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差距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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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乡经济增长不平衡特点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1978年至1995年前，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比较稳定，一直维持在1350―1600亿元之间，在1995年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乡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1996年城乡经济总产出差距为2332亿元，2001年与2003年差距扩大到了3000亿元以上。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反应在经济总产出的绝对差距，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方面，从1978年到2006年近30年间城镇实际总产出年均增长率为5.12%，农村实际总产出增长率为4.10%，城市增长率比农村高约一个百分点。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且呈扩大态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分配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当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小，1978年为209.8元。1982年的实施激发了农村经济的活力，城乡差距一度相对缩小，城镇与乡村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6倍下降到1985年的1.9倍。1992年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成分逐步多元化，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由1992年的1242.6 元扩大到2005年的7238.1元，城乡收入比也由2.6倍扩大到3.2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有各种补贴、劳保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城乡收入比则更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是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就城镇来看，目前城镇贫困人口规模超过了2000万，约占城镇人口的5%以上。如果从消费水平来衡量贫困人口或者进一步将进城打工农民工中的贫困人群考虑在内，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可能会超过3000万。

二、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人力资本原因

什么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差异如何衡量呢？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指人们花费在人力教育、保健、培训、迁移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这种资本，就其实体形态来说，是活的人体所拥有的体力、健康、经验、知识和技能及其他精神存量的总称。从这一界定不难看出，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及迁移四个层面。由于劳动力培训与迁移方面的数据缺乏，本文主要从前两个方面来探讨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

（一）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城乡差异大

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文化水平总体上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差异明显。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乡村的文盲半文盲人口是城市的5.53倍、城镇的5.57倍。对于接受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人口比例，乡村均大大低于城市，如乡村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口占全国此类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为27.8%，比城市低22.8个百分点；乡村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更少，只占全国的7.5%，城市与城镇的这一比重分别为72.7%、19.8%，城乡劳动力文化水平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文化层次按照由低到高排列，农村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而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越来越大。

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来反应的城乡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更加直观，据计算在1994年前城乡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相差无几，1994年后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城乡人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42年和8.10年，差距达到 2.32年。

（二）城乡间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差距大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力资本实现保值和增值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通常用 “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身体机能失能率”等指标来反映。

1.城市儿童健康状况优于农村儿童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资料显示，1991年到2004年13年间全国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下降了17.7、28.7、36个百分点，农村中这三个指标下降幅度更大，分别下降了20.6、33.5、42.6个百分点，但因原来基数较大，至2004年儿童死亡率仍然较高，分别是城市的2.06倍、2.43倍与2.38倍，比城市13年前还高4.8、7.2、7.6个百分点。

2．城市孕产妇及60岁以上老人身体状况优于农村

对城乡孕产妇死亡率及6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人口比率指标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差异。近15年来，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明显高于全国、全国高于城市，城乡差距表现出周期性地缩小、拉大的变化。除了个别年份外，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比城市高1倍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2倍以上。全国60岁以上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动趋势，不能自理率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农村―城镇―城市，2004年农村人口生活不能自理率平均比城市高3.4个百分点，比城镇高3.1个百分点，比全国高1.4个百分点。

以上分析表明，农村人口总体健康人力资本存量低于城镇。从微观角度来讲，人口健康状况的差异直接影响劳动力参与社会活动有效时间的差异和生产产品质量的差异；从宏观角度来看，人口身体素质会影响整个地区内社会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三、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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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我国的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转贴于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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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方面，是决定整体收入差距第一位的因素，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其贡献度在 60%左右。中国贫富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差距，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收入分配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90年至2007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差额是逐年扩大，从823.9元增长到9645.4元。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例，从1990年至1994年逐渐扩大；1994年至2000年又有虽小；2000年至今差距快速扩大。总体来看，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是扩大的，从90年的2.2倍扩大到07年的3.32倍，而今年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增长，且今后短期趋势也是逐步扩大的。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一）长期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有显著的滞后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具有滞后的二次函数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反应会滞后一期，且在长期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且城乡人均收入比例为3时是城镇劳动力增长率由下降到上升的一个转折点。 

（2）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固定资产投入增长率有滞后一期的线性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加。 

（二）短期影响 

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有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受系统本身的调节作用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在城乡收入比例为3时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超过3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镇劳动力投入的越多，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增长。而这种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中都是明显的。这种影响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的劳动力才会向城市转移，从而城镇的就业人数增长率才会增加。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增加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资本的投入量也就增加，有利于城镇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是在长期中反映出来的，短期内并不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而且对农村的影响要滞后一期。而且这种影响的转折点也是城乡收入比例为3的点。说明，超过比例为3时，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的投入增量也是有正面的作用，只不过是滞后的影响，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是由城镇经济发展来带动的。而可决系数为0.48，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只是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长期内才有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影响仍然是滞后一期的，而且是在长期内显著，短期内部显著。 

