何晓明，周春健注说.孟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第102页.

参考文献：

[1]罗洪铁主编.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陈万柏，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4]郑杭生，江立华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篇（3）

一、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主流。《周礼》有“九数”和“六艺”之说，儒学讲经兼教数学，教育儒学化、经学化使数学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汉儒用数理讲《周易》，经书兼讲天文、历法和数学，因之数学成为儒学一部分”。[1]

古代的中国数学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论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大都处于儒家思想的氛围之中。古代数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思想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在儒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主要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注重的是数学的实际性。即重视实践的实际效用，注重实际效用的思想反映在古代思想的知行观中。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数学观中，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学习和研究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效用。中国数学的实用性的特征实际正是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

由于古代数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数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从根本上说，古代数学家研究数学的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一是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二是出于“仁”“孝”之德，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三是出于经学的目的，要发挥儒家之道。

魏晋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夏侯阳算经》序中说：“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技术之宗。”《颜氏家训》“杂艺”篇说：“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自古儒士论天道、定律历者，皆学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说：“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经世务、类万物”。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因此，研究数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二、儒家思想与古代数学教育

1.教学目的之“经世致用”、“注重符验”

“实用主义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数学体系大致是遵循着‘经世致用’的观念展开的。古人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极深的实用主义色彩。‘经世致用’成为数学教育的一大特色，对中国传统数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2]

儒家要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即联系实际来思考，强调力行，付诸实践。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篇》）把能在实践中运用知识看作是认识的最高阶段。这种学以致用，注重符验的儒家思想，反映了他们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态度，是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在认识方法上的表现。

2.教学方法之“举一反三”“以一知万”

孔子教学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举一反三”。《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认为启发要建立在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基础上，当学生的头脑中出现了问题，有所感悟又还不很明朗的时候，即是进入了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未能的“‘喷”“‘啡”状态，这才是进行启发的最好火候。孟子主张引导学生达到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但不要代替学生去解决。“举一反三”在《论语》中有时又叫“闻一以知十”（《公冶长》），又叫“告诸往而知来”（《学而》），其方法论的意义是通过对类的本质的把握去推知该类的其他事物。这一方法到了荀子又演化成了“以一知万”的命题，而“以一知万”的具体内容，则是“以类度类”和“以道观尽”（《荀子·非相》），即通过弄清一类事物的基本道理，以求得“观尽”并把握该类的所有事物。显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维本质，就是从一般推向个别的演绎方法。

数学具有内容抽象的特點，如何能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深刻理解并掌握数学知识、领悟数学思想和发展数学能力，启发诱导正是一把钥匙，它可以开启学生积极的数学思维活动，使数学教学充满活力，避免因抽象难懂导致思维停滞和因简单注入而导致思维僵化。因此，儒家“举一反三”和“以一知万”的思想方法，就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数学教育领域。

3.教学要求之“苟求其故”、“善学尽理”

与西方的所谓理性分析思维相对立，中国传统思维（儒家思想）的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和经典思维。“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理论形式，强调天和人的联系不可分割，它倾向于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

儒家虽然注重经验，强调应用，却并不截然排除对对数学上的逻辑演绎方法事物内在原因和规律的追求。孟子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这里的“苟求其故”，便是要求去探索天地星辰的所以然之“故”。苟子也说过：“辩则尽故。”（《正名》）又说：“善学者尽其理。”（《大略》）可惜这种“求故尽理”的思想在先秦儒家中没有成为主导的思想。导致了后来的中国传统数学侧重于模式推理而不注重命题推理，使数学实践与数学理论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失去赖以发展成长的源泉而枯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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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7-0122-03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是由著名音乐学家，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陈四海先生所著。陈四海先生在音乐史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专业，在其研究领域中硕果累累，其代表作有：《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下）、《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等十部，并发表学术论文《乐府：始于战国》、《“三月不知肉味”新解》等百余篇。笔者有幸成为陈四海先生的学生，跟随陈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陈教授的谆谆教导使笔者一步步成长。《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以其缜密的思维及逻辑性向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详细记录了自先秦至明清时期的音乐现象，及各阶层人士的音乐主张，以时代背景为纵向，以各时代的音乐现象为横向线索，将音乐现象层层剖离，以此阐释音乐的本质及其内在之规律。《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涵盖面极其广泛，陈教授翻阅了无数资料进行考证，参考文献多达四十余部。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将各时期所出现的文人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并将文人音乐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现象与社会历史风貌，及音乐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解析。

一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音乐思想

音乐思想是指人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音乐思维与音乐观念，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客观音乐现象的理解与认识。中国文化可追溯到先秦，有文化就有音乐，同样中国音乐亦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由于士大夫阶层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产生于士大夫及贵族阶层大文人之中，文人音乐体裁十分丰富，又因中国地域宽广，不同体裁的音乐又分不同风格的品种和流派，这些不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正是文人音乐思想的集中体现。

书中即有记载，甲骨文中“N”既为“礼”字。后郭沫若先生将“N”字解读为是鼓的一种代称。由于鼓在古代音乐祭祀礼仪中是必不可少的乐器之一，乐通过鼓来传送与展现，因此，礼与乐不可分。先秦时期的音乐已然是歌、舞、乐三者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艺术。先秦礼乐历经了原始礼乐风俗、西周礼乐制度，更是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乐思想。但无论经历哪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思想，都与“儒”字相关。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在开篇之处，陈教授以音乐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古文字的探究，寻找“儒”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联系的千丝万缕，以此阐述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至高位置。阐明了“政教合一，礼乐相随”的礼乐文化贯穿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见，礼乐制度的重要性。

陈教授将先秦时期的“儒”解读为有着专门技艺并且可将专门技艺传授给他人的艺人。且进一步将“儒”字解读为“需”字，意为古代祈雨活动以解不时之需。同时论述了“雩”字在甲骨文中为“祈雨之舞”。将“需”与“雩”字做字形上的比较时可看出，两字字形都为正面人形，一个手拿饰物，一个则不拿。从字形上来看，“需”字与古代祈雨活动有关。如前所述，甲骨文中的“儒”字为“需”字可说明“儒”字是祭祀文化中的领导者。以此可见，“儒”并非起源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但儒家重视礼乐这一观点，不可否认。

中国音乐文化与“儒”家密不可分。因此，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音乐思想。陈教授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将孔子的音乐主张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孔子的音乐思想早已在《礼记》中完全展现。孔子出生在“礼崩乐坏”，社会经受大变革的春秋时代。礼乐制度产生于商代，成熟于周代，周公制礼作乐沿袭了前朝的传统。孔子尽可能地维护旧的礼乐制度，试图通过礼乐制度来维护封建统治的地位与利益，以达到安民心、定社会的目的。

