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内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传统文化的内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初中语文教师应该积极创设语文教学情境，让初中生在教学情境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找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动力。同时，初中语文教师还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为初中生树立榜样，带领初中生共同品味传统文化的意蕴，增强初中生的综合实力。

比如讲初中语文《论语》十则，《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20篇，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培养初中生传统文化的重要材料。内容上以教育为主，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宗教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情况，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人格修养、治学态度和处世方法。我利用多媒体创设了教学情境，给初中生播放孔子讲学的视频和图片资料，让初中生沉浸在具体的情境中，从而更好地配合语文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然后我还会与学生进行双边互动，从课文中找出自己最喜欢的成语、格言和警句，并说出理由。而且诸如“学而时习之”和“温故而知新”之类的名言更是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需要初中生联系实际，指导自己的言行，品味传统文化的意蕴。

二、挖掘语文教材，发挥传统文化价值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很多课文都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需要语文教师深入挖掘教材，找到语文教材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秉承“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真正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多初中语文教师只注重培养初中生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传统文化“人文性”的指导。

比如讲初中语文《范进中举》时，我不断地进行课型调整和创新，以创设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初中生的注意力。首先我让初中生通读全文，激发他们学习语文的热情，先把故事情节告诉学生，引起学生的好奇心。然后带领初中生感受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及中举前后生活遭遇的变化，从而让初中生理解科举制度腐蚀读书人灵魂，摧残人才，败坏社会风气的现实。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应该将读书的乐趣传递给学生，不要学习范进，他读书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求取功名利禄。读书，在他那里已经变味了。在新时期，虽然科举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种毒害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时时以范进为鉴，更好地审视自我。

三、联系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习俗，是对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联系传统节日，更好地向初中生渗透传统文化的观念，从而使传统文化深入学生心中，逐步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比如在过端午节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初中生去回顾经历过哪些端午节的习俗。这时初中生都比较积极，有的说端午节要吃粽子，有的说端午节要赛龙舟，还有的说端午节要选艾叶等。然后让初中生上网去查找资料，搜寻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和哪些人物与端午节有关等。这时初中生会说与端午节有关的屈原，伍子胥。接下来我会让初中生分小组讨论，总结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并最终每个小组由一人进行总结发言。我还会带领小学生观看端午节的视频，让学生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这样一个传统节日，通过初中生查询资料、分组探究、实践体验，让初中生的实践能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有效锻炼，也在节日的气氛中优化初中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组织拓展活动，丰富文化生活

篇（2）

根据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系统，他决定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文化“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因此，广告表现元素从本质上讲都是一种文化符号元素，它是构成广告文化附加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任何广告都离不开“说什么”与“怎么说”，广告“说什么”解决的是广告表现的内容及其主题，“怎么说”是指广告的表现形式，也即广告借助什么样的表现手段、形式和符号将广告的主题内容(文化附加值)转化成具体的广告作品的过程，这是广告信息的符号化、具象化的过程，也是视觉化、听觉化的过程。同时，广告的根本目标是引起受众对广告主题的注意，得到人们认可并最终达到消费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而成、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延续性，并且至今仍然具有影响作用的文化。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一脉相承，具有长期的延续性。它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发展变化，但强调人文精神，推崇伦理道德，倡导礼仪规范，追求理想人格等，这些属于文化内核的传统意识，一直世代传承，生生不息，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和思维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文化传统。在广告的重要表现形式即广告语言中，传承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体现了深厚文化底蕴的广告用语相对容易得到认可，受到欢迎。

一、激情语言体现爱国情怀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价值观对人们所要求的，从根本上说就是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人们在想到某一品牌与此相连接的很可能是这一品牌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世界上著名品牌都成了该品牌所在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在广告为产品(品牌)赋予的社会情感中很重要的一种情感就是爱国爱乡的民族感情，其目的是想通过这种独特的附加值唤起最为广泛的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与忠诚。比如：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长城电器)；世界看中国，中国有先科(先科电器)；厦华彩电，华夏精品（厦华电器）；托普软件中国“芯”(托普);四十年风雨历程，中华永远在我心中（中华牙膏）；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非常可乐）等等。这些广告在一种威武、豪迈与自信中，都把自己的产品(品牌)与“中国”连在了一起。在中外产品及其广告激烈交战的今天在国内市场被国外产品所覆盖、民族工业受到极大的冲击的今天，这些广告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自强自理的精神，以及爱国爱乡的情慷，具有强烈震撼力。

二、朴素语言表达对真善美理想境界的追求

儒家理想人格的根本内容就是后世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人格――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勤俭节约，追求真善美全面发展的人格境界。

勤俭在儒家传统中虽然发展的较晚，却一直为中国人所强调，在许多格言和家训中都被誉为一种美德。《增广贤文》就有“欲求生宝贵，须下死功夫”、“勤俭持盈久，谦恭受益多”的格言。广告用语中表达出这一人格境界的产品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雕牌透明肥皂的广告，就一直以强调“价格便宜，量又足，洗衣服还不掉色”为主要诉求点。其他的产品(特别是需求量较大的日用消费品)也经常采用表明自己产品价低质优的广告诉求来吸引消费者，这都是和我国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勤劳节俭的美德分不开的。

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朴素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问题曾是古代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课题。譬如司马迁写《史记》，便不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记述历史，或“通古今之变”，而倒是探究天人关系，即所谓的“究天人之际”；他相信，只有究竟天人之际，方能通达古今之变，而后成为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不过，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天人之分”的观点，都是殊途同归，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在现代企业的广告用语中，有很多已体现这种和谐的“天人关系”而成功的案例。比如“山高人为峰”、“天外有天，红塔集团”（红塔集团）、“科技以人文本”（诺基亚）、“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中国移动）、“鹤舞白沙，我心飞翔”（白沙集团）不仅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更强调了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的改造意义。

四、温馨语句体现对浓郁情义的呼唤

重情重义、唯伦理性，是东方文化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它具有两个基本属性：思维的现世性取向和实用性取向。进一步说这两个取向具体表现为：直观而非思辩性的思考方式，重实际而黝玄想的务实精神，充满人文色彩的现实生活态度以及看重经验缅怀历史的怀旧心理等。

感人心者，则莫过于情，特别是呼唤亲情、传达爱心的广告语言，更具震撼力：“春节回家”（金六福酒）、“家人健康,我们的责任”（民生药业）、“再忙，也要和你喝杯咖啡”（咖啡广告）、“你的健康是我的牵挂”（《保健与健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当失去时才去后悔没有珍惜”（公益广告）……诸如此类的广告语言，不仅给企业带来了经济、社会双重效益，而且对社会传统美德也起到了传承作用。

重亲情、节日合家团圆的喜庆气氛是中国最看重的社会文化，而且喜庆之日必备美酒助兴。于是人头马写出了迎合中国人心理的广告语：“人头马一开，好运自然来”，成为酒类广告中的经典之作。第一期的《现代家庭》伴随着广告词“一册在手，一生牵手”出现在读者面前，该词突破了“一册在手，ХХ不愁”、“一册在手，成功在握”等落套的模式，以富有情感亲和力的“一生牵手”，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扉，读者在咀嚼中感受到一种人世间最为宝贵的亲情，被认为是多年来少有的佳作。由此看来，得人心者的天下，广告用语抓住了受众对亲情的追求、对伦理的弘扬这一传统特质，就等于抓住了广告市场。

五、模糊语言体现对含蓄美的追求

与西方的审美追求不同，东方尚含蓄，以曲为美，不求形真，但求神似。在诗歌创作中有一句被诗评家津津乐道的行话，曰“语法不通是好诗”。广告文案的写作采用模糊语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选择语言时，有意冲破搭配规则，造成语义变异，在受众心中唤起联想，使词语产生不同凡响的新鲜独特的表达效果。

西方一位著名的传播学者说过，广告宣传的成功之处，是被宣传者并没有感到是在接受宣传，而是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或是在品味一句至理名言，不知不觉地接受广告所输出的信息。《北京晚报》的广告词：“晚报，不晚报”，被誉为是近年来难得的精品，看起来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但细一品味，却是颇有一番嚼头，广告词以调侃的形式，披露了读者最关心的信息，即晚报只是晚出报纸，但重要的信息却不会晚报。读者在心领神会之余不由对《北京晚报》油然而生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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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陶瓷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表现形式，蕴藏着中华民族卓绝超凡的才智华彩，折射出东方文明的神光异彩，成为世界文化中璀璨的明珠。被称为瓷中至尊的龙泉青瓷更以其高超的烧制技术，超凡脱俗的釉色，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浓郁的文化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自然、奇偶、会通精神，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既有观念文化（思想理论，传统观念文化主要是儒家、道家、法家和佛家学说）、历史文物（如青铜器、玉器、书法、绘画等），也包含社会制度和关文学、史学、医药养生、农学、天文历算等。可以说，有将进两千年历史的龙泉青瓷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其以精巧多姿的造型、绚丽多彩的纹饰和缤纷的色彩记述着中国文明的进程，时刻昭示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整体上看，龙泉青瓷注重人生，长于伦理；强调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学思想；体现了圆满中和之美。

