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乡村振兴的思考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关于乡村振兴的思考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乡村融资对于乡村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乡村振兴不是乡村自身就可以进行的，没有社会资本和政府的支持，乡村振兴就是一纸空谈。政府和社会资本需要针对乡村振兴策略制定新的政策，改革融资制度，增加对乡村经济团体的融资力度，为乡村经济发展积累经济实力，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发展进度。

一、乡村融资方面的概念

农村金融和城市金融共同组成了我国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是指农村经济中资金的流动和融合活动，也是农村货币、信用、银行活动的总称，关于农村金融的研究主要是在研究这些活动的规律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农村货币资金的流动情况进行管理，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和各种民间经济活动运行。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农村是先于城市进行发展的，这是因为我国是农业大国，最开始的体制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从改革开始，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富裕起来的农民手中也有了闲置资金，但是后来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都忽略了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对于资本的需求很大，为了顺利经营，这些企业开始进行市场融资，完善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体制和规模。农村融资涉及到资金提供者和资金接受者两个方面，融资的意义是加强融资双方的联系和沟通，将闲置的资金重新进行分配，加快资金流动，促使资金带来更多收益。融资的前提是资金接受者有对资金的强烈需求，所以对于农村融资研究就要从资金需求入手，对于资金的需求也是根据经济主体的规模和目的进行分类的，按照这个条件可以将资金分成政府资金需求和非政府资金需求。农村非政府资金需求是指除了政府之外的各种经济组织为了顺利经营与金融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之间进行资金流动的一种经济活动。农村非政府资金需求受到市场条件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需求。但是政府资金需求最先考虑的是社会效益和成本。党和国家要求政府的一切活动都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存、区域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要求，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为准。因此政府的投资是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的，和企业从利益角度出发是不同的。政府进行的每一项项目都要评估社会成本和收益的平衡，这里的成本是指进行这个项目消耗的资源以及附带影响，效益是指这个项目可以给社会带来的效益，进行每一项乡村建设活动的时候，都要充分考虑成本和效益的关系，既保证对乡村的影响降到最低，还要达到乡村收益的最大化。一般政府对于乡村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水电设施、环境建设方面，这些设施都是大型设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和人力，仅凭乡村自身的能力很难进行建设，政府投入资金可以极大程度上缓解乡村居民的压力，加快乡村振兴建设步伐。在融资方面，融资是资金提供者和资金接受者之间为了实现资源和资金方面的互补，进行的资金流动行为的总称。农村融资是农村方面接受社会或者政府资金支持的一种经济活动，通过融合大量的资金加快农村建设和发展，在融资方面也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1.互利性原则：农村融资坚持互利性原则，可以保证投资双方都得到预计的利益回报，资金提供一方通过提供资金获得一些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而接受一方通过获得资金和技术，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2.合法性原则：农村融资的过程中，要确保融资双方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进行融资活动，在政府和法律的监督下进行合作，确保整个过程合理合法，没有不正当的利益输送。3.公平性原则：在进行农村融资的时候，签订的条款需要保障双方的权益，确保双方可以通过融资活动得到利益，不能只实现单方面的利益。4.风险管理原则：任何的融资活动都是存在风险的，农村经济活动主体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比较弱，在进行融资活动的时候必须注意风险规避，需要在融资合同里充分标明风险措施，加强农村经济团体面对风险时的能力。在进行农村融资方面，我国的主要融资形式是银行信贷融资，银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农村提供资金的主体。在银行信贷融资这一方面，有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两种，是农村振兴发展比较常用的融资形式。随着农村商品化、市场化、货币化的深入，除了银行信贷之外还出现了资本市场融资这种形式。资本市场可以通过发行农业相关的股票债券等，对农村项目进行融资，还可以建立农村投资基金，为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募集资金对农业进行扶持，增加农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可以帮助农村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改变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得比例。

二、乡村振兴在融资方面存在问题

1.乡村优质项目少，管理成本高。乡村经济发展项目很多无法带来高额利润，一些基础的项目甚至无利可图，例如那些特色乡村还有搬迁乡村的经济发展项目虽然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益但是在经济效益方面比较低。想要振兴乡村经济，需要加入很大农业科技成果，创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虽然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斐然，但是在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方面还比较薄弱，推广力度也不够，想要通过农业科技改革方面振兴乡村经济，需要投入大量的农业科技成果和资金，但是进行农业振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投入大量的资本在短期内并不能取得收益和成效，农民对这些科技成果也不能充分驾驭，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很低。在提高绿色农业水平，进行绿色乡村建设方面，推行农业清洁生产项目，也无法取得很好的收益。对这些农业项目的管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成本与收益失衡，融资方会面临投资失败的巨大风险。2.乡村担保资源匮乏，风险较高。乡村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存在困难，银行向乡村信贷需求者进行借贷活动时需要充分考虑银行内部考核机制、风险承担机制、财政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经过综合评定，一般会选择拒绝给农村经济团体贷款。因此，在进行借贷活动时，银行会要求农村经济团体进行担保抵押，但是农村经济团体的资产积累比较差，而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很多农村经济团体进行的是轻资产经营，没有银行要求的等价抵押品，导致农村经济团体很难进行贷款申请。银行即使给农村经济团体进行贷款，也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一旦出现不可控因素导致农村经济动荡，就会造成农村经济团体经营崩溃的现象，银行也无法收回贷款，造成银行方面不良资产积压，出现不良投资的现象。

三、探讨乡村振兴融资改革的思考

1.融资改革的必要性。农业生产存在明显的季节性，无论是种植还是养殖在资金投入和回收方面都是有季节性的，在进行生产投入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资金，这个时候就需要金融市场的补充，农村融资改革可以有效调节农业季节性资金状况，稳定农业生产情况，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想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但是推动农业科技的普及需要大量的资本，这种资本不是农民可以自己承担的，巨额的资本投入只能透过借贷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没有资本投入，农民只能沿用传统的耕作方式，这样就会严重阻碍农业科技的进步。没有农业科技加入到农业耕作，就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实现不了农业现代化，就会导致农产品市场受到冲击、竞争压力大等问题，对于我国国家发展也是存在不利影响的；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两种，经济风险主要是价格变化或者国家政策的变化，自然风险则是指自然灾害等。农业生产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很低，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是致命的打击，农民收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农民一般无法抵御自然灾害，这个时候农村融资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大量资金的支持，农民可以弥补损失，并且进行新的农业活动，农村融资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农村比起城市，在基础设施方面还比较落后，很多农村目前还没有自来水，甚至有些还在使用落后的供电设备等，因此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农村基础设施越发达，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会越高，也就会有更充分的条件发展农村经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不能只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可以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消化使用，提高居民的收入增长，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政府的资本有限无法对所有的农村进行产业调整，这个时候就需要金融资本参与，充分利用社会资本，解决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问题。农村融资在增加银行收入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虽然农业拉动经济增长的进度缓慢，但是总体来说农业生产总值是在不断上升的，农业贷款基本也是呈现上升趋势，对于银行和经济的贡献率也是在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农业贷款对银行业务来说是呈现积极影响的，也可以调整完善银行的经营模式，对于银行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融资改革的途径及方式。在融资改革方面，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加强网络化手段的运用。通过加强互联网平台的建设，提供金融服务保证信息分布的广泛性，方便借贷双方可以有效迅速地搜集到信息，这样可以在降低宣传成本的同时给更多城乡居民提供消息来源，扩大金融服务的客户层次。乡村振兴也需要依靠互联网的渠道才能有效实现，互联网平台可以发挥数据的优势，带来更多的信息资源。银行也在不断加深互联网平台的建设，将金融业务网络化、便捷化，在乡村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可以提高乡村金融服务的电子替换率，降低服务成本。银行也要加快金融服务的数字化步伐，和各大互联网平台建立合作关系，推进大数据金融服务，满足乡村居民电子支付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乡村现代化建设。

四、乡村振兴融资改革问题的应对方式

1.继续大力支持粮安工程。农业政策性金融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的目标，加大对多元主体入市收购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粮棉油收储。支持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积极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大田托管等农业多种形式规模经营，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带动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收致富。政府要加大粮安工程的实施力度，在粮食储备方面给农村经济团体更大的支持力度，建立粮安工程基金，增加农业资金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科技化升级，提高粮食产量，贯彻粮安工程内涵。2.创新服务模式。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合作化的态势，也出现了“企业+农民”“企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农民”“社会服务组织+合作社+农民”等新的产业模式，农村产业结构得到完善，为金融产业链的结构调整奠定基础，这样的产业模式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为现金流提供服务，促进乡村企业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是信息化和数字化，农村金融想要展现互联网信息化优势，就必须进行农村金融创新。3.多元化融资，降低融资成本。乡村振兴过程中还是需要政府的参与，政府需要主导发展规划、以及资金投入规划等，离开政府的作用就没有办法进行乡村振兴工作。各级政府需要加强对乡村振兴工作的资金投入，规划一定的资金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提高乡村的自我再生能力，而且对于一些投资时间长但是收益比较少的项目政府要主导项目计划，这些项目很难吸引到社会的投资，由政府进行主导规划，才能帮助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在一些投资时间长、投入资金大的项目上，除了政府支持还需要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拓宽金融支持领域，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金融机构需要简化贷款手续，放宽贷款条件，给更多的乡村经济团体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团体进行投资；除了政府和金融机构之外，乡村振兴也需要农民参与建设，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只有农民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工作，想要加强农民的参与程度，需要提高村集体和村民的经济收入，村集体的收入规模决定了乡村建设的规模，村集体需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建立乡村集体企业，这样才能发挥村集体的作用，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为乡村建设提供经济基础，在进行乡村建设的时候，必须加强村集体的集资效能，创新集资方式，建立乡村经济活动基金，进行乡村经济项目建设。4.建立健全政府性融资担保和风险分担机制。在进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的作用，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企业的参与程度，简化担保流程，放宽担保条件，给更多乡镇小微企业获得担保借贷的资格，并且简化小微企业的担保审核手续，出台更多小微企业的担保产品，提高小微企业的政府性融资担保质量。政府也需要加强关于政府性融资担保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担保流程，给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提供法律依据。政府性融资担保企业也需要和银行建立合作关系，签订风险共担协议，实现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模式。政府性融资担保企业和银行之间也需要加强沟通和交流，建立审查小组，共同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资质审核，降低担保风险。通过风险共担协议，避免小微企业贷款方面的不良风险，对出现的不良资产进行按比例分配处理，实现政府性融资担保企业和银行在处理不良资产方面的联动作用，深化风险共担机制。

五、结语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加大对乡村经济的扶持力度，占据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制定更多适合乡村发展的政策，同时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工程的资金投入，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企业的作用，扩大乡镇小微企业贷款渠道，放松贷款条件，使更多的小微企业可以得到发展的资本，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乡村经济团体也需要发展自身经济，积极争取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为乡村振兴助力。社会资本需要加强对乡村经济的重视程度，积极推动融资改革，为乡村经济发展搭建更多平台，给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便利性条件，进行现代化金融改革，实现金融信息化，加快乡村金融信息化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篇（2）

