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分析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经济分析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8-0190-02

1 前 言

伴随我国的金融环境的不断改善，在解决金融问题方面，我们已经不在使用过去的方法经济定性分析，而是采用最先进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经济数学当中的很多理论知识和运算方法，在金融领域当中得到全面的发挥，从而解决了很多以前不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和纠纷，数学经济的运用也让金融问题变得清晰明了。经济数学其实包含了很多的高度数学知识，比如，微积分的函数极限、导数和微积分方程式等，这些数学上的理论知识也正是改变整个金融界的基础要素。

2 函数模型的建立与经济问题

经济数学的基础就是函数，当我们在使用数学的方式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势必要与函数建立关系，在函数的理论知识上开展数学探讨，从而来解决实际的金融问题。比如，使用数学问题解决市场经营中的提供问题，消费人群的整体思想、人们的价值观、商品种类、商品的市场价格，这些要素都可以影响市场的经营环境。其中的价格因素是在这几个要素当中最为重要的，因为经营就意味着金钱的活动，所以价格就是最大的主要的要素。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建立需求和供给的函数关系，即Qd=f（p）与Qs=g（p），通常情况下需求函数是减函数，是呈现需求量上涨而下降的趋势，供给函数往往是增函数，是伴随供给量上涨而加大，从以上的函数模型中看到，市场经营中价格就可以解决基本问题。

3 经济分析与经济数学中的极限理论

经济数学知识的灵魂就是极限理论，就算是普通的数学知识，其大多数的概念都是在极限理论上导出的。如果用我国的古话说，那么“一尺之锄，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是对极限理论最形象的描述。极限理论不仅在数学概念中起到了绝对的作用，在金融管理、金融投资、经济分析方面都占到了举足轻重的位置。金融经济领域当中其实包含了很多事物，即生物的繁衍、成长的细胞组织、放射性元素的变化、人口的流动与增长，以上这些事物当中都包含了极限理论的思想。另外，极限理论在金融经济领域中最为典型的运用是，银行储蓄连续复利的计算。举个例子说明，一个人的一笔存款为A，银行的年利率为r，若想立即产生和马上结算，那么多年后的本金利率和利息的计算就可以采用到极限理论，如果想每年结算一次利息，则公式为A（1+r），如果一年是分多期进行计算，那么年利率仍然不变，但是每期的利率则为r/m，这样一年后的本利和就为A（1+r/m），具体的算法就是，假如有100000元的资金在银行进行储存，时间为五年，该银行年利率为10%，那么按照以上给出的概念，就应该计算100000元到期后的本利，使用连续复利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即P=Poe”=100000・e=164872.2（元）。

4 经济分析中导数的应用

从实际的金融经济看来，其中很多的问题都与经济数学中的导数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数学家和金融学家都应该知道，导数不管是在能够领域当中，都有另一种感念，那就是领域边际的感念。伴随边际感念的建立，导数成功进入了金融经济方面的学说之中，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的定量转变成为新时代下的变量，这种转变也是数学理论在经济学中典型的表现，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边际成本函数、边际利益函数、边际收益函数、边际需求函数等是导数中边际函数中重要的几点。由于函数的变化率是导数主要研究对象，当所研究函数的变量发生轻微变化时，导数也要随之进行变化。比如，导数可以对人类种群、人口流量的变化率进行研究。让此理论在经济分析当中得以应用，导数中的边际函数分析就是对经济函数的变化量做出计算。

经济数学中的导数不仅具有边际概念，其另一方面就是弹性，简单来说弹性研究就是对函数相对变化率问题进行探讨的手段。例如，市场上的某件物品的需求量为Q，其价格则为p，弹性研究就是对两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Q与p之间的关系公式则为：Q=p（8-3p）；EQ/Ep=P・Q/p=p・（8-6p）/p（8-3p）=8-6p/8-3p。从以上的弹性关系公式我们可以了解到，当价格处于某个价格段位时，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弹性范围将会得以缩小，但是当价格过于高时，需求量的弹性范围将会急剧增大。

经济最优化选择是导数在经济分析中另一个重要作用。不管是在经济学当中还是金融经济，实现产品价值最大化就要进行经济最优化选择，这也是经济决策制定时的必要依据。其实最优化选择问题在经济学中有一系列的因素要进行考虑，包括最佳资源、最佳产品利润、最佳需求量、收入的最佳分配等。最优化选择中所使用的导数，不仅利用到了导数的基本原理，还使用了极值的求证数学原理。例如，X单位在生产某产品是的成本为C（x）=300+1/12x-5x+170x，x单位所生产产品的单价为134元人民币，求能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那么以下就是作者利用经济数学的一个解法：

已知总收入R（x）=134x，利润l（x）=R（x）-C（x）=-1/12x+5x-36x-300，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数学知识算出：L（x）=R（x）-C（x）=-1/4x+10x-36，然后再通过导数的二阶验证法，得出x=36，所以最后就可以断定当该产品的生产量为36时，企业会得到最大利润。

5 微积分方程在经济实际问题中的运用

一般的经济活动就是量与量之间的交往过程，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函数是其中最主要的元素，但是从实际的经济问题上看，其函数之间的关系式比较复杂，导致量与量之间的种种关系也不能快速准确的写出。但是，实际变量、导数和微积分之间的关系确实可以很好的建立。微积分方程的基础定义为，方程中包含自变量、未知函数和导数。由于导数和函数的出现，所以说微积分方程在经济数学当中的用途也是很大。

在实际的经济问题当中，微积分方程中函数可能会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这点就不同于经济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处理这种问题作者也是大有见解。当微积分方程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函数时，我们可以先将其中的一个函数当中常变量，然后使用单变量经济问题来进行单独解决，这是我们就需要用到导数的偏向理论知识。不仅是微积分方程，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可能使用到全积分、微分等一些基层理论知识来供我们参考。

6 结 论

数学这一学科的基本就是以计算数据为基础，其中数学的理论知识不仅可以在本学科中得以运行，在不同的行业领域中数学的各种知识都有很好的运行，在这些行业领域中金融使用的数学知识可以说是最为全面的，所以我们要更全面地融合数学和经济两者之间理论知识。金融领域当中的各种数据都需要精确的计算，从而保证企业和市场的平衡，也是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保障，那么经济数学技术必须变得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1]杨月梅.经济数学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浅析[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13（2）.

篇（2）

一、金融运行情况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我县金融机构严格按照“总体稳健、调节有度、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存贷款均呈现增长态势，信贷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明显加大。

（一）各项存款快速增长，经营效益稳步提高。3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37.92亿元，同比增加18.31亿元，增长15.31%，增幅同比上升2.03个百分点；新增存款8.99亿元，增长6.97%。从增长结构看：

一是企业存款呈下降趋势。3月末，全县金融机构企业存款余额28.17亿元，较年初下降2.18亿元，下降了7.18%。其中企业活期存款减少1.57亿元；企业定期存款增长0.26亿元。分机构看，中国银行、农村信用社分别新增企业存款4160万元、6874万元，增长22.7%、18.81%；其它机构均呈下降趋势。

二是储蓄存款持续快增。3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储蓄存款余额106.81亿元，新增存款11.41亿元，增长11.96%；同比多增13.07亿元，增长13.94%。储蓄存款活期化趋势有所增强，表明近几次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政策效果开始显现，资金回笼增多。

（二）各项贷款稳步增长，信贷投向重点突出。今年以来，我县金融机构积极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努力发挥金融在“保稳促调”中的关键作用，信贷投放调控力度加大，为经济发展合理布局科学管理。3月末，全县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71.62亿元，同比多增7.82亿元，增长12.26%；新增贷款0.83亿元，增长1.17%。从贷款期限结构看：

