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具体内容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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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4．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2―0226―04

在2000年，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科学技术部共同组织实施了自1985年以来的第四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改革20多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继续得到改善，我国学生的体质与健康状况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2000年与1995年相比，我国学生的速度、耐力、柔韧性、爆发力和力量等素质均出现全面下降，除反映速度素质的50 m跑成绩下降幅度较小外，其余四方面素质的下降幅度较为明显；反映肺功能的肺活量继续呈现下降趋势，肥胖学生增多。学生体质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体育锻炼不够被认为是造成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务院于2001年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做出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其中提出要“制定并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了贯彻落实《决定》的精神，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组织国内部分专家学者研制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自2002年开始逐步实施以来，引起了学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部分专家和学者在关注的同时，对《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测试项目和评价指标的内容、测评的结构从主、客观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识出发撰文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其中部分意见和建议的提出是由于不了解《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建标依据和设计结构造成的，因此，这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对《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的修改和完善没有帮助作用。近些年来，本人审阅了不少有关“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方面的研究论文稿件，发现了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鉴于本人参与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验证性试验的抽样方案的起草、测试项目的考察、调研数据的处理、评定等级的确定等具体的建标工作，故在此介绍《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建标依据以及评价内容的设计标准等，以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贯彻和落实。

1　建标的依据

1．1工作依据该项研究定位明确：这是一项工作性研究，既是为完成具体工作而进行的科研活动，其目的就是为工作服务，因此全部研究过程淡化了所谓的“纯学术化”，而投入了更切合实际工作需要的使用因素。具体讲就是“四个有利于”：

1)有利于促进学生平时锻炼。《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评价指标不一定就是锻炼项目，而仅是对锻炼效果的评定。因此，锻炼的形式能够多样化，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平时锻炼项目，逐渐养成终生锻炼的习惯，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2)有利于家长关心学生锻炼。学校贯彻《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会将学生的体质健康评价状况以一定的比例计人体育课的成绩，这样势必会使学生家长会积极地关心学生的锻炼情况，了解锻炼的实际效果，配合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

3)有利于学校操作。新制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项目的选择，标准的格式，计分的方法都比较简单，评价简易，便于体育教师的测评工作。

4)有利于管理部门管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对《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后，对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由原来的过程管理更容易地转变成了目标管理；由原来的项目百分比理解，可深入到对总体概况的汇总情况的把握。各部门配合相关软件使用可以知道自己在全国的位置、地区的位置以及薄弱点，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通过贯彻“四个有利于”，能够达到该标准实施后的初步效果即“三亿多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知多少”。学生本人能够知道和了解自己，找到体育锻炼的兴趣；家长关心了学校的体育教育，了解了孩子的体育发展；学校以及行政管理部门掌握了宏观的三亿多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情况。

1．2方法依据调查研究、实地测试，对测试样本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试验标准；对试验标准再进行大规模的验证性试验，然后依据验证性试验数据对试验标准进行修订以至最后对标准的局部进行政策、指令性的微调来完成建标工作。

验证性试验是在10个省、直辖市进行的，采用了分层三阶段整群抽样方案，获得有效样本31943人(约30万个测试数据)；每个年级人数不少于1487人，各年级分性别男女生的人数除高二、高三、初三因考试影响，测试学生人数在700人以上外，其它性别年龄组的测试学生人数均在1000人以上。因此，采用这样大的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其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能为建标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或信息)。

注：实际数据远不止3万多人，每个地区上报的数据均经过了严格地筛选，剔除了异常数据后，合并成有效样本，这个样本的含量是31943。

2　测试项目和评价指标

2．1测试项目 对于每项具体的测试，每位学生见到的都是直观的测试成绩。通过测试，学生能了解到自己在各测试项目上的进步或差距。

测试项目分必测项目与选测项目，选测项目的确定由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随机抽取或依据实际情况确定。

具体分配：小学1～2年级共测3项，全为必测；小学3～4年级共测4项，全为必测；小学5～6年级共测6项，3项必测，4项选测；初中一年级及以上年级共测6项，3项必测，4项选测。

2．2评价指标用于评价的测试项目以及基于测试项目的派生指标，其反映出一个具体的评价概念(如身高标准体重，反映了人的匀称度)。

具体分配：小学1～2年级，2项；小学3～4年级，3项；小学5～6年级，5项；初中一年级及以上年级，5项。

注：其中有若干项评价指标需选评～项时，不能随意指定。因为评价指标与前面的测试项目有关，如果前面测试项目没有，后面的评价指标也不可能产生。例如前面没有测“台阶试验”，则后面就只能选评50 m×8往返跑了。

2．3评价指标的权重 评价指标在各年级中的地位不完全相同。在各年级中其地位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所占总分值的比例也越大，反之越小，这个比例就是权重。

权重的确定是由课题组专家学者依据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规律以及研究工作的指导方针确定的(如：小学1～2年级，身高标准体重占60％，表明一个人的肥胖应从小开始关注，改善饮食习惯，适当运动为日后健康成长打好身体基础)。

3　标准的年级分组

为了有利于学校操作，制订出的标准是按年级分组的，除了“身高标准体重”外，分组如下：小学1～2年级；小学3～4年级；小学5～6年级；初中一年级以上各年级自成一组。

“身高标准体重”是依照青少年生长发育的规律(生长发育与阶段：青春期前、青春早期、青春中期、青春后期和青年早期)，同时考虑到操作方便等因素进行分组的。分组如下：小学1～2年级；小学3～4年级；小学5～6年级；初中1～3年级；高中1～3年级；大学组。

4　标准中各评定等级确定

4．1单项评价指标评定等级除“身高标准体重”指标外，其它各项评价指标均按优、良、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评价，并给出相应分值86、76、60以及60分以下。标准的分割点是按百分位置数来确定的(图1)；优秀(86分)是P75，良好(76分)是P25，及格(60分)是P2；于是可以估计到按现行标准进行评价，将会有25％学生成绩达到优秀；50％学生成绩达到良好，23％学生成绩为及格。概括地讲，达到优良的人数比例估计为75％；合格人数比例可达98％；仅有2％是困难的，需要体育教师去特别对待，或是因为学生本身存在着问题而作为非正常人群来区别处理。

评价时考虑到某些指标优、良、及格的成绩间距较大，以及该标准对学生的激励作用，对优、良、及格中的相应成绩区间各分为两段，其意义类似于优＋、优一；良+、良一；及格+、及格－，并赋以不同的分值来体现测评学生在同等级内的差异。

关于“身高标准体重”是依据同身高的大样本的体重平均数、标准差，采用“离差法”建标。划分等级为：正常体重；超重或较低体重；肥胖或营养不良三个等级；各年级组的权重不同，得分也不同；正常体重得分为：100分*权重；超重或较低体重得分为：60分*权重；不合格的得分值为：50分*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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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条件下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在具体方法上，必须遵循教育教学基本规律，突出“四个作用”。

（一）突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要使学生在高中化学教学过程中得到生动的德育教育，作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教师，应该善于以自己丰富的情感来激发学生的感情。在备课时，教师要深挖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并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同时要善于把握住不同的时间和场合，灵活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二）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在德育教育中，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自觉获取，这是能否取得良好德育效果的关键所在。

（三）突出教材在教学过程中的载体作用

高中化学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具有散布性特点，贯穿于整个教材中，有的容易被教师忽视。关键在于教师能否科学地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并将德育教育巧妙地嵌入到化学教学中。

（四）突出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依托作用

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它的实验活动比较多。化学药品的观察、化学实验的操作和分析总结、日常生活用品的化学分析以及食品安全，都可以成为开展德育教育的活动途径。

二、在高中化学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的具体内容

中学化学的教材内容存在着丰富的品德教育素材。在中学化学教学中渗透德育因素，体现了中学化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化学教学本身的客观需要。

（一）通过我国古今科技方面的巨大成就、科学家的感人事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化学》高一教材的绪言向学生介绍了化学学科的形成、产生、发展的过程，也介绍了我国古代的化学成就。如古代，我们的祖先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造纸术、火药的发明和运用分别比欧洲早10个世纪和5－6个世纪，造纸术和火药是我国古代的重要的化学工艺，也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标志，两者的发明和运用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冶炼和瓷器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化学工艺，这些技术也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

在近现代化学史上，我国的化学家也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建国后，我国在化学工业上成果显著。例如：我国著名的“侯氏制碱法”把世界制碱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03年我国的“神舟五号”载人上天；目前，我国的纳米技术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等等。这些成就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能够增强学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深厚的爱国热情。

（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化学教学中可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适时进行辩证法思维的训练，培养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进一步介绍天体、地球、生物和人体都是由氢、氧、碳、磷、钙、铁等元素组成的，进而说明世界的物质性原则。在进行物质结构理论知识的教学中，通过介绍分子、原子、离子、电子的不停运动，明确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而对学生进行唯物论教育。

在“氧化一还原反应”一节的教学中，氧化与还原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存在于同一反应中，相互依存，既对立又统一。学生可以从氧化还原反应认识到——满矛盾的运动，这是辩证法的核心。又如：溶解与结晶，水解与中和，加成与消去等都是对立统一的实例。

量变到质变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观点。元素周期律是量变到质变最典型的例子，即元素性质随着原子序数的递增而呈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又如混合气体的爆炸极限，同素异形体性质的差异等都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例子。

自然界中各种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如：无机物中单质、氧化物、酸、碱、盐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机物中各种烃及烃的衍生物的相互转化关系；即使同一种物质分子里不同官能团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如苯酚分子中，苯环与羟基的相互影响。此外，结合相关内容，还可引导学生逐步认识现象与本质、共性与个性、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从而逐步树立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三）环保意识教育

