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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当前社会科学中方法论的主要发展趋势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看出,我国的自然学科以及社会学科等一些学科都从哲学当中分离出来,而之后又不断的进行分化,如今出现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断遭受打破,使得边界的划分成为学科交叉及融合成为一种大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其为大科学时代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随着该趋势的出现,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背景,其主要来自于社会科学问题不断的复杂化,为此,今后将需要更为丰富的学科研究思路、工具以及方法。还有就是某种社会学科中的一些基本知识体系和其他学科进行交叉或者融合时,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基本原理以及基本概念,进而使其形成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新分支。因此,可以看出,科学方法中的跨学科使用将是一种必然。
二、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及研究方法的创新
对于当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其社会系统是具有开放性特色的复杂性系统,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其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未知的领域;其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环境,而是由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所形成的复杂性系统;其三,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分工也将变得越来越细,同时专业化的程度也将会变得更高;其四,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所关联的领域将变得越来越广泛。社会科学在这一研究背景之下,通过采用单一的某种学科是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当前较为复杂的问题。然而,学科交叉及融合,它们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但概念侧重点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交叉主要是指汇集,体现的是集成系统科学的思想;融合更加强调的是相互渗透及合为一体,大多数是在生命的层次、质变的层次以及化学的层次进行结合,其体现的是一种综合系统科学思想。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潜在规律为普遍性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万物之间均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在当前的科学组织管理、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目标高度统一的信息科学时代,学科融合及交叉可以实现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在应用层次与理论层次之间的相互融合,突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划分,让社会科研人员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而使其在方法研究之上进行创新。
在对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引进学科交叉及融合,不仅仅是权宜之计,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当前只有通过采用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才可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并提升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能力,加强对社会研究问题的准确度以及精细化,进而使其能够对复杂性的社会问题进行驾驭。为此,可见学科的融合与交叉是当前社会科学获取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必然途径。
三、加快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些建议
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境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渐渐的将复杂系统作为基本理论,统计分析、运筹学以及综合博弈论等一些数学方法,行为科学、多主体的系统、人工社会以及元胞自动机等一些多学科进行交叉的实验计算方法,对我国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宏微观层次以及多要素行为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影响,其研究的领域涉及到了经济系统的演变、环境的综合管理、公共建设管理以及重大工程的管理等,均取得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通过自己多年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的研究,笔者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出了以下一些建议:
其一,应从当前的大科学角度来看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并加强对社会科研方法创新的认识,认识到学科的融合及交叉在社会科研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地位。
其二,应对综合集成的思想进行深刻的认识,并大力开展一些社会科研方法的创新,进而实现当前社会科研方法的体制。
其三,应进一步对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复杂性系统中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由于这种复杂性的系统,使得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但有了结构性,而且还有半结构性以及无结构性,很好的揭示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一些规律。
其四,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的方法研究,它的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不再是个别的研究问题,而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为此,应在宏观上对其进行推动,推动该趋势当中的战略安排以及战略思考,进而使其形成鼓励学科融合及交叉的一种大文化。
其五,应进一步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调整及优化,并对其进行知识体系的培养。通过采用多种学科的融合与交叉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解决。
其六,构建以学科融合及交叉社会科学研究的基地。
其七,营造良好的跨学科社会研究文化学术氛围。
四、结束语
