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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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 供给经济学的起源及主要观点

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局面，其正宗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供给经济学于此时在美国应运而生，因强调供给即生产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得名。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实施“里根经济学”，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供给经济学，“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削减政府开支、减税、改革规章制度等正是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供给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信奉“萨伊定理”，强调供给第一

在需求和供给关系上，供给经济学信奉“供给创造其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凯恩斯的刺激需求措施是引起滞胀的根源。其逻辑是：需求增加并不一定造成实际产出增加，反而容易引起物价上涨（特别是货币超发时），导致储蓄率下降，利息率上升，从而影响投资增长和技术革新，滞胀因此形成。

供给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水平和能力，应当研究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而非仅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国家应该制定“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投资和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平稳。

1.2 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

供给经济学基于萨伊定律，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供求总是平衡的，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发挥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最佳经济体制，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只会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从而阻碍了企业生产增长。例如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政策造成工资与物价水平在危机时依旧坚挺，而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阻碍了生产，削弱了供给，造成供求失衡。

1.3 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但是供给水平的大小即产出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而劳动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取决于各种刺激，在所有的刺激中，税率的变动时最重要、最有效，税率的变动影响着劳动力的供应，影响着储蓄、投资等各种经济活动，人们关心的是税后收入。

减税有诸多益处：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增加经济产出，抑制通胀；减税增加产出，扩大就业，同时刺激劳动者工作热情，富人更富，但是穷人也增加了收入；减税因为增加产出，课税基础扩大，政府税收可能不减反增。

1.4 削减政府开支，反对赤字财政

供给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也内涵了政府要削减开支，因为政府刺激需求的举债政策很容易造成财政赤字。同时还反对政府过多的军事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认为过多的社会福利容易滋生穷人的依赖心理，不利于扩大就业，提倡智力投资。总之政府支出容易造成企业投资减少的挤出效应，政府要注重财政支出的平衡，不能过多地去和企业抢夺社会资本。

1.5 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反对通货膨胀

正因为信奉萨伊定律，供给经济学主张政府的货币政策应该有所限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适应即可，不可盲目扩张。

2 “克强经济学”的内涵

巴克莱资本公司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执政伊始，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中国出台新的经济刺激的呼吁，同时整顿金融秩序，特别是影子银行业务，摸查地方政府债务，为之后的结构性改革铺平了道路。

观察新一届政府出台的若干重大经济改革措施，确实印证了国内外学者的判断，即背后有着供给经济学的影子，国内的贾康、白重恩等学者更是开创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新一届政府出台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政府不断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表明了政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心，不断退出在各个领域的干预，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刺激供给。如取消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准入类职业资格，有利于降低就业创业门槛、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激发创业精神。

2.2 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3.73%，但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尚有很大的距离，政府现在认识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让农民进城，盲目城镇化只会加大房地产的泡沫，形成虚假需求。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让有条件的农村户口在城镇落户，解除制度供给方面的约束，刺激社会供给产出。

2.3 建立上海自贸区，推动区域合作

为了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在WTO规则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对外经济的空间与活力，中国政府设立上海自贸区，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同时积极倡导建立陆路和海洋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和欧盟、南美、非洲的经贸合作。通过制度改革来减少政府对外经贸的干预，通过国际货物运输路线和方式的优化来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了外经贸供给产出的增加。

2.4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可以让民间资本有较好的投资出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可借产权变化来改变公司治理结构，实现企业管理的现代化，从而避免和减少政府的不合理干预。

2.5 实施定向降准，启用PSL工具

为提高“三农”和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通过定向降准鼓励金融机构提高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领域的贷款比例，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了支持棚户区改造，央行向国开行发放万亿元抵押补充贷款（PSL）；同时坚决压缩产能过剩行业包括房地产的贷款。货币政策有保有压，新增贷款规模不断缩小，严防通胀。

3 对“克强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

从以上分析来看，“克强经济学”下的主要经济改革措施体现了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但是基于供给经济学理论，尚有出台新措施的空间。

3.1 降低税率

有学者测算目前我国宏观税负达到40%以上，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税负在20%左右，美国是30%，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劳动者的减税，同时规范不合理的收费，激活中小微企业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储蓄和消费水平。（下转第290页）

（上接第224页）3.2 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

目前国家和地方已经在大幅度压缩三公消费，但在公车改革这块需要加大力度，避免车补成本超过改革前用车成本。

加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薪酬改革，避免社保基金亏空而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负担。

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不能再轻易盲目乱投资增加债务，尽量退出经营行为，只提供公共产品。

3.3 加快反垄断的步伐

供给经济学是基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垄断既压抑了供给，又限制了需求，因此国家需要加快反垄断的步伐，反垄断的对象包括在中国市场上经营的所有国内外垄断企业，要打破垄断的制度壁垒，允许不同资本自由进入，同时要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启蒙消费者维权意识。

【参考文献】

[1]巴克莱资本公司.经济学的三大支柱[N].东方日报，2013，06.