1 注重人生，长于伦理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其哲学核心是孔子提出的“仁”学说

儒家思想往往以玉比喻人的许多美德，玉几具有了特殊含义，龙泉青瓷的“类玉”则是该类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孔子论玉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龙泉青瓷滋润敦厚，委婉含蓄的秉性，闲散清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诚如民过是古玩家赵汝珍先生所云：“古代视玉之重，几乎物可与争衡，用玉之广亦无物可以拟举，凡国家重要典信无不以玉为之，重要典礼无不以玉成之。社会人文庶民活动往往以玉为中心，故国家玺印、祭礼乡宴，朝会征聘、盟誓歃血、乐器律器、男女发饰服饰、男人冠饰带饰、女人耳饰腕饰、文房用器、酒器、食器、饮器佩饰、笏版等无一不用玉。在众多的八仙、祥瑞（福、禄、寿）以及凤凰（百鸟之王，象征大富大贵，大吉大利）和鹤（象征长寿和气节），竹（竹与祝谐音，寓意百岁志喜，百岁安寿）等题材中，类玉的龙泉青瓷自然深受古人的欢迎，其器形及功用大量涉及玉器的文化、艺术、习俗乃至宗教、政治等范畴。由此可见，在审美活动的发生与审美境界的构成问题上，龙泉青瓷艺术是极为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

2 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融进了中国人对宇宙和生活的特殊体悟

中国古代哲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强调“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根源性的一个观念。老子认为天下事物是由道中产生的，而道则是本乎自然，也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种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观物取象”的命题的扩大延伸。《考工记》记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季节气候，地理环境，材料的自然美感，人工的巧作这四因素才能创造出精良的器物，天时，地气，材美，工巧这四者的相合，就是自然因素（“天”）与人为因素（“人”）的相合，龙泉青瓷从早期青瓷的青黄、淡黄到后来的纯青等色，浓艳浅淡，但都无不以青为尚。所组成层翠欲染，青瓷有“雨过天青”之雅，有阿拉伯人称“海洋绿”之幽，更有“类玉”、“类冰”之青，兼得苍天、青山、绿水、碧玉之万般灵秀。釉色是青瓷艺术形式美的极重要因素，釉色之中饱含着窑匠们对大自然独到的感悟。这融和着山水之色、大自然灵魂之色的青绿，一旦沾染附着于瓷器，立刻提升了青瓷的品位。且看古人对龙泉青瓷釉色美的评价，“如蔚蓝落日之天，远山晚翠，湛碧平湖之水，浅草初春”。亲自去过龙泉，见过瓯江源头之水后你就会赞叹，原来青瓷的颜色与这瓯江之水色相似，青碧如水。龙泉青瓷色本自然，有着大地之美。

中国陶瓷艺术的“自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这种“自然”是自然现象的直接表现。许多的龙泉青瓷精致地表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历代作品中既有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花鸟鱼龙，又有人类自身，总是执着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陶艺家们从自然物象中体会到宇宙自然的韵律，他们逐渐意识到怎样的形式美化器物，才能使器物与自己的心灵相通，才能体现自己的情感。南宋中晚期出现过一类黑胎开片瓷器，裂痕无意而自然，可谓天工造就，每件器物开片不一，绝无雷同，更符合自然美的审美观念，格外珍贵。这种追求主体身心节律与对象自然节律之间的契合协调，从自然造化中吸收营养的美学思想，所映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艺术化的追求，同时也是对生活的真情体悟，它不愧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3讲究锚物我同根船、韶以圆为美骨，体现圆满与中和之美

篇（4）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在于它的价值体系对解决社会纷争做出的贡献。曾子在《大学》中提出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体奋斗的目标，它的核心便是“修己安人”。“修己”是人生事业的出发点，“安人”是奋斗目标，它把个体作为社会中承担某一责任的要素，然后向前衍进，由个人推向社会，注重社会关系的调和，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再推向国家，把道德与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文化的衍进过程即是整个社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民族的优秀品德得以培养的过程，以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夯实高校学生管理的内涵有多种途径。

一、“以人为本”，对学生的理解与尊重才能达到有效沟通

“以人为本”被看作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和维系社会群体秩序的精神寄托，也是提升高校学生管理专业化水平的基本理念。儒家提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思想；老子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他认为社会管理的首要问题，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个体的需要。学生工作者要实现有效的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了解大多数学生的各种需要，同时通过协调教育资源，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激励，才能实现高校传授知识、创造知识、社会服务的职能，也才能实现高校师生员工的个体价值。

相互理解是相互尊重的前提，在理解基础上的尊重才会发自内心，二者的融合营造了温馨的氛围。学生管理工作中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走访、谈话等方式引导学生尊重老师，激发学生共鸣，建立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构筑起学生管理内涵式发展的信息通道。

平等开放是创造轻松氛围的基础。学生工作中应该注意创造平等开放的轻松氛围，例如通过年级、专业大会，宣传国家、学校教育政策和表彰先进个人以营造积极向上、开放的气氛；同时，亲密顺畅的沟通更能对校园文化起到作用。和谐校园不是建立在规章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信任、关心与共同努力的人文环境中。

二、遵守规律，循序渐进，“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中有“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提出了自然无为的管理思想。“自然”是说世间万物都遵循着客观规律而发展变化，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干预它的发展和变化，不强作妄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为”是对社会政治制度、人的生产活动而言的，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刍狗。”这表明管理者行无为之政，不肆意放纵自己的意念和欲望，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是消除人为灾难和社会动荡的基本办法。

“无为而无不为”之道，在高校学生工作中是一门高超的管理艺术。我们在学生管理中不是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管，而是抓大放小、循序渐进，逐渐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任，让广大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境界。

三、坚持中得人和，百事不废的“和谐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谐统一的精神，追求有矛盾和较大差异的双方共处于一个整体中，达到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境界。《周易》中有“孤阴不立，独阳不长”的论述；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则进一步认为“中得人和，百事不废”。他们都注重思考人、事、物相互之间的联系，认为所有事物的发展和衍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学生工作的组织原则看，重点在于使学工部门形成一个层次有序、功能协调的系统，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吸引、相互学习的平衡。和谐精神表现为“刚柔相济”，其思想精髓对丰富学生管理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必须坚持“相济为和”。和谐精神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济”状态。竞争优势理论认为，高校竞争的优势并不是来源于高校所拥有的优势资源，而是在于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创造的价值，即所谓的“相济”状态，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学生工作追求和谐精神的重要性。

其次，“以和为贵”也体现了和谐精神的要义。春秋末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以“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谐精神的内涵。他特别强调管理者在处理工作时“以和为贵”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动态平衡，使统治者内部以及与人民大众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关系。孔子也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强调以礼为标准，“贵和息争”的处事方法。

第三，将“和而不同”作为“以和为贵”的动态补充。如果“以和为贵”讲的是学生工作中的统一性，“和而不同”则是指师生之间差异性。孔子的论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明了“和”是异质而同构，多元之间的统一。具体到学生工作中，即每个学生都是有区别的，又是互补的，学生之间相互促进，构筑为一个积极的学习型组织。同时，学生工作者要有很强的事业心与敬业精神，关心学生，为各要素之间的沟通创造条件，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对集体精神的强化，从而增强学生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但有利于修身养性，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维护校园文化的繁荣。以现代管理的思维审视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见其提倡的“以人为本”、“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其实是一种连接传统的价值规范、根植于现实的制度和规则的办学理念。它强调夯实学生管理的内涵以促进优秀校园文化的建立，从而巩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我们要尊重传统文化，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倡导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将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礼记·大学.

［2］尚书·五子之歌.

［3］孟子·尽心下.