在当前,随着我国科学学术不断的进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的是在社会科研方法中,采用了多学科的融合及交叉的方式手段,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广度以及深度进行研究,以多学科作为研究的基础,创建出当前大科学社会科研时代的体系,而在人才数量以及能力方面,相比国外水平还有很好的差距。为此,我们应在中央方针的指引下,艰苦奋斗,努力创新,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打开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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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在应用统计学时,统计分析是其关键环节,资料性质分析、资料类型的判断、统计方法的选择等各个环节都应把握好,否则,其分析结果将是没有意义的。本文拟通过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论文中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出现的问题,从描述性分析、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等方面进行解析。
一、描述性分析问题
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一般首先要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再选择进一步的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分析要对调查总体所有变量的有关数据做统计性描述,主要包括数据的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离散程度分析、分布形态以及一些基本的统计图形。
描述性统计分析虽然较为简单,但如果对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的描述不清楚或存在偏差,那么其后的所有分析都将值得怀疑,而描述的偏差可能会引起公众或学术界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误解,甚至误导政府决策。
1.均值的误用
均值是用于描述样本集中趋势的最常用指标,但应注意,对于正态或近似正态的对称分布样本,它是较好的指标,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标准差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而对于偏态分布的样本,则常用中位数来描述集中趋势,一般与离散趋势指标中的四分位数间距一起描述数据资料(即形式),究其原因是均值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
对于两个分布完全不同的样本,可能会得到相同的均值,因此均值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样本内部的差异,而往往这种内部差异正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为了弥补均值的这种缺陷,一般在报告均值的同时,也应该报告标准差,或用直方图或散点图的形式描述分布,以展示群体内部的差异。
2.绝对数的误用
因为社会调查研究比较容易得到大容量的样本,所以对任何小概率事件,用绝对数报告都会出现较大的数字,单纯对绝对数的强调往往会产生误解。比较合理的方式一般是在报告某事件绝对数的同时,给出该事件的发生率或占研究样本的比例。
3.相对数的误用
相对数常用于描述定性资料的内部构成情况或相对比值或某现象的发生强度,一般有比与率两种形式。虽然比与率的计算形式是相同的,即两个绝对数之商乘以100%,但它们的含义是不同的。率用于反映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强度,而比则用于反映部分与整体或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的关系。当数据的比较基础相差悬殊,用绝对数表述没有可比性时,就要借助于相对数。
应用相对数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如:百分比与百分率的混用;当分母很小时,只计算百分比或百分率,而没有报告样本量;当比较两个或多个总体率时,没有考虑到各总体对应的内部构成情况是否一致,而直接比较等。
例如在报告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时,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于常住人口,其实是忽视了流动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与常住人口完全不同,且青年男性是犯罪率较高的人群,这样对两个不同群体的比较往往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二、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所观测的结果变量是定量的,而且希望考察定性的影响因素取不同水平时,定量观测结果的均值之间的差别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统计学应用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现的误用也比较多。
正确选择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正确判断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再是检验定量资料是否满足“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的前提条件[1]。前者要求使用者对统计研究设计的类型较为熟悉,后者则需要进行预分析,可适当借助于统计分析软件。根据前提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用参数假设检验或方差分析,还是用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而根据对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的判断,确定采用具体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定量资料作统计分析时,常犯的错误有:
1.不管统计研究设计类型,盲目套用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2.不验证“独立性、正态性及方差齐性”前提条件,而直接应用参数检验法;
3.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人为拆成多个成组设计定量资料,采用t检验法;
4.将多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用单因素多水平方差分析解决,或用一元分析替代多元分析等。
三、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问题
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是指观测结果为定性变量的统计处理问题。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也是很广泛的,通常根据影响观测结果的原因变量性质分为三种情况:
1.原因变量都为定性变量,此类资料就是通常理解的定性资料。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有:检验、秩和检验或Ridit分析、Spearman秩相关分析、线性趋势检验、一致性检验(也称Kappa检验)、加权检验、对数线性模型等。
2.原因变量中既有定性变量,又有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统计分析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结合专业知识先将定量的原因变量离散化,使其转化为定性变量,然后采用上面3.1的统计方法处理;二是先对定性的原因变量,采用哑变量技术进行处理,转化为多个二值变量,赋予0或1值,然后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3.原因变量全部为定量变量。这类资料的分析可以直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或多值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处理。
