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进乡村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传统文化进乡村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实施文化惠民扶贫工程，完善基层服务网络

加快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完善2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35个贫困村文化活动室和524个农家书屋，全力推进农村文化阵地规范化建设、管理和利用，加快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让基层文化阵地成为人们参与文化、陶冶情操、提升素养的重要场所。

管好用好基层文化设施设备。坚持建设和管理并重，全面整合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把文化供给和群众需求结合起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建共享。加强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规范化管理，健全服务网点，提高公共文化场馆设施利用率和综合服务效能。创新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准确了解掌握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二、实施传统文化浸润工程，促进文化传承创新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以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体系为抓手，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情怀、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传承创新。鼓励支持文化资源由静态保护向开发利用的转变，推动文物保护与扶贫开发、文旅融合和新农村建设相结合，促进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相统一，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支撑乡村振兴发展的宝贵财富。

坚持活化与传承并行。加快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依托传统村落、古建筑、遗迹等文化遗产，引导群众致富思源、崇德向善。注重打造历史文化体验，促进文化遗产与文明乡风、新村建设有机结合，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活、走进现实。实施非遗项目抢救性保护计划，对非遗项目、传统技艺进行抢救性、生产性保护，支持民俗文化传承保护活动，推进非遗保护传承进校园、进社区。

三、实施文化精品创作工程，引领先进文明风尚

篇（2）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62-0071-01

【作者简介】季陶，江苏省睢宁县古邳中学（江苏睢宁，221200）教师，高级教师。

近年来，当人们从喧嚣的工业文明中冷静下来，发现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精美的物品、工艺、技巧等，流淌着农民的生活智慧。这些智慧可能为工业文明生活提供全新的思维力量源泉。

我校的下邳文化综合学习课程基地，正是在关注传统文化、关注生活智慧上下工夫，建立相应的传统文化工作室，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文化，在教育中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

一、传统文化工作室为课程基地提供教学空间

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历史上是东汉时期下邳国的中心，在这片热土上，涌现了张良圯桥进履、韩信千金谢漂母、“半部三国在下邳”、葛洪山炼丹等历史故事；有云牌舞、怀中抱子扇、御甜油、苔干、邳半夏、下邳粥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构成了下邳文化。不过，我们调查后发现，很多文化只存在于典籍、遗址里，学生甚至很多百姓并不了解和熟悉。

我们研究后，决定发动学生通过多种途径来了解地方文化。学生深入乡村采风，查阅典籍谱册、探访遗址古迹，上网查阅，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长了见识，增进了与家长的情感联系，更加热爱这里的村落文明。我们组织学生开展“讲下邳故事大赛”、“下邳文化知识‘一站到底’”、下邳文化剧本创作及演出、下邳文化游戏等活动。

活动的开展，为校本课程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学校相继建立了“怀中抱子扇”“云牌舞”“剪纸”“御甜油”“游戏”“汉画像石”“校本剧”“模型”“泥塑”“苔干”等传统文化工作室，以工作室为单位开展相关传统文化活动，实施教育教学。

二、传统文化工作室为师生提供成长平台

近期，专家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我们认为，“非遗文化”最好的传承方式是教育，而教育传承更应关注文化智慧。

我校的下邳文化综合学习课程基地建设，正是这一理念的实施平台，立足于传统文化工作室展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探索工作。

比如，“怀中抱子扇”是起源于古邳镇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百多年前曾获得国际银奖，这种扇子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呢？我们的传统工作室又将从哪里开展工作？

通过走访，我们先找到此扇的传承人――已是七旬老人的农民艺术家。通过交流，我们发现，要编制一把扇子的确费功夫，备料、选料、编制等每一环节，都有细致而精巧的内容。

比如，从蒲草到扇子，中间有一个连接过程，先要把零散的蒲草系成一个完整的“扇帘”，再来编扇。而扇形不同，所选用的蒲草也有差异，粗蒲扇用56根宽蒲草，“操扇”“怀中抱子扇”用76根细香母蒲草，“掌中宝”用60根细香母蒲草等。

学生在欣赏艺术美之后，会发现，艺术美其实就是真实的生活，来自田野的艺术，带有一种质朴、环保、泥土的芬芳，更易打动人，更易让人着迷、留恋。

通过传统文化工作室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对农村有了好感，有了想深入探究的欲望，当然会激发他们认真学习的愿望。