篇（2）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3.133

1 引言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已然成为当前全球出现的经济热词，他们分别代表亚洲两大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安倍经济学”以其“三支箭”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力图使日本走向全面的复兴；而“克强经济学”则突出表现为“微刺激”力争使中国完成经济转型的软着陆。

2 安倍经济学与克强经济学背景分析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都是外界针对日本和中国的新一届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而命名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拟以扩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高通货膨胀率，重振日本经济；而中国以国务院总理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核心却采取了相对谨慎的经济政策，旨在解决中国过去改革30年积压的社会经济问题，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3 “安倍经济学”和“克强经济学”内容及实施效果

3.1 “安倍经济学”之后的日本经济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激进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激活民间投资为核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以期使日本走出20年的经济停滞（1993年一2012年年均实际GDP增长0.8%），争取2013年实际GDP增长2.5%，2013年一2020年年均实际GDP增长2.0%。实际上，安倍的前“两只箭”的射出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并没有解决日本深层次社会经济问题。

3.1.1 日本经济运行情况

（1）“两只箭”与经济增长。

日本的货币供应量自2012年12月以来一直以平稳的趋势增长但从2014年1月开始减速下降，日本经济在2013年第一季度的实际GDP实现了环比年率41%，而随后实际GDP环比又出现大幅度下滑直到2014年第一季度出现大的抬升。说明日本在推行安倍政策初期其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并没有产生持续的正效应。

同时，积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使代表经济景气指数的制造业PMI在2013年2月开始上升至50%以上，并在2013年年末达到了56.75%，说明日本的整个制造业经济在增长，日本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过程。

（2）“两只箭”与物价指数。

日本的核心CPI年率从2013年2月开始快速上升，到2014年2月后将达到2.7%以上，说明日本力争在2年内实现2%通胀目标已经实现。

（3）“两只箭”c消费需求。

随着日本失业率的不断下降，日本的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13年2月至9月间呈现平稳上升，说明日本消费需求提高，带动了消费经济的增长。但在2013年10月之后，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开始下降。

（4）“两只箭”与出口。

由于“安倍经济学”采取“质化和量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直接影响是日元的快速贬值。日本在2012年12月后，日本出口由于日元的贬值出现大幅度增长但这一趋势同样在2013年12月后出现反转。

3.1.2 日本经济运行分析

（1）“两只箭”短期效应明显。

总体来看，安倍首先射出的“两只箭”即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日本经济在2013年出现了暂时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在2014年各项经济指标都基本上出现反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安倍经济学”的推行并没能使日本经济出现长久的稳定增长。尤其注意的日元的贬值，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日本企业出口，增加日本企业利益及出口竞争力但也会对日本的进口是相当不利的。同样日元贬值也会造成日本股价上涨及日本国债价格下降造成股票市场的繁荣和国债市场的萎缩。从另一方面来说，日元的大幅贬值会对国际市场产生冲击特别是警惕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如资金大量流入中国造成中国市场流动性上升。

（2）“第三支箭”升级版急需推进。

安倍已在2014年6月下旬射出了日本经济复兴战略的“第三支箭”，内容包括事前期望值很高的企业法人税率下调和年金基金机构改革，其目标是提高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同时由于日本的劳动人口现在每年减少0.5%，因此经济增长几乎全部得来自生产率的提高。为了实现增长，可能还得采取别的措施，包括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和退休者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引入更多移民。但一些学者认为这“第三支箭”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安倍的“三支箭”能否重振日本经济，这是一个长期的观察问题，而且也需要日本政府审慎度势地根据自身的发展问题作出新的经济政策调整。