四、结束语 

（一）结论 

综合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结合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经济的不同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城镇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又着促进的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是由于城乡收入比例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同时资本的投入也向城镇转移。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也有相应又着促进的作用。但是促进作用会滞后于其对城镇的影响，促进效果也小于对城镇的影响，而且由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引起投资增长的效果优于引起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进一步说，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农村经济。由于是滞后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镇带动的。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在绝对数上促进城镇和农村的各自发展，但是在相对数上也会反过来又拉大城乡经济的差距，使城乡的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自我维持的效应。 

（二）分析的局限性 

本文没有考虑技术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单单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因素考虑。 

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仅仅是从经济量的角度考虑，而没有顾及社会的发展均衡和公平的因素，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后会带来的综合复杂的社会影响。 

（三）政策意义 

1、对“先富带动后富”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改变了基本经济发展策略，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平均主义、平衡发展的思路，转变为采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用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思路。同时在城乡发展模式上，也是采用，农村支持城镇，城镇带动农村[3]。总之是“允许适当的贫富差距，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上看，随着城镇的优先发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和农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尤其是对农村投资的影响。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种“先富带动后富，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2、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 

在城乡经济均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这种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有着自我维护的机制，会自动的扩大差距。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预，只是靠经济体自身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考虑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来主动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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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飞速发展，GDP总量和GDP年增长速度都是处于全国前列，全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也水涨船高，且水平都处于全国前列。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二、指标选择和数据说明

Heston(1994)认为，人均GDP数据比总量GDP数据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要低，因为一些影响GDP水平的估计错误也影响对人口的估计,这样错误可以被抵消；另外，目前统计年鉴上关于收入的数据都以人均值来度量，因此，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虑，本文采用人均GDP来表示经济增长，记为PGDP；城乡收入差距选择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差值来表示，记为RD。这个两个指标的数据均来自各期的《浙江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78年～2006年。值得说明的是，实际分析中的数据经过了处理，首先是用浙江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100）对PGDP和RD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平减，以消除物价影响；其次，把消除了物价波动影响的数据序列再自然对数化（LNRD和LNPGDP）后就得到本文分析中的时间序列了。本文用到的计量软件是Eviews3.1。

三、协整检验结果

1.直观分析

序列LNPGDP和LNRD在时间样本区间内呈平稳且不断增长的特征；而一阶差分序列LNPGDP和LNRD的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但这种时间上变化趋势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必须通过严格的计量手段来检验。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一般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具体有ADF单位根检验法。

2.平稳性检验

为了检验LNPGDP和LNRD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对两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对于单位根检验，原假设是两个序列的生成过程，是带有漂移趋势的单位根过程，备择假设是两序列分别为白噪声（White Noise）的生成过程，遵循随机游走的假设。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选取的最大滞后阶数为5。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从而LNRD 和LNPGDP都是平稳序列，即为单整I(1)过程，两序列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注：LNRD 和LNPGDP表示一阶差分；C表示漂移项；T表示趋势，为0则代表检验中没有加入趋势项；K代表滞后阶数，下同。

3.协整检验

根据上述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做出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估计的协整方程为：

EC=LnRD-0.944052LnPGDP+0.561397(1)

(26.50105)(-2.17174)

括号内为T统计值。然后再检验估计的协整方程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平稳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关系存在。经检验，它们都在5%显著水平通过检验，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4.误差修正模型

列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后，建立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为:

LnPGDP=0.086872+0.183477LnRD+0.0824EC(-1) (2)

DW=1.52205

四、简要的结论

1.本文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不论是从长期还是从短期看，浙江经济增长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这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结论。

2.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并不是浙江经济增长的原因，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在1978年～2006年的29年间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似乎可以理解，因为浙江是一个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的省份，经济增长更多的是源自内生的增长模式，而不是像许多其他省市一样，政策的导向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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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整体而言一直保持在高速增长的状态，并逐渐形成了受到世界关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但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如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城乡经济增长差距的矛盾、社会消费结构的差距等等[1]。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提高劳动力质量，这样才能创造更加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一、中国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质量之间的关系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经济增长的质量好坏需要从经济增长的条件、经济增长的过程和经济增长的结果三方面着手，并以此为依据。从经济增长的条件着手，即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基本状况；从过程来看，即经济增长结构的基本情况；从结果来看，即经济增长的效果和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是该国能够长期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国土范围内的各种有利于创造国民财富的自然、人为条件和能力，其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系统内包含的各种因素的有机结合进而形成的一个整体功能特性。