这样的传统文化工作室，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参与其中，有更多的教师积极投身进来，地方政府已经把我校的“下邳文化”作为一个景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友人。

三、传统文化工作室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机遇

城乡教育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专家们都在研究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从硬件投资、软件教师培训，做过来做过去，收效还是不太明显。其实，大家的核心点都是在当今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范围里，而没有关注到农村教育的独特实际，让农村学生以城市学生为追求目标，差距越来越大。

篇（3）

实现文化小康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在农村。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厚重，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保护完整、传承良好、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近年来，亳州市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文化建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跃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育了文明淳朴的和谐乡风，筑牢了文化小康供给基础。

加大保护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亳州市对地域文化进行了整理挖掘。开展地域文化普查，对地域文化资源的类别形态、蕴藏情况、流布区域、传承脉络以及衍变等情况进行全面登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亳州地域文化数据库，评选了5个批次81项市级非遗项目。对老庄道家文化、中医药养生文化、酒文化、曹魏文化、民俗文化等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挖掘整理。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加大对乡史、村史的挖掘力度，大力发展具有历史文化遗存和地域特色的美丽集镇、美丽乡村。组织优秀传统文化巡回展演，利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农民文化乐园等各类文化阵地开展宣传展示活动，传播传统文化。打造以村居文化墙为载体的宣传阵地，利用道路两旁的护坡围墙、农户院墙和农村公共场所，运用农民画、山水画、卡通画等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反映国学故事、家风家训、村规民约、民俗文化等，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生产生活。

立足丰厚土壤，让优秀传统文化热起来。亳州市立足丰厚地域文化资源，积极创设多样化、接地气的平台载体，把活动开展到群众中去。在全市1350个村居启动书香村居建设，通过常态化的村居宣讲、系列化的文化活动，统筹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等工作，切实提升群众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组织专家编写乡土文化教材，教材包含传统文化、身边好人故事和法律知识读本。组建以基层宣传文化干部、身边好人、法律工作者、专业教师等四类人员为主，以老党员等“五老”人员为辅的近2000人的百姓宣讲团和近800人的志愿宣讲队伍。按照每个村居每月至少开展1场宣讲的目标要求，上好“四课”，即优秀传统文化课、道德模范课、法律知识课和形势政策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目标，大力推进国学经典进校园、进课堂，组织编写《国学经典教育丛书》，作为全市幼儿园到高中的必修科目，纳入学业考试。把书法、剪纸等民间工艺扩充到艺术课中，组织传统戏曲、非遗进校园活动，在校园中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良好生态。组织家风家训讨论和展示活动，在百姓厅堂悬挂展示家风家训，共吸引20多万个家庭参加。按照为人正直、诚实守信、做事正派、德高望重等标准，开展荐乡贤、评乡贤、学乡贤活动，评选出100名新乡贤。

着力统筹推进，让优秀传统文化传起来。亳州市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创建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党委y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完善统筹协调、保障服务、督查落实等制度机制，以“项目化”思路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谋划实施了研究阐释、宣传教育、保护传承、实践养成、传播交流等五大类20多个项目。把代表传统文化和记忆的“人”作为保护的主体，定期开展优秀民间艺人寻访、选拔、表彰，建立并落实非遗传承人补贴和奖励制度，建设“建安文学研究中心”等传统文化研究基地。建立二夹弦、剪纸、五禽戏、梆剧等非遗传承人、优秀文化人才创作工作室，发挥传、帮、带作用。抓好基层文化能人、文化骨干和文化热心人的常态培训，每年重点培育100支优秀业余文化团队、1000名农村优秀文艺骨干。发挥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鼓励基层群众表现自身，创作属于自己的文化作品。

篇（4）

一

台湾作家黄春明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好印证了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溺死一只老猫》创作于台湾社会转型期，“这是一个思想禁锢，但经济却急速变化的年代……台湾的社会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地由小农经济进入资本主义经济，传统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现代工商业社会，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积累的源泉便是工商业对农业剩余价值的大量榨取。”[1]在这样“夹缝”与“边缘”的生存状态中：一方面传统的思想与价值观念还未隐去，另一方面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已经在城镇开始蔓延；代表台湾本土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的乡镇逐渐受到来自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的侵袭与渗透，对于传统与现代的选择、权衡在无形中充斥、困扰着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在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底层小人物在转型期无所适从的悲剧命运、城乡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显。《溺死一只老猫》便是此时城乡冲突的代表。

