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价值观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传统文化价值观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英雄是孤独的,所以谷子地注定是孤独而寂寞的,这个久经战场的热血男儿终其一生难以逾越战争的创伤。昔日的战友已化作铮铮白骨,白发将士空悲切。《集结号》不仅让观众直面惨烈的战争、淋漓的鲜血和壮烈的英雄主义,更是一次社会集体情感的洗礼。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视兄弟情与荣誉胜于自己生命的连长谷子地在战争之后寻找部队为战友争取荣誉的故事。谷子地对战友和部队所持有的执著、坚忍、责任、视死如归等精神气质犹如一剂情感良药让人们在人情淡漠、情感匮乏、娱乐至死的后现代社会意识到兄弟情谊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及荣誉超越一切的大爱精神。谷子地和他的战友是千万个牺牲在战场上普通军人的缩影,他们打动电影观众的不仅是角色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更是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没落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谷子地:从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到集体主义

影片开始,谷子地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觉悟低,枪杀俘虏并抢夺他们的衣服而受到禁闭,这实际上是谷子地朴实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的结果。弗洛伊德指出“成人个性的绝大部分源于一种基本冲突,即个人满足自身生理需求的愿望与履行富有责任感的社会成员的职责必要性之间的冲突,是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精神系统之间的冲突。”[1]在这里,谷子地的本我占据了上风,作为一个久经战场、多次立过战功的英雄,他的本我膨胀。这个兄弟之情至上的刚烈男人无法对指导员的死视而不见,同时他又羡慕敌军的衣服和装备,他的自我呈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他富有同情心,无视军纪,率性而为。

在禁闭之后,谷子地遇到了王金存。王也是个个人导向的浪漫主义者,他厌恶战争,一心只想回家与自己的媳妇团圆,也是被集体抛弃的特殊分子。然而就是在王金存身上谷子地强烈地感觉到亲情的珍贵以及生命的脆弱。王就像他的俘虏,俘虏也是中国人,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战争与流血无可避免,亲情却无法割裂。如果说在此之前谷子地只有打仗报仇出人头地的念头,而在禁闭之后潜藏于心中的超我被唤醒,它冲破了本我的享乐性和自大性,集中体现为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研究学者指出“价值观反映的是个体与群体、个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适当关系的看法。”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协作关系,将成就和荣誉归因于集体努力,拒绝偶像崇拜。正因为如此,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谷子地对战死的弟兄充满了愧疚,荣誉是大家的,活着就意味着耻辱。在战争结束后,谷子地奔波于各个地方,从不放弃寻找自己的部队,当他绝望地得知无法为自己的兄弟证明烈士的身份后,他拼命挖煤窑,要把战士的尸体挖出来,为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和他的兄弟曾经为了荣誉在这块土地留下了光荣和圣洁的鲜血,他们不是背叛的俘虏,不是无名的孩子,是为了祖国母亲和人民和平安宁生活甘愿牺牲一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战争过去近60年,观影者无不动容,在城市的喧嚣和高科技当道的当代文明社会,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迷恋物质,急功近利追求个人表现,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盛行。谷子地不顾险阻寻找的不仅是荣誉,更是当代社会所缺乏的献身精神、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无私精神和忘我为战友正名的他人导向的大爱精神。这正是影片令观众潸然泪下的致命一击。

集结号: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符号象征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观点认为,符号不仅具有能指和所指,所有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具有符号下的内在意义。[2]集结号看似是撤退的信号、是电影的主题,实际上是士兵对军队的承诺、责任与牺牲的象征。

在团长刘泽水对谷子地下命令的时候,他早就预知了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注定有去无回,因此,他反常地为谷子地准备了一桌酒菜、一条大黄龙香烟,对谷子地抢夺俘虏的衣服异常地宽容。谷子地庄重地重复着团长的命令“没有听到集结号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这是军人对命令的严格执行,是谷子地对团长的承诺。

然而,集结的号声从来也从未打算吹响过,谷子地坚守了对团长的承诺,却在期待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一个个倒下。当他在汶河沿岸寻找部队时得知自己的兄弟被认为是失踪而不是烈士时,强烈的使命感使他感到他有责任为这些死去的弟兄正名,他们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这种责任感驱使着谷子地隐忍着种种嘲讽和不解,他宁可牺牲自己的尊严和生命也要为年轻的烈士讨回荣誉。集结号堵着他的耳朵,更堵着他的心。

从普世的价值观来看,谷子地和他的连队所体现的服从、和善、自制和责任是典型的限制性同一性的价值观,是集体导向的,这正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他对团长的承诺和对战友的责任,又使他超越了个人主义的爱恨情仇,抛弃了个人的小我,这种他人导向的无私无畏的价值观正反映了东方集体主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社会观。

诚如冯导所说,集结号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在战场上归家的路永远是艰辛的。只有那些坚持信念的人,才能够成功。当谜底被揭开时,任何一个观众都能体会到谷子地的心痛和无奈,当孙桂琴为他宣读那一纸薄薄的证明时他说“我要洗把脸。”这是对荣誉和生命的尊重,集结号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