质量高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以高质量的国民经济素质作为基础的，而在其中人力资本投资又是决定国民经济素质的重要因素。国民经济增长能力不足，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必然会导致农村甚至城镇居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和力度降低，青壮年劳动力无法获得享受高水平教育、获得高技能的机会，使得农村劳动力整体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无法获得更高的收入，即分配不均，促使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从而导致国家劳动力质量水平降低。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加大，使得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严重失衡，某些消费品更加倾向于高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受到抑制，进而抑制了社会的总消费需求，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而目前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社会福利逐渐减少，青壮年工作压力加大[2]。收入分配不合理矛盾的加剧也会影响国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从而通过各种机制和渠道抑制经济的增长。由此，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质量水平便成为改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

二、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质量之间的平衡

（一）提升劳动力质量水平

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此时正是教育经费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来说较高的阶段，当城乡收入扩大时，低收入家庭面临的教育经费问题更加严峻，致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降低各级教育的入学率，进而降低全社会的毕业生文化水平。要想解决该问题，除了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社会分配制度之外，还需加大对国民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在国家经费投入的条件下，吸纳社会公益资金，用于国家的教育事业，针对特困地区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依靠教育手段不断提升劳动力的整体质量水平。而各高等教育学府应当沿袭当前使用的特招方式：向特困地区分配特定的招生名额，给予当地学生求学的机会；向特困地区分配特定名额，进行定向培养等。但在扩大教育范围的同时还需注意教育工作的质量，不可盲目追寻数量而忽略质量。

（二）缩减城乡收入差距

缩短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从完善分配制度、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二次元经济结构的优化等方面着手。当然，福利方面的改善不能仅仅着眼于整体层面的分布，还应重点关注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在社会中的分配情况。但若从整体来看，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都得到了提高，但经济增长的水平却降低，这样的福利结构也是不合理的。而就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而言，缩短收入差距还需注意治清廉的角度，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对贪污受贿的行为进行处罚，还政治一个干净、纯洁的面貌。需要构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培养真正的人民公仆，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将教育、福利等社会民生事务处理好[3]。

（三）明确经济发展的目标

人是发展的主体，是经济增长的实现者和成果享用者，其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提升自身生活水平，优化基本生活条件。在发展经济同时，不能以某些人的利益为中心，而应兼顾各方面发展的均衡，不能为了某地的发展而舍弃某一方的利益。从发展的实质来看，追求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才能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更有利于实现人的价值。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对收入差距进行控制，适量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生产意识，提升劳动生产力，但过大的收入差距反而会抑制国民的生产积极性。

三、结论

由上述可知，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负相关，即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越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平稳快速增长。成长收入的不断增加不仅不利于全国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通过劳动力质量水平资质了经济的增长，加剧社会矛盾。从长远的发展目标来看，必须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重点关注收入的平等分配问题，正视利益冲突之间的转化问题，不断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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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22.099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而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还包括我国的财政分权。在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 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所谓财政分权，主要是指财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对本地的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即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将财政收入分配到经济发展中、文化建设中、卫生事业中，或者投入到城市建设、投入到农业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财政分配。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财政分权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快，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加快了。这与当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不同地区经济的调查显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收入反而逐渐拉大，在这样的背景后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与此同时，要保证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投入力度越大，当地的农业经济速度增长得越快，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越小。虽然进行了农业经济投入，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却更大程度上加大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力度，这样只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2 政策建议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拉大，与财政分权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做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做好财政分配、尽可能地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加大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才能够逐渐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倡导先富带动后富，农村补给城市，追求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施行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城乡收入逐渐拉大。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但是却没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见，地方政府对于农村经济的财政支出力度是明显不足的。要解决这一现状，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农村建设，增加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尽可能扩大农业支出在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低于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导致城乡经济在农业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依然不断拉大距离的最主要原因。而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实现了财政分权，却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够重视。虽然已经加大了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但是与对城市经济的投入力度相比，还是比较低。既然已经实现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就要发挥出财政分权的优势，尽可能收集地方信息，将财政进行合理配置。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地方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尽可能实行政策倾斜，照顾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要保证足够的农村经济发展财政经费，真正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表面的相较于以前的增加农业收入。只有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大于或等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加大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包括对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对贫困人口进行财政补贴，对农民进行务农补贴，并且要大力投入农村教育经费的力度，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可能在生活条件上缩小城乡差距，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除了改善生活条件，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为当地农民谋福利、谋出路。比如发展适合当地环境的生态养殖业、发展水果种植业、发展药材种植业、香菇种植业等等。只有找准了当地农民的出路，才能真正实现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3 结语

城乡收入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历史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且它将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快速增长，但并没有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地方政府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为农民找到发展的出路，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李雪松，冉光和.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J].农业技术经济，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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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基于我国1978-2012年的数据分析可知，收入差距系统内部存在着自动稳定的机制，当遇到内生变量的冲击时，收入差距最终会稳定在初始水平上。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刺激机制，制定向农村倾斜的长期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实现城乡全方位平等。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解决我国经济结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经济增长 教育发展 城镇化 城乡收入差距