篇（5）

成语“无为而治”最早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瞬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是想劝告领导者要效法尧舜，为政以德。虽然，后来老子的《道德经》里也提到“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但两者所说的内涵却是大不相同的，而这个“不同”则主要体现为“无为”内涵的不同。就“无为”的内涵而言，它并不是简单的“无所作为”或者“无意识的活动”的意思。李约瑟教授在《科学思想史》中，把它界定为“不违反自然的活动”。对此，儒、释、道三家也有他们各自的观点。

就儒家而言，儒家是最早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观点的，他们所说的“无为而治”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强调领导者要“为政以德”，要从修养自身入手，来治理国家和天下，就如同《中庸》里面所说的：“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其中的“君子笃恭”指的就是“修身”，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另一层意思是：作为领导者，切忌事必躬亲，而应该举贤授能，群臣分职，就如同《新序·杂三》所说的那样：“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无为而天下治”。可见，孔子所说的“无为”并非是真的“无为”，而是一种领导战术和策略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有为”。至于儒家经典《孟子·离娄下》所说的“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则是把“不为”看成是“有为”的前提和条件；而《韩诗外传》所说的“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知足，然后富从之”中的“无为”，则有“少欲知足，不违背自然而为”的意思。

与儒家相似，道家也主张“无为”，主张“无为而治”。只是道家所说的“无为”则含有“不乱为，不妄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道法自然”的意思。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还常把“无为”与“无执”相提并论，认为“无为”就是“不执著于结果地去‘为’”，是“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功成而弗居”。而且，他还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无”，只有“无”才符合“道”的原则。因此，他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说到老子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它其实是以虚无、清静为基础的，既反对以德修身，又反对举贤使能，主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无为而治”。而这些，我们往往只有联系老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老子这种政治思想背后的济世情怀和良苦用心。老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混乱，统治者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使得民不聊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子才大声呼吁：“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的“无为”其实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骚扰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婪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只有保持“无为”，让人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人民大众才能平安富足，社会自然才能安定和谐。

至于佛教，佛教也主张“无为”。大乘佛经《无量寿经》上也说：“无有忧思，自然无为”“无相无为，无缚无脱，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不过，佛教上所讲的“无为”指的是“不作妄执，中道而行”。从这个意义来说，佛教的“无为”其实是相对于“有为”建立的，离开了“有为”，也就没有什么“无为”。所以，佛教上所说的“有为”“无为”本是一体的，“有为”的当下就是“无为”。具体说来，佛教上说的“有为”，是从行为上说的。佛菩萨既然为救世而来，其本来寂灭而清净的心，必能展现大悲愿力，广度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令其离苦得乐。而佛教上所说的“无为”，则是从心上说的，指的是“心不着相”“万缘放下，心地清净，一念不生”“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或者正如《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地广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可是内心始终都没有执着“我如何如何度了多少多少众生”，没有执着一个我相，也更没有执着一个众生相。而离开了这些执着，心自然就会很清净，很自在，一如《心经》上所说：“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综上所述，如果说儒家所说的“无为”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有为”的话，那么道家的“无为”便是一种合乎自然的“不妄为”，而佛教的“无为”则是一种无私无我、自在解脱而抵达“涅槃乐”的境界。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儒、释、道三家中的任何一家都有着强烈而又深沉的济世情怀，他们都是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的，他们所倡导的“无为”和“有为”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参考文献：

[1]绍南文化编订.老子庄子选[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篇（6）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又称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是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中华文明的软实力，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教育的根本。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由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多元思想相互包容、融通而成的一个和谐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与每个中国人的关系就如同水与鱼的关系一般，虽然鱼离不开水，但是“鱼是最后一个知道水的存在的”。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富含哲理，辩证求和，追求神似，讲究意境，无人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文字概括其精髓和要义，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许可以用28个字勉强概括之：禅释因果，儒教人和，易懂规律，道得众合，兵出运筹，医利身心，史能明志。

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学说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只是众多学术门派中的一个，但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和历史验证之后，它显示出比其他众多学术门派更能反映具有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历史古国的精神，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庸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都源自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迄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广袤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儒家学术的核心思想是“仁”。

从词义上讲，“仁”指的是二人（“仁”=“人”+“二”），可以理解为二人的相处之道。在《易经》里，“一”代表道，“二”即两条道（即天道与地道），人在生命的道路上必须不断遵循天道、地道，才能修成“仁”。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孔子主张以“仁”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他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

孔子所谓的“仁”，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告诫人们，为人要克制私欲，遵循天理，方可达到“仁”的境界。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础、道德准则和处世的智慧，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主张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转折和把握一个中点或度，即从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

从历史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合于治世的、稳定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儒家学说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仁者无敌，因此，它是一种维稳型、秩序型、中和型和进取型的文化，有益于社会稳步发展，有益于国家的安定和谐，有益于世界的和合万邦。

而今，我国进入了文化复兴的发展时期，儒家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的部分，会对崛起中的中国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也有其拙劣的、糟粕的部分。对所谓的优秀、精华或者拙劣、糟粕的评判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是主观的，是与评判者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是与该文化所处的情景紧密关联的。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拙劣的、糟粕的部分？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不同的评判者对这些问题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下面所述的仅是笔者认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认定的依据是对当今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具有时代价值，即为当今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所共认的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价值。

(1)天之道、人之道，尊重生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重自然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原本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对待天道、人道的态度，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非常有深度的一种觉醒。

深度的觉醒就是人性的发挥，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认识。中华文化早就有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十分重视生命，这就是所谓的“人命关天”，儒家学说中的“仁”，本意就出于尊重生命。

(2)重民本、求大同，重义轻利

孔子所谓的大同，是指人的道德素质高，其深层意思是人人无心作恶，安居乐业，没有战争，这叫善的大同。用现在的话来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大同和以民为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陈述的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敬业的、诚信的和友善的社会和公民道德是一致的。

(3)崇仁义、讲仁爱，恪守诚信

儒家文化认定，人性是善的，人性里本来就包含着“仁”，包含着对人的爱心。孔子提出，应该把人当“人’看，统治者应当把劳动者当“人”来爱护。用现在的话来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即天道”“人言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是同一意义的。

(4)重道德、讲人格，修身养性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道德、讲人格、修身养性”讲的是类似的公民道德规范。

(5)讲中庸、尚和合，辩证统一

儒学讲究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要义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成为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国人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面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可以说，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

当今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或转换，或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承载。换言之，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国人正在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的学前教育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绑定

中西方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并不能以孰是孰非、谁优谁劣为标准加以判断。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丢弃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的价值，是与文化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所谓的“教育理念”，包括“学前教育的理念”，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必须与文化绑定。中国的学前教育应该主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绑定。

篇（7）

一、对南通传统柞榛家具的认识

柞榛木属于常绿小乔木或落叶灌木，心材蛋黄色，日久心材表面被氧化后呈红褐色，学名：柘木，桑科，柘树属。［1］柞榛树的叶、花、果、材质都与柘木相同，而与柞木不同，虽柞木也有刺，材质也发黄，但经研究人士的多方考证，柞榛树与柞树没有关系。由于水土的原因，我国西部、中部、东南部虽均可见拓木，但我们只把长江冲积平原上出产的柘木叫“柞榛木”，柞榛木可以认为是长江冲积平原出产的拓木专称，且以江苏南通地区产的柞榛木最为著名。

柞榛木生长期较长，木质坚硬，木纹清晰自然，美如山水画卷，因此在我国古典家具用材中被列为硬木，而且当时柞榛家具的制作工艺相当考究，通常不髹漆、不上色，以表现其流畅优雅的自然纹理，再经过打磨上腊后，光素清雅之美完全显现。柞榛家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保养后，可以形成一种红褐色的包浆，光如婴儿之肌肤，亮似月夜幽静湖面，古朴典雅煞，知音者流连往返。［2］

柞榛家具多出自江苏南通，地域性极强，多年以来，除南通及周边外，其他地区少有发现。对于南通传统柞榛家具，很多人都不是很熟悉。由于南通近百年来交通不便，地域较封闭，柞榛木家具在做工上又独树一帜，因而成为苏式家具中的一枝奇葩。著名鉴定家马未都先生说：“江苏南通出产柞榛木，只在那个地区有，所以一见柞榛木家具，就知道从哪儿来的了。”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南通的柞榛家具就在全国赫赫有名了，南通富豪大修府邸，购置与豪宅匹配的家具，促进了家具业的兴盛，也就造就了几代专事家具制作的能工巧匠，他们对家具的设计、做工、雕刻、打磨十分讲究，这种利用南通本地特产的质地坚硬、纹理绚丽的柞榛木制作的精美家具，现如今已经因为原材料的稀少，以及制作工艺的后继无人，越来越稀有。如今，柞榛家具也入围了我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二、南通传统柞榛家具的文化内涵

柞榛家具在长江冲积平原皆有遗存，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南通地区的柞榛家具最多并且最富有特色是不争的事实。明清留传至今的南通柞榛家具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占有重要一席，它是南通地方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当今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我们在继承和研究柞榛家具文化的同时，也肩负着传扬南通柞榛家具文化的责任。

1.取材配料

南通传统柞榛家具选取南通地区产的质优色美的柞榛木，其材质坚细油润、缜密鲜亮，图案幽深的旋纹似鬼脸一般灵动自然，选料就充分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和纹理优势，发挥硬木原料的自然美，形成自身特有的审美趣味和独特风格。柞榛木自明以来存世量相当稀少，搜寻较难，因为其生长十分缓慢，非数百年不成，空洞弯扭，有“十柞九空”之说，利用率低，原料尤其是大材十分珍贵稀有，而且柞榛木材质坚重，加工难度大，非能工巧匠不行。

