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社会调查的主要阶段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公安机关为社会调查主体

公安机关为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可以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等内容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调查。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对未成年犯罪案件是否立案或立案后对犯罪嫌疑人是作治安处罚，还是提请检察院批捕逮捕都需要其作出决定。除对犯罪行为等案件事实情况进行调查外，还须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①

笔者认为：首先，负责侦查的公安机关接触犯罪分子和违法乱纪的人员较多，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已有一种思维定势，并且已经对案件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带着这样思考方式很难在做社会调查时不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其调查结果是否符合中立原则受到怀疑。其次，公安机关的首要职责是侦查，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很有可能只做与案件相关的调查，却忽略与案件看似无关的例如未成年人心理状态的形成原因、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改变其性格等突发事件，所以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可能会有失全面性。最后，公安机关任务繁重，如果再开展细致的未成年人刑事社会调查可能会造成公安机关任务量增加，影响其他刑事案件的侦办。当然为了预防此类未成年人再次犯错误或者犯罪，可以提请社工或者学校、家长对其进行帮助教育等活动。

二、检察机关为社会调查主体

检察院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通过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社会调查，可以使检察机关全面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资料，以便在庭审时对其进行教育，为人民法院正确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并将有效地提高检察机关的公诉水平，真正体现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②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宜作为调查主体的理由与公安机关类似，另外从做未成年人刑事社会调查实践过程中发现，让检察院做社会调查在时间上就比较困难。以捕前社会调查为例，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在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捕7天内作出是否批捕的决定，7天时间包括提审、研究决定、报检察长批准时间较紧迫，即使能够做社会调查，调查也可能不全面，可参考性比较低。在侦查阶段的案件是公安机关提请检察院批捕的案件，认为案件情节比较严重，应做社会调查。有观点认为在公安机关做社会调查，调查报告可以应用到侦查、起诉、审判全过程。但是笔者认为，公安侦查阶段对提请批捕的做了社会调查，但是检察院认为犯罪情节较轻，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可以从轻处理，不予批准逮捕，那么这在公安侦查阶段的社会调查显然是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司法成本。另一方面，有可能在审查起诉阶段未成年人或是其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对案件或未成年人产生重大影响，这时仅依靠公安侦查阶段的社会调查报告很显然不够全面。所以笔者认为，公安侦查阶段应更注重案件本身的侦查，而对于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可以放到检察起诉阶段，对于确定批捕、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必要的社会调查，既节省司法成本避免重复调查又保证了案件和嫌疑人调查的全面性。更重要一点是，在检察院的批捕和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侦查阶段的时间控制范围比较大，如果在检察院阶段开展社会调查，有利于减少对未成年的羁押时间。

三、法院为社会调查主体

法院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未成年刑事社会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所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应该是法官。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③

笔者认为此种做法略有不妥：首先，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是在听取控辩双方辩护后依据法律做出判决，是具有中立地位的，如果法官主动参与为辩方的社会调查，与法院的审判立场要求是相背离的。其次，法官在调查过程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社会调查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法官的主观评价，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最后，从现实情况来看法院每年处理案件量大，若再负责专业化的社会调查，即使有时间做社会调查，调查结果的质量难以保证。法院审判过程中对被告人的情况了解可以参考公安侦查阶段或者批捕起诉阶段的社会调查报告，当然对于调查报告是否有证据地位、法官是否采纳这又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倾向于法院应采纳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重要的依据并在判决书上有所体现，除非证据法修改或者有相关司法解释说明社会调查报告应当作为证据使用。

四、社区司法矫正组织为社会调查主体

从工作实践中看，负责社区矫正的主要力量一是来于街道的司法所，一是来于社区的居委会。具体来说，司法所主要是对监外服刑人员的监管保证其在监外服刑期间不违法乱纪；居委会观察监外服刑人员的思想动态向司法所汇报，对于监外服刑人员在生活中出现的困难提供帮助。司法所有一定的矫正经验可以对监外服刑的未成年犯或者公检法机关认为有必要矫正的、还不够起诉或者判刑条件的未成年人提供帮扶教育，但法律没有赋予司法所在侦查阶段、捕前、诉前、审判阶段社会调查的权利。有观点认为居委会最适合做社会调查主体，但是笔者恰恰认为居委会做社会调查有着最大的弊端，就是保密性不够。“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是对未成年人隐私最大的保护，居委会设立在未成年人家庭住所地，一旦居委会开展调查不能保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保密性，有可能使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增加未成年人的抵触情绪，不配合社会调查。居委会进行社会调查其专业性也是笔者怀疑的一点，就目前北京社区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看，除近几年引进的大学生社区工作者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外，其他工作人员学历普遍不高，更不用说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北京市内随着大学生社区工作者的招聘和社会工作者资格证的社区普及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仍不能满足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主体的条件。

五、社会工作事务所等社会服务组织为社会调查主体

设立专职社会工作所，由专职社会调查员或者吸收具有专业功底的兼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本身就是一个专业术语，成为一名优秀的调查员最好具备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行为学等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只有这样，才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综合分析，解释其犯罪原因，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和人格的缺陷。同时找出教育、感化和挽救少年被告人的“感化点”，为之后的是否进行监护教育进行铺垫。由此可见，设立专职的社会调查人员或者吸收具有专业功底的兼职调查人员的模式值得推广。④

所以综合以上观点，笔者支持建立专职社会工作所，由专职社会调查员或者吸收具有专业功底的兼职社会调查员作为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主体，既有专业性、中立性，又具备科学研究的能力从实践中提升理论，能更快地促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立。

六、结语

目前我国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还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仅就社会调查主体资格就面临着法律地位、资金支持、专业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每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依赖其他社会制度的补充，所以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确立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学术界、法律实务部门、政府、社会公益组织、未成年保护组织的倾力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少年强则中国强，关注未成年人犯罪、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是我们每一个相关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笔者仅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主体问题进行简单论述，希望我国尽早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不仅能体现对这一特殊团体的保护，更是完善现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廖明：《浅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的全面调查原则》，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4期。

篇（2）

社会调查制度，也称品格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审前调查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等，即对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①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如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不断完善之中。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经过多年的有益探索和尝试，社会调查制度渐趋程序化、规范化。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相关法律并没有对社会调查的启动阶段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是在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进行的。这也将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遇，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第二，目前的调查报告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项内容，范围不够广泛、项目不够全面、内容不够深入，而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第三，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结论由检察机关或由青少年事务社工一方作出，而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范，现有的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只是原则地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和方式以及调查报告是否具有品格证据规格都没有规定。此种操作模式无法使法庭“兼听则明”地决定对这些背景材料的采信与取舍，也疏于制衡，难以实现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全程运用的可行性考量

由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诉讼既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也未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奉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实行的是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进行，即在不同诉讼阶段，不同的机关都具有终结诉讼的权力。因此，在这样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有必要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阶段就启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

首先，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有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有逮捕必要、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等。从犯罪主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直接反映了其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智力结构、身心状况、家庭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综合分析其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因，进而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从犯罪客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其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指标。未成年人的自控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以及平时一贯表现来考察判断其自控能力。此外，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往往也是司法机关判断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的记录也是司法机关掌握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

其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理的最佳方式；二是探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教育矫正方案。由此可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用来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就是出于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定价值诉求，因此，将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就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前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性格特点、人格特征等引入到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工作中，并从中了解其犯罪成因，以期实现个别化处遇。

再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贯彻刑事诉讼“全面调查”原则的充分体现。“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应查明案件事实本身之外，还应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生活环境等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结果选择适用最佳的处理方法。可以说，对未成年人适用特殊的诉讼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贯原则，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及犯罪特点考虑的，目的就是为有效教育、挽救和感化未成年人。

综上，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即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适用，有利于确定对涉嫌的未成年人案件是否应当立案；在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适用，有助于确定对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助于判断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起诉或者不起诉；在审判阶段适用，则可以据此判断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更加有利于其回归社会。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构建设想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有助于司法机关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鉴于目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现状，我们认为，应当借鉴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篇（3）

