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中国酒文化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从向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基础结构之变

到了世纪之交，乡村治理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发生了巨变。世纪之交的农村巨变，当然不只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甚至主要不是治理格局的变化，真正的巨变在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

农村社会的基础结构，是指构成乡村治理和社会秩序基础的农村内生结构，或者我们所说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举例来说，最近20多年，农村的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就发生了巨变。最近20年来，农村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典型的是父子分家。传统的深度交换基础上的代际关系，正在向理性化程度颇高、代际交换较少的关系转变。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妇女地位有极大的提高，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家庭都是妇女管钱管物。妇女当家成为全国农村的普遍现象。

再举例来说，传统社会中，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是各种超家庭的结构性力量，包括我们所尤其关注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如传统的宗族、村社组织。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某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宗族的复兴，但绝大多数地区的宗族组织都已解体，宗族力量大为削弱，甚至宗族意识也不复存在。

以上基础结构的变化，又与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有关。几乎所有被调查村，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多地依赖非农收入，这些非农收入尤其以“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收入为多。正是农民的外出务工，使得传统的通婚圈被彻底打破，传统家庭结构更加难以维持。农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农村社会的陌生化和疏离化，依托于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市场伦理和市场逻辑正在替代传统的乡土伦理和乡土逻辑。农村社区越来越丧失内生获得秩序的能力。

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是较乡村治理变化更为根本的变化，又是影响乃至决定乡村治理状况及乡村治理制度安排的变化。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是当前乡村中国巨变图景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显著的方面，但不是最为根本的方面。价值之变

当前中国农村巨变最为根本的方面，是社会基础结构得以维系的价值的巨变。就是说，在世纪之交，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以农民关于人生意义定义的变化为基础的价值之变。不理解农民价值的变化，就不能理解当前农村巨变的实质。

在传统时代，强烈的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理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终极价值关怀，构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和最为深沉的生活动力，构成了农民的生命意义，最终构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到世纪之交，“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被抛弃了，“现在人们只关心自己活得好不好”（农民语）。与“落后”观念一同被抛弃的是农民一直以来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

我们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即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数千年来，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个人权利的政策、制度和法律进村，包括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内的现代观念的冲击，农民流动和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多元化，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和地方信仰逐步与迷信、愚昧、落后、不理性等负面价值划上等号，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只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但是，“个人奋斗”、“及时行乐”解决不了有限生命与无限意义的关系问题，终极价值出现缺位。更重要的是，当前农民被消费主义所裹胁，他们有限的收入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终极价值缺位所带来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篇（2）

“WTO”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法制建设和增加法律的透明度。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通过的一些协议，使得各成员国政府修改竞争规则变得非常困难，在几乎每一个涉及贸易环境的领域，成员国寻求多变、歧视性和保护性的政策都将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虽然中国已加入“WTO”几年了，但仍需尽快按照国际建筑业的行业规范来管理我国的建筑业市场和建筑企业。其一，要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双边和多边贸易条约和协定的有关规则及作用，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开创我国建筑业发展的新局面。要适应“WTO”规则和我国政府对外承诺的要求，做好有关法律、法规的清理、修改和新的立法方面的工作。其二，中国加入“WTO”后，一切必须按“WTO”的规则办事，如国民待遇、透明度，使我国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不能完全自己做主，要与国际接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必须依法经营，增强依法经营观念。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协定与协议和有关的国际惯例将成为约束和规范中国企业行为的依据和准则。同时，中国应加强建筑业法制建设。强化《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建筑行业法律法规的实施，认真规范国内建筑市场，通过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整体推进、逐步扭转建筑市场无序的局面。建立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推动建筑市场进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建立风险担保制度，维护承发包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建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初步建立中国建筑业法律体系框架，切实提高与世贸组织的通融性。

强化管理机制，构筑中国建企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建立科学的管理体系，有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为建筑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有利的保证。中国建筑业应把提高竞争力的重心放在管理体系的建立方面，进一步转换企业的内部机制，强化企业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加强三项制度改革，建立适应“WTO”要求的管理体系。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经济竞争也出现了新态势。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的影响将十分明显。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刀，它既有利于国际范围内建筑业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有利于建筑企业利润的提高；又将使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的建筑业，在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国际上，体现建筑业水平的国际认证，主要包括：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环保项目应运而生，如污水处理、危险品废物处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项目要求承包商必须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文明施工，减少过去施工工地尘土飞扬的现象并尽量减少噪音污染，同时，在使用的建材方面要符合环保要求，不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中国建筑业应抓紧三大国际标准认证，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从而提高与国内外同行竞争的能力。

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国际建筑市场的发展动态

21世纪是信息时代，将会有更多的建筑工程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广为传播。中国建筑业应当及时捕捉和掌握国际承包市场的信息，制定相应对策。建筑企业应及时有效的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时，信息要有覆盖面，这就需要建立自身的信息网络，要通过海外机制和以世界各地的承包商、商、供应商及驻外使馆、经商处等为中心，建立国际信息网络，同时不断拓展信息渠道，以便及时准确反映世界建筑市场情况，增加进入国际建筑市场的机会，为中国建筑业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创造条件。企业要高度重视国内外的信息，及时扑捉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进行快速科学的经营决策。切实加强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设，加快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管理效率。

强化科技创新，大力提高中国建企的国际竞争能力

科技创新在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国建筑业的从业人员约3600万人，是美国建筑从业人员的4.5倍，而中国建筑业总产值却只相当于美国正常年份建筑业总产值20%，中国建筑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日本建筑业的1.25%.我国2004年劳动生产率约28200元/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业虽已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与国外一流建筑企业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尚不具备与之抗衡的能力。中国建筑业应加大建筑科技资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建筑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建筑企业要适应国际工程项目功能新、体量大、施工难度大的新趋势，大力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及建设部推广十项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建筑施工技术科学含量。加大建筑企业科技投入，加快设备更新步伐，采用国内外新机械、新设备，淘汰落后的建筑机械设备，减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率，不断提高建筑队伍的技术装备水平和施工能力。要有计划地推进建筑工业化，制定标准，合理布局，使构件、配件生产标准化、通用化，建筑制品生产专业化、商业化。有条件的建筑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科研开发中心。建筑企业应大力推广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收集市场信息，投标报价、施工设计、企业管理、经营决策等方面应普及应用计算机，提高经营决策质量，降低管理成本，国内少数特大集团已开始尝试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以期更好地实施科技创新战略，增强企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

构筑人才优势，建立以人为本的国际化人资体制

随着建筑市场的日趋国际化，国外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将冲击国内的人才管理模式。许多国际跨国建筑集团将进入中国建筑市场，而这些建筑集团推行的是“本地化”策略，即建筑原料采购供应本地化和人才本地化。特别是后者，不仅使外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地人的优势，也为中国建筑人才提供了充分发挥个人才智的契机和舞台。而外企丰厚的薪金、良好的福利，较好的发展前途深深吸引了大批国内优秀的建筑人才。因此，对中国建筑业来说，加强用人机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国建筑企业应舍得投入，一方面在学校和社会上招聘一些人才，另一方面对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包括送到国内外高等院校和国际著名建筑企业培训。有的企业可能认为企业培养人才，一旦成材，就会出现流失的现象，得不偿失。不可否认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企业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人才的培养。中国建筑企业应当创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通过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企业竞争力。尊重人才，关心人才，用好人才，这应成为中国建筑业“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实施灵活策略，不断加速中国建筑企业国际化进程

中国建筑企业要想在国际建筑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准确定位，合理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和市场开发战略，并根据建筑市场的不断变化适时进行调整。中国建筑业应加强与国外著名建筑企业的合作。目前，运用“优势联合”，这是近几年大型国际工程中常用的方式。举世闻名的英吉利海峡第一条海底隧道工程，参加竞争的承包商，有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筑公司之间联合，也有西方国家建筑企业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公司的联合。其目的是发挥资金、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期在竞争中获胜。中国建筑业应根据本身特点，适应潮流，加强联合，在联合中壮大自己，发展自己。中国建筑业为了国内和国际建筑市场竞争的需要，在抓好对外承包劳务这个主业的同时，应走经贸结合，承包劳务与境内兴办实体相结合，对外承包劳务与海外投资相结合的道路，不断拓宽业务范围，增强综合实力，提高效益。中国建筑企业应立足发展大局，接受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协定与协议，改变被动状态，主动出击，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活动，在参与多边贸易基础上，积极与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建筑企业进行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加速国际化进程。