定性资料的最常用表达形式是列联表,列联表有多种类型,如横断面设计的四格(或称2x2)列联表、队列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配对研究设计的四格列联表、双向无序的R×C列联表、单向有序的R×C列联表、高维列联表等,不同类型所用统计方法也不同,所以处理这类资料的关键是分辨出列联表的类型,从而选择相应统计分析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定性资料的统计分析常犯的错误主要就是列联表的误判,从而错误的选用统计方法。
四、相关与回归分析问题
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常局限于统计描述,较难从数量角度对变量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回归分析则是研究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可实现对自变量进行控制,对因变量进行预测,及对随机变化趋势进行适当修匀。
相关分析可用于对定类、定序、定距及定比等尺度的各类资料进行定量描述,但各类资料的计算公式是不同的,所以应用时,需要判明资料的类型;而回归分析则要根据因变量性质的不同,选用不同的回归分析方法,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因变量为连续型变量,具体的,当为非时间性的连续型变量时,可用线性回归分析、多项式回归分析、非线性回归分析等;当为时间变量时,可用COX半参数回归分析、指数分布回归分析及威布尔回归分析等;当为随时间变化的连续型变量时,则需要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二是因变量为离散型变量,需要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及多项Logit模型分析等。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关与回归分析的应用非常广泛。但应用时也经常出现一些错误:
1.没有结合问题的专业背景和实际意义,就进行相关与回归分析。其结果有时可能是莫名奇妙的,可能出现所谓的虚假相关。
2.对于较简单的线性相关与回归分析,不注意应用条件,盲目套用。一般地,Pearson相关分析要求两变量都是随机变量,且都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若不满足条件,应采用其它相关分析法,如Spearman相关分析等。而线性回归分析则要求因变量必须是随机变量,且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在回归分析前,先要进行统计检验,证实两变量的显著相关性,再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才有意义。
3.只求得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而不进行参数假设检验就下统计分析结论。因为相关系数或回归方程都是由样本数据求得的,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必须通过其相关参数的假设检验来判定。
4.多元回归分析策略的错误。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对多元回归分析的应用,不少人采取的策略是先用单变量分析,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多个变量,再将它们引入回归方程进行多变量分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从中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这种分析策略是不正确的。因为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互作用,在单变量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并非在多元回归分析中也没有意义。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先综合分析各种变量之间的作用、实际意义及关系,有些可作为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等),将经过初步筛选的所有变量代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再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必要时可多用几种筛选变量的方法,同时要注意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王在翔:社会统计理论与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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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4-22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
1.主要内容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融合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两个相互对立的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和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等。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风格,它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及成果。
2.基本原则
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认识论的实践标准、历史观的生产力标准和价值观的人民主义标准。第二,主体性原则。该原则强调从主体的角度观察社会,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第三,系统性原则。该原则注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反对将局部与整体割裂开来看问题。第四,具体性原则。该原则表现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第五,发展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二、法学研究介绍
在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原始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明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它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利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同时,法律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规范当时的社会成员的言论或者行动,因而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作出的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可以说,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从人类产生以来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在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完善。
而法学专业主要培养具有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掌握法律业务技术,能够运用法学一般方法分析法律活动、处理法律业务,有一定综合判断和创新能力,能够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公司企业法律部门、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人才过程中的“学术”二字是指系统的、专门的学问。学术研究则是借助已有的理论、知识、经验对科学问题的假设、分析、探讨和推出结论,其结果应该是力求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是对未知科学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揭示。