一、引言

当今社会,科技迅速发展,社会调查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它不仅应用于经济管理、数学、教育、生物、医学、心理学,而且还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满意度调查、薪酬调查等方面。另外,它也越来越受社会工作者的青睐,成为他们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现象、研究对策的最好工具。做好社会调查工作越来越受到各界政府部门的重视,因为社会调查结果越来越成为政务部门工作实现科学化管理的基础。正像同志所说“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才是正确之路。

社会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的基本途径;它是制定、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依据;它是密切党和政府与社会公众联系的桥梁。

社会调查研究的学科性质可以用四句话表述:社会调查研究是一门方法性学科;社会调查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社会调查研究是一门应用性学科;社会调查研究是一门带有认从论的学科,它包含管理学基本原理和统计学,基础学科是统计学,所以涉及很多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尤其是对社会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过程中,必须应用的统计学知识和方法。之所以说社会调查包含管理学的基本原理,是因为在社会调查的组织实施过程中贯彻着管理学的思想,如社会调查目标确定、调查计划制定、实施调查的组织监督与实施、调查工作的控制与调整、调查工作总结等,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构成了社会调查的完整过程,而且还体现了管理学在社会调查工作中的重要性,所以做好社会调查的管理工作是实现社会调查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社会调查的关键步骤

作为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活动,社会调查有着一种比较固定的程序,这种固定程序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步骤:选题、准备、调查、分析和总结。

关键步骤一:选题。选一个合适的调查问题在初学者看来并不困难,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从程序上看,选择调查问题是一项社会调查活动的起点,是整个调查工作的第一步,调查问题一旦确定,整个调查活动的目标和方向也就随之确定,调查问题选择得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调查工作的成败,决定着调查成果的优劣。因此,应当对选题阶段的工作给与高度的重视。选题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现象、问题和焦点中,恰当地选出一个有价值的、创新的、可行的调查问题。二是将比较含糊、比较笼统、比较宽泛的调查问题具体化和精确化,明确调查问题的范围,澄清调查工作的思路。

关键步骤二:准备。如果选择调查问题的意义在于确定调查的目标,那么准备阶段的全部工作就可以理解成为实现调查的目标而进行的道路选择和工具准备。所谓道路选择是指为达到调查的目标而进行的调查设计工作。它包括从思路、策略到方式、方法和具体技术的各个方面。就像实施一项工程之前必须进行工程设计一样,要保证一项社会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调查目标的完满实现,也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设计。这里所说的工具准备,主要是指调查所用的测量工具或信息收集工具――问卷的准备,当然,同时还包括调查信息的来源――调查对象的选取工作。

关键步骤三:调查。调查阶段也被称为收集资料阶段或调查方案的实施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具体贯彻调查设计中确定的思路和策略,按照调查设计中所确定的方式、方法和基础进行资料的收集工作。在这个阶段,调查证往往要深入实地,接触被调查者,调查工作中所投入的人力也最多,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最多。因此,需要很好地组织和管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或者由于现实条件的变化,我们事先所考虑的调查设计往往会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或偏差,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和弥补,发挥研究者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关键步骤四:分析。分析阶段也被称为研究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实地调查所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系统的审核、整理、统计、分析。就像从地里打下的粮食,要经过很多道加工工序,才能成为香甜可口的食品一样,从实地调查中所得到的众多信息和第一手资料也要经过调查研究者的多种“加工”和“处理”,才能最终变成调查研究的结论。这里既有对原始资料的整理、转换和录入计算机等工作,也有利用各种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的工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加工、处理得方式及手段主要是定量的统计分析,这是由现代社会调查的特定方式、方法,以及所收集的资料的性质所决定的。

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描述性研究侧重于单、双变量的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主要依赖于双变量和多变量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事件分析等多种量化分析方法,而探索性研究则往往倾向于定性分析方法。

关键步骤五:总结。总结阶段的任务主要是撰写调查报告,评估调查质量、应用调查成果。调查报告是一种以文字和图表将整个工作所得到的结果系统、集中、规范地反映出来的形式。它是社会调查成果的体现。撰写调查报告也可以说是对整个社会调查工作进行全面的总结,从调查的目的、方式、到资料的收集分析方法,以及调查得出的结论、调查成果的质量,都要在调查报告中进行总结和反映。同时,还要将社会调查的成果以不同的形式应用到实践中去,真正发挥社会调查在认识社会现象、探索社会规律中的巨大作用。

在本阶段,需要注意的是在修改调查报告时要考虑以下问题:调查报告的主题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调查报告的整体机构是否完整,各部分的安排是否符合一定的逻辑顺序;检查观点是否明确,表达是否准确;检查引用的材料是否恰当,是否有说服力;通读全篇报告,检查语言是否流畅,图表的制作是否清晰美观。

三、实例说明社会调查的关键步骤

为了更好地说明以上关键步骤的具体内容,下面举一个实际的社会调查准备阶段产生的社会调查规划的例子作为参考:

第一步:选题。根据要研究的问题,进行社会调查的需要分析,本例是党校中对干部信息化能力的调查,希望根据本次调查获得三方面信息:一要了解领导干部对信息化知识和技能的需求;二要了解领导干部现有的信息化能力和水平;三要了解他们对已开的信息化课程的满意度及意见。学校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相应的课程更新与调整,更切实地满足领导干部信息化能力提高的需求。确定了调查目的后,确定调查题目为“领导干部信息化技能水平及需求调查”。

第二步:准备。根据调查目的和题目,进行调查前的准备,首先,确定调查对象,确定调查时间,调查实施部门和具体人员职责,确定调查方式;其次,确定调查工具,即调查问卷;再次,进行相应的调查前培训。

调查方式可以有多种,包括访谈、座谈、电话访谈、问卷调查等,本例因为调查的人员比较多,希望了解的信息比较普及,所以选用调查问卷调查的方式。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制定需要非常科学的方法,问题不能太多,最多让填写答案的人在半个小时内完成。问卷涉及的问题要有针对性,并要覆盖要调查的内容。语言要简洁易懂,尽量减少专业用语,如果有专业用语,需要加以说明。

调查前的培训工作,是针对实施调查的工作人员进行的,主要是要讲解如何进行调查前的指导语的陈述,如何辅助调查,还要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如何处理的培训,这个培训关系到是否能获得全面而真实的调查数据。

第三步:调查。实施调查期间,需要认真执行计划中的步骤,调查员要组织好被调查的学员,宣读调查问卷填写规则,并负责说明解释。最后,收回整理调查问卷并统计回收率。

第四步:分析。统计分析可以通过专门的软件进行,当前,用于社会科学调查比较好的统计软件有SPSS(Statistical Packageforthe Social Sciences,即“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图形菜单驱动界面的统计软件,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操作界面极为友好,输出结果美观漂亮。SPSS采用类似EXCEL表格的方式输入与管理数据,数据接口较为通用,能方便的从其他数据库中读入数据。其统计过程包括了常用的、较为成熟的统计过程,完全可以满足非统计专业人士的工作需要。

第五步:总结。调查报告是整个社会调查工作非常重要的环节,它描述了整个调查工作,也体现了调查结果。通过调查结果,提出存在的一些问题,分析一些结果的产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下面是该实例准备阶段的规划文档。

对党校学员的信息化能力调查规划:

第一,调查目的:领导干部信息化水平是否达到一定标准,让学员了解自己的信息化水平,和应达到的标准之间的差距。另外,通过对学员信息化水平的调查,给党校计算机课程设置和课程的侧重点提供依据。

第二,调查标题:领导干部信息化技能水平及需求调查。

第三,调查范围:在党校学习的全体学员。

第四,调查时间:入校初期(培训前)和毕业前期(培训后)。

第五,调查内容:(详细内容请参见“信息化能力调查问卷”)(略)。操作系统的基本操作能力;办公软件Word、Excel、PowerPoint的应用能力;局域网组件、维护、管理的能力;现代网络媒体的使用(物联网、微博);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网上购物、预订机票和酒店);数字图书馆的使用和信息检索能力;办公安全管理能力;工作计划进度管理软件Project的使用能力;社会调查与统计软件的使用SPSS;常用软件的使用能力(如杀毒软件、压缩软件winRAR、备份软件gost、PDF阅读器、聊天软件QQ或MSN、图片处理软件、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多媒体播放器);常用办公设备的使用(打印机、扫描仪、刻录机、数码相机、移动存储设备);综合应用能力。