二

《溺死一只老猫》讲述在距离小镇不远的清泉村，乡间人的生老病死都在乡村传统文化的思维承载空间中，但是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地进行，日渐侵蚀清泉村的封闭，阿盛伯从城镇带来的消息无疑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清泉村，因此以阿盛伯为首的清泉村老者开始了维护清泉村“龙目”的抗争。在阿盛伯的心中“龙目”代表着清泉村的神圣的传统文化与权威，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维系、庇佑着清泉村的人。在清泉村全体村民的拥护下，阿盛伯自觉投入到抵制建设泳池的斗争中，阿盛伯与村委较量、阻碍施工、与警察的争辩、向县长申诉，但是阿盛伯的反抗最终只是徒劳，清泉村的村民也渐渐失去与阿盛伯共进退的同盟激情，并渐渐地在“泳池”带来的消遣中无意识地呈现出妥协的姿态站在了阿盛伯的对立面，与阿盛伯形成立场的对峙，最后孤立无援的阿盛伯决绝地将自己投进了泳池。

在黄春明笔下，“城乡”在台湾社会转型期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模式，“城镇”对于台湾本土文化或者浸濡在台湾本土传统文化之下的农民始终是一种陌生的“异质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日渐对传统乡村形成合围之势。阿盛伯的悲剧便来自于城乡冲突的主题之下，笔者认为，阿盛伯面临的城乡冲突既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又掩藏着城乡背后两种权力秩序、意识形态的冲突。

（一）两种文化的冲突

德国人对“文明”与“文化”的内在区别早有思考，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以后，德语中两者概念区分越来越明显：“文明”多指物质性、外在、实用方面的，而“文化”则多指精神方面、内在、道德方面。因而，“文化”是长期通过一种潜移默化、软性的而非暴力的心理渗透慢慢作用于“人”，并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内化于心。

先生曾指出：“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2]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乡土农村是异常稳固的文化社会，在这个文化圈内已经形成自己的思维、行为方式与评价标准，有一定的稳定性与保守性，这便是黄春明笔下乡土环境里制约、支配乡土农民的一种隐性力量，在文化冲突中，没有切身的物质利益冲突，有的只是精神思维上的相左。

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于乡村文化的书写，黄春明常常以一种“含魅叙事”方式，例如，村民们自然地将火树伯的死与坐了天送的位置相联系，将往清泉里扔一个稻草与全村人的眼痛相联系，以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将事情置于因果关系中，封闭、感性与现代小镇所代表的开放、理性形成鲜明对比。“泳池”在《溺死一只老猫》中不仅是一种娱乐设施，更代表“城市”一种有悖于乡村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不仅会破坏清泉村“地理”，不利于清泉村长久发展，而且有伤风化，也将污了“龙目”，总之关乎“风水”与“风化”（这固然是一种保守落后的迷信观念，但确乎是建立在乡村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乡村文化）。因此，阿盛伯在传统文化的驱使下竭力反对建泳池。现代城市的开放性孕育出一种开放、流动的文化，追求一种没有精神文化负重的纯粹趣味，而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在几千年的积淀中代表的是一种以固守封闭为特征的持重文化，对未知的、将打破原有封闭空间的新事物有着本能排斥、抗拒与恐惧。当“泳池”没有走进清泉村时，阿盛伯对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并没有抵触与恐惧，甚至主动前往街仔，因为此时现代城市文明并没有企图打破乡村的封闭，但是一旦来自城市的“异质”事物“泳池”将要进入清泉村，无疑成为现代城镇渗透乡村的突破口，引起了乡村传统文化监督者阿盛伯们的恐惧，在乡村传统道德伦理的审视下，无意识中将“泳池”“妖魔化”。