法学研究方法一般包括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制度分析等。法学学术研究过程一般包括选题立项、资料搜集、数据的加工处理、结果分析和总结规律等步骤。
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法学研究中的具体价值及应用
1.以的基本观点即矛盾分析方法为基本指导
哲学唯物辩证法科学地界定了矛盾的概念。在研究中,我们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敢于承认矛盾,承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是正确对待问题的前提,是我们进行一切研究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其内在矛盾也是多方面的,且具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具有阶级性,有的则不具有阶级性;有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有的则属于敌我矛盾,而且它们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既承认矛盾分析法,又正确地运用它,才能使我们从社会生活复杂多样的现象中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来,才能保证法学研究的真正科学性。
法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从调查得到的大量的、表面的、现象的事实材料中,逐步分析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但是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常常是不一致而又有其内在联系的,如果现象材料把握得不准确,就必然影响对事物本质的揭示。在分析研究阶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每个事物的具体矛盾又各不相同,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语,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具体分析事物的特点,并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做事。
如果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满足于形式主义的“一刀切”“一风吹”,结果矛盾不仅不能得到解决,而且会更加复杂,更加难以研究清楚社会科学问题。
比如在实际研究中,中国法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法制的特点不同,二者在法治道路、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和制度设计上存在很大差别,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系。
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就是要我们在分析具体案件时,要尽可能从多种法系的视角,从各个角度来剖析一个问题,同时结合不同的社会环境。既不能反从西方的视角来一味解读社会主义法制制度,也不能试图用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去解决西方特有的法律问题。只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确保结果准确性,提高结论说服力。
2.存在决定意识
人的认识无论表现形式多么抽象和复杂,归根到底来自并反映客观对象。法学研究所得到的各种结论,包括数据、图表、研究报告等,并非是从事法学研究的人们头脑中本身固有的,而是对客观存在的社会法律问题经过抽象、提炼之后升华而出。因此,法学研究必须从社会经济的客观实际出发,所搜集的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弄虚作假。
此外,为了方便研究而做的简化与假设也必须合乎实际。否则,法学研究结论不但不能发挥其认识功能的作用,还将导致错误的认识结果,贻误各项工作。我们应看到法学研究不是被动、消极的,它是立足于社会法律实践活动需要基础上且是能动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它会通过指导实践,反作用于客观存在,改造客观世界。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纵观整个法学的发展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理论、新的模型层出不穷,甚至有时候人们还来不及对一个理论做出系统的评价与研究,另外一个更新的理论就又被推出了。但是只要对法学这个领域稍微有点了解,就会发现,法学中被运用得最多的理论绝大多数都是较为陈旧的理论研究成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道理很简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的理论经受住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如大浪淘沙般慢慢沉淀了下来,成为天空中最璀璨的恒星。而绝大多数理论就如同彗星般一扫而过,随之便湮灭在历史的夜空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剩下的这些理论便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了呢?当然不是。且不说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主要是依附于社会的发展,诚如物理学这类发展已经很成熟的自然科学中也没有可以被称为永恒真理的东西。所以,凡是被实践所检验过的理论仍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
4.看待事物要用运动发展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事物固有的根本属性,任何物质的具体形态都有自己特定的运动形式,都处于变化之中,人们对任何客观事物的认识,都必须经过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法学研究的各个阶段,都体现了这种观点。
5.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是思维加工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是人们从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识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恩格斯指出:“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时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
按照唯物辩证法,具体事物总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既可以分解为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但又是相互联系的,必须把其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分析工作就是通过对比从事物的错综复杂现象中,把它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分解开来,并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得出一些反映对象各个部分、各个侧面相互区别的特点、特征和单纯的联系。