在全球，臭氧层遭受破坏，温室效应使地球温度升高，冰川融化使得海面上涨，这一切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国外，如英国的烟雾事件，美国的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等，都是由于工业“三废”没有有效处理造成的。在我国，每年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量也相当大，而且有增无减。大部分城市出现酸雨，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事故每年多达数千次。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把环保意识渗透到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中所涉及到药品及有毒或有害物质，特别是有毒气体直接危害师生健康。因此，在实验中，老师应对学生强调，做实验时应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四）安全教育

高中化学教材安排了许多演示实验、学生实验和课外实验。有些实验的试剂或产生物易燃、易爆、易挥发，有刺激性、毒性和腐蚀性，在操作时带有一定的危险性。为了防止实验事故的发生，保证实验正常进行，要对学生强调安全知识及急救措施的教育。

（五）挫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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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0-0006-04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rofessional Sports Clubs

ZHOU Aiguang1， YAN Chengdong2

（1.P.E. Ins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 China；2. Social Sports Dept.， 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Tianjin 30038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fines the basic meaning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rofessional sports clubs. Based on this， its characteristics of norm， diversity and conflict are discussed. Observing and defending games order， maintaining games balance， protecting and limi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investors，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labor rights of athletes， community service， maintaining the leg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ns are prob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professional sports clubs；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gal obligations

职业体育俱乐部，一般指专门从事运动训练、竞赛和表演活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在国外，除少部分国家，职业体育俱乐部一般都是经营性经济实体。[1]在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产生时间并不长，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备，还不能完全符合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的要求。实践中出现的“假球”、“黑哨”、“罢赛”、“退赛”等一系列负面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反映，充分暴漏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严重缺失的事实。然而，理论层面学者们还没有对这一问题引起足够重视。理论研究的滞后必然带来实践上的盲目，制约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健康发展。为此，本文立足法学视角，对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特征和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1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含义

职业体育俱乐部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法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既有一般企业的共性，又有体育比赛组织的个性。时至今日，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2]其本质是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维护和增进其他社会利益。如我国知名法学学者刘俊海教授就认为，公司（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赢利和赚钱为自己的惟一存在目的，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包括雇员、消费者、债权人、中小竞争者、当地社区环境、社会弱者等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等内容。[3]具体到职业体育俱乐部，我们认为，其投资者、球员、社区、球迷以及其他参赛俱乐部都与之存在较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职业体育俱乐部应该对这些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同时，公平竞争是体育运动的灵魂，维护公平竞争的比赛秩序是竞技体育参与各方共同的根本利益，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职业比赛的主要参与者，也应当承担维护比赛秩序的社会责任。

我们注意到，早期学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集中在道德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制度长期具有泛道德化的倾向。随着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法律层面探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法律的规定，建构规范化的社会责任体系对于社会责任的具体落实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从法律角度定义企业社会责任在当今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4]基于此，本文将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含义界定为：职业体育俱乐部对其投资者、球员、社区、球迷和其他参赛俱乐部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平竞争的比赛秩序所负有的保护和促进的法律义务。

2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特征

2.1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规范性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规范性源于法律义务的规范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以行为模式指导俱乐部进行期待的行为，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与期待行为相悖或不一致的俱乐部现实行为予以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通过追究法律责任的方式纠正和预防俱乐部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社会责任为职业体育俱乐部设定了一种行为模式，表明社会和法律对俱乐部行为的期待。这里的行为模式，既包括基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而产生的行为模式，也包括基于法律规范的任意性规定而由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而产生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无论来源如何，一旦产生，就发生实际约束力，俱乐部应该按照其要求，在“应当这样行为或不应当这样行为”的范围内做出合法律性选择。

尽管社会责任是对俱乐部“应当”或“不应当”行为的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完全得到实现或者说肯定会有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这就涉及对俱乐部做出的违责任行为模式的违法行为能否纠正和如何纠正的问题。纠正的方式，主要是对俱乐部进行事后性惩罚，包括追究其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违纪责任。这是保障职业体育俱乐部践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措施。

2.2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多元性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义务形式，而是多种法律义务的综合体。这些法律义务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有：

2.2.1 经济内容的义务和体育内容的义务 这是根据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内容的利益属性所做的分类。职业体育俱乐部经济内容的义务是指俱乐部进行市场化经营，获得经济利益，给予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提供者以合理经济回报的义务。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内容的义务是指俱乐部基于社会公众对体育比赛产品社会价值的期望而对体育特殊性和体育利益加以维护的义务。职业体育俱乐部不同于一般企业，其经营目标中不仅包括经济成功，还包括比赛成功，这是体育文化属性、体育社会属性的内在要求。

2.2.2 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 这是根据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内容的行为形态所做的分类。积极义务又称作为义务，是指以俱乐部须为一定行为（作为）为内容的义务。如职业体育俱乐部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保障球员安全、健康、有尊严的从事比赛及相关活动等。消极义务又称不作为义务，是指以俱乐部须不为一定行为（不作为）为内容的义务。如俱乐部不得从事操纵比赛、贿赂裁判等破坏比赛秩序的违法行为等。

2.2.3 对人义务和对世义务 这是根据职业体育俱乐部有无明确的义务对象所做的分类。对人义务是指俱乐部向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承担法律义务，该利益相关者可以作为权利相对人请求俱乐部履行义务的社会责任类型。对世义务是指没有特定的权利相对人请求俱乐部履行义务，俱乐部仅对不特定的权利人承担消极不作为义务的社会责任类型，此类义务一般涉及体育秩序和公共利益。

2.3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冲突性 职业体育俱乐部承担多种社会责任，既要维护体育比赛秩序，又要对投资者、球员、球迷、社区以及其他俱乐部等利益相关者承担法律义务。俱乐部在践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履行其中一个法律义务，会有可能违反其他法律义务。这种由法律义务性质的不相容导致的相互抵触状况，就是俱乐部社会责任内部结构的冲突性。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冲突性影响了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的实效性，为协调社会责任内部关系，避免和化解冲突，应该探求妥善解决的方式。本文认为，解决冲突时应坚持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应保障与体育有关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其次应尊重那些为了达到合法目标（如保证比赛的公平和结果的公正）而制定的体育“内在规则”，再有就是要保证利益相关者对俱乐部的贡献率与俱乐部对该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贡献利益成正比，体现等量投入获得等量收益的公平精神。

3 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3.1 职业体育俱乐部遵守和维护比赛秩序的法律义务 比赛秩序关乎职业体育联赛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特定或不特定社会主体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作为比赛的参加者、比赛商业风险和收益的承担者，职业体育俱乐部在比赛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应该承担与其身份相符合的社会责任。职业体育俱乐部既要诚实信用，实际履行参加比赛的本职义务，不得任意“罢赛”与“退赛”；又必须做到比赛中公平竞争，不得从事“假球”、“黑哨”等操纵比赛的不当行为。

“罢赛”与“退赛”是俱乐部从自利角度出发实施的背信行为。鉴于职业联赛的商业性，该行为不仅有悖体育道德、体育秩序，也会损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中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俱乐部的约束不能只限制在单项协会内部的处罚，还应该从国家法层面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加以规范。

操纵比赛也是应该予以制止的不当行为。在职业比赛中，职业俱乐部为了获取与比赛相关的经济利益，违背职业联赛规则，有组织的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支配、控制一场或多场比赛结果的行为是职业体育俱乐部操纵比赛行为。该行为背离了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市场主体向社会提供质量合格、内容真实的比赛产品的基本职能，不仅破坏了比赛秩序，还会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到职业联赛投资者、消费者的经济利益。甚至于，由于职业联赛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严重亵渎体育精神的行为很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群体冲突，动摇社会秩序。禁止操纵比赛是俱乐部不可逾越的底线义务，应该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制。

3.2 职业体育俱乐部维持竞技实力平衡的法律义务 “体育竞赛不同于表演，自身无法构成对抗，必须有对手的参与，而且彼此水平越接近，对抗越激烈，比赛结果越具有不确定性，对观众的吸引力也越大。体育竞赛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同于其它企业，也有别于文化娱乐企业。”[5]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既竞争又合作，是一种特殊的联营关系。一方面，赢得比赛直接关系俱乐部运营目标的实现和经营状况的好坏，为增强竞技实力，俱乐部之间围绕高水平球员的培养和引进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任何一家俱乐部都不可能单独完成比赛产品的生产过程，这就需要两家以上的俱乐部共同投入生产要素，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合作。合作方为吸引观众和球迷必然要在公平竞争、坚持比赛纯洁性的前提下不断提高比赛观赏性，这是每家参赛俱乐部获得可持续发展都必需的基本条件，维护和实现这一基本条件关乎参赛俱乐部整体利益，是其应该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比赛观赏性又不仅仅取决于任何一方的单独强大，还在于竞争对手的势均力敌。比赛都有高底之分，不受约束的自由竞争会在赛场上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倾向，最终使比赛观赏性遭到破坏。可见，职业体育俱乐部之间的竞争行为会导致体育资源过度集中，形成竞技实力的不平衡，这反过来又会降低联赛的观赏性，进而损害各参赛俱乐部的共同利益。因此，俱乐部不能仅仅考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互之间应该承担维持竞技实力平衡的法律义务。