通派匠师为了家具品质，整体一般都采用柞榛木，不与其他木料并做或者用其他木料代替。但是因大材稀有，常见方台拼版有5拼7拼乃至9拼，精品比例不过10％，所以匠师们在制作时，考虑家具的整体效果，桌、案面板采用红木、大理石等以提升档次；椅、凳、床、塌面板用细藤编成软屉、软枕以实用；花板、卡子等装饰部分用黄杨等镶嵌以美观。选取珍贵的辅材，反证了柞榛木原料的物以稀为贵；精于取材配料追求品质，重视木材本身的自然纹理和色泽，也体现了南通人合理利用柞榛木的特点，使柞榛家具更具有实用性和观赏性。

2.造型线条

南通传统柞榛家具有椅、凳、桌、案、床、塌、几等造型，设计精巧，追求陈设意义和观赏价值，其突出表现在以座椅为代表的通作家具中。从1985年开始，一支古家具收购大军就在南通“安营扎寨”，发掘资源，黄花梨、紫檀和柞榛古家具车载船运，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外，现在留存下来可见的柞榛家具以太师椅、八仙桌和其他杂类居多。

其造型的特点，沿袭了明式家具的精髓，以明式家具为主样。除了具有明式家具古朴大方、风格典雅、造型简练、结构精巧的特点外，通作明式家具最具特色的就是线条美，但线条又与明式家具不同，明式家具是流畅秀丽的圆曲线，通作明式家具是端庄典雅的方直线。如椅子、桌子等家具，其上部与下部，以及腿子、枨子、靠背、搭脑之间，高低、长短、粗细、宽窄都令人感到无可挑剔的匀称、协调，严格的比例关系与功能要求极相符合，没有累赘，而且整体感觉就是线的组合，表现出浑厚洗练、线条流畅、比例适中、稳重大方，和苏作明式家具一脉相承，成为明式家具中的经典。柞榛家具在造型上遵循陈设和使用并重、观赏和实用兼顾的原则，从文化层面上理解，如用太师椅歇息，虽不是最佳的方式，但它在仪式、社交、伦理上却甚于休憩的功能，对于使用者而言，使用这种设计的家具更在于文化的慰藉。

3.结构比例

一是南通柞榛家具的制作沿用了明式家具的榫卯结构。根据不同的部位设计不同的榫卯，是科学与艺术的极好结合，榫卯之间设计精密，经过二三百年的变迁，留存的家具仍然牢固如初，榫卯没有松动、脱落、开裂现象，可见其巧妙。榫卯结构是几千年来逐渐演变而来的，不用钉和胶，只是靠榫与卯的艺术结合，就使家具牢固无比，而且便于拆装和维修，在几个方向都可以开卯口，能兼顾结合同一点上不同方向的受力，合拢时成为一个高强度的完美整体。加上由于榫卯富有韧性，接合处有略微松动的余地，在结构力学里是柔性节点而不是像焊接的刚性节点，除了能达到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外，还不致发生断裂，它为中华民族的独创，是璀璨的民族文化瑰宝，成就了中国人含蓄内敛的审美观。

二是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家具的结构科学比例得当。以太师椅为例，椅子两边扶手由前向后递高，靠背由左右两边向中间递高，背板搭脑为最高位置，寓意“步步高”，同时增强了座椅视觉的沉稳感和垂足而坐的舒适感。经过对各种太师椅的检测，发现座屉高与扶手高之比、靠背高与搭脑高之比、椅宽与背板宽之比均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据说“黄金分割”运用在弦乐器上会使音韵和谐动听，运用在器物上会使器物更具美感，这充分说明通派古典家具制作早已注入了这种科学理念。［2］

4.纹饰雕刻

南通柞榛家具在纹饰上同明式家具相较有了大的变化，摆脱了明式家具圆杆、圆柱的线条造型，变成了方杆、方柱为主的多种纹饰。以太师椅为例，明式家具的靠背与扶手的主线条为圆杆曲线，流畅秀丽，而通作太师椅的靠背与扶手的主线条为方杆直线，叫“拐子”纹，敦实沉穆、古朴大气。通作传统柞榛家具，桌、案、床、榻、几等造型的主体纹饰均为“拐子”纹，它是一种几何形纹样，是由古代勾曲纹（回纹）演变过来的，勾曲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盛行，在青铜器上尤为常见。在家具制作中运用勾曲纹是古为今用的典范，而通派匠师在运用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变化多端、千姿百态，在拐子上有的配龙头，有的配凤头，有的配灵芝，有的配寿桃。除典型的拐子纹外，太师椅的靠背上部的搭脑做成翻背（如铲地阳雕云纹），背板分三格，上格开光，一般为阳线浅雕吉祥纹饰（如龙纹雕饰）；中格有的是光素板面，有的开光，为高浮雕吉祥纹饰（如杂宝类）；下格亮脚，为镂空吉祥纹饰（如花卉等）。座屉下一般为束腰牙条，牙条上施有雕饰（如卷草纹），腿间为管脚枨。

再如茶几底盘，是在两根料的衔接处阳雕松、竹、梅；还有就是用长短不等的木料拼成万字花纹等。此外在同一件家具上常常运用阳雕、阴雕，圆线、凹线，浮雕、镂空相结合的技法，表现手法上则对称、呼应，写实、写意相结合。［2］柞榛家具上小面积的装饰得当、雕刻繁简适宜，不失朴素清秀的本色，而用吉祥图案来隐喻美好愿望，体现了中国人含蕴的气质，且多种雕饰手法的运用，也符合当时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这些南通人都很好地运用和传承了，成为通作家具的个性特点体现出来。

5.加工工艺

一是原料的处理工艺，耗时长、要求高。从柞榛树到家具用材，要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处理过程：浸水脱皮，需要一年左右时间；然后开料风干，自然脱水脱脂，由变形到定型，又需三四年时间；最后根据需要裁弯取直，精选用材。经过这样处理的古家具，事实证明不论气候如何变化，都不会变形松动。［2］

二是家具的制作工艺，做工和打磨并重，配以恰到好处的雕镂和镶嵌装饰工艺。首先做工是家具质量好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用料的粗细，线脚的方圆、曲直，还是榫卯的大小、松紧，兜料的裁割、拼缝等都是直接显示木工手艺的关键，稍有出入就会影响家具的质量，好与差分厘之间都暴露在家具外形与表面上。虽然柞榛木十分坚硬，但通派匠师在制作框架时能做到准确无误，“一丝不差”。其次，因为柞榛木的自然纹理和沉稳本色令人陶醉，所以通作柞榛家具一般不着色、不髹漆，打磨上蜡后，体现素雅之美，打磨时间越长，纹理越清晰越光滑亮丽；再经过长时间使用后，呈现出红褐色的包浆，使用时间越长，包浆越温润，古香之感越浓重，而早期的柞榛家具做工上乘，包浆绝不逊于紫檀。最后，通作家具的“绝活”是雕刻技艺，许多家具本身就是很好的木雕作品，雕刻的线条光滑匀称，动植物栩栩如生，多种雕刻手法相结合，充分体现了通作传统家具的技术含量。

6.布局格调

古宅一般既高又大，通宅也不例外。大厅宽敞明亮，是家中举行典仪、接待宾客的场所，对家具的陈设布置十分讲究，要求对称平衡：正面靠墙摆放一张条案，两边安置高花几，紧靠长条案放一张八仙桌，桌的两侧摆着太师椅，大厅两侧间隔安放太师椅和茶几。布局方正对称，主次分明，整体风格显得端庄大气、平稳沉静。书房家具比客厅家具要小巧，家具一般不施繁缛雕饰，营造清净书屋的格调。对称稳健、典雅方正的陈设文化，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精神和中庸之道，也是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体现。

通作柞榛家具的格调高雅为贵，清新为重，其制作贯穿了以观赏陈设为主、使用功能单一的理念。通高130厘米以上的高花几，只能摆放盆景瓷玩，中间无设施，实用功能少，加入陈设之中体现高雅。茶几、棋桌的功能也不多，它们都可以在面板下面增加亮格或抽屉，以便更实用、更便利。追求高雅格调是受中国人儒家思想的影响，崇尚散逸优雅的舒适生活，对大自然抱有天人合一、整体平衡的观念，并受数千年传统文化中的浪漫、高洁等情操的熏陶，在建园林、做家具时，追求一种清静的境界，保持一种诚朴的心态。

三、结语

我们在欣赏通作传统柞榛家具时，可从造型的神韵风姿、做工的“皮壳”“包浆”、榫卯结构、雕饰工艺等方面入手，了解它的特点有木材坚硬、纹理优美；造型简练、以线为主；结构严谨、做工精细；装饰适度、繁简相宜；布局对称，格调高雅，等等。在欣赏形式美的同时，更要从中理解这些特点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特有审美诉求和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并且要同“农村做工”的柞榛古家具相区别。后者虽然也是几百年前的遗存，但是用料将就，做工简陋，文化含量低，只有使用价值，没有观赏价值，格调不高，不能与古典柞榛家具相提并论。

通作传统柞榛家具已成为南通的文化标志之一，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南通柞榛家具文化与南通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紧密相连，虽然江苏其他地区也有柞榛古家具，但是南通人要以开放的胸襟和公正的心态，看待这一独特的文化遗存，正确地理解柞榛家具文化的核心内涵，在于南通先人利用柞榛木及其特点所积累和创造的精神遗产，而不在于柞榛木本身。这是南通柞榛家具文化的研究、保护、交流和宣传的需要，也是传承南通地方文化的需要，丝毫不会影响柞榛家具的艺术及其风格和应有的历史地位。［3］

参考文献：

［1］有待保护研究的通派柞榛家具文化.