一是中长期贷款继续保持高速增长。3月末，中长期贷款余额30.17亿元，同比增加7.41亿元，增长了33%，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2.13%；新增2.31亿元，增长了8.28%。中长期贷款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目前房地产行业投资速度虽然放缓，但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个人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长较快。二是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全县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

二是短期贷款增速下滑，行间结构变化明显。3月末，短期贷款余额39.27亿元，较年初减少1.61亿元，下降3.93%。分行别看，农发行、工行银行分别减少短期贷款10929万元、8284万元，下降13.62%、15.74%。

（三）创新银政企合作方式，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3月23日，我县召开了银政企项目合作洽谈会，市县园区共推荐356个项目，融资需求300亿元，集中签约了15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8亿元。县城商行与**县人民政府县签订了合作协议；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张家院子棚户区改造”的4000万元项目贷款意向协议。农业银行完成了对福鑫能源公司“打鼓滩电站”建设项目2.2亿**欣泽实业公司“锦雅郦城”房地产开发项目1.2亿元的融资合作对接，涉及20xx年度项目贷款总计2.4亿元。

二、当前金融运行中需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有限的信贷投量与旺盛的信贷需求之间矛盾凸显。今年以来，我县金融机构积极贯彻落实稳健货币政策，信贷投放总量有所限制，信贷投向做到有的放矢。但是部分单位和项目正处于资金需求最旺盛的发展和建设阶段，资金需求较大，而且另一方面要保证县域地方经济的良好健康发展，在资金需求满足上不免捉襟见肘。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一方面要控制信贷投放量，另一方面要按照地方政府要求加大对重要领域、项目及单位的信贷支持力度，还要力保实现自身盈利，因而受到多方压力。

（二）信贷资源投放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担不均衡、不合理。今年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控信贷投量。就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其信贷投放是从上至下层层管理，确定了相应的投放计划，而大部分信贷资源已统一归集并投向效益高、风险相对较小的其他外部地区和领域，以保证在信贷投量有限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这就导致县域信贷投放力度减小，仅能满足部分信贷需求，而将较多需求压力推向了城商行及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由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不得不控制投量，因而面临较大的市场需求压力。今年一季度，我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中，除农行、城商行和农村信用社是增加外，其他银行均为下降，而且农村信用社增速过快。这都是由于信贷资源投放在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担不均衡造成的，导致了信贷需求一边倒的情况。

（三）资产质量潜在隐患及风险。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尽管对信贷投量有所限制，但存量贷款质量依然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存在隐患。例如，工行虽然去年在政府大力支持和各家银行共同努力 下银华公司不良贷款得到转化，但公司贷款质量还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加之*通公司和**公司到期还贷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支行资产质量还存在一定隐患。又如，我县农村信用社虽然采取了各种强有力措施清收不良贷款，但是由于不良贷款形成原因复杂，清收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良贷款占比仍然较高。

三、工作措施

20xx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即：稳物价、促转变、防风险、推改革。下一步，要进一步落实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金融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中的重要作用。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认真贯彻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信贷投量适度、节奏合理。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是宏观政策导向的一个重要变化， 正确把握和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确保货币信贷的增长能满足保持经济平衡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支持实体经济加快增长。密切关注信贷投放变化，合理把握放贷节奏，注重保持信贷投放的均衡性和稳定性，防止信贷投放大起大落。更加注重信贷资金投入产出的效应，进一步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更加注重信贷的质量，防止被挪用或违规进入股市及房地产，确保信贷资金真正流向实体经济。

（二）努力深化金融服务，切实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入。一是要有效增加中小企业信贷投入。继续积极拓展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通过深化中小企业信贷制度和管理模式改革，建立信贷支持中小企业的长效机制，简化贷款方式，足量安排信贷资金，重点满足企业基本面比较好、有竞争力、有市场、有订单但暂时出现经营困难或财务困难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要加大金融支持"三农"力度。要做好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金融支持，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贷款的比重。农村信用社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服务主力军作用，多方位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信贷支持力度，力争做到"三农"贷款增量高于上年，并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程序等方面更好地满足"三农"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和市场需求创新各类金融产品，发展适合"三农"特点的各种微型金融服务。

篇（3）

金融市场的存在与发展历史悠久，但是与其他自然学科相比，在对数学的运用方面，一直都进展缓慢。这种滞后的进展来源于多个方面，但最为主要的方面在于，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因素，其中人的因素占据了大部分，诸如心理因素等，都造成了金融工作环境中的复杂特征，进一步妨碍了金融领域中数学参与的进展。

一、金融数学的概念与应用

随着金融体系自身的发展，现代金融理论已经不同以往而成为一个独立学科。与传统的金融体系相比，现代金融学开始将诸多学科包容到这一体系中来，其中不仅仅有经济学和数学，也包括了诸如心理行为学和社会学等，在重视人的心理以及行为变化的基础上，开始采用数学的方法展开对于金融学的分析。而所有这一切，都在20世纪后期不断涌现出来，一方面，更多的适当的数学方法开始应用在金融问题的解决方案中；另一方面，这些金融问题也向数学和统计学提出了实践环境中极具价值的研究方向。这样的推动力量，促成了金融学和数学的融合，并且逐步形成新的学科，即金融数学。在这个新的学科领域中，现代数学工具的大量应用成为不容忽视的特征，并且进一步推动着金融与数学的融合，并且数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为金融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支持。

从广义的角度看，金融数学是指应用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金融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而从狭义而言，其主要作用于不确定条件下的证券组合选择和资产定价理论。从应用特征和方法的角度看，金融数学通过随机控制、分析、微分、规划、统计、非线性与线性分析等方法，来处理金融环境中收益优化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问题，并且用于处理在金融市场存在失衡特征的情况之下，实现金融风险的综合管理。具体而言，金融数学的应用领域包括如下两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金融投资与收益的应用方面，任何与预期实际收益存在的偏离，都可以视为金融风险，必然会对发展构成进一步的影响，通常会选用不确定行数学方法和确定性数学方法来实现对于金融风险的测度。在这样的数学体系中，不确定数学理论负责将投资期间可能损失或收益抽象的随机量，借助方差、数学期望与标准差进行衡量，而确定性数学方法则借助于风险环境中各项指标确定数学变量，并且进一步利用相互关系把数学公式、函数、模型表示出来，最终实现对于风险的控制，协调交易市场环境。其次，数学在金融预测与决策的应用同样不容忽视。考虑到金融交易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对未来的通胀率、存款余额、保贴率进行有效的预测，对于决策者的决策优化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价值。对于这一方面，通常会采用最小乘二、修正指数、二次、一次、三次指数、三点法、两步预测、曲线预测等方法来展开预测，并且采用诸如边际分析、无差异曲线、规划决策、极值选优、最小成本、最大产量、期望值法等来实现决策支持。

二、金融数学的理论框架与应用

从金融数学内部方法应用的角度看，其所涉及到的数学工具种类繁多，并且在研究领域各有所长，诸如随机分析、微分对策、随机控制、数理统计、泛函分析、数学规划、鞅理论、倒向随机微分方程、非线性分析、分形几何等都是该领域中常见的分析方法。甚至于在当前信息技术空前发达，计算机运算能力不断提升的整体背景之下，神经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等更为复杂的边缘学科，也开始出现在金融领域之中，在期货市场的仿真研究中，遗传算法也因此屡见不鲜。对于这样的应用，金融数学领域中的应用，共同构建起了其框架结构，并且产生了金融数学在应用环境中所产生的若干分支，包括现代证券组合理论、套利定价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利率期限结构理论、套期保值理论以及期权定价理论等几个主要方面。