3.3 职业体育俱乐部保护和限制投资者经济权益的法律义务 从企业性质角度，职业体育俱乐部投资者主要有货币与实物提供者、赞助商、广播组织等，他们既可以选择股权投资方式，也可以选择债权投资方式。与其他企业投资者一样，当他们对职业俱乐部投资时，“通常就获得了某些通过法律和规定的执行而被保护的权利” [6]。同时，不同于一般的商事企业，职业体育俱乐部并非以实现投资者经济利益为唯一目标，俱乐部运营过程中还应该尊重比赛成绩、比赛纯洁性等体育目标的独立价值。保障和实现投资者经济权益是职业俱乐部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维护和贯彻体育目标是职业俱乐部获得广泛支持的社会基础。职业体育俱乐部实践中经常出现忽视投资者经济利益片面追求比赛成绩或脱离体育目标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失当行为，这严重影响到职业体育的健康发展。俱乐部既要践行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依法保障其经济利益；又要承担基于社会公众对体育比赛产品社会价值的期望而维护体育利益的社会责任，在必要时对投资者经济权益予以一定限制。

3.4 职业体育俱乐部尊重和保障运动员劳动权利的法律义务 职业体育俱乐部与运动员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其中，运动员向俱乐部让渡了自身所有的运动技能这一特殊形态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俱乐部则回报运动员以相应的劳动报酬。运动技能的本质属性是人力资本，它是俱乐部产品的核心“卖点”。“骄人的运动成绩的取得，精彩的体育赛事的表演，无论其间历经多少道程序的“打磨”，最终凭借的却只能是运动技能的发挥和展示。” [7]从这个意义上，运动技能是俱乐部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拥有这一人力资本的运动员在俱乐部中居于重要地位，具有“劳动雇佣资本”而成为股东的可能性。但事实上，由于自然规律的制约，运动员拥有的运动技能难以持久保持巅峰，个体运动技能的短暂性无法满足俱乐部永续经营的需求，现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因此，贯彻职业俱乐部对运动员的义务“不是通过在某些措施上将企业经营者看作其雇员的受托人的方式而实现的。它是部分地通过赋予劳动者特定的、商事公司及其经营者有义务尊重的法定权利，部分地通过鼓励劳动者组织起来以便和按照某种对等的条件同经营者谈判的方式而实现的” [8]。作为劳动者，运动员拥有的这些法定权利和谈判达成的约定权利是一组“兼容社会权属性与自由权属性的权利类型” [9]，统称劳动权。依法尊重和保障运动员的劳动权，使其自由、自愿的获得与自身贡献相对价的劳动收入，并积极创造条件，让其安全、健康、有尊严的从事比赛及相关活动，是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3.5 职业体育俱乐部服务社区的法律义务 俱乐部影响范围可能具有全球性，但其活动的主要地点和中心区域在主场城市（社区）。主场城市（社区）给俱乐部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俱乐部的规模和发展机会。职业体育俱乐部对主场城市（社区）具有较多正外部性。如提升城市知名度，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所在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为居民免费提供休闲娱乐性新闻事件以及“作为一件非常有效的教化与沟通工具，以改善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 [10]等。当然，俱乐部也会对城市和社区带来一些负外部性影响，如给比赛地带来交通、噪音、污染等环境问题，对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和破坏等。尽管如此，“无论如何，城市在上述有形利益和无形利益的诱惑驱动下，纷纷加入到了争夺职业俱乐部的斗争中。”[10]为鼓励职业体育俱乐部实施正外部，代表城市和社区利益的市政当局往往以提供津贴、补贴、基础设施、体育场馆等形式为其提供必要的资助；而接受了这种资助的职业俱乐部也就有义务为城市和社区提供正外部性的对待给付。

3.6 职业体育俱乐部维护球迷合法权益的法律义务 球迷，即体育爱好者，忠实的体育观众。职业体育中，球迷是俱乐部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群体。球迷不仅为俱乐部比赛创造赛场氛围，还通过门票、商品销售等形式为俱乐部直接或间接带来重要的收入。俱乐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球迷消费者为其做出巨大贡献的互助社（mutuals）。[11]并且，与一般消费者相区别，“除了物质投资外，球迷还进行了巨大的感情投资，而且这种感情往往难以替代。”“职业体育历经百年，球迷对某个俱乐部的偏好可能历经几代，欧洲许多球迷从年少时就追随其父辈往球场为球队助威，其对球队的感情也是一种专用性投资，难以轻易转移…”[12]对俱乐部形成“品牌忠诚”的球迷已超越一般消费者而成为影响甚至参与俱乐部决策和管理的支持者（supporters）。球迷的忠诚和支持是职业体育俱乐部成功与否的关键，俱乐部应该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既要保护球迷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要尊重球迷作为支持者的正当权益。

4 结 语

职业体育俱乐部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自身演进的产物，不同于一般企业，职业体育俱乐部既要实现基本的经济目标，又要追求特定的体育目标。确保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内在统一是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基本职能。为此，职业体育俱乐部应该践行社会责任，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妥善处理与投资者、球员、社区、球迷以及其他参赛俱乐部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积极维护公平竞争的比赛秩序。我国在发展职业体育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发挥职业体育俱乐部增进社会利益的功能，保障和促进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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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徐颖.劳动权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劳动，2004（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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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自此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当前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一项紧迫任务。就国内当前媒体融合研究而言，陈昌凤将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融合的必要性、迫切性；什么是媒体融合、如何融合；在大型活动的报道业务中如何运用融合手段；国内各类媒体的实践和探索；国际媒体的经验介绍与分析；融合中的版权与伦理问题；媒体融合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与人才培养；融合带来的表达方式、传播话语的变化 。综上，学界目前对进入新千年以来的媒体融合研究综述分析较少，基于此，本文拟通过CiteSpace Ⅲ软件工具，以CSSCI辐射整个学术场域，对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勾勒媒介融合知识图谱，为学界、业界今后相关学习、研究和实践提供基础借鉴。

一、研究工具及过程

CiteSpace Ⅲ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开发的一种用于分析和可视共引网络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可以通过共被引和关键词共现来探测某一科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趋势，揭示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展现该领域的知识地图和发展全貌。根据研究目标，笔者于2015年10月19日利用CSSC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的“来源文献检索”功能，以“媒体融合”、“媒介融合”作为关键词，确定检索策略“媒体融合or媒介融合”，检索2000-2015年间的文献，共检索到相关记录635条。将符合条件的文献全著录格式下载，文件另存为UTF-8格式，并以download.txt为其命名。利用CSSCI格式转换工具，将检索所得的记录进行格式转换，进而将条文献记录导入至CiteSpace Ⅲ，新建项目，设定各项参数。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媒体融合研究进入爆发阶段

衡量某领域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对其文献分布作历史的、全面的统计，绘制相应的分布曲线，为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预测发展趋势和动态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将2000年以来国内媒体融合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萌芽阶段：2000年至2005年，5年时间仅有两篇相关论文，2001年至2004年发文量0篇，体现出该研究领域在该时段基本处于真空状态，媒体融合远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起步阶段：2006年至2012年，文献数量突破个位数，首次显现平缓增长态势。爆发阶段：2013年至今，相关研究进入大幅增长时期，包括新闻传媒学界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广泛探讨媒体融合的发展方向，掀起媒体融合研究热潮。本轮“媒体融合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背景。成熟阶段：2016年乃至未来几年，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及业界转型需求，有关媒体融合研究的论文数量将会持续大幅增长，迎来媒体融合研究的井喷，此阶段将呈现螺旋迭代深度发展特征。

（二）基于CiteSpace Ⅲ的研究结论分析

在CiteSpace Ⅲ中，将时间跨度设为“2000-2015”，time slice设为1，选择网络节点类型“Cited Author”，设置三个参数的阈值分别为（2，2，20）、（4，3，20）和（3，3，20），确定前、中、后3个时间分区中的被引次数C（Citation）、共被引次数CC（Co-Citation）、共被引系数CCV（C-Citation Variance），其余时间分区的阈值由软件利用线性插值算法自动生成。分别绘制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期刊共被引知识图谱、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1、高影响力作者。

在知识图谱绘制中，节点年轮代表作者在不同时间的被引用情况，年轮越厚意味着相应时间被引用次数越多，因此节点直径与作者被引次数成正比。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有蔡雯（频次49，中心度0.24），作为第一位把“媒体融合”概念介绍到国内的教授，可谓媒体融合研究领域的先行者和拓荒者，在媒体融合研究的早期便及时将媒介经济学、流程管理、新闻实践等众多研究媒体融合的信息融会贯通，整理成文。后续研究更多关注了媒体融合时代下的融合新闻，提出了“内容重整与组织重构”、“整体策划与内容共创”等事务建议。在该领域影响力较高的作者依次如彭兰，在早期研究指出融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合”是为了更好的“分”，通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 ；喻国明，在《媒介经济学》中从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了媒体融合现象及其影响，指出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王菲、高钢、宋昭勋、孟建、匡文波、许颖、陈力丹、熊澄宇等。

2、高被引频次期刊杂志。

《国际新闻界》以55被引频次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相关期刊中排名第一，首次被引时间是2005年。《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战线》、《当代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传媒》、《新闻记者》、《青年记者》、《传媒观察》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3、23、20、19、19、18、16、15、10。不难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领域下的期刊在媒体融合研究领域中的主体和核心地位。不过对比国外的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媒体融合的研究除新闻传播学科外，还包括广义的信息管理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教育学等。由此可以得到启发，当前国内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仍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要充分l挥本学科优势，更要突破学科专业藩篱，吸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吸纳更多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拓宽研究范围，细化研究粒度。

3、高被引文献。

在被引文献图谱中，被引频次越高，则对应节点直径越大。此外，中心度指标反映的是文献对应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它与被引频次不同，是与时间无关的一个指标。中心度大则意味着该文献在相应知识领域中有更重要的贡献，甚至反应、代表着该知识领域的研究转折点。通过研究发现，高被引文献有以下两类：媒体融合核心概念、关键假设、本质定位、特征趋势的学理性溯源，如通过追溯Convergence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历史演进，阐释了不同传播语境下该词所表达的6种不同涵义 ，再如将媒体融合分成媒介互动、媒介整合和媒介大融合三层次，强调内容和服务应该是关注重点；国内外融合成功案例、经验进行详细介绍，从理论上探讨媒体融合主题研究发展方向，如“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在国外先进经验个案详述基础上，从新闻传播业务角度指出国内融合新闻的研究角度有“传播业务整合和流程管理”、“新闻人才需求的变化”等。综上基础理论性研究为后继学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4、热点研究主体与客体。