篇（8）

神圣的虔敬

民间崇拜和信仰是民间至高无上的精神情感，也是一般百姓日常生活的精神支柱。在传统民俗节日中，对天地、祖先和诸神表达虔敬，给节日蒙上一层庄严而神秘的色彩，这最真切地显示了人性深处所固有的“有所敬、有所畏”的朴素宗教情感。

在汉民族的传统民俗节日中，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节日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祭祀主要包括对日月天地神灵的崇拜、对祖先的虔敬、对民族英雄的追思。对日月天地神灵的崇拜，是上古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据《周礼》所示，在周代普遍流行在节日里祭天祀地、祭日祭月等活动。沿袭到现在，日月天地崇拜在节庆活动中的印记仍旧或隐或显地保留着，如，中和节焚香祭日、中秋节赏月、春节扎天地棚祭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等，无不体现出人们对日月天地神灵的敬畏。对祖先的虔敬是在古老的灵魂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们最早敬拜的祖先往往是生前为氏族或部落立有功勋的“保护神”。延至后世，对部族保护神的敬仰逐渐演化为对家族祖先的祭祀。春节、清明节、中元节和十月初一等节日，家家户户都隆重地举行祭祖敬宗、上坟扫墓等仪式，表达对先祖的思念和虔敬之情。除了敬神(天地日月神灵)、敬鬼(祖先)之外，对神圣的崇拜还包含有对一些集中体现本民族价值观的民族英雄的纪念和敬仰，如寒食节纪念“居功无争、自敛隐退”的介之推、端午节纪念“忧国忧民、风骨独具”的屈原等，都反映了对一种民族理想和价值的追求。

民间传统信仰虽然是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孕育的根源，但随着信仰由自发向自觉的跃进，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系统化的宗教对节庆活动也有明显的影响。如现在传统民俗节日普遍存在的灶神财神崇拜、百姓在家中设置佛堂和灵位，体现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与民间传统信仰的某种融合，形成了民间浓郁而细致的崇拜神圣的景观。

给神圣留下位置，对于民族文化的存续和传承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意义上没有任何神圣的精神，而只是一味的消费，那么它就会蜕变成一具僵尸般的空壳。保留神圣的位置，给民间崇拜和信仰留出空间(尽管不一定非得固守传统的祭祀程式)，正是体现了人性对真善美的朴素追求与渴望。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信仰的阙如和精神的失落，已经成为一切社会病症的症结所在。这种精神的失落比物质的贫穷更可怕，并且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这种感受会更明显。在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中给神圣保留位置，无疑是对信仰虚无主义的一种救治。

和谐的崇尚

素有追求真善美传统的中华民族，对和谐的理念向来青睐有加。而作为源于日常生活又对日常生活高度浓缩且立体呈现的民俗节庆，更是十分注意凸显和谐的理念，并在潜移默化的时间累积中，将其标识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

“和谐”主要是天人和谐，即在自然和人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结合，从而保证自然和人接近或最终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完满境界。中华传统民俗节日文化在倡导和谐方面，可谓无处不在：从节日的日期选择，到节日游乐、饮食、祭祀活动的安排，方方面面、时时处处都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映成趣的基本精神。

首先，节日的日期选择弥漫着和谐对称的特点。民俗学者乌丙安在其《中华民俗史》中指出：“‘节’正是对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渐变分成像竹节一样的间距。”由此“分节”，逐渐演化为“日月同数”、“月内取中”和“年内对称”的现象。“日月同数”如春节(正月正)、重阳节(九月九)等，“月内取中”如元宵节(正月十五)、中秋节(八月十五)等，“年内对称”如元宵节与中元节对称、花朝节与中秋节对称等，这些错落有致的对称设计，能给人以爽心悦目的和谐之美，同时使人在美的体验中领受中华文化所独有的价值追求。

节日文化注重和谐的另一个特点是“四时节庆，纷至沓来”。《易传》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统民俗节日文化体系的形成兼顾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包含着天文物候的知识，体现了适应自然节奏、人与自然和谐的宇宙观。春节迎新，清明踏青，端午备夏，七夕观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腊八暖冬，小年辞灶，除夕守岁。一切都是那样的井然有序，一切又是那样的错落有致：节日的娱乐，四时佳节各异；节日的饮食，也与时序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晖夕阴，都在娱乐和饮食中得到了回响和照应。亲近自然、顺应自然而又有所作为，重视阴阳调和，与万物共生共荣，不断地升华天人合一的意境。

当然，和谐亦包含着人与人的和谐。节日里走亲访友、优游聚会等群体性活动，是人们交流沟通的良机，也是实现人际协调的佳径。在声声问候里，营造着与人为善的和谐氛围、团结友爱的和谐关系，这既是社会矛盾的化解剂，也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巨大文化资源。

亲情的滋养

在中华传统民俗节日中，对亲情的滋养和呵护可以说是最核心的文化心理。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重视人间亲情的了。家庭的信念、团圆的信念、故土的信念，一直是中华传统民俗节日最内在、最深刻的东西，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DNA。

在民俗节庆中对家庭骨肉团圆的炽热追求与期盼，可谓俯拾皆是。中国古人通过仰观俯察认识到“月有阴晴圆缺”的循环规律，从而把月圆作为人间骨肉团圆的象征。“明月千里寄相思”，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等一家团圆的佳节，正是刻意安排在“一轮明月转玉盘”的月圆之际。元宵节的汤圆和元宵、中秋节的月饼，除了内在的甜美可口之外，外形的团团圆圆，还有团圆、和睦、幸福的深刻

寓意。当然，一年中最能体现亲情团圆的节日还是春节。每逢这个节日，人们都要阖家团圆，围坐一桌吃“团圆饭”，享用“团圆饺子(交子)”，共庆美好的新春。时至今日，每到农历的腊月中下旬，数千万在城市打工的民工、在外地求学的学子就潮水似地奔涌回家过年，这也许是最能体现传统民俗节日意义的社会景观了――回家、尽孝、阖家团聚，共享天伦，还有一种深深的对根的认同。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包含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情感和精神力量，体现着一个民族最具原生态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一直过着群体生活的中国人，最美好的向往就是人间亲情。这种人间亲情，有对父母与长者的敬爱之情，也有手足之情、邻里互助之情、朋友相援之情，以及对先人和故土的依恋之情。清明、端午、中秋、除夕、春节等传统民俗节日活动都淋漓尽致地传递着这些情感。亲情是生长的，它首先是我们的血缘亲情，即与生俱来的对亲人的情感，然后生发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普遍观念。由此观念可以一层一层往外推展，“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进一步扩充为对所有他人的仁爱、对宇宙万物的息息相通的关爱。由亲善亲人然后能行仁于民，行仁于民然后能关爱万物，从而造就出人的“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

乐感的诉求

当代哲学家李泽厚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人总是“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确实，乐感的诉求是中华传统民族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是民俗节庆最鲜明的趋向。

传统民俗节日寄托着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是人们在千百年岁月长途中欢乐的盛宴。追求乐感首先表现在节庆活动突出庆贺和游乐两大主题，以纵情的文娱活动展现和抒发人们的欢乐和喜庆。如，春节的放鞭炮、扭秧歌，元宵节的舞龙舟、划旱船，清明节的放风筝，端午节的赛龙舟，七夕节的赛巧会，重阳节的登山活动等，都是展现人们欢庆喜悦之情的有效形式(当然很多活动可能最初是源于娱神)。传统民俗节日能创造一种普天同庆的情感氛围，使人们在这种情感的弥漫和氤氲之中深深体会到天地人三才的贯通一气，给单调的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平添无限的生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一千古绝句，十分传神地概括了中华节庆文化“普天同庆，共享吉祥”的乐感诉求。

篇（9）

关键词:文人画 现代平面设计 形式 内涵 传承

中图分类号:J506 文献标识码:A

任何一种艺术本身都无法脱离形式与内涵两个基本方面,传统文人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在现代平面设计的创作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艺术特征和巨大的影响力。有不少优秀的现代平面设计作品在形式上运用了文人画的外在表现元素,在内涵上传承了文人画的内在精神。这种现象不但是现代设计对传统绘画艺术形式的一种继承,更是现代设计形式通过新的视觉形态表述中国式的文化状态,是在民族性文化精神的引导下产生的新形式。