村民们渐渐发现了“泳池”为清泉村所带来的趣味，“泳池”所带来的身心愉悦的切实享受遮蔽了阿盛伯宣扬的无形的道德危害，因而，无意识中走出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封闭保守，在“观望”中走向了“泳池”所代表的城市现代文化，脱离固守的乡村文化传统，跻身“泳池”所象征的城市文化阵营。（尽管这样看似虔诚的宗教般的献祭并没有比溺死一只老猫更有分量。）因而，村民从起初的“反对”到最后无意识中的“拥护”都是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阿盛伯最后投身“泳池”做最后抗争，也是在城市文化渗透之下对自己立足的乡村文化绝望的“殉道”。（笔者认为，城乡两种文化的较量其实是西方文明与乡土中国经验之间较量的“同构”。）

（二）权力秩序的冲突

在文化间冲突之外，还隐藏着城市与乡村两种权力秩序的碰撞，确切地说应是现代城市所代表的“权力意识形态”对乡村的挤压。

首先，我们从“城市”的渗透来看。阿盛伯为了维护清泉村的“龙目”前后与现代“城市”共做了四次抗争，每一次抗争，城市权力秩序的隐性象征始终存在，并始终以城市对乡村的制度上的优越压制乡村本土的、自发的或无意识中形成的权力秩序。第一次是来自村委与来自街仔的主委的怀疑，此时的“村委”无论是身份称谓还是话语立场都并非乡村立场，并非植根于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村委”成为城市对乡村的一种权力渗透，是城市权力秩序的延伸，与“城市”进行“合谋”；第二次阿盛伯带领全村人阻碍施工，但是营造商请来了“警察”，“警察”作为维护现代权力秩序的暴力机关，本身便是“权力秩序”的象征，因而有现代城市权力对乡村意识形态无形打压的意味；第三次，阿盛伯陈情县长却遭漠视，“县长”虽古已有之，但是此期的“县长”已完全不同于古时根植于传统农耕文明的“县令”，如果说，农耕文明熏陶下的“县令”的责任是维护传统农耕社会的稳固的话，那么此期的“陈县长”的职责则变更为在现代城市化语境下促进现代城市的发展与进步，“陈县长”本身代表着一种城市权力。从“主委”到“警察”到“县长”，这些城里象征着“权力秩序”的机关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意识形态是直接镇压者，他们对于来自乡村的阿盛伯有着本能而惯性的怀疑与漠视，城市所代表的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在“乡村”面前流露出居高临下的制度层面的天然优越感。另一方面，我们再看阿盛伯的抗争。阿盛伯在斗争中俨然以乡村“长者”身份自居，而乡村人无疑也将阿盛伯而非村长与干事作为全村表率。在与“村委”的争辩中，阿盛伯代表清泉村的一种隐形权威，并在村人的拥护响应中得到强化，阿盛伯无意识中将自己置身于乡村某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之中，那么此时阿盛伯的反对不仅是为维护一种乡村文化，无形中也是在维护乡村权力秩序的权威与自身已建立起的乡村权威，“公共性”的“权力秩序”的维护与“个人性”的“权威”的维护融合，只是“个人性”权威的维护隐性的嫁接在“公共性”权力秩序维护中，因此无形中阿盛伯的抗争也是乡村权力秩序、意识形态对“异质空间”城市象征的现代权力秩序的抗衡。当村民不再附和阿盛伯，成为城镇现代权力秩序的“合谋者”，阿盛伯所代表的乡村权力秩序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无疑受到挑战与撼动，以身殉道，便有了为乡村的权力秩序的存在的“合法性”作最后据理力争，维护自身隐形权威的意味。

乡村小人物在不可调和的城乡冲突中陷入不可超越的宿命，阿盛伯的悲剧是台湾社会转型期众多浸濡在本土乡村文明中乡村小人物的缩影。尽管他们生命中充满不屈不挠的韧力，但是个体抗争的主观能动性在两种文化与两种权力秩序不可调解的冲突交织下遭到无情消解。

三

笔者认为，黄春明对台湾社会转型期城乡冲突的书写无疑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陆“城市小说”、“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中城乡冲突的滥觞。城乡冲突造成的悲剧直接导致了九十年代小说对“城市”书写与想象较于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城市”发生颠覆性改变，因为“整个80年代的文学罩有一个潜在的声音，便是对都市的呼唤。”“把都市空间设定为一种文明的因而更民主、更美好的所在。”[3]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说中的冲突的内涵较之黄春明笔下的城乡冲突又有一定的发展，即又掩藏着城市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社会风气与美好人性的矛盾。例如李肇正《啊，城市》[4]中文东的母亲来自乡下的水秀嫂走进城市后，淳朴的乡村文化孕育出水秀嫂敦厚善良的品性，却在充斥物欲感的城市一再受到排斥，三次流落街头，最终绝望地离开城市。