鲁道夫・斯得博指出媒介进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技术、文化、经济和法律与政治。每一个方面都可被视为一个分散的、独立的平台，都依据自己的规律运作，但同时四个方面又相互影响。以此区分为基础，结合研究论文的相关内容信息（题名、摘要）及研究关键词词频数据得知，2000年以来，媒体融合领域的研究主体分别涉及新媒体、全媒体、传统媒体（含广播电视、电视节目）、新闻教育（含新闻学）、社交媒体、微博、自媒体、网络媒体、数字出版及传统出版等。热点研究客体如技术面向的三网融合、数字化、数字技术；文化面向的媒介素养、互联网思维、传播力；经济面向的文化产业、媒介生态、产业融合、内容生产、传媒产业；以及法律与政治面向的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舆论引导、媒介环境。

5、研究前沿趋势分析。

Burst值，即在一个时段内发表文献中突增的节点，中文翻译为引文突增点，可用于表征某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本次运行探测出该领域下共计13个膨胀词。首先由于2000年至2005年媒体融合领域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未见膨胀词出现。2006年的膨胀词分别是“新媒体”和“数字媒体”。新媒体是2006年最流行的词语之一，也是歧义最多的词语之一，2005年数个新闻传播学领域杂志期刊开设新媒体专栏后，该关键词在2006突变属意料之中。三网融合几经波折后，于2010年12个试点城市名单及方案得以公布，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因此该词在这一年成为膨胀词，该结果与中央顶层设计、政策导向、实践探索高度相关。2011年的膨胀词分别是“全媒体”、“媒介融合时代”和“新闻学”，体现出学界除了关注时代变化、产业动向外，对新闻学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如何创新发展、如何教书育人做出了深入、积极思考。据CNNIC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国内微博用户规模达3.09亿，在网民中的用户比例达到54.7%。“微博”如是成为2012年膨胀词。2013年理论界回归冷静思考，“传媒”的发展、走向，传统“报业”、“出版业”何去何从等问题集中爆发，该趋势一直延续到2014年，如“电视”关键词的膨胀。

纵览近年媒介融合研究，始终紧密围绕在国家政策，业界实践左右。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媒体融合领域的前沿趋势将集中于以下几点：传统媒体在融合发展下的崩解与坚守，如在两微一端运营中存在新闻同质化、经费来源受限、疏于管理规范、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媒介形态重组；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如何做好数据新闻、抢占移动入口、与自媒体融合共生、强化用户思维等。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媒体平台与自媒体创作者融合、多媒体内容与场景融合、媒体内容与社交和服务融合。新型媒体、青年及现象媒体、智能媒体、未来媒体、互联网+等。

参考文献：

[1]陈昌凤：《“媒体融合”的学术研究态势与业界变迁方向――21 世纪以来媒体融合研究的文献分析》，《新闻与写作》2015年第3期，第43页

[2]Chen， Chaomei. CiteSpace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T 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2006， 57（3）：359-377

[3]Chen C. Searching for intellectual turning points： Progressive knowledge domain visualization. Proc. Natl. Acad. Sei. USA， 101（suppl）， 5303-5310[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4， 101：5303-5310

[4]邱均平、杨思洛、宋艳辉：《知识交流研究现状可视化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年第2期，第78-89页

[5]王俊超：《解读2014“媒介融合热”》，《新闻战线》2015年第1期，第7页

[6]蔡雯：《媒介融合趋势下如何实现内容重整与报道创新――再论“融合新闻”及其实施策略》，《新闻战线》2007年第8期，第42-45页

[7]彭兰：《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9期，第22页

[8]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51-53页

[9]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7期，第32-36页

[10]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中国记者》2005年第9期，第70-72页

篇（5）

    1、产出变化对成本的影响:财务人员会为企业内部的各种经营活动设置量化的产出指标。这样,他们就可以计算出产出的变化会如何影响成本和利润。

    2、计划和控制:计划是指设定目标并确定如何实现;控制是指实施计划,并根据计划实施的实际情况来调整计划。计划的量化形式就是预算,包括总预算和弹性预算。把计划的执行结果和预算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出绩效报告和差异分析,作为计划执行过程的反馈。

    3、资本预算:资本预算是指对于影响期限超过一年的项目的计划和控制。

    4、成本分摊(分摊):对于公司来说,如何分摊成本是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步骤。成本的分摊影响到方方面面,从产品组合的优化到业绩的考核。

    至此,是不是觉得管理会计这个领域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呢?

篇（6）

俗话说“民无德不立”，再加上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格外重视“德”，因此，学校应紧跟时代步伐，全方位加强德育建设，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党给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我国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受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影响，我国与其他的国家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的联系交流日益密切。因此，要重视人才的培养，高中生必须具备过硬的英语知识储备，也要有优良的品质和高尚的素质。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是不可或缺的一门语言，德育教育必须渗透到英语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这是我国德育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

随着英语课程和教育的不断革新，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还能锻炼他们的意志，陶冶其情操；也能够营造更加和谐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他们的自信心，从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德育教育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二、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一）创建情境教学

在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英语教师应结合学生的心理结构及情感结构，循序渐进地展开德育教育。前提是以学生为主体，结合教学实际，有效激发他们对于学习的兴趣，在教学过程中可融入多种教学形式，让每个学生都发挥出自己的巨大潜能。

比如：在课堂中营造教学情境。规范学生的日常用语，要礼貌用语，把“It’s doesn’t matter， it’s nothing”常挂在嘴边，在别人给予自己帮助时要及时道谢，“Thank you very much.”也可在语境模拟中渗透德育教育，在与同学交流时可以有意无意地多夸赞对方，“you are so smart， you are a good man.”教师也可讲授一个话题，比如：“what’s friendship to you”，学生可以用英文来阐述何为友谊，“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prosperity makes friends，friend like the sun in cold winter.”等。

（二）利用多媒体直观地渗透德育教育

科技在进步，现代信息技术也越来越发达，这为英语教学的展开提供了更多机会与条件，图形、声音、视频和动画等结合于一体，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被思想品德教育所感染，这样不仅能给学生传授知识，培养他们的能力，使他们爱学习、能学习，更重要的是能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思想道德教育。

比如：教师可以给学生播放有教育意义的外国影片，或让学生在ppt中感受外国节日，采用提问的方式让他们讲述自己喜欢的外国节日和影片，如：“What kind of American TV series do you like best？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reign festival？”展示與节日相关的图片，让他们猜是哪个节日，在这个节日应该做什么事，如：“What should you do at Christmas？”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加透彻地了解到西方节日的内涵。

（三）在课堂外也要注重德育渗透

谚语或习语有许多都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也有一定的德育观念。比如：power is knowledge，知识就是力量；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Better late than never，做了总比不做好。这些名言警句，都可以警示学生，让他们明白，只要肯努力、实践，结果一定不会让自己失望。

篇（7）

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工具业务，通过运用各种具有经济价值及财富管理功能的基础性或衍生性金融工具，为客户提供专业金融服务，实现规避风险、赚取增值利润等投资目标，同时为商业银行赢得专业声誉和非利息收益。近年来，金融工具业务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与中间业务一并成为各大银行主要竞争领域和重要收益来源，是现代商业银行实现经营战略转型、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主流发展方向。金融工具业务具有高杠杆性、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内生特性，同时也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点和难点。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各大银行对金融工具业务前中后的交易记录、风险监控、价值披露等经营信息反映的准确性、衔接性、及时性、灵活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会计管理在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中的产品支援、风险支持和决策支撑功能需求愈发高涨，金融工具会计管理正面临着符合内外部监管规范和精细化经营管理的双重压力。

一、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管理的主要问题分析

自2006年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以来，为适应准则规范，各商业银行不断摸索、创建和累积了一套适合业务经营需求的会计科目体系、会计记账机制和报表编制规则，基本满足金融监管要求和内部统计报告的需要。后危机时代，由于金融工具业务发展的多样化、内外部监管的深层化、集团管理一体化、业务经营精细化的趋势愈发深入，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前中后台监测分析结果不一致，财务报表与业务及风险报告不统一，财务计算逻辑与业务统计规则相左、系统对账差异核对困难等问题日渐突出，已经影响和制约了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笔者经过调研发现，主要问题原因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会计科目体系不够清晰

部分商业银行对于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科目体系仍缺乏统筹规划，会计科目通常按照业务发展需求随机、分散设计，科目编排方式一般采取平行设置，科目体系的递进层次、框架结构不够清晰，没有按照业务、产品及会计分类情况进行分层设计，科目体系灵活性及可拓展性较差。部分科目维度设置仍然比较粗放，没有完全按照产品维度进行合理分设，不能充分满足分部门、分产品和分收入类别进行管理会计分析的需要。

（二）会计制度体系不够完备

部分商业银行对于金融工具业务仍缺乏一套覆盖业务初始分类、后续计量、终止确认及报告披露等全流程和全情景的会计制度体系，相关会计规则分散在部分操作手册、功能说明等文档的各个章节中，权威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较差，制度版本更新滞后，不能及时、充分满足业务开展和实务操作的需求。同时，由于在会计管理组织设置中实行“业务随人走”，且疏于对会计管理流程规范的梳理整合，一旦发生人员交替或岗位变动，交接人根本难以及时跟进相应工作，容易产生操作风险。