一 文人画的产生及其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文人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过程的自然产物,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文人画的萌芽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之后得到长足发展。一方面,由于南北朝文化被外族统领,对汉人文化进行排斥,士大夫们为抒发自己的情怀,而寄托在绘画上。“不学为人,自娱为己”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备受许多文人画家的推崇。另一方面,魏晋玄学成为中国思想界哲学思辩,偏重精神价值的人物品评成为一时风气。人品与画品相关联,士大夫画家以其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生活环境从事绘画创作,成为画坛主力。与其相比,民间绘画和宫廷绘画,因生活水平和所受教育的限制,在文艺地位上无法占领主导地位,中国文人画从中国绘画的母体中诞生出来,并成为中国绘画的主体构成,它是中国绘画确立民族风格并得以独立于世界绘画艺术之林的主要基石。

二 文人画形式影响下的现代平面设计语言

文人画是古代文人士大夫所创立的一种绘画形式,由于士大夫独特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使得文人画带上了文人的烙印,把自身的品位,文人的才情都融入到文人画中,创造出独具形式特点的绘画艺术,文人画是本土文化形式的一个代表。

(一)诗、书、画、印的形式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文人画融合了诗歌、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于一身,体现了画家多方面的文化素养和才艺。在形式上表现为:诗、书、画、印。

1 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文人画形式之一,诗与画的完美结合正是文人画的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画家将心中的审美感知揉进诗或画的境界中,用不同的形式语言传递出来,异曲同工地表现了一个目的:感知的境界之美在诗的语言或在绘画的语言中都达到永恒的统一。

这种形式语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同样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尤其是在表现一些文化主题的平面设计作品中。设计师将诗的形式或诗的意境融入设计作品中,以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力度,使观者无论从诗的语言文字,还是视觉意境中都能感受到作品的文化格调,并沉静在设计师的思想情感的营造中。

2 书。“书画相通”是文人画形式之二。汉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因此,书与画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文人画书法要求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追求“精、气、神”,是文人画艺术审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现代平面设计中文人画书法语言的运用,内含了中国古老文化的精髓与文明,一笔一画无不流露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它立足充分发挥书法中形式美的视觉意义。书法表现的力度不同于字库中的美术字体,它渗透出设计师作为民族性的个人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审美取向,使作品产生非同一般的文化效果。

3 画。文人画追求不拘形似,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从侧重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精神的表现。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从而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

文人画与现代平面设计的抽象图形表现有着风格上的相似性,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文人绘画使设计作品富有绘画的形式美感,从而一方面在视觉上增强平面设计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以这种传统的绘画形式表现设计作品主题,可以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

4 印。印不是文人画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文人画的有机组成部分,起着一定的作用,为画面增添文人气息。在书画作品上印有三个作用:一是作为落款,具有凭信作用;二是调节书画章法,构图与色彩关系;三是提高作品画面意境和艺术品位,突出和升华作品的思想内涵。

现代平面设计作品中对印章元素的运用可以丰富主题的表现形式,增强文人气息,调节作品构图与色彩的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往往启到平衡画面的作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设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印章作为标志的主体图案,这在整个奥林匹克会徽设计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以古老的印信寓意着有数千年诚信传统的华夏古国的承诺,篆印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底蕴,其钢韧的线条表现出直率的品格,方寸之间营造出万千气象。

(二)文人画中线的形式语言对现代平面设计的影响

文人画线语言和书法线语言的标准,根源一致,有融会贯通的关系,在书画的融合中更加直接地扩展了这一形式上的审美依赖关系,立足点就是充分发挥线语言在书画中的形式美。线语言在形式上追求“逸气”之美,多用侧笔,有轻有重,流动有序,使得视觉中的笔法,秀峭而不失力度,运行之中,笔力刚柔相济,形成韵律之动。产生力度之美表现为画家情感和运笔技巧的综合水平,也是画家长期对事物感受和对线形式美实践后的认识表达。文人画借用线语言的审美特征,是为了更好地表述自我艺术理想和情感,通过线语言的种种视觉形态,最终在形式美的追求上集中体现为韵律、力度这两个视觉特征,从而达到传达思想感情的目的。

(三)文人画水墨语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转化

水墨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缩影。文人画在以水墨抒怀的同时也赋予了水墨浓厚的文化底蕴。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若想借水墨来表现文化,就得充分理解水墨的生成语言和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修养,单纯的模仿和生硬的照搬是体现不出水墨的文化内涵的。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受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影响颇深,由其设计的《京都环保会议邀请展》招贴,以淡淡的水墨语言描绘了一个包含乳汁的乳房,淡墨带着飞白快速勾勒出乳房的外轮廓,虚实变化之中,又让人联想到地球的外形,将海报的主题跃跃欲试地传递给观者,自然而和谐。

(四)文人画“空白”的形式语言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价值

“空白”作为文人画形式美中重要的表现方法之一,是表现其空间感、艺术感的重要手段和技巧。“空白”的方式不仅衬托了画面的主体形象有活动自由的空间,同时也扩大了画面的意境。明朝画家山人的《芙蓉》,运用虚中有实的大面积空白作为背景,映衬着一张独立夏塘的荷叶,笔墨所状物象冷逸超绝,究其缘由,最根本的还是山人运用空白的高妙。同样在现代平面设计中使用,也得到一些设计师的认可。产生视觉上是平面的,有限的,但在意象上是空旷的,它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这为现代平面设计空间构图语言的表达提供了依据。

(五)注重自我情怀的表达,取材具象征意义

受中国传统文人画意象形式美学的影响,本土化平面设计贵在神似,物象要处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抽象不是简单的对物象的转变,而是一种“大象”似的精神与气度,体现无形的意象。在进行创作时,要求设计师以自觉的方式对所表达的对象做一种情感上的认知,所要把握的是“意”的追求,因此,设计师注重自我风格的表达,在表现作品时能有与众不同的表现手法,追求设计个性,将个人情感通过新奇独特的创意与技术手段表达出来,求新、求变向来是设计师创作过程中以表达个人设计风格、魅力的要求。此外,任何形式与创意都必须围绕作品的主题,不管平面设计作品中用何图形元素占领画面,其内在表达必须回归主题内容,应用象征手法表现主题是平面设计常用的创意形式。

三 现代平面设计对传统文人画内涵的传承

文人画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穿古今而魅力不减,不光是因为文人画的独特形式之美,还在于其形式之下的内涵之深厚,精神之浩渺。

(一)审美意象、意境的营造

意象强调形象的情趣的契合,是文人画理念的一个精神基础,把物象与情感融合,托物言志。意境的营造虽在诗歌领域中提出,但对整个社会审美也产生积极影响,只是形式上发生了转变,文人画以诗书画印相融的形式来创造意境,成为画家追求的一个美学目标。现代中国的平面设计离不开意境之美,形式语言的建立仍将为新时代的意境审美服务。审美意境的追求成为中国艺术形式语言表述的核心,在任何历史时期,对民族审美意境的追求始终成为中国艺术家必须坚守的本义,如此才能保留民族文化的自我。

(二)个人文化内蕴的自我表露

文人画笔墨形式下的意境构成,与画家个人文化内蕴所决策下的意象表述层次,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触景生情,并非所有的景都使人生情。画家关注的景物未必使人人生情;甚至同一景物也未必每人都能感知其情;不同情态下的景也不会成就同一种心情。这一常理反映为对画家个体素质要求。现代平面设计对设计师同样有此类要求,设计形式语言是紧贴情愫而行的,是情感氛围下的视觉语言的组合。情由境而生,意境的氛围直接由心境的倾泄而促成,于是设计者的主观感情与设计语言糅合于一体,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从社会文化积淀和个体世界观出发,获得画面意境的拓展,使观者对设计师的意图能自省、自悟、自乐、自为达到精神上沟通、交流的目的。

(三)立足于传统文人画内涵的现实价值

中国传统的儒、道、释主流文化思想是影响文人士大夫深层的精神因素,同时也是传统文人画精神内涵的构成。儒家的浩然正气与“悲壮之美”,道家的道发自然与“静逸之美”,禅家的参禅定慧与“空灵之美”都在文人士大夫的画中得到了体现,三种不同的审美风格对民族审美意境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厚的影响。文人画的精神内涵实质上是立足于民族的高度,更多地注重传统文化精义在现实中的价值和地位。追求国学文化的审美意境在时代中的延续性,成为思想追索的宗旨。现今中国平面设计在追求民族审美意境的同时,设计师的目光应当关注的并不是表面上为意境的营造而产生的各种形式。意境的层次高低,实质是建立在精神内涵的追求层面上。只有精神存在,才有民族审美意境的存在,才是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延续。