限于篇幅因素，本文仅对常用的数学方法中的不确定行数学方法和确定性数学方法的应用进行阐述。由于这二者主要用于实现金融投资风险的控制以及收益的化，因此在金融环境中的应用最为频繁，其发展也相对成熟。

确定性数学方法主要负责通过对金融投资环境中的各种风险因索确立起评估指标，并且展开进一步的分析，最终将这些因素，以及其中相应的关系抽象成确定性的数学变量和计算公式或数学模型，然后通过数学演算得出数值结果，用以衡量金融投资的风向。债券收益率、债券价格、股票价格和股票指数是投资风险分析的常用指标，都是确定性数学方法应用所产生的综合性评价结果。但是如果只是采用确定性数学方法，是不能够准确对所有的风险因素以及其间的复杂关系展开全面切实的描述的。因为在金融环境之中，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并且想要对一个金融系统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应当划定对应的研究目标系统边界，而这个边界的确定，以及对边界内部变量的确定，其准确程度本身都会存在偏差。因此不确定性数学方法，从统计的角度，形成对于确定性数学方法的有效补充，意义重大。不确定性数学方法通过注入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等方法展开，其最基本的应用在于将投资过程的可能损失或收益率抽象为随机变量， 然后用数学期望和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可能损失或收益率的平均值和波动性，并且进一步实现降低风险的目标。

三、结论

对于金融领域中数学方法的应用，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并且取得了长足进展。除了上述方法以外，马尔可夫预测法以及卡尔曼滤波法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挥着作用。实际分析工作中，数学的价值已经毋庸置疑，得到广泛认可，未来的发展，必然会沿着这个方向不断深入，为金融领域的控制提供坚实依据。

篇（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在众多经济学重要课题中，金融进步和经济发展存在的争议问题，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在理论方面和实证层面上，都影响着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理解和处理。

从理论层面分析，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与新古典宏观学派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货币金融变量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只是一层面纱。金融发展处于“供给主导”地位。

在实证分析上，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跨国的比较分析，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进步和经济扩大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从目前的情况而言，关注金融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本文将基于国内专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对国内目前金融行业发展与经济之间存在的辩证研究。

二、实证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

衡量金融发展，国际上通用的标准：麦氏指标（M2/GDP）和戈氏指标（全部金融资产/GDP）。戈氏指标别称是金融相关比率（FIR）。许多学者选择这两个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这两个指标局限性在于都仅仅测度的是金融规模，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发展程度。马正兵（2008）据此应用第一组数据与经济增长向量开展典型相关分析，构建了一个金融发展指标=1.2015×M2/GDP―0.0465×PRIVATE―0.2248×SVT/GDP，应用路径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作用经济增长的效应和路径。本文将应用马正兵（2008）所构建的金融发展指标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于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回顾历年文献，之前的学者有选择GDP、GDP的增长率或者人均GDP的。本文选择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变量。

考虑到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较晚及部分稻2009年之后缺失，我们采用数据样本区间为1992-2009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金融年鉴》。为了实现除去不稳定的时间序列的不同方差情况，同时实现变量间的弹性系数，对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ARGDP和LnFD来表示。应用Eview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二）单位根检验

如果变量之间的信息在产生中是不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这两个不平衡的时间程序做回归分析，这样对导致虚假回归情况的存在。因此，在进行检测以前，对这些时间程序进行是否平稳进行检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用ADF方法对lnARGDP与lnFD两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lnARGDP和lnFD均为I（1）过程，符合协整检验的条件。

（三）协整检验

本文在这里采用E-G两步法协整检验来分析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

第一步，对同属I（1）过程的lnARGDP和lnFD两个变量的时间序列采取最小二乘估计（OLS），模型的估计结果为：lnARGDP=7.9594+0.8380lnFD

（87.9838）（4.0788）

R2=0.5097F=16.6362

第二步，对上述模型的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仍采用ADF检验，人均实际GDP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方程回归系数表明，金融发展对人均实际GDP的弹性为0.8380，即金融发展深化1个百分点，人均实际GDP可增长0.8380个百分点，这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1988年格兰杰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为：

[Yt=α+i=1mβiYt=i+j=1nγjXt-j+μt]

上式中：Xt，Yt分别代表两组变量Xt-j为Xt的滞后值，Yt-i为Yt的滞后值，α是常数，βi，γj为回归系数，μt为随机误差。

零假设检验为Ho：“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如果系数γ1，γ2，…γn中至少有一个显著不为零，则拒绝零假设，接受“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

对两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lnARGDP和lnFD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人均实际GDP的变化对金融发展的深化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当前情况是金融进步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联系，维持长时间的相互平衡。金融发展帮助经济发展，在另一方面经济进步没有给金融发展提供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国内经济发展和金融进步之间联系，中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近二十年期间存在从金融发展到经济增长的单一因果关系。我们的结论支持了“供给主导”的理念，就是金融的进步帮助了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被动体现。

通过以上分析，金融进步应该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不断进步，有必要进行金融行业的改革，保持金融行业规模的扩大，推动金融结构优化，改善金融效率，维护金融安全稳定，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篇（5）

关键词：

金融危机；背景；金融商事；规范

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的影响较大，对于一个国家及社会影响更大，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自金融危机带来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回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甚至其他的较小影响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发生根源是，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尤其是在金融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均需要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各种交易和各种性质的金融投资行为金融产品的交易及产品失常的开发均基于私法自治决定的，因此市场风险传染和积聚导致全球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甚至爆发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

一、金融主体经济内涵及忖量

商主体是依据法律规定参加商业事物时建立同法律关系，可以以个人的名义，也可以以集体名义参加，但在参加商事的同时也享有应尽的义务和权益，也同样承担在商事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商法中的主体概念规定相对狭隘，指的是商事中的实施商业行为人，没有包括商事活动中的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在进行商事活动中可以是经营个人、合伙人、商法人的情况，除了形式不同但性质是相同的，均为法律意义上的承担法律责任、负责法律义务的主体，但主体的拟定均需要国家及相关部门的认定和授权，因此从商事主体规范的性质上分析，不论形式商主体的商事规范的本质具有私法性质，仅仅符合商事主体的法律要求会被授权和准予注册，在金融领域中因经济社会的深度不用、范围广泛，实施商事的主体和进入金融的形式也不同，因此在金融市场中的商主体也不能完全依据其他领域商事主体的规范进行要求，应加强金融市场商主体的公法性。

二、金融商客体的经济法研究

在金融的发展中传统上主要以发展商业交易为主，主要形式是以货币兑换的形式为主，在金融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金融产品，主要为证券、货币、基金、期货、保险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因此金融市场的客体商事规范就是指在金融产品的发展中应符合金融产品市场的准入标准[1]。在市场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依据商事规范的基本含义，是指各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开发，在法律没有禁止和明确规定下，金融市场的自主开发和衍生相对来讲较为多样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于社会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相关的金融产品中对于新产品的开发实质具有一定的私法自治性质，不需要国家金融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所以在商事产品的发展中大部分产品均由商人自治，但伴随各种金融产品走入社会同时不断的发展情况下，则需要满足于国家金融法律的规范，需要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标准，因此在市场客体的发展中遵循的法律规范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规范性，同时设计经济法和商法两个方面，一个是商法属于私法自治的范围，一个是经济法属于公法干预的范围，因此所有金融产品不论主体或是客体产品实际意义上均应符合商事规范标准，同时进出现在产品开发的范围，不属于非市场准入的范围，市场准入应为经济法规范领域，在经济发保护的范围内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发展及市场准入是同步进行的，其具有的同步性应符合商事规范，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法[2]。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土地政策，效益可观、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坚持优质客户优先的总体原则。即在行业组合风险控制中优先满足优质客户授信需求。目前，行业政策的重点仍需积极关注国家必须掌握和控制的两大领域：一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领域，包括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六大行业；二是国家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上述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的优质龙头企业及其上下游客户，都可作为各家银行积极开展信贷金融和金融创新业务发展的重点对象。

