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逻辑大全11篇

篇（1）

1.辩论可以加深学生体验，培养解读能力。从学习角度出发，辩论也是一种思维活动，属于一种学习方式。在课堂上，教师创设辩论情境，营造竞争氛围。而学生大多“年轻气盛”，为了达到目标，为了驳倒对方，他们会深入钻研教材，甚至通过百度搜索等方式搜集与教材相关的资料，包括与对方相关的资料，会精心准备问题，乃至发言材料，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接受教材内容，而且对教材内容进行了一次重组、消化，从而最终接受、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知识，而且还学会辩证看待问题。

2.辩论可以锻炼学生思维，培养逻辑能力。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辩论，是培养学生怀疑精神的一种重要途径；同样，辩论也是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最主要方式。通过学生之间的唇枪舌剑，不仅可以激发学生进行思想碰撞，而且还能摩擦出智慧的火花。在辩论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正确完整表达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还要善于抓住对方话语中的核心，寻找问题，进行反驳。而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培养逻辑思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分析对方的回答有没有错，错在哪里，为什么错，怎样去反驳，等等。这样长期训练，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学生的怀疑精神，而且还能有效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

3.辩论可以彰显学生个性，培养探究能力。传统教学中，往往只关注学生成绩，关注班级共性问题，却忽略学生个性思维的培养。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通才”，但是却不能培养顶尖的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对于课堂辩论来说，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毕竟辩论在行为上属于个人行为，教师对其的指导更是一种个别教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语言能力，以及思维敏捷程度。这样教师就可以做到因材施教，从而让不同的学生都能得到不同的发展。同样，学生为了追求辩论胜利，也在不断努力，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一种探索真理的精神。

其次，简述课堂辩论的组织过程

1.预设课堂辩论的主题与形式。课堂辩论只是一种教学方式，教师要选择合适的内容，进行课堂辩论。对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文体，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另外，教师还要选择适当的话题，课堂辩论主要针对有争议的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内容，这样可以营造师生、生生平等、宽松的对话氛围，提升辩论实效。

2.布置课堂辩论的前置准备。只有让学生经过充分准备，辩论才更容易生成精彩。因而教师要在课前对学生进行指导，为学生提供合适的素材，让他们学会自己去搜集素材就显得十分必要。

3.设计课堂辩论的具体原则。“学”的原则，辩论只是形式，最终要通过辩论启发学生自己去学，最终达到增长知识、提升素质的目的。“深”的原则，教师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尽可能参与，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容”的原则，辩论就是辩论，有的只是辩方，而没有教师与学生之差别。教师需要充分宽容学生在辩论中言辞激烈的内容，要引导学生在尊重对方人格的基础上进行辩论，当然，这前提就是一个“容”字。

再次，探究课堂辩论的实践应用

本文以《学与问》为例，着重谈谈课堂辩论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1.引导学生质疑。在学习第一小节时，笔者曾经直接抛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这一小节中哪一句强调了问的重要性？自然很多学生都认为是“‘问’常常是打开知识殿堂的金钥匙，是通向成功之门的铺路石”这一句话，理由也很简单，这一句用“金钥匙”“铺路石”这两个词语阐述了问的重要性。这时笔者没有肯定，而是反问：是这样吗，有没有不同意见呢？引导学生质疑。再次思考后，有小部分学生认为是“知识是学来的，也是问来的”这一句。理由也简单，文中运用了并列词语“是……也是……”。这样通过巧妙询问，激发学生质疑。

篇（2）

一、引言

逻辑连接词是语篇是否连贯的重要因素，也是逻辑性思维的重要载体。而英汉语之间的形合与意合的差别则使逻辑连接词具体的使用方法产生了差别。这就导致了EFL英语学习者（英语作为外语的语言学习者，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外语学习者）在英语辩论中会出现逻辑连接词使用不当的情况，从而无法有效的表达己方观点。EPL英语学习者（英语作为母语的语言学习者）对于逻辑连接词的使用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相比于EPL，EFL在使用逻辑连接词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有哪些可以借鉴进而得到提高的呢？本文将利用X-Mind思维导图软件将EFL和EPL的辩论文本可视化，重点研究两类英语学习者的逻辑词使用，为EFL提高辩论逻辑性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

现阶段逻辑连接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以提高翻译质量为最终目的针对逻辑联结词进行的研究，旨在通过规范逻辑连接词的使用，增强译文的逻辑性，从而做到信息的有效表达。其次是将中英逻辑连接词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通过观察在不同文化差别下连接词使用的频率、位置，总结造成逻辑连接词误用的原因。较为突出；最后是⒙呒连接词与各个专业领域相结合，规范连接词的使用的研究。其中涉及到英文新闻报道、外文学术期刊写作、高中英语议论文写作以及轮机英语等方面，但未见将逻辑连接词与英语辩论演讲进行结合的研究。同时，研究手段多以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为主，最终以表格呈现，不够直观且单一。

三、衔接理论

逻辑连接词体现了语篇的逻辑连贯性，在英语辩论赛中，辩手发言有良好的逻辑能够帮助其更有效的传递观点，从而赢得辩论比赛。而良好的逻辑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用好逻辑连接词。逻辑连接词有很多种类，韩礼德（1985）将逻辑连接词分为：详述（collaboration）、延伸（extension）、增强（enhancement）三大类。而国内学者廖秋中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语习惯特点将逻辑连接词更加详细的分作以下几类：

1.信息添加（and，too，furthermore，besides，most important…）

2.因果关系（because，for，since，as a result，therefore，according to…）

3.转折对比（although，however，still，but，nevertheless，in fact，rather…）

4.层次列举（firstly，to begin with，on the other hand，next，in the end，before…）

5.解释举例（for example，such as，namely…）

6.表示总结（in a word，briefly，in short，to sum up…）

我们将依据廖秋中的分类理论，对EFL和EPL在英语辩论中使用的逻辑连接词进行分类，逐类进行对比分析。

四、文本转写及制图

辩论文本摘自2016年度北京辩论挑战赛决赛的两位位置相同的辩手的发言，（同学1属于EFL而同学2属于EPL），通过人工转录、软件校对、人工复核，将视频资料转录为文字数据，利用X-Mind软件绘制成思维导图。

五、图例分析

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EPL的逻辑思维导图内容较为复杂，形式较为多样，但思路较为清晰，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而逻辑连接词本身也比较多样，在达到目的、发挥功能的前提下，会使用相较口语化的连接词。而反观EFL，无论是逻辑结构还是连接词都较为为单一，具体的问题如下：

1.不同类别逻辑词混用。在观点部分的延伸中，为了进行两方面分析，同学一使用了firstly和and，但根据连接词的分类方法，firstly应该搭配的是second，二者皆属于层次列举类的连接词，而and只表示简单的并列，这是层次列举类和并列关系类的混用；

2.逻辑连接词缺失。在第二个论点中在进行对evidence和第一个conclusion的阐述时没有关键的逻辑连接词，使得结构不够明确；

3.逻辑混乱。同样在第二个论点当中，同学一依次进行了evidence、conclusion、comparison、conclusion的并列式叙述，但evidence、comparison、conclusion不属于同一层面，而是递进关系，期间也没有出现任何类别的逻辑连接词，造成逻辑混乱；

4.重复。由于整体逻辑的混乱，导致了延伸部分的分析与第一个论点中的分析内容重复，同时也没有使用任何解释举例类别的逻辑连接词进行提示；

六、结语

论点和例证是辩论发言的整个框架所在，它在帮助选手构建发言内容的同时，还在比赛中为评委老师提供评判思路，赢得比分。构建逻辑性强的论点和例证更是可以提高选手的逻辑思辨性，对于其他领域的工作学习也有帮助。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2]陈娜.汉语逻辑思维对英语连接词运用的负迁移影响[J].海外英语，2011.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Halliday，M.A.K.& Hasan.Cohesion in English[M].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1976.

[5]Jos，Martin.The Five Clocks[M].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1962.

篇（3）

1、直接推理法

直接推理是由一个前提推导出一个结论的推理。

直接推理是法庭辩论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推理方法，适用于那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无疑的案件。公诉人发言时可以根据被告人作案的时间、地点、手段等具体特征，运用证据，直接揭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得出被告人构成犯罪的结论。

2、假言推理法

假言推理是至少由一个假言判断作为前提的推理，它的大前提是假言判断，小前提和结论是直言判断。

运用假言推理，必须保证大小前提的真实和推理形式正确，否则容易出现错误。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可以针对被告人的狡辩，运用假言推理进行驳斥。例如一抢劫案被告人辩解：只有亲手从他人身上抢东西，才构成抢劫罪，我并没有亲手抢他的东西，是他主动给我的，因此我不构成抢劫罪。公诉人可利用假言推理规则指出其错误所在，即被告人阐述的观点大前提不真实，“亲手从他人身上抢东西”并不是抢劫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自己的财物，其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因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3、选言推理法。

选言推理是至少有一个选言判断作前提的推理，其大前提是表示一般原则的选言判断，小前提和结论是关于个别情况的直言判断。

正确的适用选言推理，必须使选言选项穷尽一切可能。在法庭辩论中，辩护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利用错误的选言推理进行误推，得出似乎正确的结论。如个体医生甲以治妇科疾病为名，多次奸淫女青年乙，乙醒悟后，控告甲强奸。庭审阶段辩护人提出甲不构成强奸罪，理由是甲与乙发生性关系是乙自愿的，甲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并没有违背妇女意志，甲的行为只能视为通奸。从表面上看，辩护人的发言似乎有道理：甲与乙间的性行为要么是男方使用暴力、胁迫手段违背女方意志发生的，要么是女方自愿发生的，违背妇女意志的为强奸，女方自愿发生的为通奸，本案中甲没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是女方自愿发生的，所以甲不构成强奸罪，是通奸。根据逻辑规则分析，辩护人使用的是不相容的选言推理，看上去似乎符合选言推理的规则，但其错误在于推理的大前提的选言选项没有穷尽一切可能，公诉人如果熟练掌握逻辑推理，可以立即指出辩护人的错误：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由此看出，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行为除辩护人提到的“暴力、胁迫手段”外，还有“其他手段”，其他手段包括利用妇女无知或有迷信思想而帮助其治病驱邪等方法。这些方法看似自愿，实质上却是被害人被蒙骗而没有反抗，一旦知道事实真相后是不会同意的。本案中乙正是出于治病的目的受甲蒙骗而被强奸，甲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4、．二难推理法

二难推理是由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作前提的推理。

运用二难推理时，应注意假言判断的前后件之间要有必然的联系，并且选言判断的选言选项必须穷尽，否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二难推理在辩论中具有重要作用，常常用来批驳荒谬观点，使其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达到揭露犯罪的目的。如某被告人在一天晚上盗窃某单位车库内的汽油时，由于点火照亮引起火灾，造成直接损失35万余元，法庭上被告人辩解自己不是故意放火的，已经赔偿损失，不应负法律责

转贴于

任。于是公诉人指出：如果你是故意放火，根据法律规定，构成放火罪，应负刑事责任；如果你不是故意放火，根据法律规定，构成失火罪，也应负法律责任。

二难推理在运用过程中难度较大，往往容易掩藏错误，稍有不慎就会变成诡辩。在法庭辩论过程中被告人及辩护人往往出现二难误推的错误，用貌似正确的二难推理，致公诉人于两难境地。公诉人应及时运用逻辑知识指出其错误之处。因为二难推理是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的结合，只要判断其假言前提的前后件有无正确的逻辑关系以及选言前提的选言选项是否穷尽就可以指出其错误所在。