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冲突的丰富内涵关照社会发展，在城乡冲突书写的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作家对于象征现代文明“城市”的矛盾。自五四以来，“启蒙”与“救亡”一直在双声变奏中激励仁人志士竭力寻求获得民族独立富强的可能，而“城市”无疑是民族摆脱落后、跻身现代的最好体认，却给乡土中国带来诸多社会悲剧。那么，在现代文明的逼视之下，城市文明的进程是否必须以传统农耕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悲剧性结束为代价？而这样的城市工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现代化，传统农业文明并非一定指涉愚昧、落后。

参考文献：

[1]肖成.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6-7.

篇（5）

【摘要】笔者从民族地区学校教基本现状、学校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的现状进行讨论，针对民族文化传承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学校；文化传承；民族地区

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1]（p17）民族文化传承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文化传承是指一个国家(可以是多民族国家也可以是单一民族国家) 的文化传承，例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狭义的民族文化传承是指某单一民族的文化传承，例如汉族或彝族的文化传承。[2]本文探讨的民族文化传承是狭义的民族文化传承，特指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

1　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基本现状

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内容包括当地的一些民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和一些劳动技艺等。但是，这些教材很少真正进入学校的课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区的学校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开设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侗族大歌、芦笙等。但是，这样的教学活动在民族地区很少见，地方性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学校对这些课程的重视程度都显不足。民族地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全国其他地区基本一致。[3]

2　学校视野下的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少数民族学校在传授主流文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和培养本土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存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实。[4]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传统文化流失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没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学校文化传承的难度，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现有教育体制下，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识为主，忽略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对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也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2.2　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有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但仅停留在翻译教材，根本没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仅仅流于形式。[5]国家要求少数民族文化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但是由于缺少相应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导致学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流于形式。

2.3　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区教育分离

我国的民族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区和学校一起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的结果。然而，现今大部分民族地区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劳动技术的培养，脱离了当地实际生活环境。

3　民族地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存在的问题透视

3.1　对少数民族文化内容的误解

由于课程知识作为国家法定知识过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结果使得乡村社区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严重地忽视了，并且由于“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先进”、“城市”与“乡村”、“西部”与“东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地方大民族”与“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过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及其在国家发动的过于强制的“政治运动”或“经济改革”实践，使得西部的、乡村的、少数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标定为“传统的”、“落后的”、“待开发的”、“待发展的”。[6]

虽然强调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意义，但是却没能从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没能消除学生对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误解。

3.2　少数民族本土课程流于形式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容在进行跨文化教育时，大多数是效仿汉族。要改变这一点，第一个难关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统性，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传承才得以进行。比如本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天天在用，但在统编教材中却无这方面相应的内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语文这一内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者，从来不把这样的课文列为正式课程。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话来说就是：“民族语文是一根拐杖，学习民族语文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汉语。”按照这样的理解，民族语文永远是辅助品。归根到底，民族语文还不算一门独立的课程。形成急需用的进不了教学内容，不急用的却塞进了教学内容。[7]

4　对策和建议

4.1　强化民族认同，重视民族教育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取决群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学以及考核机制等。将民族文化传承与学生发展结合起来，展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觉意识。

4.2　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教师作用

民族地区学校具有独特的环境资源、课程资源、师资队伍和普及传播优势， 完全有条件开发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8]建议编写适合少数民族学生智力发展地方和学校课程材料，适当增加具有民族特点的教育内容，使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长。[9]

教育实施的主体是教师，应特别注重教师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应为教师提供语言适宜、文化适应的素质培训。有学者认为，教师的价值观改变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学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10]教师各方面的发展，为文化传承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3　开展多样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学活动

民族地区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必须立足民族主体文化本质，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认同的意义。民族地区学校可以在校园环境、主题文化活动、学生课余活动等方面加入民族文化元素。以学生为主，让其在耳熟目染中接纳本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曹能秀，王凌.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2).

