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历史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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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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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识作跨学科的横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历时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

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问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

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一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

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篇（3）

马克思有一句话来描述价值，他说价值是“幽灵般的对象性”。意即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它看不见，摸不着。那我们怎么感受它的存在呢？那只有将价值范畴的客观性揭示出来。因此，从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到近代西方经济学时期，每个时期总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论新主张，林林总总，重重叠叠。价值论也由单纯的劳动价值论逐步向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演变发展，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逐渐抛弃了价值本源的分析，由价格论取代了价值论。受此启发，本人认为，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等，还应有更多元的表现形式，比如会计价值。

一、价值的概念和内涵

何谓价值？我们通常得到的答案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同时，人们又会告诉我们：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白暴力先生在其著作《价值价格通论》中对价值是这样阐释的：价值不仅仅是三位一体的初始含义，更应是对三位一体概念的分解，而且要深入到价值范畴的内部去探讨。

1.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

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及其度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财富论。人们说：“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创造价值”，或者说，“三要素创造价值”，实质上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2.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

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商品的价格运动的中心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决定商品之间交换比例或价格运动中心的方式，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价值范畴上的价格论。人们在讲到价值规律时，说：“价格围绕着价值拨动”、“价格由价值决定”，或者说：“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的。

3.广义价格论

广义价格论通常指的是财富或商品真实所值与商品价格运动中心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内在所值就是决定价格运动中心的因素。这是人们潜意识中的一个“公理”。人们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则是合理的；如果不是按照其内在所值决定的比例进行，就是不合理的。

二、经济学中对价值理论的认识

“价值”这个概念在经济学中是被广泛应用的，而且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中。从早期的前古典经济学，到近现代的经济学，无不对价值理论问题加以探讨。

1.前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是经济知识的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家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但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已出现了商品交换，货币和一些商业。色诺芬（前430―前355）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色诺芬已了解到物品有两种用途：直接使用和用于交换。但他强调的是物品的第一种用途，即强调商品的使用价值方面。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发展了色诺芬关于物品有两种用途的思想，他已经看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重属性。他在《政治学》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做正当的使用，其二则是不正当的使用。他的这一思想到后来亚当?斯密那里发展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并从此成为经济学的固定范畴。

2.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古典经济学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叶的英、法两国。威廉?配第（1623－1687）是经济学说史上最早研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的概念。所谓“自然价格”，实际上就是指商品的价值，而政治价格则是指商品的市场价格，自然价格是政治价格涨落围绕的中心。并且配第从谷物和白银两种商品相比较的角度，说明了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这样，配第就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亚当・斯密（1723年～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借助有名的“钻石与水”的悖论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大卫・李嘉图（1772年～1823年）接受了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正确指出使用价值虽然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但是对于交换价值来说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他实际上认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即物质承担者。

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他指出商品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则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接着从商品的两重性导引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所含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的劳动。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说明了新的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由资本转移到新商品上的价值则具体劳动来实现的。马克思认为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马克思认为决定工业产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不是在最劣生产条件下所必要的劳动，而是在现有社会的生产技术下，以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生产出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

4.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学说

19世纪70年代，奥国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观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由边际革命直接导引出了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马歇尔（1842－1924）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需求、消费、买方的力量，把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供给、生产、卖方的力量，当两种力量相等时，就处于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均衡状态，形成均衡价格。

三、会计价值观念

我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价值应使用统一的含义，即价值一词的原意或哲学观念去表达。”经济学中对价值的表述如此，会计学也不例外。我个人理解，会计价值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会计计量。

1.会计计量的发展历程

“结绳记事”是我国原始公社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时人们的计量观念已十分丰富，用绳结的大小表示事的大小，这与我们现在用数的大小来表示事务的多少并无实质差异。到了原始社会末期，这种方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了，由此，用“书契”计量和记录的时代来到了。到了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是应用实物价值观，采用实物计量单位。比如“黄钟钜黍”。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贝币作为物物交换的媒介，既见之于形，又存在于实，使会计计量跨入以货币计量单位的初期阶段。到春秋时代，会计计量中采用了铸币，而且人们已经对货币进行研究了。货币价值观的萌芽源于实物价值观的缺陷和不足，这是会计价值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2.现行会计计量的表现形式

目前会计对经济业务事项或交易采用货币单位计量，而货币的价值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会涉及到会计选择何种货币价格进行计量的问题。当前中外会计界研究会计计量问题基本依据都源于FASB研究。因此下面内容拟以FASB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阐述当前的会计计量属性。

（1）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历史成本指取得一项资产而付出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其特点是发生的时点是资产取得当时，即历史时态下的成本，是基于过去的真实交易。正因为如此，历史成本因其可验证、计量方法简单、取得成本较低等优点而被利益相关人作为决策的信息依据。但历史成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它的可靠性用事实表明并不总是可靠的。如采购员在采购时接受大量回扣，为此形成的历史成本就不能如实反映市场上的公平市价，也就没有了可靠性。其次，在价格明显变动时，一些非货币性项目都可能因此被高估或低估。