篇（4）

一、《韩非子·难一》所论矛盾之说是有关形式逻辑

矛盾律的论述，而非有关逻辑悖论的论述

《韩非子·难一》所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矛盾之说如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于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对于韩非的这一矛盾之说究竟应该如何看法，在我国逻辑界早有定论。试看温公颐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逻辑教材(中国逻辑史教程》中的如下内容：“从‘吾盾之坚，物莫能陷’，能推出：‘吾矛不能陷吾盾’。而从‘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则能推出：‘吾矛能陷吾盾’。显然。‘吾矛不能陷吾盾’与‘吾矛能陷吾盾’，便构成了矛盾关系的命题……由上所述，我们清楚看到，韩非明确指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这两个互相对立的不命题是不能同真的。这就准确地揭示了矛盾律的基本内容。形式逻辑矛盾律的基本内容就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反对或互相矛盾的思想能同时都是真的。韩非的‘矛盾之说’所揭示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的矛盾律基本思想，与亚里士多德表述的有关矛盾律的基本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再看中国逻辑史著名专家孙中原教授《中国逻辑史》(先秦)一书中的如下内容：“在楚人称誉盾与矛的言辞中，包含着逻辑矛盾，把这个矛盾展开，即如下：(1)我的矛能刺破我的盾(从誉矛之说引出)。(2)我的矛不能刺破我的盾(从誉盾之说引出)。(3)我的盾能抵挡我的矛(从誉盾之说引出)。(4)我的盾不能抵挡我的矛(从誉矛之说引出)。这里(1)与(2)矛盾，(3)与(4)矛盾。韩非所谓‘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意味着一个人既说自己的盾为‘不可陷’，又说自己的矛为‘无不陷’，这两种说法不能同时为真……韩非在这里用一个典型的事例揭示了形式逻辑矛盾律的基本内容。”

“钱文”完全无视我国逻辑学界的上述看法(“钱文”对我国逻辑学界的上述看法未置一词)，却断然肯定韩非的矛盾之说既不是形式逻辑的矛盾，也不是辩证逻辑(或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而是逻辑悖论的矛盾。什么是逻辑悖论的矛盾?“钱文”说：“张建军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悖论应具备三个结构要素：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的引导下，‘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而建立起来的‘矛盾等价式’(即a：非a和非a：a)。《韩非子，难一》的‘自相矛盾’大体上是符合这三个结构要素的悖论的：‘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即‘矛可攻盾，盾可挡矛’；“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即‘以子(‘物无不陷’)之矛陷子之盾’和‘以子(‘锐无不挡’)之盾挡子之矛’，均因不可能而‘弗能应也’却又处在同一种叙述结构之中，于是‘物无不陷’与‘锐无不挡’同时成立，建立起了一种‘矛盾等价式’。”我们知道，我国的逻辑悖论问题专家张建军教授曾经提出过逻辑悖论的如下定义：“逻辑悖论指谓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语句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⑦他又说：“‘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是构成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必不可少的三要素。”田我们认为，从普通思维①的角度看(或者说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张建军关于逻辑悖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钱文”把韩非的矛盾之说曲解为逻辑悖论的矛盾。却是完全误解或歪曲了张建军的观点。第一，在韩非矛盾之说中作为前提的乃是“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而不是“钱文”所谓的“矛可攻盾，盾可挡矛”。“矛可攻盾，盾可挡矛”固然是公认正确的知识，但从这一命题出发是无法逻辑推导出“矛盾等价式”的。而实际上作为矛盾之说的前提的“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又决不是什么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凡是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的人都会认为它们是自相矛盾的)。第二，以“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吾矛不能陷吾盾”和“吾矛能陷吾盾”，而不是什么“物无不陷”与“锐无不挡”的同时成立。“物无不陷”、“锐无不挡”无非是“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的“缩略语句”，它们乃是矛盾之说的前提，而不是它的逻辑推导的结论。第三，矛盾之说的结论“吾矛不能陷吾盾”和“吾矛能陷吾盾”乃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而不是什么“矛盾等价式”。互相矛盾的命题是不能同真的，因此也是不可能互推的，而“矛盾等价式”则是同真同假的，它们是可以互推的。第四，所谓矛盾等价式，应该是两个矛盾命题的相互蕴涵形式，它的准确的公式应该是p<)司p，而不是a：非a和非a：a。

二、逻辑悖论矛盾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矛盾

“钱文”说：“形式逻辑的矛盾作为一种‘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可以通过调整和改造思维加以纠正；辩证逻辑的矛盾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客观依据；而作为悖论逻辑的矛盾则既不是‘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如果说是错误那也是‘正确的错误’一一因为‘做对了’，所以‘做错了’，反之亦是)，也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而是主观见

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我们认为，如果从普通思维来看，逻辑悖论的矛盾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如上所说，构成悖论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合乎逻辑地推出”和“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而这三个要素中，最关键的当是“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因为，“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合逻辑地推出”并非是区别逻辑悖论和非逻辑悖论的根本因素，非悖论的推理通常也是从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和合乎逻辑地推出的。只有在从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合乎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时，它才成为悖论。因此，长期以来，在一些权威著作中就把逻辑悖论视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价式。如我国《辞海》中的悖论定义：“一命题b，如果承认b，可推得一t b(非b)，反之，如果承认一t b，又可推得b，称命题b为一悖论。”④再如，冯契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的悖论定义：“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恒假命题。它的标准形式是p廾下p。”①我在《关于悖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悖论是逻辑矛盾。第一，p<一>一t p蕴涵p八一t p，亦即悖论都蕴涵逻辑矛盾。蕴涵逻辑矛盾也就意味着包含有逻辑矛盾。第二，对于命题来说，真或假乃是它的一种规定性。悖论p<一>弋p断定一个命题的真和该命题的假等值，就是否定了该命题的规定性，因此，它本身也就是一种逻辑矛盾。第三，一个命题真，相应于某事物存在，一个命题假，相应于某事物不存在。一个命题真与该命题假等值，相应于某物存在等于它不存在，这是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最严重的否定，因而也是一种最严重的逻辑矛盾。”(n)

有人会说，既然逻辑悖论是一种逻辑矛盾，如上文所说，韩非矛盾之说也是一种逻辑矛盾，是否也可以像“钱文”所说韩非矛盾之说也就是逻辑悖论矛盾呢?不能。逻辑悖论是逻辑矛盾，但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逻辑矛盾，它的特殊之点就在于它是以人们公认为正确的知识为前提，合逻辑地推出的逻辑矛盾。而一般的逻辑矛盾并非是从人们公认正确的前提推出的(上述的韩非矛盾之说就是如此)。应该说，逻辑矛盾和逻辑悖论矛盾乃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一任何逻辑悖论矛盾都是逻辑矛盾，但并非任何逻辑矛盾都是逻辑悖论矛盾。

“钱文”说，逻辑悖论矛盾并不是“思想错误”或“表达错误”造成的，甚至说什么“如果说是错误那也是‘正确的错误’一一因为‘做对了’，所以，做错了’，反之亦是”。究竟什么是“正确的错误”?何以“做对了”竟能推出“做错了”?真叫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事实上逻辑悖论矛盾和其他逻辑矛盾一样，都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造成的。如所周知，就演绎推理来说，如果前提是真的，推理形式是合逻辑的，那么结论必然是真实的；反之，如果推理是合逻辑的，而结论却是假的，则前提一定有错误。逻辑悖论的推理是合逻?的，而结论却是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的恒假命题，由此可以断定，在逻辑悖论的前提中一定包含有错误。人们会问，悖论的前提不是公认正确的知识吗?不错，但公认正确的知识虽然往往是真实的，却未必就是真实的。实际上有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被人们公认为正确的知识，却并非是真实的，或者并非是完全真实的(如某些科学理论系统中包含有错误的成份、因素)，只是由于人们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未能认识到其中的错误而己。qd正因为如此，我在《再论悖论的几个问题》中，把悖论的定义表述为：“悖论就是从人们认为正确的前提或背景知识(实际上其中包含有人们尚未发现的谬误)，通过有效的逻辑推导，得出两个互相矛盾命题的等值式。”四

“钱文”为了论证逻辑悖论矛盾既不属于逻辑矛盾，也不属于辩证矛盾，而是一种所谓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的矛盾(马按：究竟什么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理性’的产物”，“钱文”并未说清楚)。“钱文”引用了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中如下的话：“电视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报导：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义务为附近群众修理锅碗瓢盆，于是在他的面前排起了几十个人的长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破损待修的器皿……这几十个人完全不是来学雷锋做好事的，恰恰相反。他们是来拣便宜的。用这种方式来教育大家为别人做好事，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时培养出几十名拣便宜的人。”然后作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根据‘助人为乐’这个公认正确的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合乎逻辑地推导出那位学雷锋的好心人，在做善事的同时也做了恶事，他的行为就是一种特殊的矛盾一一逻辑悖论的矛盾。”咀我们认为，一个学雷锋的好心人为群众服务，并不必然在他面前排起几十人的长队，即使在他面前排起了几十人的长队，这几十人也不必然就是爱拣便宜的人；即使这几十人是爱拣便宜的，也不必然是每培养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培养出几十名爱拣便宜的人。因此，从一个学雷锋的好心人为群众服务，决不能逻辑必然地推出他既做了善事，又做了恶事。更不能一般地说：根据“助人为乐”这个公认正确的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一个人在做善事的同时也做了恶事。“钱文”的说法，其实是“善”、“恶”不分，“好人”和“坏人”莫辨的诡辩。

我们认为，像学雷锋做善事的人有时也可以引出恶的结果的事，完全可以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加以分析如下：“善”和“恶”乃是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善、恶是相互对立的，我们毋需多说。这里只说善、恶又具有统一性：善恶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如果社会上根本无所谓恶，也就无所谓善，反之，如果无所谓善，也就无所谓恶；善和恶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有时善事也可能引起恶的结果，恶事也可能引起善的结果，并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善事的(在武松的时代，杀死老虎是善事)，在另一历史条件下则可以是恶事(在现时代杀死老虎则成了恶事)。但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双方的转化总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善毕竟是善，恶毕竟是恶。相应地，“助人为乐”毕竟是善事而不是恶事，“学雷锋的好心人”毕竟是好人而不是恶人。试问，这样的分析难道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吗?

三、唯有唯物辩证法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

逻辑悖论的本质

如上所说，长期以来中外逻辑界把悖论的定义归结为以公认正确的知识为前提，合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其公式则为p()、p。由于po、p乃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恒假命题，因此，也就认为逻辑悖论的矛盾属于形式逻辑矛盾。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也是予以肯定的。但是，这种看法并不是完备的，也可以说它仅仅是普通思维(或形式逻辑)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仅仅认识到了悖论的一个方面，亦即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的方面。实际上悖论也还存在有另一方面，如上所说，悖论实际上都是从包含有错误的前提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的。因此，对于悖

论，我们既要看到它是从人们认为正确的前提出发的，又要看到它事实上是从包含有错误的前提出发的。只有这样，才是对悖沦本质的全面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我在《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及其他》一文中，根据唯物辩证法，提出了如下逻辑悖论的辩证逻辑定义及其公式：悖论是如下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是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从正确的命题、理论系统及其相关背景知识出发，合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或两个矛盾命题的合取；另一方面是实际上的悖论：从其中包含有人们尚未发现其谬误的命题、理论系统及其相关背景知识出发，合逻辑地推出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或两个矛盾命题的合取。(卜a寻((p+-~l p)v(p八一＼p)))0(。a当((p~-+3 p)v(p八一1 p)))(“a”代表某一命题或某一理论系统及其背景知识；“卜a”代表人们认为a真，“司”代表合逻辑地推出，“p()一t p”代表两个矛盾命题的等值式，“p八一t p”代表两个矛盾命题的合取，“v”代表析取，“0”代表对立统一关系，“一a”代表“a”包含有谬误)。凹

在这一逻辑悖论的辩证逻辑定义及其公式的基础上，我又提出了“探索谬误的悖论法”、“消除谬误的悖论法”和“悖论创新法”蛆。这样以来，两千年来长期困扰人类认识的逻辑悖论问题，由于运用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运用辩证思维)加以分析、认识，就转化为促进人类创新认识的科学方法了。四、唯物辩证法需要发展，但决不能用逻辑悖论的

矛盾去“修／e'，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矛盾

“钱文”说：“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本性开放，主张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因此它自身也应当是开放的，发展的……将逻辑悖论的‘自相矛盾’补位到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是唯物辩证法当展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认为，说唯物辩证法本性是开放的，是应当发展的，这是正确的。但是，要用逻辑悖论的矛盾去补位到唯物辩证法中，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决不会是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而只能是歪曲、“修正”唯物辩证法。

如上所说，所谓逻辑悖论的“自相矛盾“(从普通思维来看)都属于逻辑矛盾，而这种逻辑矛盾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认识上的错误(把包含有错误的命题、理论系统及其背景知识误认为是正确无误的)造成的。而唯物辩证法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其基本规律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乃是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辩证规律的正确反映和总结。唯物辩证法所谓的辩证矛盾。乃是客观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方面。列宁说过，辩证法“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凹。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逻辑悖论的“矛盾”和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把逻辑悖论的“矛盾”引入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系统中来，势必造成概念的混乱从而导致歪曲、“修正”唯物辩证法科学系统的恶果。