孔子将“善”与“美”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论述，并主张“郑声、思无邪”。孔子把“仁”看作是音乐艺术的灵魂所

在，认为人必须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质，才能“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陈教授在书中不仅详细阐明了儒家音乐思想，封建社会中的礼乐文化与礼乐制度，更是将其对后世音乐文化的影响做了进一步探讨。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同样记载了儒家学派中其他代表人物的音乐思想主张，如孟子、荀子等。孟子的音乐主张与孔子音乐主张中的“仁”字相一致，音乐应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同样不谋而合。孟子认为音乐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政治、伦理等有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子忽视了阶级对立性，将阶级之间的矛盾与观念上的差异完全忽略。另一位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思想，并在对先秦儒学家们的音乐思想总结的基础上将音乐思想进行提炼升华，著成《乐论》一书。《乐论》中将先秦时期艺术领域中的儒家音乐思想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将自己的音乐思想与主张放置进去，可见，《乐论》一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各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根据自己的立场各自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因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一书中，陈四海教授将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诸子百家音乐思潮做了详细的阐述，并进行了分类。如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音乐思想，主张“非乐”，以老子与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音乐思想与墨家音乐思想有极大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道家主张“大音希声”，主张从“道”的角度去思考音乐。庄子主张自然无瑕的音乐才是最真的，他反对一切人工雕琢之后的音乐。把自然之乐称之为“天籁之音”，而恰恰是这种“天籁之音”才会是符合天道的音乐，才是最终所真正能够留存的音乐。

二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思想

秦朝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大一统的封建社会，社会的稳定使音乐文化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秦统一六国后，文化大一统，各国文化精髓碰撞到一起，产生了新的文化火花。秦朝时期的歌舞音乐极为丰富，乐队规模比以往更为壮观。自秦始皇建立乐府后，音乐文化开始聚集，同时为汉朝的音乐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汉代，汉武帝的音乐思想非常开放，大胆把俗乐用于宗庙祭祀和日常享乐。这一时期乐府机构的规模进一步发展扩大。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思想领域奠定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

政治上的平稳过渡和思想上的相对统一，使先秦的灿烂文化几乎完好无损地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音乐文化中，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脉络也就延续了下来。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记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时，除了将该时期所出现的新的音乐现象进行阐述之外，还进一步将汉代音乐思想如何传承进行剖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入到中国古代文人思想中，也正是这些文人音乐家们将儒家思想进一步推广传承，使得儒家音乐思想能够得以长久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北魏礼乐制度和音乐文化的发展与孝文帝汉化改革有着密切联系。他要求恢复雅乐，完善乐官制度，不断汲取各民族音乐文化养分，使得这一时期民族音乐文化大发展为隋唐音乐的大繁荣奠定基础。

《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在阐述魏晋南北朝时的音乐思想时主要以记述人物为主线，以此来影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形态。

三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思想

唐代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裕，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音乐文化同样发展到鼎盛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中的文人们创造音乐的热情极为高涨，其音乐思想空前丰富，音乐现象亦精彩纷呈。唐太宗打破陈规，执行开放政策，与诸位大臣们一起围绕着关于音乐决定国家兴亡的论点，展开讨论。他提出“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音乐思想，并大力发展唐代乐舞。这一时期由于贞观之治的开放，丝绸之路的发展，外族音乐继续与中原音乐融合，外来乐器也随之传入中原。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位大诗人不得不提及――白居易。他的千古乐诗《琵琶行》反映出他对政治、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借景生情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体现出他的音乐思想。他是儒家学派的门生，懂得从音乐的角度把握乐舞与时政的相互关系。他的音乐思想也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所在。苏轼是宋代文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精于音乐，热爱古琴艺术及其他民族乐器，创作了许多琴曲，试图用古琴来解除自己思想上的苦闷之情，可以说古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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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的质量不仅关系到家庭成员自身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国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有其独特的功能。总书记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湖中指出：“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由此可见，学校虽然是教育的主阵地，但学校教育不可能取代家庭教育。在当今社会，重视研究家庭教育，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使之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协调配合，才能真正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的发展。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家庭教育思想体系。回顾、研究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探索其有价值的内容，对搞好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齐家与治国相联的家庭教育目的论

我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其经济特点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特点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在物质生活方面的依赖性较大。一般衣食等物质生活资料主要在家庭中生产，由家庭成员共同享用。这一方面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很强的依赖性、关系的密切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家庭教育的受关注性。因为家庭成员接受家庭教育的程度与其家庭生活质量是密切相关的，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克绍箕裘”的说法，这是说，有许多“家业”、“家传”、“家学”都是通过家庭教育代代相传的。

另外，我国古代社会是很重视血缘宗法关系的，这便决定了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株连九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成员之间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的生动写照。正是由于家庭某一成员的发展对家庭其他成员、对整个家庭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为了家庭的管理，为了家族的命运，家庭教育便受到古人的特别关注与重视，将教育子女视为父母的天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诸多颇有影响的家教方面的著作相继问世，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然而，古人进行家庭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停留、局限于此，他们将家庭教育与治国相联系，将家庭教育的目的提高到了治国的高度。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孟子·离娄上》有“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大学》中也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由此可见，古人将齐家看做是治国的基础，将家与国统一起来，认为在家维护父父子子的家庭秩序与在国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是一致的；认为在家若能事亲，在国则必能事君；在家若能尽孝，在国则必能尽忠。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将孝悌与忠顺相联系，家庭教育既能为小家培养孝顺之子，又能为大家（国家）培养尽忠之臣。因此统治者便对家庭教育大力提倡。在我国古代社会搞好家庭教育不仅成为个人的需要、家庭的需要，更成为国家的需要。