3.2 “克强经济学”之后的中国经济

3.2.1 中国经济运行情况

在2014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确定2014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左右，M2增速目标为13%左右，通胀目标为3.5%左右。从我国2012―2014年4月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趋势看出，在2013年开始后货币供应年率出现一段平稳降低的态势，说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得到一定的控制。在2013年6月，央行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大印钞票拯救中国银行间出现的一次“钱荒”，这也就验证了中国政府将会减少对经济干预，逐步放开市场让市场各主体都能够充分竞争。2014年第一季度，我国实现GDP增长率为7.4%，达到了政府预定的目标，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不再单纯以追求高速GDP为目标，通过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经济转型是我国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目标。在物价指数方面，我国的CPI指数在2012年后出现下降，2014年5月CPI同比增长2.5%，基本符合通胀预期。从汇丰制造业PMI终值来看，我国的制造业增长从2013年以来并没有呈现平稳状态，说明我国的经济受到外界的影响仍然很大。

3.2.2 中国经济运行分析

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由于前期过急的经济政策而使我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最突出的就是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呈现行业面广、绝对过剩程度高、持续时间长等特点，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在这样的结构调整阵痛期，企业经营困难、增长速度放慢都将成为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我国也正面临着房地产行业下行的风险、政府债务问题、环境污染和社会局部动乱问题，各种问题的复杂交错都为新一届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4年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控制在7%―8%的速度上，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使各个当地政府有更多的思考空间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未来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政府让位于市场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行，我国民营企业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市场经营范围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活力；利率市场化的循序铺展将会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发展，利率走向市场化将会让各个不同性质企业以一个市场的公平的价格获得融资；城镇化的推进有利于带动投资、消费的增长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改革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应积极出具全面的改革方案以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带来的社会的动荡。

4 结论和启示

任何一项改革能取得的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安倍经济学”最初效果明显，但这种效果似乎正不断减退，不追加改革的，日本可能会重新陷入增长放慢和通缩的局面，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还有可能会过度依赖货币刺激政策，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后果。而我国经济的深化改革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且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化、利率市场化和简政放权的效应都没有显现出来。未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应需要根据随时出现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改革中不断提高，在发展中不断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1]朱海燕.“安倍经济学”解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3，（06）.

[2]易宪容.“安倍经济学”效果及影响的理论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06）.

[3]李南妮，陈玉财.“安倍经济学”实施效果和制约因素并存[J].浙江金融，2013，（11）.

[4]郭可为.安倍经济学评析[J].国际研究参考，2013，（09）.

[5]陈志恒.解读“安倍经济学"：国外学者观点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3，（06）.

[6]伍伟烨.充满武士道精神的“安倍经济学”――日本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走向[J].国际金融，2013，（08）.

篇（3）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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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asymmetricinformation)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再次，信息经济学中关于信息资源最优配置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在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关注信息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努力创造信息资源合理流动的外部环境，提高信息技术对提高产业竞争力的认识，协调信息网络的发展，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强化信息产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带动功能，以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

最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们研究现实经济社会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实事求是地讲，信息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经济学所使用的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思想方法。比如信息经济学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和对策论，把现代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决策分析之中，使得经济分析不断贴近现实经济生活。实际上，在我国目前经济理论界的经济分析中，很多学者都引入了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信随着信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分析方法将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领域的应用中产生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马费成等：《信息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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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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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学所具有的科学成分和物理学或其它自然科学成分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股票市场价格涨落的物理本质就是在某一区域的构成介质发生失稳，并伴随有应变能的加速释放。要有效地跟踪其市场价格波动，就要从非线性动力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分析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问题，并对这一失稳过程进行分析研究。

3、物理学与经济学结合具备天然的基础。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二者作为经验科学，其理论都来自于对大量数据的归纳和总结，而理论又必须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

二、物理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1、经济学概念与物理学概念进行类比。如对于名牌商品的描述可以与力学中的概念进行类比。品牌长度包括已经走过的长度、未来的长度等等，它是指该品牌的历史、时间跨度、寿命等；品牌的宽度指品牌核心区所能控制的市场范围；品牌的质量不是产品的质量，它是指品牌品质的高低；品牌的密度指品牌与消费“互动”的密度，这个“互动”包括传媒互动、使用互动、行销互动、公关互动……；品牌自由度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该品牌在市场竞争中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游刃有余，品牌竞争充满弹性，二是该品牌仍有许多其它商机，其中每一商机都有可能隐含潜力巨大的“新品牌”、“副品牌”、“子品牌”、“孙品牌”，从而成为托起母品牌的“造山运动”。

2、借鉴物理学的研究方法。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是首先根据实验和实践提出假设，然后把这些假设应用到已发生的现象上看二者是否相符，若相符便作为原理或定律固定下来用于指导或预测以后将要发生的过程。经济学也是一样，近年来提出了一些基本定律：如关于社会人所遵从的经济学基本定律，即社会人的社会行为总是倾向于以最小的付出来获得最大的自身利益。