第六,调查形式:调查问卷(或电话访谈)。

第七,调查统计、分析内容:根据培训前调查确定哪些知识需要确定为信息化能力培训课程的重点内容;分析培训后调查问卷结果,与培训前的调查问卷比较,得到培训效果评估结果;分析哪些培训内容完成较好,哪些培训需要加强,哪些内容需要调整。

第八,调查数据分析软件:SPSS。

第九,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读者是校级领导、教务处、计算机教研室教师。

第十,组织调查部门及人员:计算机教研室教师及教务处教学管理人员。

从这个例子看出,要想实现高效的社会调查,必须从两方面入手,既要抓好组织实施社会调查的管理工作,又要运用好统计方法和统计软件,具体内容要经过深思熟虑,问题设计要有能体现显示情况,并能反映正确的信息。规划必须周密,尽力将社会调查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都在规划中设计出来。只有将五个关键步骤的工作都认真执行了,才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

四、总结

社会调查是一个实践过程,每一步骤都至关重要,关系到整个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具体表现在:数据来源的代表性、数据信息的准确性、数据处理结果对问题或情况的说明性、解释性,最终关系到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的决策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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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含义及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调查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情况等一系列从案卷中无法看到的情况，从而判断其人格特点及人身危险程度，以此作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其中，该项制度在检察阶段被称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该项制度并不直接反映案件的犯罪事实，其旨在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来确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及可挽救性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并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时作为参考。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实施情况

社会调查制度早已上升为国际少年司法的原则之一，并被世界多个国家在少年司法领域运用。我国自1997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率先开展社会调查制度的试行以来，各地不少司法机关都展开了对这项制度的探索，尤其是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将此项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调查制度的普及和发展。以北京市为例，目前北京市检察系统确定了几家试点单位，每家试点单位基本以全覆盖的形式对每个未成年犯罪案件引入了社会调查制度。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困境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还是一项新兴的制度，其一切还在摸索之中，社会调查员和司法机关也还在不断地磨合之中，故在该制度试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由于该项制度涉及到刑事案件的全过程，笔者在此主要是讨论该制度在检察阶段的运行情况及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及专门的社会调查员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社会调查制度只有概括性的规定，目前各地司法机关对于社会调查也基本属于单打独斗的情况，社会调查员有的由志愿者担挡，有的由团干部兼任，有和司法局、心理咨询师合作的，还有聘请一些学校老师或民间组织的人员来作的，调查员来源不一，素质参差不齐，即使很多社会调查员具有较高的工作热情，但其专业化明显不足，即使有一些培训也基本属于浅层次、表面化，在频率上也是偶尔为之。社会调查报告是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司法程序中的重要辅助证据，一个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和专业的社会调查员队伍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如同案卷中的鉴定结论一样，必须要认证机构及专业人员的鉴定才能够被采纳并具有较强的说服性，如果随便找一个机构就来鉴定，试问这样的鉴定结论如何让人信服呢？

（二）调查报告欠缺全面性

法律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覆盖面很广，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理想和现实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社会调查报告难以达到全面性的要求，主要原因如下：（1）调查时间有限。由于受到案件审查时限的限制，调查报告的制作时间、调查范围都受到影响，尤其是审查批捕阶段的调查报告，法律规定批捕只有7天的办案时限，但实际上除去立案、领导审批时间，还有周末的两天，在承办人手中顶多只有四天时间，如果碰到大型节假日之前来的案子，甚至可能只有一至两天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即使承办人马上发调查委托函并且次日就带调查员去看守所提讯（如果碰到一些情况还无法做到次日就能提讯），调查员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2）隐私权保护问题。由于不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属于在校学生，出事后家长出于保护孩子的目的没有将事情告知学校，怕学校将孩子开除（目前在实践中已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调查的全面性要求和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要求发生了冲突，遇到这样的情况，调查员一般会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而放弃对学校、单位的调查；（3）拒绝调查或虚假信息。要做一个全面的社会调查，不可避免的要登门走访犯罪嫌疑人的家庭、学校或者同学邻居等，但对方往往出于各种原因对调查有抵触心理，不愿配合调查。甚至还有的犯罪嫌疑人为了隐瞒自己的犯罪情况提供给社会调查员虚假的家庭地址、电话等，这种情况在外地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新疆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中常常出现，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只能采访犯罪嫌疑人本人，使得调查报告难以客观全面；（4）责任心问题。目前社会调查员的来源比较复杂，其选任和条件也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更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所以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基本寄希望于社会调查员本身的责任心和素质，如果不巧碰到责任心不那么强的社会调查员，那么调查报告的质量就无法保证。

（三）调查报告的专业性、深刻性不足

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调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人身危险性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调查报告中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实际上，即使是在专业的心理学家看来，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判断都是个难中之难的问题，而且目前的心理学人格判断大都是着眼于对一个人人格气质的判断，没有关于人身危险性的人格测量表，何况一个人的人格中有不好的倾向也不意味着其一定会犯罪，更无法完全决定其再犯可能性。所以如此专业的问题对于非心理学、犯罪学专业甚至非法律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来说，确实是有不小的难度，造成社会调查报告在事实的列举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较为格式化、表面化，更倾向于重述一些显然正确的普遍真理，欠缺真正有说服性的分析，而据此得出的羁押必要性及再犯可能性判断的准确性更值得商榷。

（四）客观、公正-理性与感性的问题

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期在刑事诉讼中对其能够有更公正、客观的处遇，而社会调查员不同于公、检、法机关人员的身份，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但是，这里面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只要有非司法机关的人员参与，就一定会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么？因为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是有感情、有偏向性的，而且根据法律的保密性要求社会调查员不能够阅卷，其采访的对象也都限于犯罪嫌疑人这一方的人员，而不涉及到被害人或证人一方，尤其是在了解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的过程中，感情往往占了上风，遇到比较狡猾的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轻信其所编造的一些事实，更难以做到完全的理智和中立，很可能只是看到案子的其中一面就下了结论，笔者就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五）社会调查的覆盖面问题及司法成本问题

新刑诉法规定的社会调查是“可以”做，目前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挑选合适案件做的，有不怎么做的，也有全面覆盖的。到底什么样的案子必须做，什么案子无须做还需要研究商榷。例如前面所列举的新疆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基本都限于对其本人的调查，其亲属要么就是找不到或无从查找，或者即使能够查找但是由于路途遥远以及出差的人身安全等问题无法调查，还有翻译的配合问题等等，致使此类调查报告的质量无法保证其全面性和深刻性，而且在批捕和起诉阶段几乎没有区别，导致司法成本的浪费。还有其他一些案件也有类似的问题。

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

在列举了这么多的问题之后，社会调查制度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样一个被寄予了厚望的制度，如何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呢？笔者在此提出几点拙见，希望能对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尽一份力量，使其更具有可行性、科学性，能够早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一，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请专业的社会调查员。机构及调查员的资质问题始终是社会调查制度的硬伤，如果能够在省、直辖市级司法机关、或者团委等部门下设立专门、统一的社会调查机构，并聘请具备法律、心理学等专业素质的社会调查员，统一编制、统一管理，无疑是提高社会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最好办法。

篇（5）

当前我国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全国各地区和有关人士的重视。我国历来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虽然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惩罚和处置，制定一系列特殊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仍有上升的趋势，形势还很严峻。就我国目前的实施现状而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一般理论的阐述结合作者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工作实践，提出完善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立法现状及不足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这些规定体现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的运用要求。但是，同样也反映出我国现行社会调查制度主要只是涉及了调查主体、调查范围以及应当形成调查报告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调查报告的内容、属性、法律效力、使用、保管等诸多重要问题，在制度上均无明确具体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依据问题。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实行判前社会调查，这仅是司法部门的一种实践探索，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司法解释的少许规定也较原则，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第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但是，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内容不真实，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