综合工作就是把其各个部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探求其间复杂的、深一层的关系,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在思维中全面地、具体地再现出来,形成一个完整概念和逻辑系统。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但分析又总是以此前所作综合的结果为指导,其目的又是为了下一步的综合。分析到了一定程度,思维的行程就要倒转过来,转化为综合。综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开始更深一步的分析,这是一个分析和综合发展辩证的过程。
四、结语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门系统性科学,它渗透于生活、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各个方法论都贯穿于我们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本文仅从实践观、矛盾法对法学学术研究整个过程的影响谈了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和感受。
限于笔者自身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理解浅陋以及法学知识的匮乏,所以笔者的认识是不全面不深刻的,唯有通过不断地实践研究,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法学学术研究中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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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 诚.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界说及其历史考察[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1997(3):8-11.
1890年德国保罗?果赫(Paul Gohre)以学徒身份在议价工厂中工作,并且在那儿生活了三个月,每天晚上回到家都要做非常详细的笔记,凭借这种方式来研究工厂的生活。他的著作深深地影响了大学校园内的学者,包括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
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布朗尼斯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ski)把密集田野工作当成一个新方法介绍,并主张“在直接观察与当地人的陈述以及观察者推论”之间做出区别。他认为社会研究应该直接与当地人互动并且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社会交往过程。[2]
20世纪中期,美国的威廉?富特?怀特对纽约的意大利社区进行了长达三年半的深入研究,将其称为“参与观察法”。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芝加哥学派把参与观察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技术,扩大应用人类学模型来探究研究者自己社会内的团体与情境,于是便出现了三个原则:(1)研究自然状况或情境下的人群;(2)通过直接与人互动的方式来研究他们;(3)获得对社会世界的了解,并且对成员的观点提出理论陈述。[3]
二、参与观察法的特点
(一)优点
参与观察使得研究者在“没有先入之见”的情况下开展观察互动,很少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强加于自身试图理解的那个社会世界,是为了获得有关社会的真实生活的最好方法。
区别于一般观察,参与观察法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动画,让研究者得以清晰了解研究群体在某个时期的发展、变化和消亡的过程。例如,怀特对于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意大利人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科纳维尔的政界要人等等进行了长期持久的观察,使怀特得以关注各类团体和组织的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其内部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状况。
(二)缺点
参与观察法的缺点是指其得到的资料往往缺乏信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的观察是无系统的,资料难以用数量去衡量,研究结果也是无法重复的。同时,参与观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察者的敏感性、领悟能力和解释技巧。当研究者在参与观察中参与得越深,体验得越深,其主观情感、看问题的角度、思考的方式等方面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这个时候就很难保持比较客观的标准。怀特在书中曾这样描述:“开始时我是一名非参与性的观察者,但是,当渐渐为这个群体所接纳时,我发现自己几乎成了一名非参与观察者。”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危险:观察者因陷得太深而失去其观察的超然性和敏锐性,并变得过于想当然。
假若研究者不主动参与研究群体的活动,不积极与对方闲聊,则自身永远被看作外来者,永远不可能知晓他人的秘密。然而,若研究者表现得太积极,个人行为有可能影响研究群体的发展轨迹,影响研究群体的真实面目,从而无法说明自身使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因此,参与观察法的研究者的角色问题显然比一般观察要复杂得多。
三、参与观察者的角色
在实际的社会研究中,当研究者采用参与观察法收集资料时,对于研究者在参与观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选择,要根据研究的目的、方法、技术、人力和物力等因素来进行衡量。
林德曼(Lindemann)将观察者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观察者,指观察者透过访谈,从外部研究文化;另一类是参与观察者,指观察者透过实地观察,从内部研究文化。[4]
乔根森(Jorgensen)则主张,凡具有下列特质者都可称为参与观察,例如,内部者的观点、开放式求知的过程、一种深度个案研究方法、研究者直接参与研究对象的生活,以及将直接观察作为收集资料的方法。参与观察的最终目的是“从扎根在人类每天的生活事实中发掘实践的和理论的真理”。[5]
四、参与观察的步骤
(一)决定研究场域
根据研究主题,决定采用参与观察法进行收集资料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选择研究场域。以怀特的《街角社会》为例,当他决定研究贫民窟的主题时,他立即从波士顿这个研究场域的大背景出发,根据他个人对贫民窟的印象,例如“断壁残垣”、“破烂的建筑”、“拥挤不堪”的概念,选择波士顿的北端地区为实地观察的研究场域。
(二)进入研究场域
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注意以下两点:(1)不论自己研究的议题有多棒,自身多有能力,都必须得到场域负责人的同意才能开始研究。所以,应该事先演练如何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2)利用好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比如怀特在进入波士顿北区大街时,经历了好几次失败,后来他得到一位社会工作者的帮助,这个社会工作者安排他与当地青年帮伙的一个头目多克会面,经过坦率的交谈,多克同意给怀特做“担保人”――即允许怀特作为“多克的朋友”去参与和观察各种活动。
(三)建立良好关系
观察者需要明确自身担任哪种角色,然后根据角色的要求建立与被观察者的关系。观察者应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之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胡幼慧认为建立关系应该注意五个诀窍[6]:(1)谨慎的;(2)诚实的;(3)不作预设;(4)当一个反思的听众;(5)愿意表露自己。
(四)实地观察工作概要
包括谁(who)、什么(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为什么(why)以及如何(how)六大要素。参与观察者应有意识地、详细记录发生的事情,以便于从事件中去了解团体意识是如何建构的?