［3］刘慧群．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接轨问题研究[J].教育文化论坛， 2010，1.

［4］吴晓蓉．我国民族地区学校教育质量提升对策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9，6.

［5］孟庆娟．多民族一体化学校中的民族文化传承研究[D].西南大学，2008，6.

［6］巴战龙．学校教育与地方知识关系探究：基于一项裕固族乡村社区民族志研究[J].北京，2010，4.

［7］孙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关系探究[J].教育理论研究，2011，11.

［8］余彭娜．开发民族地区校本课程 传承发展民族文化[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5.

篇（6）

（桂文）

柳州市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本刊讯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刚结束，柳州市弯塘路小学的师生们便玩起了“飞花令”诗词游戏，校园里洋溢着欢声笑语。这是柳州市启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个缩影。为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充实学生的精神世界，柳州市在今年春季学期启动实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以学区为单位，开展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主题活动，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桂文）

贵港市港北区举办首届青少年学生乡村体验活动

本刊讯 近日，贵港市港北区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等部门联合开展了首届青少年学生乡村体验活动，330位师生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中，师生们走进旧农具陈列馆，了解农具的变迁史；走进育秧工厂、稻谷烘干车间，观看了无人机喷洒农药，了解现代水稻生产的生态化、科技化、规模化流程。参观结束后，师生开展稻草人制作比赛，进一步学习农业科普知识，亲身参与、体验了农业生产劳动。

（桂文）

玉林北流市大力建设特岗教师队伍

本刊讯 为了提升特岗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让特岗教师“留得下，教得好”，近年来，玉林北流市教育局多措并举，不断加大特岗教师队伍建设力度。一方面组织特岗教师进行免费岗前集中培训、在岗研修，分批外出学习，并把特岗教师培训与业务考核、评先评优挂钩，促使特岗教师快速成长；一方面按月足额发放工资和福利，确保与在职公办教师同工同酬，且为特岗教师宿舍配备电视、连接网络，组织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不断丰富特岗教师的业余生活。

篇（7）

中图分类号：F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043-02

1 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1）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是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带动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加工、交通运输、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乡村旅游使许多农民成为旅游从业者，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农民可以通过打零工、办旅馆、摆小摊、开餐馆、加工纪念品等方式增收，还可以通过参与乡村旅游项目的入股分红增收。三是有利于促进农民素质提高和乡风文明。乡村旅游把城市的许多新信息、新理念带到农村，对农民素质和乡风民俗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文化、学技术成了一些农民的自觉行动，许多村民学起了普通话、外语和电脑，全面提升了农民素质。四是有利于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乡镇，通过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使广大农民兄弟有了很强的环保意识，促进了当地环境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增强了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五是有利于推进农村基层管理民主。乡村旅游具有现代服务业的特性，它的发展为农村引入了现代管理理念。一些地方在基层组织的引导下，农民自主决策、民主决策，促进了农村管理民主，一些农村纷纷成立各种协会，民主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2）发展乡村旅游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缩小了城乡差距。发展乡村旅游，给农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旅游这个渠道，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增加了农村的经济实力和农民的收入。据测算，一个年接待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景点，可直接和间接安置300位农民从业，直接和间接为1000个家庭增加收入。为了增加旅游吸引力和旅游接待能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农村更加注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更加注重改善道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加注重对住房、厕所、厨房的维修和改造，更加重视绿化美化和环境卫生，因而有利于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二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些农村发展乡村旅游后，集资办起了教育和医疗，提高了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率；还有一些农村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达到社保条件后可以按月领取保障金，农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发展乡村旅游，以农民为主体，农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也可以选择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方式，还可以自发成立旅游协会、农村经济联合体等行业组织，给农民创造了新的发展机会。三是推动城乡共同发展。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城乡的交流和沟通，有助于方方面面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促进了各种资源、资本和要素向农村、农民和农业倾斜，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许多地方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一批村容整洁、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镇应运而生，促进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城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了多层次复合型的综合旅游目的地体系的建设，促进旅游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3）发展乡村旅游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一是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升。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得到丰富。一些农村结合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建设了图书室、文化室，加强了文化传播，一些农村举办了各种培训班，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乡村旅游的发展还促使一些农村制定村规民约、卫生公约等规章制度，农民的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二是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乡村旅游使人们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增强了环境保护的意识；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变大量消耗资源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形成以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当地珍贵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三是推进农村相关产业之间的和谐。乡村旅游的产业关联度大，据测算，旅游产业对相关产业的拉动比为1∶4，乡村旅游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农业、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纪念品、商贸、运输等产业，并与之协调发展。四是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和谐。旅游使人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通过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旅游者与农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2 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应当坚持的原则