三、金融商行为的经济法完善措施

市场的交易属于典型的商业行为，国家在交易行为的定义中，明确交易行为为法律规范的典型商事规范，规范中明确公平观念、自由交易观念，明确市场主体中基于私法自治从事交易行为，并为交易行为而确定交易市场和创新交易方式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是一种服务性商行为，是指为了融通资金并提供交易安全保障而进行的商事交易行为，属于第五种商行为。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同其他交易有所区别，因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的商业行为，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是商业行为中最为重要的因素[3]。

（1）在金融商业主体中，相关主体的商事规范一般指的是商业法律意义上的商事规范，因相关主体间具有从事自由交易、自治能力。比如在银行的日常工作中，银行间的拆借就属于自由交易的行为范围，但在金融商业主体同普通的金融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进行证券交易时，这种自由交易的形式是不被商业法规范所准许的，因在交易中金融商业主体存在一定的优越性，在自由交易的过程中会将商业风险转移到普通的金融投资者身上，因此在证券市场的交易中商事规范应符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同时贯穿于整个交易过程，交易中还应遵从政府干预。

（2）金融主体同非金融主体的交易中，其间的交易行为不能完全遵循商事规范，因在此交易过程中，金融主体处于强势地位，非金融主体处于接受安排位置，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导致非金融主体进行经济发展的主动性降低，从而导致金融主体受到影响；但在非金融主体处在优势地位情况下，金融商主体会发生恶性竞争情况，从而导致金融风险发生，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今天应注意上述情况的发生发展，一旦具有可预见性及时给予适时的干预[4]。

（3）在非金融商主体间的交易中，在完全自由形式的交易中，非金融主体均可以自由交易手中的金融产品，交易的数量和价格可依据双方协商进行确定，在不完全自由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介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比如在我国金融市场交易不完善的形势下，出现了较多的黑钱庄、高利贷等非正式的金融市场，但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交易属于自由交易的范围，符合私法自治的范围和标准，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这种形式金融交易形式，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具有一定必然性，因此我国运用了政府干预和介入的方法进行管理，帮助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所以即使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中第三类交易的行为，尚不完全属于商法意义上的范畴[5]。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相关的交易市场及交易形式，还需要国家的公法干预和管理，依据交易市场的情况形成原理，大部分市场交易完全依据私法自治衍生的，由商品的交易就会形成市场，金融市场的产品发展和开发不能完全自由化、私性化，因此在准予金融产品的开发中，还应对产品进入市场后可预见的问题进行相关的整理和分析，及时给予干预和管理。同时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形成因符合于国境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由市场格局决定，同时不能放任金融市场设立完全自由，如果自由设立金融市场则会导致金融市场产品各式各样，引起金融市场的规范性受到破坏，使金融市场不能得到完善，因此我国目前在完善金融市场的同时，在考虑设立各类期货市场，我国还处于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大部分的金融市场还需要国家的帮助和管理，因此在金融市场的设立和发展中，国家的干预和管理对于金融市场的完善至关重要[6]。

四、结语

在金融市场的商主体、客体和行为中，在金融这一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处于发展中经济的我国金融市场，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和稳定发展，同时不能够过分的要求我国金融市场中商事规范中私法性是不合理的，反之，对于我国金融中商事规范应更加具有广泛性和具有特色性，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同时这种思想也不是完全的排斥商事规范中的私法性质，主要在对私法性质中的研讨要考虑到帮助和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的稳步发展这一重要因素，同时在商事发展中应重视国家干预，同时应在完全市场化背景下进行商法私法性质和金融法的论证和研究，对帮助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性。

参考文献：

[1]邱润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商事规范的经济法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10,09:199-202.

[2]左海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评论,2001,03:3-18.

[3]顾华详.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我国法律措施的完善[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9,01:40-58.

[4]顾华详.论国际金融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警示[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03:97-107.

篇（6）

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篇（7）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2

引言

金融套利行为是金融经济中常见的现象，其主要指的是金融市场主体利用金融的不均衡而进行盈利的行为。一方面，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可以加速金融市场的运行，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套利行为也有可能给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1]。因此，金融监管人员必须要做好金融套利行为的监控工作，保证金融套利行为的合理性和规范性，稳定市场运行秩序。以下本文就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进行了简单分析。

一、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概述

金融套利行为主要是围绕资产价格而言的，指的是金融试产主体利用资产的非均衡性，从中获取利润的金融市场行为。现代金融学对于套利行为的解释较为多样，有人认为金融套利行橹皇且恢纸鹑谑谐〉耐蹲屎陀利行为，且没有任何付报酬的可能性[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套利行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正收益，即没有付报酬；第二，无净投资；第三，风险性较小或者说完全没有风险。

事实上，金融市场中不仅存在金融价格套利行为，也存在着其他方式的套利行为。例如，我们所说的将重税负转移到低税负的做法，就是金融经济中的税收套利行为，而在保险公司中，也存在将高风险进行转换和运作的行为，我们称之为风险套利。此外，套利行为还包括监管套利行为、交易成本套利等。这些套利金融套利行为实际上均是金融市场主体在各个方面寻找差异，即非均衡性的行为，可以保证自己在金融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此外，就金融套利行为的净投资和风险而言[3]。虽然从理论上来说，金融套利行为是无风险和无净投资的行为，但是实际上，金融套利行为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当然也是需要一定的净投资的。例如，金融主体在套利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市场的摩擦，而这些市场的摩擦就会产生连锁的风险反应，如信用风险、市场波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而一旦产生风险，金融市场主体为了获得更高的盈利就必须要动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这样就不可能是无净投资。因此可以看出，理论上和实际上关于金融套利行为的风险和净投资问题是由差别的，现实生活中的金融套利行为需要一定的净投资，且具有一定的风险。

因此可以看出，金融套利行为在狭义上指的是简单的金融价格套利，属于投资策略的一种，而广义的金融套利行为就包括各种金融市场主体利用非均衡性获取利润的行为。

二、影响金融套利行为的主要因素

1.市场环境因素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金融套利行为属于一种普遍的投资行为，其属于金融市场运行中的普遍形象，对市场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因此，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究竟如何变化主要还需要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金融市场发生了变化，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也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环境是影响金融套利行为的重要因素。第一，市场经济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我国金融投资工具的多样性，从而丰富了金融套利行为的类型和方式，给金融套利行为主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4]；第二，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加速了资本的流动性，而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也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监管力度逐渐减小，金融市场主体在投资过程中和套利过程中所需要的成本降低，市场间的摩擦也逐渐减少，套现利润增加。当然，从另外角度上来看，金融市场管制的松懈以及市场的不断发展也使得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大，各金融市场主体要在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要采用更加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2.科技因素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发达逐渐影响到各行各业。金融市场的运行和金融套利行为的出现与科技的发展不无关系。现代社会中的金融套利行为均需要金融套利行为主体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套利的行为和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进行投资和套利[5]。可以说，科技越发达，对金融套利行为越能够进行精确的分析和预测，主体能够获得的利润就越丰富。此外，利用高科技进行金融套利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套利成本，有助于增加金融套利行为主体的盈利。因此，科技因素也是影响金融套利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管理金融经济中金融套利行为的建议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市场摩擦较大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重要缺陷，因而容易加大金融套利行为的风险。市场摩擦较大主要与政府的监管制度有关。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外汇、利率以及业务范围等进行监管会直接导致资本市场的资产流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资产市场有效价格的形成，加大金融套利行为的风险。而另一方面，市场的制度管制也加大阿勒对市场的限制，导致了套利成本的增加，制约了金融套利行为的发展。因此，政府必须要加强金融市场的有效管理，为金融套利行为创造有利的条件，尽量消除市场的摩擦，降低金融套利行为的风险，促进金融套利行为的正常发展[6]。首先，政府需要加强对对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金瓯让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金融套利行为的物质建设，如完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套利行为的网络系统，为金融套利行为提供技术和通讯支持。金融市场的运行以及金融套利行为的发展需要依靠功效的网络系统，政府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不仅可以提高市场金融交易的时效性，还能够避免较强的市场流动性，有助于降低金融套利行为的成本和风险。