二、以修身为根本的家庭教育内容论

我国传统的教育理论十分重视人的培养，将培养完美人格作为教育的重要目标。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受其影响，也非常重视教育子女如何做人，重视子女人格的完善。在进行家庭教育时强调品学兼求，但把人格的培养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高不是真正的目的，学高是为了品高。学会做人，以修养德行为求学目的，应该说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大优良传统。为了培养后代完美的人格，伦理道德教育便成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1.志向教育。立志是修身之基，因为志向是人行为的强大动力，只有确立志向，才会明确努力的方向，才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行。一个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会随波逐流，虚度年华，一事无成。古人在这方面有许多论述。如诸葛亮在其《诫子书》中写到：“夫学，欲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宋人张载在其《经学理窟·义理》中写到：“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提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既然志向如此重要，那么应教育子女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女要立圣贤之志，要立志以报其国。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掩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不强毅，意不慷慨，待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教子立大志，教子与治国相联系的一个典型例证。重爱国大节，小家与大家相联；重民族气节，个人与民族一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待人教育。如何待人，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待人教育的基础是教育子女如何对待父母。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我国古代对如何为孝有着非常详尽的阐述，如《孝经》中曾经提到“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哀则致其丧，祭则致其严。”[孝经]这是对如何侍奉父母所进行的理论上的阐述，而古代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实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在对待他人方面，古人重视教育后代谨慎做人，谦让待人，与人为善。《周易》中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教育子女在处理人我关系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善待别人。诚实守信是古人所强调的一个重要内容。《礼记·曲礼》中曾提到“幼子常视（示）勿诳”[礼记·曲礼]，强调应该将诚信植根于孩子的心中。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曾子杀猪”的故事是信而勿欺的典范，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诚实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为兑现诺言而不惜杀猪，成为流传千古的教子佳话。

3.勤奋好学教育。古人认为学习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而且可以使人明白事理，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和改变人的精神气质。然而学习必须从点滴学起，由渐次积累而成，必须经历一个由量到质，由感性到理性的艰难过程。为了早日成才，学习必须强调一个勤字。勤奋好学是获得成就的重要原因。即使是迟钝的人，只要勤学不倦，也能达到精通和熟练的程度，因此古人在家庭教育方面特别重视对子女的勤学教育。如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就列举了许多古人勤学的例子，“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驾。”以此来教育其后人勤学、惜时，不虚度时光，以求有所成就。在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写道：“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

4.勤俭教育。我国古代家庭教育中非常重视对后代进行勤俭教育，希望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后代居安思危的意识和自立的能力，以求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司马光曾专门写有《训俭示康》，从正反两方面阐述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非常崇尚节俭，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常以勤俭二字约束自己，而且还经常对其家人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他在《书赠仲弟六则》中写道：“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再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这种勤俭持家的教育思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5.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古人除了重视对子女进行道德观念的灌输外，还非常重视对子女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礼记·内则》中就提出了按儿童的年龄有计划地进行行为习惯的培养的思想。“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礼记·内则]后人继承这一思想，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在举止、言谈、饮食、起居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详尽的要求。古人之所以重视对子女的行为习惯的培养，主要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根据子女的认识水平，进行养正教育。宋代朱熹主张从学习眼前之事开始，通过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进而为学其理打下基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是以修身为根本的，在修身方面论述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

三、重视早教、习染，反对溺爱的家庭教育方法论

1.重视早教。我国传统家庭教育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大戴礼记·保傅篇》中有“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大戴礼记·保傅篇]汉代贾谊也提出“早谕教”的观点，有许多家教论著中都提出施教应从胎教做起，并提出了一些胎教主张。如颜之推在其所著《颜氏家训》中就曾指出：“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斜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认为如果无法进行胎教，亦应进行早教，“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对幼儿进行早期教育，不仅易见成效，而且易于巩固。古人提出的早教有益这一思想，现在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早教已受到当今社会的普遍重视。

2.重视习染。环境对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对年幼的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基于这种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古人在进行家庭教育时，特别强调要为孩子创设良好的受教育环境，重视对孩子所接触的环境中的人的选择。家庭是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影响着子女的认知、思想、性格、特点、兴趣等。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对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作用也是极大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强调家长的身教作用。认为父慈子才孝，兄友弟则恭。张履祥提出修身是教子孙的一个重要基础，要想教育好子孙，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只有家长先端正自己的行为，才能端正孩子的行为。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对于环境习染、师友的选择也是很重视的。孔子有“里仁为美”的论断。众所周知的孟母为教子而三迁的故事，即是重视环境习染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重视环境熏陶的思想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精华。

3.反对溺爱和偏爱。爱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但如何去爱，怎样处理好爱和教的关系，这却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古人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论述，他们提出要爱教结合，反对只爱不教，反对溺爱，认为爱子重在严教，重在引导和约束孩子的行为；而溺爱则有百害而无—利。

另外，古人还特别重视家长对待子女的一视同仁，反对偏爱子女。颜之推曾指出：“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认为对子女施爱不均，必然会导致家庭不和睦，既害子女，又害家庭。古人家庭教育思想中的均爱思想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当然，古代家庭教育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封建家长制、等级制的教育观念，在教育中不太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需要、压抑人的个性等，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批判。但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更重要地是探寻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展赋予其以新的内容，使古人的家庭教育思想更加充实和完善。

参考文献：

篇（6）

一、温故而知新

在孔子的名言中，我想大家都应该对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很熟悉，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分为几个层面来分析和理解，首先，温故而知新中的故通古，也就是暗指过去的政治、历史、文化知识等;新也就是指今，通俗地讲就是指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孔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他的学生不仅要掌握过去的文化知识，更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这种文化要求来自各个方面。

孔子在《季氏》中还提到了九思。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更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温和么;容貌态度，考虑庄矜么;说得言语，考虑忠诚老实么;对待工作考虑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问;考虑怎样向大家请教;将发怒了，考虑有什么后果看见可得的，考虑我是否应该得到。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们要善于创新。创新就是做别人所没有做的，想别人所没有想的。孔子曾非常谦虚地说自己无所作为，但实际上他对我国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编写的《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乐经》和《春秋》，都是非常宝贵的著作，为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一直认为学习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他的这种观点一也在《子路》中这样写道:一言可以兴邦。他曾在《阳货》中这样写道:不知言，无以知人一也。这句话一也就是说言为心声，知言才能知人心。这些都充分地说出了学习的重要性，孔子编制的六经适合所有的人群，在六经中他教人们去学习，教人们如何能够更好地去发现与思考，教导人们要学会孝顺父母，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充分地去思考，去领悟其中的真理。为当时的朝廷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那么对于孔子的培养目标，我认为可以分为三点来进行阐述和理解。

(一)孔子倡导言语上的温文尔雅

孔子的这种观点在《左传》中也进行了特别概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言语如果没有文采，那么它就流传不远。这一也就充分表明讲话要有所讲究，要讲究方法。他还曾在《颜渊》中这样说过: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葬，犹犬羊之葬。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文采和内容同样重要，这就好比豹子和狗羊去掉了身上的花纹和色彩之后的毛，这两类皮革的价值就发生了变化。这些语句都证明了一点，孔子在教育弟子，要求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要讲究方法，讲究文雅。在《论语》的书中充分地体现出了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表现为各种形式，哪怕人物的形态也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也正说明孔子要求其弟子在讲话的时候要讲究艺术、发挥文采。