九连:谷子地的精神家园与归属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害怕孤独和寂寞,希望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或多个群体,从中得到温暖,获得帮助和爱,从而消除或减少孤独和寂寞感,获得安全感。影片中谷子地具有强烈的归属需要,九连就是他的家,部队就是他的根。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在解决了生理和安全需要暂时安定下来,谷子地迫切地要满足他的社会归属需要。在战地医院里,被华野政工军官怀疑认定是俘虏要遣送回家时他临时冒充自己是炮兵得以留下,朝鲜战争之后他又四处打听自己的部队。这种强烈的归属感与东方集体主义导向所强调的亲社会家庭观念,视社会为个人的保障、参与社会顺应社会,互赖、互报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整体的幸福是个人幸福的保证。传统的中国人是向心式个体,是社会导向的,是个体归属感特别强烈的族群。而这种归属感建立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儒家思想之上。当谷子地目睹姜茂财和吕宽沟为自己去前线阵地寻找敌军军官的手表而壮烈牺牲时,这种归属感已经彻底占据了他的整个灵魂,当挚友排长焦大鹏战死,“在他旁边给我留块地”他的心早已决定随他们而去。这种独特的归属感又迸发出强烈的责任感,面对已经死去的战友,谷子地坚定地要为他们还原“烈士”的身份。他原本还可以重新开始,他才37岁,他应该会有妻儿家庭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失去了兄弟就失去了家,他一无所有,他的心空了。他的寻找只是要证明自己的兄弟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不是无名的孩子吗?他实际上是在寻找一个家,那个他们曾经一起流血战斗的家,在那里47个兄弟在等他,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园。影片结尾,谷子地和他的弟兄们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集结号吹响。“中原野战军独二师139团三营九连四十七名烈士之墓”的丰碑、鲜艳的五角星、沉默的号角在白雪皑皑的土地上显得异常的分明、炫目。当镜头跨过丰碑,观众仿佛再次看到谷子地和他的兄弟们整装出发赴战场的场景,谷子地检阅着他的连队,唯恐有一个兄弟落下,熊熊火光照亮了他那英武的脸庞。他的目光坚定诚挚,他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他要送他们回家,而他也要回家了。

《集结号》:电影观众“自我想象”的集体情感宣泄

谷子地是千万个战场中普通军人的一个缩影,也是深深浸染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普通老百姓。他出生于1916年,在战乱中成长,参加过、、朝鲜战争,经历沙场无数,深知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他无私、英勇、坚毅、珍视荣誉、一诺千金和“太认真”的个性打动了无数的电影观众,这正是当代社会所欠缺的。

拉康认为“自我”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一个虚幻的“镜像”。镜像阶段如一出戏,它使主体为了实现被外在的空间所认同的目的,形成了从破碎的身体到对自身整体性幻想的转变。[3]电影是镜像中的世界,而每个人都会幻想“扮演他人的角色”,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当我们意识到这种悬殊的差距时,移情便产生了。我们移情于谷子地,看他在战场上拼杀、受委屈最终正名时,实际是在看那个“镜像自我”。 我们奔波于商场、工作,就犹如谷子地厮杀于战场,我们渴望成为英雄,能够被人景仰,然而事实上我们却经常像谷子地那样伤痕累累。于是在电影中我们像谷子地一样痛快淋漓地厮杀着,尽情地释放着,执著地寻找着。谷子地最终获得精神的解放和荣誉的回归,而观众也在电影中完成了自我想象和情感的大规模集体洗礼。

毋庸置疑,《集结号》是现实主义的,它没有花样帅哥美女,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情感纠葛,没有无厘头式的幽默。它真实地还原了战场中的人与人性,展示了60年前的年轻人所具备的隐忍、坚忍和执著,这正是当代社会80后、90后所缺失的。谷子地倔得有点傻,不帅又贫穷,他与当代社会的审美观格格不入。然而,46亿的票房表明观众呼唤谷子地,时代需要谷子地,在看腻了帅哥美女的童话故事之后,人们急切地期望更多像谷子地这样铁骨铮铮的男儿来带领我们完成民族复兴、祖国强大的梦想,带领我们回归社会,重塑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家园,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根。

[参考文献]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 M].张堂会,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35.

篇（2）

一、宏观居民消费波动的“阶段性消费”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的特点是“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经历的几个消费阶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这些时期是国内居民消费的高峰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倾向，从而整个的宏观居民消费曲线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集中释放的现象(见图1)。

余永定和李军(2000)把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描述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叶海云(2000)则根据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提出了中国居民的“短视消费模型”。沈悦(2001)则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周期波动现象，其平均的波长为8．10年。但是，这些研究对于“阶段性消费”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大多是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缺乏把居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人”来展开的微观行为分析。本文下面所进行的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呈现出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特征给出具体分析。

二、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

根据余永定和李军(2000)描绘出的中国居民“阶段性消费”模式图，可以把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概括为两点：(1)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2)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第一点，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

“从众消费”行为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指“消费者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使得自己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一消费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范围且显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逊、内敛、谦让、低调”。儒家认为“谦逊、内敛”是为人的内在品质，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谦让、低调”则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谦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门。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操作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内敛”取向，倡导“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在这样的文化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种潜在的“内敛性”，不喜欢个性的自我张扬，以及行为的超前尝试。

但是，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是“面子”。“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Yau(1988)提出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关系导向方面主要由4个价值构成，而“面子”则是其中首要的一个构成内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认为，中国文化规范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国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导向、关系、缘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据Li(1999)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要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长生命与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丢面子”事情的发生，维持自己的“面子”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和周围群体。

这样，一方面注重恪守为人“谦逊、内敛”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维护，在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即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既不发生行为的超前尝试，也不让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根据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群体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愿意服从群体的利益和群体规范”。李东进等(2009)也把中国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特点总结为：注重面子和群体导向，中国人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和产生归属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规范¨儿；并且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规范是“群体导向”产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那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随大流、从众化，很少发生超前消费尝试，也不愿落后于大众消费潮流，形成了鲜明的“从众消费”特征。根据Pool(1998)提出的人们服从群体规范，进行从众消费，有三种动机：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和他人相关动机。准确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成功的行为提示；自身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采取从众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人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他人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奖励和惩罚)。所以，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最容易发生在购买那些“产品或品牌的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产品身上；当购买的产品是体现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当产品是在公共场合消费而不是在私下消费的时候，参照群体对购买者的影响更大，从众消费行为更为显著。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