二、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查报告的效力未受法官重视

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的量刑建议往往比较原则，主要是对法律的强调，表明关爱未成年被告人的立场和态度，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法理上的困境。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必须制作，还是可有可无，应当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从体现量刑规范化工作的精神实质出发，为确保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量刑的准确和公正，全国要求应该统一和明确，即规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具备，而不能可有可无。

（二）适用范围有限，不能贯穿少年司法整个过程

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实践中的混乱。首先在适用对象上有局限，从各地的做法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未成年犯罪案件都会适用社会调查，有的只是局限在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或缓刑条件。其次适用的阶段，从目前各地的规定来看，调查报告只对未成年罪犯的量刑具有一定作用。另外未成年犯罪的特殊性，就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在处理未成年案件时，要影响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定罪、量刑、减刑或者假释以及帮教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三）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构建思考

1.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故检察机关参与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证据不可作为定罪证据使用。

2.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社会调查的工作重点确定为“三段式”服务，即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三个过程，基本作法包括五个方面：（1）调查员的选任。在笔者所在院青年检察官联合会中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工作，选任条件为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2）调查方式。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3）调查内容。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

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

3.明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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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1.概念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办案人员在侦查阶段、审查阶段以及法院审理阶段要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各类相关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出书面的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司法机关做出决定或判决的重要参考因素。

2.社会调查报告性质

社会调查报告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后形成的书面材料。它反映了犯罪人的背景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以及可信度，能够使司法机关结合其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对其是否适合做出某种决定或判决。但它并不起到证明犯罪事实本身的作用，所以一般不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证据，而是将它作为司法机关做出决定或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1.社会调查制度是刑罚个别化的要求，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关怀和特殊保护

刑罚个别化要求针对不同案件的情况以及不同的犯罪人要采取不同的刑罚措施，所采取的刑罚措施要最符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要最有利于犯罪人的在接受刑罚后回归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人来说，要决定采取何种刑罚措施对其最适合就要全面的了解其个体背景情况。只有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后，司法机关才能综合所了解情况采取最适当的刑法措施。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不仅要充分了解案件事实，还要更加注意其自身的基本情况。这是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挽救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关怀和特殊保护。

2.社会调查制度为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帮教和矫治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只有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背景情况作出客观的社会调查报告，法院可以根据报告有选择性的决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或人民陪审员，组成最适合该未成年人的审判庭进行审判，同时它也可以为少年法庭开展法庭教育提供重要依据。在判决生效后送达执行机关后，执行机关可以根据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人的不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治措施，这能够使矫治工作取得最大成效，使未成年人早日回归社会。

三、国内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比较

国外类似的社会调查制度，一种为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此制度的功能为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少年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少年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另一种则是英美国家推行的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它主要是在实行定罪与量刑分离的，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而我国庭前社会调查不具有国外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社会调查制度的案件分类功能，是作为少年刑事审判庭前准备程序设计，是为刑事程序的选择与被告人的定罪处刑提供参考性依据。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构建

1.社会调查主体

社会调查主体是通过对未成年犯罪人或被告人的个体情况进行走访、了解，从而制定社会调查报告的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社会调查的主体。同时，未成年人的律师在诉讼中所负有的职责也决定了其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并向司法机关提交调查报告。笔者认为可以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同与青少年工作联系密切的社会团体进行联系，共同筛选出相对固定的社会调查员，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法律专业知识等业务培训。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时，可以委托这些固定的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

2.调查的对象

社会调查的对象应是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接触的人或者单位，便于深入了解所需掌握的信息。具体包括：未成年人就读的学校（工作的单位）、老师、同学（同事）、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亲戚、朋友、户籍地或居住地居委会（村委会）等。

3.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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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非监禁处遇的社区矫正代表着犯罪矫正的未来走向，体现了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和行刑的社会化、经济化。截止2013年8月底，全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罪犯占全国罪犯总数的四分之一。①随着两院、两部联合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正式实施，人民法院不断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判处缓刑、管制和裁定假释的比例越来越高。人民法院应当如何确保对被告人采用社区矫正的正确性，理论与实务界普遍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保证措施。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拟适用社区矫正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人格特征、社会评价、犯罪行为后果和影响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是否具备社区矫正的监管条件进行系统评估，从而为人民法院提供书面调查评估报告并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建议的制度。通过科学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分析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使人民法院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评判能够建立在与犯罪人有关的、体现其再犯可能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评价上，以降低社区矫正的适用风险，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开展个性化的预防犯罪和矫正犯罪提供科学依据，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所以，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在社区矫正的适用阶段扮演着“身先士卒”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和过程，调查评估报告则为社区矫正执行阶段开展个性化预防与矫正提供了科学依据。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到1930年，缓刑资格调查演变成为整个量刑提供判决前的调查报告，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积极倡导了这一制度，之后被许多国家效仿。我国的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最早运用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为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的公约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率先于2001年4月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第21条明确规定审判机关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前可以进行社会调查。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02年、2007年颁布《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为办案提供参考。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普遍适用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少年司法改革对这一制度的探索，给社区矫正的适用带来了启发。人民法院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适用缓刑、管制的比例越来越大。但“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都属于量刑情节，只有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获得较为充分的量刑信息，法官才能准确地判断能否适用缓刑、管制，将罪犯放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接受社会矫正。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以前，就有不少省市如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①等对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实践。2012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启动程序、工作主体、调查内容等问题，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正式确立。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当下的社区矫正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和实施，也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实施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4条对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评估的权力所设置的是“可以委托”的“授权性”规范，而不是“应当型”的“义务性”规范，导致了调查的随意性；启动主体主要为人民法院的单一性导致了启动时间的滞后性；调查内容的不统一有可能会造成部分关键调查项目和调查环节的缺失，导致了调查报告就事论事、肤浅空洞、对犯罪原因的深层剖析和人身危险性的综合判定的严重不足；调查报告的低质量无法为人民法院适用社区矫正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进而导致了调查评估报告效力上的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程序构建提出一些设想，先将整个程序设计为启动阶段、调查阶段和调查评估报告的使用阶段，然后分别进行程序构建。笔者从适用案件范围、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三个要素来构建启动程序；从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方法三个要素来构建调查程序；最后从检察院和监狱机关两个方面构建调查评估报告的使用程序。

二、启动程序的构建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启动程序是指由什么主体在什么时间针对哪些案件开始着手社会调查工作，其中适用案件范围、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是启动程序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在英美，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判”和“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在大部分案件中，一般是在法院判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开始量刑之前，法院才委托内部具有相对中立性的缓刑官进行量刑前调查。少年被告人案件则由社会工作者单独或者会同缓刑监督机构一起调查。究竟哪些案件需要进行量刑前调查，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在一些州当中，要对所有被宣告犯有重罪的案件都进行量刑前调查；在另一些州当中，仅要求对可能判处一定时间（如1年）以上刑罚的案件进行量刑前调查；还有的州规定对21岁以下或18岁以下的犯罪人和初次犯罪的犯罪人必须进行量刑前调查。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量刑前调查的案件中，并不必然要判处犯罪人缓刑。而在不可能被判处缓刑的案件中，是否进行量刑前调查，由法官自己决定。[1]（p104）