加大结构调整，加快实施国际集约化发展战略

目前，国际建筑业宏观环境呈现出新特点，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规模空前。中国建筑企业应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既要面向国内外市场需求，又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坚持市场导向和发挥区域优势紧密结合的原则。以市场为中心，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不断调整结构模式，不断优化资源配置。认真研究国内外建筑市场发展规律，挖掘建筑市场发展潜力，找准建筑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区域优势的发挥，必须以建筑市场为向导，把区域优势充分发挥起来，提高中国建筑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通过加快中国建筑企业结构调整，推进跨行业、跨地区、跨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强强结合，形成一批具有综合总承包能力、融资能力强的大型、特大型建筑企业集团，提高国内外建筑市场的竞争力，加快建设部出台的建筑企业综合总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三个层次的结构体系的实施步伐。中国建筑业应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的混合经济，提高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能力，增强建筑企业的发展后劲。当然，中小型建筑企业要在“小而精”、“小而强”的道路上，在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上下功夫，这不仅是市场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很多中小型建筑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得以生存的良好选择。中国建筑业应抓住当前的良好时机，通过“激励机制”规范经营成果的利益分配；通过“监督机制”监控中国建筑企业管理者行为；通过“制约机制”实施有效的控制。通过“三大机制”的运用，不断优化结构布局，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加快集约化进程。

加强经营开拓，努力提高国际建筑市场的占有率

篇（3）

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一个新兴的名词———物流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随着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商品交易时间已等于或趋近于零,未来物流时间将占到流通时间的90%。物流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未来经济的发展起着极大的制约作用,可以说,现代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物流水平。迈向21世纪的物流技术,不仅是企业战略的“商务物流”,而且是向整个社会实现物资供给的“社会物流”,进而在全球化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形成多元化网络所必须的“全球物流”。随着我国加入WTO,国际贸易业迎来巨大商机,跨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市场。可以预见,21世纪将是国际物流大发展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物流业,将呈现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标准化和社会化的特征。

近来,物流已成为一个社会热门话题。笔者认为,随着这个名词的过份炒作,暂时形成了一个误区,那就是物流似乎被认为是一个特殊产业,需要什么特殊的政策来支持。2002年4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接受了有关部门委托的一个加入WTO后的产业对策的研究课题。这是我国第一次启动针对物流产业的可操作性政策的研制。经过调研后,协会拿出了一份初稿,要求有关部门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如降低税率、统一纳税、降低土地开发费用等,作为对物流业的发展支持。这份初稿确实反映了当前行业的普遍观点,但是最后为有关部门否定。为什么呢?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面对国际化的市场所做的产业政策的调整将直接涉及到管理观念的转变问题,如政府放弃对市场供求关系的控制等。政府管理部门不能单从市场开放角度看待加入WTO和产业国际化,而应考虑到如何在管理观念上适应加入WTO所带来的变化。在制定产业政策方面必须更注重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创造发展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而不是直接插手经济。物流业的国际化发展在当前是迫切的,但它也不是什么特殊产业。面对国际化的竞争环境,政府并不需要给予什么特殊支持。政府更应从宏观调控的方面加强物流业的管理,打破地域间的阻隔和部门的垄断,创造良好的与国际接轨的环境来扶持这个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便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的建设。

现代物流泛指原材料、产成品从起点至终点及相关信息有效流动的全过程。它将运输、仓储、装卸、加工、整理、配送、信息等方面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为用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它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它不仅仅是物资的简单运输,而是涵盖了商品流通的全过程,包括制造前的原材料运输和商品出售前的储藏,并且增加了一项传统运输业从未有过的、对商品制造者和销售商产生积极影响的功能———配送。产品制造者可以要求运输者按照指定的时间和数量将原材料直接配送至制造车间,从而不必建造仓库进行材料储存;产品制造商可以根据销售商的销售量将商品直接配送至商场,使商场实现了无仓库经营。制造商和销售商省去的不仅仅是仓储的麻烦,而且做到了“以销定产”、“以销定货”,从而避免了大量的资金被占用,减少了商品的积压和滞销,最终使消费者得益。这一行业跨越几乎所有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内贸、外贸等,受到多个部门的牵制,需要完善的法律和政策的支持。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市场将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物流也将面临着全球化、国际化的发展。国际化物流与国内物流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按其重要性和复杂性来说,国际化物流远远超过单纯的国内物流。全球物流运作的环境远比国内物流复杂,可以用4个D来概括:距离(Distance)、单证(Documentation)、文化差异(DiversityinCulture)和顾客需求(DemandsofCustomer),即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物流活动距离更长、单证更复杂、在产品和服务上顾客需求变化莫测,并要满足各种文化差异的需要。国际物流的复杂环境形成了它的自有特点:完成周期长、作业方式复杂多样、物流系统一体化、重视联盟作用。

物流业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需要得到多方面法规的引导和支持。1990年,日本颁布了《物流法》,对日本物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在实践中,取代了国内运输法的地位。我国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认为立法条件尚不充分,但需尽快积累,要根据物流业与国际接轨的惯例,以符合WTO有关规则为支撑,尽快研究制订各种法规制度。

从行业内部来看,关于物流市场的准入条件、从业资格,我国目前尚无法律可循。中国加入世贸,国外物流业者也纷纷入驻国内市场。由于这些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国际物流业者法律地位和风险责任的变化,为确保市场有序发展,便于管理,应尽快建立这方面的法规,加强管理。从我国国内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现有的民法和工商注册法仅对运输企业开业作了若干规定和详细要求。我国现有的物流从业者多为第三方物流者,其原有身份多为运输、货运。而这些企业在转型为国际化物流从业者的过程中,其法律地位已有本质变化。例如,现有的《合同法》中,对运输合同、仓储合同都有确切规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合同当事人中,承运或仓储一方需为实际经营运输、仓储的人,运输或仓储只能作为托运人的人代订合同。人需有委托单证明,据授权范围,以委托单名义签订,对委托单位直接产生权利、义务。托运人与方的纠纷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的规定,承运人与委托方的纠纷适用于《合同法》、《海商法》等。在现代物流中,这些原有的方转为合同的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合同。现代国际物流是生产企业与运输仓储企业利润融合的最佳渠道,是生产企业与运输仓储企业商业活动相互有机衔接所必须的系统综合和对总成本的控制。提供物流的服务方不再象以往的只以佣金为自己的利润,它有了自己的新的利润源,也有了新的权利和义务。与之相对应的,物流方的投资风险、责任风险在增大,责任范围在扩大。它不再是对行为负责,它以当事人的地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责任限制也有可能丧失。国际物流相对国内物流难度大,牵涉资金大,责任风险也大。因此,对物流从业者的资格限制对规范市场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物流业的审批制度相当严格,物流公司的注册资金有相应规定,公司的财税制度有专用摸式,公司管理者也需有一定年限的从业经验。规范物流业从业资格条件将为今后我国物流业面对激烈国际竞争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关于物流业行业标准,我国尚无适当的法律,也无国家级别的行政管理。国际物流业务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尽快明确物流从业者的法律地位、责任范围和责任限制等。国际作业复杂性的另一点体现在国际作业所要求的单证数量多而复杂,作业形式多而难度高,需尽快建立国家级的物流协会标准交易条件及运营标准,制定统一的各种合法、有效、规范的单证。这方面,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熟法规值得借鉴,但需结合我国实情。