篇（3）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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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2011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苏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SJB790024）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日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是理论界和业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分类、发展条件、发展模式、发展意义和针对某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分析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提出发展建议等方面，但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所蕴含的内容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的文献却非常少。而社会价值观念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社会和区域的安定发展及竞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念，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比较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很多学者将其与“创意产业”、“内容产业”和“版权产业”等概念等同起来，也有一些学者将这几个概念做出了严格的区分。本人认为这几个概念是大同小异的，只是不同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界定问题而已。创意产业是站在创意产品创造、提供者的角度提出的，强调创意产品是通过创意者的知识和智慧产生的；内容产业是站在创意产品内容本身来谈问题，强调创意产品本身蕴含的创意；版权产业是站在创意者受益方式上界定的，强调创意者基于创意产品的受益方式是版权交易。我们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意者的文化创意为核心，提供和营销文化知识产权的新型行业。它一般包括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行业。

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可以从文化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寻求答案，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目前人们的消费由物质消费向精神文化消费升级，时尚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逐渐成为消费大趋势，文化创意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一种必然；从资源供给角度看，随着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创意人才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创意产品被迅速地推向市场，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二、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传播特性

文化创意产业包括三个核心构成：文化、创意和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强调了文化的产业特性和经济属性，强调了文化与经济的密切融合，强调了文化中的创意因素，但千万不能忽视文化的社会属性。文化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创造，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等。文化本身就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属性，特别是文化的重要构成――价值观念，她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要特别注意文化的社会属性，重视对价值观念的传播。

文化创意产业是传播社会价值观念的一种行业，人们在消费文化创意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会自觉不自觉的接受文化创意产品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比如，文化创意产业在美国的发展，给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迅速地向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通过美国的影视作品等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受到极大的影响。另外，近年来风靡于东亚乃至欧美的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在赚取了观众眼球获得大笔外汇的同时，在很多国家也形成了被称为“韩流”的韩国文化热，形成了一大批“哈韩”者。

三、当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具有七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明的民族。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留下了很多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比如，“和为贵”、“天人合一”、“先义后利”、“修己内圣”、“自强不息”、“诚信知报”、“求真务实”和“以人为本”，等等。这些价值观念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绵延不绝，衍生出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理想信念，是当今社会非常需要弘扬的理念。在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

（一）人们内心的精神文化需求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但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却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过程中，日益认识到精神食粮的重要性，越发认识到苦苦追求的幸福生活绝非仅仅靠物质换来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精神的寄托、文化的支撑。物质的富有、精神的贫穷和灵魂的空虚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的。所以，人们更加注重对精神心灵世界的探求，更加注重精神寄托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成为了我们渴求的精神依靠。

（二）西方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不良后果决定的。目前，西方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对我们的青少年影响更大：不断追求西方自由放纵的生活方式，叛逆另类，自私自利，一切以自我为中心，重视物欲享乐，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等，这不但影响着我们自己将来的生存发展，而且还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多不良后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虚心向中国的“老祖宗”学习，接收经过几千年实践经验检验过的圣贤教育，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

（三）当今的时代特征决定的。当今世界是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在西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东方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向西方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完全可以告别“文化不自信”的时代，向全世界弘扬老祖宗的智慧，传播我们优秀的价值观念。

四、利用文化创意产业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策略

利用文化创意产业文化传播的特性，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策略来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

（一）国家相关部门强化以文化创意产业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意识。国家相关部门，如文化部门、国土部门、税务部门、信息管理部门、宣传部门和工商部门等，必须充分肯定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对我们的身心发展乃至社会、国家发展乃至世界和谐发展的重大意义，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传播的作用，重视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弘扬工作，强化以文化创意产业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意识。各相关部门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和职责内，积极推进利用文化创意产业推广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工作，并提供各种资金、土地、税收、人才和其他政策方面的支持。

（二）文化创业产业的相关企业组织不断开发、营销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创意产品。营销是为达到通过满足顾客需求来顺利实现买卖双方交换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和管理过程。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营销要紧紧围绕人们内心的真正需求展开。当前，人们日益重视真正触动自身心灵的精神产品、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企业组织，如动漫、网游、影视、演艺等，可以以一种非常新颖的人们容易接受的形式来弘扬能够触动人们内心世界的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比如，网络游戏的开发者，可以开发一些反映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游戏，让人们在轻松愉悦的游戏体验过程中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另外，相关企业还可以以动漫的形式、影视作品的形式和演出等形式来提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产品和服务。

（三）各种大众传播媒体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大众媒体在对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媒体宣传的内容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社会风气和消费时尚。所以，各种大众媒体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起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除了展出各种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创意作品，还要积极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为人们接受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营造良好的氛围。

（四）消费者个人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消费品位，重视精神产品消费。产品的消费决定着产品的生产供给，作为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者，广大人民要认清自身的内心需求，不断提升自身精神文化消费的品位，接受优秀传统价值观念的教育，切实把身心和谐的幸福生活作为自身的不懈追求，以此来带动弘扬中国优秀价值观念的文化创意产品的供给。

五、小结

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21世纪的“新兴产业”、“黄金产业”和“绿色产业”，它的发展带动着人们消费的升级，满足着人们对个性化的和休闲娱乐式生活的追求，同时也传播着某种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是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公认的能够解决21世纪各种社会问题的法宝。在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各种文化创意产品向全世界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利用文化创意产业来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念，使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在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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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社会的产物，必然具有相应的社会功能。文化的功能，有时也称文化的价值、文化的作用。总体而言，文化具有“存史”“、资政”“、教化”和“休闲”的功能。具体来说，文化的功能还可以从其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个层面来加以细分。从文化的价值来分，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就个人而言，文化具有塑造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就团体而言，文化具有目标、规范、意见和行为整合的功能；就社会而言，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和社会导向的功能。以上三个层面的功能是互相联系的。从文化的使用价值来分，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功能，即文化具有传递社会经验得失，从而维持社会历史连续性的功能；二是育人功能，即文化具有造就人、塑造人的功能，这不仅表现在生产技能上，还表现在社会教育上，即通过积极的引导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下一代；三是动力功能，即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有作用功能；四是认识功能，即文化以特有的方式渗透在认识主体、中介系统和认识客体中，制约和规范着人类的认识。除此之外，文化还具有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