一、引言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辽宁省出台了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系列文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基础产业的林业，即是实现生态宜居的主体，也是实现农业现代的主要载体。本文通过对辽宁林下经济发展特点的分析，探讨如何在乡村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林下经济的效益。

二、辽宁林下经济特点及效益分析

（一）辽宁发展林下经济的背景。在集体林权制度发生改革后，集体林地承包到户，农民通过对林下土地的种植、养殖等进行立体复合经营，从而实现农、林、牧等各业的共同发展，在不砍伐树林的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发展林下经济是促进森林覆盖率、提高林地的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集体林权改革和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1］。辽宁通过退耕还林政策的推进和几年来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森林的生态效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也为发展林下经济提供了较好的资源条件。从东北地区的角度看，近几年来的林间养鹿、林下参药、林间种蛙都取得了较好的收益，2011年仅松江河地区在林业方面收益达8.65亿元，而林下经济的收益占到了总收益的2/3。东北地区盛产的黑木耳、人参、松茸等都可以林下种植。从全国的角度看，大多数研究和调研表明，发展林下种养增收增效是显著的：寇祥明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发展林间套种牧草和养鹅的循环农业模式比稻麦轮作模式增收2.8倍；丁大俊等认为发展林下养禽经济效益显著，还能修复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周乃富的研究也认为林下养鸡能有效改善土层养分；吴宝成等对比了低树龄杨树套种中药细柱五加和露地栽培细柱五加的根冠农艺性状和根皮产量，发现套种的细柱五加的农艺性状和根皮产量均高于露地栽培的；丁晶晶等研究结果表明，杨树林下种植雪菜可使农户每公顷林地年增收纯收益4.6万元；陈州调研发现，林茶间种，除了林木的收益外，茶叶的采摘期可延长8-9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8%，茶园平均每亩增收500元左右。可见，发展林下经济具有较为明显的综合效益。（三）辽宁地区发展林下经济成功案例。辽宁位于环渤海和东北亚经济圈的核心地带，是东北地区唯一沿海、沿江、沿边省份，拥有出海大通道，“一带一路”的重要建设节点，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在集体林权体制改革过程中，辽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截止至2018年，辽宁林业用地面积为735.92万hm2，森林面积为571.83hm2，森林覆盖率达39.24%。辽宁的气候、水源、地形和土壤条件适宜食用菌、果菜、药材等林下经济作物的发展。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辽宁看到了发展林下经济的前景，在各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全省林下经济开发面积达143.33万hm2，林间养殖动物驯养存栏量达5000万头（只），建设了中药材、食用菌培育基地和野生动物驯养示范基地，成立了建昌核桃、朝阳杏枣、铁岭平榛、丹东日本栗、抚顺平欧杂交榛、桓仁林蛙、西丰梅花鹿等一批特色产业企业，建立了与林下经济有关的专业合作社近千个［2］。截至2018年，以林蛙驯养繁殖为主营项目的辽东地区实现林蛙年产量2亿余只，年效益达13亿元。以林下饲养河蟹为主营项目的盘锦年产河蟹7.2万吨，年效益36亿元。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开发的并获得收益的林下资源有林下人参、细辛、刺五加、玉竹、五味子、龙胆草等药材；榛子、南果梨、薄皮核桃等干果（水果）；平菇、香菇、滑子蘑、木耳等食用菌；刺龙牙、大叶芹、龙须菜、蒲公英、蕨菜、猴腿蹄盖蕨、水芹菜等山野菜；林蛙、狍子、野猪、梅花鹿、鹅、鸡等动物；青山沟、凤凰山、关门山、医巫闾山等森林旅游资源，逐渐形成了辽东森林食品、药材、旅游为主要发展项目，辽西林药和林下种养的产业发展格局。（四）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林下经济的瓶颈。辽宁林下经济发展的基础雄厚，也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近两年来辽宁林下经济的增速趋向缓慢，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林下经济开发不单追求森林资源的开发，而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打造林下立体经济和多功能文化体验，实现森林康养，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目前，全省建立的多种经营体协同发展的新型经营主体数量不足，还需大力挖掘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辽宁林下经济新的增长。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辽宁发展林下经济的对策

（一）建立新型林下经济经营主体。乡村振兴既要实现产业振兴，也要实现生态宜居，发展林下经济是林区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实现林下经济高产优质，就要形成采、收、产、销的完整经营体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构建多种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新型林下经济经营主体至关重要。根据辽宁省林下经济发展现状，以市场为导向，对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经营主体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形成功能稳定且各发展相关主体之间互促互进的发展模式。1.加强龙头企业对其他经营体的带动与合作。龙头企业作为林下经济经营的骨干，能够保证林下经营产品的供应稳定，因此要积极进行林下新产品的研发，在深加工、产品产业链条、连锁经营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和增长点，积极开发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不断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品种，满足市场的需求，同时，龙头企业将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推广给一些中小企业、个体、合作社、家庭林场等其他经营体，这些经营体通过服务于龙头企业提供其所需的产品［3］，进而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各经营体间要相互合作，协同发展，形采、收、产、销的良性的互动，共同推动辽宁省林下经济的发展。2.拓展林下经济产业链条。形成林下经济产业链条是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资源、客户、终端产品加工企业形成产业链条。培养一些规模化的企业为龙头企业，加强龙头企业与林农的有效合作，向林农宣传并推广好现代林下经济与传统林业经济的区别，加深对林下经济的理解［4］，提高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意识，不断加强龙头企业基地与林农间的联系，优化关联产业的布局，实现林下经济的有效发展和管理。3.加强科技研发和金融机构扶持。科技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发展林下经济也不例外。政府要扶持龙头企业的科技研发力度，积极建立企业、农户、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空间，探寻适合该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龙头企业也要加大科研的投入，利用科技的力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产品的精深加工。辽宁的林下经济基础雄厚，应面向高校推广林下经济项目，引领科研机构为企业和林农提供科技支持、做好新产品的研发推广、指导林农科学生产经营［5］，同时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龙头企业搭建与高校的联合实践基地，吸引更多的人才在林下经济中实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转化。政府也要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为林下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通过推出金融产品、灵活贷款方式等渠道［6］，增加林农发展林下经济的信心，缓解企业、林农发展林下经济资金短缺的困难。4.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完善行政行为，比如统一管理或者削减林业税费、补贴种植费等举措来促进林农主动发展林下经济；通过与林业协会的对接，发挥林业协会在行业间的推动作用，帮助经营主体实现市场化信息服务一体化，打造林下经济产品的品牌效益，提高消费者对林下经济产品的认可度。（二）实现林区的可持续发展。林下经济发展不可人云亦云，当地应根据自身的生态环境因素和生产生活特点找到适合本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循序推进，以地区整体经济布局为出发点，做到不过度开采，不浪费资源［7］。辽宁已经形成了林下经济发展的区块产业，对于处在发展瓶颈上的项目，也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新的突破点。林木都有正常的生长周期，而森林资源自身的生长恢复速度较慢，开发利用森林资源要加强后备资源的培育和引种，保证原材料的供给；而对于林下经济而言，随着林木的生长和森林微生态的改变，可选择的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以及经营模式都应当随之调整，一成不变的经营模式无法实现林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林下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探寻适宜的土壤环境和林木生长条件，特别是龙头企业要准确把握可发展的林下种养殖品种和种养模式。科研部门要指导企业、合作社、林农在瓜果蔬菜、牧草牲畜等复合模式经营中应注意的问题［8］，比如品种的选择、树种的间距、作物的管理等。（三）加强“智慧林业”在林下经济发展的应用。2016年国家林业局编制完成了《“互联网+”林业行动计划——全国林业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互联网+”林业模式在林下经济上得到了有效应用。“互联网+”林业主要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量子通信技术为支撑，以网格化、数据化、物联化的形式，实现林业的多元管理和资源的精准共享［9］。而“互联网+”林业就是以“智慧林业”为发展方向和目标。“智慧林业”的应用，使得林业发展的技术标准和服务规范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的、互动的运行模式，林业建设得到了更加科学的规划，林业经营得到了更加高效的管理，林下经济模式选择得到了更加精准的分析，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产业发展的协同推进。与此同时，“智慧林业”也为林下种养殖产品广开销路。随着人们对绿色产品的渴求，林下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利用互联网平台和农村电商将优质的林下产品向全国人民推介，企业发展、林农的收益得到了保证。“十四五”规划乡村振兴是重中之重，更需要发挥“智慧林业”的作用，使林下经济发展更精准，更贴近人们的需求。（四）打造森林旅游与康养产业发展。森林康养即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开展有利于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辽宁开发了很多森林旅游资源，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随着生态的恢复和森林覆盖率的提高，更多地区的森林公园和湿地保护区因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具备了康养要素条件。一些乡镇依托乡村振兴的有利政策，自主开发一些短期旅游项目，一方面让游客在参与体验生产的同时放松了身心，另一方面家庭林场在当地完成了林下产品销售，降低了运输和销售成本［10］。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有效推动了林业供给侧改革，在发展森林旅游的同时，也要加快培养森林康养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宣传森林康养知识，开发森林经济的体验模式。森林康养专业人员将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给游客，让游客的农林知识在森林康养产业中得到普及。大力开发人们追求的“森林疗养院”“森林瑜伽馆”等创意休闲模式，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产品，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山林文化传播出去［11］，不断丰富森林康养的文化内涵，使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度结合。

四、结语

林下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潜力，有投入少、回报大的优点，可以成为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经济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社会、市场、人们对生活需求品质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政府应出台更多政策扶持林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各经营体之间更应融合协同发展，加大林下经济的集约化模式。在乡村振兴发展背景下，要因地制宜规划好各地区的发展目标和特色发展模式，不断推进林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乡村的产业发展更加兴盛，生态环境更加美好，人民的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

［1］陈鹏.林下经济产业现状及发展重点分析.中国林业经济，2017（2）：77-78.

［2］李载栋.建设生态辽宁促进绿色发展——辽宁林业发展思考.农业开发与装备，2018（6）：56.

［3］车晓芳.基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视角的辽宁林下经济发展.内蒙古林业调查设计，2020，11（6）：73-75.

［4］张彤，刘笑冰.国内林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中国林业经济，2018，11（6）：32-34.

［5］杨晓刚.发展林下经济拉动林农致富增收“新引擎”.内蒙古林业，2020，11：9-10.

［6］周健培.我国林下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南方农业，2017，11（17）：53-54.

［7］万丽萍.试析我国生态林业工程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现代园艺，2019（24）：163-164.

［8］王强盛，杨娟，祁明华，倪雪颖，夏萌霜，李钰.几种作物种植模式在林下套种的实际产量和效益评价.江苏农业科学，2019，47（4）：120-122.

［9］王建武.“智慧林业”在森林资源管控中的应用和思考.园林生态，2018（11）：88.