（2）现行成本计量模式：现行成本又称重置成本或现时投入成本。指在现时为重置某一特有资产所付出的成本的计量属性。由于条件因素影响，事实上难以存在与原有资产完全吻合的重置成本。同时，在计算上缺乏足够可信的证据，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一般会计原则中不去考虑现行成本这一属性。但在经济学中，用重置成本进行资产计价，却是一些经济学家如J?R?希克斯坚持的观点。

(3)现行市价计量模式：现行市价又称脱手价值，指销售某种资产可望得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与前两种计量模式不同的是站在卖方的立场计量交换的产出价值，而非买方立场的交换的投入价值。这种计量属性的理论依据是，会计主体最需要的是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具备的较强的适应能力，只有如此才能确保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而这些只与资产变现价值有关。但事实上，由于某些资产的现行市价难以确定，降低了信息资料的可验证性，导致了极强的主观性；另外，不符合持续经营假设，似乎企业随时处于清算状态，不利于履行经营管理的责任。

(4)可变现净值计量模式：可变现净值又称预期脱手价值，它在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计量资产在正常经营过程中可带来的预期现金流入或将要支付的现金流出。可变现净值与现行市价的共同点在于都反映资产的脱手价值。区别在于变现的时点不同，现行市价是基于当期的脱手价值，而可变现净值基于未来的销售或其他事项。显而易见，可变现净值仅用于计划将来销售的资产或未来清偿既定的负债，无法适用企业全部资产。

(5)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模式：是企业持有资产通过生产经营，或者持有负债在正常的经营状态下可望实现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在所有可能的计量属性当中，只有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考虑了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真正体现了资产、负债作为“未来经济利益的获得或者牺牲”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提供的财务信息对于使用者也是最为相关的。

五种会计计量属性各有千秋，单纯地选择一种计量属性对于整个会计工作而言都不可能永远体现其连续、系统、全面的计量特征，也不可能始终使会计信息如原则要求的那样准确、真实、相关等。

3.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

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基于交易，即会计主体的资产计价根据过去的交易来计量，由于人为的会计分期所产生的时间差异，此时会计收益与经济收益不相等。而基于价值的会计计量模式根据资产的实际价值确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公允价值的解释是：在公平交易中，知悉情况的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一般而言，市场定价是最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据此，我个人认为，在经济学中，有一种市场结构所描述的状态与公允价值的内涵最接近。

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是一个竞争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市场上有无数个购买者和生产者，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厂商所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定的市场价格，它们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所有厂商在市场上提供的是标准化产品，任何一个厂商都不能通过生产有差别性的产品来控制市场价格；厂商可以根据各行业的盈亏状况，无障碍地自由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这样，生产要素就会从生产效率低的行业转向生产效率高的行业，从而使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购买者和生产者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买卖双方都掌握有关产品和价格的完全信息，可以据此确定最佳购买量和销售量，也可以据此以一个确定的价格来出售产品，而不致因信息不畅造成多个价格并存的现象。由此可见，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最为合理，资源利用最为充分，生产效率最高。

如图：

在图中，P0 为市场价格，在这个市场中，每一个厂商和购买者都是在对市场信息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出售或购买商品，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即定义中的公允价值。

参考文献：

[1]白暴力:《价值价格通论》.第一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2]邓春玲:《经济学说史》.第一版.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候荣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梁小明:《西方经济学》. 第一版.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

篇（4）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03. 052

[中图分类号] F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03- 0112- 03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当中，经济学一直是运用数理演绎及计量统计的研究方法建立经济模型分析问题的，似乎与实验毫无关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在检验经济法则的时候，无法进行类似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受控实验，因为他们不容易控制其他重要因素。所以，只能像天文学家或气象学家那样满足于观测。”[1]但是另一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诞生，打破了经济学不做实验的传统思想，将实验引入了经济研究当中，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的强有力工具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个人，其中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这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成熟，并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由于弗农・史密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所以人们将他誉为“实验经济学之父”。

1 实验经济学的演化过程

实验经济学是针对研究经济学问题，设计经济实验，对影响经济行为的因素进行控制，屏蔽那些与问题无关的因素，集中观察那些令研究者感兴趣的因素的作用，通过做实验取得实验结果，最后对实验数据和结果进行分析，并充分认识实验结果的经济学含义。[2]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相关问题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瑞士数学家伯努利提出的“彼得堡悖论”，这个悖论反映了理论预测与真实行为之间的差距。200年后，萨斯通为研究经济主体的偏好问题应用了实验的方法得到了无差异曲线。但无论是伯努利还是萨斯通都没有使实验的方法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直到20世纪40-5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才意识到实验的方法可以解释经济学问题。一般人们公认的实验经济学的开端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与需求实验，尽管张伯伦做这次实验的目的只是让学生能够通过实验了解经济学的概念，并没想将实验作为经济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但这次实验却为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创立实验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密斯从1956年开始经济实验研究，每年做2～3个实验，于1962年总结了他6年以来11个实验的成果，发表了被称为实验经济学奠基之作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论文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对实验方法的关注，同时也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并对今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实验经济学突破了市场均衡的研究，开始进行博弈论相关的实验，使实验经济学进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成为一种更具普遍适用性的研究范式。之后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实验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到现在可将其大致分为3个发展阶段（如表1所示）。