(五)实地笔记和深度访谈的记录过程
信息分析方法可广泛用于决策支持和科学研究,在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它也具有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不具备的某些方法论优势。但情报学产生至今的数十年时间里,信息分析方法一直没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方法,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情报学对本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缺乏有效的宣传之外,信息分析方法本身的效率问题是一个关键因素。由于社会科学所需要的信息分析方法的效率不高,制约了它们大规模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领域。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渐成熟,高效率的文本挖掘方法出现了。尽管文本挖掘方法本身尚未完全成熟,仍在发展过程中,它在专门领域的应用也需要情报学家根据信息分析的特点加以完善,但它作为一种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前景已经展示无疑了。
社会研究方法系列课程主要包括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和统计软件三门课程。其中社会研究方法课主要介绍社会研究的规范程序以及研究设计技巧,实践性很强,在课堂内和课堂外对全程的社会研究体验有重点要求。而统计学课程由于在课堂内侧重数理统计知识的讲授和考核,为了不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社会统计应用能力,课外的延伸显得尤为重要。总结以上,要使社会学专业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和操作过程,基于专业理念设计相关的课外活动是需要教育者、辅导员共同重视的问题。
二、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学理念的课外活动主体分析
大学生的课外活动是大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连接课堂和社会,连接专业老师和辅导员的桥梁。在进行专业课外活动的设计过程中,需要以下几类主体的协调和合作。
1.课外活动的主要设计者和导师――专业老师
鉴于三门课程的特性,专业老师应主要采用体验式教学的方式来开展教学,在讲授系列课程内容的同时,积极引导学生结合社会热点和当下实际来寻找研究题,设计研究方案,理解研究规范,把握评判研究的标准。在以课堂为基础的前提下,设计让学生体验研究过程的课外活动,如,问题研究小组、问卷设计、统计软件操作评比等。
2.课外活动的组织者和完善者――学院分团委、辅导员
学院分团委和辅导员是与学生关系最紧密的团体和个人,大学生专业课外活动的开展主要依靠他们来组织和完善。学院分团委有完善的宣传途径,有利于提高活动在学生中的知名度;分团委学生会的成员是学生中的骨干,有利于带动广大学生的参与。辅导员具有管理人员和教育人员的双重身份,与学生有固定的沟通渠道和方式,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有利于及时掌握学生参与专业活动的情况,并根据学生的需求以及活动的实际效果对活动进行必要的完善。
3.课外活动的支持者――学校各部门
学生的学习和实践绝不是某个系或者学院的事情,而需要学校各部门共同参与,相互协调。如,学生在寒暑假开展专业调查研究,就需要校团委对他们的寒暑假实践认定进行标准化地修改;再如,学生开展系列教学实践的活动,需要学校教务处给予批准和经费支持。
4.课外活动的资源――校内外机构及组织
多种多样的校内外机构和组织是大学生开展社会研究的重要平台。这类机构主要分为三类:(1)校内部门或机构,如,校工体部发起的校运会满意度调查;校离退处发起的退休教职工生活现状调查。社会学专业的老师可以及时关注相关部门的需求,引导学生从身边开始研究体验,使学生开展相关活动。(2)与学校建立紧密联系的实习基地,主要包括民政部门、福利院等。这些机构与学校和学生保持了长期的联系,相互之间比较了解,在开展专业课外活动时,学生能从熟悉的机构中形成问题意识,深入研究,因此,形成研究成果的可能性比较大。(3)各类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组织和机构。这需要老师和学生共同去开发,不断增加研究资源是促进专业研究活动可持续开展的重要保障。
三、基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学理念的课外活动模型设计
基于社会学专业角度设计的课外活动,不仅要符合大学生课外活动的基本要求,而且要体现社会学专业的特色,并且能回归到有利于社会学专业学生成长成才的最终目的。“四位一体”活动设计模式,有别于以往课外活动设计的意义单一性和目的扩散性的不足,它兼具持续性、转换性和融合性的特征。
1.“四位一体”课外活动设计模型的主要内容
“四位一体”课外活动设计模型主要针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系列课程的应用而设计,遵循“活动模块”“活动宗旨”“专业方法”“认识逻辑”四方面的统一原则,在对社会学学生的课外活动设计中,努力做到“专题研究”“协同设计”“实地调研”“统计检验”四个模块的循序渐进,相互配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重点锻炼学生选题决策、团队合作、调查方法运用、统计方法运用的能力,使学生对社会问题认识逻辑从感性认识回归到理性认识,并且通过研究环节,将对研究理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对研究结果的理性把握。
2.“四位一体”模型的主要特点
相比之前的课外活动设计,该模型具有贴近专业、有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有利于学生对专业技能的掌握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模型突出活动设计的持续性。根据模型,可以观察到,针对社会学专业方法系列课程的课外活动设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与课程逻辑相配合。当课程开始时,专业老师便指导学生寻找自己的研究专题;在课程进展到理论讲解环节时,学生开始进行自己的研究设计并组建研究团队;随着课程进展到实际操作和方法讲解环节,学生和自己的研究团队开始实地调查,在实践中检验学生对调查方法的掌握程度;课程继续进展到统计学相关知识的讲解时,学生针对自身的调查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检验自身研究结果。如果说研究结果不理想,或者有新的发现,可以在这个顺序中重复一次,重新循环进入研究专题的修正环节。整个过程,学生通过对研究活动的参与,可以全程经历多次社会学研究的过程,并且将这一过程贯穿于系列课程的始终,更加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熟悉和掌握。
(2)模型突出活动设计的可转换性。在该模型中,系列活动设计既是一个纵向的整体,同时,也是可以独立横向成型的系列竞赛活动。如,在专题研究环节,可以设计开题报告比赛,重点考查学生查阅文献、归纳总结、关注热点、文书设计的能力;在研究设计环节,可以设计问卷设计大赛、访谈技巧大赛等,重点培养学生对于调查工具的使用能力;在实地调查环节,可以与寒暑假社会实践相结合,举行社会实践报告评比,对学生的阶段性成果进行验收和评优,给予学生继续研究的动力。
(3)模型设计突出活动的融合性。该模型的活动设计可以与现在高校中开展的学生活动进行很好地融合,一方面,可以促进专业课外活动与学校其他活动的结合,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整合现有资源,开展活动。例如,可以与学校或全国各地开展的各类学术创新活动相结合,引导学生在设计研究专题和设计研究时段时按照学术竞赛的要求开展,并且活动的成果不仅可以作为课程的作业,还可以作为参赛的作品,增进学生的研究兴趣,提高学生研究成果的利用率。模型中的横向活动可以作为学生的日常素质拓展活动,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引导学生在一条研究主线的基础上,不断延伸研究的意义,促成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赵锡奎,等.基于专业发展的大学生课外活动新模式研究[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3).