从行业纵向来看,现代物流业向国际市场发展会推动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海洋运输等各项运输业的发展,对国际贸易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相应地,它的发展也受到其他许多专业部门的牵制。我国传统管理法规中,条块分割严重,令我国的物流业者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规模经营受到阻碍,也使国外物流从业者对我国内地市场望而却步。例如,我国仅公路法就各省自有一个,令跨省经营者无所适从。铁路、海运集装箱标准不一,增加了相应成本。各部门应根据WTO国际惯例改善各自的专门法规,除去弊端,为国际物流发展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篇（4）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一文中提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每个民族的生活都有其固有的特征，因此民族文学及文论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的气质和特征。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讲文艺理论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地方之一，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论体系与话语，其核心思想及特色生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中国古代文论最为重要的根基。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中，儒家强调的是如何在社会文化及秩序的建构中看待艺术，强调文艺作品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其核心的文论思想及命题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礼乐文化”之思。

一、崇礼尚文与文艺本质

崇礼尚文是儒家文论思想的核心。儒家眼中理想化的礼的范式即是强调社会秩序及等级差别的周礼。在礼学思想的浸润下，儒家认为文艺的性质是“诗言志”，要求以礼来规范志；要求诗乐等文艺作品要对国家社会承担既定的使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劝善惩恶”，“美刺”、“讽谏”，强调文艺的社会性，工具性。这样的文论观以“周礼”为内核，一切文论命题皆与“崇礼”相关涉。儒家创始人孔子对西周的礼乐文化可谓梦牵魂绕！因此，要真正理解儒家文论观，就必须首先从孔子所梦牵魂绕的礼乐文化，从“崇礼尚文”入手。

（一）崇礼

“礼”贯彻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礼记·礼运》），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周代的传统观念中，“礼”被看作经纪国家、人伦不可或缺的利器和法宝。《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云：“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 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因此，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及文艺思想，必然要受到礼的影响和制约。

关于礼的起源，《荀子·礼论》云：“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比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可见，“礼”之设旨在节欲、节情，旨在维护宗法及等级制度。

周代把诗乐等文学艺术看成是人思想感情的表现，论诗论乐，都没有离开这个大前提。既然礼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是“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法宝，而诗乐等又是人思想情感的表现，这就必然把诗乐等文学艺术置于礼的统辖之下，文学艺术上必然会产生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即“以礼节情”等理论主张。周代的文艺思想从本质上说“礼”的精神具体化。从理论层面上看，广义的“文”和作为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乐”，始终和“礼”相伴随。正因为如此，无论对文学艺术的起源、本质、形式、结构、功能等的认识，还是对文艺特征的论说，都离不开“礼”的宗旨及原则。

陈来先生在谈到儒家思想的根源时曾指出，礼是以“一套象征意义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宗族、群体的关系，并由此使得交往关系‘文’化和社会生活高度仪式化”。陈先生此说一方面揭示了“礼”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礼”与“文”的相关。“礼”的作用，在于规范、调整人与群体的关系，但这种调整、规范必须是讲究“文”的行为，即通过“文”的形式使人与群体的关系规范、和谐、有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文”成了“礼”之舆，成为“礼乐文明”的艺术支点。《论语·宪问》即云“文之以礼乐”，由此，“尚文”也就成了儒家主要的思想追求。

（二）尚文

《论语》中有许多对“文”的论述没有局限在文字文本的层面，如：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注疏》对此的解释为“以今周代之礼法文章，回视夏、商二代，则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这里的“文”不能限于文献典籍，而是内容更丰富的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子在综观夏、商、周三代制度的基础上，认为周代由于借鉴了夏、商二代的长处，所以在礼乐典章制度上更完备。有详尽的文献记录也是这种完备性的一种体现。《论语》又云：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里的“文”也应指周代的文化与礼乐制度。孔子自认为对周代的礼乐文化掌握独到，认为上天不想让周代的礼乐文化断绝，所以将其授之于自己。他认为自己既然身负上天之命，也就不会这样轻易地为匡人所害了。由此可见，“文学”的另一层涵义当指以周代为主的，有关礼乐典章制度的学问。司马光说：“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周代的礼乐典章制度的相关知识与深遂内涵没有专门的教科书，主要体现在《诗》、《书》等经典文献中。因此，作为礼乐典章制度层面的“文学”与作为文献篇籍层面的“文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礼乐典章制度的内容包括广泛，如官制、田赋、军旅、文教等等。对于儒家学者而言，他们讲的更多的是礼乐制度在个人身上的显现。《论语》中对这个层次的“文”也有论述：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乎？”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质”与“文”是构成个体的两方面内容。“质”指什么呢？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认为可以“引伸其义为朴也，地也。” 《说文解字》又释“朴”为“木素也” ，段注云：“素犹质也，以木为质，未周饰，如瓦器之坯然。” 凝缩起来，“质”就是指事物未经雕饰的本质实体。就人而言，当指人未经改造与掩饰的内在固有的伦理品质。相对之下，“文”就是对“质” 的修饰、文饰，使之美化。如果说“质”是瓦器之坯，那么“文”就是加在瓦坯上的釉彩。从实用的角度看，釉彩的有无虽然对器物的用途没有改变，却使器物更美观，从形式到内容更完美了。孔子的话是说，人不但要有伦理本质，也要注意外在的文饰，就是强调礼仪的作用。只有本质美好，又有礼仪文饰才是完美的人。棘子成的话是要只保留“质”而抛弃“文”，认为“文”是无意义的。子贡以动物来喻人，认为去了皮毛（文）的虎豹躯体与犬羊之身躯（质）就没有差别了。言外之意，“文”是不可缺少的。

那么对人之“质”起修饰作用的“文”具体指什么呢？

孔子曾在解答子路问“成人”时，回答道：“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所谓“知”，“不欲”、“勇”、“艺”都是人的本质方面的美德。孔子认为，人有了这些本质上的美德也不能算是“成人”，即也不能算是完美的人，还要“文之以礼乐”才算“成人”。这样看来，在人格修养上的礼乐之文包括仪态规范，行为法则，是周代礼乐典章制度在人格修养上的体现。

《礼记·乐记》云“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礼记·礼器》云：“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结合孔子的论述可见，在宗周礼乐文明的社会背景下，周代的一切仪式、制度、器物，甚至人的动作、服饰、仪容等，都是“文”，是承载着“礼”内涵的“文”，与“礼”一样不可或缺，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礼”尚“文”。

（三）崇礼尚文与礼乐之极

“崇礼尚文”是儒家的文论观的核心。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崇礼”与“尚文”是相需存在的。崇尚“礼”，所以必须注重人的仪容、动作等“文”，而“尚文”恰恰是为了明“礼”，在这个意义上，“文”是致礼的途径，也是使社会达到文明、和谐、有序状态的必由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诗乐为代表的“文”与“礼”一样，都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此即是《礼记·乐记》所说的：“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即“礼乐之极”。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自从其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强调文学必须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品格。……几乎每个朝代都把它们作为文学价值的一种基本原则而自觉地加以提倡，并用于指导文学创作和作为反对形式主义的一种理论武器。” 儒家的哲学是社会哲学，它的理想是要把社会建构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合乎“礼”的世界。与之相对，儒家的文学观念也重在强调文艺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先秦时期，儒家对文学的认识，主要表现在对诗和乐的考察与运用上，此时的诗和乐没有被看成纯艺术，而是被看成具有伦理功能、政治功能的教育工具，人们期望通过诗、乐反映政治、观察社会、教化民心。对此，儒家典籍多有记述。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记述的吴公子札对“周乐”的评价是最典型的表现。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请观周乐。按照《风》、《小雅》、《大雅》、《颂》的排序，季札逐一欣赏了周乐并对其进行了评论。遍观季札对各乐的评论可见，无论是“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还是“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纵观吴公子札的评价，虽然他多次用了“美”这个字，但考察的立足点完全是在伦理、政治方面，用现代的文艺观来看，与其说是对诗乐艺术的欣赏，不如说是对诗乐作政治伦理道德的评判，是在通过音乐体察其背后的政治，借乐声以观君主的德政。季札的论说，是典籍中关于“观乐知政”的最早记载，这同时也表明季札本人即持有“观乐知政”的诗乐观。而这恰恰代表了春秋时期人们对文学艺术认识的常态，即《诗》、《乐》同《礼》、《书》、《易》、《春秋》一样，都是反映伦理政治及各种社会现象的，这是其最主要的功能。