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迅速发展且逐渐科学化和规范化，它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重视。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团体和实验室也不断地涌现，如Vernon Smith主持的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实验室、Charles Plott主持的实验经济学和政策科学实验室、John Ledyard主持的加利福尼亚社会科学实验室、John Hey和Granham Loomes主持的约克大学实验经济学中心等。实验经济学已从美国传播到法国、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挪威、瑞典、加拿大、尼日利亚、日本、韩国、印度等许多国家。目前的经济实验室大多已实现信息化，特别是大量实验软件的商业化，简化了实验的程序，大大降低了实验的边际成本，使经济学实验更加普及，实验经济学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2 实验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

实验经济学打破了经济学不做实验的观点，将实验作为一种研究经济行为的方法引入了经济学，创新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工具。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缺陷，使得经济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它摈弃了传统经济研究的“经济人”假设前提，以可以犯错误的、有学习能力的行为者取而代之，并遵循价值诱发的原理，诱导被试验者发挥被指定角色的特性，使其个人先天的特性尽可能与实验无关，排除实验中的一些干扰变量，使实验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弗农・史密斯对实验设计提出了5条基本原则以保证实验模拟的真实性（见表2）。

实验基本原则的确定是进行一项经济实验的先决条件，解决了这个先决条件以后，就可以根据经济实验的步骤，建立一套标准的分析框架。弗农・史密斯认为每一个实验都应由三大元素组成，即环境（E）、制度（S）和行为（B）。环境给定了每位参加者的偏好、初始禀赋和现有的技术水平等一系列预先给定的条件，制度则界定了实验参加者要遵循的实验术语和游戏规则。环境和制度是实验者根据需要所制定出来的，是可控变量，它们会影响到最终所观察到的行为。行为是关于环境与制度的函数，即B = f（E，S），在这个函数中，E和S是自变量，B是因变量，也就是说行为是由环境和制度决定的，随着制度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在现实当中，人的行为又会反过来影响环境和制度，使其发生变化，因此，行为、环境、制度这3个要素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

经济学实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检验已有的理论、发现新的规律、环境比较、市场机制比较、政策评价、市场机制的设计等。目前，经济学实验的方法是模拟和仿真，通过在实验中模拟现实的经济环境来观察行为者的行为，从而得出结论。显然，现实当中的情况复杂多变，影响因素也较多，在实验中很难将现实的情境全部包罗进去，但是实验中可以创造允许不同行为者存在的环境，以便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观察人们不确定的价值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验的结果是否有效，所验证的理论是否真实需要用比较和评估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因此，比较与评估法在实验经济学中十分重要。在解释实验结果的时候会出现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不相符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理论假设行为人是理性的，而实际被试者的行为却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所以，在进行结果分析的时候还需要用到行为和心理理论来分析被试者的行为，才能很好地解释实验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创建了经济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法；同时还构建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桥梁。实验经济学将人类决策行为当作研究对象，把经济运行过程纳入了研究范围，从更加现实的视角研究了经济理论，为人类的决策行为提供了指导。现实中实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是在经济领域，而且还广泛应用于政治、法律、管理等领域。在管理领域，实验经济学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经营风险，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指导。本文主要阐述实验经济学的思想对管理实验的影响及借鉴作用。

3 实验经济学对管理实验的影响

随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实验的方法已不再是自然学科的专利，它已开始逐渐应用于社会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一直以来，经济学都扮演着管理学的理论基础的角色，为管理学提供指导思想，那么，经济学新的发展动向必将推动管理学的发展。因此，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对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实验方法的应用与管理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可以说贯穿于管理发展史的整个过程。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中，无论是在古典的管理思想阶段还是在今天的管理丛林阶段，实验研究始终是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手段和方法。[3-4]采用实验的手段开展管理研究更加科学、更具说服力，而且能够少走弯路，减少风险和费用。

实验的方法具有检验已有理论和催生新理论的双重特性，将其应用于管理学中也一样，既可以检验已有的理论是否正确，还可以通过设计实验为寻求新的管理理论奠定基础。利用缜密的数学推理来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只能检验在给定假设条件下，理论模型的正确性，而无法对各种前提假设条件进行检验，实验的方法就克服了这一缺陷，利用实验可以在一个模拟现实环境的实验室里，尽可能排除一些非关键因素，来研究关键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还可以不断改变环境和制度要素来观察行为的变化，这样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当然，还可以通过实验找出一个管理理论的失败原因，进而调整实验的控制环节，为催生出新的理论提供线索。实验方法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比较不同理论优劣，进而对其进行完善。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能够为管理学研究提供更好的理论检验和理论创新的工具。