[2]林桦.大学生课外活动参与状况调查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实践探索,2013(4).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么何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简单地说,统一就是两者一致或者两者构成一个整体。从后者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显然构成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互补的认识体系。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统一应该更多的是指两者的一致性问题。那么两者应该在什么基础上或什么意义上一致呢?人们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去判断它们是否一致。由于人们选择统一的基础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调整统一的视角和基础,那么两者的统一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1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统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统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人们的价值观等。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对象的共性使得它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看,一般认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即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没有自觉能动性,而人类社会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征。相应地,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进行数学化和逻辑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强。而社会科学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则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不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如果把社会科学再划分为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两部分,那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就更大了,而这个区别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所谓本质上的区别,而狭义的社会科学已经较多地采用了数学和实证等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区分实质上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区分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这表现在:一方面,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自然界内部的动物界、植物界和无机界之间就不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去说研究自然界的各个学科之间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与人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包括动物界在内的自然界却被人类认为是低等级的,从而与人类分隔开,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别。比如,生物学、医学和兽医学之间本应该存在很多相同点,而我们总是人为地分开它们。相反,现在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物种类日益减少,这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于是导致了所谓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等学科的出现。而这些交叉性新学科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学科本身的创立也是基于人类的需要和某种价值观。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否统一在许多方面是由人类自身的价值观或需要决定的。
第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方法论有关系。对相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如西医和中医、理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西医和中医虽然同属于医学,但是至今还时有相互排斥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导致的。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虽然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但是它们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而因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方法论的不同那就另当别论了。
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
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关键词: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训练对策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当前部分院校研究生在研究方法方面缺乏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的意识,且实际运用能力也比较低。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招生和毕业数成倍增长,提升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日益成为研究生教育关注的焦点。中央从2011年秋开始在全国有关高校增设硕士生选修课《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研究生加强科研方法的训练提供契机。
一、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的主要任务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为发展和完善社会科学理论在搜集和整理社会科学实践经验数据并开展理性思维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途径、手段、工具和方式。[1]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一直都比较缓慢,更新也比较滞后,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法训练严重不足,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科学性不强。
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是培养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提升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研究生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能力,提升论文写作的质量。研究生阶段的研究一般提倡实证研究,所以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使教育对象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培养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为以后的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为社会科学发展做出贡献。
二、研究生培养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系统给国家培养输送了数百万名毕业生,他们为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精英教育模式也逐渐向大规模教育模式发展,并且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也大不如前,没有上升反倒下降。武汉大学的一项调查指出,导师们对于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评价结果是:1.2%的人认为有很大提高,12.1%的人认为略有提高,25.2%的人认为基本稳定,45.4%的人认为略有下降,16%的人认为严重下降。[2]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生中的应用基础比较薄弱。一方面,一些硕士研究生的导师所掌握的资源不足,包括纵向和横向的课题经费问题,这样就不能给实证研究提供资金支出。另一方面,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处于分离状态,双方没能达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和谐团队局面,研究多属于理论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其中部分导师自身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还不够成熟,有的甚至重理论而轻方法。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的欠缺。平时学习生活中在与同学交流时,大家对关于论文方面的方法问题表现出很茫然的状态,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知之甚少,这样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不会选题,对研究问题的确定性偏重于依赖导师意见,难以在专业方向的领域里提出感兴趣有价值且有能力完成的论题。有的题目命名就不能过关,假命题问题严重,学生不知道如何界定研究问题,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命题,什么样的命题能激发读者兴趣,什么命题有研究的潜能等等。部分论文没有研究问题,研究的视角太窄,研究目的比较含糊,将研究具体化深刻化的能力不够。虽然不能说这些不足都是研究方法学习缺乏导致的,但是只要通过这方面的指导引导,是可以改善的,并减少研究生在论文写作中做无用功无效功。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提升研究生研究能力的对策