对于诗乐等艺术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孔子多有论述，诸如他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认为诗具有考察政治、批评政治，增强伦理道德修养等功能。其他，如《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 ，《经解》此文揭示了《诗》、《乐》对人性情所起的不同教化作用：温柔敦厚是《诗》教所致，广博易良是《乐》教所致。“温柔敦厚”与“广博易良”均属人之性情，此即明确《诗》、《乐》均可以作用于民之性情，有效地“移民之性、化民之情”。

在儒家看来，除了教化百姓，诗乐等文艺还可用来考见得失，先秦及汉代典籍中有关“诗可以观”、“陈诗以观民风”、“审乐以知政”、“观风俗，知得失”等言说数见典籍。《礼记·礼器》云：“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 《礼记·乐记》云：“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此言表明，通过倾听音乐即可知晓政事得失，进而加以弥补，这样治世之道即完备矣。

除了教化、观政，儒家还认为诗乐等文艺作品还具有“美刺”“讽谏”的功能，即“诗可以怨”的文学观。

《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又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诗大序》的意思是说如果君主德行淳正、政治成功，就会感动诗人，诗人就会自然而然地写诗颂扬、赞美，并告于神明；如果人伦废弃，刑罚严厉、政事苛刻，诗人则会伤感理想人伦关系的破坏，哀叹政令苛毒，其情感必然表现出对执政集团的不满，进而，将自己的感情付诸歌咏以抒发内心的波澜。“以风其上”、“以风刺上”，即以委婉的诗性语言讽刺处在上位的统治者。

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文艺创作的动力及内容

关于文艺的发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有人认为“诗缘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人则认为文艺主“理”，“诗言是其志也”；还有人认为，在文学创作的不同阶段，情、理所起的作用不同，文艺乃情与理的统一。

（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与文

在我国最早提及“因情成文”的当属《礼记》。《礼记·乐记》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此说为音乐亦即文艺主情奠定了基石。

《诗大序》发展了《乐记》的思想，充分肯定情为诗歌的原动力，并进而提出情对诗、乐、舞等不同类型的艺术表现的驱动。其文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是胸中情志蕴积继而迸发的结果。愉悦之情涌则和乐兴、颂声作；忧愁之志起则哀伤涌、怨刺生。《汉书·艺文志》亦云：“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情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驱动作用，被中国古代一些文论家所认可。陆机在《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充分肯定了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此后，这种美学思想一度形成潮流。钟嵘的“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沈约的“以情纬文”，刘勰的“情者，文之经也”都是“诗缘情”思想的继续。

“文”依情而生，“情深而文明”。“情深而文明”出自《礼记·乐记》，其文云：“乐者，德之华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这段话的主旨是说音乐是道德沃土上开出的鲜花，只有内心积累了和顺的美德和深邃真挚的感情才会写出鲜明生动的文章。《乐记》此文揭示了创作主体情感风貌对文艺作品的影响。

（二）“诗言志”——理与文

“诗言志”说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其文云：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在对夔的典命中，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指出诗歌可以言人志意，这是典籍中有关“诗歌表达人志意”思想的最早记载。

关于“诗言志”中“志”的内涵，自诞生之日起学界就互相轩轾，学者各持己见。多数学者认为这里的“志”多有“志向、意志、抱负”之意，《荀子·儒效》之语：“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也，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明确揭示诗歌所要表达的“志”，是体现“天下之道”、“百王之道”的、合乎礼乐之道的思想，即“志向、意志、抱负”。

“诗言志”与“诗缘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诗歌的生成及内涵，“儒家的‘诗言志’强调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并且把诗歌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诗歌对上‘箴谏’，对下‘教化’的作用，它侧重于诗歌实用和功利目的 。“诗缘情”则强调文学创作离不开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感体验；“诗言志”侧偏重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诗缘情”则偏重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二者各有所主。

三、“乐以发和”与“中和之美”——文艺的终极使命

（一）“中和之美”

“中和”是周代的审美理想，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原则，也是中国文论特有的一个范畴。《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通过此文我们可以发现，“中和”的文艺思想，最初是从声音的和谐开始的，先秦的许多文献典籍都对此都有明确的记述。《尚书·尧典》云：“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认为“八音”即金、石、丝、竹、土、革、匏、木八种乐器在一起合奏时，应当整齐、和谐，不互相扰乱，只有这样，音乐才会愉神悦人，这是对音乐艺术最基本的要求。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婴对音乐之“和”的认识 ，景公不知音乐的奥秘，晏婴以“和羹”为喻，指出“羹”之美味赖于醯、醢、盐、梅等的相济相成，独味不成“羹”。音乐之道恰似与此，只有“五声，六律，七音，八风”、“清浊，大小，短长，疾徐”等各种对立物相成相济，运用得恰当、适度，即符合“和”的美学原则，音乐才能像“和羹”一样美，才能产生感人艺术的魅力。单一的乐声不美，“中和”之声才美妙动人。由此可见，“中和”的审美观念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

“中和”美是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美。它从音乐作品要求和谐而提出，继而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和”美体现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政通人和；体现在伦理道德上，体现的是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等理想秩序的实现；体现在人格修养上，它所倡导是“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不傲”；体现在文艺作品上则表现为“乐而不，哀而不伤”，体现的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

（二）“乐以发和”

“中和”是美的极致，那么如何才能致以“中和”呢？儒家先贤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乐以发和”。儒家先贤认为仅有“礼”无以致“中和”，“中和”之致必须借助于某种能够作用于人内心的东西来实现，这种东西即是“乐”。“乐”移人情。

《礼记·乐记》云：“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郑玄注曰：“谓同听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顺，莫不和亲。” 郑玄认为亲疏、贵贱等关系的最佳秩序与理念都在音乐中得到表现，因此，亲疏、贵贱的人共同欣赏音乐，就可以化人心、移人情，从而达到人心“和敬，和顺，和亲”的状态。

《礼记·乐记》云：“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郑玄注曰：“言乐用则正人理，和阴阳也。伦，谓人道也。” 《乐记》这段文字对音乐通过改变人的性情，移风易俗，实现社会安定的作用，讲得很清楚，郑玄则对“伦清”、“和平”作进一步阐释，郑玄认为“伦清”是指音乐可以端正人伦关系，至于清纯程度；“和平”是指音乐可以调整人心血气，平衡阴阳，抑制邪恶浊气，提升正气，实现内心平和。郑玄强调这两点，无疑将这视为移风易俗的关键。对于实现社会安定的目标来说，这比起耳聪目明、身体康健重要得多。因此，人伦和内心的调整乃是移情的重点。这两点恰恰是由“乐”完成的。

“礼乐文明”是宗周社会的典型特征。“礼”、“乐”同为儒家推行教化制度的手段和工具，目的都是求“和”，但二者达“和”的途径却是大不相同的：“礼”以是通过别长幼、别尊卑来规范社会秩序，达到和谐，这种致和途径更多的带有外在规范性、强制性；而“乐”则是通过移人性情成“和”，是对人心灵的启迪、润化，“音声足以动耳，诗语足以感心，故闻其音而德和，省其诗而志正，论其数而法立。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飨，作之朝廷则群臣和，立之学官则万民协。听者无不虚己竦神，说而承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于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降。故《诗》曰：‘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书》云：‘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鸟兽且犹感应，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 正因为如此，乐被儒家先贤视为致和之机。

总之，在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中，“礼”“乐”共同担负着宗周社会文明的助推器。“礼”通过外在强制致“和”，“乐”通过内在感发成“和”，二者共同把“中和”之思镌刻在中国古代审美光轴的坐标上，使“中和之美”成为三千年中国文艺永存的信仰和文艺之极。