2.加强法制建设

现代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决定了金融套利行为中的风险性，为了加强对金融经济中金融套利行为的监管，政府必须要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加强对金融套利行为的金融监管。在此基础上，政府再进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加强法制建设，可以实现市场资产的自由流动，为金融套利行为和市场的正常运行奠定基础。法制建设是加强金融套利行为监管的必要手段，政府应该要针对当前我国金融套利行为中的步伐行为，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加大对金融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金融市场的竞争秩序。

3.加强市场主体建设

加强市场主体建设主要针对的是我国金融套利行为的主体以及相P投资者。当前我国的金融市场是半自由发展状态，四大国有银行在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垄断现象严重，其他的金融机构近年来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的金融市场在竞争性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银行的垄断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处于半垄断半竞争局面，竞争性不足将会导致竞争性市场运行受到限制，因此，政府应该要加强对股份制以及非公有制银行的政策鼓励并加强对国有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化的金融企业制度[7]。此外，政府还应该要加强对金融投资者的重视，采用有效的政策扶持手段，对金融套利投资者进行积极的培育，并加强货币市场建设，拓展融资渠道。当然，要加强市场主体建设也必须要求企业和政府能够加强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以更多专业的人才进行金融套利行为的参与，才能够更好地保证金融市场有效运行。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广义的金融套利行为指的是各种金融市场主体利用非均衡性获取利润的行为，属于投资策略，根据当前我国金融经济中的金融套利行为分析可知，影响金融套利行为的主要因素主要有市场环境因素和科技因素两种，要加强对金融经济中金融套利行为的监管必须要求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法制建设，并加强市场主体建设。

参考文献：

[1]潘颖.行为金融学视角下投资套利者面临的成本限制与风险[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4，05：202-203.

[2]黄国平.监管资本、经济资本及监管套利――妥协与对抗中演进的巴塞尔协议[J].经济学（季刊），2014，03：863-886.

[3]沈庆.资本压力、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基于1994-2011年我国商业银行混合截面数据[J].管理评论，2014，10：56-63.

[4]沈庆拢叶蜀君，吴超.金融集团监管资本套利研究――基于风险模型与资本成本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6，01：42-48.

篇（8）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既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具有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引导资金的流向、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绿色金融是通过金融活动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和采用绿色环保方式从事生产活动的企业，实现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目的。通过发展绿色金融，首先是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特别是通过一些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主要金融机构的投入，有利于形成资金的示范效应和聚集功能，支持绿色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利用金融手段，有利于推进形成绿色产业发展和投入绿色产业的资金获利的双赢局面，引导金融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合理配置，形成有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和绿色发展型经济。

一、绿色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

金融推动绿色发展，需要遵循金融企业的商业本质。在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相关经济主体的行为都可以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中来找到其行为动机。对金融企业来说，其基本的行为逻辑就是，投入绿色发展中的资金所取得的净收益，至少应该是同样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时取得的收益相当。在金融企业的资金投入中，投入方式主要有贷款、债券等债权方式和买入股票等股权投入的方式。两者对接受资金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贷款、债券等债务性融资方式中，金融企业承受资金风险收取利息，对企业经营管理不参与，不享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企业在资金投入前都要进行审慎的评估，确保债权的本息安全收回是资金投入前最重要的考量。而在股权融资方式中，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投票等机制干预企业的管理，并且具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投资对象的经营管理情况与投资人的利益直接相关。与上述两种不同融资方式相对应，金融企业的收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于提供债务性融资工具所取得的利息收入。第二是来自于股权投资方面的分红和套现的溢价收入。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志之一是有众多金融企业的参与，参与的企业多了，绿色金融的供给才会增加，融资品种才能更加丰富。而这又取决于各相关经济主体对上述两种融资方式的成本和收益考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绿色金融发展的驱动因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绿色金融需求规模。这里的绿色金融需求是指能够满足金融企业成本收益核算要求的需求。在同等收入和成本的情况下，需求规模越大，绿色金融的供应越高。对金融企业来说，具有经济可行性的需求，首先是选择余地增加;其次，数量的提升，本身也带来规模效应。当然对了绿色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还要受到金融企业自身的资金来源限制。二是资金进入绿色企业的预期收入高低。预期收入越高，当然金融企业越愿意投入。绿色金融的供给与预期收入呈正比。三是从事绿色金融活动的成本。包括资金成本、日常管理运营成本等。绿色金融的供给与成本负相关。四是风险。理论上风险也可以归入成本来考虑，即风险成本。资金投入绿色企业之后可能造成本金的损失，对提供绿色融资的金融企业而言就是一种成本。风险越高，在一定的风险偏好下，投资意愿就越低。

二、从绿色金融需求端的分析

绿色金融的需求端，就是需要资金的从事绿色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与提供绿色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共同组成绿色金融市场的供需双方。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由于绿色产品和服务往往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或者说，在环境保护等相关方面，市场并不会自动的导致每个企业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去顾及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要求，除非是有强制的要求或在经济上的激励约束措施。因此，发展绿色金融在需求端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护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正常市场动机之下，促使其兼顾绿色发展要求。这个问题也要从绿色企业的成本和收益比较角度来进行分析。企业愿意开始绿色生产或投资绿色项目，需要外部市场和政策法规方面具有促进其提高收益、降低成本或同时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影响因素。从对应绿色金融供给的角度，影响需求端的因素主要包括:

1、绿色金融供给。通过增加绿色金融供给，能够改善绿色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和便利条件。绿色金融的供给，有两个渠道:一是增加原有金融机构绿色资金供给的数量和比例;二是发展专业的、更多的绿色金融机构;三是通过金融市场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绿色资金的需求量已经越来越大。据人行绿色金融专业委员报告，为达到既定的绿色发展目标，今后五年中国在环保、节能、清洁能源和清洁交通领域的年均投资总量至少为2万亿元。此外，在未来十年中绿色城市的建设还将带来每年约4万亿元的资金需求。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机构种类不足。社会上专业服务绿色企业的金融机构很少，部分银行虽然声称开展绿色信贷，但实际上无论从专业要求还是投入数量方面都还有限。更主要的是，如果仅仅要求国内主要银行从社会责任角度来支持，而不是从完善商业机制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方式。

2、绿色金融市场机制建设。这也是从降低筹资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需求端本身的经济可行性。许多绿色项目属于非盈利性或盈利性较低的公益性项目或准公益性项目，项目实施周期长、收益低、风险高，需要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间寻找到平衡，这难以对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企业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二是交易渠道和工具的限制。间接金融市场如银行贷款等需要满足银行的评估要求，而直接融资市场规模小，同时，相关的融资工具缺乏，对大部分企业来说融资工具的选择余地仍集中在贷款等少数传统债务工具上。