（二）文化育人的表现

育人，是文化的功能之一。文化的育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传播知识。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来自人类的活动，是人类的记忆和活动的印记。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应包括“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一切客观实在”和“反映客观实在的人的意识”，即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前者是“形而下的”，后者是“形而上的”。知识，指对事物的了解和认识，是描绘“对事物了解广度、认识深度”的静态表述。知识，内含于文化，是文化的重要内容。知识与文化，形影相随，相互依存。因此，文化的传播必有知识的传播同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其中的“化”和“育”离不开“文”的传导和传授，而这里的“文”即“知识”。

2.传递能量。

能量是对一切宏观、微观物质运动的描述，比喻人所能发挥的能力和作用。“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当下，国人眼中的“正能量”常指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它只能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但能量的总量不变。故而，“正能量”越多，“负能量”就越少，这样社会才会充满希望。大凡文化，都源远流长，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这些即是文化所具有的潜在正能量。因此，文化的传承同时也是正能量的传递。“正能量”这种积极向上的文化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增强人的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实践活动与思维方式。

3.提升修养。

文化是客观的，可以习得，其生命力在于修养。修养是主观的，是自我驾驭文化的力量。文化是外在的，而修养是内在的，文化与修养密不可分。修养，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内涵。所谓“修”，是吸取、学习，为的是打下知识体系的基础。所谓“养”，是在“修”得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提炼、批判、反思乃至升华。“修养”就是把知识变成自我生命的过程。知识内存于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修”的内容是知识，经过修养的知识是属于生命的。借助知识修养，形成新的有生命力的内在的知识———修养就是内在的知识。以文化人，即谓以“文”来“感化”“、教化”人，使人不仅掌握必要的知识，而且还能把所学外化于形。将所学内化为精神追求，并外化为自觉行动的过程，即是修养及其提高的过程。修养的提升需要依托文化这个载体。

二、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发挥的路径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工夫”。这就要求切实把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有机地结合起来，“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传统文化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中得到弘扬，使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得到培育和践行。当前，尤需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在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的发挥。其发挥的路径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学校教育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教育的永恒主题。教育本身具有文化的特征，同时也会反作用于整个文化，“对传统文化具有保存、传递、选择和创造的功能”。因此，我们在讨论如何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应该充分重视学校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西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可以通过“融入教案，展于课堂”、“独辟课程，专门讲授”、“建立基地，课外体验”、“文化之旅，寓教于游”等途径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二）舆论引导

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舆论是社会控制系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通过舆论的导向，才能使社会成员按照各种社会规范来指导、约束自己的言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社会得以健康、有序地运转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国具有普适性，但具体到各地，因环境条件的不同、文化习俗的差异，其内容的表现形式会呈现出特性。在社会转型期，各种观念大量涌现、相互交织，人们思想也十分活跃。因此，有必要通过舆论，用源自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资源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整合日益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同时，有必要通过舆论，多角度、多侧面地做好广西传统文化“精华”挖掘的引导工作。

（三）环境熏陶

广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运用各类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来表现；需要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层面和维度，构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和氛围。可以采取行政推动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的方式，依托各类场馆、讲堂、社会团体，借助重要节庆日、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运用新兴媒体、公益广告，以灵活多样、品位高雅、创意新颖的形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和方式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培育文明风尚。“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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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子兵法》中的现代管理价值

《孙子兵法》中写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这其中可以看出其作者孙武对待战争的态度，即“战”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不战;“谋”，是为了获取优势以主动结束战争;“略”，是以修仁政、建法度、富国强兵来实现;“利”，是以保全敌我并牺牲最小代价为前提［5］。上述观点归结到一点就是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这一既要保全自己的利益，同时又要以“义”为前提为他人着想，最终实现敌我双方的共同利益的战略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表现形式即为企业价值观。对于企业和管理者而言，如果只注重自身利益，不注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势必为企业员工人心涣散、业绩下滑甚至破产倒闭埋下隐患。相反，只有同时兼顾整体和部分利益、长期与短期利益、自身和他人利益的管理方式才能为企业持久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在现实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才能实现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呢?企业管理者可从《孙子兵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中获取参考:首先，要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取向强调了企业和社会相互的利益关系，企业利益从社会中来，最终又要到社会中去，不断地为社会尽责才能获取最大效益。其次，要平衡自身利益与竞争对手的利益。这一理念要求企业从竞争合作的角度看待商业对手，即竞争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失去了对手也就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企业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善他。再次，要平衡自身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客户至上”的理念和价值观永远是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基石，没有客户支持的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淘汰，走上灭亡的道路。总之，对于一个现代企业而言，要做的“战”为了不战，“谋”为了把握优势，“略”为了长远发展，“利”为了保全双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利益间的关系总是紧密相连且不可回避的，只有眼光长远，置战略利益于眼前利益之上的企业管理方式才符合《孙子兵法》中利益关系的精髓，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中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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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水有源，树有根，社会主义思想文明也拥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文化的积累与弘扬，并不断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民族特色，也为中华民族的逐步壮大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它代表了华夏五千年文明在生产生活中折射出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等，这也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的源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立足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极为深入的内涵，在实践中它要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理念上的了解认知为基础，逐步将认识深入，最终落实在行动中。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孕育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中华民族的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精髓促进其不断向前发展。三大精髓包括民族美德、中华精神和思想精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坚持以传统文化为基石，立足于以人为本，以信念为核心的基本原则，不断落地生根，成为全人类的重要精神支撑。其次，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发展平台。文化是由人类几百年劳动的结晶，同时文化也会制约、影响和创造人们的日常生活。教育是传播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化传承来感化人、教育人，不断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美德的模范和榜样作用发扬光大，使人们自觉将外在的行动言行这类要求转化为追求更高层次的更大动力，让内含的素养表现为外在的修养，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发点。最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扬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并不限于中华传统文化这单一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涵盖了人类优秀文化的其他优秀传统文明成果，借鉴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经验，展现了中国化的在新时期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集中表现，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普遍的愿望，具有先进性、时代性、开放性、广泛性和民族性等多种特性，是当代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因此，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单的继承和模仿，它是在的思想指导下，结合时代的发展步伐，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宗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时代血液，使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变得以实现。社会核心价值观超越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使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阵阵生机。