篇（5）

前言

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义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德——摆正人与自我关系的准则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二、尚和——协调人与他人关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三教对“和”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和”则是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第三，“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

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崇俭——处理个人与民族及国家关系的基础

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

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贱，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

四、贵真——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

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

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篇（6）

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会动物，一个文化系统的文化生态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面构成了特定文化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文化生态模式的基本“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基本的世界图式可名之为“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图式。

在这一图式中，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中国哲学看待天地宇宙以及万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觉地把天地宇宙以及万物均看作是类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这在作为中国哲学之思想源头的《周易》哲学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构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贯之的机体网络系统。沿着《周易》哲学所开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世界图式，从而形成了“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论”。在这一世界图式中，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既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根源，同时也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或“天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

在这一图式中，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周易》哲学从两方面突显了天地万物对人的内在性。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这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出：“生”不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态，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价值的源头。由此，《周易》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将人之本质属性与天地之德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与此同时，人作为大宇长宙中唯一具有灵明者，又不是完全类同于其他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种特殊使命，即只有通过人的存在而不仅更为充分地实现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中庸》所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

立足于“生机主义的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中国哲学“文化生态模式”表现出了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等颇为独异的理论特质。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中包括《周易》哲学、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这一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发明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地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又是紧密相连的。扩而大之，亦可以说，“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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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篇（8）

始于1994年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以下简称PSC)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PSC是“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PSC与高校的汉语言教学关系密切，也是检验学校规范用语、用字教学水准的全新尺度与手段，标志着我国应用语言学科重大的实践与突破。

推广普通话工作以测试形式出现，虽已有十四年了，但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如何有效地贯彻执行《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也还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作为参考。笔者作为一名从事普通话教学和测试工作十多年的测试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方法和积累经验，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工作思路，要在高校推进PSC工作，关键是要在长期的理论研究、教学实践和测试工作中，逐步构建起一个集普通话教学、培训、测试为一体的科学体系，即：准确定位PSC的性质是前提；加强普通话口语教学是基础；强化测前培训是保障；确保测试质量是关键，同时要在工作中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积累丰富的经验，逐步使PSC工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一、准确定位测试性质是前提

目前，PSC处于实践探索阶段，准确定位PSC的地位和性质，便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要确认PSC的地位和特点。PSC具有法定地位，我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都明文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一基本语言政策为PSC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确保了测试的政府行为，具有国家法规的尊严性、强制性与严肃性。PSC是在综合吸取测试学与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着重“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PSC具有教育测量特性，“属于目前比较通行的标准参照性或者说达标性测试范围”。PSC本质上是一门学科，学术性强，知识体系完整，能力训练要求高，这项工作来自语言统一的必然要求。PSC以推广普通话为目的，并服务于推广普通话工作，是国家新的推广普通话方针“积极普及，逐步提高”的应用与体现，并已成为全国性推广普通话工作中一个关键性和不可缺少的环节。PSC将推广普通话工作提高了一个层次，改变了过去“标准模糊、界定困难”的评价状态，使得推广普通话工作具有科学、规范、易于操作的新特点。

其次，要正确定位PSC与高校普通话口语课程教学之间的关系。高校普通话口语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准确应用口头语言表达的能力以及规范的口语交际能力。目前，口语教学的重要性日趋显现。但传统的不重视口语能力的教学方法与昔日模糊的“开口就好”的评价理论，对于参与言语活动的一系列心理过程无法定量、定性辨析的弊端，也随着社会进步而日渐与现代口语教学要求发生矛盾与冲突。PSC正是出于解决这一突出矛盾的目的，正确引导、评价、推动口语课的教学与科研，以适应推广普通话工作发展的新时期、新阶段的要求，顺应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及现代高科技发展的潮流。PSC的口语特性、教育测量特征及语言学科的属性都恰如其分地解决了当前口语教学的种种弊端。PSC寓测于教，寓测于学。基于这种特性，对PSC工作地位的确认必须高屋建瓴，统摄全局。

二、加强普通话口语教学是基础

高校要把普通话口语课程纳人教学计划，作为全校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要清楚地认识到PSC和教学的正确关系，PSC只是一种监督和检验普通话口语教学的手段。在普通话课程建设上始终强调增加投入力度，提高教学水平，力求让学生自如、自觉地运用普通话，而不是简单地设置成应试性的测前培训课。只有扎实搞好普通话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才能在确保PSC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普通话口语表达能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普通话口语教学：

1．多学科相融的原则

普通话口语教学是一门多科性的边缘学科，与许多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诸如：语言学、口才学、交际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普通话口语的理论建设，而口语课的大量实践经验，又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在教学中加强这些学科与口语课的联系，走多学科融合之路，能更好地共同担负培养大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重任。

2．循序渐进的原则

口语训练不可急于求成，要采取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由分析到综合的“阶梯式”训练方法，按照听说能力的培养、形成以及提高的不同阶段，循序渐进地进行科学化、层次化、序列化的训练。

第一阶段：听说能力的培养阶段。这是口语训练的初级阶段，训练的内容是：(1)以方言辨正为重点的普通话语音训练；(2)发声技能训练；(3)朗读技巧训练；(4)态势语训练。

第二阶段：听说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阶段。这一阶段的训练内容是：(1)演讲；(2)辩论(3)情景会话等一般交际口语训练；(4)职业口语训练。

3．精讲多练的原则

提高口语水平关键在于多说多练，口语教学要做到“精讲多练”：

合理分配讲与练的时间。在口语教学中可采用“三三制”的时间分配方法：理论指导+教师示范+多媒体教学占三分之一时间；学生训练+师生评议占三分之二时间。

课上导练与课下自练相结合。仅靠有限的课堂训练是不够的，要将课上导练与课下自练相结合。

积极参加口语实践。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口语表达能力比赛，诸如：故事会、朗诵比赛、演讲比赛、辩论赛、主持人大赛等，比赛成绩在课程考核中占一定的分值。

4．因材施教的原则

化整为零，实行分组、分层式教学。针对课时少、班级大、学生多、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学现状，可采用分组、分层式教学。

分门别类，确定不同的训练重点。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据每组同学的情况确定不同的训练重点和难点。

个性化训练。在训练中要注意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避免一个模子、一种风格、一味求同。

根据不同的方言特点确定训练重点。根据不同方言的语音错误与缺陷，来确定训练的难点和重点。在进行方言辨正时，把同一方言区的学生划分为一组，指出存在的相同问题。

三、强化测前培训是保障

I．高度重视测前培训工作

PSC要遵守“以训保测、以测促训”的原则，对考生进行测前培训。一方面，由经验丰富的测试员对考生进行针对性的强化训练，介绍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程序、等级、评分标准、正误界定、测试内容及应试技巧等。另一方面，可以安排推广普通话的辅导员到各班去督促、辅导训练。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资源进行测前训练，如利用校园广播台、调频电台、网络电视等在考前滚动播放训练内容，创造一个普通话听、说、读、练的良好环境。

2．探索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

测前培训帮助考生熟悉测试程序，强化针对性训练，掌握应试技巧，有利于正常发挥，取得较好的测试成绩。笔者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

(1)确定努力方向和训练重点

教师可帮助考生根据自己现有的实际水平确定不同的努力方向和训练重点。如果考生平时就能够自然流畅地使用普通话进行朗读和自由交谈，声、韵、调、词汇和语法基本准确，确定的目标可以是努力进入一级乙等。首先要明确可能出现的错误类型，把训练重点放在纠正语音错误上，在朗读练习中要找准重音，正确使用停连不错读漏读。在说话练习中语言自如流畅，不出现或少出现语音、词汇、语法的失误。

如果考生平时能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声、韵、调不够准确，在朗读和自由交谈时，有方言语调和使用方言词汇、方言语法的情况，确定的目标可以是进入二级。考生要针对自己出现的问题，从词表人手，重点练习声、韵、调，准确掌握语流音变规律，认真辨正方言词汇和语法，纠正交谈中的方言语调，提高认读的准确率和自由表达的流畅度。