3、配套的推动绿色发展金融政策法规。政策法律的规定会影响到绿色资金的供需双方。从供给方来说，我国绿色环保产业发展还不成熟，总体体量小，且存在着初始投资大、投资回报期长、行业收益率偏低等诸多问题，金融企业开展绿色金融，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如对金融企业支持绿色产业项目给予适当的风险补偿，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等。从绿色企业的角度，除了法规上的强制要求外，还包括在政策对从事绿色生产的企业，可以采取对符合要求的企业给予税收、补贴等方面的优惠，反之则增加这方面开支的政策。此外，对一些公益性绿色项目，如何实现商业可持续，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也需要政府政策支持。

4、培育鼓励绿色发展的民间力量。社会公众作为最终消费者，他们的绿色发展、绿色消费意识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从而使追求绿色发展成为企业经营目标实现的一个内生函数。如消费者对不绿色企业产品的抵制，就是通过影响企业收益实现而形成对企业的约束。如果消费者都认同使用绿色产品，则生产这类产品的企业将因此受益。

三、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供需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绿色金融发展的程度。因此，从影响供需双方的各种因素来分析，要加快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1、增加金融支持渠道。一是鼓励银行、信托、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贷款、绿色信托、绿色保险等金融服务。二是建立专门支持绿色生产和绿色产业的金融机构，如鼓励地方组建或与金融机构合作组建等方式，成立绿色投资公司、绿色产业发展基金等，调动社会资本，投资于绿色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也不限于国有的金融机构，要调动民间资本的力量，形成合力;第三，要在主板和创业板的上市中对绿色企业的上市给予明确要求和支持，体现绿色发展导向，多渠道为绿色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第四，金融工具多样化。要发展包括绿色债券、可转换债、碳排放权交易、指数交易产品等，丰富金融工具种类，吸引更多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者。

篇（9）

我国地广物博，能源资源丰富，但人均拥有量却很少，能源供应不足，价格上涨，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制约。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不断增加，其中煤炭的消耗量最为严重，然而再生能源，核能源消耗却只占极小部分，由于我国对煤炭消耗巨大，从而导致煤炭排放量增大，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全球居前列，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1.2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其中以第二产业最为明显，然而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却是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产品创新能力差，技术革新落后，是以能源消耗为代价的重工业的发展，对于国内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电污染有严重的后果，更是有不少发达国家打着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口号在我国国内办工厂，对我国的能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我国正处于向第一、第三产业转型时期，优化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促进信息、金融和科技的发展，而低碳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第二产业重工业的技术革新，生产方式的转变，减少煤炭能源的消耗，加大清洁能源的利用有重大影响。通过科研创新，实现高能耗向低能耗的转变，由低技能向高科技的转变，低碳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金融业的发展，银行、基金和证券的发展也有推进作用，促进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大，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1.3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支持的不足

金融在产业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要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有金融的支持，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等广泛影响其产业主体的发展。低碳经济现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然而金融机构的定位和信息不健全等也无法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导致科技的创新研发等都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一些金融政策不完善，对于金融活动的支持度不够，无法及时给予帮助和扶持，金融体系不健全，无法满足低碳经济的发展。

2金融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措施

2.1政府政策的支持

我国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系，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要颁布相关的政策法规用以规范和激励金融体系，通过政府引导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调整，给予低碳经济项目资金支持，设立风险机制和担保机制及政府国债等机制为低碳项目进行融资。

2.2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

我国的低碳经济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可以借鉴国外的金融建设来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要合理调整金融体系的定位，加强国际合作，树立为低碳经济发展的服务目标，加强银行信贷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为低碳经济项目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更新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手段，推出更多更利于小企业全方位发展的服务项目。

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备受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在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然而在各个地区使用各种计量经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都不一致。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采用ADF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与协整检验等多种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将金融发展的研究定格到地区层面，深入云南省，选取其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通过ADF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检验多种方法，试图研究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进一步明确云南省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并以金融支持为研究视角探讨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国外经济学家已进行了较完备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一是Goldsmith（1969）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云南省金融机构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升资本积累效率，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多方面加快和推动云南省的经济增长。二是Bencivenga & Smith（1991）提出“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风险分担能力，降低储蓄率，从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这将抵消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云南省金融机构很好地控制了银行的风险，提高了运行效率和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在金融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低储蓄率又会带来经济的不利影响；因此，形成的抵消作用在具体各省结论不一。”

（二）国内研究现状

云南省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与实证两方面也都有一些成果。韩廷春（2001）从经济增长的金融影响因素出发，分析了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得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单纯地依靠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是不够的，而应更加重视云南省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的结论。谈儒勇（2005）运用最小二乘法对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线性回归，得出“云南省金融机构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综上所述，针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国内外学者从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同角度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得到了一系列改进和创新，但是对于国内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对我国某一特定区域的研究不够深入，尤其缺乏关于云南地区的针对性研究。另外，由于部分指标受地区经济环境的影响，不能进行准确的定位和分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研究结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力。

三、指标的选取

（一）金融发展指标的选择

1、金融相关比率（fir）。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省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金融相关比率为云南省历年年末存贷款之和与名义GDP的比值，用来衡量经济金融化的程度。

2、存贷款利率差（dlrd）。利率是资本的价格，利率既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盈利结构，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资本成本。对于银行来说，总是希望以最小的存款利率吸收更多的资金，而同时又以最大的贷款利率放出更多的资金，从中赚取存贷款利率差额，这体现了银行的运行效率，即金融中介效率。

3、存贷款比（e）。本文中的存贷款比为云南省金融机构历年年末存款与年末贷款的比值，主要用来衡量金融体系配置资金资源的效率，即金融中介效率。

（二）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

实际人均GDP增长率（rpgdp）。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是最能反映云南省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的指标，在此我们剔除物价因素和人口因素对研究的影响。

四、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RPGDP）、存贷款比（E）、金融相关比率（FIR）、存贷款利率差（LDRD）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变量在t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做协整分析。为了确定这些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本文采用E-views5.0统计软件中的ADF方法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在原始序列水平上，所有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其对应的序列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对RPGDP、FIR、DLRD、E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发现四序列在一阶差分条件下的ADF统计值都小于1%、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从而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差分变量的平稳性，从而说明分析的这四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即为I（1）序列。

（二）模型的建立：多变量向量自回归

根据研究对象定义向量Yt、Xt；该向量包含四个变量：lnrpgdp、lnfir、lnd1rd、lne；内生变量Yt＝（lnrpgdp，lnfir，lndlrd）-1；外生变量Xt=lne。根据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为：

Yt＝A0＋∑Ai*Yt－i＋B0*Xt＋ut（t＝1，2，…，20；i为滞后阶数）利用软件Eviews5.0对相关数据做VAR分析。

表2结果显示：变量lnrpgdp、lnfir、lndlrd的赤池AIC值分别为1.51、-2.14、-0.83，而整体赤池（Akaike）信息准则为-3.35，每一个变量的赤池值都大于-3.35，说明每个变量均能通过整体检验；变量lnrpgdp、lnfir、lndlrd的施瓦茨SC值分别为1.87、-1.77、-0.47，而整体施瓦茨（Schwarz）准则为-2.25，每一个变量的施瓦茨值都大于-2.25，通过了整体性检验。由此可以说所作的研究是有说服力的。