三、全力开拓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不断强化育人实效性

（一）强化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神圣地位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它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扎根于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土壤，同时更深入地概括和提升了中国优秀价值理念，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也展现出了坚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学生是在高等院校接受专业知识教育的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主力军，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引他们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坚持共同理想，以信仰为特色，不断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内涵，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有助于他们保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他们可以明辨是非和纠正思想偏差，吸取精华，提升自身素质，从而实现他们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高度认知、认同与不由自主的追求。

（二）探索将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

1.健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机制首先，学校党委和主要领导牵头负责与学校教务工作同部署、同安排、同落实。其次，充分调动学校各二级学院、各学工后勤部门的工作积极性，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条件，注重协调各学工部门之间的配合，充分利用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推进培育和践行正确价值观工作。

篇（8）

以本国语言为载体在全球推广文化是西方国家传播价值观的重要策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西方国家搭载着经济全球化的快车，把本国语言推向世界，强化宣传了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念。

美国“隐形”的语言文化输出。美国之音广播电台（VOA）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之一，制作的英语节目被誉为“一部活的教科书”，帮助全球各地的英语爱好者学习现代英语，在带领人们进入“原汁原味”美语世界的同时，浸染美式文化与价值理念。此外，为了更好地学习美式英语，青年学子反复观看那些贴近生活、简单易懂的好莱坞电影和美剧，如《阿甘正传》《老友记》等，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或亲近美国文化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法语文化的对外输出。1975年开播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用法语及19种外语向全球24小时播音。早在1883年，法国就建立了负责对外教学和推广、遍布全球的庞大法语教学网络“法语联盟”。现在法国已形成一个由164个使馆文化处、142个文化中心、96座法国学院和850个法语联盟构成的海外文化传播网络。这些机构每年举办艺术节、演出展览、论坛讲座等各类活动达5万余次，在促进法国文化产品出口、展示法国艺术成果、增进与各国交流的同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出法国的核心价值理念。法国哲学思想流派等各种理论渊源对于全球精英群体的影响久远而深刻，也是法国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学术载体。

德国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德语文化对外宣传网络。比如，通过开设歌德学院以促进国外的德语语言教学以及国际文化合作。如今，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128所歌德学院分院、117所驻外德国学校、14所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分支机构和48所信息中心、180家由德国政府资助的外国文化协会、12家各类研究所，它们对于传播德国核心价值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

深度研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是西方国家价值观主要传播手段。通过大量生产符合大众审美、具有市场竞争力、融入西方主流价值的文化产品，让普通民众在消费文化产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纳其核心价值观，是西方国家传播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手段。

美国致力于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概念进行多元化拓展与传播。美国力求将不同行业中能“体现价值的思想”予以商业化，形式丰富多样，它们既可以表现为影视作品的台词，也可以是奢侈品的标识，更可以是某个广告桥段。同时，美国大力开展以文化为主的公共外交活动，涉及时尚、科技、商业、艺术、环保等领域，通过文化交流影响国外公众对本国的价值认同。例如，美国的迪士尼公司在推出动画片的同时，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主题公园，创办文化节，制作玩具、图书、电子游戏等。通过各种文化创意产品既能体现美国的创新精神，又能为美国主流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推波助澜。

法国有着重视文化构建的悠久传统。早在18世纪，“文化时尚”就已成为法国最有代表性的国家形象。法国每年举办2000多个文化艺术节，包括巴黎在内的许多城市都是国家级甚至世界级文化机构的所在地;同时发展出极富特色的文化品牌，如1910年开始的每年两次的“巴黎时装周”，如今已成功实现了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有效外化。此外，法国的美食、葡萄酒、化妆品等，也都具备了“跨文化”的功能，对营造法国国家形象和传递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全球消费者对法国产品的钟爱，更多的是对产品所蕴含的法国文化及其内在价值观的认同，甚至是对法国文化的痴迷。

德国是世界出版大国。通过五花八门的德国“符号”推销商业、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制造“全球趣味”;通过商业运营和文化资本的渗透，使“德国内容”逐步深入人心。以贝塔斯曼集团为例，1995年，贝塔斯曼将“书友会”的概念带到中国，在中国的会员数一度达到150万人，并创建了中国最大的图书俱乐部。贝塔斯曼利用各种合作方式参与图书出版的各个环节，然后通过强大资本达到对出版内容的影响和控制。另外，由德国政府主办的杂志《德国》以11种语言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发行，它传递了现代德国开放、包容、自由的核心价值理念，成为了德国对外传播的名片。

三

影视产业是西方跨文化发展与价值传播效果最显著的领域。艺术无国界，但影视文化产品的主旨和思想必定是有国界的，影视文化产品的输出过程同时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辐射及影响过程。西方影视作品在迎合观众消费口味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