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教育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日趋严重。这不仅仅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已经成为政府与经济学者、社会学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自刘易斯（1954）首次提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后，中外经济学者不断地对二元结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Simon Kuznets（1955）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假说”。黄（2011）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人口迁移有助于农民向城市的集聚，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傅振邦等（2012）认为，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都具有长期的正冲击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城市化没有明显的冲击效应。龙翠红（2011）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经济增长又反过来会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差距导致教育不平等，但教育不平等的改进却不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中外学者的这些这些结论虽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要应用于我国实践，缺陷也比较明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晰经济增长、城镇化和教育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探讨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可以借助VAR模型。为解决非平稳变量的伪回归问题，Granger提出了协整思想：如果各变量之间有着长期稳定关系，即这些变量之间是协整的，那么，就可使用经典回归模型方法来建立回归模型。在选取计量指标时，经济增长指标选择人均GDP，人均GDP剔除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与城乡收入差距一样是人均指标；经济增长在城乡有所差别，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城镇化指标用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城镇化使得部分农村居民转化成城镇居民，并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我国教育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人才，人才流向影响着城乡居民收入，从而对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但准确完整衡量教育发展的全部内容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选用代表性指标。高校毕业生可以看作是教育业的产出，因此，使用每万人中毕业生人数来衡量教育发展。收入差距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计算，计算公式是：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了研究方便，用IT表示收入差距，即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用GP表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教育发展用SG表示，即每万人中的毕业生人数，单位为人；城镇化水平用U表示。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所有价值指标都用1978年零售商品定基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再对所有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用原符号在前面加ln表示。指标数据源于《中国省统计年鉴》，数据取值范围为1987-2012年。

（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VAR模型可以用于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系统构成的动态冲击：冲击的大小、正负及持续时间，适用于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但该模型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的基础之上，所以，需要对文章中所使用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检验。首先需要对文章涉及的各时间序列做单位根检验。选用SIC准则，并自动选择滞后期。用ADF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见图1），虽然lnIT、lnGP、lnSG和lnU都不是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DlnIT、DlnGP、DlnSG和DlnU在99%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上述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变量是平稳的，说明其一阶差分时间序列的某种线形组合也可能是平稳的，所以，这些变量之间有可能会存在着协整关系。用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进行协整检验，从检验结果可知，lnIT、lnGP、lnSG和lnU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0.95的置信水平下被拒绝，而存在2个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在95%的置信水平下被接受。结合上文中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在95%的置信水平下，变量lnIT、lnGP、lnSG和lnU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使得变量的任何短期偏离都会因为协整而回到长期均衡状态上来。

（三）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VAR模型检验

为建立VAR模型，需要先确定滞后期p。用e-views7计算得到AIC与SC随滞后期的变化量，选择SC最小且AIC最小作为滞后期，所以确定滞后期p=5，建立VAR（5）模型。该模型检验指标：R2=0.9974，Adj. R2=9918，F=175.55，AIC=-3.8763，SC=-2.8955。

该方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lnGP、lnSG和lnU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均被拒绝，且lnGP、lnSG和lnU同时不是lnIT的Granger原因也被拒绝，这说明lnGP、lnSG和lnU都是lnIT 的Granger原因，lnGP、lnSG和lnU同时也是lnIT的Granger原因。

为了验证模型的稳定性，本文运用eviews7软件计算该模型特征方程的特征根的倒数绝对值，如图1所示，特征根倒数的模都小于1，都在单位圆内。这说明该模型是稳定的。为了进一步分析政策时滞问题，可以分析该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为了避免正交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分解的结果严格依赖于模型中变量的次序的缺点，文章采用由Koop等（1996）提出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并选取考查期为滞后30期。由于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所以只列出其它变量对收入差距的响应函数。该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如图2所示。

图2描述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的响应函数，从收入差距对自身的响应来看，收入差距对自身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的响应在第1-2期略有下降后，然后迅速上升，到第3期达到最高点后开始下降，并在第5期达到极低点，完成第一个周期，第二个周期明显变缓变长，就其响应来说，有逐渐减弱的趋势。总体上来讲，收入差距对自身信息的响应开始时有迅速扩大的趋势，然后逐渐减弱，最终逐渐趋近于零。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响应来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一个负向标准差新息冲击的响应在第2期就达到最高点，然后开始下降，第5期达到最低点。从总体来看，经济增长一个负向冲击开始时会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更大程度的减少，但最终其响应趋向于零。可能原因是经济的萎缩，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但这种影响不会是永久的。从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发展的响应来看，收入差距对教育发展一个负向标准差信息冲击的响应非常强烈，到第3期后其响应开始减弱且变缓，最终趋向于零。这说明教育发展开始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原因之一是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多的是留在城市，成为收入较高的群体，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比较优秀的人员很难留在农村，造成城乡人口素质二元结构，进一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甚至造成了这样一种事实：农民投资为城市输送更多的人才，为城市造福。之二是城镇居民享有更优越的教育条件，从而使得他们走向社会后具有更高的工资收入。之三是同样多的教育费用（如学费、学生伙食费等）的支出，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教育费用占有收入中的比例要比城镇居民大得多，如果在2011年学生开支增加115元（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它将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而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却只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5%，这也是一种不平等。但从长期来讲，其响应趋向于零。从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响应来看，收入差距对城镇化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的响应在前两期响应非常强烈，并在第3期达到极高点，以后逐渐变得平缓，并最终趋向于零。这说明城镇化开始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长期来讲，其响应也趋向于零。