(二)孔子倡导诚信

在《宪问》一书中，孔子曾这样说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从这句话中一也充分地说出了言和德之间的重要关系。孔子一生一直在倡导仁、礼，这也是孔子一直以来的主张和他所倡导的精神所在。在一整部《论语》中，涉及到仁字的就有58章，其中仁字就有百余处，从这些数量上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仁极其重视。这也道出了孔子在教育思想中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仁，要让更多的人去体会到仁的来之不易和其重要性。

(三)孔子倡导德才兼备

不愤不启，不徘不发。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愤则启，徘则发。朱熹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徘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之开意;发，未达其辞。孔子曾在《子张》中这样说过: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孔子一心想要从政，所以他就大力倡导他的弟子们在学成之后要从政。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了官的人，除了尽力干好本职的工作外，还须不断地学习，没有做官的人，首先要进行学习，在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之后再做官。这句话也道出了孔子所倡导的学习和仕途是分不开的思想。

三、孔子倡导循循善诱

孔子是我国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倡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利用何个人的优势和劣势，再去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从循循善诱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因材施教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对不同情况的弟子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孔子曾在《雍一也》一书中这样说:中人以上，可以悟商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是说具有中等以上水平的人，给他讲授高深的知识;水平不及中等的人，就不要把难于理解的知识传授给他。

(二)兴趣先行

孔子在《为政》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这句话一也充分讲述了他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索质。我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感受到，孔子强调学生必须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也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说:知道的人赶不上喜好的人，喜好的人追赶不上乐于实行的人。孔子通过对他的弟子们灌输这样的思想，促进他的学生们能够真正意义上地树立人生的远大目标，努力培养自己学习知识的强烈兴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篇（7）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篇（8）

藏书

私人藏书

藏书楼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通常认为中国古代私人藏书是“秘而不宣”、“藏而不用”的，事实上，对藏书出借持通达、开明态度的藏书家历代不乏其人，魏晋南北朝时的崔慰祖可算早期代表。《南齐书，文学传，崔慰祖》记载：“(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其后还有五代时期的石昂，“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宋代的宋敏求，家有藏书三万余卷，多精审之本，其豁达肯借著称于时；同一时期的闻人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称其“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明清时期的岳浚为抗金名将岳飞九世孙，积书万卷不吝借人，故“一时名士多游其门”；曹溶写成《流通古书约》一卷，首次提出古籍流通法，立约促进图书流通；顾陛升认为其藏书若能为他借，则书得其用，非徒藏书虚名，故其家门庭若市，借书者几乎无日不有；蒋风藻“辄假借不少吝”；季文田“许通假”……，皆系古代开放藏书的藏书家。

更重要的是，据史料发掘，我国古代还有一些私人藏书家辟出专室，供众人借阅，有些还要代办食宿。最早可以追溯到晋代的范蔚。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范蔚“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此后各代都有此类代表，如五代时期德窦禹钧，“聚书千卷，礼文有行之儒，延置师席。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江州陈氏“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肆业于其家”。到宋代，胡仲尧家“有华林山斋，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生徒”。蔡瑞“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愿读者处焉”。北宋建昌人李常(字公择)，也曾将自己的李氏山房藏书九千卷捐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僧舍，供众阅读，苏子瞻曾撰《李氏山房藏书记》表扬之。明末清初更是出现了一系列专门营建用于向贫寒学子提供阅读的私人藏书楼，如徐火勃的红雨楼、周永年的籍书园、孙衣言的玉海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国英的共读楼、黄澄量的五桂楼等，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是古代开放私人藏书楼中的佼佼者。至清代则更为突出，丁雄飞的古欢社、陆心源的守先阁、黄树谷的广仁义塾、张敦仁的六一堂、孙星衍的孙氏祠堂等均列其中。

通过分析这些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楼主人的开放思想、开放行为和实践，阐释这种致用开放思想为藏书家自己、乡邦文化以及后世带来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我国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的起源和发展，为引导和促进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提供理论基础。

2古代致用开放私人藏书楼主人的开放思想与行为

中国私人藏书经过长期发展，到明清进入全盛时期。秘惜珍藏的保守派私人藏书家在这一时期更加繁荣，其珍秘之善，保管之严超越历代，甚至出现了严格执行族规“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天一阁。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开放意识的私人藏书家们，从书厄或切身体验中清醒地认识到，要使所藏文献共用、共享，才能提高其利用价值。他们的开放思想和理念，依据史料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2，1“储书供众”、“互借共读”

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家们普遍认为藏书不应是私有财产，应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藏书除藏书家本人及家族利用外，更重要的是为天下人共同使用。藏书家李如一认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建造“得月楼”，允许所藏普通书籍出借。清代孙衣言建造“玉海楼”，张贴通告：“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供有需要的人不仅“恣其阅览，且供膳宿”。充分发挥藏书的价值，张金吾更是“乐与人共，有叩必应”，指出：“若不公诸同好，广为流布，则虽宝如球壁，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余又何裨?”周永年则认为如果能将私人收藏公开，那么“古人著述之可传者，自今日永无散失，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将自己一生辛苦积蓄的万卷藏书全部公开，以“招致来学”，并把他的藏书室命名为“藉书园”，藉者借也。至清道光年间，内阁中书国英将这种“天下共读”思想推向极致。国英鉴于保守藏书家将自己的所藏“秘不示人，而寒儒又苦于无书可读”的状况，建藏书楼五楹名曰“共读楼”，意即将藏书让大家共读。谈及为什么这样?国英说：“其所以不自秘者，诚念子孙未必能读，即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成己成人，无二道也。”“成己成人，无二道也”道出了这些推崇“储书供众”、“互借共读”的藏书家们的肺腑之言。

2，2“传布为藏”、“流通开放”