四 结语

传统文人画以诗、书、画、印为外在形式表现元素,通过“线”、“水墨”、“空白”等的形式语言抒发着画家内心情感的宣泄。透过文人画外在形式的种种表象,始终可以看到,在围绕阐述审美文化观念的根本目的时,最终落点在于意境之美的再造上。而画面对意境审美的追索是与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紧密联系的。它深受儒、道、释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天人合一”、“大象无形”、“气韵生动”等等传统文化思想在文人画的精神内涵中蕴蓄。文人画独具的形式美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文人画魅力的根源之所在。在现代平面设计中运用文人画的外在形式语言,传承文人画的内在精神,其实际是对民族审美意境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坚守,是本土化设计艺术创作形式的现象之根,文化之源。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深受本土文化影响的设计师在对现代设计形式的演绎过程中,其背后都是在用创造性的思维对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所进行丰富的形式阐释,传统形式不再是简单的挪用,而是真正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章用秀:《书画常识知多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

[2] 吴耀华:《中国画形式语言》,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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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在传统文化中的价值

诚信是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成员间正当利益的社道德规范，对社会生活的顺利进行有重要作用。它是一种普遍的以信任和承诺、践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现象，是社会系统运行必不可少的支撑力量，不仅关涉社会经济能否繁荣，也关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是否和谐。

诚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从微观方面来看，它把实事求是，守信重诺作为个人的高尚品德。从宏观方面来看，它以教化、调节和导向功能为统治者维持社会秩序、巩固政权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的变迁，诚信拥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具有现代特色的诚信文化，其社会价值也愈显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人们认识到诚信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社会稳定发展的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华民族“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对于培养人的诚信意识和提高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传统文化中诚信的内涵及功能

（一）传统文化中诚信的内涵

许慎在《说文》中说：“诚，信也”，“信，诚也”，班固在《白虎通义》中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中国古代关于诚信的论述主要有三重涵义：第一重是诚实。“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就是要有诚意，真心实意，不欺骗自己；是不欺人，客观实在。总之，就是要对自己的言论持负责的态度，既对自己也对他人负责。第二重是守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与朋友交往要信守诺言；能做到的事情就说，做不到的就不要说。做人要守信，说话要讲信用。第三重是信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以信接人，天下信之”，此为信任的意思。诚信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广泛地体现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现实关系，形成一种特定的道德实践活动。

（二）诚信文化的功能

1.社会整合功能

即诚信文化能协调和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理顺一定社会系统的内部关系。它包括价值整合、规范整合以及结构整合。其中，价值整合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是指诚信文化能帮助社会成员对诚信产生共同的价值方面的认同。只有价值观一致，社会成员才能在交流互动与共同行动时保持协调一致、规范有序。规范整合是指诚信文化能对个体的行为准则进行规范并内化为内心信念，使整个群体成员实现群体共识和规范认同，这样才能使群体成员的行为在一定的规则中进行，进而维持社会秩序。结构整合是指诚信文化对社会这个整体系统的协调合作的整合作用。在共同文化中的共同规范制度的指导下，社会各个系统能构成一个协调一致的功能体。

2.社会推进功能

即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首先，诚信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诚信文化建设也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诚信在公民个人品德的养成及其人生历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次，诚信文化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核心力量。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从根本上来说，只有诚信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成为维系正常交易行为的无形纽带。良好诚信的市场关系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有序化、规范化，还可以提高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保证整个社会经济体的良性运作。

3.反向功能

文化产生反向功能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当文化发展滞后时，文化就会阻碍社会进步。第二，是发生在“负文化群体”中，例如黑社会或者其他边缘性群体，这些群体组织里的成员必须按照所谓的“帮规”行事，“帮规”很多是与社会道德背道而驰的，这显然对社会发展不利。

诚信文化也具备文化的一般功能，因此，当诚信文化发展滞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对生产力发展会起到阻滞作用。另外，在社会生活中，也要注意“负文化群体”的存在，这些组织会把诚信缺失作为一种社会时尚，使诚信缺失现象在较大社会范围内蔓延。

三、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内涵维护机制分析

（一）诚信是个人立身处世之本

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君子来说，诚信是必备的品行，诚信也是每个人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孟子的观点是“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认为诚信是自然规律，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人道之“诚”是对天道之“诚”的体现和效法。《礼记・大学》中阐明“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把“诚”作为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中庸》中则认为，“诚”是万物的本源，而且也提出“诚之者，人之道也”，人们应自觉接受道德准则的约束，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义。另外还指出了如何达到“诚”的途径，以及圣人之“诚”与普通人之“诚”之间的区别。从道德价值本源的角度来看，“诚”成为主体自我道德修养的基础环节。

在社会风气上，社会成员把重诺守信、诚实善意、公平公正作为合理的行为准则和基本的道德要求，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诚信文化氛围。在个人的修养上，诚信也一直是备受推崇的高尚品德。

（二）诚信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守则

孔子认为，一个人说话要“谨而信”，交友要讲诚信守约定，才能使“朋友信之”，并把“朋友有信”作为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荀子说“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就是说相信那些值得相信的人和怀疑那些值得怀疑的人，这是“信”的两种不同表现形态。到了汉代，“信”成为“三纲五常”的五常之一，地位非凡。

诚信文化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所以一般通过树立正面榜样，谴责惩罚失信行为，对社会成员进行“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教育和教化；充分发挥各种媒体在诚信道德的宣传和监督中的作用，弘扬社会正气；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制订奖惩措施，通过利益机制引导人们树立诚信观；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作用，严惩违反诚信的不良行为，使社会公众在具有约束性的法律制度中逐渐规范自己的行为，培养和巩固诚信观念，可以以此不断提高社会成员诚信的自觉性。

（三）建立诚信机制作为维护诚信文化的制度保障

在诚信文化中，诚信认知、诚信情感和诚信意志等属于观念形态，一般发挥“扬善”的功能，而诚信机制则属于制度形态，发挥“制恶”的功能，能以制度的力量来规范和强化观念。

诚信机制是由诚信约束机制、诚信评价机制、诚信激励机制和诚信监管机制等部分组成，它把诚信作为一种资源，先通过调查评估，然后合理地赋予这种资源以一定的价值作为标准，使其在不超过自身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可以“变现”使用，同时加以带有法律强制力的外部约束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一定的强制力量来限制和消灭失信行为，因而可以有效消除社会成员易产生的无制度可依或有制度不依的主观随意性，引导社会成员把诚信内化，促进成员心态的变化和诚信意识的提高，进而增强社会的诚信度，为诚信文化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四、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的局限

（一）中国传统诚信思想起源于“熟人诚信”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形式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我国传统的诚信思想就起源于这种关系的早期。在生产力较低的自然经济时代，家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可靠的生产生活单元，社会道德准则倾向于维持家庭关系，而不是破坏这种关系。所以在自然经济时代，诚信的基础是亲属、邻居以及与某个家庭有关系的全部范围，是基于较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群。这种背景下的诚信范围种非常有限，称为“熟人诚信”。可见，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产生的诚信，并非一种普遍意义的全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准则，而只是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秩序前提下的一种附属性原则，有较大的局限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缺少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

中国传统诚信以自律为基础，它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更偏重于社会成员的内心信念和强调社会成员的操守和自觉，并非制度规范，缺乏有效的外在约束机制。

道德在传统社会具有至上性，认为做人处事要合乎“情理”，主张圣人们推崇的“道德内省”，但是缺乏“合法”的要求以及强制性外部约束机制。社会成员以“德”实现自我约束，人际交往以“德”作为交往准则，政治统治以“德”施政服众，道德的约束力甚至超过了法律的效力。这种道德至上的特点也同样体现在诚信思想中，崇尚善行善念成为传统诚信观的价值目标，在传统诚信思想中，“本真”是“诚”的核心，坚持诚信就是坚持了真善美的统一。所以中国传统的诚信思想缺少强有力的外部机制的有效约束。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基于不对等的道德义务

传统诚信思想虽体现人际之间的诚信关系，但由于其植根于封建等级制度，要屈从于封建道义，因而其意义是狭隘的，并非基于人际关系平等的诚信。如“三纲五常”要求在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中，前者拥有支配后者的绝对权利，后者只能服从前者；再如在传统的婚姻约束机制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只规定女性的信用义务，而不是男女双方的共同义务；又如在“长幼有序”中，兄、姐较弟、妹在各种权利义务中也往往处于优先的地位。因此，传统诚信对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要求是不对等的，它是一种带有封建等级观念的义务诚信。

综上所述，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传统诚信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形成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型诚信文化。针对失信行为要积极采取措施，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从本质上杜绝失信行为的再次发生。除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把诚信内化为信念外，还需制定相应的制度措施来形成更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莫新明.浅议中西方诚信文化与我国现代社会诚信 文化体系构建[J].中国集体经济，2011，（19）.