从该模型整体来看，收入差距对各内生变量的冲击开始时的响应都是强烈的，但最终都会趋向于零。这说明该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着自动稳定的机制，当遇到内生变量的冲击时，虽然收入差距开始时会有较大的波动，但最终会稳定在初始水平上。该模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刺激。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上面分析可知，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城镇化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城乡收入差距对自身城市化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的响应开始时都是强烈的，在短期与中期内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恶化，但在长期，其响应会逐渐消失。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的冲击的响应来看，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的负向冲击在短期和中期内会缩小收入差距，但在长期，其响应也会逐渐消失。从该模型整体来看，收入差距对自身及其它各内生变量冲击的响应开始时都是强烈的，但最终都会趋向于零。这说明该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着自动稳定机制，当遇到内生变量冲击时，收入差距虽然开始时会有波动较大，但最终会稳定在初始水平上。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有持续不断的刺激机制，要制定向农村倾斜的长期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进农村生活保障体系建设，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村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努力实现城乡教育平等，鼓励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农村经济建设中去，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在全面推进城镇化时，必须摒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城市化道路，选择适合我国、有利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小城镇化道路。总之，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必须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统筹城乡发展，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改善农村生存环境，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实现城乡经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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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只要存在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部门，其收入就一定存在差距，欧美、东亚国家都是如此。我国现阶段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了社会稳定的隐患，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解决。因此，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当成为我国政府的明智选择。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个重犬战略决策是党针对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阻碍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削弱了农业、伤害了农民这一深刻教训提出来的，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大战略决策。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为解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总政策，要实现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生活的目标。应该由诸多具体的政策来保障。

一、加大对农业、农村的财政转移力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外在效益显著的项目，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增强农业的竞争力。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支持与保护农业，政府除了给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市场以良好宽松的环境政策外，重要的是给予农业财政资金的支持。纵观世界各国持久的财政投入，使其农业的发展保持在适合的水平和规模上。是许多国家长期共同的目标。

我国的国情也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则是政府支农的重要手段。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坚持对农业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逐步提高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财政预算要优先保证农业支出，并适当安排一些中短期支农专款。中央政府要尽快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和政策措施，规范和引导地方财政的支农行为。对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投资重点应有所侧重，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农业生产实际状况，农业财政的投资方向应是支持农田水利、交通、通信、农村电网、农业生态环境、国土整治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技术的推广。这些项目是风险大、投资经济效益低，但却对农业发展起着保护性、开发性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是其他农业投资主体所难以承担的。

此外，国家应改变其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上长期缺位的局面，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投资主体的角色，建立中央、省、市、县“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格局。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资，解决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自来水、通讯、广播电视等问题，尽可能提供城乡一体化公共产品，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使农村居民享受平等韵国民待遇。

二、统―城乡税制体系，强化税收调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在以市场经济为主配置社会资源的国家中，税收杠杆的作用极其重要，诸如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税收杠杆作用发挥得好，会很好地调节收入差距，限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在初次分配当中，国家应该遵循市场经济原则，鼓励人们合法追求高收入，但在税收杠杆的使用过程中，则应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差距。目前我国税收体系还不完善，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投有完全体现，因此要完善税收制度，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充分发挥税收杠杆在缩小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差距的作用。

近几年全国各省相继宣布取消农业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从此不再纳税了，国家不再对农村征税了。取消农业税只是取消了针对农民的歧视性税收制度，还农民无差别的国民待遇。无差别的国民待遇意味着农村居民要像城市居民一样承担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作为国家的公民，农民仍承担着纳税的义务。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民仍然存在着一部分流转税、所得税的负担。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的新思路。因此。建立统一的税制是我国发展战略的要求，是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坚决取缔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取消乡镇政府直接向农民收费的权力，规范政府收入体系。建立以土地使用税、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的农村税收体系，并将其纳入城乡统一的税制体系之内，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除了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的原则取消一切针对农业的歧视性税制外，还应遵循国际惯例，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实行优惠的增值税政策、优惠的所得税政策的经验，对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采取税收优惠或减负政策。