（三）信息披露机制仍不健全

首先，部分商业银行在金融工具业务交易、风险管控、核算报告等一体化系统建设方面的进展仍较滞后，往往是业务交易优先实现系统自动化处理，但对于系统支持有限的结构性、特色产品的模型估值、会计过账及会计调账仍然依赖手工处理和过渡，降低了金融工具业务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与时效性。其次，商业银行在金融工具业务统计报表系统建设初期，就缺乏与前台交易系统、风险管理系统之间对口径设置、信息共享、关联对账等方面的统筹规划，导致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部分被割裂，在前中后台分别报送的业务经营数据不一致时，跨系统数据追溯和差异核对难以实现。最后，在相关统计报表设置上，没有充分结合产品风险维度和管理精度需要，报表项目不够直观、定义不够准确、项目边界不够清晰，无法准确可靠地为业务预算下达与考核评价提供对照和参考，导致报表信息对经营管理的决策相关性不强。

二、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管理应对措施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商业银行应当在对本行进行深入的管理诊断和调研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准则规范、同业惯例和本行实际情况，在同一框架下、按照业务范畴分层分批研究制定会计科目与核算制度体系，科学设计和使用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会计报表，加快金融工具业务全流程的系统自动化处理，持续提升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管理水平。

（一）全面整合重构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科目体系

金融工具业务会计科目应能满足银行核心系统实际和集团并表需要，与财务会计报表及管理会计报表相协调，促进业务流程与财务流程相协调，同时还能有利于前中后台的系统对接、数据传递与核对。为此，商业银行一是要结合业务风险、会计分类情况统一规划设置一级科目，满足会计报表信息高度集约化反映与统计的需要。二是要是依据产品类别、会计要素、损益类别等合理设定二级科目，与一级科目形成正确的归属关系，并能与统计报表口径相互衔接。三是还要根据重要性原则，合理摆布会计科目维度，将金融工具业务非核算报告必须的科目维度信息下沉至账户或管理台账层面反映，以提高科目体系精简度和运行效率。

（二）统筹规划制定金融工具会计核算制度

金融工具业务会计核算制度应能与集团和同业标准相对接，与会计准则、监管标准相协调，做到政策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首先，核算制度应当按照业务范畴合理进行分类分层，与产品体系对应衔接，确保覆盖全面、层次清晰。其次，会计核算制度中应当设立独立章节对各类金融工具业务在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及终止确认等环节的所采用的具体原则、方法和程序进行统一规范，形成金融工具业务分类会计基本政策，为现行及今后同类产品具体核算政策的选择提供指导和依据。其三，会计核算制度应当划分不同的会计核算环节与会计情景，分步骤、详细阐述具体核算流程与账务分录，实现业务流程与核算流程的完整覆盖和匹配对应，为会计实务和相关系统开发提供了有效参考。最后，为配合会计核算，商业银行还应对业务主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制定有关金融资产分类管理办法、资产估值/减值操作办法等，理清业务处理流程，为相关实务操作提供指引。

（三）规范设计和使用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会计报表

鉴于金融工具业务种类繁多、交易流程复杂、交易金额庞大等因素，为全面反映核算信息、做好金融工具业务分析及管理、完善和强化商业银行金融工具业务经营预算编制和业绩考核分析水平，商业银行应当结合自身信息系统建设情况，设计和使用一套符合经营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的管理会计报表。为此，商业银行一是要真正做到报表机构分层、条线分部、产品分类，建立完整的金融工具业务管理会计报表体系，对金融工具业务经营成果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展现，满足多维度分析与经营决策需求。二是要契合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突出重点、科学设置金融工具业务报表项目和子目，层层递进形成包括业务量、外部合约损益（利息、价差损益、佣金及手续费等）、内部资金转移成本（FTP成本等）、估值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经营费用（含减值损失等）、净利润及经济增加值（EVA）等在内的管理会计报表项目体系。三是要在完善建立金融工具业务分产品、分部门、分客户、分客户经理等全量财务数据库的基础上，商业银行要对管理会计报表项目与全部相关会计科目的对应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和逐一论证，重建科目到项目的逻辑映射关系，实现经营分析数据的可验证性和自动化归集处理。

（四）不断加快金融工具统一系统平台建设

金融工具产品价值受市场因素影响频繁波动，为及时、全面的反映相关资产负债价值调整、损益实现与风险暴露情况，以利于管理层快速做出反应和决策，商业银行要不断加快金融工具统一系统平台建设。一方面，商业银行要建立金融工具业务前台交易、风险控制、后台结算操作的统一系统平台，全面贯穿覆盖金融工具业务合约登记、产品估值、减值、计息、交割等后续一系认计量流程，强化金融工具业务要素或估值参数信息的完备性与及时性，支持对结构性、个性化产品的估值处理，不断提升系统对业务全流程处理的自动化支持水平。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还要加快金融工具业务跨部门、跨系统的信息共享与衔接整合，统一评估和开发金融工具业务前中后台系统接口，强化业务与账务的双向对账机制，加强金融工具业务信息管理的协调性和约束力，为日常金融工具业务及财务信息的一致性披露提供有力保证。

（五）及时跟进相关国际会计准则修订调整

金融危机后，经过深刻反思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开始着手对现有财务报告准则体系进行重大修订和调整，并自2009年以来陆续了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公允价值计量及相关披露准则等相关新准则及修订案，将于2013年至2015年间分别实行。其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章：金融工具》（IFRS 9）改变了原有金融资产分类及确认计量模式，特别是对现有具备多元管理目标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拆分、公允价值计量范围的扩大、新的预计损失模型的实施都将成为执行新准则的焦点问题。商业银行应当对此展开深入研究，全面评估新准则执行后带来的业务经营模式、盈利模式、资本监管等方面的变动和影响，未雨绸缪做好相关管理制度、业务流程及系统需求的梳理和适应性调整工作，全力确保新准则实施后的业务平稳过渡和系统顺利对接。

参考文献

篇（8）

一、 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08年7月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而网络新闻使用率达81.5%，用户规模达到2.06亿人，网络新闻阅读率比2007年12月增加了8.8个百分点，在网络应用中排名跃升至第二位，一改此前数字娱乐应用在前十大网络应用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报告同时显示，有53.1%的网民非常同意或者同意“自己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互联网”的说法 [1]。手机方面，从2003年《新华手机报》诞生至今，我国已有手机报几百家，而规模最大的当属中国移动旗下的《新闻旱晚报》，用户已近3000万。截至2007年底，我国已有手机用户5.47亿，理论上他们都是潜在的用户 [2]。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报纸、电视的媒介垄断，使得受众在媒介使用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进一步来说，公众的媒介依赖也随之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新闻内容的获得由以前主要依赖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开始部分的转向网络、手机。但这种媒介依赖的内在变化特点究竟是怎么样的目前国内还没有实证研究探讨，基本停留在一些简单主观的泛泛论述层面上。

媒介依赖理论由传播学者德弗勒（DeFleur）和鲍尔·洛基奇（Ball Rokeach）等人于1976年提出，该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把媒介作为公众一媒介一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3] 而DeFleur 和Ball Rokeach的后续研究提出了社会环境、媒介系统、人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指出了影响个体媒介依赖的因素，即各种社会系统（政治、经济等）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个体潜在依赖媒介的程度。具体地说，社会环境中的威胁、歧义与媒介行为二者相互作用，并且同时影响人际传播。不同的个体有特定的目标需求，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满足了个体的目标需求，个体对媒介形成依赖 [4]。Ball-Rokeach等指出个体对媒介的依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了解依赖（understanding dependency），即个人依赖媒介了解自己与社会；第二种是导向依赖（orientation dependency），指个人需要媒介提供行动及互动的指引；第三种是游戏依赖（play dependency），指个人依赖媒介提供个人或与人互动时的游戏（逃避、娱乐、消遣等）活动。Ball-Rokeach等人认为，当个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增加时，他们会选择有用的媒介讯息，赋予这些讯息较高的注意力，并会对讯息本身及传递这些讯息的媒介产生较高的情感。[5]

后续关于媒介依赖研究的文章，有不少将重点放在媒介依赖的影响因素上。比如William E. Loges在其研究中发现，媒介依赖的强度与感知的环境威胁成正相关关系。当个体感到自己的社会、自然环境受到威胁时，对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的依赖更为强烈。而威胁与依赖范围成反比 [6]。Wilson Lowrey考察了9.11事件后的媒介依赖状况。研究发现感知威胁的程度与年龄是总体媒介依赖的关键预测指标，而威胁是人际传播中尤为关键的。依赖程度是攻击发生后态度和行为转变的重要预测依据。与预想相反，社会经济地位等与依赖程度或者依赖产生的后续效应关系很小 [7]。这类相关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的“信息”出发，或者限于突发威胁性事件，来研究依赖的影响因素的。而信息本身并未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受众对不同类型的信息，对不同的渠道，或许有不同的依赖程度。另外，在没有突发威胁性事件的通常条件下，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特征是否会对信息依赖造成影响也不得而知。而本文则以成都调查数据为依据，试图在Ball-Rokeach所说的了解依赖层面（个体通过媒介了解社会）研究：

研究问题1：各种媒介在不同内容上的依赖情况。

研究问题2：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这三大媒介在接近性不同的新闻内容（分为本地、国内、国际新闻）上的媒介依赖情况比较。

研究问题3：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在休闲型新闻（娱乐、体育类）上的媒介依赖比较。