如果考生平时基本不讲普通话或讲普通话时基本不准，声、韵、调的错误和缺陷较多，词汇和语法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部分考生必须先系统学习普通话语音的基础知识，然后再阅读词表通过练读朗读材料，以读带说，尽量在有文字凭借材料的测试部分少丢分。

(2)把普通话语音作为训练的重点

因为语音“是评定应试人员普通话水平的主要依据，因此在测试内容中，语音的比重明显大于词汇和语法”。从《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可以看出，在四项测试内容里，第一、二项读单音节字和多音节词部分是纯粹考察语音标准程度的，占总分的3O；在第三项朗读中，语音考察也是重点，占总分的25；第四项说话中语音面貌占了总分的2O。在全部考察内容里，语音总共占了759／6。因此，要把训练重点放在语音辨正上。

(3)纠正方言语调，改善语音面貌

多数考生在有文字凭借的测试项中能够做到语音准确，语调自然，失分比较少，但在说话测试项中却暴露出浓郁的方言语调。测前培训要侧重有效地纠正方言语调，首先，要善于运用普通话进行思维，在日常生活中多说多练，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其次，要强化声调训练，读准四类调值，避免由于语调变化而使声调发生变化的现象。另外，声韵调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要正确，纠正语音错误，克服语音缺陷，把朗读中的一些良好的语音习惯，如停连恰当、重音准确、语言运用妥当等技能转移到说话项中，确保语音标准，自然流畅。

(4)恰当控制语速，准确把握时间

在PSC的评分标准中，都有限时这一项。如果语速过快(超过270个音节／分钟)，字词发音不到位，就可能造成语音缺陷；如果语速过慢(低于150个音节／分钟)，影响正常表达，也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考生的普通话水平。准确把握好时间，一是要控制好语速。在备考时，先测出自己的语速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要及时纠正。可以跟读新闻播音，调节词语之间的疏密度，控制好段落之间的空歇。还可以加强唇舌锻炼，多读些短诗或绕口令，使自己口齿清晰，唇舌灵活，语速适当。二是要做到临场不急不慌，从容应战。测出自己的语速后，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一般讲，3分钟的说话时间大约能讲500个音节，至少应准备800～i000字左右的说话材料。

(5)克服心理障碍，增强临场发挥能力

PSC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心理素质的检测。怯场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考生的心理素质缺少锻炼；另一方面是精神压力太大所导致。克服怯场现象，一是要对PSC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此次测试成绩不够理想，还可以在3个月后申请复测，争取进入更高的等级。二是要在平时加强锻炼，增强自己面对众人说话的勇气和胆量，逐步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应试能力。三是要坦然自信、舒缓松弛地参加测试，沉着冷静从容不迫，才有可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四、确保测试质量是关键

篇（9）

中国证券市场已走过十五年的历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证券市场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达1381家，证券市场境内外累计筹资总额达18156。8亿元①。但是，我国股市在大发展的同时，股票市场的功能发挥严重不足，市场长期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十五年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违法违规行为，和落后的股市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中国股市陷人了低效率的状态中。

现实表明，中国证券市场的许多层次和环节都出现了问题和偏离。本文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中国证券市场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股市生态。现在出现的问题，说明中国股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证券市场生态的治理fgovernanceofecol0gYforsecuritymarket)已到了非进行不可的关键时刻。下面对中国证券市场生态及其治理进行分析。

一、股市生态现状

周小川(2004)等采用“金融生态”的概念，论文来比喻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法制环境、信用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金融生态囊括了企业诚信、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征信体系、地方政府按市场规律办事等内容。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生态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一些制约金融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当前的金融生态还存在四方面的主要缺陷：金融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法律环境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滞后、直接或间接的执法不力。

证券市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股市生态也是“金融生态”的一个重要分系统。股市生态本身又包括许多分生态系统和“食物链”。这好比是一个大海，有浮游生物，有水草，有小鱼、大鱼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环境。在股市生态系统里，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生态”，散户和机构投资者之间关系的“投资者生态”等。比如，股市中机构投资者与散户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界中大鱼和小鱼之间的关系，“食物链”非常简单。要使“大鱼”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就应该使“小鱼”保持足够多的数量，否则，“小鱼”被吃光，“大鱼”也无法生存。

美国股市生态和我国股市生态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有丰富的“水草”——E市公司红利，“大鱼”不一定要靠吃“小鱼”来维持生命，而且可以直接吃丰富的“水草”。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分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分红多数也是圈钱的陷阱，股票分红对投资者没有吸引力。也就是说，美国的股市生态的食物链比中国长而复杂，而我国股市生态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系统。

我国股市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带来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在各个方面。

多年来，与证券市场深度下调如影随形的是，层出不穷的“股市黑幕”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诡计”时时冲击着投资者孱弱的信心，证券市场生态环境已被逼向“严重失衡”的境地。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上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硕士论文而作为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严重地影响着整个金融环境。不完善的金融生态孕育了高管们违规的土壤，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金融生态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银广夏等案件又表明，在上市公司“造假流水线”的各个环节上，提供信息的金融中介——证券分析师、会计师、律师们都发生了道德风险行为。不光是公司治理出了问题，“公司治理的生态”(ecologyofcorporategovernance)也出了问题(李曙光．2002)。股市低迷、道德滑坡、信用危机等现象的出现，与经济快速发展也极其不协调，并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数千亿元。

如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导致自然灾害一样，股市生态破坏以后，股灾的频率必然增加。现在，由于生物多样性的被破坏，我国股市已经出现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前的10年间，发生过一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但我国股市在2000年以后的几年间，已发生过两次“危机”时刻和两次“紧张”时刻。比较而言，我国股市危机的发生频率有了明显提高，股市危机的发生激烈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威胁：一是粗放式、掠夺式股市发展模式造成股市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正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二是我国股市的流动力提供机制正遭致不断破坏与削弱，同样已严重威胁我国股市的运行安全。

二、股市生态失衡成因

中国股市生态出现严重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股市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组合并且具有多重影响的深层制度危机。正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股市的基本制度缺陷在长时期中被忽视、被容忍、被放纵，使得市场中的消极因素日益累积、相互交织，积极因素不断削弱、相互掣肘，以至于最终演化为危及股市根基的全面生存危机。中国股市已经成了没有自身供求关系、没有价格决定基础、没有内在选择空间的混乱与无序的市场。

其次，我国信用制度十分薄弱。当前，中国人均受教育的程度、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信誉和风气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缺陷。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

信用制度为股市制度之本，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股市就正如吴敬链先生所说的连赌场都不如。但是，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合同欺诈、假冒伪劣、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不时动摇着信用的基石。中国证券管理层在一系列基本制度创新上，错失机遇，在套牢了整个市场的同时也套牢了自己；上市公司的造假、银行的连环担保、政府官员的寻租、证券公司挥霍挪用保证金等等的全行业危机交织在一起，使市场的信用基础已经丧失殆尽。这些负面因素对中国股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负面影响，导致中国股市所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与心态环境——都出现了自股市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严峻局面。信用的缺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市场存在与发展的信心，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再次，我国证券市场连年走低，固然与股权分置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迟迟未能妥善解决息息相关，但市场违法违规盛行而投资者保护公信力孱弱显然也是重要原因。大量事实表明，在公司治理失灵、法律失灵、监管失灵等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优质上市资源和资金资源的外流，更加重了这层隐陇。在此情况下，如果相关惩戒措施未能对弱势群体予以特别保护，以使其能够“与强共舞”，强势主体也因未受到足够的约束而拒绝与弱势群体和平共处，则中小投资者这些“小物种”将因受不到保护而黯然离场，其“生态灭绝”也会使基金、券商等机构这些“大物种”因缺乏“游戏玩伴”而孤独致死。

此外，我国股市的生态危机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一是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方面的某些固有矛盾，在民主法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中被放大、激化；二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根据后发国家的发展经验，处于这一时期的国家普遍都会遇到因为转型而带来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2004年人均GDP达到1269美元，2005年达1703美元①。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化时期、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最不稳定期；从收入差距来看，基尼系数上升到O．4，就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标准，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确有不少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站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社会不稳定期，甚至发生大的社会动荡。