篇（3）

2021年3月1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五篇中指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可见，数字化建设已上升到国家战略，以数字化赋能企业发展、赋能政府服务、赋能“中国梦”的实现，从而推动人民生活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全面迈入数字社会时代。在数字政府领域，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的发展，也成为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抉择。

一、农村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对乡村振兴的价值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农村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国家战略，是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将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所作出的总体部署。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和体育产业相关系列文件的出台，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对健康的需求更加突出。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差异和农村地广人稀的地域特点，短时间内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的差异还难以消除。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则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实现服务模式、服务内容、供给方式的整体变革，通过数字赋能，让优质的体育资源惠及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缓解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滞后的现状，为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和支撑。

二、衡水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

尽管2017年党的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受历史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衡水市农村的常住人口构成基本没有发生变化，青壮年外出打工和学龄儿童寻求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使传统行政村中老年人常住人口占比较大，很多村落成立“空心村”。

（一）衡水市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现状

《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2006）提出：“农村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基本标准是：一块混凝土标准篮球场，配备一副标准篮球架和2张室外乒乓球台。在此基础上，提倡经济条件较好，人口较多的地区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增加面积、器材及设施，形成体育文化广场，更好地满足农村体育文化生活需求。”从2006年开始，衡水市从最初的“一场二台”到后来的乡（镇）健身工程、乡（镇）示范工程、新民居健身工程、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工程、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不同形式，逐年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进行持续投入。截至2020年，衡水市下辖5148个自然村已实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行政村全覆盖，所有村落都有健身路径，但受行政村的规模、常住人口和场地影响，健身场地大小、健身设施数量、整体布局略有差异。

（二）衡水市农村健身活动的特征

衡水市农村健身活动呈现明显的性别、项目和村镇“三差异”特征。1.性别和项目差异。调查得知，几乎所有的行政村都有常态化的广场舞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形成至少已有5～6年，以45～60岁的妇女为主，男性主要以散步为主，儿童活动呈多样化、随意化现象。衡水从2013年开始每年都开展“村、乡、县、市篮球联赛”，按照规定进行选拔，历时2个多月，因此衡水市篮球运动一直有较好的民间基础，但非赛季的农村，篮球项目只有学生在周末锻炼，成人极少参与。2.村镇差异。乡（镇）健身活动的丰富程度和参与人群也远远高于行政村，除了健身舞，乡（镇）还有健步行、太极拳、柔力球等活动。

（三）衡水市农村体育组织现状

衡水市农村体育组织属于村民自发行为，由健身爱好者、村体育骨干或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以自娱自乐形式为主。一些活动开展比较好的体育组织通过参加上级行政部门或社会商业活动获得部分资助或奖品。

（四）衡水市农村体育技能培训现状

衡水市每年都会举办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县级举办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但除了传统的线下晋级培训，没有任何其他形式的继续学习培训，农村体育骨干后期开展日常健身项目的更新完全靠线上自学。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衡水市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场地设置能满足村民最基本的锻炼需求，但随着农民健身意识的增强，体育场地不足成为农村体育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虽然能开展常态化的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但活动形式比较单一，这和县市每年以广场舞为主的赛事引导和培训服务密切关联；村民健身意识增强，移动终端基本普及，体育骨干能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在健身人群方面，儿童活动呈现随意化，男性和老人的活动项目匮乏，急需引导；在技能培训方面，体育系统的培训指导仍然以传统的服务模式为主，不管是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都没有和信息技术发生联系，滞后的服务模式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加的健身需求，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三、农村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分析

经过十几年的持续发展，衡水市农村公共体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健身意识、健身活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并由此带来了村容村貌、农村文化、农民身体素质、农民精神面貌的极大提升。但由于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总量增加，需求人群和结构出现多元化，仅靠增加供给总量的传统公共服务模式，已难以适应农村社会的变化。而数字化公共服务不但可以削弱农村地域分散的制约因素，还可以实现资源共享、满足群众健身的多元需求，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

（一）建立统一的数字化政府运营机构

在现有的管理体制下，政府的各个机构分工明确，缺乏协同，在数字化政府运营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问题是：第一，政府的行政职能和信息化管理合二为一，各部门各系统自行负责和建设本系统的数字运营工作，这样就使大量行政人员从事与行政无关的数字技术工作，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其二，各自为政，出现“信息孤岛”或“数据烟囱”现象。[1]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建设同样应该吸取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必须用数字化服务的“整体理念”来进行建设和运营，而不是由各个基层部门进行建构。因此应由省级部门采用委托经营的方式，牵头成立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运营中心，以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各级政府作为使用者，只负责具体内容的建设和平台的使用。这种政企合作的整体理念可极大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进程和运营效率。

（二）构建城乡一体化数字公共体育服务层级平台

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平台不是单独在农村构建，而是采取“主站+分站”的站群系统模式。[2]整个站群管理系统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便以后的更新和维护；有完善的管理权限配置功能，采用分级管理的方式对子站进行管理，如市可以指定县管理员进行管理县级子站，县管理员可以设置乡管理员管理属于乡级子站，依次类推。

（三）衡水市农村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建设

根据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型要求，政府角色要从“划桨”走向“掌舵”，这就意味着政府要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农村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可以在健身活动基础好的村设立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设施示范点，政府通过补贴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吸引优秀的创新企业加入，提高运营效率和活力。

（四）开展衡水市“农村数字扫盲工程”活动

公共体育数字化建设虽然是政府牵头的一项民生项目，但服务最后对接的是普通民众，要实现从技术层面到社会层面的转化，在实现创新的同时，也给社会转化带来了冲击和挑战。[3]所以要使数字化服务在农村地区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助推乡村振兴的目标，首要的现实问题就是要消除“数字弱势群体”，弥合“数字鸿沟”，避免因受教育程度不高、网络技术不敏感而导致资源浪费或效率受限。因此，在建设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同时，同步开展线下“农村数字扫盲工程”活动。“农村数字扫盲工程”活动可分层推进，首先对所有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数字化使用培训，能熟练使用网络平台和移动终端的数字资源；其次发展、挖掘和培训关注运动健身的农民和社团，发挥他们在数字化推广中的作用；最后，以点带面，在村民中开展数字扫盲活动，从线下推进数字化进程，营造数字化发展氛围，从而更好地发挥线上资源的作用。数字化公共体育服务是以协同治理为核心的系统工程，它赋予了农村体育新的内涵，既是农村体育供给侧改革的触发器，也是激发农村体育市场活力的发酵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创新公共服务范式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逯峰.整体政府理念下的“数字政府”[J].中国领导科学,2019(6):56-59.

篇（4）

自然缺失症是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在《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描述了当下儿童与自然关系的疏远，旨在唤起人们对儿童健康的全面认知和对自然教育的重视[1]。20世纪以来，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高度自动化的环境中，孩子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机械，孩子在自然中玩耍的天性受到压抑，患上“自然缺失症”的儿童数量与日俱增[3]。据研究表明，自然的缺失对儿童心理和生理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性格孤僻、社交能力差、创新能力弱等[2]，在此背景下，自然教育应运而生。

1项目概况

随着国家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实施，乡村振兴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农业休闲旅游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不仅促进了乡村的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更提供了乡村转变发展的新方向，有力推动了乡村景观业的发展。乡村因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具有儿童自然教育得天独厚的场地条件，以自然教育介入乡村振兴战略，可作为农业发展的新方向，进一步带动乡村发展。目前国内对于乡村儿童自然教育场地的规划和设计研究较少，有关乡村儿童自然教育营地的营造也不完善，大多处于实践阶段，乡村尚未形成特定的自然教育营造体系来满足儿童自然教育的需求。大青山泉岗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东北部，群山环抱，村北临海拔861.3m的覆卮山。泉岗村山青水秀，风和日丽，不仅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还孕育了淳朴的民俗民风。泉岗村现有千年古村、千亩梯田、冰川石浪等多处观光农业，这为儿童自然教育营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项目将乡村儿童活动空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泉岗村为例，从自然教育角度对乡村儿童活动空间进行设计研究，以期为乡村发展及乡村儿童活动空间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2问卷调查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儿童自然教育情况，优化大青山泉岗村儿童自然教育营地项目设计策略，项目成员使用“问卷星”系统制作了一份关于“我国现代家庭对乡村自然教育空间的需求分析”的网络调查问卷。本次调点探索我国儿童对于乡村自然教育空间的需求情况，为设计发展乡村自然教育营地提供支撑。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儿童自然教育严重缺失，绝大部分家长愿意并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自然教育，体验自然活动，自然教育前景广阔。在对自然教育项目的选择中，孩子们更青睐博物认知、生态保育以及自然生活教育等项目类型；活动中家长与孩子们更加关注营地的安全、交通和主题特色等方面内容；家长对自然教育营地的设计环境更倾向于田野、草坪等自然开阔的场地为主，溪流、森林、花丛、沙坑等场地为辅，丰富多样的自然教育营地容易让孩子们更好地亲近自然、感受自然。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儿童更喜欢自然教育营地活动中的手工艺术类项目、“可供玩耍的趣味性构筑物”的活动设施及互动性装置和互动性强的植物。考虑到现在家庭对自然教育的需求，在泉岗村进行儿童自然教育营地方案策划时，力争做到迎合儿童全方位的生理及心理需求，达到自然教育知行全覆盖。此外，如何开发形式丰富、具有创新性的项目以及保障儿童安全也是乡村自然教育营地设计策略的重点。

3大青山泉港村自然教育营地项目设计策划

结合大青山泉港村现有的自然资源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本项目以儿童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将儿童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贯穿“大青山泉岗村儿童自然教育营地”设计策划的始终，拟将大青山泉港村自然教育营地按功能分区分为5个部分，即“地博讲堂”博物馆、“万物生长”植物乐园、“GOFARM”趣农场、“时空胶囊”人文馆和“童梦奇境”拓展区。

3.1“地博讲堂”博物馆

泉岗村历史悠久，此地块上存有较多废弃旧屋，但同时也拥有“千亩梯田”的壮观景象。设计中拟将两者加以利用，将梯田上废弃旧屋改建成自然教育的博物馆，同时将千亩梯田的景色引入馆内。不同于传统博物馆的是，“地博讲堂”采用多龄段全互动的教学方式，馆内铺装采用防滑地铺，结合道路动线分区规划，更好地普及地理知识。在馆内规划设计中，划分科普和互动两大区块：科普区设立中国代表性地形及大青山地形模型等（采用当地特产岩石制成的模型，包括整个的地形和地形剖面模型），配备专业解说员，并定期开展地理讲座；互动区内开展以矿石元素为主的实践体验，如设置“开采矿石”“矿石猜猜猜”等互动型游戏，打造以“千亩梯田”为景观中心的远眺平台，进行简单的VR感官互动，并开展能让儿童身临其境的“地质演变”等活动，达到集观赏、科普、实践于一体的全新博物馆形态。