研究问题4：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在财经类新闻上的媒介依赖比较。

关于中国大陆的媒介依赖研究，Tao Sun， 喻国明等认为使用与依赖理论最好地揭示了为什么中国读者偏爱某种新闻，为什么党政机关媒体落后于更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文章试图找到新环境下媒介改革对于受众及其媒介使用的影响 [8]。Zixue Tai， Tao Sun考察了中国大陆受众在2003年SARS的媒介依赖情况。大部分的媒介依赖研究考察的是信息已经充分存在的条件下的依赖关系，而这项研究考察的是信息被高度控制，主流媒体缺乏报道的条件下的状况。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环境不利于信息自由流通条件下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危机，民众不仅积极寻求替代资源，如短信息服务和互联网，而且也自身作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参与创造其他信息渠道。期间互联网是一个特别的权力工具，让个人绕过官方控制，并挑战危机期间的官方声明。作者认为，在中国，随着受众与媒介关系的改变，受众不局限于官方媒体获得信息，而媒介与党的从属关系也在变化，而互联网加剧了这一趋势 。从此前学者的研究也可大致看出中国大陆媒介依赖的背景：党政机关仍控制媒介，信息被控制。互联网的出现使媒介依赖状况发生了改变，受众开始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满足需要。但具体来看我国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官方媒介如何在发生改变？新媒介如何产生影响的？进一步来说就是在哪些群体中最先开始发生变化？哪些群体已经变化？由此提出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5：网络、手机与传统媒介相比，媒介依赖群体的性别、年龄、学历构成上的比较。

二、研究方法

将新闻类别分为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财经新闻、股票新闻七大类，测量大众在获取每一类新闻上最主要依赖的一种媒介。

本次调查数据可以推论成都主城区14——70岁之间的、所有识字的长住与暂住居民。抽样方法采用近似于PPS入户方法。与pps方法比只是在最后一个入户环节有了改进，抽样从区——街道——居委会后，不再直接入户，二是采用定点访问，即在抽样点在规定时间按照访问员守则定点访问10——13个居民。这样就能够避免高档住宅楼或者新小区无法入户的缺陷。调查执行是由四川省社科院的六名新闻专业研究生作调查督导，成都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的92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作访问员，调查时间是2008年10月18日。获得样本1012人份，有效样本857人份。

三、分析结果

1、不同新闻内容最依赖媒介情况

数据统计发现五点：一是报纸、电视、网络是三大依赖渠道，与广播和手机有明显差距。 二是报纸在本地新闻上的依赖程度最高，电视在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娱乐、体育、财经上的依赖程度最高，而网络在股票上的依赖程度最高。三是广播和手机的媒介依赖程度最低，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所考察的七类新闻上手机依赖程度都超过了广播。四是在获取娱乐、体育新闻上除了电视是最大依赖渠道外，网络在娱乐上还超过报纸。五是在财经类新闻上网络已经呈现出优势。在财经新闻上与电视的差距不像其他新闻类别那样大，同时还超过了报纸；在股票新闻上则完全超过了报纸与电视，成为最大的依赖渠道。具体参见下表：

在不同新闻内容上最依赖媒介的情况（%）

2、网络与报纸、电视在新闻接近性上的依赖比较

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依次有从近到远的地理关系。将新媒介的网络与传统的报纸、电视在不同接近性新闻内容上的媒介依赖发现，本地新闻的依赖呈现接近性差异：越是距离远的新闻网络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而报纸则相反，电视没有表现出新闻远近与依赖的关系。

3．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不同新闻内容依赖上的影响因素比较

对每一类新闻的媒介依赖情况分别与性别(变为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学历、收入进行相关分析，数据结果可以发现：

首先，在与年龄、学历两个变量的相关性上，新媒介的网络、手机与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的结果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

在年龄上，报纸依赖与电视依赖在国际新闻、财经新闻上都是正相关，也就是说依赖报纸、电视获取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的群体在越是高年龄段中的比例愈高；还有报纸依赖在本地新闻、国内新闻上与年龄也都是正相关，即依赖报纸获取本地新闻和国内新闻的读者群体在越是高年龄段中的比例越高。

而网络和手机依赖刚好与报纸、电视依赖相反，与年龄基本都是负相关。也就是依赖网络、手机获取本地新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娱乐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财经新闻的群体在愈是在低年龄段中的比例愈高。

其次，在学历上，报纸依赖、电视依赖在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以及电视依赖在本地新闻、娱乐新闻上都是负相关，即依赖报纸、电视获取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的群体在越是在低学历群体中的比例越是高；同时依赖电视获取本地新闻、娱乐新闻的观众构成也在越是低学历中的比例越高。

而网络、手机则在各个新闻类别上都呈现正相关。即依赖网络、手机获取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财经新闻、股票新闻的群体在越是高学历中占的比例越是高；同时依赖网络获取本地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的网名在越是高学历中的比例越是高。

第二、在性别、收入上面，新媒介的网络、手机依赖与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广播依赖则没有表现出差异。

在性别上只有报纸依赖在本地新闻、手机在国际新闻上呈现负相关。在收入上，手机依赖在本地新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上是负相关，网络在股票新闻上是正相关。广播依赖在体育新闻上是负相关，报纸在本地新闻上是正相关，

结 语

从上面研究可以发现，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发展对受众的媒介依赖正在发生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改变了传统媒介已有的格局，并对目前的格局也正在发生着影响。

一、网络已经与报纸和电视一起成为受众的三大媒介依赖渠道。财经证券类新闻是网络最大的一个突破点，其中的股票新闻已经成为了最大的依赖渠道，财经新闻超过报纸成为了第二大依赖渠道。同时网络在娱乐新闻、国际新闻上也超过报纸，在体育新闻上与报纸很接近。

二、手机作为比网络更新的新媒介，已经确立自身的媒介地位。在所考察的主要七类新闻内容上，手机的依赖程度均超过了传统媒介的广播。这是媒介格局变化的一个最新数据。

三、网络依赖呈现一定的地理接近性差异，即越是远的国际新闻在网络上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而越是近的本地新闻在网络上的依赖程度越低。而报纸则相反，在接近性强的本地新闻上的依赖程度最高。这是目前报纸所能占据的最大一块新闻阵地。

四、新媒介的网络、手机与传统媒介的报纸、电视依赖群体的年龄、学历构成上有完全相反的特点，呈现出明显的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在媒介依赖上的差异。总的来说，依赖新媒介获取新闻的群体在越是年轻人和高学历中的比例越是高；而传统媒介则相反，依赖传统媒介获取新闻的群体在越是年龄大和低学历群体中的比例越是高。这种差异会对新媒介和传统媒介下一步的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依据目前这种态势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是新媒介会逐渐变得更大重要，而传统媒介就会变得越来越弱势。关键一点是这种变化在新闻内容上基本是全方面，从本地新闻到国内、国际新闻，从娱乐新闻到财经新闻。虽然报纸、电视目前在本地新闻等一些内容上似乎还是强势的，但受众群体正在老年化或者低学历化，这就会影响到传统媒介的下一步发展。而网络、手机则是低龄化和高学历化，越往后发展越有利。

本次研究是从新闻内容角度来考察不同渠道的依赖情况，由于国内在媒介依赖理论上没有相关实证研究，本次只是一次探索性研究，后续研究可以在此问题上进一步对媒介依赖理论进行学理探讨。

[注释]

[1] 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7月24日。

[2] 参见李巨川：《带着体温的报纸——手机报的现状和未来》，《新闻战线》，2008年09期，第65页。

[3] 参见谢新洲等 ：《“媒介依赖”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218页。

[4] 参见S.J. Ball-Rokeach， The Origins of inpidual Media-system Dependenc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5; 12; 499

[5] 参见罗文辉、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媒介依赖与媒介使用对选举新闻可信度的影响：五种媒介的比较》，《新闻学研究》2003年1月（74期）

[6] William E. Loges，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Perceptions of Threat and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1， No. 1， 5-23 (1994)

[7] Wilson Lowrey， Media Dependency During a Large-Scale Social Disruption: The Case of September 1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7， Issue 3 July 2004 ， pages 339 - 357

[8] Tao Sun ;Tsan-Kuo Chang ; Guoming Yu， Social Structure， Media System， and Audiences in China: Testing the Uses and Dependency Mode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4， Issue 2 May 2001 ， pages 199 – 217

[9] Zixue Tai; Tao Sun， Media dependencies in a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the 2003 SARS epidemic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 Vol. 9， No. 6， 987-1009 (2007)

[参考文献]

1．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8年7月24日。

2．李巨川，《带着体温的报纸——手机报的现状和未来》，《新闻战线》，2008年09期。

3.羅文輝、林文琪、牛隆光、蔡卓芬，《媒介依賴與媒介使用對選舉新聞可信度的影響：五種媒介的比較》，《新闻学研究》2003年1月（74期）

4．S.J. Ball-Rokeach， The Origins of inpidual Media-system Dependenc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5; 12

5．William E. Loges，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Perceptions of Threat and Media System Dependency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Vol. 21， No. 1， 5-23 (1994)

6．Wilson Lowrey， Media Dependency During a Large-Scale Social Disruption: The Case of September 11，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7， Issue 3 July 2004 ， pages 339 - 357

7．Tao Sun ; Tsan-Kuo Chang ; Guoming Yu， Social Structure， Media System， and Audiences in China: Testing the Uses and Dependency Model，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4， Issue 2 May 2001 ， pages 199 – 217

篇（9）

“标准”的具体内容一目了然，在《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条款中有部分涉及，其中的不少条款教师早已知晓，但为什么许多教师仍然没有按其执行呢?主要问题不在于教师，而在于相关的教育体制与监督机制甚至社会体制还有待于完善，至少我们的评价机制仍然不够健全，起不到激励教师工作与成长的作用，反而使不少教师消极怠教、心游业外。如果教育上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教师的职业幸福感激发不了，此“标准”一出，只能增添一纸空文，而收不到规范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成效。