4 实验经济学指导下的管理实验的设计

不确定性条件下，管理所面对的唯一确定的问题是不确定，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想使管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实验的方法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管理实验能为管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更加贴近现实、多状态、更为深刻的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环境；并能够通过观察、分析实验参与者的行为结果，为修正由管理学的假定、状态和着眼点构成的视角以及参照系，完善管理理论实证研究提供科学手段，进而为改进、丰富已有理论，发现新理论提供支持。

实验经济学是在“价值诱发理论”原理的指导下，遵循实验设计的5项基本原则来设计相关实验的，主要流程如图2所示。在价值诱发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实验首先要明确实验的目标，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建立与实验相适应的实验环境，选择被试的对象，被试者数量的确定要合理，因为被试者的数量也遵循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实验的结果，然后要按照实验的基本设计原则确定实验报酬的支付方案。这些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做完后，即可进入实验的实施阶段，但在编写实验指导语时，要注意避免使用对期望被试得到结果的暗示性语言，以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同时，要控制好关键实验变量的选择，尽量避免非关键变量的影响。最后的工作就是对实验结果进行评价，如果结果与已有的理论相符，那么说明实验达到了检验理论的目的，如果结果与理论不符，可以改变实验环境，调整变量，重复进行实验，可能会得到与理论一致的结果，或者可能发现新的管理规律。

借鉴经济学实验的分析框架，可以设计相关的管理实验，解决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如多种战略方案的比选、新产品的定价、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并购、广告费用的投入量等一系列的管理问题。管理实验必须注重实验的并行性，即必须能使实验再现，凡是不能重复的实验，不能算是成功的实验，偶然的结果往往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5 总 结

本文通过对实验经济学的演化过程、基本分析框架进行回顾，指出了实验经济学对管理实验的影响。实验经济学和管理实验的发展历史较短，都还处于初级阶段，尤其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更短，一些理论还需要进一步丰富，而且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管理问题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是，它确实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所以，随着实验经济学和管理实验的演化，要不断的丰富知识，从更多的视角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将企业每一个经营模块的实验丰富起来，为企业的管理提供指导。

主要参考文献

[1] 高鸿桢. 实验经济学导论[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篇（5）

互动式案例教学法是结合了案例教学与互动式教学法共同运用的一种综合教学方式。互动式案例教学主要以案例为主导，贯穿到运用课程的知识内容中，通过互动式教学方式实现教、学双方全面沟通，促进师生运用案例相互协商、积极探讨的氛围，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最终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

 

1.微观经济学进行互动式案例教学的必要性

 

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学生基础课程之一，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程，研究相适应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对微观经济学课程知识的把握，是顺应当前教学改革、教学模式创新大趋势，期望达到改善和提高微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目的。

 

1.1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决定了需要案例辅助教学

 

由于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抽象的纯理论型知识体系，需要运用很强逻辑关系、或者静态分析、动态分析、规范分析等研究方法进行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学习。除此之外，大部分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都需要先建立在假设条件之上，这就需要有相关的实事经济案例进行说明，提高学习效果。

 

1.2互动式案例教学法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伴有大量复杂图形和数学知识相结合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知识会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变得枯燥乏味，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则是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运用一些生动的案例，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思维创新，让学生从“要我学”模式自动转化成“我要学”的模式。

 

1.3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促进符合新时代的教学模式的改革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已不适应于现在的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的学习效果并不客观。借助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平台(多媒体、互联网教学平台)，各大高校已经具备了新的教学模式基础，这为老师传授知识的过程节约了大量板书的时间。因此，授课教师可以运用这些时间与学生一同探讨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的运用，独立思考，互相交流，发散思维，提高学习效率。

 

2.互动式案例教学法在微观经济学教学设计中的案例选择问题

 

在微观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为了使整个教学过程以案例为平台实现师生教学的互动，对教学案例的选择需要具备一定的要求。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问题：

 

2.1教学案例应具备一定的层次结构

 

微观经济学的每章节的内容都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选择的案例要针对某一理论主题，根据事实经济案例，设计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的同时，结合理论知识的逻辑思维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框架，层层深入，从认知到对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

 

2.2教学案例应先以典型性案例为引导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因此现在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前人从一些经济活动中总结而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许多经济行为也不止会发生一次。

 

2.3教学案例应与教学内容相匹配

 

案例的选择与编写应根据教学要求的需要，既要做到与教学内容相匹配，又要做到贯穿到整个教学设计中。因此，学生们可以运用案例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记忆。除此之外，案例通常都源自于真实的经济生活，贯穿整个教学内容的教学案例，便于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

 

3.总结

 

篇（6）

《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是学好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因而，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好《微观经济学》尤其重要。作为西方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体现框架，在内容上还涉及到了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所以，如何把福利经济学这个微观经济中的难点学好，就成了教师学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正是在微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谈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福利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福利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着重介绍了利己主义的个人如何操控他自私的情感和行为。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需要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背后所隐含的伦理问题明确地图了出来进行研究，是政策建议和评价政策所必需的，因此福利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也沿用了很多微观经济学中的教学方法。