美国多样化的影视作品形式吸引了大量受众。无论是《纸牌屋》《绝命毒师》《摩登家庭》等多元题材的美剧，还是各类卖座的好莱坞大片，都在世界各国吸引了大批观众，也可看出美国对于文化产品的重视程度。美国的电视综艺节目类型更是层出不穷，《美国偶像》《急速前进》等节目版权被售卖到世界各地。多样化的影视文化产品能够吸引到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价值观的受众，为传播美国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法国是电影生产大国。多年来，法国制作了众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影片，比如《钢琴教师》《巴黎夜未眠》《光荣岁月》等。为促进和保护本国电影业的发展，提高国产影片的竞争力，法国从1948年开始便颁布政府令，规定国家对电影业的生产、发行和放映等各个环节给予扶持性资助;政府还通过国家电影中心对电影业进行政策指导、法律监督、行政管理和财政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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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6)12－0081－02

一、前言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支柱和希望，是社会价值观念中具有超前性和先导性的价值群体，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既是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一种敏感的折射，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及形成怎样的价值观，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兴衰的问题，因此，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与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环节。人生价值属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是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产生的。因此，人生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人生价值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也就是人们对人生目标、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途径的认识和根本态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日益发展的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人生价值观对当代大学生是仍然具有重大的引导作用，还是已经丧失了固有的文化魅力?本文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分析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从而客观地考察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现状及其变迁。

二、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生价值观的内涵

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有“三教”，即儒教、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佛教是外来宗教，但它一到中国，即与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相结合，接受了中国的“三纲”说，承认忠君、孝父母是出家人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道教出自中国下层社会，起于农村，后来成为官方宗教。这三教从不同角度为统一的中央政权服务，有时有矛盾，但最后趋于融会贯通，构成了内涵十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所论及的主要内容，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关于人的问题。这是一种偏重于讲怎样做人的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生价值观学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对于人生价值观的内涵、类型、层次、标准等问题，都有充分的论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人生价值观实质上就是怎样对待自己以及与自己构成相互作用的其他基本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致力于探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人生价值学说，诸如孔子的“义以为上”的道德之上说，墨子主张以“国家百姓之利”为最高价值，庄子提出“物无贵贱”，宣扬相对价值，孟子的“良贵”说，认为人人都是先天赋予的固有价值，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的“仁义爱惠不足用”，而“严刑重罚可治国”的法律价值观，以及王充的道德权力并重的“德力具足”的价值说等等。这些关于人生价值观的思想和流派都从不同侧面和不同需要提出了独具一格的观点。

人生价值观包含着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观点，包含着怎样做人、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的看法。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交往的个人所组成的，每个人都与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也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怎样做人，实质上就是怎样对待自己，以及怎样对待与自己构成相互作用的其他三组基本关系，即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正是通过对待自我、他人、民族和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而实现的。

三、当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

(一)人与自我

这是一个人格塑造的问题，人格也就是古代人所说的人品，也就是个人在自我发展方面的价值取向。要正确对待自己，塑造崇高的人格，最关键的就是要正确对待生命与道德、人格的关系。儒家认为，人是生物，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实体的，且在天地间有着重要的地位。

追求高尚的道德人格贯穿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始终，是“内圣外王”的前提条件。在今天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大学生的精神“迷失”了，人格的精神不复存在，将自我追求置于绝对重要的个人价值实现。在社会与个体之间价值主体向自我倾斜，即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崇尚“自我”，兼顾“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代大学生逐渐地注重个性，崇尚自由和独立，要求社会承认和尊重个人需要，他们信奉“我就是我”的格言，欣赏萨特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的价值观，反对他人、社会对自我评价设定标准，强调“不需要别人来规定我”，坚持“走自己的路”。当然，这种追求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表明当代大学生具有独立的意志，也就是肯定了个人的独立人格。但也存在着从绝对自我出发，无视社会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存在，在个体和社会之间价值主体向自我倾斜的心态，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也越来越严重。

(二)人与他人

这是关于人伦与群己的关系问题。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学者提倡人与人应当互相亲爱，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对人伦的准则与规范有着深入的论述。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准则与规范主要是仁、礼、和、义、信。“仁”是孔子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其含义是“爱人”、“泛爱众”；“礼”是古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即孔子所谓“不知礼，无以立”。此外，“义”和“信”是指公正地对待他人和人与人之间的诚实守信的原则和道德规范。

大多数大学生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的、朴实的与人为善的品格，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友好地、和谐地与他人相处。但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诸如市场经济的逐利性、西方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思潮和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上不正之风等等，一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下滑，陷入了自我中心主义或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误区。不少学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片面偏重个人一边，片面强调个人利益的实现。在与他人的人际交往中，当代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功利色彩，尽力选择对自己有益处的、有帮助的、有影响的交往对象，并以之提高、充实和完善自我。

(三)个人与民族、国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以关心社稷民生、维护民族独立和保卫中华文化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传统，以爱国主义为人生的崇高价值。中国古代提倡“忠”、“公忠”，忠的原则就是对别人尽心尽责，公忠就是在处理个人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时的感情态度，是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忠诚。古代强调的“忠”和“公忠”实际上是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强调为社会尽责、为民族尽忠的献身精神。韩非子说：“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之谓公。公私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当代大学生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意识和浓郁的报效祖国情感。他们普遍关注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渴望“中国的深化改革能够成功”。“国家安全”是大学生评价较高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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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多数大学生认为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和实现人生价值观的重要前提。这种价值观的取向反映出当前大学生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心态。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认为国强民富才能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由于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存在又使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许多困惑，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表示“担忧”。

(四)人与自然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人应当怎样对待自然是人类社会必须首先和着重解决的问题，也是历代中国思想家探索的一个根本问题。古代所谓“天人之际”的“天”的含义多种多样，一般是指自然界或自然环境，而“天人之际”则主要就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古代的“天之人际”的价值观，主要强调“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文言》)，使人与自然生态双方合而生生不息，和而生生日新；同时强调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应相互协调，“尽人道而合天道”，让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发展。