三、发展农村教育，保证教育公平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民增收不仅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更要依靠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距扩大问题就必须要实现农民内在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而这一切都要取决于教育。

首先。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人，实现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要重新调整并明确各级政府的基础教育责任，根据各地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制定合理的分担比列，减轻县、乡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大幅度地增加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负担比例，使中央财政和省级政府成为转移支付的主体。目前各地已经初步建立了“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分担、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的新机制。在明确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投资责任后，要改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调整基础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适当压缩高等教育所占比例，改变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非义务教育轻义务教育的不合理状况。

其次，职业教育及成人教育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来讲至关重要。在夯实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础上，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大力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举办各种短期专业培训，形成高中教育、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和短期专业培训有机结合的完整的农村教育体系。农村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培养传统的劳动者和传播农业劳作技能，而是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还要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现代化农业和市场经济的人才，不仅能在农业生产领域就业，而且能够在非农业生产领域就业。

四、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壁垒，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国外一些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都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工业化的需要和必然结果。因此，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藩篱，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已成为必然。

要在体制上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的政策应该是能够消除现存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使农民有更多的进城机会，有更多的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而且是一个平等的就业和公平的收入待遇机会。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在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将他们转移到城市，在城市中提供就业机会，消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户籍应该重新确定自己的角色，应该转变成记录公民的基本信息。表明农民合法身份的载体，国家掌控国民基本信息和人口状况的工具，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最基本的数据。户籍制度的管理功能必须是价值中立的。必须以确定事实为最基本的原则，真正做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公共事务服务。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和维护公民的平等以及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要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逐渐放宽迁移限制，以保证公民因工作地域的变动等原因可以及时迁移户口。随着市场经济日益完善，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是必然的，农民进入城市，市民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行政权力不应该限制，而应该为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保障。

五，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保障农民的“国民待遇”

篇（9）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改革，流通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先导性作用都不断凸显，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日益密切，扩大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我国发展经济和惠及民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关联面较广的产业，流通业的影响范围必然较宽，流通溢出效应也必然较强。另一方面，我国还处于城乡经济分化较严重的二元经济环境，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的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观。那么，作为先导性产业的流通业，其溢出效应是否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缓解作用呢？更进一步，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分析

根据国内外对流通业溢出效应的阐释，流通业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劳动力供求两种渠道对一系列经济指标产生作用，包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缩短城乡差距，但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城乡商品流通的成本越低，企业区位选择将偏向于租金较低的城乡结合部，进而调整城乡结合部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而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城市城区商贸流通业的溢出效应越强，说明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越大，企业在城市集聚效应越强。为了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企业区位选择必将偏向于城市，导致农村沦为，进而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越紧密，有利于促进集约化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缓解区域企业产品同质化的压力，缩短城乡差距。

另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劳动力供求来缩短城乡差距，而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机理也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促进城市物流向农村地区扩散，增加农村地区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农村地区农民的工资收入水平，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地区商流效应越强，说明该地区的流通业越发达，城市集聚效应越强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流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供给平衡，进而减少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传递速度越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现象，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短城乡差距。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模型设定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面的分析，流通业的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渠道产生作用，为此引入产业结构和劳动需求两个变量，分别构建反映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两种作用渠道的计量模型如下：

Yit=α0+α1wfit+α2sfit+α3xfit+α4isit+α5lsit+α6wfit×isit+ α7sfit×isit+α8sfit×isit+μi+ηt+εit （1）

Yit=β0+β1wfit+β2sfit+β3xfit+β4isit+β5lsit+β6wfit×lsit+ β7sfit×lsit+β8xfit×lsit+μ'i+η't+ε'it （2）

其中，Yit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wfit表示物流的溢出效应，sfit表示商流的溢出效应，xfit表示信息流的溢出效应，isit表示调整产业结构；lsit表示调整劳动力需求，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交叉项wf×is、sf×is、xf×is表示流通溢出的产业结构渠道，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力需求交叉项wf×ls、sf×ls、xf×ls表示流通溢出的劳动需求渠道，αi、βi（i=1，2，…，8）为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城乡收入差距。选用城镇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2.流通溢出效应。对物流的溢出效应、商流的溢出效应和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分别进行定义。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主要反映了区域物流业的优势及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物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的货运周转量/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的货运周转量/国内生产总值）。商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商贸流通的比较优势服务对周边地区消费的吸引力，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商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内的信息化程度对周边区域的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信息流溢出效应=该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产业结构。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发展实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调整为主要体现，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此，本文选取区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劳动要素需求。由于统计年鉴和其他数据库中并未公布劳动要素需求的指标值，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表示。