3.2“万物生长”植物乐园

覆卮山度假村酒店位于泉岗村旁覆卮山上，是周边城市旅游者到此的首选住宿点，人流量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自然教育营地的发展。酒店东部阳光充足、雨水充沛，为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长条件，故植物乐园选址于覆卮山度假村酒店东部。植物作为自然教育中为儿童提供天然课堂的重要部分，该植物乐园以泉岗村特色竹为基底，打造“清幽竹径”，利用当地盛产木材，建造了与自然共生的建筑———“鸟巢餐厅”“昆虫之家”及“森林城堡”。为让孩子更好地融入自然，调动嗅觉、触觉、视觉等多感官活动，将植物园中互动版块分为趣味类（如含羞草）、食虫类（如猪笼草）及芳香类植物类（如碰碰香）。此外，植物乐园中的地形设计结合自然教育场地中的游戏场地，在考虑植物安全性的前提下，建造多样性地形环境，使儿童真切地感知自然植物，了解到更丰富的自然形态。

3.3“GOFARM”趣农场

“GOFARM趣农场”拟建于覆卮山度假村酒店西南部，临近覆卮山度假村酒店及设计预建的植物乐园，位于主要交通路线旁，能够联系各个活动区。场地平敞开阔，有天然草地，适合动物繁衍生长。农场建造可以就地取材———选取当地常见的材料作为设施原材料（如木材、石材），这些材料既能满足设施所需的功能要求，又可以凸显场地本土自然特色，同时有助于儿童对自然材料的认知学习。趣农场划分互动区和观赏区。互动区内圈养多种无攻击性的农场动物，让孩子近距离地与动物进行互动；开放动物育婴室，让孩子形成珍爱生命的观念；搭建昆虫屋，展览多种昆虫标本和昆虫模型，摆挂科普展板进行知识讲解，并举办亲子昆虫标本制作活动等。观赏区则是在昆虫屋旁开设观察区，摆放不同种类昆虫养殖生态箱，孩子可近距离观察这些昆虫的生活状态，并通过电视播报便于直观了解部分昆虫的形变过程。儿童通过农场中的趣味体验，可以感受到动物及昆虫的生命历程，学习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

3.4“时空胶囊”人文馆

在传统地域中，建筑最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民俗特色———人文馆，以泉岗村特色建筑风格建造，在不改变原有建筑形式基础上，使建筑融入当地风貌，丰富当地建筑的功能性。在营地空间布局上，考虑人群动线与分区规划，馆址拟定于泉岗村俞家大院至覆卮山度假村山路中部缓坡地段。馆内拟展出村中的老物件，定期开展人文知识讲座，请不同领域名人为孩子拓展不同知识类型。开放“儿童有机体验田”、牧、渔、打麦场等模拟“教学场地”和配套设施，开展具有吸引力的趣味课程，让儿童在劳动中熟悉农活，学会动手。在参与体验中亲近土地，亲近自然，让儿童树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3.5“童梦奇境”拓展区

地形往往能丰富孩子在自然中探索的形式，空旷土坡便于开展户外活动项目，而且适当坡度与凹地加以利用，则可以营造出更加自然的户外活动场地，既不缺乏自然的氛围，又能增强体验感，更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儿童活动提供安全保障。拓展区利用覆卮山现有丰富的地形场地——“冰川石浪”，进一步开展相关拓展活动。“童梦奇境”亲子互动乐园石浪出发地设立攀岩项目参与须知公告牌，制定攀岩相关规则，详细标注攀登注意事项；在现有采摘园基础上，设立相关采摘细则，为亲子采摘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设立果园培育区，孩子们可以抽取井水独立进行植物灌溉；以果蔬DIY为主旨，打造亲子特色烘焙坊，开展烘焙主题活动，提高儿童手脑并用的能力。

4结语

自然本身就是一个神秘而有趣的世界，乡村自然教育营地是最有效融入大自然的教育环境。在乡村自然教育中，儿童接触自然、探索自然，在真实的环境中打开自身观察、体验、思考、分析和创造的感官，体验自然之美，从而热爱并积极参与其中，是实现自然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途径。乡村自然教育场地的设计和开发应着重于丰富自然实践活动，为儿童创造更多在自然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会。由于儿童教育的特殊性，设计应考虑儿童的心理需要，通过年龄段划分、场所设施分类等设计策略，让儿童形成极具想象力的开放空间意识，以便全身心放松投入，从而得到最真实的自然体验。

参考文献：

[1]李从治.自然教育理念下乡村儿童活动空间景观设计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19.

篇（5）

近几年，旅游业开始成为辽宁经济进步的的重要推手，辽西北地区凭借大量的宗教和历史文物资源，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了促进辽宁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而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乡村的遗留也更便于辽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灵活的旅游推广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一、乡村旅游在辽西北新农村建设推广的可行性

1.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

辽西北地区乡村历史遗迹众多，如盘锦的田庄台集中了辽河文化、古建筑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为一体，史上有“九庙同镇，五教合一”的盛誉；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阜新瑞应寺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99年），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之一；绥中前所古城（又称中前所城）为当今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所城，具有重要的军事考古价值；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建平县城西部，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位列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全国100个大遗址名单之中；朝阳市发现的锭光佛舍利和七宝塔，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葫芦岛新近发现了建昌东大杖子战国中晚期墓，无论规模和保存完好性在中国东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十分罕见，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优秀的地理环境资源。

辽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地貌环境，四季分明，春夏秋三季植被群落和生态自然景观面貌和色彩多变，拥有山峦、林木、药草、花果资源的特有的生物群落。可分别建立林木生产基地、药林生产基地、果品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地，以资源为基础可以持续进行原材料的深加工，适合形成集观赏与农业贸易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

3.独特的少数民族人文景观。

辽西北地区是满族和蒙古族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宗教文化和民族L情。辽西北地区的乡土文化气息浓郁，拥有豁达粗犷的性格、独特的饮食习惯、鲜艳多姿的民族服饰、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趣的乡土建筑，他们现今仍然保留的传统的农耕和畜牧方式，都是辽西北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展带来了丰富的素材。

在为这些优质资源窃喜的同时，其实辽西北乡村旅游开战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开发节奏的同步性上的不对应；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受陈旧观念的制约；对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势拓展的局限性等问题。

二、基于保护性原则的辽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应模式

推动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是促进辽宁省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总结和归纳，辽西北地区乡村旅游目前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公司及企业化”模式、“社区化”模式和 “农户化”模式类型，这些模式存在各自的问题和优势，在选择使用的过程中要配合区域和位置进行组合。

实际上针对辽西北地区不同位置条件组合选择发展模式的同时应注意以文化和如何保护两方面问题的贯彻和具体实施。

针对辽西北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建设历史乡村、文化乡村则能更持久的带动新农村建设等各项工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村民素质的提高，集中辽西北地区乡村文化遗址和非遗资源，形成集群优势，打造区域化、国际化品牌。目前仍旧面临的辽西北地区乡村文物遗址受损严重、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如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新庄子村的大量汉墓和古代寺院遗址地貌损毁严重，未经修葺等问题，国家与政府应积极加大资金和调整政策，需要高度关注，尽快加以改善。

循环经济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而且与社会系统之间也要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上与“新乡村旅游”的发展内涵相一致，这种理论应渗透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个进程之中。

三、乡村旅游推动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

1.乡村旅游的区域化整合与协作。

所谓的乡村旅游的区域化整合与协作主要指的是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合作，这种合作包括网络平台的互助与活动的互通。针对于乡村旅游知名度普遍不高的现状，需要将发展视角转移到与优势城市链接合作之中，比如乡村旅游可以与城市著名旅游景区联合构建历史文化旅游线路，建立城乡之间的信息网络，实现旅游信息共享与客源共享，在这方面实际上辽宁省已经有所行动，比如位于省会地区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游客参观时设置了辽河文化历史演变展厅，而辽河文明的发源地朝阳则成为了国际游客来沈阳游览之后的另一个必去之处；应围绕主题品牌构建旅游大品牌，按地区划分后使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力推乡村旅游地品牌，兼顾其他相关系列品牌的开发与发展。

2. 乡村旅游季节性调整与劳动力转换。

辽西北地区受自然气候条件、农事季节的影响，乡村旅游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旅游淡旺季之间的矛盾非常明显，村民在淡季时收入不保，经济收入不稳定，因此，除了提倡季节性旅游项目转换的同时，除了冬天设置冬季如滑雪等运动项目之外，针对辽西北宗教文化资源进行调配，如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掌握了本地的宗教资源，大力发展明性寺宗教文化，此地一年四季香火旺盛，各地信徒积极前往。

而那些宗教遗迹缺乏的乡村则可以综合考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衍生品的生产和销售，依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典故，更完整和系统的开发相关内容，并且吸收国外在这方面的优秀经验，如日本熊本县吉祥物熊本熊衍生品的开发，加深了世界对这个地区的印象，进而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另外，解决冬季劳力闲置的问题，其生产模式也不可主要停留在家庭作坊水平，更多考虑手工性和民族元素的深化。

乡村旅游在辽西北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的开发和经营也随之会更深入的影响辽西北农村产业发展的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演变，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各地区的区位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是推进产业经济良性、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这种模式的科学化势必会给整个辽宁省的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和新农村改造带来前所未有的时机。

参考文献：

篇（6）

考察团分别到桃园故里龙泉镇、以桃产业发展起来的AAA景区东来桃园实地参观。参观过程中，考察团成员与桃子种植户进行深度交流，对于自己关心的管护技术、桃子种植收益等问题进行详细的了解，种植户在交流过程中耐心的回答考察团成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解答他们的疑惑。在参观休息的间隙，考察团成员还与当地的农家乐经营负责人取经，详细询问客流量，经营模式，经营收益等问题。通过参观交流，坚定了干部及村民代表发展桃产业的信心，并纷纷表示回来后要宣传好、发展好桃产业。考察还未结束，有的群众代表已经在谋划第三产业的发展。参观完桃园基地，考察团来到四川最大的果蔬交易市场简阳一级大型果蔬交易市场（宏昊农业）进行考察，考察中宏昊农业公司总经理赵辉对交易市场的基本情况向考察团做了详细介绍，双方就下一步的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考察期间邀请了农业专家肖文彬和当地桃子种植大户向参加考察的干部群众对栽种、施肥、剪枝、散果等管理技术进行培训。培训会上，“就目前来看，果农种桃子的经济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正常情况下每亩一年能够达到2、3万元左右的收入。”肖文彬老师一句话激起了参会人员的热情。肖老师从区位生态优势，桃产业品种的培育，桃子的种植管护技术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培训会上，参会干部群众认真听讲，仔细做笔记，将每一个知识点牢记在心中，肖老师说：“通过举办桃花节、摘桃节，当地已开办了100余家农家乐，增加了约有1个亿的旅游收入。”让参会的干部群众认识到产业和旅游互动发展，不仅能烘托助推产业基地发展，更能探索出城郊型、生态型、观光型的乡村特色农业路子，同时延伸了产业链，夯实了农民持续增收的产业基础。