与物理学的定律一样，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也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付出”应包含劳动、时间、情感、金钱、自由等等，而“自身利益”则应包含某个社会人所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而不仅仅是消费和金钱。也就是说，在物理经济学的基本定律中，无论是社会人的付出、还是社会人的所得，都是多元的。而社会人的行为则是一系列的决策及决策执行过程。

3、在研究经济学规律时与物理学的规律进行类比。如，经济学中的行为与利益的关系与牛顿第二定律类比；牛顿第二定律F=ma中有三个对象，一个是力，可以类比于物理经济学中的自身利益，而加速度a可以类比于物理经济学中的社会行为，很显然,m就代表社会人的特性。在经典力学中，对于同样的力，如果质量不同，则质点的行为，也就是加速度不同。我们还知道，即使对于质量相同的质点，如果所给的初始条件——初始速度和初始位置不一样，其运动轨迹也不一样。经济学规律也如此，即使在相同的利益驱使下，由于每个社会人的特性不同（m不同），他们所采用的社会行为也会不同；同一个社会人，即使有相同的利益驱使，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即“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同），其采取的行为也会不同。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变，皆因为为了获得最大的自身利益。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行为来判断其利益所在（类似于已知质点的运动轨迹，判断其所受到的力），或者已知利益驱使和所采取的行为，来判断一个社会人的特性（类似于质点的质量m），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通过事情来认识和了解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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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央行中有人担心2%的通胀目标实现不了，市场则担心日元贬值的程度可能不足以引发出口的真正复苏，而出口是日本曾经有过的唯一真正增长引擎。如果美元大幅升值，将导致进口成本上升，进而使得通胀率有可能突破2%这一目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利率将会大大升高，凸显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矛盾：想要通胀走高和超低利率二者兼得是不可能的。

日本共同社评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未能给其政府的经济增长战略——即“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赢得巨大热情，这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下行风险，一些日本分析家讽刺地将其称为“安倍风险”。日本明治安田生命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小玉佑一说：“这一增长战略缺乏具体的步骤。”他说，政府未具体阐述如何实现周五批准的这一战略中确立的数值目标，其中包括在未来三年中，将商业投资总额提高10%，增至约70万亿日元，这是眼下最大的问题。

路透社称，在6月9日的一次采访中，安倍首相暗示，他将在秋季针对资本支出推出“激动人心的”税收优惠政策。这将有助于企业增加投资与新招员工，考虑到明年4月日本消费税率将由5%调高至8%，日本的消费型经济若要保持增长，这些将是必需的。日本股市从11月中旬到5月底已经上涨了77%，近期日股遭遇抛售，看起来更像是上升过程中的停顿，而非表明投资者从根本上背弃了安倍经济学。尽管如此，日本消费者要想将增值的财富消费一部分出去，股市不断攀升是至关重要的。家庭若是不能打开钱包准备消费，则安倍经济学政策难免遭遇严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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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方法的特点

临床诊断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规范与传统大样本计量实证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其特点如下：

首先，在研究作用和目的上，传统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往往以检验金融经济学理论为主；而临床诊断研究可以验证理论假说，但更主要的是弥补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从实际参与者中获得有价值的实践信息，提供对企业和个体行为环境的丰富理解，为理论和大样本统计检验提出新的思想、问题和研究线索。

其次，在研究对象数量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对象为大样本；而临床诊断研究则根据研究目的设置样本，从一两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对象关注一个或少数案例。

第三，在数据收集方式上，传统实证研究通常被动地依靠公开标准化的数据；而临床诊断研究的数据收集更为主动，需要获得与样本或事件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包括公司内部文件、管理报告、会议记录等，还要访谈事件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

第四，在样本分析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研究注重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数学处理，难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而临床诊断研究不仅进行数据分析，还包括对样本事件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调查访问等，深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

第五，临床诊断应用时可以同时采用事件分析和长期业绩法，以考察样本企业事件的短期市场反映和长期实际运行结果。

临床诊断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研究对象。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统计学角度的样本有偏问题；另一方面，不宜选择太早的样本事件，避免企业内部调查和访谈时当事人难以回忆事件背景细节，使临床诊断的内部调查信息内容和价值打折扣。