主张致用开放的藏书家们普遍认为，流通藏书是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根本有效、切实可行的途径，批评保守藏书家们“知秘藏之为守，而未知广传于世之为善其守也。”所以，他们主张“传布为藏”，认为“贤哲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与书相知者，则亦与吾相知也，何可不借”，并认为“借书于人，对别人有益，对自己也有好处，何乐而不为?”而且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将自己的藏书开放，供别人借阅。清康熙年间，曹溶提出《流通古书约》，希望藏书家之间互相传抄有无，倡导流通，是我国最早的较完整地论述公开利用藏书的专著，在图书馆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得到一些藏书致用私人藏书家的响应。丁雄飞与黄虞稷制定的《古欢社约》，吁吁尽出家藏秘本，互通有无，以“尽一日之阴，探千古之秘”。黄虞稷除与丁雄飞有协议外，又常与江左诸名士约为经史会，以资流通借阅，得到众学者的响应。清代名儒周永年认为“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长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指出公开藏书是保全书籍的重要途径。同时继续发展曹溶的流通学说，将私人藏书流通推及到官府藏书，著《儒藏说》，以求广泛流通官藏，既可以保全书籍又可以使一些贫寒士子得到看书的机会。周永年主张公开藏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不到支持，反被世人讥笑为迂腐，其愿望未能坚持，但它所倡导的“传布为藏”、“流通开放”思想，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3“考镜校勘“、“刊刻流布”

在许多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留芳百世的至高境界。正如张海鹏所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

惠后来之沾溉。”晚清名儒张之洞的《劝刻书说》反映的也是这种藏书而刻书利他惠人的高尚境界。由于历代辗转抄写或刊刻的误失，古书中几乎没有不出错讹的，“无错不成书”之谚即是这一现象的归纳。针对此现象，几乎所有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家都会自觉而欣然地担当起校书纠误的职责。他们基本以自家藏书为校勘对象，或孤军奋战，或相互切磋，长年累月地进行着无休无止的校书刻书工作。玉海楼主人孙衣言生平努力搜辑乡邦文献，依托私藏的温州地方特色藏书，刊刻《永嘉丛书》。张海鹏的侄子――爱日精庐主人张金吾认真校刊《学津讨源》、《墨海金壶》和《借月山房汇钞》等群书。红雨楼主人徐火勃将藏书刻梓作为自己的责任，认为“前辈有著作而名不彰，乃后进之责也。”所以他多将别人的著作刻梓。更重要的是，徐火勃认为“缙绅豪杰之士，其人已往，其骨以枯，所藉以垂不朽者诗与文耳，当自苦心冀后世有子云而知太玄也，编次必须次第精详，雠校必须字句磨勘。”此外，“先辈遗文譬之凤毛麟角，若今人重梓而不收，后来必至泯泯无传矣，可不惜哉。”所以他非常重视在刻书之前反复雠校，追求底本的完善和刻印质量的完美，严格要求自己所刻既可以使作者精神发扬光大，也可以沾溉后人，精校出善本，流传至今的历代典籍，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

3古代私人藏书楼开放藏书的效果和影响。

3，1藏书自用，学术成果丰硕

我国古代私人藏书家聚书、藏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自己读书的需要。各开放的私人藏书楼主人都利用藏书取得许多学术成就。红雨楼主人徐火勃利用红雨楼藏书编著《徐氏红雨楼家藏书目》和《红雨楼题跋》两部藏书方面的著作。《徐氏红雨楼家藏书目》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收明代集部书较多，其中“明诗选”部分对作者简历著录颇详，所收版本又多系善本，是关于明代艺文的宝贵资料。徐氏利用藏书勤于著述，著有《笔精》以及编有《雪峰志》、《武夷志》等数种方志。张金吾利用爱日精庐藏书所著的《爱日精庐藏书志》，详细记载了一代藏书名家的秘藏，使许多失传的古本得以留档存案，创制了藏书志这种目录新体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传统目录在体制上有了新突破，既开聚书之门径，又标读书之脉络，将揭示藏书与指导读书的多种功能融于一体。五桂楼主人黄澄量利用五桂楼藏书，手辑《今文类体》，此书是研究明代版本目录学，保存明代文献的重要著作。此外还著有《姚江书画传》、《五桂楼书目》等著作。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与用途是延师以教子孙，他们依据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希冀子孙们好学上进，读圣贤书，达则致君泽民，穷则能善其身。大多数私人藏书家的藏书、用书活动都是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和承继。五桂楼所属的黄氏家族累世藏书、读书，几代人(黄澄量、黄肇震、黄安澜)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孙衣言、孙诒让、孙延钊祖孙三代也都利用玉海楼的藏书取得很大成就。

3，2公开私藏，贫寒学子受益

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楼因其对外开放、公开借阅使得当时许多寒儒受益，如元代贾辅在万卷楼筑一室，以供郝经阅读藏书，从而使一文不名的郝经成为元代著名学者，贾辅经常对郝经说：“向吾之书贮于楼中，今则贮子腹中。向者大圣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则布诸子之心矣，子其贮光揭耀，俾吾之书用于世，以济斯民，则子之腹乃万世之府也”。此外，王安石、欧阳修等著名大家的成才也都得益于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的无私借读。王安石长期借阅宋敏求所藏的唐人诗集，编成《唐百家诗选》一书，《欧阳文忠全集》卷148记载欧阳修曾多次向宋敏求借书，其信中言“欲告借少书籍，承不为难，今先欲借九国史，或逐时得三两国，亦善。”余姚五桂楼藏书主人黄澄量，对藏书楼除明确规定后世子孙可登楼展视外，并声言“或海内好事者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五桂楼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有友人自远方来，黄家不仅“恣其阅览，且供膳宿”。使得当时许多学人不辞远途劳顿，跋山涉水来到四明山西麓的梁弄，以一登五桂楼为快。《五桂楼书目》前附有许多学人对五桂楼的题词，如邵瑛的《登五桂楼看藏书》：“总少人间未有书，洞天深处竟何如，名山盛业君都擅，不数琅娘福地居。”黄直的《赠五桂楼主人药溪先生》：“四明山上云汉章，五桂楼前经籍光，闻道宗衮昔建此，网罗欲过千顷堂……”这些都形象地描述了五桂楼藏书之富及士人学子竞相争阅之盛况。清乾隆时杭州的袁枚把藏书公之于众，且期读者成才之心切切。这些致用开放的私人藏书家不仅利用藏书供自己研究学问，且用以奖掖后进，令人感佩。

3，3共享私藏，滋养乡帮文化

一个地区的文化氛围与承继多少与当地藏书家的藏书流通开放程度相关。上述6个开放的私人藏书楼有3个(浙江瑞安的玉海楼、余姚的五桂楼和江苏常熟的爱日精庐)修建在江浙地区，这与江浙地区深厚的藏书文化有很大关系。以爱日精庐所在的常熟为例，据统计，从五代末至现代的私人藏书家多达一千零三十九人，而其中常熟人就占百分之十。另据《重修常昭合志》统计，历代常熟有唐进士一人，宋进士八十三人，明进士二百二十八人，清进士一百五十九人。其中状元八人、榜眼四人、探花五人。即使现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工程院院士中，常熟籍的有二十人，另外，孙衣言玉海楼所在的瑞安，也是藏书文化很浓的地区，据瑞安市方志文献记载，瑞安城自宋代以来曾建有数十座藏书楼，出现了比户书声、文人渊薮，名人辈出的文化现象，浓郁的文化氛围造就了一代代学人，涌现出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叶适，南戏鼻祖高则诚，书法家姜立纲，朴学大师孙诒让，校勘学家李笠、历史学家周予同等，他们都得益于当地丰富的藏书楼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藏书流通开放对乡帮文化的影响由此可见。