事实上，对教师的规范与完善机制已然不少，只是看不见、摸不着罢了。比如社会及民众对教师的认识观与期望值，认为教师应该“为人师表”“行为世范”，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这些标准无形中构筑起对教师舆论监督的文化氛围。教师在社会上“如履薄冰”，生怕触及师德问题，无形的标准俨然内化成教师对自我的监督与定位。实际上，仍有不少教师迷失了方向。其中存在诸多原因，教师成长的制度环境应当是重要的方面。如今“标准”出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师尴尬的现状，还会有许多教师无所适从，或不屑遵从，因为它并没有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没有从教师职业幸福的层面衡量，反而平添了一些新的矛盾。

为什么无论是无形的“标准”，还是明文“标准”，往往都不能从实际上激励与规范教师的工作与成长呢？是标准出了问题吗?当然不是。而是评价机制没有紧随“标准”的脚步。那么如何完善评价机制呢?我认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尝试：第一，取消校长负责制，采取民主集中制。因为由某人或某个班子裁定，无疑仍是“人治”，难免有失公允，假如校长一人说了算，还要“标准“何用?第二，规范以学评教机制。产品好坏与否，得客户说了算，所以教师是否“达标”，主要得引导学生和家长评价。第三，奖罚分明，优胜劣汰。这是激励教师进步与成长的有效方法，如能科学实施，合理利用，定会收到积极成效。

因此，我认为，出台“标准”理应是好事，让广大教师有了方向感，但如何让教师拥有动力、充满信心地循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前进，还应营造适宜的教育环境，出台较科学的评价机制，一定要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操作，否则教师只能“望‘标准’兴叹”。能让教师获得专业成长和职业幸福感的“标准”将是公认的科学标准。我们将在“标准”之外期待合理的评价机制。

对《中学教师专业标准》的几点建议　张阿龙

幼儿园、小学及中学教师专业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是我国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指导教育教学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欣喜之余，我们不难看到，它还不是十分完善。为此，我们有必要去思考如何改进。下面，我以《中学教师专业标准》为例，谈谈我的想法。

一、标准的目标

该标准中主要强调了两点：促进中学教师专业发展，建设高素质中学教师队伍。我认为这不够全面，在该标准中的基本理念部分已经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以学生为本”。可见，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以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最终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在建立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基础上，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不能因为标准是教师专业标准而缺乏对学生的关注。目标具有导向性的作用，如果目标或者方向偏颇、失当，那么很容易出现实施过程中的浅尝辄止。我们不妨加上一点，就是促进中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

二、标准的内容

我们的标准主要由四大理念和三大基本内容构成，系统地勾勒出了未来教师的专业形象，明确了未来教师的专业追求和取向，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它比较宏观、模糊、笼统，可能对于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教龄教师的评价与考核存在一定难度。通过我们这个标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全局性、统一性、综合性，而缺乏针对性。参考国外教师专业标准，我们应该进一步细化标准的类别和层次。比如美国的教师专业标准有30多套，其中22套已经成文。他们的专业标准非常详细，充分兼顾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的教师专业标准规定了教师教学专业技能达到的层级水平，为教师的自身规划和自我评价提供了依据。

三、标准的语言

作为国家的教师专业标准应该严密而系统，用词必须精练扼要，而在审视此套标准的过程中，我还是发现些许问题。

(一)产生歧义比如“学习先进中学教育理论”这一句，此句想表达的意思是要学习先进的中学教育方面的理论，但不仔细考量，很容易理解为学习先进中学的教育理论。

(二)用词不当比如“尊重教育规律和中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这一句，尊重一般是对人而言，而对于规律我们不仅要尊重，而且要按规律办事，所以改为“遵循”较好。

(三)笼统烦琐比如“勤于学习，不断进取”这一句，这与一些中小学校的学风何其相似，但出现在专业标准中却让人感觉一头雾水，学习什么内容是否有必要交代一下?再比如“坚持实践、反思、再实践、再反思”，这确实体现了发展中的螺旋上升规律，但出现在专业标准中却显烦琐，不如改为“坚持不断实践与反思”。

(四)标点失当比如“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渗透应用到教学中”这一句，渗透应用并不是一个词组，或渗透或应用。所以应该在两词之间加个顿号，意思就出来了。

我国的出台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这里我只是提出一己之见，期望我们的“标准”能够给教师专业化带来更多的契机。

教师标准，定位需要更明晰　张德仁

教师专业标准作为一种从业规范，我认为，首先应定位它的目标标准，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有目标的，而且这个目标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其次才是过程标准。目标标准应该明确，这是全体教师坚定不移的追求：过程标准应该是宽泛的，这样有利于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结合具体实际，充分发挥地域、经济、社会及学校教师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使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调动各方面资源，形成教育发展的内驱力。

就教师专业标准而言，它提出“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

习“的目标，这是科学完善的。其又提到该准则“是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使人想到是不是帽子扣得有些太大了?教师职业有其准入的目标方法和标准，培训和考核应结合实际各有侧重。在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地区发展还不是很平衡的中国，如果想找到一种一劳永逸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我想这无异于自欺欺人。

文中强调”生本”。我想，这应该从考核上强调。其实，于教育发展而言，还是要“师本”。因为，没有好的老师引导，就不能更大限度、更大范围地发展学生的能力，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没有教师的高素质，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只能是一个想象而已。所以，既然是教师从业标准。就应该把它从课程标准和学生评价标准中区分开来，分别对待。要明确它们的目标、方法以及作用，使它们互相衔接，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促进教育发展的合力。就如我们教师给学生上课一样。目标要明确，过程要留有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的余地。切入点越是细小，形成的效果越是深远。这就又重新回到了刚才提的因各种差异而允许有目标层次的差异，从而形成有针对性的不同。依据目标，制定相应的前瞻性、发展性评价标准，这应该是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有效的准则。

总之，标准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对教育和教师的重视、希望与要求。要把国家的这种需要同具体操作结合起来，需要科学缜密地制定目标，需要科学有效地实施，更需要连续不断的目标跟进，不断在更高目标的指引下科学向前。适应时代、地区以及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使教育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教师专业标准可增设等级制　刘进春

制定教师专业标准，能提升教师专业化水平，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改善教师资源配置，完善教师管理机制，能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师资保障，从而促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如今，我国新制定的教师专业标准征求意见稿，不能只是单纯追求一致的标准尺度，而要考虑教师专业标准的普遍性与教师个人素质、地区教育状况的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因此。教师专业标准可增设等级制。

制定的教师专业标准，一方面。内容要详细，层次要清晰：另一方面，要有较强的操作性与适用性，要考虑教师、学校与地区的差异等情况，能真正适合各个地方学生的成长需求。我们要充分考虑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的差异、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差异、先进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差异。只有在充分考虑上述差异的基础上，才能使标准具有更强的适用性。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推进学校教育的均衡发展。

如今公布的“教师专业标准”的基本理念有四个，即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学习。该理念先进。要求明确，导向鲜明；而基本内容和实施建议部分概括性过强，表述不够明确，在具体操作上会有一些困难，如对教师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阐释过于细致，可落实到具体的教育教学的行为上，制定相应的教育教学能力的等级。等级规定要具有实践意义，其规定要简约、明确，突出重点。当然，也不能把评定等级的标准定得过细。

制定合理的“教师专业标准”，会有利于教师时时对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言行，是否符合教师专业标准的基本要求，达到了哪一级标准，从而正确地认清自我，逐步提升自己的专业发展水平。如新教师对照专业标准。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就会学习身边的优秀教师，在对照借鉴中不断完善自己，在课堂教学中发展自己，在反思教学实践中提高自己，在不断学习教育理论的过程中武装自己。如果有不同的标准等级，教师就可以在等级的上升中增强自信心，汲取不断前进的力量。在此，笔者建议把“关于教师专业成长”的相关内容与要求加入“教师标准”，充实不同等级的内容，使之更有可操作性，更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增设教师专业标准的等级体系，对于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各个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划分等级的教师专业标准，能明确教师专业素质要求，更好地健全教师管理制度，会促进我国教师专业水平的逐步提高。

提升师德水平要以“师”为本　范肖朋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征求意见稿)中，把“师德为先”当做专业标准的基本理念，在基本内容中还对师德的行为作出了具体的规范，例如”不讽刺、挖苦、歧视小学生，不体罚或变相体罚小学生”等。“师德”在专业标准中成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句话基本代表了我国传统的师德观念，教师这一职业历来都要求德才兼备。尊师重教这一良好的社会氛围。正是由于古往今来无数“春蚕……“蜡烛”默默地奉献所营造出来的。然而在今天，像“绿领巾””补习班”“红校服”等教育中出现的诸多不和谐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道德的标准，这都让一个个本来不是话题的话题最终于又成为了话题。

“师德”成为关键词的原因。从大的方面来看，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过于追求效率与功利，让师德落在了后面。现在重提师德，无疑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的。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如何评价，以及如何在培训中使教师适应新标准中提出的师德要求，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如何评价师德就是一件难事。所谓“修台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老师们干的是良心活，大多数老师对师德都是高度遵守与自觉追求的，但也不乏有害群之马。但是，谁有资格作出评价，用什么方法作出客观的评价是需要探索的。有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评价师德的过程中简单粗暴，唯领导的好恶是从，说你好你就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很难让师德水平真正得到提升。要想真正提升师德水平，就要从改革评价方式上入手，把评价权下放到老师自己手中和学生手中，通过自评与他评相结合，让学生、家长、同事和自己都参与评价，真正做到客观公正，让老师在评价中得到反思，在反思中实践，从而提升自身的师德水平。

篇（1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04.067

Enlightenment of Japanese Moral Objectives，

Content， Approach "Life" Concept

――Impressions after Reading Wang Lirong's "Comparative Study

of Moral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and China"

GONG Shuai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Shandong 256600）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life" orientation alread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Moral reform foreign experience also confirms this fact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our contemporary moral education reform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from the Japanese school moral education objectives， cont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pproach in three areas of "life" philosophy，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living in Japan today for our moral education reform.