人们会说，上文不也说，用辩证思维看逻辑悖论，也可视之为“人们主观上认识的悖论”与“实际上的悖论”的对立统一体吗?这样岂不是又和唯物辩证法一致了吗?我们认为，第一，“钱文”所说的逻辑悖论的矛盾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普通思维所理解的逻辑悖论的矛盾，这由它引用张建军所讲的构成逻辑悖论的三要素可以证明。第二，我们说从辩证思维看逻辑悖论，可以把它视为“人们主观上认识的悖论”与“实际上的悖论”的对立统一体，只是证明唯有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才能加深对逻辑悖论的研究，才能真正解决这个两千多年来特别是“罗素悖论”发现以来的一百多年来众多哲学、逻辑学者要想解决而未能真正解决的逻辑哲学问题。但决不能证明必须把逻辑悖论的矛盾引入到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系统中来。根据唯物辩证法。一切命题、理论都含有辩证法(列宁就说过：“伊凡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一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q9)，都可以看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它们的矛盾也就是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矛盾”。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早已概括、包容了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再把它们引入到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中来的问题。逻辑悖论中所具有的对立统一的辩证矛盾当然也是如此。

“钱文”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矛盾其实是以悖论方式存在的‘白相矛盾’，这就是社会选择所产生的‘悖论现象’。认识、阐明和把握这类‘矛盾’，仅依靠‘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运用‘自相矛盾一一逻辑悖论矛盾’的方法，分清利弊得失并分析其成因，采取扬长避短的发展策略，才能在‘解悖’中逐步走出‘奇异的循环’，赢得新的发展。”对于“钱文”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以悖论方式存在的‘自相矛盾’，“钱文”并未具体解释。而是仅举一例如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改革开放赢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又感受着它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得许多人的思维和心理处于‘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不和谐状态。这种令人‘困惑’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正是客观存在的‘自相矛盾’……”对于这一所谓的“客观存在的‘自相矛盾”’何以是逻辑悖论矛盾，“钱文”亦未作任何解释(看来“钱文”也根本无法比照构成逻辑悖论的三要素对之进行具体的解释)。我们倒是认为，这样的矛盾恰恰唯有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矛盾学说才能对之解释清楚。试看下文：根据唯物辩证法，我国的改革开放也具有对立统一的两个矛盾方面：一方面是能赢得丰硕的成果(可简称为“好的方面”)，一方面则是能带来一定的弊端(可简称“坏的方面”)。而这两方面中，“好的方面”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坏的方面”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六个“为什么”一一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一书中说：“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凹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因此，改革开放乃是一项上好的国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进下去。至于要解决某些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问题，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这些人好好学习唯物辩证法(决不是让他们学习什么逻辑悖论的矛盾)。一旦他们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这种情况也就自然而然地逐步减少乃至消失了。

篇（5）

站在自然辨证法发展哲学的平台审视，早期现代化发展观即发展客体论是其第一阶段形态，个中主要包括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与早期发展经济学，其特点是将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但缺陷十分明显：其单一指标体系强调西方中心论与西方价值观；它将发展等同于增长，见物不见人，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全面发展指标，忽视了发展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故于理论上片面，于实践中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挫折与损失。

继后出现了发展主体论。它认为发展的本质与主题是人的现代化，而不是客体论所说的物质财富等客体的增长，并指出人的现代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心理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性标准，不是财富客体的增长所能解决的。从客体论到主体论，从重视物到重视人，是一大进步，但主体论忽视了客体对塑造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性意义与作用，更因其测量方法与标准西方色彩浓重，并主要取之于西方价值观而遭诟病。

其后，出现了以依附论与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主客相关论，它扬弃了以人为中心的抽象片面的现代化理论，有助于激发和唤醒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发展主体意识。但是，主客相关论将发展的根源归于中心一极，将边缘视为受中心控制奴役的客体，将己国视为主体而将他国完全视为客体，其图景从根本上还是没有避免消极的单一主体论。要克服这一缺陷，单一主体论必须走向多极主体发展观。

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主体际发展观应运而生，它不仅解构了发展客体论与发展主体论，而且解构了主客相关论，但它并未建构具体的发展理论。稍后盛行的可持续发展观克服了单一主体观与单一客体观的缺陷，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自然辨证法的唯物发展观最终使科学发展观扬弃既往，是在可持续发展观基础上建设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具体表现。它源于全球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不是照搬传统发展理论，而是从中国后发现代化的国情特点出发，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发展观的最新成果。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国情特点的必然要求。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其发展条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现代化必要条件，不能重复先发现代化国家的道路。西方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把科学发展问题提到日程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在解决发展问题上是很不自觉的，是在走过漫长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后，已经出现发展性危机时才提出的。比如，日本提出环境问题也是在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之后，按日本的标准，中国也要到21世纪中叶才能把环境保护问题提上日程，这显然是不可行的。此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少自然资源和产品产量的绝对数字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计算便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早发现代化国家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为终点，中国现代化确立的则是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不断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构建和谐，共同富裕，而这一刻也离不开科学发展。事实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质量问题和如何向人们提供合理的生活方式问题。这个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下才能完成。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把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结合起来，它不仅要消除贫穷，使人们过上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要“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能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语）。

最后，科学发展观是21世纪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必然要求。根据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步骤，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那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由于21世纪世界各国差不多都已分布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时点上，将给全球环境带来更大压力，这就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更大的环境和资源约束。面对严峻环境，我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最根本的是要把自身的事情办好，最大限度地聚集现代化所需要的一切动力资源，并通过结构优化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把后发优势的潜力和我们民族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而这就要求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把握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

三、科学发展观对发展理论的贡献和施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康有效的引导和约束机制。故科学发展观源于全球发展理论，又超越了传统发展观，它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高水平，但也要注意施行中的问题。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全面的发展观。全面性决定了它超越了单纯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它的目标不是社会发展中某个部分或某个领域的局部优化，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元要素组成的社会系统的整体优化。科学发展观抛弃了旧发展观片面的、绝对的思维方式，它所构建的全面的新发展观，不仅合乎今天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发展观上又一次生动地证明自然辨证法中关于全面、辩证和发展观点的科学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协调发展观，它超越了不协调的片面发展观。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我们当前社会的不协调因素还很突出。比如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协调，城乡之间分布仍很不平衡。

篇（6）

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与我国“辩证逻辑”概念的产生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的论争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次文化冲突现象。它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式逻辑基本态度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新诠释，从此，在中国文化里出现了辩证逻辑。

(一)“辩证逻辑”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

其一是文化救国的产物。正如其他爱国学者选择西方文化一样，选取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使文化发展以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机为目的，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为着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也正是如此，许多人从苏联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道路，便去积极地学习苏联，学习苏联的成功革命经验，学习苏联的文化模式。“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艾思奇认为自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的哲学思潮中所未有。”这种中国现代时期文化选择的功利性倾向影响了人们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全面把握和系统认识，由于受不同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当时出现学习西方文化的不同内容的现象，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有人选择实用主义，等等。“西方文化的浪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都在痛苦中处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尚未表现出有力的创造性应战。”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无法对西方文化各种思潮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基本精神进行把握，以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所以，当时选择苏联道路也是出于当时社会的需要。

其二是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苏联哲学界批判形式逻辑，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观念，在此影响下，出现我国193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

对于形式逻辑的批评最早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里，用大量篇幅评议形式逻辑，他认为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这个命题自身就陷入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间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排中律是进行规定的知性所提出的原则，意在排除矛盾，殊不知这种办法反使其隐人矛盾”。黑格尔是从思维规律角度来批评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例如，就对“同一律”的批评而言，他也承认同一律是“抽象理智的规律”，即思维形式的规律。他认为“甲是甲”这种表述形式不恰当，认为这一命题没有说出“主词”与“谓词”的区别。他还认为：“现今三段论法的各种形式，除了在逻辑教科书外已不易遇见，而且对于这种推论形式的知识已被认作空疏的学院智慧，对于实践的生活以及科学的研究都没有更多用处。”在这里，黑格尔仍是从具体实践中看待三段论的作用的，他认为形式逻辑对“实践生活”及“科学的研究”用处不大。

列宁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唯物论角度阐释其唯物辩证法思想。他就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理解给出自己的解释。列宁说：“认为思维形式是‘外在形式’，只是附着于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形式……这也是不对的(第17页)……”“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即“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认为：黑格尔对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片面性的批评是指这些规律的表达公式而言的，并认为黑格尔的这种批评正确。“由于形式逻辑的这些形式的空洞，它们理应受到‘蔑视’(第19页)和‘嘲笑’(第20页)。同一律，a—a，——空洞，‘不堪忍受’(第19页)。”“黑格尔引举排中律的这个命题：‘某物或者是a或者是非a，第三者是没有的’(第66页)，并且‘加以分析’。如果这是指：‘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肯定规定和否定的规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还是同通常一样，即在所有谓语中，要么是该物，要么是它的非存在，那就是‘废话’!!”列宁实际上是阐释唯物辩证法思想，阐释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如何辩证地看待事物，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就不具有这种性质，它只是思维形式的规律。所以，他说：“逻辑形式是僵死的形式——因为它们没有被看成‘有机的统一’。”“在旧逻辑中，没有过渡，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第43页)，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过渡’。”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不仅应当对‘外在形式’，而且应当对‘内容’进行‘思维的考察’”。

由此看来，列宁对形式逻辑并非是否定的，他承认形式逻辑还是有其价值的，他说：“逻辑像语法的地

方就在于：语法对于初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对于通晓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语言精神实质的人说来是另一回事。‘逻辑对于刚开始接触逻辑和各门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门科学又回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列宁承认了形式逻辑的工具性质，因而，列宁对“逻辑”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即研究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另一层意思是指唯物辩证法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规律不是认识具体事物的规律，仅仅是抽象思维形式的规律，这是他对形式逻辑的理解。他认为“旧的形式逻辑——正像用碎片拼成图画的儿戏(遭到了轻视)”。这是批评形式逻辑中诸如“a是a”这种不完善的形式。他也承认逻辑学的价值，例如像语法那样对人们认识有用。

但是，20年代至40年代，苏联哲学界错误地理解列宁对逻辑学的看法，而对形式逻辑加以批判。如，1940年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如下的话：“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辩证逻辑的规律是对立的……形式逻辑无内容、贫乏、拙象，因为它所定的规律与范畴都不符合客观的实际。”这也是3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哲学中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清算的结果。

(二)19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学人的“辩证逻辑”思想

我国当时有关辩证逻辑的思想出现在一批论文、著作和教材里。主要观点是：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视逻辑学为认识论、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

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如范寿康认为：“形式论理学把一切事物看作是不动，不变，而且是各自分离，各自孤立的。”

王特夫认为：“形式论理学底概念既然一方面是固定永久的死的东西没有发展，它方面又是仅属于事物之特性之量的单纯总和，缺乏内在的内容之中的自然不包着任何矛盾。”形式逻辑把运动与静止割裂开来，“结果是什么也不能认识”。

艾思奇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从形式论理学产生的，它的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或思想中的一切概念等都看作固定的、各自独立毫不相关的东西。”“形式论理学错误的根源，也就在于只抓住了真理的一面，在于它的片面性，并把片面的真理夸大，而忘却了还有其他方面。”

所以，“形式逻辑的统治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完成已告崩溃……谁要想挽回形式逻辑的命运，谁就去像中古焚死布鲁罗的手段来摧残现在的一切科学。”

视逻辑学为认识论。王特夫认为，论理学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学，同时也构成为认识学的本质。

李达对形式论理学总的批判为：“形式论理学是主观主义的”、“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发展的观点”、“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联系的观点”、“形式论理学的原理，与社会实践相隔离”。因此形式论理学不是科学的方法，普列哈诺夫调停两种论理学是错误的，分离理论与实践而调停论理学也是错误的，所以，形式论理学“既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与辩证论理学分庭抗礼，更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副次的或从属的部分。它只有在它经过辩证法的改造以后，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契机”。

潘梓年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本体论，是逻辑，同时也就是认识论。”

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王特夫认为，辩证论理学的发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没有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又得到发展，康德、菲西特、黑格尔对此有伟大的贡献。黑格尔“用是一否、否一是底辩证论理学公式，来对抗和否定那是一是、否一否底形式论理学的公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上，“构成了物质论的辩证法”，这才是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方法才是真正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就在于它是反映了自然世界之矛盾和发展底内容，反映那变动不息的世界，因而在它底思维律上，是一种运动底矛盾过程底思维矛盾律，也是一种实践的论理方法。”