许小年有关中国股市制度建设“金字塔”的观点，与股市生态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中国股市缺乏资本文化、法律、监管、公司治理机制——四层制度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应当是一个“正金字塔”；中国的现状恰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制度结构，这样的资本市场无法发挥应有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位于“金字塔”最底层的是资本文化，包括股权文化和债权文化，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等对资本市场的支持，这是资本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都接受的和谐的资本文化基础上，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独立的法律体系；“金字塔”自下而上的第三个层次，是完善、有效、独立的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之上，位于制度体系最上端的，是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最直接的制度安排，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其他三项制度基础的坚实程度。在现实经济中，如果资本文化的意识薄弱，法律体系和监管体系也不完善，因此，也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在许小年看来，这是一个倒置“金字塔”型的制度结构，而中国资本市场正是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运行。结果是上面的市场规模越大、公司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样的资本市场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其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

三、股市生态治理

由于中国股市的生态危机是一种复合危机，股市生态的治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远见、需要决心、需要措施、需要执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一个和谐的证券市场，改变过去政府及上市公司对投资者只讲索取，不讲回报的常态，建立起一种彼此共生共荣的环境，追求共同的利益，即以法制为依归，构建各个利益主体都能得到均衡、和谐保护和发展的证券市场生态环境。

对证券市场的功能也要有正确认识。职称论文《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九条，2004年2月2日颁布)提出，证券市场要“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实体经济中。一句话，股市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股市不能自我循环、自成体系。股市发展得怎么样，光看指数、交易量、开户数是不行的，最终要看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长期资本的形成，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资源优化配置，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实体经济中的结构调整，要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完善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有大家形成这样一个共识，资本市场才可能健康地成长。

同时，要使股市的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改观，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第一，必须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巩固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果。虽然解决股权分置不是万能的，但不解决股权分置是万万不能的；

第二，切实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改善公司盈利状况。这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积极推进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

第四，科学发展机构投资者；

第五，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其中，调整股市结构、改善公司盈利状况、强化政府监管，是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健全中国股市的必由之路，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使中国股市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波涛．谁来为低迷股市提供流动力[J]．证券市场周刊，2004(12)

[2]邓妍．中国股市制度结构本末倒置[J]．财经时报2004(3)

[3]杜亮．许小年：我从来都没主张过激进改革[J]．中国企业家，2004(4)

[4]李曙光．公司治理的生态危机[J]．财经，2002年(16)

[5]刘松．低效率股市投资理论及制度创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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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1861～1917年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1917～1991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现在俄罗斯正面临着艰难的第三次现代化转型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13年，俄国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之后居世界第五位，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9%。1985年，苏联工业产值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40%。[1](p249～250)俄国和苏联现代化的目标都没有实现。旧俄国在1917年被革命，苏联也在1991年瓦解了。两阶段不同的现代化模式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本文主要就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1861～1917年)的障碍机制谈些浅薄的看法。

二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般是由内部自下而上自发的渐变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相结合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起主导作用。俄国的现代化则是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打败后通过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启动的，沙皇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由于市场发育不足，俄国的现代化带有国家行为和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但是，沙皇是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改革不得不照顾贵族地主的利益，所以俄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处于无法克服的矛盾之中。

在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奴制始终是主要的障碍机制。当14～15世纪农奴制在西欧各国消失时，农奴制却悄悄地在中东欧国家兴起。俄国是农奴制延续时间最长、表现形式最为野蛮的国家。1807年，拿破仑在华沙公国(1815年后称波兰王国)颁布宪法，废除农奴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同年，普鲁士政府废除农奴制。1848年，奥地利政府废除农奴制。唯独俄国的农奴制延续到1861年。在农民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时，农民却被迫交纳远远高于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的高额赎金。对于农民来说，支付赎金是一场掠夺，它夺走了农民多年积累的资金，阻碍了农业经济按市场原则改组的过程，使俄国农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掠夺农民的暴行在易北河以东的农奴制国家和地区的确是罕见的。1861年改革不仅没有废除中世纪的村社组织，反而加强了村社的经济职能。农民赎买份地，地主不是同农民而是同村社签订契约。村社限制农民离开农村，遏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获得的份地通常低于改革前拥有土地的数量，地主占去了一部分农民的好地。俄国农民的不自由和任人宰割的状况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

在改革后的40年里，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农民的份地不断减少，从1861年的4.8俄亩(1俄亩等于1.09公顷)减少到1905年的2.6俄亩。农民缺乏土地的现象日益严重。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限制了他们与市场的结合，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

1861年改革保留了大量农奴制残余。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是农奴制残余的主要表现。根据1900年的资料，在私人所有的土地中，贵族占有79.8%，而农民只占有5.5%，商人和市民占有12.8%；20世纪初，拥有500俄亩以上大地产的地主占有很大比重，甚至形成了拥有5万俄亩的土地寡头集团。155个大地主的土地面积达1620万俄亩，几乎占全国私有土地的20%。[2](p494)由于农民缺乏土地，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地主可以通过工役制继续奴役农民，他们让农民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为其耕种土地。工役制妨碍了地主用先进农具和雇佣劳动者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根据列宁的统计，在欧俄43个省中，有19个省的地主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已占优势，这主要是波罗的海和西部各省；有17个省的地主经济工役制度占优势，这主要是黑土省；还有7个省是混合经济占优势。

俄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它涵盖了19世纪50～90年代。改革后的20年是工业革命进程的扩展或粗放阶段。工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然后扩散到食品业和机器制造业、五金加工业。莫斯科是纺织工业的中心，彼得堡是机器制造工业和五金加工业的中心。国家全力扶植重工业的发展，而由市场推动轻工业的发展。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不得不大量吸收外国资本，进口外国机器。与此同时，俄国大量出口谷物。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融于一体。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集约和结束阶段。90年代，俄国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代资本主义冶金、燃料工业基地和石油工业基地在顿涅茨和巴库建立。工业生产年均增长9%。从1893年至1900年，共修筑了2.2万俄里铁路，比前20年修筑的总和还多。到1901年，全国铁路增至5.6万俄里，形成了完整的铁路交通网。在国民经济总额中，工业生产总额和农业生产总额持平。城市化程度达到15%。俄国艰难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农业国转变。但是，俄国远未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19世纪90年代的工业高涨为1900～1903年的工业危机所打断。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农业落后和国内市场狭窄。在危机之后，俄国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年代，经济长期萧条。从1910年起，又进入经济高涨时期。1910～1913年，工业生产增长45%，年均增长11%。[3](p22)其中轻工业增长32%，重工业增长67%。[4](p7)工业生产广泛采用电力和内燃机，俄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现代化达到新的高度。这次工业高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

俄国工业化的设计师是谢尔盖·维特(1849～1915年)。他在1893年制定了《工商业发展纲要》，提出了加速工业发展战略，即以国家干预为主导，以财政稳定为杠杆，以保护关税、出口粮食、引进外资、征收重税为手段，以缩小与西欧国家间的经济与技术差距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这种战略是建立在剥夺农民基础上的一种牺牲农业来换取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重工业的发展和铁路的建筑是在与农业市场几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农业的落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工业化和落后农业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与农奴制残余和中世纪村社的矛盾。随着1900～1903年经济危机的到来，维持的工业化政策受到批评，1903年他被免去财政大臣职务。

为了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实现农业现代化，1906年升任大臣会议主席的彼得·斯托雷平(1862～1911年)着手实行。斯托雷平改革的基本思想是消灭村社，扶植富农经济，扩大土地私有制，保卫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农业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此，他拟订了1906年11月9日法令和1906年3月4日土地规划条例，该法令和条例经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审议通过和尼古拉二世批准后成为1910年6月14日法律和1911年5月29日法律。