Key words Japan; moral education; life

道德教育回归生活，这是针对两国道德教育现状与学生道德生活现状提出的。以知识为本的目标设计，从根本上失去了对人的生命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道德教育“仍表现出封闭单一的特征，在内容上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忽视个体需求、缺乏时代感，在方法上还依赖于灌输、说教、重外铄轻内修、重约束轻引导的方式，道德教育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①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德育目标价值引领生活，德育内容融入生活，德育方法指向生活实践――已经成为共识。

1 德育“生活化”的内涵

简而言之即道德教育始于生活并以生活为终。生活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形式，或者说道德是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只有在学生的生活世界中、现实遭遇中，才能够真正开掘出学生道德人格生成与确立的源头活水”。②也就是说德行只有在亲身经历、感受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道德的实质是具化到独立的人的德行，并引领个体过有道德的生活。

道德教育的“生活化”可以理解为：把德育与生活结合起来，根据学生的现实生活制定德育内容，在生活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感受生活，在真实的道德生活中建构道德认知结构，在现实生活中内化道德品质，进而“引导人去过值得过的生活”。③在学生自己的生活中养成基本的行为规范、习惯和德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④就确保了学生的德育主体地位。

2 日本道德教育“生活化”理念简介

2.1 德育目标方面

日本在德育目标回归生活的尝试有在实际行动上细分阶段目标，贴近学生现实生活、心理发展的阶段特征。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德育目标的序列化，具体表现在目标的层次上。

日本文部省1977年颁布的《日本小学道德课教学大纲》中把小学分成低、中、高三级。按照不同的阶段把28个在小学阶段必须完成的重点指导项目分配组合落实到每个年级，一二年级为低年级有14个项目，三四年级为中年级有18个项目，五六年级为高年级有28个项目。如“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有勇气地采取正确的行动”，低年级的要求是具有热爱正义的感情，中年级的要求是增加分辨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等，高年级的要求是增加有勇气地进行正确的行动等内容。⑤

2.2 德育内容方面

日本德育内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内容上既有统一性又有层次性，具体体现在德育内容在一纲之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目的，体现了日本德育内容的层次性。

例如，日本道德教育在小学低中高三个阶段有相对应的三层德育内容：小学低年级阶段重点培养基本生活习惯;中年级阶段重点培养遵守日常生活规范的习惯;高年级阶段重点培养社会公德、为社会公共事业服务的精神。⑥

2.3 德育途径方面

日本注重“德性养成，实践训育”，这与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在“知、情、意、行”四个方面日本注重“情、行”，中国注重“知、意”。⑦在实施途径方面日本德育具备相对完整的“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德育实施途径体系，而中国道德教育途径主要是学校道德教育。

日本德育非常注重“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践行途径的建立，并且在生活场景、环境中注重“思想政治及情感教育”因素的渗透。比如，利用动画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日本动画采取的是渗透的方法，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在潜移默化的娱乐之中进行。⑧

3 日本德育对我国德育“生活化”的启示

3.1 德育目标指向现实生活具体内容

德育目标指向学生现实生活，并通过制定详实细致的系统目标保证德育落到实处，要依据不同心理发展阶段、条件、环境等多重因素而呈现不同的层次、水平和等级。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德育目标应当体现层次化、循序渐进的特点。

日本小学在“道德科”之外还另加开设“生活科”和“家庭科”，内容上既包含在道德科之内，形式上又相对独立于道德科之外;“生活科”目标主要指向社会活动，“家庭科”目标主要指向家庭生活。⑨这种设置使得德育目标和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类似日本这种目标体系是现实可行的，比如，在具体实践层面我们可以结合中小学生的现实生活进行“行为规范教育”，在小学阶段德育目标中设“行为规范及公共道德教育目标”，又可细致为“社会、学校、家庭行为规范及道德规范”，进一步细化为“遵守公共秩序、尊敬师长、团结友爱、孝敬长辈、尊老爱幼、友好诚信”等细目。

3.2 以生活活动为道德教育的基本措施

力求从学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社会的、思想的、道德的、价值的问题与困惑出发，从学生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来选择和确定德育的具体内容。重视生活世界中道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依据不同心理发展阶段、条件、环境等多重因素创设有层次的德育内容体系。

从日本德育目标序列化和德育内容层次性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完善、细致的德育目标体系保证了德育内容实施的有效性，系统的德育内容也促进了德育目标的序列化，二者是相互促进、依存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德育目标细化的足够详实具体即实现了由德育目标向具体德育内容的转化。如，小学生“行为规范”教育目标包含遵守公共秩序，遵守公共秩序包含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的目标可以细化为具体的德育内容，如：乘坐公共汽车应先下后上，勿争先恐后，勿挤逼抢位，给老弱病残让座等具体内容。德育目标的序列化及德育内容的层次化保证了德育向具体现实生活点点滴滴的落实，由此可以看出，德育目标的序列化及德育内容的层次化对德育实效性的积极意义。

3.3 建构涵盖生活各方面的践行体系

“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道德践行体系旨在引导学生在家庭、学校及社会生活中实践德行。培养“社会人”的德育环境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营造，要求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作用。要善于利用家庭教养中的亲情感染和潜在的隐性陶冶功能， 父母和教师共同承担培养教育孩子的重任。学校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必须正视青少年社会生活的不完全性， “发挥学校德育目的性、 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等优势， 利用社会德育的良性影响”，⑩帮助、监督青少年自觉抵制不良道德的侵蚀。

日本德育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对我们构建合理的德育环境具有借鉴意义。要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教育资源，比如动漫产业中的儿童动画节目多具有很好的亲子教育功用。中国的家庭教育存在对少年儿童过于袒护，导致学生普遍缺欠面对、克服困难、挫折的能力。中国家长在子女教育中参与度低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家长应寻求更丰富、更有效的亲子共处方式，以便参与到孩子的学习、游戏、生活中去，这样既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又可以了解孩子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同时也是良好的情感参与教养方式。

注释

① 靖国平.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德育环境建设[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202.

② 肖川.教育的视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3：128-129.

③ 鲁洁.德育课程的生活论转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3）.

④ 高德胜.生活德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7.

⑤ 王丽荣.当代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32.

⑥ 王丽荣.当代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54.

⑦ 王丽荣.当代中日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177.

⑧ 勒义亭.日本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J].国外理论动态，2009（8）：111.

⑨ 聂琴.探析日本中小学行为规范教育[J].现代教育论丛，2008（5）：83.

篇（11）

我承认，这条建议也算不上什么创新，包括我在内不少人此前早就提过同样或类似的建议。不过，在此我想给这条建议添加一些具体内容。

其一，如果一个德育工作者为了能评上职称、拿到项目、获得奖励、得到出国机会、当上非学术的还是学术的什么什么“长”什么什么“主任”而曾经或者准备拼命去争的话，那就不必再慷慨激昂地鼓吹什么“见困难就上，见名利就让”了 ―― 因为职称、项目、奖励、出国机会、职位等等的名额是有限的，你得到了，别人可能就失去了。你明明知道这个加减法，干嘛还要去争（取）呢？就不能谦让一下吗？干脆别申报得了！

其二，如果一个德育工作者对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总是高看一眼、唯命是从甚至阿谀奉承，相应地，对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总是低看一眼、连在会议室或人行道相遇时都要等对方先和自己打招呼后才矜持地或礼节性地回应一声的话，那就不必再假模假样地强调什么“人格平等”了―― 因为你的“不平等举止”在时不时地抽你自己的耳光。

其三，如果一个德育工作者已经或者计划购买高档住宅的话，那就不必再不遗余力地倡导什么“勤俭节约”了 ―― 因为本来中档以下的普通住房就可以满足基本居住需要了，可你偏偏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高档住宅，而这些钱本来是可以用来资助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的。

其四，如果一个德育工作者已经或者打算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留学，并且希望与支持子女学成之后就在国外定居乃至改变国籍的话，那就不必再煞有介事地呼吁什么“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了―― 因为你对祖国与民族的未来并没有多少信心，因为祖国与民族的繁荣富强在你心目中实在不占有多大分量。

其五，当一个德育工作者观看国际体育竞赛时，也许可以为我国运动员获得奖牌而鼓掌祝贺，但千万不要纵情欢呼，因为你得想想那些未能获得奖牌的其它国家的运动员们的痛苦心情，想想他们回国后可能会陷入的不快乐的处境 ―― 搞德育的人怎么能只享受自己的快乐而不顾及别人的痛苦呢？

其六，当一个德育工作者大谈特谈“珍爱生命”时，请务必同时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生命不必珍惜，并请无论如何别再吃肉，管他是猪肉牛肉、鸡肉鸭肉，还是猫肉狗肉、老鼠肉蛤蟆肉，都别吃―― 因为这些肉也全都来自那些大大小小的“鲜活的生命”。

该添加的具体内容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就先提这么多吧。我不知道德育工作者们是否能做到，但我知道，如果德育工作者们自己也做不到，那是很难让广大德育对象心服口服、跟而随之的，德育的实效性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大打折扣的。

斗胆猜测，上述建议会不会使一些德育工作者愤愤不平:“你说得倒轻巧！我们做不到，你就做得到吗？”没错，我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完全做到。所以，迄今为止，我一直想“搞”德育却又不敢“搞”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