潘梓年1938年写出了《逻辑与逻辑学》，体现了他的辩证逻辑观念。这本书包括绪论、方法论(逻辑学)、技术论三部分，在绪论里讨论了“思维与思维方法、逻辑与逻辑的发展”。他把方法论称为逻辑学，包括“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必然性与偶然性、法则与因果性、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思维历程(概念、判断、推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把形式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等内容作为技术纳入辩证逻辑体系中。他认为辩证逻辑是真正认识世界的逻辑，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仅仅是形式的，只是演绎逻辑关注语言文字的形式，归纳逻辑关注的是思维活动本身的形式。

艾思奇认为辩证逻辑是高级的逻辑，也叫辩证法。“研究认识的运动法则的学问，就叫做‘论理学’。”这种论理学也叫“动的逻辑”。“我们由论理法则的研究，不但知道思想是这样运动，同时还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物质也是这样运动。因此我们的论理学同时又可以算做我们的世界观。”他认为矛盾的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是“动的逻辑”的法则。“辩证法是要把这些东西看作永远会运动变化，没有一刻静止，时时刻刻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东西。”

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艾思奇认为形式论理学的用处是，“如果要把一件事物单独分离开来看，或者要把它当作静止的状态来看，或者在很小的日常家事的范围里来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用形式论理学了。”因为形式论理学是在社会不进步时候产生的，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低级的思想，所以就要扬弃。“形式论理学的思想，虽然不能说不是思想，然而只算低级的思想；我们现在既已有了高级的动的逻辑，就用不着形式论理学。形式论理学到现在是被动的逻辑扬弃了，否定了。”

二、马佩先生对1930年代辩证逻辑思想的超越

辩证逻辑的观念的形成与用唯物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一样，是国人接受的西方的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冲突。从文化传播讲，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西学东渐一个重大思潮，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直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辩证逻辑观念的影响之一，是当今出现了以研究辩证逻辑为学术追求的一批学者，代表人物有马佩、赵总宽、章沛、且大有、李廉、桂起权、罗翊重、何华灿、彭漪涟等等。为了使这一门学科成立，他们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和建构，形成直到今天中国逻辑学界还争论不休的问题。马佩先生的努力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承认传统逻辑的合法性，把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其二，努力使辩证逻辑从唯物辩证法中独立出来，探讨辩证逻辑的思维、思维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换一种说法是按照“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这种逻辑学的定义去探求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一)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关系

马佩先生认为，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判定思维形式正确性的

方法的科学。逻辑学可以分为辩证逻辑和非辩证逻辑两大类。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的科学，是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即是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非辩证逻辑(或叫普通逻辑)是关于普通思维的科学，是普通思维的逻辑总结，是研究普通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他把普通逻辑分为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并认为普通逻辑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就整个人类的发展看，只有对人类思维发展高级阶段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辩证逻辑，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我国的逻辑学研究应以辩证逻辑为重点，把逻辑科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辩证逻辑阶段。

他认为：“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后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前者反映事物相对稳定阶段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后者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由于辩证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因而辩证思维形式也就具有能够体现出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的结构。”

马先生反对玉路先生的取代论观点。他在《也谈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王路先生商榷》一文里认为，不应以数理逻辑内容完全取代大学文科逻辑教材中的传统逻辑内容。文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真正的现代逻辑是辩证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因为人类思维分为形象思维、普通思维、辩证思维三个阶段，后两个阶段有两种逻辑科学：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普通思维形式有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普通假说和普通论证，普通逻辑包括以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逻辑学说为代表的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以古典数理逻辑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的现代形式；辩证逻辑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辩证假说、辩证科学理论。辩证逻辑也包括非形式化辩证逻辑和形式化辩证逻辑(数理辩证逻辑)两种形态(马佩先生的辩证逻辑观主要指前者)。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第二，逻辑学要现代化，不能抛弃传统逻辑，传统逻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对人类逻辑思维的培养发挥过、_并且还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不应该对它采取简单的抛弃态度的。第三，传统逻辑是数理逻辑无法取代的，因为传统逻辑中除了必然性推理的理论以外，还有许多内容是数理逻辑无法包容的，所以不能取代。第四，传统逻辑主要是用自然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数理逻辑则是用数学演算和人工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对于一般的学生和一般的干部最需要的是传统逻辑知识而不是数理逻辑知识；在讨论人生、伦理、政治、实践、心理、审美等问题的学科领域中，数理逻辑无法取代传统逻辑。在论述中，马先生根据自己的逻辑观，对王路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此外，他提出在逻辑界应该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能要求人人都研究数理逻辑。

(二)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

马先生辩证逻辑学科构建的基础是，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辩证思维形式不是思维形式辩证法。他说：“必须克服把辩证逻辑与辩证法相混淆的错误倾向，沿着辩证逻辑逻辑化的道路前进。”所谓辩证逻辑逻辑化，是按照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方法来构建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辩证逻辑基本规律、辩证逻辑方法，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辩证思维研究》一书中。此书内容包括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辩证逻辑的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和辩证思维形式四个部分。马先生明确提出了辩证逻辑要逻辑化的口号，主张“辩证逻辑只应研究辩证思维形式而不要研究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把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作为辩证逻辑的对象，势必把辩证逻辑与哲学相混淆，或者甚至把辩证逻辑归结为哲学。”

篇（7）

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问题，是辩证逻辑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根本的理论问题。加强和推进这一问题的科学合理的解决，一方面，是能充分体现辩证逻辑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性、目的性和独特性，激发整个社会对于辩证逻辑的热情与关注，深化辩证逻辑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投身这一领域，使辩证逻辑的研究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为辩证逻辑“正名”，也有利于确立和巩固辩证逻辑在高校教育中所应有的地位，推动辩证逻辑的专业横向与纵向的发展，促进辩证逻辑走向成熟。因此，对于辩证逻辑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与解决，便成了亟待解决而又意义深远的课题。

那究竟辩证逻辑是姓“逻”还是姓“哲”？辩证逻辑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真可谓是百家争鸣。从他们的争论中，我们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认识派别，即“辩证逻辑是哲学；辩证逻辑是逻辑；辩证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持有辩证逻辑应属于哲学这一观点的人，他们认为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应该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相一致，也就是研究思维的辩证法，即认为辩证逻辑应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持有坚持辩证逻辑属于逻辑学科观点的人，他们认为辩证逻辑与辩证法是不同的，辩证逻辑研究的是辩证思维形式、规律及其方法，虽然与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有所不同，但应该同形式逻辑一样归为逻辑学科。除此之外，近年来在辩证逻辑学术界还涌现出了一种新的认识，那就是辩证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坚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辩证逻辑乃是作为逻辑的唯物辩证法，就此而言，辩证逻辑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哲学学科的性质；但是就辩证逻辑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和特殊表现、其研究对象仅仅是思维的辩证法与辩证逻辑的规律、形式、方法而言，它所体现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职能，从而具有逻辑学科的性质。”在上述三种观点派别当中，笔者认为辩证逻辑应该是逻辑学科而不是哲学学科。下面，笔者就为大家阐述一下自己的理由。

首先，每一个学科的性质都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性质也就不同。辩证逻辑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辩证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思维概念、辩证思维命题、辩证思维推理、辩证思维假说与辩证思维论证等等。既然辩证逻辑研究的也是思维形式，那么辩证逻辑就应该与形式逻辑一样，都应归入逻辑学科。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再作深入分析，可以得出，辩证逻辑对于辩证思维形式的研究，仅仅是人类在思维领域进行的相关研究活动，而并没有涉及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此，辩证逻辑从性质上来说只能算是一种具体科学。而我们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来看，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一般或普遍的规律。具体科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两者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因此，如果说辩证逻辑是哲学学科的话，就未免有些太过牵强。

其次，笔者认为辩证逻辑应是一种认识工具而不是世界观。“列宁有一段名言：‘每一门科学都要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把握自己的对象，所以都可以说是应用逻辑。’列宁这段名言，表明了逻辑在各门科学研究中的工具性质的作用。”从世界观的定义来看，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的世界观又包含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辩证逻辑以辩证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正确的辩证思维所应遵守的“法则”，而这也恰恰是我们进行各种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工具。辩证逻辑只是哲学和具体科学研究中所必须运用的有效工具，并非是某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不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只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思维工具而已。

最后，我又从有无阶级性这个角度，再次证明辩证逻辑是逻辑学科而不是哲学学科。我们大家都知道，哲学是具有阶级性的。所有哲学都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而其他哲学的阶级性也都体现为是为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辩证逻辑所研究的辩证思维形式，是人们进行辩证思维的思维工具，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思维工具。作为思维工具的这些丰富的辩证思维形式，可以为我们社会上每个阶级的人们所共同及广泛的利用，因此证明辩证思维形式是无阶级性的。进一步推理，基于辩证思维形式而概括和升华出的辩证思维规律及辩证思维方法，当然也是无阶级性的。所以，将辩证思维形式、辩证思维规律及辩证思维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辩证逻辑，当然也就是无阶级性的了。

“在两千年的长时间里曾经和哲学搅混在一起的普通逻辑，最终能够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辩证逻辑为什么就不能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纯粹的逻辑科学呢？”因此，作为每一位辩证逻辑的研究者，我们都应该明确和坚定自己的研究目标。为了实现将辩证逻辑从辩证法中分离出来进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目标，我们要更加专注的投身于对辩证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研究当中去。笔者坚信，只要我们国家的辩证逻辑的学术界同舟共济，奋勇争先，勇于创新，那么，一个科学的、独立的、与现代人类辩证思维时代相匹配的辩证逻辑科学体系就一定会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1]且大有.略论辩证逻辑的性质、特征与发展前景[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篇（8）

中图分类号：B81-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5012308

作者简介：晋荣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所谓“名辩”（Mingbian or the study of name and argumentation），指的是中国古代（主要是先秦时期）思想家围绕名实、同异、坚白之争等论题及“辩”之用途、方法、原则等问题而展开的研究与争论。着眼于是否对名辩所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及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大小，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后期墨家和荀子通常被认为是名辩的主要代表。

从名实关系看，名辩之实古已有之，但“名辩”一词则很可能晚至近代方才出现。1904年，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中指出：“惟荀卿奄于先师，不用。名辩坏，故言殽；进取失，故业堕；则其虚誉夺实以至是也。”① 综观近现代学者对“名辩”的使用，“名辩”一词至少可以区分出学派、思潮和理论三种含义。例如，汪奠基明确使用了“先秦名辩学派”的表述，认为这一学派非《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名家”七子所能范围，还包括了不少热衷于坚白、同异之辩的“辩察之士”②。郭沫若、赵纪彬、任继愈、庞朴、周山等则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名辩”的思潮义，认为名辩思潮贯穿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仅为名家或辩者所推动，传统所谓儒家、墨家、道家、名家等学派均卷入其中③。而刘培育、周云之、崔清田、林铭钧、曾祥云等更多地发掘了“名辩”的理论义，对“名辩学”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进行了各自不同的诠释④。

徘徊于古今中西之间的近现代名辩研究，以“名辩逻辑化”（the logicization of Mingbian）为主导范式，实质上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与“名辩逻辑化”相对的是“逻辑名辩化”（the mingbianization of western logic），即在西方逻辑输入中国之初，译者和学者们往往援引本土文化来“规抚”外来文化，借助中国旧有名辩的语汇来翻译与阐释西方逻辑的术语与理论，使后者带上某种本土的色彩与特点，以便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普及和研究，更容易地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接纳。有关“逻辑名辩化”的更为深入的讨论，可参见晋荣东《逻辑的名辩化及其成绩与问题》，《哲学分析》2011年第6期。。百年来，名辩研究的成绩不容否认，但暴露出的问题也颇为明显，近20年来更在方法论层面上引发学界广泛而持续的争论。本文拟从“据西释中”的全面理解、名辩内涵的综合研究、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等方面对近现代名辩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深化名辩研究的若干设想。

一、近现代名辩研究概览

历史地看，名辩自秦汉以降即已衰落，直至明清之际诸子学的兴起，才被重新发现。不过，当时的研究多是著作校勘与文字诂释，鲜有义理的阐释与发挥。具有近代意义的名辩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1897年，孙诒让致信梁启超，一方面提及自己的《墨子间诂》对《墨辩》的诠释尚有遗憾，另一方面又说：“《经》《说》诸篇，闳义眇恉，所未窥者尚多。尝谓《墨经》，楬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惜今书讹阙，不能尽得其条理。……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复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庼述林》，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2页。。梁启超由此获得灵感，于1904年发表《墨子之论理学》一文。在他看来：“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今引而释之，与泰西治此学者相印证焉。”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载《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册，专集之三十七，第56页。