当代大学生虽然已能从社会的角度来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注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但从对自己个人的重要性上却常常把这一观念置于个人价值实现之后。当审视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日常行为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大学生随地吐痰、乱扔废物、浪费水电、攀折花木、甚至践踏草坪等现象随处可见。这也说明大学生还没有足够地意识到保护自然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对自己的切身重要性，环保意识相当薄弱。这还有待于在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心理素质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与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教育和德育工作。

四、结语

关于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必须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主流是好的，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以之指导自己的行为。多数大学生把为社会奉献作为衡量人生价值大小的标准；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多数大学生都把国家的强盛与否看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大环境，希望国家为他们个人的发展、自身价值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但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环境等关系上也反映出一些大学生利己思想倾向严重，以及环保意识薄弱等缺点与不足。当然，当代大学生的这些缺点与不足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予以正确引导的。我们应该在强调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同时，加强大学生的德育工作，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收稿日期；200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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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悠久休闲历史文化的介绍，以及对西方休闲理论演进的分析，揭示了人类即将迈入的“休闲时代”以及休闲时代的特征、休闲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念等。旨在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提高人们的休闲意识，享受休闲，在休闲中体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人类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休闲不仅是寻找快乐，也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是人类对自身的人文关怀，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休闲时间和休闲需求也在大大地增加，休闲已经成了人们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休闲经济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高到以前想象不到的地步;而在发展中国家，如在中国，休闲产业的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其发展速度也很快。

一、中国传统休闲文化

中国是一个休闲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几千年前的中国圣贤们，对“休闲”二字就有极精辟的阐释，“‘休’，以木而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闲’，娴静、思想的纯洁与安宁，”从词义的组合上，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义。

记录休闲文化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清代文人小品，直到衣食住行、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休闲文化的创造物。

休闲文化的记载，从老子、孔子到司马迁，从陶渊明到李白，到几乎所有古代诗人、作家，都研究或描写过休闲。人们都熟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反映他的休闲生活的名句;曹雪芹笔下大观园中的士大夫阶级的休闲生活;沈复在他的《浮生六记》中所津津乐道的平民百姓的休闲生活;至于李笠翁，他除了是戏剧家、文艺理论家之外，还可以说是一位“休闲学家”。他的《闲情偶记》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部休闲学的专著。中国的确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注重休闲的国度，休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个独具特色的部分。

从现代文化角度理解休闲，是指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之后，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的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它被誉为“是一种文化基础”，“是一种状态”，是灵魂存在的条件。“她是一种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具有校正、平衡、弥补功能的文化精神力量。休闲的特点是它的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创造性。

在当代，提出休闲学研究的学者是于光远先生。早在1983年他就指出:“我国对体育竞赛是很重视的，但体育之外的竞赛和游戏研究得很不够。在中国的高等院校中没有一门研究游戏的课程，没有一门游戏专业，没有一个研究游戏的学者。这不是什么优点而是弱点。1994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玩是人类基本需要之一，要玩得有文化，要有玩的文化，要研究玩的学术，要掌握玩的技术，要发展玩的艺术。1995年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使我国的休闲文化和休闲哲学方面的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二、西方休闲学演进

在西方，对休闲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休闲誉为“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

美国学者认为，休闲学在美国的诞生是以1899年凡勃伦发表的《有闲阶级论》为其标志。尽管当时凡勃伦试图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分析和证明休闲与消费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新权贵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已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和享乐，“闲暇时常采用‘非物质的’，是准学究或准艺术的以及讨论各种的知识。”他在该书中提出，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继他之后，许多学者加人到休闲研究的行列，大批严肃的休闲学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形成对人的问题研究的又一剖面。这里介绍几位对西方休闲研究影响较大的人物。

瑞典天主教哲学家皮普尔的《休闲:文化的基础》，被誉为西方休闲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皮普尔在其仅有几万言的书中，以深刻而精辟的语言阐释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价值意义，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它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是空闲时闻所决定，更不是游手好闲的产物。休闲有三个特征:第一，休闲是一种精神的态度，意味着人所保持的平和、宁静的状态;第二，休闲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整个创造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休闲是上帝给予人类的“赠品”。皮普尔认为，人有了休闲并不是就拥有了驾驭世界的力量，而是由于心态的平和使你感到生命的快乐。否则，.我们将毁灭自己。《休闲:文化的基础》自1952年问世以来，不仅对西方休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西方哲学思想的一面旗帜。

荷兰著名学者约翰一赫伊津哈所著的《游戏的人》，同样是西方休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该书从游戏的角度阐述了游戏与人的文化进化的相关性，他认为，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人只有在游戏中才最自由、最本真、最具有创造力，游戏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这部书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芝加哥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现年已近百岁的莫德默-阿德勒，一生致力于教育，倡导“哲学走向每一个人”。他特别关注休闲与工作的关系，指出了现代人忽视了休闲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批评人们忘记了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曾教导我们的“休闲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可以保持内心的安宁”，“我们需要崇高的美德去工作，同样需要崇高的美德去休闲。休闲可以使我们有意义地生活。”他呼唤人们珍惜休闲、善待休闲。

美国哲学家查里斯一波瑞特比尔，其《挑战休闲》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两部著作，是被西方公认的休闲学研究力作，该书指出，随着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我们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注意到工作的伦理，却没有思考如何发展休闲的伦理。因此，他提出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集中讨论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关注休闲?这将意味着什么?休闲在人的知识结构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闲教育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它与人类的价值和情感具有什么样的联系?