培训过程中，参会干部群众纷纷对自己还未理解的技术进行提问，培训老师认真仔细的回答每一个问题，解除他们心中的每一个疑惑。会后的交流发言，参加考察的群众根据自己在考察过程中所见、所听、所想积极发言，并纷纷表态回来后一定会做好宣传，不仅自己要大力发展桃产业，还要带动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邻居发展桃产业，不在种植低效农作物，对未种植桃树的土地纷纷要求代建公司进行栽种。交流中，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唐玉军对全乡的规划及发展所作的详细介绍及相关政策的解读，乡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对支持全乡发展桃产业所作的表态更是坚定了群众代表的信心。

二、主要经验：

据悉，近年来为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做大产业，简阳市委政府根据简阳产业现状和特点、区位生态优势，经过反复调研论证，提出大力发展现代绿色都市农业，促进农业发展提质转型，并以简阳晚白桃为代表的桃产业,做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抓手，并以它独特的优良品质和丰产性状誉作为简阳市农业特色产业，成为简阳水果产业的地方“名片”。

（一）全域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的是农业、农民、农村经济来源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既是难得的历史机遇，简阳作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所在地，境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拥有简阳晚白桃、冬草莓、红樱桃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是四川省最主要的粮食产区、特色水果基地强县、西部鲜销蔬菜核心区、优势水产品基地、经果林苗木生产大县。全市有特色果蔬万亩示范区15个、粮经复合现代农业产业基地15万亩、特色种植业基地70万亩。

通达的陆、空、水交通体系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宜人的气候条件，以及独有的特色乡村旅游产品等都为简阳打造成都服务业基地、实现城市会客厅功能、成为成都国际国内旅游形象第一形象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简阳市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调优种养品种、叫响特色品牌、做大经济规模、拉长产业链条，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让幸福美丽新农村更具亲和力、感染力和生命力。

   （二）融合发展全域绽放

简阳市采用“公司+合作社+种植户”的模式，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形成特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同时，依托企业带动，种植户跟进，引导桃产业由单一加工向多元加工转变。打造集桃园种植基地、自主采摘农场、环线旅游观光、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园，树立“世外桃源”旅游品牌。

简阳市以乡村旅游活动带动旅游市场，以市场倒逼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助推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民增收致富。2017年桃花节，简阳市以东来桃源为中心，带动老君井菜园桃花坞、周家晚白桃产业园、云龙千佛桃源、灵仙金渔桃缘、平武胭脂脆桃产业园、阳春花谷桃园等6个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增强乡村吸引力，让众多城里人走进农村，带动农村消费提档升级,同时也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致富信心。通过桃花节拉动，成功打造了东来桃源3A级景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全市各乡镇纷纷加大项目、资金及“农业+”“旅游+”整合融合力度，带动周边乡镇产业基础夯实，旅游接待能力初步形成。

（三）乡村振兴，关键在发展

简阳市坚持以都市现代农业为发展方向，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为目标，以“十大行动计划”农业类重点项目为抓手，大力实施农村“884”工程，稳步推进现代林业重点县工作，夯实发展经果林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建设幸福美丽新村，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奋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发展，全市农业农村工作呈现良好态势。

  （四）强化政策引导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简阳立足实际，加快制定、下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十大重点工程”和“五项重点改革”总体方案》，出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若干政策措施（试行）》。

  （五）突出关键，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

实施脱贫攻坚巩固提升行动；实施田园综合体集中打造行动；深入实施农村“884”工程，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继续加大“十大行动计划”农业类重点项目推进力度，据悉，2018年简阳计划新开工项目20个，计划竣工10个，总投资225.17亿元。

（六）多措并举，提升农业发展水平

为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2018年新发展简阳晚白桃2万亩、柑橘2万亩、青脆李2万亩，新建粮油优质高产示范基地4万亩、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2万亩、稻渔综合种养基地1万亩，做大做强特色种养业基地；按照“一带三区多园”现代农业园区空间布局，高标准推进双古井都市现代农业园区、沱东现代农业产业园、简州高效农业产业园三大市级园区建设；加快智慧农业体系构建，计划总投资4.5亿元，全力构建简阳智慧农业体系；加快农业招商引资提档升级，着力引进一批三产融合、示范带动能力突出的重大项目，形成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生态圈建设的强大合力。

据悉，下一步简阳将以建设现代绿色都市农业为主题，以简阳晚白桃发展为主线，以“核心区+示范区”为科技示范载体，实施简阳特色产业东移战略。每年投入100～200万元用于桃产业种苗扶持，每年计划新增种植面积6000-10000亩左右，到2020年，计划在“龙泉山阳面”、三绕沿线、成安渝连接线及毗河引水灌区，新植以简阳晚白桃为代表的水蜜桃7万亩，实现桃产业总面积18万亩，产量22.5万吨，其中简阳晚白桃单品8万亩，成为西部地区最大桃主产区。

简阳桃产业的发展除每年为市场提供大量的优质果品外，近年还带动了农业旅游观光、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农资生产与配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条多元化发展的格局。近几年的龙泉山东面桃花节，每年都要吸引数万游客到这里赏花踏青，从而带动了当地颇具特色的“桃花经济”的发展。

二、思考建议：

（一）抓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综合经济实力

为进一步完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布局，按照“一业为主、多品共生、种养结合、以短养长”的工作思路，构建“一核两带”和“百千万”项目产业规划布局，“一核”即以市级特困村潘桐村为产业核心区，打造潘桐万亩脆红桃精品水果示范基地，发展脆红桃、脆红李、核桃、黄花菜、青花菜、香菇、养蜂、养羊等产业为主的高效示范园区。“两带”即以楠保路、冯宅路为产业带，海拔在800米-1200米之间的发展脆红桃，海拔在1200米以上发展青脆李，海拔在750米以下的发展大雅柑，同时提升核桃产业。“百千万”项目即“百亩食用菌富民工程、千亩蔬菜产业开发工程、万亩桃产业建设工程、万亩辣椒以短养长工程、万箱蜜蜂养殖扶贫工程、万亩核桃产业振兴工程。通过“一核两带”和“百千万”工程的建设，通过三至五年的努力，宅吉将变成无粮乡、经果乡，致力于将宅吉打造成集生产、加工、科研、试验、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区。

（二）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财政投入

不断健全“政府主导、项目整合、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安排专项扶持资金，重点用于以生态产业园、蔬菜、规模化种养基地、休闲农业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建设项目。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导社会民营资金参与现代农业建设。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农业重点项目库，集中争取、开发、储备、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形成项目滚动发展、有序推进的长效机制，并制定具体的产业扶持名录，严格执行资金责任管理制度，将各项补助政策落实到位，推动项目建设顺利完成，助推产业结构调整。

（三）加大科技创新与推广

充分利用代建公司的科技、种植、管理等资源优势，加强交流合作，推进产、学、研基地建设，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培育生态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大力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新型农民培训、农业科技示范，以优势产业突出和特色产业发展较快的村，建成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的多元化农技推广服务组织，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四）调动农民积极参与现代农业发展

要深入贯彻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把农民的积极性切实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要坚持引导和扶持“两手抓”，通过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满足农民需求、增加农户资金来源、提高农业建设补助等措施，激发农民投资的积极性。要因地制宜，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流转激励政策，细化操作规程，鼓励农民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加快土地流转和“互换并地”，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利用，探索通过租金、股金、薪金等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要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土地流转市场和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仲裁机构，强化信息沟通、政策咨询、合同签订、价格评估等流转服务，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农民培训，结合生产实际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增强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

（五）强化政策激励和扶持

要重点针对则溪生态农业产业园、现代农业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规模化种养基地等建设，在相关方面，制定出台一系列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推动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政策措施。要落实扶持激励措施，鼓励各县村、合作社、种植大户创新发展思路，借鉴成功经验，开拓发展路径，对产业结构调整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通过奖励、表彰、新闻报道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加大宣传推广，典型示范带动，引导社会各界支持投身都市现代农业发展。

（六）统筹发展，强化投入

篇（7）

二、高职教育对接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来看，虽然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对接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思想性歧视和制度性安排造成“非对接”性阻碍虽然我国高职教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并且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相当多的人对高职教育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一方面，高职院校招生录取中的制度性安排导致生源质量较差且来源不足，因此，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对高职院校持有一种歧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高职教育培养的学生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而与脑力劳动者相比，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是低等的、不受重视的。这种对高职教育存在思想性歧视的传统观念以及录取生源的制度性安排，是高职教育对接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中面临的“非对接”性阻碍。（二）财政投入不足产生“非对接”性制约虽然近年来政府开始重视高职教育，并从资金等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但是相比于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得到的支持少很多，无法满足高职院校发展的需要。同时，由于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高职院校需要建立实训基地、购买贵重实训设备等，教育成本比较高，这就与部分地方政府较低的财政投入形成了一定的矛盾，使得高职教育在培养人才质量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存在财政投入不足的“非对接”性制约。（三）传统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与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需求之间不相匹配长期以来，相当多的高职院校在办学定位、传统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方案上都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是在办学定位上的失衡。新农村建设要求人才具有实用性技能，并且愿意为新农村服务。但是很多高职院校在办学定位上几乎是“一刀切”地为城镇经济服务，没有考虑到农村发展的需要，具有农业特色的高职院校数量过少。二是传统专业设置基本上忽略了农村的需求。很多高职院校一味地追求热门专业，没有形成自身院校的专业特色，即便是一些设置涉农专业的高职院校，数量也偏少。三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存在培养模式单一、课程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无法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理论学习时间过长，实践课程较少，学生没有足够的实践机会，导致学生实践能力较低，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四）师资队伍与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需要之间存在落差优良的师资队伍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高职教育对接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重视构建“三农”专家型师资队伍。现阶段来看，高职院校师资队伍与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首先，在师资队伍构成上，“三农”专家型教师过少，造成师资队伍对接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上存在短板；其次，部分专职教师没有足够的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实践经验和实践能力，导致纯理论研究过多而实战性研究严重不足；最后，有的高职院校本身没有足够的资金对新农村建设师资队伍进行培养，无法进行相应的培训，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用来鼓励教师自我发展。