孙、梁二人论及的《墨辩》研究方法，就是用表述逻辑“大义”的西方逻辑术语来诠释《墨辩》中的“微言”，在《墨辩》用语与西方逻辑术语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以此证成《墨辩》在义理上与西方逻辑（主要是传统逻辑）的一致性。经过胡适、章士钊、谭戒甫、杜国庠、伍非百、汪奠基、詹剑峰、温公颐、赵纪彬等学者的加盟与推动，孙、梁所倡导并实践的这种“以（逻辑）新知附益（墨辩）旧学”的方法，逐渐从《墨辩》研究扩展至对整个名辩的研究，相应地，“名辩逻辑化”也逐渐被确立为近现代名辩研究的主导范式。对此，赵纪彬给予了自觉的表述：“在中国特殊的古代思想史上，名辩即是逻辑，二者是实质上的同义语。”赵纪彬（纪玄冰）：《名辩与逻辑——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规律与古代逻辑的名辩形态》，《新中华》1949年第4期。

近现代的名辩研究展开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框架之下，其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与开拓阶段（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代表性成果有梁启超的《墨子的论理学》（1904）和《墨经校释》（1922）、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初稿于1917）、胡适的《先秦名学史》（1922）、谭戒甫的《墨经易解》与《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俱成书于1928）、王琯的《公孙龙子悬解》（1928）、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1）、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1932）、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脱稿于1932）、虞愈的《中国名学》（1937）等。这些著作均在不同程度上尝试通过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的对比来研究本土名辩，或致力于揭示名辩与后二者之同，或侧重于发掘其异；或企图“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而别开生面，或希望重构“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

事实上，完整的“据西释中”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环节：一方面，在研究名辩时，可以运用逻辑的术语和理论来印证、解释，以重构中国名辩；另一方面，在印证、解释和重构时必须实事求是地比较二者，避免简单附会和过度诠释。以此观之，近现代名辩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就不是“据西释中”所固有的特征或不可避免的后果。为其负责的，应该是在制定和运用这一方法时研究者拥有的那种文化民族主义心理崔清田已意识到中西比较之所以走向比附，不能排除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等方面的因素，但他把这种比附归因于“据西释中”进而要求改变甚至放弃这一方法，似未注意到这一方法内在地包含着对比较研究中可能出现的简单比附和过度诠释的批评。参见崔清田《逻辑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因此，那种把“据西释中”等同于“比附”并主张彻底抛弃前者的观点，其实并不符合这一方法的本义，至少不符合梁启超制定此法的本义。

三、名辩内涵的综合研究

“据西释中”涉及名辩与逻辑之间的比较，而科学的比较法是类比和对比的统一。只有对各比较项本身进行矛盾分析、对比，才能在不同比较项之间进行类比；而对不同比较项的类比，又有助于深入揭露所考察的比较项的具体情况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如果说以逻辑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为前提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名辩与逻辑的同异，而且有助于通过发掘名辩中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来推进逻辑的当展，那么要对名辩进行具体的分析，要把握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环境及其对名辩的影响，就必须多学科地来揭示名辩的多重内涵。

鉴于“名辩逻辑化”的研究范式在处理名辩与逻辑的关系时，重认同、弱求异，崔清田提出应该对名辩进行“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所谓历史分析，就是把名辩置于它们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对这一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特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思想家提出和创建名辩的影响等，作出具体的分析。所谓文化诠释，就是视名辩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参照先秦时期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思想，以及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对名辩的理论给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阐释参见崔清田（主编）《名学与辩学》，第11页；亦可参见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兼论逻辑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关于“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的地位，崔清田似乎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立于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即对名辩的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是名辩与逻辑的比较研究能够正确进行的必要前提。更进一步说，这种方法与“据西释中”之间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我们所以提出用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代替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唯一参照模式去解释和重构名学与辩学的方法，是因为……”崔清田：《中国逻辑史研究世纪谈》，《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不过，按笔者之见，“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不仅不与比较法、“据西释中”相排斥，而且就是科学的比较法在“对比”环节上的具体体现。“据西释中”之所以在实际使用中会造成简单比附、过度诠释，就是因为使用者局限于在名辩与逻辑之间展开类比，未能注意到这种类比应该建立在对二者自身的矛盾分析（对比）的基础之上。这种缺乏对比环节的比较，“不过是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逻辑理论纳入西方逻辑的框架之中，也就是运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逻辑实例去说明和解释西方逻辑体系的基本思想和理论而已。而这势必在一定意义上要抹杀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和逻辑理论的特点，把那些不可能为西方逻辑体系所包括的具有中国逻辑特色的思想和理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或忽略”彭漪涟：《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242页。。

按照辩证逻辑的理解，在分析和综合的统一中进行矛盾分析，要求在考察某对象时，首先弄清该领域的原始的基本关系，通过揭示和把握对象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及其矛盾着的诸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对象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来把握对象的实质与特点，进而把握对象的具体真理。具体到名辩研究这一领域，“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无论是就其目的说还是从其内容看，强调的都是如何通过矛盾分析（对比）来达到对本土名辩与西方逻辑的实质和特点的把握。因为只有把这两种思想传统纳入孕育、生成并制约其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我们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二者所具有的独特个性。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认识名辩与逻辑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才能对它们做出科学的比较。

笔者认为，对于名辩予以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通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来揭示名辩的多重内涵，避免“名辩逻辑化”存在的简单化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当我们把“历史分析和文化诠释”运用于名辩研究时，这一方法必然要求对名辩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一方面，必须结合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等学科，去具体分析名辩所处环境的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焦点和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因素对名辩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必须把名辩视为先秦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结合相应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以及科学技术史等学科，来对名辩的内涵予以多向度的阐释。

近年来，受益于对近现代名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学者们除了继续从逻辑角度来研究名辩外，还对名辩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取得了一批积极的成果。如本文第一节所提及的，不少学者立足名辩自身的问题域而不是传统逻辑的理论框架来重构本土名辩，提出了不同形态的“名辩学”体系，并反对把“名辩学”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逻辑”。着眼于语用学同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的密切联系，以及名辩自身所涉语用学问题，有学者致力于勾勒中国语用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建构其理论框架，对于把握名辩的多重内涵不无益处陈宗明主编：《中国语用学思想》，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为了把握中国古代“名”之本性，避免把“名”简单比附为传统逻辑的“概念”，有学者从符号学角度对“名”的本质进行辨析，尝试重构中国名学的体系；还有学者着重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名辩，尤其是先秦有关“名”的学说，进行了重新阐释曾祥云：《中国名学——从符号学的观点看》，海风出版社2000年版；曹峰：《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名”の政治思想史》，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有见于知性层面上语言分析和逻辑与科学精神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也有学者尝试把名辩视为先秦子学中独具科学气质的文脉来加以研究周昌忠：《先秦名辩学及其科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还有学者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名辩的代表性文本《墨经》，对百年来训诂考证和义理研究的成果予以综合创新，编撰出版了《墨经辞典》，代表了综合研究名辩多重内涵的一种新尝试张仁明、王兆春、黄朵：《墨经辞典》，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四、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

“名辩逻辑化”视逻辑为名辩研究的唯一工具或主导范式固不足取，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彻底否定逻辑的视角是名辩研究的一个合法进路。1990年代以前，学者们主要借助传统逻辑（traditional logic），即数理逻辑产生以前的形式逻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名辩，进而建构出“中国古代逻辑”或者“名辩逻辑”，并在后者的所属类型问题上将其归类于传统逻辑。但是，林铭钧和曾祥云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传统逻辑”并不是“古代逻辑”的代名词。“作为逻辑类型意义上的传统逻辑和作为历史分期意义上的古代逻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林铭钧、曾祥云：《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进一步说，由于这两个概念不具有同一关系，因此传统逻辑未曾涉及的问题，并不意味古代逻辑就一定不涉及；反过来，古代逻辑学家所探讨的问题也未必尽属于传统逻辑。林、曾二人的这一辨析对于准确把握名辩研究的逻辑进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提醒我们不要简单地把名辩所包含的逻辑思想定性为某种逻辑（如传统逻辑，或别的其他类型的逻辑），也不要局限于仅用传统逻辑去研究名辩，而应该站在逻辑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来回顾历史，结合各种逻辑理论与方法来对名辩的丰富内涵给予多元的阐释。

所谓逻辑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指的是逻辑科学在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发展。其中，以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为基础的各种现代逻辑就是这一发展的重要成果。肖尔兹（Heinrich Scholz）指出：“一般来说，现代逻辑斯蒂形式的逻辑在目前的所有成果，已经成了判断逻辑史的标准。因此，必须毫不含糊地声明，对这些成果的知识或原则上掌握这些成果，已经成了任何有益的逻辑史研究的必要条件。”［德］亨利希?肖尔兹：《简明逻辑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页；亦见Heinrich Scholz: Concise History of Logic,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61, p ii在当代名辩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运用现代逻辑来研究名辩，并取得了颇为引人瞩目的成果。例如，莫绍揆、沈有鼎等都曾运用数理逻辑对《墨辩》的基本概念及其体系进行了分析和整理，使《墨辩》的思想得到了更为清楚的解释和展现莫绍揆：《数理逻辑初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171页；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张家龙则指出，中国名辩学既包括属于形式逻辑的内容，也有属于非形式逻辑的部分，而对于前者就应当采用现代逻辑的方法来研究。唯其如此，才能深刻认识古代逻辑的成果所表露的当代成果的征兆并对其做出科学的解释，也才能澄清对古代逻辑成果的种种误解，并对其成就与缺陷做出科学的评价参见张家龙《论中“侔”式推理的有效式》，《哲学研究》1998年逻辑学增刊。。张清宇也认为，“要澄清、理解、阐明历史上的逻辑思想，使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发扬广大，光靠传统逻辑是肯定不够用的，甚至加上数理逻辑的两个演算也许还是不够用的，还需要有哲学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语义分析等方面提供的逻辑工具”张清宇：《邓析“两可之说”的弗协调逻辑态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编《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辩证逻辑（dialectical logic）也是逻辑科学在近代以来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把辩证逻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名辩研究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困惑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直至16世纪仍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科技所依赖的逻辑和方法论基础是什么。按李约瑟之见，处于名辩思潮核心的名家与后期墨家“曾试图奠定可以建立起自然科学世界来的那些基础。关于他们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或许是他们显示出一种明显无误的辩证逻辑而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倾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21页；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vol2, p199。他进一步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formal logic）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dialectical logic）”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页；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vol3, p151。李约瑟的这一论点引起了我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先驱者冯契的高度重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就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来发掘名辩中包含的辩证逻辑思想参见冯契《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而如何在冯契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研究，仍然是摆在当代名辩研究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逻辑工具的多元运用也包括从非形式逻辑（informal logic）或论辩理论（argumentation theory）的角度来阐明名辩包含的逻辑思想关于非形式逻辑和论辩理论的更为详细的介绍，可参见Ralph H Johnson and J A Blair: “Informal Logic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Logic”, Dov Gabbay et al (Eds):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 The Turn toward the Practical,Elseliver, 2002, pp339-396; Frans H van Eemeren et al (Eds):Fundamentals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A Handbook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6 国内学界把名辩与非形式逻辑相联系始于1980年代末，参见赵继伦《〈墨辩〉是中国古典的非形式逻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6期。。笔者认为，阐明本土名辩与非形式逻辑的相关性，应着眼于二者在研究眼界和目的上的类似。非形式逻辑在研究实际推理与论证时，往往将其置于对话或论辩的情景中加以分析，突出的是推理与论证的实践本质；其目的是想通过发展对实际推理与论证进行分析、解释、评估、批判和建构的标准、准则和程序，来参与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从而为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培育公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做出贡献。而作为本土名辩的代表性文本，《墨辩》强调“辩，争彼也”，即主体间围绕针对同一对象而形成的两个彼此否定的意见所展开的言谈论辩；将论辩的功能归结为“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表明后期墨家注意到主体间的言谈论辩不仅有助于区别真假、判定对错，而且对于处置利害、协调行动也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正是这种在研究眼界（将推理与论证置于对话或论辩的情景中加以考察）和目的（干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上的类似，为我们从非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研究名辩所包含的非形式逻辑思想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在参与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的背景下深化名辩研究提供了可能。