斯托雷平的实施情况如下：截止1916年1月1日，共有2478224户(占村社农户的22%)和15919208俄亩的耕地(占村社耕地的14%)脱离了村社。一共建立了154万个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占全体农户的12.5%)，拥有耕地1510万俄亩(占全部份地的11%)。[5](p199,p250～251)斯托雷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物的收获量从1909年起(除1911年外)呈上升趋势。1913年达54亿普特。1909～1913年，全俄谷物年均总产量为50亿普特，人均谷物产量500千克。地主和富农的谷物产量占一半，其余一半由中农和贫农生产。谷物的商品率为26%。[5](p440)所以，革命前的俄国农业，自然经济还占优势。斯托雷平摧毁村社的目的没有达到，还有近90%的农民仍在村社生活。改革没有触动半农奴制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继续为土地而斗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仍然是俄国农村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俄国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斗争正在展开。

三

专制制度是俄国现代化的第二个障碍机制。俄国现代化进程是由专制国家来推动的。维特的工业化方针也是借助专制国家的作用来强制推行的。但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和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资本主义企业自主精神、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机制的发育，又使专制制度面临挑战。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冲突不可避免。

俄国专制制度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就接受拜占廷帝国的政治传统。众所周知，拜占廷帝国是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权力于一身。13～15世纪，东北罗斯遭受鞑靼蒙古统治达240年。15世纪末建立的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深深打上了亚洲专制主义的烙印。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1533～1584年)自称沙皇，享有拜占廷皇帝的权威。沙皇专制制度代表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属性在300多年的历史中不曾有任何改变。沙皇俄国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专制集权国家。彼得大帝(1682～1725年)实行改革，把俄国引向西方，开始了俄国的西化进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的“开明专制”，大量引入法国启蒙文化。但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没有实行全盘西化政策，而是把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19世纪60～70年代的“大改革”，标志着俄国由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但是，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为滞后。“大改革”竟没有把建立俄国式的代议机构即国家杜马提上议事日程。在各地建立的地方自治会议、地方自治局和城市杜马，却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大学校，在这所大学校里，培育了一批立宪主义者。1905年革命才迫使沙皇政府真正走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轨道。《10月17日宣言》赋予人民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及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赋予国家杜马以立法职能，使它同国务会议一起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被拖延100年的国家杜马终于召开。1905年的《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的新版《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但是，沙皇仍有任命官吏、解散杜马的权力。沙皇专制制度仍是旧生产力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政治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机制。

四

东正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和保守性，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是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三个障碍机制。

当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在988年从拜占廷接受基督教时，罗斯被纳入统一的欧洲文明之中。1054年，基督教发生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明分为以使用拉丁字母为主的西方罗马天主教文明和以使用希腊文字为主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两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新教从天主教脱颖而出。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莫斯科逐渐取代君士坦丁堡的位置，成为东正教的中心。1510年由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提出的“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成为东正教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天主教—新教文明同东正教文明从此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天主教—新教国家实行二元领导，教会和国家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东正教国家则实行政教合一，皇权凌驾于教权。教会靠国家和地主赐予的地产维持生活。俄国东正教会适应国家的需要，向广大教徒灌输虔信上帝、忠于沙皇、服从地主的思想，成为沙皇政府统治人民的驯服工具。东正教会还因其墨守陈规而成为沙皇政府反对改革、镇压革命的重要力量。东正教会的依附性和保守性逐渐削弱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反官方教会的旧礼仪派和各种教派纷纷崛起，无神论思想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东正教官方教会随着沙皇政权的衰落而衰落。

当然，东正教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每当国难临头、外敌入侵，东正教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14～15世纪摆脱鞑靼蒙古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中，在17世纪初的“混乱年代”反对波兰和瑞典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入侵的战争中，在1941～1945年反对法西斯德国的卫国战争中都发挥了宣传、动员和组织作用。

【参考文献】

[1]陆南泉，姜长斌.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萨哈罗夫.俄国通史：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СахаровА．Н．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началаⅩⅤⅢдоконцаⅩⅠⅩвека)[M].莫斯科，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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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136-02

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地关注“公共文化服务”，有关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和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由于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重大而崭新的课题，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在我们国家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既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

一、当前存在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构建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地方性的个案研究较多，系统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少

在中央的号召以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有关学者针对本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取得的经验或出现的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京生以深圳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为依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主要内容是满足公民文化权利多层次的要求[1]。蒯大申在上海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构建需要正确认识的指导和整个制度的支撑[2]。此外，在专家学者的探讨基础上，一些关于公共文化的研讨会相继展开，一些总结地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经验的研究论集也纷纷出版，如李景源、张晓明主编的《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主要介绍浙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实践和经验[3]。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地域性的经验总结阶段，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文化服务的系统理论。现阶段，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综述性的研究，然而，在学术界出现的一些研究成果多是对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情况介绍或经验总结，或是针对某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反思。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地方性的个案研究较多，系统性的宏观理论研究较少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研究者没有现成的适合本国本地区的本土理论基础，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另一方面，国内缺乏专业的公共文化研究人员，目前国内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者多来自于文化理论学者、公共管理学者以及各政府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受其学科和原来研究背景的限制，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全盘把握能力较弱。因此，目前在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领域，还缺少站在系统性高度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的文章，没有出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供政府实施的可操作方案。

（二）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水平明显落后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实践

虽然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共文化财政总体投入规模不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结构上的缺陷、现行财政体制的调解机制和转移支付能力较差等，但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实践仍然发展较快。

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相对应，在理论研究领域，相关学者对公共文化的研究仍处于依托实践的经验式的总结和问题反思阶段。如徐轶尊的《北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战略与首都文化品味》一文在考察了北京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之后，提出发展北京公共文化服务的三大建议[4]；陈坚良在《和谐社会视野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一文中关注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问题[5]。

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理论与实践并进的研究课题，但目前的发展程度来看，国内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大多理论研究是对实践中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没有真正起到理论的宏观指导和事先预见作用。

（三）西方成熟文化理论与中国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初级阶段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对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政府开始加大对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支持文化参与的机制蔚然成风，相关研究文化的理论纷纷出现，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为其创立和兴盛期，这一时期，新兴的文化理论备受青睐，成为西方社会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进入70年代以后，它遭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攻讦和批判，人们指责它保守、僵化，低估了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等。在这些批判声中，许多学者放弃了文化研究，文化理论几近被废弃。进入80年代，文化研究出现新的转机。进入90年代又进一步繁荣起来。发展到今天，西方的公共文化已经初步完成建设过程，进入管理阶段。

然而，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践到理论研究都是刚刚起步，各方面发展还很不完善，加之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之下，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这些相对成熟的文化理论是不能直接拿来指导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的。如果不从国内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具体情况出发，盲目将这些较为成熟的理论套用到实际建设中，不仅会出现一些“小脚套大鞋”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会将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引入歧途。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

针对当前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本土化研究，系统性研究。

（一）本土化研究

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研究，国外学者涉及的时间比较早，成果比较丰富。中国学者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关注该问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尚处于对西方公共文化相关理论的翻译和介绍性研究的阶段，还没有形成适合本国实践发展的理论体系。

虽然国外较成熟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对中国公共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的价值纬度、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中国国民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践，加大本土化研究的力度，寻求适合中国公共文化建设实践的指导理论。

（二）系统性研究

公共文化服务理论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理论，牵涉诸如文化管理、公共经济学、文化哲学、文化政策学、文化社会学、政府结构功能转型等理论。因此，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研究者具有宏观把握的视角，做跨学科、宽范围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微观的具体分析为基础，从公共文化服务理论自身学科内部各环节及其联系着手，分析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每一个细节，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总之，对公共文化服务理论的建构不仅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系统联系，而且要加强其自身学科内部的系统性研究，将公共文化理论的建构与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将微观的详细分析与宏观的大视角相结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体系。

三、结语

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初期出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但也是值得相关学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面对这些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者应进一步综合各学科理论成果，整合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资源，推动理论结合现实，更加注重本土化研究和系统性研究，不断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体系，最终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实践之路。

参考文献：

[1]李景源，陈威.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1-108.

[2]叶辛，蒯大申.上海文化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