3，4考镜校勘，嘉惠后代学人

致用开放的私家藏书楼主人，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或提供借用以享私藏。他们在收集整理藏书的过程中，将自己收藏的典籍著录于簿，书名、卷数、作者一一了然，又或叙其内容，辨其源流，考其篇目，论其得失，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关于文化典籍的史料。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和《爱日精庐藏书续志》(现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详细记载了一代藏书名家的秘藏，使许多失传的古本得以留档存案，创制了藏书志这种目录新体制，既开聚书之门径，又标读书之脉络，将提示藏书与指导读书的多种功能融于一体，周永年的《借书园书目》5卷(现存上海图书馆)、黄澄量的《五桂楼书目》4卷(现存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英的《共读楼书目》10卷(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些书目以其丰富的大小序和解题内容，为后代学子介绍各种典籍的详细情况，起到导引读书、指示门径的作用。这些书目著录家藏、传递书讯、方便利用，时至今日仍是查考中国文化学术盛况和典籍版本源流及存佚情况的重要工具。此外，明清以后，更多的藏书家认识到刊刻更能使善本化身

千万，流布世间，因此纷纷加入刻书行列，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原版本简单复制，凡经他们所校、辑、刻的罕见古籍已融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的整理中，从事着“为人作嫁”的苦差。在古籍校勘方面，为了一种古籍的校勘，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光阴。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8年时间，以5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使一种残缺不全的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中辑佚，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正是他们使残篇断文、凌乱不堪、桀误极多的古籍变成善本，使文献免于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在濒于灭绝前得以保存，为我国古文献的整理和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可否认，秘惜所藏的封闭性是古代私家藏书的主要特征，但仍有部分藏书家通过提供借用以共享私藏、通过编印家藏书目来传播藏书信息，或以刻书为己任来广传秘籍。更有私人藏书家公开开放思想，并在“储书供众”、“流通开放”思想的指引下，专辟场地，招致来学，营造读书氛围。这种出于经邦济世目的而开放藏书的做法，以及他们在藏书理论、典籍保护和利用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们的藏读精神、开放思想，至今仍应为现当代图书馆所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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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郝经，全元文，卷31

篇（9）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将其视为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事情之一。同时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这些教育思想和文化是人民长期教育探索精华的结晶。继承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蒙学教育作为自古以来文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古人在民族发展历程中对启蒙教育的艰辛探索，继往才能够开来，只有继承古代优秀的蒙学教育思想，才能够搞好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归纳整理了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精华，结合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阐述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期望能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对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育发展提供有效建议，进而达到促进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初衷。

一、古代蒙学教育思想

笔者通过对古人启蒙教育思想的有关论著进行整理，得出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知识与道理相融合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其非常重视教人如何做人的教育。启蒙阶段就将做人应该了解的知识及道理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纵观古代的蒙学教材便会发现其中无不贯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既让学生掌握知识又将育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蕴藏在教育教学中。如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1］。这句话的意思：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通过12个字，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知识，同时将做人应该具有的天性及教育对人后天造成的影响这一道理都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又如被称为百科全书的蒙学教材《幼学琼林》，里面包括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知识，还有许多蕴藏着深刻做人做事道理的名言警句、成语故事等内容，可谓是古人启蒙教育做人与做事最完美的结合。以“蜀犬吠日，比人所见甚稀；吴牛喘月，笑人畏惧过甚”［2］为例，蜀犬吠日和吴牛喘月等作为成语和典故，囊括了丰富知识的同时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巧妙地将知识教育与道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弟子规》也是我过古代著名的蒙学经典教材，如“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3］，古人在开头几句就将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关系道理及知识完美的展现出来了。古代很多蒙学教材的共同思想理念就是让学生从刚接触正式教育起就将知识与道理完美融合起来。思想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知识与道理相融合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行动指南。

（二）侧重做人的教育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文化教育为核心，兼收佛、道等各家学派思想文化。各家思想文化的共同点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其实就是做人教育。做人教育是我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教育传统，也是我国古代一切教育的目的。如古代儒家《大学》中的8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修身，而修身其实就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做人教育。8条目无论是分开来看还是总的来讲其欲阐述的意义都是以做人为根本目的的，提倡修身之道。蒙学教育也是始终以教人如何做人为根本目的，如《三字经》中有“人不学、不知义，幼不学、老何为”［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进行学习，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我。小的时候不进行学习，等到长大后什么也干不成。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学”不仅仅指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泛指后天所接受的各种习染本领。通过教育达到做人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人教育。蒙学教材《幼学琼林》，从人类社会的各领域阐述了做人教育，如“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5］，这些成语典故其实就是通过古人做人的方式方法来教人如何做人，都是在进行做人教育。《弟子规》通篇都在阐述如何进行做人处事的教育，如“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6］等，这些知识看似浅显易懂，其实都在宣传如何进行做人。蒙学关于做人教育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方面，而是蕴含于古代一切蒙学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三）注重人类文明传承的教育内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于其非常注重对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地继承，这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教育方面最为突出。蒙学的教育内容便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对人类文明的传承。蒙学教育内容多是对前人积累的智慧进行总结归纳，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人类的精华能够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可见，蒙学在民族文明传承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谓人类文明传递的重要载体。如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在这本书中随处就可以发掘到有关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容，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7］，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简简单单的12个字将孟母善于通过教育环境的改变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自身教育子女的母亲形象展示出来，蒙学教材以这种方式将人类文明继承了下来，同时也起到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文化的作用。又如《幼学琼林》里的“《大学》首重夫明新，小于莫先于应对。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贵有章。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8］，寥寥数语便将古代教育典藉《大学》及其阐明的事理展现了出来。再如《弟子规》中提到的“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9］，通过简短的12个字告诉人类应该怎样传承人类文明。不难看出，蒙学做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注重的人类文明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