五、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的双重推进

既然逻辑的视角是名辩研究的一个合法进路，那么在研究名辩所涉逻辑思想时，如何避免“名辩逻辑化”所业已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呢？叶锦明指出，中国古代逻辑的范围和研究方法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首先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一般而言，逻辑是研究正确推理形式及其有关概念的学问，而研究推理（study of reasoning）不同于运用推理（use of reasoning），但不少中国逻辑史学者却混淆了运用推理（第一序的推理活动）和研究推理（第二序的推理活动）的不同，犯了“序次谬误”（fallacy of order confusion）参见叶锦明《对研究中国逻辑的两个基本问题的探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例如，《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的编选例言自称：“本资料所选的范围，以中国历史上有关形式逻辑的思想资料为主，并包括与形式逻辑有直接关系的某些认识论内容（如名实关系等）和某些科学方法论思想等资料，其他方面的逻辑问题暂不编入”李匡武、杨沛荪：《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可事实上该书收录的资料不少既与科学方法论无关，也跟与形式逻辑有直接关系的认识论无关，而仅仅是一些运用推理而非研究推理的例子。凭心而论，《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的确犯有“序次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推动名辩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去研究名辩已经明确言及的有关推理研究的资料，而应该从名辩理论与名辩实践两个层面同时加以推进。

篇（9）

2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不足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人们思维深处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它是在自然经济、中央集权、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的，它具有整体性、直觉性、辩证性、封闭性、保守性、模糊性、中庸性和道德化等特征。与现代思维方式相比，它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优势特征，具有与现代思维方式相契合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思维内容的偏颇、思维形式和思维手段的缺失以及思维倾向的封闭保守，则与现代思维方式相背离”[3]。本文仅就思维方式中的逻辑思维进行探讨，从逻辑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和不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也有逻辑思维，但和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同。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的信息（J.E.Switzer）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试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4]。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5]337。他明确指出:“先秦以来,科学家主要是从朴素的辩证逻辑取得方法论的指导”[5]209。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中缺少西方的形式逻辑，而更多的则是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1）形式逻辑思维缺乏

中国古代也有逻辑。中国古代的逻辑在逻辑史上被称之为“名辩逻辑”或者“名辩学”。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墨并称“显学”。儒家提出“正名”的逻辑思想，要求名实相符，“名”要保持确定性。孔子曾对“名”的功能有这样的阐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明确了名与言的关系：言由名致，言的正确性必须依于名的正确性。名，要明白、确切；由名构成的言、辞，要顺畅、通达。孟子、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正名逻辑思想，荀子的学生韩非，继承了儒家的正名逻辑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法治实践，为刑名法术服务。“辩”，则主要是指墨辩，也即墨家的逻辑学。墨家对“谈辩”高度重视。“谈辩”包括“谈”和“辩”。“谈”指“言谈”，也称“言”，是指口头的讲述。“辩”指论辩，其本质是分持“是”、“非”之说的两方之间的对诤，即《经上》所说“辩，争彼也”。论辩中，凡与理相符的辩言则为“当”，即“正确”，“当”者一方在论辩中获胜。墨家辩学以言谈论辩为对象，讨论了涉及二者的诸多内容，形成了中国逻辑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逻辑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墨子后学编著的《墨经》中得到比较系统的阐述。除了儒墨两家，名家学派对逻辑也颇有研究。名家善辩，其学者被称为“辩者”或“辩士”，他们要求“辩”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名家也注重名的分析和名实关系的考察：名家创始人邓析提出了“循名责”、“按实定名”的思想，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提出了“以名谓实”和“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论。可惜，到了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情况下，墨家的逻辑学说及名家的分析思想均走向了衰微。至晋时，许多名辩著述“后世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注·序》）。所以，先秦时期的逻辑思想基本上对此后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中国古代逻辑学也再没有获得重大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憾。而西方自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传统形式逻辑后，逻辑不断获得发展，时到今日已发展成了现代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思维在西方人的思维中始终存在，根深蒂固。相反，自西汉以后的2000余年的历史，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基本上是没有形式逻辑的。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形式逻辑思维能力不足，偏低。中国人形式逻辑思维能力不足，使中国人的理性思维缺乏，主要表现在概念模糊、不会分析、不论而证等。

2）辩证逻辑思维的特点和先天不足

辩证思维是与形而上学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强调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整体性和发展性是它的两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不仅有“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而且还有对立统一和发展变化的辩证思想。这些在《易经》和《道德经》等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和反映。《周易》通过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认为阴阳相互作用产生出了万物，提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以及对立面及其转化、物极必反等思想。《老子》中则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先后相随。”认为自然界的根本法则是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万物都含有阴阳的对立，阴阳二者在斗争中得到统一，从而促进事物的变化发展。后来，这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又在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王夫之、黄宗羲等后世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且这种哲学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广泛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许多领域，使许多门类的科学得到了辩证思维方法论的指点，辩证思维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具有经验直观性，所揭示的阴阳、男女、天地、长短、福祸、大小、高低等的矛盾关系，都是立足于事物的直观呈现，是经验可以把握到的东西,而不具备严密的科学论证，所以它是朴素的。无论是先秦时期还是秦汉以后,中国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形式逻辑,中国人的思维也缺乏形式逻辑的方法论指导，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逻辑思想，人们对辩证思维的规律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形成了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论著中就存在着丰富的辩证逻辑的思想:先秦时期,荀子阐述了辩证逻辑方法的基本原理，如“辨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符验”(理论应接受事实的检验)、“解蔽”(克服主观片面性)等；宋明时期,王夫之进一步阐述了逻辑范畴的辩证关系“类”、“故”、“理”等，以及逻辑方法“比类”、“求故”、“明理”等[3]。但是，辩证逻辑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也不具备严密的科学形态，它是朴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思想由于缺少形式逻辑作基础，缺乏“理性”的支持，所以其有模糊性和含混性，容易滑向相对主义或诡辩论。所以说中国古代辩证逻辑思想有其先天不足。

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现代化的途径

逻辑是思维的工具，这一工具不仅指形式逻辑，也包含辩证逻辑。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比较缺乏形式逻辑这一思维工具，传统的辩证逻辑思维又由于缺少形式逻辑的支撑而导致其先天不足，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必须从加强使用和更新思维工具开始，实现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的统一。

1）加强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训练

形式逻辑是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面对亡国灭种之危机的中国人，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同时，认识到了学习西方重要的不是西方的“金子”（现成的科技成果），而是取得他们那个点石成金的“手指”（逻辑分析的思维方法）。冯友兰说:“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6]。中国人注意到了学习“逻先生”（逻辑）的重要性，积极学习西方的逻辑学。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对逻辑学的重视，形式逻辑学的发展在我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形式逻辑在我国受到辩证法的排斥，一度还曾被辩证法所取代，受到冷落①。改革开放后形式逻辑重新受到重视，高等学校纷纷开设逻辑课，中学教学中也讲授一些逻辑方法，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学界也掀起了研究逻辑学的高潮。但好景不长，逻辑教学在高校中逐步萎缩，逻辑研究也被边缘化。由上所述，中国社会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的传统，近代国人认识到了西方逻辑思维的重要性，积极学习西方的形式逻辑学，但是客观地说，形式逻辑学在中国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特别是哲学界，还存在着对演绎逻辑（引者注：形式逻辑的核心）的傲慢与偏见”[7]。逻辑分析精神和逻辑分析方法也并没有渗透到中国的文化当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仍缺乏形式逻辑思维，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和言语失当的问题依然突出，令人担忧。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思维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和训练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教育而实现。加强形式逻辑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我们必须重视形式逻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学习。在大学根据学生情况开设逻辑学相关课程，普通逻辑学、形式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等，讲授逻辑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编撰逻辑学通俗读物，普及逻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当然，仅学习逻辑学相关的知识，并不能掌握并会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也不能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逻辑思维方法的运用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还需要长期的思维训练。而在我们的教育中，不管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缺少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中国学生，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小学生尽管都知道学习，也会学习，但都不会思考，缺乏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还必须转变教育方式，重视形式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教育工作者要转变重知识传授、轻思维训练的教育理念，做到知识传授与思维训练并重，想方设法加强对学生的思维训练；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怀疑，鼓励不同见解，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不用死板、教条的标准答案限制学生的思考，让孩子的个性与思维得到充分的发展。家长要改变保姆式的、独裁式的教育方式，减少对孩子的溺爱和过度控制，给孩子充分的自由空间和足够的人格尊重，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8]。

2）更新辩证逻辑思维

辩证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这种思维方式注重在变化中追求统一，但是它更多地是在经验层面上，缺少理性支撑，具有模糊性、含混性和实用性，所以，它要削弱自己的经验属性，进入逻辑的怀抱。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步入逻辑的怀抱可谓命运多舛。前面说过，西方的形式逻辑在20世纪初传入了中国，但与此同时，中国人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从此，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取得了现代辩证法的理论形态。由于受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的看法的影响②，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化，“辩证法的自我感觉一直非常良好,一直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心态，教导和批判着分析理性（形式逻辑）”[9]。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规律被认为可用以论证一切事物，“但事实上,辩证法离诡辩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没有实证精神和逻辑精神的约束，辩证法会膨胀为一个无所不能的法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处留下了这个法师作法的痕迹”[9]。我们说，中国传统思维中形式逻辑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缺失，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本身就缺少逻辑理性的支撑，当它取得了现代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后，又长期对形式逻辑存在着傲慢与偏见。事实上，尽管黑格尔还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但是他们都不反对形式逻辑[10]，相反，他们对形式逻辑的作用都是肯定的。黑格尔一再强调形式逻辑的基础性，辩证法应有尺度和规定性。他说:“东方无尺度的实体的力量通过希腊精神，才达到有尺度的有限度的阶段。希腊精神就是尺度明晰，目的就在于给予形形的材料加以限制，就在于把不可度量者与无限华丽富有化为规定性和个体性”[11]。辩证思维没有形式逻辑方法支撑容易向诡辩的方面发展，正如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社会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指出的：“辩证法在推理方面没有有力、可靠的规则，（就会）冒着违背辩证法真谛的危险”[12]。这里，有力、可靠的规则指的就是形式逻辑规律和规则。所以，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伴随而来的全球化，不论是辩证法，还是辩证逻辑，都要克服偏见，也要走出误区，正视形式逻辑的作用，真正进入逻辑的怀抱。

篇（10）

一、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的逻辑相接

西方哲学史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哲学家的思想和哲学家的。哲学发展史的研究家并不着重研究各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究竟有哪些不同，因为他们总是把哲学思想首先当作哲学家个人的思想去研究，然后才是这些哲学思想对哲学史的影响。因而，在一般看法里面，西方哲学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而不断发展的，后世的哲学家总的来说在前世哲学家的基础上不断地有所进步。对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这两个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及其哲学的看法,大体也是如此。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虽然黑格尔对康德的哲学有所批评,但总的来说黑格尔发展了康德哲学,“康德哲学的重要发展是黑格尔哲学”[1](p263)。罗素认为:“《批判》（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这一部分（指康德提出的四个二律背反）对黑格尔有了极大的影响，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是通过二律背反来进行的。”[2](p252)罗素的观点不仅承认了黑格尔哲学对康德哲学的发展,而且指出了认定这种发展的哲学思维逻辑上的依据。可以说，这个观点代表了西方哲学史对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发展关系的一般看法。

（一）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的逻辑接触。不难看出，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确乎有着不只是表面上的关系，而且还有着包含在哲学的深层次里的逻辑方法上的联系。那么，黑格尔究竟是怎样理解康德哲学的逻辑方法和逻辑规则的，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需要对黑格尔哲学逻辑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或者说，需要对黑格尔如何在康德提出的逻辑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的逻辑构造过程进行研究。因为黑格尔对康德逻辑哲学的解决方法，就是黑格尔用他的哲学观点对康德哲学方法进行的批评和对比。通过对这种解决的考察，能够更客观地认识黑格尔哲学逻辑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其理论思维的要点。在他们著作中原有的大量表述，可以作为弄清这一问题的依据，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黑格尔从他所面对的哲学逻辑材料的基础上去构造他自己的逻辑方法，经过了哪些逻辑的改动。