三、以对接新农村建设为导向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策略

着力解决高职教育对接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是高职教育配合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必然要求。（一）舆论导向上树立观念转变的“对接”实现以对接新农村为导向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必须加强舆论宣传，形成有利的舆论导向，从而改变传统高职教育观念和高职院校供给侧结构，为高职院校输送有志于新农村建设的优质生源，培养适应新农村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政府层面，要充分利用宣传舆论阵地引导全社会改变观念，深刻认识到高职教育在地区发展中的贡献，从各方面提高高职教育的地位。首先，充分利用网络、社交软件、电视等现代化宣传渠道，加强国家有关高职教育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强国家新农村建设的鼓励政策及新农村建设中人才紧缺现状的宣传力度，从而引导高职院校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为新农村建设服务，培养适应新农村发展需要的人才。其次，采取树先进典型的“以点带面”的宣传策略，对先进高职院校、优秀高职毕业生进行表彰奖励，提高高职院校在社会上的认知地位，从而引导人们逐渐改变对高职教育的看法。在学校层面，要明确高职院校自身在本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承担的角色，树立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责任和使命意识，培养更多对接新农村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一方面，从思想观念上，高职院校要转变传统教育理念，响应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号召，重视对新农村建设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树立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随时为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输送、技能培训、资源整合等各方面的支持。（二）外部保障上进行资金政策的“对接”为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与新农村建设的对接，必须构建完善的全方位保障体系。1.在制度方面加强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的构建。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更加要求国家相关部门要制定保障新农村建设与高职教育对接的政策法规。在政策法规的制定中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在立法层面要保证相关政策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前瞻性。要能够切实有效地指导新农村建设与高职教育发展，并根据新农村的不断发展及时调整法律法规的细则。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在招生录取制度上要进行改革，吸引优秀生源进入高职院校。在学费减免、奖学金和生活费补贴政策等方面不断优化现有的一些制度，并在毕业就业制度上为高职院校毕业生进入新农村工作岗位提供保障。三是加强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监督与指导。完善相关监督机制，指导高职院校修订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保证高职院校培养出服务新农村建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2.在财政方面完善资金投入体系。新农村建设需要在各方面进行资源投入，而教育资源的投入是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之一。政府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应通过各种渠道满足高职教育发展的资金需要，进而保障高职教育成为培养新农村建设人才的基地。一方面，着力打造以农业为特色的重点高职院校，并在财政政策上给予倾斜。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实际规划不同特色的高职院校，尤其是农林大省要打造以农业为特色的重点高职院校；政府要制定相应的财政倾斜政策，加大对相关高职院校的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完善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的实验室，完善实习实训基地。另一方面，双管齐下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对企业，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鼓励企业投入资金参与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中，实现“校企合作”育人和“订单式”人才培养；对社会，要通过制定一系列奖励性政策或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等，吸引各界人士、民营企业、社会公益组织等积极为高职教育培养新农村建设人才捐献资金、捐资助学、设立定向奖学金。3.在激励机制方面制定相关的激励措施。政府与高职院校要制定一定的激励措施，提高人才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一方面，在基础性激励措施上，建立具有吸引力的服务新农村建设相关人才的福利待遇政策。提高服务新农村建设相关人才的基本工资水平，同时根据各个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额外给予生活补贴；对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高职院校毕业生给予一定的表彰奖励。另一方面，在特殊性激励措施上，设立以对接新农村建设为导向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专项资金。对在新农村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高职院校、重点专业、优秀人才进行专项资金安排，除用于科研应用外，也对物资采购、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资助；对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政府以其为模范进行大力宣传，进而激励更多的人才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三）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上形成理论与实践的“对接”科学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是保证高职教育人才质量的关键，也是实现高职教育与新农村建设衔接的重要保障。1.科学设置相应专业，培养新农村建设急需的专业人才。为实现与新农村建设的对接，高职院校应该根据实际设置符合当地新农村建设发展方向的专业。在设置专业前做好三个环节的工作：（1）调研工作。相关教育部门及高职院校要委派专门人员深入调研，了解当地新农村建设中的人才需求，并整理出新农村建设中人才现状及人才需求的报告，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提供借鉴；（2）评估工作。要组织相关人员对专业设置进行合理评估，参考领导、专家等的意见，保证相关专业培养的人才能够切实有效地满足社会需要。（3）论证工作。要根据社会发展要求，明确专业定位。组织相关专家对专业进行二级学科的细分，根据院校实际和区域特色，科学论证专业方向。2.在实践中科学调整专业设置，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新农村是不断发展的，对人才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同时，党的报告中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农村建设要有新发展，需要有创新型人才做支撑。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调整专业教育管理设置，保证专业的前瞻性和前沿性，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适应新农村未来发展的要求。3.改革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方面，在“内涵”建设上下功夫，改革高职教育课程体系，提高人才培养与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匹配度。对于理论课程体系，应以新农村建设目标、课程设计理论为依据，构建互动共促的课程生成机制和分层模块的课程设计形式（公共基础课程模块、学科专业课程模块和实践应用课程模块三种形式），设置体现区域新农村发展需要的理论课程；对于实践课程体系，应合理设置实践课程和相关选修实践课程，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改善实践课程的硬软件条件，保证实践设备的完备。另一方面，在“外延”建设上下功夫，构建政府、高职院校、农业科研机构、新农村四方合作平台，多方参与优化课程体系。政府、农业科研机构、新农村所掌握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动态资源是高职院校难以企及的，因此，构建四方合作平台，有利于高职院校针对理论或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在课程体系上做进一步优化，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师资队伍上打造专职教师与兼职专家的“对接”高职教育师资队伍的教学能力及专业水平，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影响着高职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对接。党的报告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就为以对接新农村建设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指明了人才培养方向，更为以对接新农村建设为导向的高职教育师资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1.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打造专兼职师资队伍。高职院校要吸引知名企业、农业科研机构懂农业的专家参与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建设一支专兼职师资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同时，制定相关奖励政策，激励懂农业的专家在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2.提升师资队伍技能，健全培训学习机制。“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一支培养新农村建设人才的师资队伍，自身必须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同时，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教师也必须加强研究。因此，要健全培训学习机制，通过继续教育、专家讲座、在线交流、实践调研等形式对教师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训，促进师资队伍专业能力的提升。3.强化师资队伍的使命感、事业心和职业道德教育。教师自身首先要具备崇高的使命感、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这样才能有激情、有动力投入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工作中，并以自身的言行感染学生，为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人才形成示范效应。党的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新农村建设带来新的契机。以对接新农村建设为导向，不但有利于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在政策保障、培养质量和规模、人才发展空间选择等方面也是可行的。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提供借鉴，促使高职教育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服务，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参考文献］

［1］许世建，张丹，温玲玲.社会主义新农村下我国农村职教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职教论坛，2006（24）.

［2］柏叶.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思考［J］.教育与职业，2009（15）.

［3］刘凤娟，郭胜大，王建.面向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高等职业教育定位研究［J］.当代职业教育，2016（11）.

篇（8）

王蒙是一个经历坎坷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未泯的战士，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情调的作家。他的《春之声》不仅传达了中国改革开放之春的信息，而且以“标新立异，另辟蹊径，花样翻新”的创作手法，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园地的繁荣与发展奉献了一束奇葩。

《春之声》没有贯穿全篇的故事情节，主要借助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境、联想和下意识的活动，创造出某种典型意境，反映出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奥秘，向人们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它主要写工程师岳子峰访德归来，春节前夕搭乘闷罐子车回乡探亲途中的思绪。列车启动“咣”的声响，是主人公驰骋联想的起点，这使他想到甜蜜的童年，写出了他对故乡的怀念和对双亲的爱。列车运行“那愈来愈响的声音”，使他想到“下起了冰雹…‘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有人打铁”；想到歌曲《泉水叮咚响》；联想到“广州人凉棚下面垂挂的许多三角形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再想到“美国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等。这些自然灾害的音响，落后生产方式的音响，象征着落后；点缀生活的美好音响，表达了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通过这些。流露了岳子峰对祖国落后的忧虑和对祖国繁荣的渴望。车厢里“旱烟叶发出的辣味”和“汗味”，刺激岳子峰的大脑产生各种关于气味的联想：由南瓜的香味想到火车站前各种小吃和土特产。联想流露出他内心的满足和幸福，使他感到物质越来越丰富，人民的生活正越来越好。乘闷罐子车的拥挤使岳子峰产生了人多人少的对比联想：由“王府井的人流”想到“汉堡的街道上可以说看不到人”；由“火车站黑压压的人头”，想到解放前学生去南京请愿“也没这么多人”。这些联想表现出他对这种热闹既感欣慰又感不满，因为这是繁荣。也是落后。车厢里人们轻松惬意的议论：“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三接头皮鞋、包产到组、差额选举……”岳子峰是声声入耳。人们的自由交谈使岳子峰感到温暖，感到党的政策顺天应人，感到春的信息、生活的转机。他深受鼓舞，浮想联翩，一个又一个春天的美好图景就在脑海中涌现了。岳子峰的遐想是被车厢中突然响起的德语童声合唱打断的。闷罐子车厢里竟有先进的录音机，录音机的主人是一个学外语的妇女・，表明人们都在为振兴祖国而发愤学习。这使他感到“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松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在这种春天的感受中，他回到了家乡。看到家乡的风光，综合一路的感受，小说的主旨便水到渠成：“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通观全篇，文章的主旋律是春天的声音，这一主旋律是在人们意识的层次上开掘出来的并得到抒发加深的，是外景在人物心灵上的升华。而眷的声音又是一个总体象征，用自然界的春天象征朝气蓬勃的社会生机，改革开放给国家、人民生活带来的转机。除总体象征外，那“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火车头，拖着破烂寒伦的车厢奔驰”“落后、破旧、令人不适的闷罐子车里，却有先进精巧的进口录音机在播放音乐”，又构成了局部象征。这两个图景，虽都象征着现实生活的矛盾、不协调，也象征着希望，象征着旧的还在、新的已经产生，同时还象征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既有沉重的负担，又有光明的前景。这些象征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万象更新的春景图。观赏这幅图画，使我们感受到改革开放后我们祖国无论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言论，还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正呈现出令人兴奋的转机，伟大祖国迎来了重新振兴的春天。

《春之声》是我国比较成功地借鉴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打破了以人物、情节、环境为主要要素的传统小说创作模式，在当代文学史上，是开先河的作品。这种手法的运用，突破了时空界限，揭示了主人公的心灵奥秘及时代氛围。岳子峰的自由联想，是由车厢内嘈杂的小天。地引发的。可他的心灵世界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块天地：他在为改革开放带来的转机而高兴时，也牵挂着国家的落后；他在为生活中的美好而激动时，也忧虑着种种丑陋。他的所有联想汇合在一起，以自我展示的方式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了一个独立思考、热爱生活、毫无羁绊、心灵自由的典型。这样的典型人物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只有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才会有如此开放的心灵，才会有人的意识的觉醒，才会有自由的思考，才会有如此美好的感受。这一形象本身，就是对新生活、新时代的准确感应，这个形象的出现标志着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觉醒。总之，作者以意识流的放射结构形式，把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新与旧、先进与落后，在主人公意识流动中交织在一起，展示了新时期生活状态的全景。

篇（9）

列车运行“那愈来愈响的声音”使他想到“下起了冰雹”、“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还有人打铁”，想到了歌曲《泉水叮咚响》，联想到“广州人凉棚下面垂挂的许多三角形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愉悦着心灵”，再想到“美国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等。这些自然灾害的音响，落后生产方式的音响，象征着落后；点缀生活的美好音响，表达了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通过这些。流露了岳子峰对祖国落后的忧虑和对祖国繁荣的渴望。