古代蒙学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字的教育，其将教会学生掌握汉字做为教育教育的重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蒙学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从蒙学教材的名称及编排均可以看出其非常重视汉字教育，如3字连在一起的《三字经》《弟子规》，二者都是通过3个字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又如4个字连在一起的《幼学琼林》，其通过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这类3个字和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的教育较容易帮助学生记忆，且这些教材非常重视从易到难的编排理念。从教学过程来看，传统蒙学的教学都是教师读一句，同时要求学生字正腔圆的跟着教师读，且必须能够准确无误的读出来，直到能够读得滚瓜烂熟为止，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另外传统蒙学教学还非常重视习字的教育，如对学生习字的坐姿、笔画顺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规定了习字的顺序：先临摹仿写、后自己写。文字作为民族的符号，重视文字教育，将文字教育视为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确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

（五）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

古代蒙学十分重视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如宋代的大儒朱熹，就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学问需要你自己去学，某不过是个共同商量的人”。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还体现在蒙学的写作教学之中。我们知道古人非常乐于并善于写文章，其基础多是在蒙学阶段打下的，具体体现在古代蒙学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启发学生将现实所见所闻用文字表达出来，如对对子，均是从现实中取材进行对，好处在于可锻炼学生运用文字的表达能力，如果没有对现实的仔细观察和体悟，便很难写出富有真实情感的语句。另外，古代蒙学注重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自己所学用在生活和学习中，激励学生通过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这在《弟子规》《三字经》等书中都有体现，特别是教育学生为人处世规范的《弟子规》，先生将规范、做人的要求等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体悟和提高。

二、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一）贯彻落实育人理念

各级各类教育中，教书与育人都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对中学来说亦是如此。随着高考的改革对语文教学的重视，且将语文分数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30分，这便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师、家长等群体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关注学生在语文科目上的分数情况。处于基础启蒙阶段的语文教学得到重视本是一件好事，但语文教学中出现了单纯为了学生考试分数而教的突出问题：教学跟着考试走，考试怎样出题，教师就怎样教，如教师在教学生作文写作中就流传着龙头、猪肚、凤尾等“投机取巧”的教学方式。这是典型地过分追求教书职能而忽视育人职能的教学模式，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去，那么如何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实践中呢？首先，学校等有关部门应认识到中学语文教师育人职能的重要性，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育人方向进行正确地价值引导，可通过专家讲座、转变教师的量化考核方式等进行引导；其次，教师自身应该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教师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先进教育思想理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点；最后，需要教师逐渐养成自觉地将育人理念贯彻到教学中去的良好习惯。

（二）强化立德树人教育

古代蒙学侧重做人教育的目的与当前教育界所倡导的立德树人教育是一致的。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立德树人教育呢？首先，教师应该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教师拥有树人的思想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关注学生，真正把学生当作可塑型的人才看，才能够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其次，教师应自觉地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与国家的各项教育方针和政策，如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和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方针等，教师在不断地学习中，不但可以扩充学识，开拓视野，同时利于其形成全新的育人自觉性；最后，教师应通过多种方式将立德树人教育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

（三）强化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符号，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孔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培养能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同时能够掌握建设现代中国所需才能的人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时代使命。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需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有关部门及教师应认识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通过时代需要及语文教学的目的进行思想动员；二是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深入发掘其中有关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如文言文、诗词等，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学，鼓励学生多诵读国学经典三、百、千等内容，提高学生的古代传统文化兴趣。

（四）重视字词教学

篇（10）

演进

借鉴

人类文明的历程便是人与自然协调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便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破坏的冲突史。经济学最理想的状态便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机制与生态机制的和谐。然而，文明的历程往往忽略了把握人与自然的结构，历史深处的忧虑被现实证明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当我们重新扫视中国兴衰的历史坐标时，会清晰地发现，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当代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是殊途同归的。

（一）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00年历程。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 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漫长的演进，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发展为自觉的清晰的阶段。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它承认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可否认性，但主张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先秦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善的论述。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这样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唐宋时期许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讲，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造成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缩减，则是毁灭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这同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许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债务。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开垦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这些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

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 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 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篇（11）

中图分类号：J29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地下文献的出土震惊了考古界、学术界，同时也为书法研究、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拓展空间。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可见，新材料的出土对于学术界的重要影响，同样，它对于当时的书法研究、创作也注入了新鲜的因素。

在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不断研究出土资料史料价值的同时，书法家们也将目光悄悄地从古代经典转移到这些无名书作上来。在这些出土资料中，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写经都与书法有着直接的联系，也直接的影响了当时人们对篆书、隶书、草书、章草的认识。而与章草创作直接相关的为部分汉晋简牍及敦煌写经。匈牙利人斯坦因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先后在我国西北部发现的大量汉晋简牍和一系列珍贵文物，并迅速对其展开研究。二人的一系列发现及研究成果震惊了世界，也为国人敲响了警钟。随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迅速对这些资料展开搜集与研究工作，其他考古部门也开始对我国西北部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与保护。《流沙坠简》的成书与流传吹响了这一大潮的号角。

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经等资料的出土对于书坛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人们开始尝试以甲骨文、汉简隶书进行创作，而大量汉晋简牍中的章草也刺激着当时章草书家的创作神经，在沈曾植首先对《流沙坠简》中的章草进行研究、临习之后，王世镗、高二适、王蘧常等人对这些出土墨迹也进行了大量的学习与研究，可以说这一时期大量新鲜资料的出土是章草复兴的助推剂。汉晋简牍、敦煌写经中大量的章草墨迹极大地开阔了书家的视野和取法范围，而西方先进影印技术的传入及国内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为书家接触这些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们能够更快捷、更清晰的看到出土资料的面貌。

章草在近现代得到了诸多书家及文人学者的关注，其创作、研究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近现代章草表现出的“古拙”、“厚重”等风格特点与汉魏章草相一致，这是唐宋元明清所未有的，是对章草“古意”的回归，而其创作观念、笔法、章法等方面的发展又对前代章草有所拓展。

近现代擅长章草的书家众多，尤以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三人最具代表性，而三人的章草创作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近现代出土古书迹的影响。这些古书迹的出土与流传轰动了文化界，同时也对当时书家们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过江十纸犹不足贵”的章草崇简论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前人难以见到汉晋时期的章草墨迹，对于章草的理解与学习多是通过《月仪帖》、《急就章》及淳化阁帖中流传的一些章草法帖来进行。但这些经过加工过的章草已难以显现出墨迹之神采，近现代出土的大量章草墨迹弥补了这一缺憾。而当时之文人书家见到这些资料后，惊喜之情溢于言表，罗振玉曾对《流沙坠简》中《公辅》一简进行评述：