（二）逻辑在哲学中的位置。逻辑学是哲学理论中的方法论层次，因为任何严肃的哲学观点都需要经过对其正确性进行证明的过程，而证明就需要一定的方法。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一个人如果不能对自己的观点作出逻辑的论证，那么他能获得我们主张他们应当具备的任何知识吗？”[3](p297-298)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分析篇》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所开创的逻辑哲学“它所研究的对象是证明，它归属于证明的科学。”[4](p83)逻辑学就是为证明哲学观点的正确所必须运用的固定方法，或者也可以称之为证明方式。应当说，逻辑学像其它哲学思想一样也是不完美的，它有它自己由不全面到较为全面的发展过程。在这期间，不同的哲学观点和不同的哲学家，会有不同的哲学逻辑，并会用不同的逻辑方法去论证他们的哲学观点。那么，研究和弄清某一位哲学家的逻辑哲学观点，也就是弄清其在哲学理论上的方法论，弄清其究竟用何种方法证明其哲学观点。不同的哲学逻辑，也就是不同的哲学方法论。掌握某一种哲学观点的最为便捷的方法，就是掌握它证明自己哲学观点的方法论，也就是掌握它的逻辑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的逻辑哲学观点，就是康德的哲学方法论；黑格尔的逻辑哲学，就是黑格尔的哲学方法论。抓住了逻辑哲学思想，就是抓住了哲学问题的方法论。

（三）逻辑学的划分。黑格尔对康德哲学逻辑的阐述和分析，十分全面和详尽。他的《逻辑学》(又称“大逻辑”）和《小逻辑》著作，几乎就是用他的哲学观点写就的康德哲学述评,其中大量篇幅是对康德逻辑哲学的分析和评价。他的阐述过程，就是他对康德哲学逻辑的批评过程，并在这种批评的同时提出和论证他自己的哲学逻辑。我们可以将他们的逻辑哲学分为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两个方面来对比他们的逻辑哲学观点。普通逻辑在有些情况下又称为形式逻辑，在近代和近代以前的哲学中属于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期间，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并不是不同的两门逻辑，只是在逻辑哲学这个大范围内为阐述问题的方便而进行的划分。在康德和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理论中，这两种逻辑不仅没有划分为互不干涉的两类逻辑理论，而且就他们的哲学原理的论证关系来说，这两种逻辑还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通过对比这两种逻辑哲学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到，普通逻辑是辩证逻辑的基础，离开了对普通逻辑的理解区分，将无法弄懂在辩证逻辑上不同观点争论的根据何在。现在通行的将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分为不同的逻辑科目，从而对逻辑学加以割裂的作法往往会使问题难以弄清。

二、黑格尔与康德对普通逻辑观点的对比

黑格尔和康德在普通逻辑上的观点，除了在个别地方相同外，在对普通逻辑的一些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上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成为黑格尔和康德在辩证逻辑上形成区分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对比看出他们在普通逻辑上的相同点和主要的不同点：

（一）逻辑以思维为对象。在逻辑的认识对象为思维或思维方式这一点上，黑格尔与康德基本是相同的。康德认为：“逻辑的研究范围已经严密规定；它的唯一的任务，就在于对一切思维——不论其为先天的或经验的，它的起源如何，它的对象如何，以及在我们心中所可能遇到的障碍（不管是偶然的还是自然的）——的方式的规律，加以详细说明和对它加以严格的证明。”[5](p9)黑格尔认为：“逻辑的对象即思维，或更确切地说，概念的思维，基本上是在逻辑之内来研究的；”[6](p23)所以，两者在这一点上区别不大。

（二）逻辑的抽象方法。康德认为逻辑方法应当是抽象的方法：“逻辑因此能有正当理由抽去——实际因其任务的要求——知识的一切对象及对象的差别，而留存于悟性的，仅为逻辑思维自身及其方式”，[7](p9)“因此种形式逻辑乃抽去知识之一切内容（不问其为纯粹的或经验的）,而仅论究普通的所谓思维的方式（即论证的知识之方式）,因而在其分析的部分中能包含理性的法则。”[8](p140)

但黑格尔的逻辑观点与此不同。他不认同普通意义上抽去质料的逻辑方法：“因为思维与思维规则既然是逻辑的对象，那么，逻辑在它们那里就也直接有逻辑的独特内容；逻辑在它们那里也有知识的第二组成部分，即质料”。[9](p24)黑格尔对抽象的逻辑规则嘲笑道：“所谓规则、规律的演绎，尤其是推理的演绎，并不比把长短不齐的小木棍，按尺寸抽出来，再捆在一起的作法好多少，也不比小孩们从剪碎了的图画把还过得去的碎片拼凑起来的游戏好多少。”[10](p34-35)

（三）逻辑的规则。康德哲学完全是按照逻辑思维的规律来进行的，逻辑思维规律在康德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黑格尔对逻辑思维的规律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康德哲学也没有使那些成为普通逻辑内容的概念形式经受批判，反而采纳了这些形式的一部分，即使把逻辑形式看作不过是思维的形式功能，那么，就因此也已经值得研究它们本身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于真理。”[11](p261)矛盾律是逻辑学中的最为基本的规律之一，是指在思维当中不允许有自相矛盾的现象存在。康德不仅认为：“一切分析判断的共同原理是矛盾律”，[12](p19)而且认为：“无论什么都不能违背矛盾律”。[13](p20)

而黑格尔对此另有看法，他赋予了矛盾律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矛盾命题在它的表述中，不仅包含空洞的、单纯的自身等同，也不仅包含这个同一的一般他物，更包含绝对的不等同，自在的矛盾”，[14](p36)“一些作为绝对的思维规律而提出来的命题，更仔细地看来，便是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相互扬弃的。”[15](p29) 黑格尔不仅认为矛盾律等思维规律本身就包含着自在的矛盾，甚至认为：“既然同一命题或矛盾命题只是把与区别对立的抽象同一作为真的事物来表述，它便不是思维规律，而不如说是思维规律的反面。”[16](p36)这里，黑格尔为了克服思维规律所规定的思维当中不应包含矛盾成分的戒律，干脆不愿承认形式逻辑的规律是思维的基本规律。

（四）自相矛盾。自相矛盾是思维逻辑规律的检测对象，是对任何命题进行证伪的最终形式结果。康德说：“人们在形而上学里可以犯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不必担心错误被发觉。问题只在于不自相矛盾”。[17](p123)显然，康德把自相矛盾看作是理性逻辑思维的最终界限，超出这个界限以外的地方是人类思维不可踏入的区域。因而，自相矛盾只能是对任何问题进行证伪的最后的逻辑终点。而黑格尔则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18](p36)这段话简单地说就是，自相矛盾只是否定了某种规定的东西，在它本身当中包含着的矛盾仍然存在，因为矛盾的存在和运动是绝对的；自相矛盾也是矛盾，它并不是矛盾作为逻辑运动的终止区域。

然而，康德并不这样看待自相矛盾，他说：“一切普通的所谓判断的普遍的(虽仅消极的)条件,(不论我们所有知识的内容如何，以及与对象的关系如何)为不自相矛盾；如若自相矛盾，则这类判断的自身，即使不就它与对象的关系而言，也属于空虚不实之类。”[19](p149)然而黑格尔说：“知性很不费力就可以指出一切关于理念所说的话都是自相矛盾的。但这种指斥是可以予以同样的回击的，甚至可以说，在理念上已经予以回击了”，[20](p400)“知性当然可以举出种种理由来证明理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譬如说：主观的仅仅是主观的，老是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和它相对立，存在与概念完全是两回事，因而不能从概念中推出存在来”，[21](p401)“但是逻辑学所推出的毋宁正是上述说法的反面，即：凡仅仅是主观的主观性，仅仅是有限的有限性，仅仅是无限的无限性以及类似的东西，都没有真理性，都自相矛盾，都会过渡到自己的反面。因此在这种过渡过程中和在两极端之被扬弃成为假象或环节的统一性中，理念便启示其自身作为它们的真理。”[22](p401)这里，黑格尔要说的是，自相矛盾作为知性和逻辑所推出的理念假象，它的两极过渡便成为包含在理念之中的假象的反面，也就是真理。自相矛盾当中也包含着真理，黑格尔对自相矛盾的这一番演绎及其结果，是支持他的哲学逻辑的重要观点之一。

三、黑格尔与康德对辩证逻辑的不同认识

对辩证逻辑的不同分析和认识构成了黑格尔和康德哲学逻辑方法的最终区别。通过下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和康德在普通逻辑上的不同观点，如何造成了他们在辩证逻辑上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辩证法。通过康德和黑格尔的基本著作，不难发现他们对辩证法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康德的著作里，除了认为在人类理性里面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辩证法以外，几乎找不出对辩证法的肯定评论，而且相反，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占一半的内容是康德用他的逻辑理论展开的对辩证法的诘难和批驳。这种批驳不能不说是自辩证法在古希腊哲学中产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强有力和最彻底的逻辑解析和批驳。康德说：“辩证法这一名词，应当有另一用法，即列举在逻辑中成为批判‘辩证的幻相’的一种逻辑。本书中所用的辩证论，即属此义。”[23](p76)或者说，康德称辩证法为“辩证的幻相”，他在著作中列举辩证法的目的是为了批判辩证法的逻辑。康德说：“古人把辩证法作为学问技术的名称而使用的，虽然其意义种种不一，我们就他们对于这个名词的实际用法所能够断言的，则在于古人，这个名词绝不出乎‘幻相逻辑’之外。这是由于模拟逻辑所规定的严密方法，及以逻辑的论题掩藏其主张的空洞，而使其无知及伪辩具有真理的外形的伪辩术。”[24](p76)

黑格尔不能同意康德认辩证法为虚假逻辑幻相的说法，黑格尔说：“辩证法是那些古代科学在近代人的形而上学中以及通过古代人和近代人的流行哲学而最遭到误解者之一”，[25](p537)“人们常把辩证法看做一种技艺，似乎它是靠主观才行，而不属于概念的客观性。它在康德哲学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形态和什么样的结果，这在他的哲学观点的一些例子里已经指出过了。重新承认辩证法对于理性是必然的，这必须看作是无限重要的一步，尽管必须引出相反的结果以反对他的哲学所发生的结果。”[26](p538)显然，黑格尔认为辩证法遭到了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他要复兴辩证法，并对康德哲学对辩证法作出的结果提出反对意见。

（二）辩证的形式和推理。在古代传统意义上，无论是作为论辩术，还是作为辩诘推理，辩证法一直有着它的固定形式。亚里士多德说：“辩证的前提则是对在两种相矛盾的陈述中应接受哪一种这一问题的回答。”[27](p84)也就是说，辩证法的形式通过三个条件来构成：1.命题前提必须是两个；2.这两个命题必须相互矛盾；3.论辩的结果不能是两个命题都正确。

康德对辩证法逻辑的实质分析，是按照它的这种两相对立的固定形式来开始的，从而发现其中所包含的矛盾。康德认为：“当理性一方面根据一个普遍所承认的原则得出一个论断，另一方面又根据另外一个也是普遍所承认的原则以最准确的推理得出一个恰好相反的论断，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理性才迫不得以泄露了自己的隐蔽的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是被当作教条主义拿出来的。”[28](p124)然而，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这种将矛盾命题加以并列对立的形式表示批评，他认为列出这种辩证的形式属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这种形而上学便成为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如上面那类的命题所代表的，肯定其一必真，而另一必错。”[29](p101)

黑格尔说：“康德在讨论理性的矛盾时所遵循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并列两难问题中所包含的两个相反的命题，作为正题和反题，而分别加以证明，这就是说，他力求表明这些相反的命题都是对这些问题加以反思所应有的必然结果，这样他就明显地避免了建立论证于幻想之上，偏为一方辩护的嫌疑。”[30](p134)从这里不难看出，康德按照辩证法的形式对其中的对立命题分别进行推论，目的是为了从这种辩证的形式当中，找出隐藏在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不变教条来使用的辩证法之中的矛盾性质。而黑格尔则不同，虽然他明确表示反对列举辩证法的对立形式，但这并不是从此不要辩证法，相反，而是为了忽略辩证法的对立形式以及对双方命题的推论。