我国目前 普遍的做法即在人民法院立案经由承办法官初步阅卷后，认为有可能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委托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一种模仿英美的做法。仔细比较我国与英美国家在刑事审判模式、制度安排、机构设置等方面的不同，这种模仿和借鉴在我国存在着“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案件范围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建议被判处缓刑和裁定假释的案件。《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缓刑和假释前需要“考虑罪犯对社区的影响”、“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为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判处管制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前是否需要考虑罪犯对社区的影响，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是《刑法》等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具有相应的量刑情节时就应当适用的刑罚，而且管制本身就是一种非监禁刑，不需要考虑社区影响，应当适用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明确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是否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主体不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而且监外执行的条件消失后，社区服刑人员就应回监狱服刑。因为社区矫正期间主要是强化监管，教育矫正和帮助其再次融入社会的作用不明显。所以，判处管制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是因符合法定量刑情节而依法独立作出相应的裁判，管制中的酌定情节也只对量刑期限有影响，人民法院作出这两种形式的裁判，审前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不大。而法律对于裁判缓刑、假释的条件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审判人员需要更多地考虑犯罪人自身的具体情况，在专门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应在全面综合的前提下作出裁判。这些罪犯的具体情况大多数属于酌定的量刑情节，所以，笔者认为，裁判缓刑、假释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应作为裁判的前置性程序。

另外，笔者需补充两点。第一，我国《刑法》规定缓刑的适用条件为：一是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构成累犯者；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说明缓刑只适用于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只有被判缓刑才能适用社区矫正避免监禁刑。然而缓刑的条件限制排除了那些法定刑期为三年以上，但被告人悔罪态度非常好、再犯罪可能性非常小的案件。笔者认为这部分案件如果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发现被调查人确实一贯表现很好，只是过失犯罪或激情犯罪，且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再犯可能性极小，本着修复被伤害的关系的目标，可以考虑借鉴适用国外的严格监督性缓刑。当然这需要修改缓刑的条件，增加属于社区矫正性质的非监禁刑种（措施）。第二，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本身就是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发展而来。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对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论是否可能被判缓刑，应一律开展审前社会调查。

（二）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

因启动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启动时间的滞后性问题，已成为目前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诟病之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年《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启动主体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人民法院。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规定可以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监狱部门。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有权依法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及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有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时，就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所处社区群众、单位职工都有接触，因而公安机关可以在办案的同时就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开展调查，还可以节约诉讼成本。[2]然而，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往往是本能地逃避制裁，认罪态度不一定好，被害人正处于愤怒期，在此阶段开展社会调查，恐怕难以收集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公安机关的走访调查是为了侦破案件的需要，更为重视那些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对于那些涉及嫌疑人罪轻或罪重问题的量刑证据，公安机关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开展调查和收集。[3]所以，公安机关的侦查职能和审前社会调查的性质目的不同，公安机关不适宜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改革，检察机关完全可以通过量刑建议权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提供法庭采信，而量刑建议的提出有待于调查收集丰富的量刑信息。所以，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活动是为了在量刑建议中提出酌定量刑情节进而建议法官能否适用缓刑。刑事审判中的简易程序一般是针对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仅对被告人量刑的过程。所以检察机关是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以获得丰富的量刑信息。对此，已有地区尝试了此做法。如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司法局协商，主动承担起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对可能适用缓刑的被告人、由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调查，并作为量刑建议材料提交给人民法院。[4]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主体将社会调查工作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也体现了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的监督职能，避免了事后监督①的不及时和效果不佳的弊端。

辩护人则根据自身辩护职责的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制作书面材料提交法庭，以便法庭在量刑辩论时有充分的调查信息与公诉人（检察机关）相抗衡，法庭将重点审理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

人民法院启动审前社会调查，容易造成先入为主、未审先定、合而不议的偏差，无法保证审判的公正和实质化的审理。而人民法院自行开展社会调查，会与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司法被动性和证据裁判规则产生冲突。[5]英美国家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的缓刑官开展调查，缓刑官地位独立，有着较高的职业素养、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能够保证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但是，我国的人民法院内部并没有设置这种专职的“缓刑官”，也没有设立作为司法行政机构的“缓刑官办公室&rdq uo;。若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担任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会存在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滥用的可能。同时，基层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工作量本来就非常大，让法官亲自从事“审前社会调查”，不仅法官普遍不支持，而且也没有基本的可操作性。[6]但是，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不可能适用缓刑，而人民法院在审理阶段又出现了新的证据，认为可能适用缓刑；或者一审判决实刑，但到二审认为可能适用缓刑。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应赋予人民法院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权，但不是自行调查权。所以，人民法院不适合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但是必要时可以委托专门调查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监狱管理机关是罪犯的管理部门。监狱根据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部分犯罪人，在执行一定刑罚之后，认为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就可以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而罪犯的悔罪态度、改造表现、社会危害性才是决定能否假释的实质条件。因为，监狱在管理过程中对罪犯的各方面情况比较了解，赋予监狱对拟假释的罪犯调查“对社区的影响”，可以将调查结果与罪犯的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评估等综合考虑，制作假释建议书，提交人民法院裁定。所以，监狱管理机关是适用假释案件的审前社会调查启动主体。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判处缓刑等适用社区矫正刑罚和相关措施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主要应为提出量刑建议的检察机关和为被告人辩护的辩护人，其中检察机关的审前社会调查是一种职责，辩护人的审前社会调查是一种权利。必要时，审判机关可以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对于人民法院裁定假释适用社区矫正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应为建议假释的监狱管理机关。一般启动时间应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或监狱准备提交假释建议书阶段。启动时间的前移是为了确保调查主体有充裕的时间开展调查，而不是匆忙应付了事。

三、调查程序的构建——关注被害人的权利

（一）调查主体分析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被委托主体）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但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往往是基层司法所。笔者认为，制度设计由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即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英美国家的量刑前报告是由缓刑官根据法官的要求准备的，而缓刑官负责缓刑犯的监督执行。我国借鉴了国外的做法。第二，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可以使其提前了解拟适用社区矫正犯罪人的基本情况，有利于今后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矫正，实现刑罚的个别化，提升社区矫正的效果。第三，可以实现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审判机关）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的无缝对接，有利于及时接收、管理、防止脱管、漏管的现象发生。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该制度设计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从实施的实际效果上看，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

第一，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违反了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审前社会调查是社区矫正适用阶段的重要程序，调查评估结论对人民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英美国家规定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缓刑官准备量刑前报告，那是因为缓刑官是法院内部相对独立的司法调查员，法院内部又设立作为司法行政机构的“缓刑官办公室”作为缓刑执行监督机构，他们都属于法院系统。在我国不具备这样的机构，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和执行主体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根据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司法行政机关不适合成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

第二，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紧张、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性不强等因素影响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结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按照规定，每份评估报告需走访调查评估对象的家庭、社区、邻居、单位，听取被害人、所在村（社区）的意见，非常费时费力（人力、物力）。另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异地犯罪的现象日渐增多，人户分离情况严重，在客观上加剧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难度。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都缺乏法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人员素质较低，有时为了应付工作临时组合，甚至社工、志愿者也加入到审前社会调查的队伍中，导致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往往肤浅空洞、主观倾向明显，质量无法保证。

因此，笔者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调查主体应与启动主体同一，即谁启动谁调查，这种设计既能够保证调查的时效性，又能够保证调查质量。但人民法院作为启动主体例外。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对是否具备社区矫正的监管条件进行调查，同时还应当作为调查的参与主体发表自己的意见。据笔者的实际调研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审前社会调点关注的就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外部监管条件，而对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调查，因受制于工作人员的素质，调查评估结论简单粗糙。

我国目前接受人民法院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主体有：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如共青团、妇联、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关系下一代委员会等；专职社会工作者或青年志愿者；社区矫正机构。[7]但问题是这些被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在从事本职工作之外兼职从事社会调查，难以保证其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中，因而也就无法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所以，社会团体组织不足以承担社会调查的重任。从长远考虑，我国应该设立专门从事审前社会调查的机构，以确保调查评估结论的中立性和专业性。笔者建议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部设立专门的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委员会（或者专职的调查员），同时建立兼职调查员专家库（具有一定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人），让其提供专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二）调查内容

缓刑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内容和假释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内容是有所区别的，但总体来说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是犯罪人自身情况的调查，其二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外部条件的调查。

对犯罪人自身情况的调点首先应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在人身危险性调查中最重要的是被告人或罪犯的认罪悔罪表现，包括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悔过 态度和赔偿损失情况。如果认罪态度好，悔罪表现突出，表明行为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其次是犯罪前的平时表现（包括工作学习表现、业余生活、邻里关系、社会交往以及违纪违法情况）、主观思想动态和个性特点。再次是家庭、单位、邻居对其的社会评价。社会危害性调查包括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环境因素、被告人造成损害的社会影响、被害人的谅解等内容。