图1AVR模型的单位圆和特征根

图1中的点表示AVR模型AR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倒数，可以看到这些点都位于单位圆之内，因此，也表明所估计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的思想是：假设存在两个变量X和Y，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原因，则变量X的变化必先于变量Y的变化，当根据变量X的过去值对变量Y进行回归时，如果加上X的过去值这个变量，则可以显著地提高回归的解释能力。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非常敏感，所以一般要选择最优滞后期。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显示：云南省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说明云南省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促进作用，但是云南省的经济增长不一定能带动金融规模的扩张，最后，我们发现存贷款比是存贷款利率的格兰杰原因，存贷款利率的变化也有效地优化了存贷款比，它们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给出了每一个内生变量相对于模型中其他内生变量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统计量和检验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值。表4中给出的其中一个内生变量的检验结果，对于内生变量LNFIR其χ2=5.544480，相应的概率值P=0.0625，从而说明内生变量LNFIR是变量LNRPGDP的Granger原因。 转贴于

（四）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确定一组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性的均衡关系，其中由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一种有效的检验方法，被称为Johansen协整检验。LnRPGDP、FIR和DLRD，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它们是一阶单整，记为I（1），符合Johansen协整检验条件。

上述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中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存金融相关比率和存贷款利率差对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表5所示。同时，我们可以得到它们的一个标准化系数协整方程：

协整方程：LNRPGDP=

标准误差＝

－4.119268LNFIR+2.465946LNDLRD+ut

（0.54872） （0.26809）

该方程表明，1990-2009年云南省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与金融相关比率、存贷款利率差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的协整关系。具体地说，协整方程的右边测算出存贷款利率差对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465946，表明存贷款利率差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更精确地讲，就是存贷款利率差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将增加2.465946百分点；说明了长期以来存贷款利率差的提高对实际人均GDP增长有显著影响。相对而言，金融相关比率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了金融相关比率过大并不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需要积极鼓励加快名义GDP的增长，提高存贷款利率差，以刺激投资的增长，而云南省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所以存贷款利率差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著的，但是依靠存贷款利率差的扩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状态是不健康的，对资源、环境、物价等造成了压力。

（五）误差修正模型

从理论上讲，协整检验只是表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平稳关系，而大多经济变量之间既存在长期影响关系也有短期波动关系，而ECM模型则很好地反映了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关系。由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与相关金融比率、存贷款利率差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定存在描述金融相关比率和存贷款利率差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修正模型。在此我们运用EG两步法，得出误差修正模型ECM如下：

ΔYt=-0.324883-0.0704280.000590+0.2372226.0208040.724295-0.04436 -0.746717-0.010264-0.010872-0.26558-0.018276ΔYt-1+-0.744002 0.026378-0.080017VECMt-1+εt

Yt=（lnrpgdp，lnfir，lndlrd）-1

VCEMt-1=LNPGDPt-4.119268LNFIRt+2.465946LNDLRDt+2.774718

该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只有个别的不甚显著，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系数在标准检验的基础上是显著的，其中D.W.的值表明了原方程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F值和R值说明方程的整体检验结果较好。由图2可知，零值均线代表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稳定关系。1992年前后，误差修正项的绝对值比较大，表明该时期短期波动对长期均衡的偏离较大，但是经过大约7年时间的调整，即在1999年又重新回到了长期均衡状态。之后，误差修正项的数值比较小，表明这些时期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关系的幅度比较小。

五、结论及分析

第一，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看：云南省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云南省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促进作用，但是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带动金融规模的扩张的效果不是那么的显著。最后，我们发现存贷款比是存贷款利率的格兰杰原因，存贷款利率的变化也有效地优化了存贷款比，它们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第二，从协整检验结果来看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换句话说就是金融相关比率和存贷款利率差对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与金融相关比率呈负相关，与存贷款利率呈正相关。

第三，从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估计的VECMt-1系数较大（-0.744002），说明了存款利率差与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长期协调对实际人均GDP增长的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云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云南省1990-2009年的数据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存在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云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积极有效地改革金融体制，提高金融效率将是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Beek，T.，A.Demirguc Kunt，L.Laeven，R.Levine.Finanee，FirmSize，and Growth.Wbrld Bank mimeo，2004.

2、Beek，T.，A.Demirguc Kunt，and V.Maksimovic.Finane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Growth:Does Size Matter?.Journal of Finanee，2005(l).

篇（11）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7-0031-0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没有被官方监管、控制到的金融活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都处于一个重要位置。概莫能外，在中国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也堪称农村金融中的主力军，参见众多学者对此进行的相关调查(表1)。Stiglitz＆Weiss(1981)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为考察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基于该理论框架，林毅夫等(2003)指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逆向选择和事后道德风险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根本原因。然而，抽象掉宏观制度环境的标准微观经济分析并不能完整复原非正规金融在中国农村大地繁衍的真实画面，这是因为有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源远流长，但真正兴起时间却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姚耀军等，2005)。已有很多文献指出，非正规金融是对转轨经济中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转轨经济中的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十分重要。以此为线索，本文试图基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建立一种分析框架，以厘清中国经济转轨过程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基本逻辑。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89)。第一个问题是，原有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不均衡，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制度安排不均衡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文章第二个部分将对该问题进行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这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张杰，1998)，作为一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金融形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似乎匪夷所思。文章第三部分将表明，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这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博弈贯穿于始终。第三个问题是，随着经济转轨的深入，非正规金融会势渐式微吗?文章第四部分将表明，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中小银行发展任重道远，在此背景下，非正规金融很难被正规金融所替代。文章第五部分是结论性评价。

二、已有制度安排的非均衡

诱致性制度变迁分析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已有制度安排为什么出现了非均衡。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已有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面对资本的稀缺，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偏向，农村金融机构仅仅充当了国家动员农村储蓄以提供城市工业化资金的一个渠道。赶超战略最终走人了历史，经济开始向市场化方向转轨，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农村经济逐步向“私人决策”回归。农村社区和农民私人所有权的成长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农村经济发展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与之不相称的是，农村经济部门从金融体系所获得的资源却十分有限，此即中国金融发展的城乡二元性。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引入金融扭曲度的概念。所谓金融扭曲，是指国民经济中某部门对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贡献与其从金融部门所获得的金融资源供给不相匹配。史晋川等(2001)提出了衡量我国金融扭曲度的方法：用某一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去除该部门贷款占全社会总贷款的比例，得到一个比值，然后比较各部门的比值，最优的金融制度安排将要求这个比值在不同的部门间不存在差异，如果该比值的差异越大，则金融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相反。本章把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类比于两个部门，并用金融扭曲度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二元性的程度，见表2。中国金融扭曲度在1991～2002年间平均约为8.2，明显大于最优值1。

中国金融发展城乡二元性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在转轨经济中，国家为了保证国有经济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对比重的缓慢下降，实现在转轨经济中所谓的“增长衔接”，尽量保持国有经济产出的稳定性成为渐进改革中内生的要求，而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必须得到及时而有力的资金支持(张杰，1998；张军，1998)。即使国家对国有企业存在刚性的资金供给约束，但如果国家拥有强大的财政能力，那么国家对农村金融的管制就显得是不必要的。但恰恰相反，在转轨经济中，国家的财政能力迅速下降。如果用不包括债务收入的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来衡量分税制改革前国家财政能力的变化，可以发现，在1978～1995年期间，国家财政能力由31.2％下降到了10.7％，下降到只有改革之初的1/3。

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存在刚性的资金供给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财政能力迅速下降，这些使得国家对农村金融加以管制，试图从农村汲取大量的金融剩余以便对国有经济实行金融支持。然而，农村金融资源的切割与转移实际上在1985年以前并没有给农村经济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这段时期农村经济增长对资本的需求较低。在农业上，所散发的制度活力在继续；在农村工业上，乡镇企业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这种投入结构所需的配套资本相对较少。不过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所激发的增产潜力已消耗殆尽(姚洋，1998)，农民将不得不为几乎所有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改良提供资本(Lieberthal，1985)；其次，也许更关键的是，乡镇企业开始表现出令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的特征，那就是它的技术选择道路开始出现偏差，其技术变化并没有如标准理论所预期的那样沿着技术中性或节约资本要素的路径发展。相反，由于劳动力价格上涨过快(陈剑波，1999；大琢启二郎等，2000)以及乡镇企业向工业部门的进入遵循了“古典竞争”的特征，从而导致过度进入和不断升级的投资(张军，2002)等原因，乡镇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总而言之，在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资金需求量大大增加。一方面，金融资源通过正规金融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在资金投入上嗷嗷待哺。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这就是，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存在的特殊的过渡金融制度安排，由于资本要素在农村经济中得到了更多的使用，而开始进入了非均衡状态。