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正因为乡村旅游具有独特的产业功能、很强的关联带动作用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我们建议各级党委和政府把乡村旅游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之中，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各级政府要在党委领导下，全面负责乡村旅游工作，统筹规划，加强协调，完善机制，依法管理，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旅游之中，积极引导各种农民组织发挥市场开拓、行业自律和维护权益的作用，推进乡村旅游快速健康发展。各相关部门应把乡村旅游作为其重点工作加以扶持，把国家和地方对于农业产业化、扶贫开发、环境保护、城镇建设等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运用于支持乡村旅游的发展，重点帮助解决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薄弱、创业资金不足和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消除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1）让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果惠及广大农民。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是要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因此，要将农民作为旅游开发的主体、建设的主体、服务的主体，同时，也要使之成为利益主体、发展成果享受的主体。一是要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要发挥乡村旅游在就业上的“乘数效应”，使广大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就业；还应为广大农民依托乡村旅游的发展开展多种经营创造良好环境，间接带动增加农民就业。二是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要保证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劳动报酬，直接增加农民收入，也要注意保护农民的资源参股、资金入股的合法所得。三是要将乡村旅游的发展与农村的精神文明提升相结合。加强对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引导，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提升农民的生活境界。四是要将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注重加强对农民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培训，提升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2）遵照农村的实际情况和旅游经济规律来发展乡村旅游。各地农村的资源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千差万别，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不尽相同。乡村旅游有其内在的固有的发展规律，只有按规律办事，才能少走弯路。一要因地而宜、因时而宜、因人而宜。乡村旅游的发展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有资源、有客源、有财源的地方先行发展；一些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到位，要选择好发展的时机，防止盲目决策、盲目开发；一些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较好或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区，也不是每个农民都应参与乡村旅游，而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和能力情况来决定，不能强求人人参与。二要加强分类指导。从规划指导、信息服务、宣传促销、人才培训等方面着手，加强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服务，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市场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类指导。但对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应设定指标，不设固定模式。

3 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发展乡村旅游与农村城市化、农民新型化、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发展乡村旅游，要着眼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全面协调发展，推动农村居住条件和周边环境的改善；着力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积极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要注意保持当地农村特色，要防止某些“城市病”向农村蔓延，防止工业垃圾、城镇污染侵蚀农村净土。发展乡村旅游，要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环境提升为目标，既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等同于旅游新村建设，把新农村规划简单搞成旅游新村规划；也不能因为发展乡村旅游而把农村建成没有农业、村庄、农民、特色的所谓新农村。

（2）正确处理乡村旅游中政府推动与尊重农民意愿的关系。发展乡村旅游要由政府来推动，要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政府推动不是包揽一切，而是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等方面的优势和积极作用，因地制宜，推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农民有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以及如何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权利，不应该强求一律。要在政府的指导推动下，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农民智慧，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篇（8）

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文化之一，也是唯一绵延不绝、繁衍至今的文明和文化，还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所感叹的、世界上唯一可以几千年来世世代代都能相互解读、相互理解的文化。然而，如今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受到了打击，这种文化打击，有的来自外国，有的来自我们自己。

篇（9）

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等方面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随着时展，我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传统社会的架构并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作为农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协调冲突、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发展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顺，有利于农民、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乡贤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

面对乡村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况，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没有认同感，乡贤就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关键人物。乡贤大都对传统和现代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我国传统文化和乡村情况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们具有新知识、新眼界，对现代社会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把握。

因而，现代乡贤成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传统与现代有了“可译性”。乡贤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用村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让现代的法律和契约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和伦理得以协调，让村民有村落的归属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他们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乡贤何在

可是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遗弃空置。同时，如同清末民国时期，乡村文化精英出于经济等利益的考虑纷纷走出农村，定居城市。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也很少再返回家乡。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