二、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难点

1.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的过渡

在微观经济学中，生产的帕累托最优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埃奇渥斯盒直接推导出来，唯有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需要借助生产可能曲线来获得。生产可能曲线用来描述在已知条件下，两种产品之间在用尽所有资源、技术的情况下所有生产组合的可能的点的轨迹。在一般教材的推导中，首先要借助生产的埃奇沃斯盒得到生产契约曲线，然后遍取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个点，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量，再通过两种商品的最优产出量变换到另一个坐标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生产可能曲线。

通常做法推导的生产可能曲线虽然步骤严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并不容易单独理解，尤其是对于生产可能曲线凹向原点这一特征，需要借助边际转化率（MRT）随着横轴产品数量的增加也在增加这一个知识点。这时候可以脱出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从学生理解更为深入的机会成本角度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凹向原点：因为机会成本是递增的，这就意味着生产一单位的某商品，必须要越来越多的减少另一种商品的产量，以获得生产地一种商品的足够资源，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每点的斜率就代表了该点的边际商品转换率，随着`机会成本的递增,边际转换率也越赖越大，所以在机会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可能行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在解释清楚生产可能曲线的特点以后，在生产可能曲线上任取一点引埃奇沃斯盒，就可以完成生产与交换帕累托最优结果的推导。

2.一般均衡理论的教学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瓦尔拉斯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推导一般均衡理论的过程并不是现阶段本科生能够理解的，所以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以及后来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深入研究都尽量不要给学生讲的太过深入，只要把大的框架，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讲解清楚即可。

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性问题和试探过程要着重理清脉络，而理论的互动作用的推导则要借助简化的市场的经济情况。一般是设置四个市场，其中两个是产品市场，两个是要素市场，从四个市场都达到均衡的状态开始，假设某一个市场因变动难以维持均衡，从而影响其它三个市场，而三个市场转而又会引起该市场的变动，层层深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从而对福利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有更好的理解。

3.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指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作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场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介绍这个定理关键是要讲清楚该定理的前提条件：（1）充分竞争；（2）没有信息不对称；（3）没有外部性。第一条经济学家的方案比较简单，那就引入竞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遭到经济学家反对的。在这点上，经济学家与消费者是保持一致的。竞争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对厂商是不利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都是市场失灵的经典原因。这大概也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政府是用来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的，而不是应该用来替代市场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的第一定理。完全达到三个前提是不可能的，所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三、注意事项

1.关于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

旧福利主义者更青睐基数效用论，他们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求和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为效用单位。因此，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来表示，正如长度单位可以用米来表示一样，货币也必须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既然如此，由于富人持有的货币量大于穷人，所以前者的边际效用小于后者。如果把一元钱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整个社会的效用就会增加。所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成为收入平均化的理论依据。所以新福利主义者更倾向于序数效用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数效用论就不对，序数效用论就对。事实上当新福利经济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陷入窘境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发现更应该把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联合起来研究，这是应该让学生了解的。

2.关于市场经济万能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本质在于可以最有效的分配资源、配置产品，可以到达帕累托最优，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则保证了这种最优状态的存在。不过，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都要求有严格的假设条件：如市场上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与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机制充分接近等。事实上，这两个定理的条件都是很难满足的，其“主要是一个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参考文献：

篇（7）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8）

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 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2.3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刻认识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存在流派之分，但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仍主要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其所倡导的研究路线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经济发展为模板，对发展中国家后发外生型的具体国情以及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初始条件认识不够。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时，不可避免在实践中纷纷遭遇碰壁。一些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论断。如缪尔达尔指出:只要这些理论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诸如南亚等欠发达国家一一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总之，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解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致力于找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和决定因素，他们秉持内部结构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不安全根源于其内部因素，如资本匾乏、工业化滞后。因此，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维护和拓展经济安全时，必须革故鼎新，效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并接受其指导。’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种经济理念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的特殊性，因而在指导实践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

参考文献

篇（9）

作者简介：肖磊（1983-），男，安徽界首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5-0011-02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营利性大学的异军突起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公众的目光。到2001年，美国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中已经有45家成功上市，拥有学位授予权的营利性大学也已达到750所。与此同时，却至少有200所左右的非营利性大学倒闭了。[1]当阿波罗集团公司、阿格西教育集团、德夫里公司、教育管理公司、斯特拉耶教育公司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界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时，营利性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已不言自明。美国营利性大学的成功主要在于其很好地协调了外部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的有机结合。从福利经济学出发，以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为视角来审视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

一、美国营利性大学简介

1.美国营利性大学的发展历史

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滥觞于美国殖民地时期。伴随着美国本土奴隶主、资本家的出现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在多方需求的强力推动下，一种迎合人们兴趣、需要的收费私立教育产生了。1751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费城开办了第一所文实中学――“费城文实中学”，是营利性教育机构的雏形。它的成立对美国早期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下阶层人民用来谋生的实用教育合法化，也使教育不再是只有社会上极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随着工业革命的普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接受实用、开放、平等的教育，社会对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要求，使得职业培训课程逐步融入私立收费教育的课程之中。有组织的高等教育在美国逐步成形，这些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公立、私立、营利性、非营利性机构的融合体，在宗教和政府的交互影响下，他们之间的分界并不十分明朗。[1]19世纪50年代，美国第一所农学院在密歇根州成立，虽然美国政府在1862年颁布了《莫里尔法案》，但直到50年后，农业教育才被纳入到大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在这期间，营利性教育机构依然分担着为社会培养农业人才的责任。到了20世纪早期，营利性教育机构凭借向边缘人群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至此学术界称之为“第一代营利性大学”。