另外，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简单生活”运动，可以看作休闲学研究的硕果，且这个硕果越来越大。

三、21世纪的休闲价值观

著名的未来学家格雷厄姆·莫利托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一文中指出，到2015年，人类将走过信息时代的高峰期而进人休闲时代，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在美国，休闲经济产值将占CNP的50%以上，休闲经济将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并逐步发展为支柱产业，而且在未来的社会信息化过程中，休闲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休闲经济产值在GNP中将占50%以上，并将提供最大规模的就业市场，从而进人“休闲经济时代”。

毋庸置疑，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观。第一，休闲和工作一样的重要;第二休闲是人民的一种权利。恩格斯说过:“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这样高的水平，以至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恩格斯的话，除了说明劳动人民有享受休闲的权利外，还强调了休闲不仅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一种标志，而且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往往把从事休闲产业的人誉为“亲善大使”，因为他们既运用智慧，又付出爱心，以一种特殊的品质和技巧传递爱的精神，帮助人们找到真正值得参与的活动，使这个世界变得安全、温馨和美好;使人在休闲中既丰富思想，又陶冶情操;使人的生命既丰富多彩，又获得价值的提升。据英国《经济学家报》预测21世纪，休闲产业将取代信息产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英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户家庭的休闲开支占所有支出的20%左右，休闲业产值达到1360亿英镑，超过了汽车业和食品业，并仍将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休闲业所创造的工作岗位己占到全英国工作岗位的1/5。

在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用于休闲的花费就已达1万亿美元，占全美消费支出的1/3，已经超过了珠宝服装业，而且还提供了全美1/4的工作岗位。

亚洲国家也在积极抓住这个机遇。2001年，韩国的游戏产业大约形成了200亿美元的产值，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增长率高达30%～40%，游戏业将成为该国最有利润的一个行业。

近10年来，我国台湾地区衣食住行花费占总消费的比例都在下降，惟独休闲娱乐消遣、教育和文化活动等支出从15%增长到了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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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学由人类生产实践而来，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得以传播和应用，并形成了系统的西方现代管理科学。这一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大规模的碰撞是在之后，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命运。二战之后，在亚洲经济蓬勃发展和对外开放基础之上，中外管理者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管理中的价值，将诸多民主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相提并论，并加以实际应用。这其中，尤其受到西方管理者欢迎的要数《孙子兵法》中精妙绝伦的战略思想，迄今，这其中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已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

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发展概述

在中国，管理思想区别于西方独立的管理体系而蕴藏在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早期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周人所著的《易经》之中，它提倡“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并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产生深刻影响[1]。其次，是一系列杰出的古代兵书，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皆成为许多现代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寻找智慧的源泉。再次，我国历代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管理及战略思想也被现代企业管理者竞相学习和应用，如 《史记》、《三国演义》等。总之，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学派与教派的精髓体现着管理思想。

在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这一阶段以Fredrick W. Taylor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以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第二阶段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阶段。这一阶段的管理旨在强调满足人的社会需要，肯定人的社会性和复杂性。第三是形成于二战之后的技术管理阶段。此时先进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提高了管理的精确度和科学化水平，但也使管理相对的机械化和程序化。第四阶段是随着信息科学和全球化发展而萌芽的人本管理阶段，此阶段中提出了重视人、尊重人、依靠人的理念，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等需求[2]。简言之，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大致与工业化的进程保持一致。在当前以资本主义力量为主的全球化之中，西方管理思想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管理思想。

然而，正如爱因斯坦所言：“西方科技如果缺少了东方智慧，就会变成瞎子；东方智慧如果缺少了西方科技，就会变成瘸子”[3]。这说明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尽管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是可以相互借鉴并促进共同发展的。G. Hofstede在其著名的文化维度理论中提到：西方国家大多具有低权力距离、高个人主义、男性倾向明显、低风险回避的文化传统；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高权力距离、低个人主义、女性倾向略微明显，和高风险回避的国家[4]，由此推断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思想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较侧重于“仁”、“道”、“德”这样的精神层面管理；而西方管理思想中更侧重“法”、“术”、“量”这样的行为规定层面管理。那么到底这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借鉴并促进发展呢？

3. 《孙子兵法》中的现代管理价值

《孙子兵法》中写道：“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5]。这其中可以看出其作者孙武对待战争的态度，即“战”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不战；“谋”，是为了获取优势以主动结束战争；“略”，是以修仁政、建法度、富国强兵来实现；“利”，是以保全敌我并牺牲最小代价为前提[5]。

上述观点归结到一点就是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这一既要保全自己的利益，同时又要以“义”为前提为他人着想，最终实现敌我双方的共同利益的战略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表现形式即为企业价值观。对于企业和管理者而言，如果只注重自身利益，不注重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势必为企业员工人心涣散、业绩下滑甚至破产倒闭埋下隐患。相反，只有同时兼顾整体和部分利益、长期与短期利益、自身和他人利益的管理方式才能为企业持久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在现实的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才能实现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呢？企业管理者可从《孙子兵法》所体现的利益关系中获取参考：首先，要平衡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这一价值取向强调了企业和社会相互的利益关系，企业利益从社会中来，最终又要到社会中去，不断地为社会尽责才能获取最大效益。其次，要平衡自身利益与竞争对手的利益。这一理念要求企业从竞争合作的角度看待商业对手，即竞争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失去了对手也就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企业在利己的同时也要善他。再次，要平衡自身与客户之间的利益。“客户至上”的理念和价值观永远是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基石，没有客户支持的企业最终会被市场淘汰，走上灭亡的道路。

总之，对于一个现代企业而言，要做的“战”为了不战，“谋”为了把握优势，“略”为了长远发展，“利”为了保全双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利益间的关系总是紧密相连且不可回避的，只有眼光长远，置战略利益于眼前利益之上的企业管理方式才符合《孙子兵法》中利益关系的精髓，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中长存。

4. 结束语

《孙子兵法》中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处不包涵着管理哲学的理论和谋略思想，无处不闪烁着企业管理的智慧光芒，本文侧重从管理的角度对《孙子兵法》做创新性的研究，对其中与现代管理相关的启示进行归纳和提炼，明确《孙子兵法》对现代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并为企业道出将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相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3] 刘刚. 2010. 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管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