（三）二律背反。不难看出，辩证法中对立命题的矛盾究竟属于何种性质，这是认识辩证法对于人类理性具有何种意义的关键所在。康德说：“这些辩证推论里有些仅仅是表面自相矛盾的，有些是真正自相矛盾的”，[31](p155)“理性在此种辩证的推理中之位置，我将名之为纯粹理性之二律背反。”[32](p268)二律背反(antinomie)与两难推理(paradox)的意思基本相同，是指相互矛盾而又无法解决，康德的意思显然是用它来指称包含在辩证法中固有自相矛盾的性质。而黑格尔对辩证法所包含的矛盾有另一种看法：“康德的二律背反所包含的，不过是这样极简单的直言主张而已，即：一个规定的两个对立环节中的每一个都把自己从其他环节孤立起来。但是在那里还把简单直言的、或本来是实言的主张，掩盖在一套牵强附会的歪道理之中，从而带来证明的假象，掩盖了主张中的实言的东西，使其变得不可认识”。[33](p201)

黑格尔为什么会认为康德的证明是歪道理？黑格尔说：“至于康德对这一正题的证明，和康德其余的二律背反命题的证明一样，也采取了反证法的弯路，这种弯路表现得是很多余的。”[34](p202)对于康德的这种对对立的正反命题的反证法的证明，黑格尔说道：“但是人们立刻看到这并不需要用反证法来作证明，甚至根本不需要证明，因为应当证明的东西，已直接包含在证明本身之内，作主张的基础了。”[35](p253)这样，问题又不在于究竟是正向推论还是反证法，而在于命题本身就是直言主张，或者说，要证明的东西就包含在命题里面，因而不需要证明而只要进行分析性的叙述就可以了。黑格尔说：“辩证的性质，深入观察一下，就会看出每一个概念一般都是对立环节的统一，所以这些环节都可以有主张二律背反的形式。——变、实有等等以及每一个其他的概念，都能够这样来提供其特殊的二律背反，所以，有多少概念发生，就可以提出多少二律背反。”[36](p200)在这里，黑格尔不仅对康德对二律背反的逻辑性质的认定不予认同，而且还要用他创造的“对立环节的统一”的辩证逻辑概念来代替二律背反在逻辑哲学中的意义。

四、黑格尔与康德对矛盾逻辑属性的不同看法

然而，即使取消了对对立命题的证明而只运用对命题的叙述，对立的命题仍然是矛盾的，辩证法的实质就是不容回避的矛盾。通过黑格尔和康德对辩证法的分析不难看出，黑格尔对康德哲学逻辑方法的理解及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对矛盾的逻辑认识上。矛盾是从哪里来的，辩证逻辑的矛盾属何种性质，人类理性应当如何看待矛盾，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是黑格尔与康德在哲学逻辑上的区别点所在。

（一）辩证逻辑矛盾的来源。康德说：“互相矛盾的两个命题不能都是错误的，除非它们所根据的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37](p124)“这两个互相冲突建筑在一种自相矛盾的概念上。我从这一点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两个互相冲突里正题和反题都是错误的。”[38](p125) 康德的意思是指辩证矛盾的根源在于存在在辩证前提里的概念就是包含着自相矛盾于一体的东西，辩证法的两个对立命题实际是从这个包含着自相矛盾概念的前提里引伸出来的，因而不可能得出无矛盾的逻辑结果，而罗列对立是为了解决矛盾的。那么，在辩证形式背后所掩盖着的这种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康德说：“从这里就很容易暴露出来辩证的假象。这种假象的产生，是由于我们把我们思维的主观情况，当成事物本身的客观情况了”。[39](p135)康德认为，辩证的矛盾实际上是主观自设的矛盾，并非客观事物自身带来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就在于这种辩证理性总是引导人们的思维去进行超越人类认识能力的理性推论，而最终却又不能不陷于自己的思维所不能解决的思维死区。

但是，黑格尔对康德对辨证矛盾的批判说道：“康德这种思想认为知性的范畴所引起的理性世界的矛盾，乃是本质的，并且是必然的，这必须认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但康德的见解是如此的深远，而他的解答又是如此的琐碎；它只出于对世界事物的一种温情主义。他似乎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应具有矛盾的污点的，只好把矛盾归于思维着的理性，或心灵的本质。”[40](p257)

显然，黑格尔的这段阐述把康德对矛盾的批判认作了对“理性世界矛盾”具有本质性和必然性的阐释，并称之为“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这是对康德哲学从根本上的曲解和误解。康德是把矛盾当作对立的东西来加以认识的，而黑格尔却把这种认识当成了将矛盾认作理性自我的东西，黑格尔将康德哲学对矛盾逻辑的看法的原意完全解释反了。至于康德“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不应具有矛盾的污点的”，这倒是的的确确的。

五、批判辨证法与发展辩证法

（一）分析矛盾的不同逻辑方法及其影响。通过以上的引述和对比不难看出，黑格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在逻辑方法上的不同之处的主要表现就在于，这两种哲学对形式逻辑及其基本规律有着不同的哲学认识，并从对形式逻辑的不同认识继而形成了对辩证逻辑的不同认识。康德哲学是从形式逻辑的逻辑规则出发来认识辩证法的逻辑，而黑格尔哲学正好相反，是从辩证法的逻辑方式出发来认识形式逻辑的思维原则。两者分别以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思维原则和逻辑思维方法，进而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形成了自己不同的哲学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哲学逻辑。他们各自用自己的哲学逻辑分别对矛盾这一思维对象作出了不同的哲学解释。

（二）世界本质矛盾论和世界本质和谐论。如果姑且不论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的原则究竟何者正确的问题，而单就作为两者的共同对象的矛盾的来源而言，笔者认为，黑格尔对康德的矛盾观点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析误解。从康德的哲学中，我们找不出康德认为世界不应当存在矛盾的观点，也找不出认为理性思维不应当存在矛盾的观点。换句话说，康德并没有否认矛盾的存在。相反，正是由于有矛盾的存在，人类才需要用智慧去解决矛盾，无论是主观的矛盾还是客观的矛盾。人类并不是因为需要矛盾才去研究矛盾，相反，人类是为了克服矛盾才去面对矛盾的。哲学作为人类的智慧之学，同样也不是为了扩展矛盾和发挥矛盾而给矛盾以合理性，恰恰相反，哲学是把识破矛盾和排除矛盾作为自己的理性使命去完成的。康德的思路是要把客观存在的矛盾从主观认识的角度加以解决，并无保留矛盾的嫌疑。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明显地误解了康德哲学的总体思维过程。从前后关系上来说，康德不仅深刻地接受了莱布尼茨对形式逻辑基本原则的改造和简化，而且深受其预定和谐说的影响。他认为世界的本来面目是和谐的、有序的和完美的，而恶的东西只能对它构成某种干扰，并不能改变它的实质。从他的哲学逻辑构造形式和方法来说，康德既不是温情主义也不是调和主义，因为他的立场十分鲜明，那就是，人类理性的正常思维逻辑规范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之间二者只能取其一。

而黑格尔自顾自地去发展他的矛盾辩证哲学，没有对康德哲学的原意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仅仅根据形式上的东西就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黑格尔哲学的逻辑体系里，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是非常暧昧不清的。他没有明确说明形式逻辑在他的哲学逻辑系统里面究竟是什么，而是单独地发展了辩证逻辑的各种范畴形式，而且这些辩证范畴的逻辑发展形式都是雷同的和相似的，缺乏各自的特异性，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从小范畴到大范畴的金字塔式的等次递进，在其形式上确切地说应当属于构造逻辑。虽然他大力发展了辩证逻辑作为内核，但也没有明确表达是否有了辩证逻辑，从此哲学里面就可以不要形式逻辑。

（三）黑格尔哲学就在于把矛盾作为正题来加以阐释。黑格尔认为世界并不应当是无矛盾的世界，人类理性也不应当是无矛盾的理性，矛盾到处存在，遍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过程当中以及人们的思维活动当中，而辩证法则是矛盾存在和运动的普遍形式和内在动因，“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41](p177)矛盾按照辩证法的原则和方式来发展自己，展现自己，成为世界的实在和思维的精神。

至于在逻辑的批判方面，黑格尔解释康德逻辑的哲学意义为揭示了矛盾的实质和必然的看法，以及将这种看法引申为历史性进步的观点，显然不过为了为自己的辨证哲学的开展铺平哲学道路。他的这种曲解对后来西方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理解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后世许多哲学家对康德哲学的认识都因袭了黑格尔的这个有意的，也可以说是不适当好意的错误解释。

总之，黑格尔对康德对辩证逻辑的批判的误解和拒绝，应当认为是近代哲学发展中在逻辑基本规律上并没有解决的问题。费希特和谢林是发展辨证逻辑的先导，但他们并没有贬低形式逻辑，而是试图从形式逻辑中找出辨证逻辑来。黑格尔比他们更为彻底和极端的是企图取消形式逻辑并发展他的辨证逻辑，但他的论证并不充分。在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发展中，绝大部分哲学家顺应和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思想,甚至认为辩证逻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逻辑，从而使之在后来的哲学发展当中对哲学的逻辑构造方法产生了巨大的支撑作用，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到西方现代哲学家都是如此，从未在这个问题上提出过异议。形式逻辑从哲学当中，特别是从论证哲学问题的方法论当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几乎是与哲学无关的单纯逻辑学科，只是作为某种具有实际用处的分析工具而加以使用。然而，我们翻开《纯粹理性批判》不带成见地仔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康德是批判辩证法的，而黑格尔及其《逻辑学》是发展辨证法的，两者各说各的，没有共同之处。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后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已经看不懂康德的这部大作的原意何在了，以至于将完全不同的东西看成了相互继承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一种失落。

[注 释]

[1][2][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商务印书馆 1976年版.

[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27]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7][8][19][23][24][32]〔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因蓝译本为半文言文，引用时稍加改动.

[6][9][10][18][33][34][35][36]〔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

[11][14][15][16][25][26]〔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12][13][17][28][31][37][38][39]〔德〕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20][21][22][29][30][40][41]〔德〕黑格尔：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k.r.波普尔：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余波[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79-80.

篇（11）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7－0013－03

实践需要逻辑，逻辑是实践的存在方式。逻辑需要实践，实践是逻辑的本质发展方式。研究逻辑在实践中的能动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价值。

一、逻辑的内涵

逻辑为英语logic的音译。导源于希腊文。本义是思维、思考、理性、说谈等，指人的辩论和说服的能力。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能力的发展，逻辑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现在“逻辑”一词，通常有三种内涵：

第一，逻辑指逻辑学。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逻辑学探索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逻辑学的作用将不断增强。

逻辑学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是从实际思维中抽出思维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从思维的既成形式结构方面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它们正确联系的规律和规则。形式逻辑重点研究思维形式的正确性，是为了使人们自觉地掌握思维形式的规律，从而使思维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内容。人们要正确地使用概念、判断和推理，保证思想的确定性、一贯性和无矛盾性，就必须遵循形式逻辑的有关规律和规则，其中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规则，反映了人们共同的最一般的思维方式。

辩证逻辑是研究辩证思维及其规律的逻辑科学，是一门与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科学。列宁在谈到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时曾说过：“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1］列宁明确地指出了辩证逻辑的要求。

恩格斯在谈到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区别时曾说过：“辩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2］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逻辑科学，二者都是作为思维方法、作为保证正确思维的条件而起作用的。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形式逻辑是从纯形式的角度来考察人们的思维，重点放在形式化语言的形成规则和变形规律上。辩证逻辑是要求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的角度来考察人们的思维，要求对整个认识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进而揭示各种思维形式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人类思维把握具体真理的逻辑进程，是与认识论和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科学。

数理逻辑为用数学方法研究推理和证明等问题的逻辑科学。数理逻辑的主要内容为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算法理论等。数理逻辑亦称符号逻辑。数理逻辑运用符号把概念和命题表示为公式，把命题间的推理关系表示为公式间的关系，并使推理尽可能转化为公式的推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数学基础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递归论、证明论、模型论和集合论等新的逻辑系统和分支。数理逻辑的成果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数理逻辑作为基础理论的逻辑科学，被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自动控制、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战略学等领域。

第二，逻辑指客观的规律性。事物的发展具有客观的规律性。逻辑有时指事物发展的客观的规律性。例如，人们常说的“客观的逻辑”、“事物的逻辑”、“革命的逻辑”、“生活的逻辑”，等等，就是指逻辑的这种内涵。

第三，逻辑指思维的规律。人们的思维要合乎规律，即合乎逻辑。人们通常说讲话、写文章要合乎逻辑，要逻辑性强，就是指讲话、写文章，要合乎思维的规律。

逻辑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理性因素。正确的逻辑思维，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二、逻辑与实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