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外部条件的调查，包括家庭背景情况和社区公众被害人的态度（社区环境）。家庭背景调查包括家庭关系情况（如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的基本情况，是否是离异家庭，配偶、子女、父母是否有违法犯罪情况，家庭关系是否存在经济纠纷等）、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态度。社区公众被害人的态度主要调查被害人的心理承受状况、社区（村）基层组织的意见、公安派出所的意见，未成年人还需调查学校的意见。

而那些被告人实施犯罪时的情况，如犯罪人的年龄、职业、精神状态，犯罪动机、犯罪目的、故意过失、是否预谋、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等内容，不应该是审前社会调查的内容，而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时就应调查的内容，是作为定罪的证据。

辩护人的调查内容则是在全面研读公诉方的案卷笔录，洞悉公诉方的量刑建议的前提下，对起诉书所记载的量刑情节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调查收集各种被公诉方所忽略的酌定量刑情节。

（三）调查的方式方法

当前，我国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具体方式没有明确的规定，社会调查评估应当如何实施还是一个空白。但调查方式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全面性。[8]笔者在走访调查时发现，实践中的审前社会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填写表格式的审前社会调查表，表格中内容的获取采取个别约谈、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如《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表》；另一种是直接以调查笔录的形式出现，调查笔录中有若干预设的问题，包括被告人、社区居民、派出所、所在村（社区）等调查笔录，如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司法局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审前调查表》。两种调查方式大同小异，但调查的具体过程我们无法知晓。

对此，美国缓刑官的量刑前调查过程为：首先，缓刑官要与被定罪的犯罪人进行一次面谈，被称为“最初面谈”。这种最初面谈通常是在缓刑官的办公室中进行（如果犯罪人已经被拘留或逮捕的，就在看守所中进行）。在犯罪人未被拘留或者逮捕的情况下，最初面谈也可能在犯罪人的家中进行，这样的面谈给缓刑官提供了了解犯罪人的家庭状况等信息的机会。家庭面谈不仅可以让缓刑官通过实地观察证实某些信息，还可以通过与犯罪人的其他家庭成员面谈来证实有关信息。该面谈的内容包括犯罪人的犯罪历史、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其次，缓刑官试图通过医疗记录、雇佣记录、社会服务部门的记录、学校记录等来核实这些情况。如果时间允许，缓刑官应与所有的有可能了解犯罪人情况的人进行面谈，并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在一些案件中，缓刑官还应该到犯罪案件发生的地方，现场了解与犯罪案件的发生有关的情况。[9]（p105）

但是上述调查过程并没有反映出犯罪人的悔罪态度问题。笔者认为，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并积极赔偿的行为能较好地体现其悔罪态度，同时也能够体现犯罪人不再犯罪乃至回归社会的意愿，使其人身危险性大大降低；犯罪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努力帮助被害人摆脱困境，这也是降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志。被害人接受道歉和犯罪人给予的赔偿并对犯罪人表示谅解，这意味着双方的矛盾有所化解，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的修复。此类信息的调查收集将对法官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调查主体在对犯罪人面谈后，应再与被害人进行面谈，了解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被害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区矫正的社会效果，因此，有必要在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过程中引入刑事和解程序，以使社区矫正尽可能得到被害人的认同，从而实现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增进社会和谐。[10]因此，关注被害人的权利和意见是调查程序中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四、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使用程序的构建

（一）检察机关使用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程序

检察机关根据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向法庭提出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量刑建议，连同起诉书、案卷材料一并提交法庭，作为量刑参考依据。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检察官受刑事追诉地位的影响，其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般会具有程度不同的偏向性。[11]近期一些基层人民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即简易程序审理已出现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法官则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的情况。[12]这种量刑模式的改革，改变了以往人民法院对简易程序的“办公室操作”模式，①有效地规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纠正了检察官的偏向性。在这种量刑模式下，法官必须充分考虑双方提出的量刑建议，对双方提供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中有争议的内容展开质证和辩论，两造对抗的模式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需要注意的是，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的方式适用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不能总是强调“法律监督”，而应从行使诉权的角度来对待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以使得辩护方的“量刑建议”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同等的影响力。[13]

（二）监狱机关使用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程序

监狱机关根据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向人民法院提出是否适用假释的建议书。实践中的操作往往是人民法院对假释建议书进行书面审理，人民法院只对监狱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即作出裁定。有的人民法院甚至会以罚金的缴纳情况作为裁定假释的决定性因素，而完全忽视罪犯在监狱的悔罪表现和对被害人的补偿等因素。近年来，人民法院也出现了对一些特殊的假释案件召开听证会，进行公开、公正的审理，以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但哪些假释案件需要召开听证会还需进一步论证。若人民法院对假释案件召开听证会，那么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中有争议的内容就会被质证和认证，从而确保人民法院裁定假释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9]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上）[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篇（8）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下文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明确了社会调查工作开展的主体、对象及内容。这项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促进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更加合理。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涵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对社会调查制度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将从我国现行法律、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入手，诠释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容。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定义

1.新《刑事诉讼法》所阐释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内容。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可以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调查的对象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但由于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性质的规定，因此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主要还是根据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来认定。

2.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认定。检察机关对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4条、第16条第4款，以及新修订《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是作为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资料。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第13条规定是作为量刑时综合考量因素。公安机关在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11条规定是作为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综合予以考虑的因素。由此可知，我国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所取得材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而不是作为定罪的依据，只是便于公检法机关进行正确判断的辅助材料。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目的性认识。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调查的目的在于更全面的了解犯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最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措施，促使犯罪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得出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把相关材料作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刑事诉讼阶段做出适当处置时予以参考的一项制度。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综合情况最直接的材料，报告内容应包括犯罪未成年人基本情况，比如性格特征、成长背景、教育背景、生活背景等内容，同时应摘录社会调查内容，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综合评价、解释犯罪的原因、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和人格缺陷，并就如何进行教育、感化、挽救提出意见或建议。社会调查报告为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供参考依据，并为社区矫正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逐年递升，犯罪预防工作形势严峻。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还存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有效的监督是确保社会调查制度健康发展完善的重要保障。

（一）社会调查制度宏观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从立法层面来说，我国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不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从配套机构和调查人员层面来说，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检法三机关，但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自身人员数量及工作强度的限制，导致在实践中，委托其它组织机构进行调查的现象很普遍。目前主要是委托司法局、共青团、妇联、学校、社区村委、关工委等机构，而这些组织和相关调查人员虽然对未成年人工作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本身机构性质以及调查人员的自身素质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对调查过程的公正性和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进行监督是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良性发展的关键。

（二）社会调查在具体实施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1.社会调查的启动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力。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启动社会调查采用的是“可以”而非“应当”，这就存在一个启动社会调查自由裁量权问题，必然衍生出一系列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明确社会调查启动的标准；如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社会调查的公平性；如何解决进行社会调查和没有进行社会调查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区别对待问题，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防止借社会调查之行为来实行减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罚之实，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制度设计的完善，但是由于目前司法实践的局限性，尚无法一蹴而就解决以上问题，这就需要有相应机关对社会调查的行使进行监督，以便确保社会调查之行为的公正与公平。

2.异地委托社会调查问题。据统计2011年我国每年流动人口总量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相对突出，对于这类跨地域社会调查，由于启动成本高、难度大，容易造成此类案件社会调查率不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并结合我国现行司法实践，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十分必要也是相对可行的。所谓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指公检法机关对需要进行异地委托调查案件，可以委托当地对应同级的公检法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对应同级公检法机关把调查所取得的材料移送给委托机关的一项制度。建立这项制度，可以极大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更利于保障流动人口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更好的进行帮扶和挽救，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的公平性。