1.注重提高研究生选题能力。虽然研究方法不能解决研究生在自己研究方法上选择“合适”的研究题目,但在方法训练的时候,应该在初期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接着通过实际案例,引导研究生意识到哪些是合适的选题或有研究价值的选题,同时给学生一定的自,让他们自己去鉴别、分析、讨论和思考。这样,在提高学生自主选题之前,首先学会鉴别他人的选题,还能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重要刊物和相关人物的文献。比如,对于我们教育科学院的研究生来说,我们可以多读教育学报,了解教育最新动态,知晓教育最近有哪些大事、哪些问题,这对于我们选题的帮助是十分大的,而且上面的数据也是权威可靠的。
2.重点解决研究规范性问题。科学研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包括确定选题、设计研究课题、收集相关数据资料、陈述结果、安排论文结构等等,这些都有固定的格式规范要求,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初探者,不仅要清楚地知晓,还要严格执行。加强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重要的环节就是强调学位论文的撰写必须遵循学术规范。一是了解研究程序,每一步都要有理有据;另一方面,要加深对研究方法和方式选择的适切性确定,各种研究方法要如何结合使用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什么样的问题适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等。训练过程中首要采用的应该是研究生论文的案例分析,通过这种方法能直接有效的找出研究生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方法欠缺点在哪里,并找到优势。从选题、研究问题、研究设计、研究分析、研究结论等方面分析研究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进行这样的训练,可以加深学生的直观理解和印象。总之,用研究生的论文进行指导训练是解决规范问题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3.注重实践训练,从做中学。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和其他阶段的学习是不一样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在深度及课时安排上不同之外,训练方法和侧重点也不一样,研究生阶段应该是掌握实际科研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与论文撰写上,构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有效结合。所以,研究方法训练要特别重视实践活动训练。结合课堂上的实践并安排一定强度的课下实践任务,通过自身训练,让学生在做中掌握科学研究的规范与技巧,激发其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情。训练方式很多,可以是文献综述的写作、专题写作、调查问卷报告等,要重点关注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学生研究方式的运用、问卷调查的设计、写做技能等,要想提高这些能力,都要亲自操作后才能有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1、本书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写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之一,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学者欧阳康等人著述。
2、本书从社会科学方法论入手,回顾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演进过程,论述了社会科学的对象、性质及在当代大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重点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程序与研究设计,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如怀疑方法、观测方法、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信息方法、黑箱方法、系统方法、过程方法、评价方法、理解方法、预测方法等十几种具体方法进行了详细地阐释,旨在帮助当代大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社会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
(来源:文章屋网 )
首先,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萌芽时期可以追溯到古代。如中国古代关于人口统计调查的方法,古希腊时期的商品买卖统计和测量方法,古希腊哲学自然哲学方法等等,此时的社会科学学科尚未形成,方法论多为哲学方法论。直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为止,古代哲学结束了辉煌时期。
其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此时,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倍增,形成了自己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体系,社会科学也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此时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为主,哈金(Ian Hacking,1936-),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石里克(Moritz Schlick,1882-1936)等科学哲学家围绕逻辑实证主义是否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如何对自然科学进社会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与此相对的,是社会学家狄尔泰、韦伯提出的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的经典阐释主义主张。至此,形成了经典的实证主义和经典的阐释主义两大基本社会科学方法论。
再次,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随着定量研究方法论模式和定性研究方法论模式的诞生,社会科学方法论走向了成熟时期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被普遍使用。其中,定量方法论被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检验研究,定性方法论则被用于理论建构方面。
最后是进一步发展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后现代思潮深入和广泛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出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强调多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之间的融合。这种混合方法,其实就是一种采用相对主义的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的方法。
回顾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这四个阶段,不难发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理论基础,融合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论逐渐呈现出方法论取向多样化,多方法论主张相融合的特征。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这一特征,正是建构主义研究进路对于多元化的研究主张的方法论体现。
二、建构主义进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张
建构主义一词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都各有其定义,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建构主义是方法论相对主义,即所有知识形式都应以同一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所有知识形式同等有效。由此,方法论意义上的建构主义关注的是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在科学知识的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
首先,就建构主义的起源而言,现象学、哲学解释学、解构主义、修辞学、符号学等哲学视角为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并促使建构主义放弃用真理性或有效性问题来解释自然知识的独特研究进路。正如布鲁尔对科学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所主张的那样,[2]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排除了传统认识论问题,割断了科学研究与传统认识论先入之见的联系,进而对以前不受欢迎的关于“客观”知识是如何由“非客观”因素建构而成的话题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