车厢里“旱烟叶发出的辣味”和“汗味”，刺激岳子峰的大脑产生各种关于气味的联想，由南瓜的香味联想到火车站前各种小吃和土特产。联想流露出他内心的满足和幸福，使他感到物质越来越丰富，人民的生活正越来越好。乘闷罐子车的拥挤使岳子峰产生看人多人少的对比联想：由“王府井的人流”想到汉堡的街道上可以说看不到人；由“火车站黑压压的人头”，想到解放前学生去南京的请愿“也没有这么多人”。这些联想表现出他对这种热闹既欣慰又感到不满，因为这是繁荣，也是落后。车厢里人们轻松惬意的议论：“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三接头皮鞋、包产到组、差额选举”岳子峰是声声入耳啊。人们的自由交谈使岳子峰感到温暖，感到党的政策顺天应人，感到春的信息、生活的转机。他深深受鼓舞，浮想联翩，一个又一个春天的美好图景就在脑海中涌现。

岳子峰的遐想是被车厢中突然响起的德语童声合唱打断的。闷罐子车厢里竞有先进的录音机，录音机的主人是一个学外语的妇女，表明人们都在为振兴祖国而发奋学习。这使他感到“闷罐子车正随着这个春天的旋律而轻松的摇摆着，熏熏的陶醉着，袅袅的前行着”“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在这种春天的感受中。他回到了家乡。看到家乡的风光，综合一路的感受，小说的主旨便水道渠成：“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

通观全篇，文章的主旋律是春天的声音。这一主旋律是在人们意思的层次上出来的并得到抒发加深的，是外景在人物心灵上的升华。而春的声音又是一个总体象征，用自然界的春天象征朝气蓬勃的社会生机。改革开放给国家、人民生活带来的转机。除总体象征外，那“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火车头，抢着破烂寒伧的车厢奔驰”，“落后、破旧、令人不适的闷罐子车里，却有选进精巧的进口的录音机在播放音乐”，又构成局部象征。这两个图景，虽都象征着现实生活的矛盾不协调，也象征着希望，象征着旧的还在，新的已经产生了，同时还象征着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既有沉重的负担，又有光明的前景。这些象征为我们勾勒了一副万象更新的春景图。观赏这幅图画，使我们感受到改革开放后我们祖国无论是人们的思想状态、言论、还是物质财富的创造，正呈现出令人振奋的转机，伟大祖国迎来了重新振兴的春天。

篇（10）

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乡土性表明农民阶层在历史文化中占据着主流位置，而受传统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传统型农民，一直活跃在乡间和文学文本中，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他们身上，既浸染着传统文化的重疴，又呈现出时代的烙印，因此，他们既有愚昧迷信、自私保守的一面。也有顺应潮流、积极向上的一面。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的共同影响，使他们的思想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徘徊在进步和落后的十字路口。传统型农民作为一种文学形象类型在乡土小说中的嬗变大致呈现出三个阶段：政治反思时期、文化反思时期和多元文化语境时期。

政治反思时期

新时期伊始，在思想解放、文艺复兴的旗帜下，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发扬人性、人道主义，恢复人的尊严的“拨乱反正”中，在还原现实主义的本来含义，真实表现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中，探讨农民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内涵的变迁与拓展成为乡土小说描述的重点。通过传统农民形象在经历了各种之后的性格和命运的描绘，旨在揭示“”、“”等极“左”的路线所造成农民的物质贫困、精神贫困与人格萎缩。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许茂老汉。另外陈奂生、李顺大、冯幺爸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许茂经历过合作化、等极“左”时期，在合作化高级社时期，他对合作化是积极参与的，以社为家，把全部的精力无私地投入到合作化运动中。后来在极“左”政策的影响下，他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不如以前，残酷的社会教育了他，他开始变得自私自利，甚至冷漠无情。从一个积极踏实的社员变成了一个自私狭隘的老农，是社会现实教育了他。通过许茂的遭遇揭示出极“左”路线和政策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灵的深重影响。李顺大对变“修”的恐惧，对亲家翁新房被拆的嘲谑态度。陈奂生从脱鞋进屋到在沙发上“跳坐”。再到不脱鞋上床，体现着小生产者精神世界的狭隘和心理的卑微。冯幺爸是另一种独特的“扭形”，沉重的生活负荷压得他抬不起头颅。为了生计，他深深地弓下了腰，扭曲了自己的人格。他们生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却没有学会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陈奂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处在主人的地位，却没有主人的意识，他跟着队长的屁股转了28年，干部们的任何一点关注都让他感恩戴德、激动万分，当他在获得了更多责任制的自时，他总觉得站不直，像阿Q那样“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大好人江坤大》中的江坤大也是如此。他一把年纪竟然背着支书的年轻表弟刘国光，在泥泞的田埂上艰难行走，不仅不生气，反而教给刘国光怎样在他的背上趴得舒服。陈奂生和江坤大的行为和心态说明传统型的农民身上的蒙昧和奴性不是一时造成的，也不会只在一地存在，将会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

随着社会变革意识的逐步深入和发展。有一些小说透过农村所受到的严重危害，展示了农民在经济意识、道德意识、土地意识等层面产生的变化，描绘了社会转型期农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复杂心理。冯幺爸在压抑、扭曲了多年之后终于在村长面前挺起了脊梁，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时代的改革大潮给农民带来了人性复苏的又一次契机。冯幺爸的一声呐喊，触动了这根隐伏着的敏感主题神经。”不仅是冯幺爸，《腊月・正月》中的王才、《黑氏》中的黑氏、《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等都是在改革大潮中涌现的人物。王才靠自己的胆量和勤劳历经多次失败后，终于找到了致富的门路，韩玄子却对他的做法百般阻挠、排斥；禾禾不安于现状，摸索不同于传统农民生活的方式，遭到好朋友回回的歧视和嘲笑。其实，王才与韩玄子、禾禾与回回的矛盾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还是不同文化心态在现实生活细节中的投射。

通过对这一时期农民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作家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关系出发，从乡村时代变革的角度来探索农民命运的变化，关注的主要是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导致农民性格的变异以及农民在生产关系变革中的矛盾冲突，因此，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歌颂先进、暴露落后的二元模式，传统型农民形象中一些公式化的因素依然存在。

文化反思时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受商品经济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陈旧和不足。如果不改变旧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就会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于是乡土小说的创作从政治反思转向文化反思。通过反思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来找到振兴民族文化的“根”，重塑新时期的乡土世界。

韩少功的《爸爸爸》用寓言体的手法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凝滞、愚昧的原始初民生命形态，尤其是丙崽的形象，象征了人类生存和心理积淀中丑恶的方面。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神志不清的丙崽却成了指点和化解鸡头寨灾难的神明。这足以说明鸡头寨是个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世界，村民们对丙崽的盲目崇拜也就表明了他们处在愚昧无知和精神病态之中。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场部落宗族之间的流血战争之后，很多人都死亡了，唯有丙崽不死，依然稀里糊涂地活着。这预示着传统文化和传统心理积淀中的卑劣和丑陋仍将顽固地存在，积习难改。表明了作家文化寻根的反思深度与批判力度。李杭育的小说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营养，塑造出葛川江遒劲、质朴、敦厚的民风。《最后一个渔佬》中的福奎是个顽固而带有几分保守色彩的老人，他因看不惯外甥大贵的所作所为，他宁可把名贵的鲥鱼喂猫，也不给做社管委委员的外甥来吃。显示出其质朴、正直的一面。刘舰平的《船过清浪滩》中的滩姐夫妇粗犷、质朴。作者在他们勇敢而执著的求生意志中看到了传统农民身上的优秀品质。贾平凹的《黑氏》中的黑氏被暴发户的丈夫家抛弃后。坚强地生存下来，依靠自己的勤劳和顽强，换来了富裕的生活。也换来了做人的尊严。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传统女性由依附到自尊、自强的过程。也映射出传统文化中勤劳、善良、专情的一面。另外，阿城的《棋王》

中对淡泊宁静、顺其自然的道家思想的描绘。郑义的《老井》中对忍辱负重的孙氏家族的描写。都体现着传统文化的作用。

“新写实”乡土小说作家，注重描写处在生活现象表层的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打破了“五四”以来以人道主义为母题的局限，开始从人类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的生命意识过程，通过对人的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方式进行客观描摹。来寻找对生活和生命的本质发现。刘恒的《粮食》和《伏羲伏羲》等描写乡村和农民的乡村小说属于“新写实小说”范畴，都是对传统文化思想关于人性中“食与色”两种基本本能欲望的探索与思考。莫言的《红高粱》中的“我”极力赞美“藐”的故乡和那些豪气冲天的先辈。先辈们的英雄事迹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细，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我”顺着祖辈的血脉溯源，发现了“种的退化”这个可怕的事实，这正意味着民族精神底蕴的逐步丧失。

寻根文学和新写实小说中的传统农民形象的书写，显示出作家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他们摆脱了抽象的阶级概念和先进与落后对置的叙写模式。而是以历史、土地、文化和人相统一的文化意识去探索，力图从历史与现实、生态与心态、政治经济与文化心理的结合中来揭示出农村的变化和传统农民思想的变迁，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化和发展。

多元文化语境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影视网络传媒等其他文学形式的崛起，给文学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原来一体化或表面一体化的文学不复存在。文学由一呼百应的中心位置退向边缘位置，文坛上出现了多元文化语境的局面。以刘醒龙、关仁山、何申、毕飞宇、阎连科、李佩甫等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敢于直面现实，关心新时期城乡交流和改革开放中所产生的问题，也真切关心农民的心灵和精神上的兴奋、焦虑和恐惧等。对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浪潮冲击波中的中国广大农村的复杂矛盾、农民的复杂心理作了全方位的观照和思考。在他们的作品中，传统型农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乡村干部，如《玉米》中的村支书王连方、《湖光山色》中的村主任詹石磴、周大新《向上的台阶》中的廖怀宝以及阎连科《耙耧山脉》中的村长等。作为乡村干部。他们玩弄权术于股掌之间，漠视村民的人格尊严，以或明或暗的方式践踏着乡村秩序。王连方公然欺侮村里的妇女，詹石磴暗地里使坏，来达到占有女性的目的：廖怀宝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程。不惜把老婆孩子推向别人的怀抱；甚至在阎连科的《耙耧山脉》五部系列短篇中可以看到村长即使死掉了，他对整个村庄的影响和控制力丝毫没有随着死亡的来临而消亡，相反，全村人的命运都逃不掉村长的影子。还有一类是首先致富的农民，他们出生于乡村，通过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资本的大量原始积累。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乡村普通农民和地方政府官员面前的强势地位。《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走过乡村》中的倪、《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等，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自私贪婪、粗俗堕落等性格特点。潘老五把乡镇的工业变成自家的产业，用企业的利润来疏通和上级的关系，从而为自己奠定了在乡村的特殊地位，宋乡长由于他的运作而被调离了福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尽管作家叙述的故事情节都取材于现实的乡村社会，也塑造出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乡村农民人物系列，但是这种书写并未深入挖掘乡村在社会转型期的变化，缺乏对题材内容的理性分析。譬如关仁山的作品关注乡村的革新和农民的生活，对农民的命运沉浮及其心理变迁方面描绘得真实、生动，然而他的作品缺少悲剧性。另外，作家忽略了对乡村道德伦理的规范与批评，没有真正反映出当前乡村生活变革的状况。刘醒龙在《分享艰难》中塑造的西河镇书记孔太平对洪塔山的态度反映出乡村伦理道德的错位。孔太平为了自己官位的升迁。一味地纵容作恶多端的洪塔山的行为。反映出作家伦理道德批判的缺失。这种现象和真实的乡村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有意回避了真实乡村社会面貌的呈现。听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为当前社会政治改革作出某种辩护。作家的这种态度表明他们当代意识的消退。