3.社会调查报告的形成存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进行社会调查的机构会根据调查情况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因此，社会调查的调查程序、调查内容、调查方式、询问人群、以及调查报告格式等就成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质量的关键。目前，对于这些具体内容尚无相关细则出台，实践操作过程缺乏客观标准，主观色彩较浓，这就需要相应机关进行监督，确保社会调查行为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三）社会调查报告性质认定上存在的分歧

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现行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可以推测出，社会调查报告主要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背景调查，其没有承担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罪的证据职能。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从而便于公检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阶段，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和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人目的，做出是否提请批捕、移送起诉、是否附条件不起诉、是否量刑时给予减刑处罚的决定，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调查报告给予公检法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证据强化的作用，应该属于广义上的证据。

三、检察机关监督社会调查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新《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3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这些法律、司法解释赋予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的阶段进行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是保证社会调查制度能够良性运转，发挥社会调查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前提。

（二）建立以检察监督为中心的社会调查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既有社会调查的启动权，也有对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职责。为避免出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一尴尬现象，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中应该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为主要任务，对公安机关、法院的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和法院应该进行社会调查而没进行社会调查，或者是存在确有必要对公安机关或法院的社会调查工作进行补充调查的情况下，开展社会调查工作。

1.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对于社会调查行为由公安机关启动的，可以分为提前介入监督和社会调查资料审核两种模式。对于重大、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查监督的同时，应该一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进行监督是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是通过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社会调查过程中制作的笔录、问卷调查等相关调查材料进行审核。判断社会调查人员资格、调查程序、调查方式等是否合法、所反应被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是否真实。对于公安机关立案后，没有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也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是作撤案或行政处罚处理的案件，应当将社会调查情况向检察机关进行备案，以便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

2.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法院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主要是：一是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对这类自诉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二是补充社会调查。对于公诉类案件法院认为所移送的社会调查材料需要进行补充调查。由于自诉类案件检察机关没有参与，因此应该建立法院和检察院社会调查通报制度。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作为其量刑的参考，主要是考虑是否存在减轻、免除处罚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法院社会调查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下，主要是审查社会调查所反应的内容是否与其量刑轻重相佐证，是否有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帮扶帮教条件、教育、感化、挽救可行性等问题进行分析。

篇（9）

在现行的江苏高考政策下，高中地理教学如不能抓住学生的学习兴奋点，学科就会被学生归入副科行列，仅仅是为了应付会考才学习，新课标的种种要求和理念将很难得以贯彻落实。在笔者多年的教学实施中，始终在探讨如何能让刚进入高中的学生对地理学科有新的认识，让学生认识到地理无处不在，无处不用，形成地理思维和地理意识。通过对新课标的学习，“重视对地理问题的探究。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开展地理观测、地理考察、地理实验、地理调查和地理专题研究等实践活动”(《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第三条基本理)。结合教材的特点：地理2“以人文地理内容为主，包括人口与城市、工农业区位因素等经典内容”。它表达的就是我们身边的地理。在必修2的人文地理的教学中充分地理社会调查法，效果显著。

社会调查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是人文学科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一般程序为：选题阶段；准备阶段(准备调查内容、准备调查工具、准备调查对象)；调查阶段(收集资料，实施调查)；分析阶段(审核、整理、统计、分析)；总结阶段(调查报告)。在地理教学中对各个程序结合教材、课时安排及学生、学校所在地实际，进行选择。

一、选题阶段

好的选题是社会调查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高一学生多数从未进行过社会调查活动，因此开始进行选题时会较困惑，往往题目大而空或不能阐释地理理论，教师就要给予相应的指导。必修2的“活动”有很好的社会调查建议，教师可让学生参考，但是针对我们学生的特点和时间的局限性。在选题时要注意几个原则：

重要性和目的性――想要通过调查解决什么问题?能否对课本的理论知识进行较好的诠释?如：《苏州外来人口调查》，能较好反映我国的人口问题和人口迁移理论。

可行性――选择的课题既要结合学校所在地的具体实际，同时还要易操作。选题不要追求大、全，要易切人。如工业区位因素调查中，我们就只是选了日常接触较多的商场、超市及苏州的一些专业市场中较特出商品。趣味性――高一学生对地理学科有着根深蒂固的副科概念。如果我们的选题不能抓住他们的关注热点，特别是在最初实行的调查阶段，这一活动很可能难以得到落实。我在必修2教学中作的第一个小社会调查是：你家庭不同辈分的兄弟姐妹的人数。题目很小、很易操作，结论却很能说明我国人口模式的变化。

二、准备阶段

课题明确后，进入准备阶段，准备充分与否关系到调查能否得以设施。此阶段要做以下几个工作：

“确定谁去调查”：明确调查者是独立还是合作，高中阶段因学生的年龄特征及培养合作精神的课程理念，通常采用小组合作调查，小组的组成根据课题的要求，本着自愿的原则组合，人数不要太多，通常以4-6人为佳，同时一定要在准备阶段明确各人的分工和具体任务，防止出现小组内部扯皮现象的发生。如在苏州房价调查活动中，按学生居住区域进行相应组合。

“向谁调查、调查什么?”：紧扣选定的主题明确调查的对象，如苏州外来人口的调查中，外来人口包含新苏州人(已在苏州安家)、外来打工人员、外籍来苏工作人员。调查内容则是要参照相关资料，提出不同层次的问题，拟定提纲对所有提出的问题和项目加以精选，分别轻重缓急，使其系统、完整。如东西山柑橘业发展的思考，要对东西山的柑橘业历史和现状提出数据层面上的调查，又要提出发展方向等深层次的问题。

“怎样调查?”：根据调查内容确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的方法许多种，常见的有问卷法――设计调查问卷，高中阶段的调查问卷设计要简单明了。不能让问卷太过复杂化，以免在调查中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干扰调查的主题。如苏州外来人口的调查问卷中学生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1，您的家乡；2，您的年龄段；3，您来苏的时间；4，您的收入段；5，您想在苏州长期居住吗?6，您对苏州较为满意的方面有；7，您对苏州不满意的有。虽然只有几个小选择题，但却包含了我国人口迁移的方向、对迁出迁入的影响、苏州面临的人口问题和城市问题等知识点。文献法――日益发达和普及的英特网及苏州众多的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文献法提供了最为便捷的调查基础。如苏州市区的面积和形态的变化，学生从网络和图书馆收集了从平江府图到苏州未来五年的发展图。访问法一通过与特定的对象(可以是某些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是经历了许多地理历史事件的老者又或是某一地理事件的经历者)交谈获得资料。观察法――现场观察，选择好观察的时间和地点，看其是否具有代表性、可观察性。如苏城交通状况调查，选择的时间为工作日几个时间段、周末，地点为主要商业区(观前、石路)、主要学校区、几条主要的公交线路等。

三、调查阶段

作为社会调查最主要阶段，它是对我们先期准备工作的最有效的检验，同时又是对我们的学生能力考验和培养。

协调好时间的安排：高中学习时间紧。在进行相关的社会调查时首先要和班主任说明调查大概安排，同时一定以家校的形式告知家长，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多数调查时间尽量安排在研究性学习时间，同时让学生学会用平时有意识收集一些有用的地理资料，以备不时之需。

调查注意事项：作问卷调查和访谈时衣着要得体、态度要诚恳、语言表达要清晰有礼。如遇到麻烦的事和人要耐心、尽最大可能获取第一手资料。

发挥小组的力量：调查小组相互间既有明确的分工，又要彼此帮助。遇到问题依靠集体的力量。每个小组选出一名沟通和协调能力较强的学生负责协调事务。时刻保持与指导老师的联系，学会运用社会力量帮助自己。

所有的户外的调查要注意安全，特别在进行交通状况、水污染等调查时，要将安全工作落实到人。

四、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阶段

本阶段根据课题的特点进行小组整理，包括数据的汇总、图表对比、问题归类，注意调查的第一手资料的保管。分析时可以参考课本的知识体系或寻求老师的帮助。

五、展示和评价阶段

篇（10）

中图分类号：D916.3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一）实行社会调查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1年）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与主体。