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较多，笔者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教育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教育经费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水平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即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实证分析

选用2000-2012年我国各省、市和自治区（自治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考虑到劳动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数值大小差距较明显，因此对这两个变量取对数。

对式（1）和式（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根据Huasman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一和模型二都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另外，通过回归得到的F值计算并比较，最终舍弃混合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产业结构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87，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加重了城乡收入的贫富悬殊化。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似乎相反，基于我国的实际，本文给出以下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布局并不完善，城乡产业差异较大，而作为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镇，农村地区缺乏这些产业支撑，而且城镇交通体系明显优于农村，因此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更多地为城镇居民带来利益。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39，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商贸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商业就业面不断拓宽，又由于商贸服务业的行业关联面较广，于是商流的溢出效应可与城市非农产业发展相结合，促使城市的整体就业面不断拓宽，对劳动力需求不断提高，进而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机遇。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043，且在10%水平显著，说明信息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我国流通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但信息化与农业的结合力度仍然偏低，导致农村经济受信息流辐射作用甚微，而更有利于城镇经济发展，因此也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劳动要素需求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243，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城乡交通建设存在差距，但城乡之间快速路连接线的不断完善，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扩散，也促进了城市集聚资源向农村扩散，进而有助于缓解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055，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力度有限。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虽然使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不断提高，就业面不断拓宽，但是受我国城乡发展两极分化的现状约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通畅性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益可能更多。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信息流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并没有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明显作用，这可能与我国城乡劳动供求的不对称有关。

结论

本文从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两个渠道。根据研究，结论如下：物流溢出效应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商流溢出效应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差异，物流、信息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商流的溢出效应则借助该渠道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三种溢出效应通过劳动要素需求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商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物流的溢出效应借助该渠道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流则并没有通过该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明显影响。

参考文献：

1.于晓雪.基于VEC 模型的流通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2（30）

2.张建升.物流发展与城乡收入差异―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0（24）

篇（10）

一、变量的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变量的选取

1.经济增长

通常我们选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或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来衡量经济增长，但GDP不能反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Heston（1994）指出，人均GDP数据比总量GDP数据出现错误的可能性要低，因为一些影响GDP水平的估计错误也影响对人口的估计，这样错误就可以抵消。所以本文选取PGDP来衡量经济增长。

2.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指的是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离差，包括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一般用城乡收入的绝对差额来表示绝对差距，用城乡收入比、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结构相对系数等来表示相对差距，两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城乡居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在现有文献中，许多学者用城乡收入比或者绝对差额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这两个指标简单、直观，但没有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指标的影响，所以不能准确地度量城乡收入差距。而泰尔指数不存在上述问题，并且对两端收入的变化比较敏感。泰尔指数越大，表示差距越大；泰尔指数越小，表示差距越小。因此本文选用泰尔指数作为衡量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泰尔指数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g=1，2分别表示城镇、农村地区， 表示城镇（g=1）或农村（g=2）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表示城镇（g=1）或农村（g=2）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表示第g组的泰尔指数。

（2）

其中：N代表分组的数目， 代表第i组的人均收入， 代表 的平均值。

（二）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与变量的说明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2010》，数据取值范围是1990～2009年。变量PGDP表示经济增长，TL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2.指标描述

图1 1990～2009年浙江省城乡收入的泰尔指数

通过图1可以看出，在样本选取区间段，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明显的波动性。1990～1994年间呈现出急剧扩大的趋势，而1995～2007年呈现出“u”型的发展趋势，从2008年开始，浙江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收敛，但处于一个较高的发展水平上。

二、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进行协整分析，我们需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原始序列是平稳的，那么可以直接进行经典的回归分析；如果原始序列非平稳但属于单整阶数相同的序列，那么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原始序列非平稳并且单整阶数不相同，则不具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最常用的ADF法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AIC、SC信息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ADF检验结果见表1所示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c，t，k） ADF统计量 1%临界值 结论

TL （c，t，3） -2.1898 -4.6678 非平稳

TL （0，0，0） -2.7111 -2.6996 平稳

PGDP （c，t，3） -2.1944 -4.6678 非平稳

PGDP （c，t，4） -5.5378 -4.8000 平稳

注：c、t分别表示含有截距项、时间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c或t=0表示不含有

常数项或时间趋势项。

由表1结果可知，原序列TL和PGDP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变量TL和PGDP都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所以TL和P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

（二）协整检验

虽然变量TL和PGDP都是非平稳的，但经过一次差分，变量间具有平稳性，所以这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序列，那么他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对变量的协整检验和估计通常采用的是Johansen的极大似然法和EG两步法，本文采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首先运用最小二乘法对TL和PGDP序列进行拟合，得：