篇（11）

应该说，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他们对中国教育最近几年的发展数据资料掌握得并不充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农村学生上大学的具体数量在上升，如2001年全国高考的录取率是59%，农村学生是48%。到10年后的2011年，全国学生的高考录取率提高到72.3%，而农村学生也提高到60.1%，录取的人数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是增加的。

但与此同时，农村学生上本科院校和重点高校，以及硕士、博士的录取比例则上升得比较缓慢，有些甚至呈下降趋势，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根据调查，680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考生考上本科第一批学校的比例仅为5.7%。

据教育部统计，全国重点高校中农村生源的比例的确有下降的现象。从农村考生考取清华大学的比例看，已经从1999年的21.7%，下降到2010年的17%；考取北京大学的从1999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10%。农业类院校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中国农业大学从1999年的32.75%，下降到2011年的28.26%。从农村学生在高学历层次中的比例来看，学校的档次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农村学生的比例就越小。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例，农村学生占本科生总数的33.82%，占硕士生总数的25.5%，占博士生总数的13.3%。连同志也曾感叹道：“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也成为他经常思考的事情。

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阶段，上大学本身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关键是上什么大学。这跟学生今后的就业和社会阶层的分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关于“寒门为什么难出贵子”的原因，腾讯网也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一是不愿意上学。很多农民的孩子上了多年的学，好不容易大学毕业，却找不到工作，不如干脆早点找一个地方打工。进入拼爹的时代，没有背景的农村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上大学的原因之一。

二是上不起学。据调查，一个农民13年的纯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4年的学费。大学的开销非常大，尽管我们制定了奖助贷政策，国家也一再承诺不让一个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但事实上在执行的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农民子弟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上大学。

三是考不上大学。因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教育的条件悬殊，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缺乏，导致农村教育的质量相对较差。

我们在分析研究这三个原因的时候发现，事实上第一个原因和第二个原因固然有，但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从第一点看，不愿上学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百姓自古以来都知道上学的意义和价值，真正不愿意上学的并不多。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这是中国的传统。从第二点看，上不起学，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往往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上学。我们国家的奖助贷政策也很清楚，各个大学在招生宣传中、相关中学在指导报考中也有所体现。所以，最关键的原因是第三点，问题还是出在“考不上”，出在农村教育的质量不高上，出在农村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竞争力上。

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提升农村孩子在学习中的相对竞争优势。从2011年起，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2012年，国家在21个省市自治区的680个贫困县增加约1万名招生指标。2013年，从680个县增加到832个县，指标增加到3万名。东部高校在西部农村招生人数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2008年的3.5万增加到2012年的17万，2013年又增加到18.5万。

对于西部农村学生来说，这些当然都是利好消息。但仅仅靠这些指标的提升，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中国农村教育的问题吗？很显然，仅靠政府单方面的照顾，永远照顾不出来农村学生的竞争力。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农村教育的水平，农村学生即使被照顾考上了大学，最终也会因为缺乏竞争力而无法理想就业，无法适应社会生活。

二、目前农村教育的主要问题

目前，农村教育的问题很多，并且是多方面的综合问题。我认为，当前，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应该引起高度注意。

第一，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低于城市

据统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70%，但是获得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的不到30%。从东西部的教育投入来看，教育经费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如北京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是14482.39元，初中生是20023.04元，高中生是20619.66元。上海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比北京还高，达到16143.85元。而贵州小学生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只有2758.61元，初中生是3204.20元，高中生是3317.10元。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在扩大。所以，建议国家出台中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全国统一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标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第二，农村学校的优秀生源越来越少

现在，农村教育的“空洞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撤点并校政策导致农村村小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教育质量差导致许多农村学生流向城市。在很多县，我们看到农村的孩子不断地往县城聚集。农村学生往县城聚集有许多原因，有的是因为随父母打工，有的是因为农村教育质量差，有的是因为上寄宿制学校费用太贵（现在上寄宿制学校对农村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一年需要1000～2000元）。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农村教育的失望。如山西河曲县，有60%～70%的中小学生跑到了县城。农村学生流向县城，导致县城的学校急剧膨胀，平均一个班80人，最大的班级超过了90人。农村学校的式微，同时意味着农村学校作为农村文化中心地位的瓦解。

第三，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越来越薄弱

教师的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这几年，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免费师范生制度、特岗教师制度、城乡教师轮岗制度等，但是农村教师的数量与质量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农村教师的学历偏低。据调查，在农村小学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占47.49%，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初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为24.34%，比城市低38个百分点。从山东全省来看，近年来乡镇及以下农村中小学本科以上学历教师的增加幅度比县城学校低41个百分点。二是农村教师数量明显偏少。仍然以山东省为例，有4个县的13个农村教学点分别只有一名教师，1～3年级所有课程都由一个教师担任，很多课程开不出或开不全。三是农村教师流失比较严重。据调查，2011年年底，山东农村中学一级和小学高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比2006年减少了25.19%。

第四，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比较突出

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达6100多万，占农村儿童的比例为37.7%。留守儿童5年内增加了240多万。在6100多万留守儿童中，46.74%的父母外出，跟祖父母居住的占16.27%，隔代照顾他们的祖父母平均年龄达59.2岁。单独居住的有205.7万，占留守儿童的3.37%，占全国独居儿童的21.88%。留守儿童因为远离父母，产生了许多心理与行为问题。

流动儿童的数量也很惊人。根据调查，2013年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比2005年增加了41.37%，其中广州最多，超过了400万，浙江、江苏分别超过200万，四川、山东、湖南、福建超过了250万。流动儿童在许多城市的全部儿童中占了很大比重。如上海，10个孩子就有4个是流动儿童，北京、浙江10个孩子有3个是流动儿童。中西部的省会城市情况也很突出，比如宁夏银川市流动儿童的比例高达41.76%，新疆、青海、贵州的省会城市流动儿童的比例也分别达到41.50%、35.7%和34.43%。也就是说，流动儿童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但这些学生在流入地城市绝大多数仍然没有进入当地的主流学校。

三、中国需要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

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没有农村教育品质的全面提升，中国教育的品质就得不到真正的保证。我认为，中国确实需要来一场新的乡村教育运动，让全社会关注和参与到农村教育的重建中去。

第一，让更多的社会精英关注乡村教育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几乎都把他们的视线投向农村，把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投入到乡村教育。黄炎培先生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进行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验，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庄建立了师范学校，晏阳初在河北定县进行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先生则在河南、山东进行了乡农教育实验。特别是陶行知先生曾经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问题之根本改造。”他要求从事乡村教育的同事“要把我们整个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提出要为农民“烧心香”。相比较而言，现在我们又有多少教育家能把他们的事业和最宝贵的年华投入到农村教育？当下真正关注农村教育的人有多少？

第二，让更多的资金投向乡村教育

中国的乡村教育，尤其是边远地区的乡村教育，资金仍然是严重匮乏的。他们和城市学校的差距虽然最终体现在教育品质上，但在硬件方面的差距也非常大，且硬件差距直接导致品质差距。为此，要求政府必须加大投入，而且应该出台全国统一的国家标准。也就是说，农村学生的生均公用教育经费要设立最低标准，学校建设要有基本的国家标准，区域教育经费的投入要有国家明确的要求，同时要鼓励社会资金进入乡村教育。虽然我们如今已经有各种乡村教育组织，但都是很零散的，缺乏组织、引导和鼓励，无法保证社会资金有效进入乡村教育。因此，亟待建立官民合作的体系。

第三，把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乡村教育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都没有自己的社会自治组织。我们现在有许多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但是没有农民的团体，所以中国的农民相对来说是比较松散的，也缺乏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机构。国家出台的许多政策，农民也是缺席的。我们制定农村教育政策，包括撤村并点等，农民很少有发言权。

梁漱溟先生当年曾经参加过一次关于农村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教育家、公共卫生家、政府官员等，就是没有农民。他批评说，这样的会议充其量“只是乡村以外的人在瞎嚷嚷”。他认为，如果乡村教育不能够发挥农民的作用，是走不远的。如果乡村教育只是乡村教育家在动，而农民不动、乡村不动，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我认为，要让农民有组织地发出声音，开启智慧，发动力量，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这应当是今后改革的重要方向。我们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建设自己的家园。

第四，应该让学校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

这是乡村教育重建中的大问题。现在城镇化浪潮正在席卷中国，成为拉动新一轮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规划、经济、社会服务等各种问题都得到空前的关注，而学校教育却始终是缺位的，学校在社会建设中难有用武之地。我一直认为，农村学校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机构，而是一个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灵魂，没有农村的学校就没有真正的农村变革。比如农家书屋，为什么不能建在学校里呢？现在让农民看书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培养未来的农民认真读书，让未来的农村书香满园，是社会进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怎样有效规划农村学校，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撤村并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刀切”的盲目规划所造成的恶果，如今无论是农村学生的流失、学生上学路程太远，甚至校车事故等，都与此有很大关系。怎样让学校真正成为乡村的文化生活中心、城镇的社区文化生活中心，是值得我们各个部门投入精力、花大力气去研究的问题。

第五，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去乡村任教

上个世纪20年代，陶行知先生就提出要汇聚一流人才到农村工作的要求。他曾经指出：“好的乡村教师第一要有农夫的身手，第二有科学的头脑，第三有改造社会的精神。”这样的教师将会“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两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陶行知把这样的教师称之为“改造生活的灵魂”。坦率地说，现在我们很少有这样富有理想和激情的教师了，我们的教育部门也很少具有这样的社会动员能力。但是，我们的政府仍然是全世界最具权力的政府，如何让好教师到农村，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上得来，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政府思考的问题。

第六，让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更多的关爱

同在蓝天下，要让农村的孩子、弱势人群的孩子受到公平、均等而优质的教育，首先要让更多的学校办出水平，为这样的群体提供优质的教育，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父母身边就读。这也是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必由之路。

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约翰・多恩说，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何况我们本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幸福才是国力强盛的指针，而乡村教育无疑是农民幸福的保障。不管怎样，为了亿万农民的未来，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乡村教育需要真正的重建，乡村教育需要更多人的全身心投入。可以说，农村教育的振兴之日，才是中国教育的辉煌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