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社会调查的对象一般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随着青少年犯罪比例的上升，在做好未成年犯罪案件社会调查的同时，可以考虑将18至25周岁的青少年也纳入社会调查的范围内。

在社会调查员主体的确定上，该工作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组织人员实施，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1）自行指派内部人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社会调查；（2）委托相关社会团体如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承担该项工作；（3）聘请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有一定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热心未成年人工作的人员作为专职社会调查员；（4）由法律援助律师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聘请的律师开展社会调查。

二、贯彻社会调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一）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难。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剧，在这些地区，外来人员犯罪率居高不下。如果一味要求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均需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会导致诉讼成本过高，且受时间限制，导致外地户籍和非常住本地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困难重重。

（二）社会调查主体资源短缺。

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办案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比如基层检察院的办案部门，案多人少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开展社会调查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长期委托其他机构和个人也需要进一步的部门沟通和制度完善。此外，社会调查员基本上都是跨行作业，难免专业化程度不高，影响社会调查的深入性和结论的可靠性，专业化社会调查员极度稀缺。

（三）社会调查报告质量有待提高。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各地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仍处于摸索阶段，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良莠不齐。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社会调查报告过于形式化，仅仅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犯罪前后表现等方面粗略询问，没有做深入调查和分析，内容简略，流于形式。还有一些社会调查报告个人倾向性较为严重，没有以中立、客观的态度进行调查，此类社会调查报告当然无法为法院审判提供客观公正的意见。

（四）社会调查报告性质不清。

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理论上没有明确定性，实践中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有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的一种，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真实性的要求，并且能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加以印证，从而影响量刑。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具有主观性，且社会调查报告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故不能称之为证据，只能作为量刑的参考。

三、关于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思考

（一）如何明确社会调查的范围。

社会调查范围的确定，一方面应当让社会调查冲破地域限制；另一方面应当摆脱可能判处刑期的束缚。

对于外地户籍与非常住本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社会调查，如果因为诉讼的高成本和不方便而将他们排除在外，难免会影响法律的公平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异地委托的形式展开社会调查。即委托未成年人户籍地或常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指派或聘请社会调查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这样，就可以将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纳入社会调查的范围之内，确保公平。

但是不是所有未成年人犯罪都应该进行社会调查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些观点认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才应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的目的应当是了解未成年人的成长背景、犯罪成因、一贯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从而为法院量刑提供一定的依据，而非一味要求从轻、减轻处罚以达到缓刑、免于刑事处罚或不的目的。且鉴于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注，将社会调查制度束缚在刑期里实属错误，我们应当对每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深入剖析，对未成年人的品性作出准确的评判。

（二）如何培育专业社会调查员、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现阶段的社会调查员大多数是跨行作业，社会调查也成为了临时性工作，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长远发展看，相关部门应当着手建立或扶植专业的社会调查员培训机构，进行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方面的专业培训，如有必要，可以设立社会调查员专业资格证书，让社会调查员拥有国家认可的专业资格，这样无论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还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可靠性甚至是对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都是大有裨益的。

在培育出专业化社会调查员的以后，或者是仍由临时社会调查员担当重任的现在，对社会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的监督一定是个重要的话题。鉴于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在量刑上的影响，充分关注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真实性要求我们完善监督制约机制。（1）司法行政机关监督制约。明确公检法对相应各阶段的社会调查工作有监督义务。（2）回避制度。明确有亲属或利害关系的社会调查员应当回避。（3）两人以上调查制度。明确应当由两名以上调查人员进行社会调查。（4）法庭质证。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控辩双方提出意见。

（三）如何提升社会调查报告质量。

要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首先必须提升调查员的素养，其次必须加强监督，最后应当规范调查报告内容。

提升调查员的素养和加强监督在第二点中有所体现，主要是培育专业化社会调查员和完善各方的监督制约机制。规范调查报告内容不应死板地确定一个模板，将各项内容往里套，这样容易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调查方式和内容都可以灵活机动，但主要内容仍然要完善、有深度。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包含两部分，一是个人情况，二是据此提出的意见。调查报告应当附有证明调查报告内容的材料，提出的意见要明确，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成因、悔罪态度、人格品性论证分析。内容应当客观、中立，既要收集对其有利的材料，也不可选择性忽视对其不利的材料。

（四）如何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

对于实践中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性质的争议，笔者较为认同第一种观点，即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的一种。

篇（11）

    (一)概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由一些具有心理学、医学、精神病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等专门知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调查者,对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相关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然后基于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运用科学的方法,对未成年人进行客观、全面、综合、公正的评价,并对造成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进行科学的、深层次的、专业的分析判断,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做出专业的书面意见报告,为法官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处罚提供法律依据。

    (二)产生依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产生的依据是2001年4月1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调查。”这就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社会调查的主体有公诉人、辩护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

    (三)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为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施刑罚,一向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的全面调查,为参与审理的法官考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因而对其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二、当前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存在的缺陷之处

    (一)社会调查的主体

    关于社会调查的主体,依照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自行进行调查”的规定,由于是“可以”,而非“应当”,故从立法的角度,控辩双方、审判机关、以及受审判机关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形式,1、由控方或者辩方以访谈的形式,形成规范性的社会调查报告。2、由审判机关以问卷式或访谈形式,形成问卷调查表。3、建立一支特邀社会调查员队伍,这些社会调查员由熟悉青少年特点,热心青少年帮教工作的社会人士组成。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确定性,导致这项工作开展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从法院执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情况看,开始这项工作是由法官自行调查,形成书面材料,随着97年刑事诉讼法的生效执行,法官居中裁判规则的确立,开始改变以前单纯由法官调查的情况,同时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通过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协作,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由该机构完成其接受的援助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或庭审中将报告提交给法官予以参考。如果案件被告人自己聘请了律师,这项工作就由律师去完成。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完成的情况比较好。但是这样做毕竟只是辩护方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具有局限性和不客观性。而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的工作,认为是其检察工作之外的工作内容,态度消极。即使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了解也是在审查起诉时通过案件了解的情况,很片面且不详细。

    笔者认为,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上述几种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各种实际问题:(1)对公诉人作为社会调查主体,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属于其工作职责范围,实际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做社会调查的也寥寥无几。(2)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是目前在司法界适用较多的。这对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辩护人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在内容上大多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问题,只调查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被调查主体的真实情况。(3)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社会调查主体,这不仅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产生“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问题。(4)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若干规定》对此规定得比较原则,使实际工作中,人民法院应该委托哪一社会团体组织、对调查人员的要求、经费的承担以及调查后如何在庭审中出示,均未做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此种方式的很少。

    (二)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的地位,法律没有给予确定,由此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可有可无。

    社会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意义已经阐述,不再赘述。一个未成年刑事案件中,有无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应是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其效力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故实施的情况并不理想。社会调查作为一种制度在法院并未在实践中认真履行,而且对社会调查报告没有作相应规定,加上缺乏制度进行监督,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程序之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实施情况不好。既然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没有确定,由此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显得可有可无。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处于何种环节,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是否应该在庭审中予以展示,法律没有规定,导致社会调查报告在庭审中以和种方式出现、怎样展示,控辩审三方均感困惑。存有争议:

    1、对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主要有两种观点:(1)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对未成年被告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和成长经历的调查,与其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因此不能把调查报告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其不能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

    从证据的概念来看,调查报告不符合证据的范畴。证据必须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与案件事实本身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然而社会调查报告只是对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进行的综合评定,并非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客观的、必然的联系。

    从证据的本质特征来看,调查报告不完全符合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社会交往进行调查时,会涉及相关社会关系人对其的看法和评价,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现后,还要形成自身观点,出具最终报告,这些评价显然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调查报告只是与其犯罪的成因有一定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和主观恶性,对证明案件事实没有实质意义。

    从证据形式来看,调查报告并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

    鉴于此,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中质证,其性质应属于品格证据。但随着调查报告在实际案件中的广泛运用,其性质也越来越接近证据的范畴,为此,法律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

    (2)社会调查报告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因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对未成年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的调查,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可以在法庭举证、质证阶段出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