（3）

15.5848） （7.9541）

R2=0.7785 调整的R2=0.7662 DW=0.6205 F=63.26

由于在实际问题中经常会出现异方差性，会影响模型的估计、检验和应用，而本文没有对原始时间序列做对数处理，所以变量可能存在异方差性，用White检验法检验模型得到怀特统计量n R2=1.50301，对应的概率p=0.471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同方差这一原假设，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模型的回归参数估计量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

但是在该模型中，DW=0.6205，查询 DW检验表可知，dl=1.201，du=1.411，DW

（4）

（0.0000） （0.0007） （0.0003）（0.0311）

R2=0.904 调整的R2=0.8835 DW=2.211 F=43.97

LM（1）=0.9419 LM（2）=1.4726

根据方程的LM值，说明模型的自相关现象消除，对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 做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2。

表2 残差序列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c， t， k） ADF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结论

（c， 0， 0） -4.479 -3.8867 -3.0521 -2.6665 平稳

由于 的ADF统计量小于1%的临界值-3.8867，可以认为 是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说变量TL和PGDP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前面的分析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并不能说明他们存在因果关系，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验证。由于TL和PGDP都是一阶单整且具有协整关系，能够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选取1～6的滞后期对2个变量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滞后阶数 0假设 obs F统计值 伴随概率 检验结果

1 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 19 54.4566 2.E-06 拒绝

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 0.11099 0.7433 接受

2 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 18 19.0565 0.0001 拒绝

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 1.58474 0.2422 接受

3 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 17 15.6170 0.0004 拒绝

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 2.84002 0.0919 接受

4 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 16 4.69407 0.0370 拒绝

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 0.99206 0.4706 接受

5 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 15 2.24140 0.2272 拒绝

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 3.90478 0.1057 拒绝

6 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 14 1.45502 0.5612 拒绝

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 0.89531 0.6687 拒绝

由表3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上，在滞后阶数是1、2、3和4时，拒绝了“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接受了“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 当滞后期是5和6时，拒绝了“TL不是PGDP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同时也拒绝了“PGDP不是TL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这个检验结果说明：在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是收入差距的原因；在长期内，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三、结论

通过对浙江省1990～2009年间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自1990年来，浙江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在波动中呈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从1995年之后，增长现象十分明显，虽然近年来有所缓解，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2）由协整检验可知，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对人均GDP的弹性系数是0.2413，即人均GDP每变化1%，城乡收入差距会同向变化0.2413%。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在短期内，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浙江省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在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有限，从长期来看，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Granger检验的结果显示，在长期中，经济增长也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所以在保证城镇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应重视农村的经济发展，保持城乡协调发展，防止城乡收入差距被拉大。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发挥人的生产性，促进效率增长，但是如果差距过大，其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必须重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参考文献：

[1]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6，4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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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通常非平稳性，需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及检验。首先对数据取对数，然后分别取一阶差分，发现数据呈现前期趋紧，后期松散，但线性起伏在一定范围内下降的趋势，说明一阶差分后数据趋于平稳。对一阶差分后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三个变量的ADF检验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大于ADF检验的临界值。表明这三个变量序列在1%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发现D(LG(UIG))、D(LG(URB))及D(LG(PGDP))的一阶差分在1%显著水平下都小于ADF检验临界值，说明序列是平稳的。从而得出: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且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可能性，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据此可以建立模型。

二、建立模型

(一)模型建立根据上面检验结果建立VAR模型。VAR模型是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是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的简化。

(二)滞后期选择首先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信息准则和SBC信息准则确定选择的阶数，应使得AIC和SBC值越小越好。表2给出了0－4阶VAR模型滞后阶数判断结果LR，FPE，AIC，SC和HQ各自的值，并以“*”标记出依据相应准则选择出来的滞后阶数。可以看到，有超过一半的准则选出来的滞后阶数为4阶，因此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定义为4阶。式(3)的实证结果显示，VAR模型中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933616，0．739697和0．928304，表明VAR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三、模型分析

(一)VAR模型的平稳性检验VAR建模需要检验模型的平稳性，应用EVIEWS软件进行检验，发现VAR模型全部特征根都在单位圆内，符合建立VAR模型的要求。

(二)协整检验时间序列往往存在单位根，也就是其并非平稳，因此在建立模型的时候需要考虑变量是否平稳。如果稳定，那么模型中三个变量的长期关系就显现了，具有经济意义。故此需要对序列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序列出现伪回归。表3、4是协整检验结果。从上面表3、表4中可以得到相同结论:无论是迹统计量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没有协整方程的原假设，接受有一个协整方程的假设。说明LG(UIG)、LG(URB)和LG(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为了进一步验证基于VAR(4)系统的城镇化、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需要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是一种用于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方法。主要看当前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即加入X的滞后值看是否使解释程度得以提高。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两者是单向的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两者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城镇化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城镇化发展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二者之间是互为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