[2]孙炜.中国社会转型期诚信文化重构[J].西南金融， 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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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005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绵阳地区的北川等地。羌族自古以来都以石砌技术精湛而闻名遐迩，其传统民居建筑主要为石砌碉房和碉楼。《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1]。可见羌人建碉房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了。经历数千年风吹雨打、地震灾害，它们中仍然有一部分碉房象英勇的战士屹立在杂谷脑河谷，象一部无字天书向人们诉说着羌族古老的历史文化。2008年的5・12地震以后，羌区老碉房总体上受损轻于近些年新建的碉房，发生垮塌的大多数为后来新建的碉房。可见，羌族传统石碉房具有良好的抗震性。千百年来，羌族人民为了适应自然生存环境，就地取材，建成了独具文化特色的传统民居，它不仅是羌族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也因为它的实用性和抗震性能使它成为羌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羌人信仰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羌人对的表述在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深入挖掘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宗教文化内涵，对于新时期有效传承和保护羌族民俗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笔者将深入探析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宗教文化内涵，走入属于羌民的灵性世界和精神生活，感受他们古老而厚重的宗教文化。

宗教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是一种长期而普遍的现象，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自身历史一样古老，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宗教意识也未曾衰退，它仍然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和人类的生存以及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2]。羌族人对宗教的表述，体现在传统民居建筑中，主要以民居朝向、建筑材料、石敢当、火塘、神龛、中心柱、罩楼等为重要的表达符号。

1 自然崇拜

1.1 民居朝向

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朝向是有讲究的，他们会选择独特的方式来反映羌人的信仰。从精神层面讲，羌寨会朝向神的地方，根据羌人的风水观，认为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方向应该是“门对槽、坟对包。”“槽”是指山间的空隙，“包”是指寨子旁的山顶或山梁子。住宅和村寨选择的朝向一定要躲开山的遮蔽，透过山间，可以遥望远处连绵的雪山。千百年来，羌人早已习惯与大自然亲近、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也成为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坚持的基本建筑原则之一。因此，这种民居朝向正体现了羌族人对雪山、白石、蓝天、白云等自然物之神朝朝暮暮的崇拜，这种朝向使羌人无时无刻不在与自然之神进行着心灵的对话。

1.2 建筑材料

羌族传统民居的建筑材料主要是选用羌区随处可见的片石、木材和粘土。它们都来源于自然，并融于自然，整个墙体使用片石砌成，远远望去只见山寨、土地和山脉难以分辨，就如同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样，整个民居和大自然浑然一体、气势磅礴。房屋内门、围栏、地板、独木梯、中心柱等均为木质材料。值得一提的是在理县桃坪羌寨，不管是上千年的古老民居还是建成十来年的新民居均是就地取材，至今还普遍使用木片式门锁。这无不体现了羌人以自然为大的哲学理念。两千多年以来，羌人用着完全来源于自然的建筑材料，没有给自然带来现代的工业污染。这种主体建筑材料采用片石、木材和粘土的做法，使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成为最生态、最环保的建筑。形成了羌族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成为羌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思想使羌人在用这些石头、木头、土的时候都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和虔诚的态度，表现了羌人和大自然之间特殊的感情，体现了他们浓厚的自然崇拜思想，表达了羌人千年来对石头神、土神等自然物之神和树神等植物之神无限的崇敬之情。也是羌人以自然为大的天人合一文化理念的体现。

1.3 火塘

火塘是羌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内在凝聚中心，一般设在堂屋正中间，是用石头或砖块砌成的烧火用的四方形的矮台，火塘不仅可以做饭，还可以取暖，甚至是羌族宗教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火塘里有火种，长久保存不熄灭，又称“万年火”，最早的火塘是由三块白石垒成的，主人每次喝酒都会先敬这些白石，现为铁制的三脚架代替。由于火在羌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形成了对火神这种自然力之神的崇拜习俗，火塘就是火神的象征，是羌族自然崇拜的符号，也是羌人生活和神灵存在的空间。由于羌人把火塘看作是火神居住的神圣之地，故产生了一系列的禁忌：禁止踩踏火塘，禁止从火塘上跨过，禁止向火塘里吐唾沫，禁止在火塘边吵架等。体现了火塘在羌族传统建筑中神圣的地位以及羌人对火的崇拜和敬畏心理。

1.4 罩楼

羌族传统建筑的屋顶在靠山的一侧通常有一间两米左右进深的小房间，称为“罩楼”，方向大都是坐南朝北，三面用石墙砌成的，南面敞开，用来储藏和半户外活动。在罩楼顶正中和两侧安放白石，楼顶正中的白石被看作是天神的象征，被供于塔子上，白石旁插松枝。白石也是火的贮存地，是羌人对火及火母体的崇拜，松枝是自然生命蓬勃盎然的象征，因此，羌人每天清晨和傍晚都要燃松枝祭天，羌族的释比在祭祀时还要说：人如白石而永久，如茂树而大发。可见，罩楼是羌族民居建筑的最高层面，是羌族神灵聚居界和各类祭祀的集中点，是羌人精神与信仰表达的凝聚点，可谓是羌族宗教文化的神殿。羌人对白石、树等自然物之神的崇拜和信仰，通过罩楼这种建筑符号向世人展露无疑。根据羌族的历史，罩楼存在的理由离不开精神的寄托，羌人把精神的寄托寄予神灵，祈求神灵能庇护自己的家园，保佑自己的家人平安吉祥，保证族人以后的日子风调雨顺。在灾后重建的今天，羌人为了感谢党和政府，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他们除了在罩楼顶上供奉白石和松枝外，还插上了鲜红的五星红旗，使罩楼增加了新的精神凝聚点。

2 祖先崇拜

2.1 神龛

神龛是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中反映祖先崇拜的重要符号。一般设在堂屋正对大门的那面墙壁上，用木板制成，供奉祖先神、牲畜神、家神、行业祖师神和财神等。左右放香炉，神龛两侧有对联。神龛的装饰上，条件好的装饰精致，龛首一般为木质镂空雕花，有云纹、花草纹等，使神龛成为室内最精美的陈设，成为堂屋中的视觉亮点。浓厚的原始意识与诸神在羌人精神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使羌人认为祖先的灵魂不死，这些灵魂会体现在羌族子孙身上，在以后的各代复现出来。在羌族民居中，神的影响无处不在，人在神的庇护下生活，所以每家的神龛便是这些神的栖息地，体现了羌人浓郁的祖先崇拜思想，表达了他们希望通过供奉诸神保佑家人平安、牲畜兴旺的民间信仰意识。

2.2 中心柱

羌族民居属于墙承重和梁柱承重结合的结构，羌族传统建筑中的堂屋是整个家庭的活动中心，因此空间会大于其他房间，就需要在隔栅下加架，形成中心柱。羌人亲切地称它为“中央皇帝”，一般都会在堂屋中央加中心柱，地位很高，其表现出的祖先崇拜情结大于它的实用功能。中心柱也是游牧民族帐篷式民居形式的遗存，中心柱很重要，一旦被毁或断裂，就会导致整个帐篷垮塌，因此中心柱在羌人的心中地位特殊。羌人将中心柱称为中柱神或中梁神，并将其奉为家神，作为祖先加以顶礼膜拜，蕴含了羌人强烈的恋祖情结。

3 守护神崇拜

3.1 石敢当

石敢当是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外的一件重要陈设，一般都放在大门口的左侧，属于住宅的辟邪之物，能驱邪镇妖，保护民居。以前很多羌族传统民居前都有，由于近现代的破坏，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在理县桃坪羌寨龙小琼家门口的“泰山石敢当”保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它高约1米左右，分头、身、座三部分，头大身细，头部表情狰狞、吐舌瞪眼，身上刻着“泰山石敢当”的汉字，底座已埋入地下，它是巫术神话的外化，是羌族风俗传习的符号，羌人奉它为家庭守护神，在特殊日子还会给石敢当披红烧香，进行祈祷。在汉族的许多建筑中，也有“泰山石敢当”的陈设，一般会立在墙边或嵌入墙里，所以石敢当也是汉羌文化交融的表现。如今它已成为反映羌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从石敢当这一建筑符号中折射出来的是羌人古老的民间信仰，是对民间社会神中家庭守护神的崇拜。

4 结语

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历史悠久、技术精湛、内涵丰富，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其蕴含的丰富的宗教文化内涵更是赋予这种传统民居建筑以“灵魂”，成为羌族地区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大力发展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旅游业的经济优势，积极为羌族文化服务，把蕴含羌族宗教文化的传统民居建筑景观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恢复重建有代表性的羌族村寨，重建过程中尽量采用传统的建筑技术、建筑材料等，尽量恢复传统民居建筑的本来面貌。羌区具有代表性的羌族传统民居建筑将成为羌族重要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如果把发展羌区旅游业和羌族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有效地结合起来，合理地对传统民居建筑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将既有利于提高羌族地区的经济收入，又能促进羌族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和传承，从而让羌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卷86）[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0.

[3]田凯.宗教意识对建筑的影响――解读羌族建筑[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2）：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