近些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积极倡导乡贤文化。《光明日报》去年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在全国各地发掘“新乡贤”和“乡贤文化”与新乡村建设的新闻故事、新闻人物和新鲜经验，给出了重要启示。从现实情况看，新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

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价值观传递给村民。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的思想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包括乡村干部、文人学者、退休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他们视野开阔，资源广泛，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当年从乡村走出，经过了社会的磨砺，成为精英。如今返回故乡，或以自己毕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

“乡贤文化”从某种意义来看，就是某一个地域中的优秀文化。一方乡贤，在一方乡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谓不大，由一乡及一县，由一县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国，所谓聚溪成流，其影响不可忽略低估。当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实践表明，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对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代乡贤在农村基层建设，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当代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在当今农村社会中呼唤新乡贤。新乡贤文化的弘扬有很强的示范引领作用，他们的嘉言懿行能够像古代的乡贤一样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并进一步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贤达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现代社会治理在乡村基层的有效落实。新农村需要的是“新乡贤文化”，新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依法治乡、完善现代乡村治理。同时，对于当下乡村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能够更好地让村民行为有法度、价值有引领、操守有规范。

新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核

新乡贤文化倡导民主法治理念、开放竞争意识、包容创新氛围、幸福平等精神等现代文明因子；从文化主体上说，新乡贤既包括道德模范、社会贤达等，也包括以自己的专长、学识和财富建设乡村、改善民生的优秀人物。因此，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乡贤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新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友善、诚信、敬业、爱国”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篇（10）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乡风民俗

在湖岭镇陈雅山村，村民合力把文化礼堂打造成“农耕文化博物馆”。馆里面有村民捐赠的180多件老物件，有熟悉而又遥远的犁、锄、耙、牛笼头、蓑衣，有亲切而陌生的纺车、织布机，还有似乎也能从自家老屋翻寻出来的煤油灯、镜台、锦格、火把柄、菜油罐、筷子笼……一件件旧时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在讲述着山村悠远的乡风民俗。

退休老师余建勋一直义务为汀田街道大典学文化礼堂服务。他认为，乡村文化礼堂展示的乡风民俗，不仅让大家“温故”―看看过去的生活痕迹，而且要让村民“知新”―一台台手工的、全自动的织带机，见证了改革开放后当地形成的织带工业，下一代不但要了解过去的农耕文化，还要了解今日占全国织带80%产量的当地织带工业的发展历史。

在这里，你可以读到历史文化

走进东山街道车头村文化礼堂，一眼看到的就是介绍浙南近代机械工业先驱李毓蒙的内容。一幅幅图片和文字悬挂在古戏台两侧，详细地介绍了这位瑞安历史上集发明家、工业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塘下镇韩田村是改革开放后瑞安市最先富起来的村庄之一。南宋著名学者、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陈傅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在当地影响深远。韩田村文化礼堂的设计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文化礼堂内再现了陈傅良上学时的学堂、拜师的雕塑场景，长廊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陈傅良的学术思想、永嘉学派等。

走进湖岭镇贾岙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5.6米、宽1.6米、重20吨的诸葛亮像。据悉，贾岙村是瑞安市唯一的诸葛亮后裔村。在文化礼堂建设中，村里着重打造诸葛亮文化，诸葛姓氏的历史起源和该村先祖迁移的历史等也融于其中。

上望街道蔡宅村文化礼堂亮出的历史名人是对瑞安早期经济、文化、政治的开发与发展贡献巨大的蔡敬则。

此外，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中产生的书院，如今也频频被“复制”到文化礼堂建设中，既保留了乡间原有的历史文化，又为乡村的文化礼堂增添浓浓的书香气息。比如，马屿镇江西村的“养正讲堂”之名，就是直接移用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地方乡绅虞介宸、虞廷恺等人创办的民办学堂的名称。

在这里，你可以体会传统韵味

走近湖岭镇呈店村文化礼堂，人们就会被极具江南韵味的门楼式长廊所吸引。这长廊古朴典雅，沿墙设置了文字、图片介绍村史村情、乡风民俗、杰出人物、文化传统等。

马屿镇河溪村修葺一新的文化礼堂，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建筑古色古香的风格和元素，又新添了文化廊、农家书屋、农耕文化展示厅等。

篇（11）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