20世纪90年代，在秉承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理念之下，“第二代营利性大学”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得到美国教育部认可的营利性大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2002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发表《适应需要和创造利润：营利性学位授予机构的出现》，文章指出：截止到2002年，营利性学位授予型大学的数量虽然没有公立大学数量多，但也超过了非营利性私立教育机构的数量，营利性大学在招生人数增长方面同样超过了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2.美国营利性大学的特点

营利性大学（for-profit University）是相对于非营利性大学（not-for profit University）而言的，即：美国的营利性大学是在非营利性的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外存在的第三种大学。它以产业方式运作，被视为公司企业的形式之一，和企业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办学上受到政府的指导和支持。它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区别在于：从学校产权归属看，营利性大学的校产归投资人所有，投资人有权对校产进行转移、利润分配，甚至是停办学校；从大学权力所属看，在营利性大学中权力属于举办人和学生；从管理方式看，营利性大学主要实行经理负责制；从办学动机看，营利性大学的办学动机是获得利润；从课程设置看，营利性大学根据市场需求来设置课程，以市场为导向，课程更新频繁；从价值观看，营利性大学侧重于知识的应用以及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各种技能；从组织方式看，营利性大学均按美国联邦公司法的规定设立，享有与其他营利性公司企业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从运作方式看，营利性大学或由投资人主营，或由教育公司承办，按企业方式运作，经证券行会批准后可上市；从收益分配看，营利性大学的收益分配按照企业的分配方式进行。营利性大学的优势在于其以经营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大学，从营利性大学走出去的毕业生对工作的良好适应性是其和非营利性大学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

二、福利经济学视域下的营利性大学

1.经济效率：教育产出

在福利经济学看来，在制定教育活动类型时，既要考虑到资源配置效率（也称外部效率），也要考虑到外部效率用于教育的资源投入总量，还要考虑到不同种类、不同水平教育的资源分配（微观效率目标），综合这三种因素便可制定出投入的最佳数量、质量以及各自所占的比重。因此，在对教育进行投资时，要力争取得最佳投资量，最佳投资量的取得应遵循以下原则：在理论上，最后一单位的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将资源用于其他投入时所能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尽可能多地得到“良好的教育成果”。良好的教育成果是来自多方面的，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个人天赋等。这种良好的教育成果我们称之为“教育产出”。关于教育产出，可分为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和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两部分。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主要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和教育者得到的心灵上的快乐和充实、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的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正确指导、受教育者由于受到教育所带来的工作满足感、一份稳定的工作带来的安逸、受到高等教育和拿到相应的文凭而受到的社会尊重、潜在的更美好的职业前景等。可被测量的产出主要有：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受到教育而得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公司的分红（对学生个体而言）、就业率的提高（对学校而言）、营利性大学所获得的利润等。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求利润，相对而言，其更重视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

首先，我们来看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营利性大学从三个方面解读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即：良好的教育成果：一是指学生的高就业率；二是指学生在教育资金上的高投资回报率；三是校方投资的高回报率，包括校舍投资、师资力量投资、教学设备投资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毕业生就业率的高低决定了营利性大学下一步能迈多大，高就业率既是学生选择营利性大学的理由，也是“学位价值在市场中看得见的指示器”。[1]同时，就业率和学生的投资回报率也是密切相关的。相关产业分析人士认为，毕业生就业情况是他们毕业后对他们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ROEI）的一种测量手段。[1]在营利性大学，他们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为28%，而同期的美国学士学位的教育投资平均回报率仅为18.7%。鉴于就业率和学生投资回报率的主体是学生，加之营利性大学追求利润的本质，他们宣称“顾客就是学生”，学生的“成功”就成了他们关心的重中之重。营利性大学从两方面诠释学生的这种“成功”：一是学生学完课程，即学业上的成功；二是学生毕业后能得到一份和所学课程相关的且报酬不菲的工作，最好这份工作还能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空间。为了达到以上两方面的成功，一方面，营利性大学的教职工把精力聚焦在学生的学业和满意度上，他们将办学重点定位在培养学生就业上，学校开设的课程是市场需求度极高的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而对于就业机会相对比较低的通识教育课程，他们则不开设或极少开设。另一方面，使学生满意并不是说要屈服于学生的喜好，而是指对学生的需要做出适当的反应。在实际的教学中，主要表现为：学校迅速答复学生提出的疑问，关心学生认为是疑难的问题、礼貌地拒绝一些有损学校利益的要求。