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一旦寓目，惊喜何可量耶？①

罗振玉口中的“过江十纸”是指庾翼所收藏的张芝章草十纸，相传：

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尝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②

罗振玉称《公辅》简中的章草即便张芝章草在世“尤不足贵也”，况且“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可见其对此简的推崇之情，而当时书家对于简牍章草的接受速度也十分迅速。

王世镗晚年之章草古拙厚重，受《流沙坠简》的影响极大。《百宝九天》联是王世镗经常写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他流传不多的书作中发现了两件同样内容的《百宝九天》作品

其一（图1）的落款中写道：

癸酉初夏，以集爨宝子之联语，用西陲竹木简笔法书之，时赁庑梅溪山庄，盛暑挥毫，殊不计工拙也。

其二（图2）的落款又写道：

癸酉以集《爨宝子》文，用流沙坠简中笔意书之。

两件作品同是书于癸酉年，即1913年，这时恰逢《流沙坠简》出版发行不久，可见王世镗对于《流沙坠简》的接受也很快，并将其迅速的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起来。而且，王世镗晚年在于右任处见到了更多的简帛资料，获益匪浅，1930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出土了大量汉简，王世镗激动不已，可惜天不假年，没等到这批资料面世他就去世了，于右任挽诗中称他“垂死犹呼木简香”，可见王世镗对于汉晋简牍的神往。

宋元以来，人们对于书法绘画的态度往往是重“文”轻“匠”，这些出土古书迹恰恰是无名氏书家甚至是一些工匠所为，而从罗振玉的评述及王世镗的落款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对于这些无名氏书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历代名家、名帖的推崇，时人对于这些章草资料的接受是果断和迅速的。而且这股潮流一直流传至当代，这些无名氏书作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在近百年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

二、“取其意而不拘形似”的章草写意论

沈曾植在指导学生谢凤孙临习《流沙坠简》中的章草时称：“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之后，王蘧常也多次提到沈曾植说的这句话，可以说“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也体现了沈曾植章草创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形”与“意”是相辅相成、辩证存在的，二者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重要因素。沈曾植则主张取“意”而舍“形”，这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我们看赵孟、宋克等人临摹的《急就章》，可谓无微不至，但字字排列如算子，反而失去了自然之意。而沈曾植则主张“不拘形式”，他本人的章草创作往往奇肆动宕、不拘小节，曾熙评沈曾植书法：

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③

沈曾植在“生”与“熟”之间选择了“生”，而赵孟也正是因为太过精熟，反而失去了自然之趣，董其昌评赵孟：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 ④

这也正应了沈曾植的理论，而沈曾植章草的“生”与“拙”也正是他将早年所用的碑派笔法与《流沙坠简》中简牍笔意融会贯通的结果。

沈曾植在接触到《流沙坠简》之后，书法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蘧常认为：

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⑤

这一时期，沈曾植临习了大量的唐人写经与简牍章草，作品笔法与气息均产生了重大变化。

王世镗也是这个观点的忠实继承者，他曾在一幅自作论书诗作品（图3）中写道：

不经意处妙天然，岂在规规描摹间。胸有奇书千万卷，从无外不应鸣弦。

他又写道（图4）：

从来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工。悟得梅兰腕下趣，自然指上有春风。

王世镗之“不经意处妙天然”、“首在精神次在工”与沈曾植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岂非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看到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对于章草的临习与创作已全然不同于赵孟、宋克等人，《流沙坠简》中的章草书无论字形、笔意均千变万化，仅仅拘泥于其形恐怕是自找苦吃，也非善学之人所为。因而，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在对章草的学习上共同采取了“遗貌取神”的写意态度，这种写意态度恰恰是他们在章草创作中发挥创造力，突破前人规模所不可或缺的。

三、“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的章草融冶论

王蘧常为沈曾植弟子，十九岁便拜沈氏为师，王蘧常在自记中称：

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⑥

沈曾植勉励王蘧常“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他自己便是这个观点的率先实践者。沈曾植在一幅临作的落款中写道：

用汉砖笔意写急就文。

从作品来看，沈曾植对于原作进行了较大的艺术处理，与《急就章》字形、笔意相去甚远，更像是一幅自己的创作。

此外，另一幅作品“临十七帖”，也全无《十七帖》之意，其笔意、神采反而更接近于简牍章草，可见，沈曾植对于章草的学习已非简单的摹写，而是以自己对章草的理解对原帖的改造与融合。

王蘧常听了沈曾植的建议后便开始主攻章草，他并非仅仅抱着几本传世的章草字帖来学习，而是全方位的学习书法传统，涉猎面极广。王蘧常对篆隶用功至勤，其弟子王运天称：

他练习篆隶更勤，写在报纸上，堆积如山，但是不为人写。说：“我所写篆隶，意思并不在篆隶啊。”我们不懂，他又说：“意思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隶的笔意，运用在这里面啊”。⑦

王蘧常对于章草的学了对传世章草及出土新资料的取法外，更融篆隶、简帛于一体，充分的利用了时代优势，开创了章草历史上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沈曾植、王世镗二人的作品还保留着浓重的传统章草的影子的话，那么我们在王蘧常的作品中已经找不出丝毫传统章草的痕迹。他已经以自己独特的用笔与结体将传统章草法则打破，并融汇为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王蘧常的章草作品不同于前二人之处在于他纯用中锋，这除了得益于大篆的营养之外，如前文所讲他在各种汉简、汉碑、陶、帛中吸取的营养也是促成其章草风格的重要因素。其章草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雄浑、高古、苍茫的艺术风格，我们将王蘧常的章草作品无论放在二十世纪甚至整个书法史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卓然不群。

综上所述，大量汉晋简牍等资料的出土流传不仅开阔了书家的视野，更改变了其对于章草的认识，这种认识直接颠覆了传统观念与法则。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等人包容的接受态度促使自己将视野放到更广阔的资料和更新颖的创作方式中去，这也为他们章草创作的新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①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21页。

②王运天编著《王蘧常教授年谱》2000年征求意见稿，上海公牛广告公司，第59页。

③《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0页。

④马宗霍著《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⑤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⑥王蘧常《忆沈寐叟师》，载《书法》，1985年第4期，第19页。

⑦同②，第9页。

参考文献：

[1]徐利明（著）.篆隶笔意与四百年书法流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2.

[2]徐利明（著）.中国书法风格史（修订本）[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9.

[3]罗振玉、王国维（编撰）.流沙坠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3.

[4]沈曾植（著）.海日楼札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王世镗.王世镗先生翰墨[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