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与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带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消化吸收和繁荣一样，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工商管理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对金融经济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大样本计量检验实证研究开始活跃，实证研究的学术规范正在形成。到目前为止，产生了一批以国内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篇（10）

基于内生性视角的“资源之咒”问题研究

政治资源与环境污染

垄断势力与经济增长

国家间政治冲突对贸易的影响

取消农业税、财政集权与农村公共品

不可观测的公司与经理人特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

从基金竞次看居高不下的基金费率

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型

县域行政区划改革的绩效分析

方言、普通话与中国劳动力区域流动

使用成本、多维甄别与非线性定价

中国经济学家的小世界网络

新常态下可比居民储蓄率的变动趋势研究

动态效应网络效应产业“三E”绩效

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方法综述

国有企业的工资溢价及其原因

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清末民初铁路建设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官员动态锦标赛的一项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下滑与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变

大国的竞争性储蓄与经常账户

全球价值链研究及国际贸易格局分析

中国乡镇财政改革中的激励机制与财政管理

基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实证研究

基础交通建设能否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希腊外债使用效果对比分析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问题与对策

关于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若干思考

中国环境审计制度历史沿革及成效

保护我国耕地质量的财税政策研究

学习型组织建构及其对绩效影响的探讨

房地产无偿划转模式下税法问题探析

地方税收竞争与辖区工业污染的关系

发达国家文化产业“走出去”模式及启示

中国新兴汽车企业的市场创新问题研究

制约吉林省老龄产业发展的因素及解决对策

中国进口石油地理集中度问题研究

关联企业劳务转让:从劳动法到税法

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相依性研究

中小企业会计政策模式选用策略研究

中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法经济学的由来及法的经济分析成功的原因

主流税收共识的形成及其对税收行为的影响

房地产业与相关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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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麦克库洛赫的经济学――供求经济学――并不因金融危机而失色,其仍有巨大作用。

无疑伯南克是正确的。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如同麦克库洛赫的鹦鹉一样,也就是说,他们真的紧盯着供给和需求,经济学的确会很有用。但在我看来,由于许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表现得比麦克库洛赫的鹦鹉更聪明,因此大部分经济学大概已经没人相信了。

看看这些论调吧。政府降低失业水平的措施注定要失败,因为美国当前的高失业是“结构性”的,其经济计算失误,生产资源、家庭和商业需求也不匹配。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声称:“问题出在生产性供给不足,而不是总需求不振。”

对于一只智商正常的鹦鹉来说,通过供给短缺或需求不振区分销量下滑,易如反掌。如果销量下滑是因为需求不振,而供给依旧充沛,那么当销售数字下降到趋势线以下的同时,价格也应该下跌;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即销量下滑是因为供给短缺而需求依旧强劲,那么销售数字下滑应该伴随价格上涨。

现在的情况如何呢?放眼望去,美国经济内就没有工资或产品价格涨速超过预期的地方。没有哪家企业的管理者,会因为缺少合格的劳动力和产能不足而不惜花更多钱以雇佣更熟练的劳动力或购买高产能的生产设备。

到此,麦克库洛赫的鹦鹉已经可以下结论了。高失业与下降的通胀率并存,而工资并未因生产瓶颈效应而升高,这表明对美国当前高失业的“结构性”供求解释是站不住脚的。

再看看这些论调:不管是通过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还是通过银行政策增加风险承受力,或是通过财政政策提供急需的储蓄渠道,政府提振需求的措施注定要失败。

这是因为,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会使政府债务增加,而金融市场正处在债务的引爆点上。有的政府已经用尽了自己的举债能力,如果继续举债,或者发行更多的货币,或者提供更多的担保,市场可能就要对它们失去信心了。

受过足够训练的鹦鹉――与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此时会问:政府债务之所以达到今天的水平,是因为政府供给了太多公共债务,还是私人部门对公共债务需求太大?

如果问题出在供给过多,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低物价水平,换句话说,就是高利率;如果问题出在需求过猛,那么政府继续举债就应该伴随高物价水平,也就是低利率。

猜猜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属于哪种情况?

对鹦鹉来说,这真是太容易了。公共债务问题并非投资者因政府滥举债而失去了信心,而是政府发债不足,私人部门对安全资产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

鹦鹉会说,问题出在家庭和企业仍在大力积攒安全的高质量资产,为此不惜把购买新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节省下来用于抢购供给不足的政府债券。

经济史家对于大萧条的考察有一个铁板一块的共识:大萧条程度之深、历时之久的原因是政府拒绝做更多的事,而不是政府做了太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