营利性大学如何实现“良好的教育成果”的第三方面呢？理查德・鲁克认为，任何机构中规模经济的建立都能够降低成本和提高操作效率。[1]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有时被称为内部效率的生产效率与尽可能高效率地对学校和其他机构进行运作管理有关”。[2]营利性大学重视对经营效率和规模经济的利用。在他们看来，使效率最大化的一个关键是控制班级规模，为此，他们尽量减少和消除小班授课。这种控制班级规模的做法也使得各种设施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教学设施，学校一年四季都在运转，教师在干净但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工作，等等。如果要添置新的设备，要开会讨论，而且对学生使用频繁的实验室优先考虑。可以说，为了提高学校的投资回报率，营利性大学采取了开源节流的策略。

其次，我们来看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传授知识和技巧，与此同时还要帮助个人形成正确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教育产出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国营利性大学中，这种产出十分有限。教育被看成是一种技术，甚至是文化。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和养成包容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这种目标指的是个人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在学术上不畏权威的心理，同时，还要允许持异见者的存在。因此，良好的教育成果取决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因素。营利性大学的本质是追逐利润，在其开设的课程中，更侧重于传授给学生一些实用性强的知识，教学大纲由专业的课程专家负责制定，而教师对于教学大纲、学分、学时、课程设置等问题几乎没有发言权，教师之间在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交流也不多。在营利性大学中，关于教学有效性的讨论基本上就变为关于学生成绩分布、不及格率和及格率、退学率以及学生进入下一个阶段课程学习情况的讨论。在美国营利性大学，教师只需要把课本上的知识教给学生即可，不需要什么学术激情、学科专业知识和对教材的透彻理解，学生就像是车间流水线上的产品，这个车间的主人则是营利性大学的老板，他们不注重学术自由，也不注重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性和本质。在学生方面，营利性大学的学生和非营利性大学的学生相比，具有学生年龄偏大、有独立经济能力、在学业上靠他人资助、来自单亲家庭的特点。从学生的社会背景来看，帮助他们形成统一的价值观也比较困难。在这些学生中，大部分是走读生，他们的课外活动非常有限，学生对自己到营利性大学学习有着明确的目标――入学、毕业、找工作，他们需要的是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学生和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教师之间，甚至“老板”和教师之间多少显得有些冷漠。学生之间很少交往和开展活动，教师之间也很少讨论如何使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如何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何使学生提高道德水平，更不会去注重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老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时候也是建立在雇佣的基础之上的，在营利性大学工作的教师不享受终身制，一旦“老板们”认为某位教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老板将毫不犹豫地辞退他。笔者认为，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也要受到重视。一方面，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在无形中影响和调节着营利性大学的招生人数、办学规模和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能够帮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有助于帮助他们形成完善的人格，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而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学会生存。

2.社会公平：入学机会与就业

福利经济学寄希望于一种公正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把公平定义为机会均等的一种形式。所谓机会均等，并不意味着个人一定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全部教育，但这确实意味着，在不考虑被认为是不相关的任何其他因素时，任何人都应得到跟处于同等教育条件下的任何其他人同等的教育。[2]即：如果甲、乙两人具有相似的偏好和能力，那么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就应该是相同的，而不要考虑家庭收入、父辈的人际关系等一些完全不相关的因素。

据统计，在营利性大学攻读学位的学生以少数民族的已婚女性居多，他们通常通过财政资助、贷款和个人储蓄相结合的方式来支付教育费用。[1]营利性大学通常把校址选在居民点，学生入学无门槛，学校有时还帮助学生获得政府提供的各种财政援助。学生大多来自社会背景较普通的家庭，或是他们之前就读于较普通的高校或冷门的专业。营利性大学把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作为自己经营的主要目标，办学的重点是和自由市场经济保持协调发展，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营利性大学的业务推动因素之一是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一点就体现了经济机遇和社会利益的适切性。

为了取得较高的就业率，营利性大学在课程的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营利性大学以人力资本理论作为专业设置的理论基础，对学校的发展有着明确的市场定位，课程设置是紧跟市场需求的。有什么样的市场需求，营利性大学就会设置相应的办学方向，他们开设的课程具有针对性，一般开设市场需求量大而没有或缺少市场供给的课程，以应用型知识为导向，专业分布在各个层次，同时，也针对学生需求开设了专门课程。为了能及时把握市场风向标，他们密切关注大都市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准确定位雇主所需要的人才的学术背景，并把在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各种技能融入课堂教学。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受雇于营利性大学的教师不但不享受终身制，而且，一方面他们需要具有学术资格，另一方面他们还需具有与其专业相关的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学校之所以选择具备这种资质的教师，是希望学生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工作的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事实证明，营利性大学对课程和教师的定位如此精准，毕业生的高就业率就是最好的证明。来这里上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家庭条件不优越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实践中的这种优势为他们在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竞聘同一岗位时营造了更为有利、相对公平的环境。虽然营利性大学的主要宗旨是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很可能同时培养了知识、技能水平更高的民众，帮助年轻人理解了美国的风俗传统、社会，也给予了一些社会弱势群体在叩开职业生涯大门时以一臂之力。