三、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博弈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复兴是对过渡金融制度安排

非均衡的一个响应。它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是为克服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存在的特殊过渡金融安排的缺陷，而由具有“舒尔茨理性”的民间力量自发进行的，旨在改变原有资金流动格局、缓解资金对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制约的一种制度安排。忽视决定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政治过程是天真的(Hayami，1997)。一种制度可能是旧制度的帕累托改进，但由于决定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帕累托改进未必能自然产生(姚洋，2000)。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博弈贯穿于制度变迁过程始终。

为了从农村汲取金融剩余以对国有经济实行金融支持，在1979-1984年期间，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由各个专业银行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国有金融组织体系逐渐形成，并迅速地将机构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国有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都按人口和行政区划设置，几近整齐划一(张杰，1998)，这种设置方式是符合国家尽可能控制和动员农村金融剩余的意图的。与维持并扩大国有金融在资金配置上的绝对主导地位相适应，国家控制农村金融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国有金融产权在农村地区的垄断性地位，形成垄断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基于这个视角，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由该《报告》，农村信用社从此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

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过渡金融制度安排进入了非均衡状态。当然，国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国家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农业投入保障机制(温铁军，2005)。但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未取得重大进展之前，整个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出现真正变革的。按照已有的改革经验，来自底层的创新常常可以被用来应付困难的局面，于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金融的管制。198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域限制。”非正规金融这个曾经被国家从制度选择集合中剔除了的制度安排，又重新进入了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之中。非正规金融在中国农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民间力量复苏了历史的记忆之后，对非正规金融的运用显得驾轻就熟，这确实大大节约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但事实表明，国家的退却不过是权宜之计。随着非正规金融的蓬勃发展，正规金融在金融资源争夺之战中颇感压力，国家发现其对金融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了。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兴衰为例。起初，农村合作基金会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而被给予了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中国农业银行于1986年下发了农银函字第414号文件，要求“各地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融资活动不要干预，并通过信贷业务给予引导”。农村合作基金会不受货币当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贷款利率较农村信用社更为灵活，贷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竞争给农村信用社的经营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最终，为了维持既定的农村金融框架，国家彻底解散和清算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经营资本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但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故它实际上属于一种准正规金融。准正规金融的命运尚且如此，更遑论非正规金融了。

然而，一旦一种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制度变迁过程开始之后，再进行“刹车”又何其难也。例如，农村合作基金会的关闭至少在六个省市引发了农民的抗议，见(Tsai，2001)，当民间力量对非正规金融的诉求不能在正式制度上得到积极回应之后，非正规金融又完全回到了“地下”状态。问题是，似乎国家对民间力量规避管制的策略无能为力。此时，我们不得不提到另外的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在整个国家的治理结构中，尚存地方政府一环。在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随着放权让利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地方经济利益进入了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之中。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地方财政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受益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直接提高了地方财政收入；其次，农村非正规金融还为地方政府减轻财政压力提供了便利。通过对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负债，地方政府获得了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资金。故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态度更加宽容。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参与其中，出现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合谋”。当然，地方政府的直接参与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也可能带来很大的伤害。周其仁(2000)认为，农村合作基金会之所以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经营不善，而在于地方政府的不适当参与。

地方政府既是国家利益的人，也是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双重角色的身份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往往处于一个夹缝之中。当中央政府对非正规金融采取严厉政策时，地方政府的纵容行为是一种政治冒险。故地方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态度有时摇摆不定，充满了犹豫。例如，在中国第一钱庄――温州方兴钱庄创办之时，温州政府先后下达了一系列前后矛盾的批示：“同意试办”、“先不试办”、“可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允许试验，下不为例”、“私人钱庄应允许试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不过，总有一些具有改革创新意识的政府官员，他们往往顶住压力，为来自民间的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随着地方政府委托链的延伸，越是处于底层的政府官员其政治冒险的成本越低，故他们常常能够给非正规金融提供一个友善的发展空间。冯兴元(2004)在温州苍南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深入

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接近尾声，中国银行体系逐渐得到了解脱。近年来，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加深。毫无疑问，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逐渐获得竞争力的正规金融必定会蚕食非正规金融的一部分领地。有证据表明(Diagne，1999)，在正规信贷能够获得的地方，非正规信贷减少了。一般认为，由于正规金融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而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优势，两者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一个分割的信贷市场的出现，其中非正规金融仍是信息不透明且缺乏抵押品的中小企业及其农户的重要融资渠道。

然而，如果在正规金融大军中加入了中小银行，那么即使非正规金融的传统领地也显得岌岌可危了。这是因为，尽管大银行对中小企业具有严重的信贷配给倾向，但中小银行一方面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另一方面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林毅夫，1999)。然而，发展中小银行要经过市场的重新“洗牌”，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这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国家长期的金融管制留下了银行业寡头垄断的格局。且不谈现存银行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力

量，当它们甩脱了国有企业这个沉重的“包袱”之后，其市场势力也是不可小觑。尽管大银行和中小银行在贷款市场上可能各就其位，但它们在存款市场上存在竞争关系，对于已有的利益集团来说，在存款市场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另外，发展中小银行也涉及重构金融监管体系等艰巨的任务。故中国银行业未来的结构也许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为了走出“锁定”状态，从以大银行为主的高度集中型转变为大、中、小银行共生型，其过程任重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实上，19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业务量较小，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林毅夫，1999)。

总而言之，非正规金融的重要性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正规金融很难完全替代非正规金融。既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自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两者能否垂直连接，通过互补效应提高信贷市场的效率?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推行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垂直连接的战略。Varghese(2005)发现，连接比增加银行间的竞争更有效。然而，事情也不尽然。例如，Hoff＆sliglitz(1998)认为，在垄断竞争格局下，增加放贷者的正规金融信贷补贴，会导致放贷者数量的增加，每个放贷者市场势力的减小，贷款实施成本的增加，从而可能不会增加他们对非正规借款人的贷款，甚至会导致非正规利率水平的提高。是通过非正规金融的竞争压力来促进银行业的改革也好，还是通过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垂直连接以发挥互补效应也好，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与其让非正规金融在地下暗流涌动，还不如干脆让其在阳光下有序运行。

按照诺思和托马斯(1989)的双层制度安排理论，国家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属于新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基础性制度安排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由于此类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的性质，因而在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而已有的非正规金融属于次级制度安排。次级制度安排由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其供给乃至变迁的成本相对较小。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次级制度安排是对已有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但这种背离、修改或者绕开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变化会不断产生压力，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更根本性的修改(杜朝运，2001)。

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其意义在于，首先，农村现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农业和农村复杂的金融需求来说，种类繁多、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各种非正规金融，是我们遴选适合和满足不同需求的金融组织的一个重要组织资源(陈剑波，2004)；其次，非正规金融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资本的一个载体。社会资本的一个核心元素是信任。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利用传统的文化、社会力量来改善整个金融生态环境，这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让非正规金融“浮出水面”正初见端倪。例如，2006年12月银监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按照“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引导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投资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8年5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与《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对有关管理政策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