三、结束语

在当下的信息社会中，教育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重要。在福利经济学看来，教育能够增进快乐和幸福感，它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愉悦，还有物质上的回报，即使这种回报存在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用工歧视、专业限制等时代背景下。通过对美国营利性大学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其现状的描述，从福利经济学的视域审视了美国营利性大学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表现。在保证学生、校方经济效率的同时，营利性大学也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公平的实现。尽管其在不可被测量的教育产出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不得不承认，它在兼顾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这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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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大学生们不能再一味地只关心技术了，我们同学学计算机也不能只顾对着电脑屏幕，埋头在编程、符号、数据中。在中国这个讲究传统礼仪的国度中成长的大学生，多了解一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对自己的职业发展还是未来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为此，作者结合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的成长经历，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一些解读。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激起大家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启发同学们多做一些关于职业、生活的思考。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侧重于与物质资源，而不是精神层面问题处理方式的研究。学习经济学知识的目的是让大家在与他人(包括朋友与合作伙伴)打交道时，能够慢慢适应或是习惯于不以道德的观点而是以互利的角度去预测、判断对方的立场和可能做出的反应。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理性地看待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价值规律最终决定了产品的价格走向，但对于具体的交易行为，当时的供求关系面对价格的影响会更直接。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经济学理论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更有益于我们解释和应对个人面临的经济问题。

预备概念

在开始介绍经济学的原理之前，首先介绍消费者产生购买行为的三个层面以及马斯洛的需用层次理论。

需要(NEEDS)是缺少某种东西的感觉，如饥渴、劳累、孤独等。

要求(WANTS)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特定形式或途径，如渴了可以喝水，可乐、汤等。

需求(DEMANDS)是有购买力支撑的要求。

请注意，以上三个层面中的需要是人类通行的本能要求，而要求则会因文化环境与个人消费习惯而发生变化，人类的要求还会特别地受到年龄与生活圈子的影响。当然无论个人有什么样的要求与欲望，满足与否最终要受到购买力的限制，商家会比任何人都关注这一点。有购买能力的人群才能构成目标市场。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商家的目的永远都是刺激消费对象关注和识别个人的需要，引导客户使用自己的产品或服务去满足个人的需要，从而形成、维持和扩大对商家产品或服务的要求。商家应当主要关注那些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的要求，因为市场份额的绝大部分来源于这些消费者。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在组织激励研究领域应用最广泛的理论。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并认为这些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发生，低层的需求满足后，高层的更为强烈。这五种需求分别如下所示。

生理需求：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的需求都是生理需求。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先尽力满足这类需求。

安全需求：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

社会归属需求：包括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等的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既包括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也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

自我实现需求：其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

经济学的假设

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人是利已的。即人类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目的只是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这种需求不仅限于物质利益，而是包括了马斯洛理论所提及的各种需求。无数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在利已动机的刺激下使经济活动的结果趋向于最有效。这个现象被亚当・斯密解释为“看不见的手”在促使社会福利的改进。

经济学的假设之二：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是理性的。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应当是为了满足利已的目的，而不会选择从事不利于自己的决策。在作者看来，这个假设指的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为了达到利已的目的，而不是去关注过程。实际上大多时候人往往是不够理性，或是说不理智的，女性的消费者更是如此。

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介绍

说明：

1．1. 以下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资料来源是：《经济学原理》 (上、下册)，作者曼昆(美)，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

2．2. 关于经济学原理的解读部分系作者本人的思考与观察，其中部分实例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但在此也借用经济学的原理加以了解释。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面临交替(选择)关系。人们时时面临交替或选择关系的本质是对稀缺资源(包括时间、精力与物质)的争夺或是分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的选择题不胜枚举，比如：

考大学时，选择北大还是清华、报文科还是理科、学经济还是习法律……

毕业时，选择工作还是继续深造，在国内读还是出国念……

周末要选择做家务还是出去，体育活动、文艺活动还是SHOPPING等等。

考虑到可行性，针对同一需要，不同的人可选择的范围是不同的，既与个人的偏好有关，更受个人财力状况的制约。比如累的时候，穷人可能会小睡一会儿，富人则可能选择做一个按摩。一般而言，富人的选择兼顾多种需要的满足，比如，富人购买一部宝马汽车，就包括了马斯洛理论提及的前四种需要。在商业活动中，消费者与供应商互为稀缺资源，供应商要争夺消费者的金钱，消费者则是在诸多厂家中挑选适合自己的产品。基于这个判断，作者在此大胆做出一个预言，就是五年内北大清华会面向社会打出广告去招生。这样判断意思不是说五年内北大清华招不到学生了，而是北大和清华之间要互相争夺最优秀的考生。

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少选择的成本，增加选择的机会。比如，企业实行股份制并进而上市就降低了投资的门槛和风险；如果允许大学生转学或转系就可以减少一考定终身的弊端等等。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这是因为人的能力与时间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资本性的生产要素。在很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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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主权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 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