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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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关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文学专著方面，有关文学名士的研究尚以文学史形式存于地域文学专史研究中。马清福的《东北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与毕宝魁的《东北古代文学概览》(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两部著述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首开东北文学史书写先河，书中有关东北地区古代文学名士的研究，材料翔实，论断恰切，评介公允。任惜时等主编的《东北文学通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前三章简略勾勒了东北古代文学的发展概貌。李春燕等编著的专题论文集《东北文学综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及《东北文学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其中关于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部分有《萨满教文学的文化底蕴》《辽代文学通论》《清代前期东北流人诗歌创作论》《清代东北籍文人文学论》等四编。张菊玲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介绍部分满族作家及其作品，张佳生的《独入佳境满族宗室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宗室为视角，勾勒满族文学发展脉络，赵志辉等主编的《满族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分卷评介了满族先世、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4个历史阶段，兼顾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纯文学与俗文学、满语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学术视野，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满族文学史。董文成主编的《清代满族文学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涉猎到东北古代文士的创作思想。李兴盛的《东北流人史》(黑龙江出版社，1996年)从文士流放视角梳理东北古代文士的生命历程。白长青的《辽宁文学史》(辽海出版社，2004年)与徐光荣的《辽宁文学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虽为单省地域文学专著，但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后者尤以详细挖掘、梳理辽宁古代文学名士文献史料著称。文学名士个案研究方面，刘晓、匡亚明所著的《耶律楚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详尽阐述了耶律楚材的生平，并对他在诸如政治、宗教、处世哲学、诗歌、音乐、史学、天文历法、医学等方面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探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成就，是国内第一部耶律楚材研究专著。

别集整理方面，近现代大学者金毓黻主编的《辽海丛书》(辽海书社，1933~1936年)共收录东北地区古代名士诗文集15种，分入第四、第六、第九及第十集中。所收撰述，多采用世所罕见之本。其中以传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绝版复本，金氏辑补本十数种，可补前史之不足，校史之异同，为考证之资，其辑佚校补，保存文献之功自不可灭。继《辽海丛书》之后，兴振芳主编的《辽海丛书续编》(沈阳古籍书店，1993年)收录东北古代名士诗文集7种，均辑入第六集中。《续编》多方搜集，以补金氏之阙，将耶律楚材、李锴等重要人物别集辑入，为后学提供方便。

单人别集整理方面，有耶律楚材、贺钦、冯惟敏及魏燮均4种。谢方点校本《湛然居士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以《四部丛刊》本作为底本，以渐西村舍本互校，并以《丛书集成》本作参考，在每篇诗文后均附有校勘记，并在全书的末尾附有《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文正公年谱》《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等3种对研究耶律楚材生平有着重要价值的资料，非常便于读者参考，为现在最好也是最为方便的一个版本。伍玉梅整理的《医闾先生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贺钦文集的校注本，工作底本是嘉靖二十三年本，校勘参以嘉靖九年本和其他各本。所用影印底本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属于国家第一批珍贵古籍，该书的出版为研究贺钦的学者提供了很大方便。毕宝魁的《九梅村诗集校注》以增订新篇目和详注的方式将魏燮均的诗文呈现于世。该书出版后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铁岭市成立魏燮均研究会，魏燮均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魏燮均获得在生前难以企及的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谢伯阳的《冯惟敏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收诗、文、散曲、杂剧及赋、词等，其中的文主要来自《海浮山堂文稿》，该书为冯惟敏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缪润绂所著《沈阳百咏》《陪京杂述》《陪都纪略》(沈阳出版社，2009年)三部书稿由沈阳文史研究馆整理校注，作为沈阳历史文化典籍丛书第一辑出版。

学术论文方面，为考察30多年来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成果的数量，依照上述文学专著中涉及名士的姓名及字号等多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并按照知网提供的核心期刊和CSSCI两种来源类别进行二次检索，以考查论文质量。计量时，对有些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研究主题无关却被检索到的论文，不计入总数;先元时期的名士，因其馆藏文献资料基本亡佚，故不在计量之内。

2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钩稽

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书目》(辽海出版社，2003年12月版)、《辽宁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线装书目》(辽宁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高校古文献资源库古籍著录系统、国家图书馆检索系统等国家级、省级及高校各图书馆馆藏书目或检索系统，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文献资源进行系统钩稽。这里遵循4点原则①因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涌现时间多在辽代及其后，且现存世典籍文献基本为辽代及其后，所以所选名士时间范围为辽代至清代。②所选版本首顾单行本善本，次择单行本良品。③没有单行本的选用所据底本精良者的丛书本。④因顾及使用便利因素，所择图书馆以东北地区为先。

3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学术研究建构

辽宁省关于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的馆藏资源十分丰富，建构这一学术研究系统亟待提上日程。研究主要可分为4大类：典籍校注丛书、资料汇编丛书、学术专著丛书、名人传记丛书。资料汇编丛书通过搜集整理各名士生平、仕宦经历、著述情况、后人评介等方面资料来完成。名人传记丛书是在典籍校注丛书和资料汇编丛书完成后的基础上，对文学名士的生平经历及著述作品及其熟悉的情况下方能完成。而学术研究可从文学家族研究和作家群体研究两方面入手：

①元代辽阳耶律家族：元代杰出政治家、文学家耶律楚材被《元诗选》编纂者顾嗣立誉为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次子耶律铸、三子耶律季天、孙耶律希亮都是诗人。

②元代朝阳姚氏家族：辽代西柳城(今朝阳地区)姚渊、姚枢、姚燧三代。姚枢任许州录事判官迁河南许州(今许昌)，至元二年回辽阳行省任辽东按察使、东平宣抚史。其子姚燧是著名散文家和散曲作家。

③明代义县冯氏家族：明代中叶冯裕，其子冯惟健、冯惟重、冯惟敏、冯惟讷、其孙冯瑗。冯裕曾受教于辽东大儒贺钦，冯惟敏更是杂剧散曲大家。

④清代沈阳缪氏家族：清代东北科举家族缪氏的代表人物缪公恩是嘉庆道光年间东北诗坛盟主和泰斗。族人中幼弟缪德喜中进士，缪公恩的五世嫡孙缪延祺进士及第，缪氏第三个考中进士的是缪公恩的嫡曾孙缪润黻。

⑤清代铁岭高氏家族：高其倬、高其位、高其倬继室蔡婉、高其佩、高鹗。

⑥清代锦州金氏家族：金科豫、金朝觐兄弟。

⑦辽东三老研究：康乾盛世时期辽东涌现的三位诗人李锴、戴亨、陈景元。

⑧辽东三才子研究：房毓琛、刘春烺、荣文达。

⑨沈阳三才子研究：韩小窗、喜晓峰、缪润紱。

⑩其他相关研究：贺钦、王尔烈、常纪、多隆阿、魏燮均等。

文学家族研究和文士群体研究是东北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和细化研究，揭示东北文学发展的内部必然联系，给人以明晰的地方文学发展史的印象。东北古代名士的后续研究空间极大，有必要让这些在当时曾经影响东北文化的历史名人活起来，有血有肉，影响和鼓舞当代东北人的志气和信心。

4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文化产业建设构想

近年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将文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与此相应，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也渐成热点。笔者将东北古代文学名士与东北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拟作简单的构想.

5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开发意义

东北古代文学名士群体是东北文化最佳形象代言人。名士们的人格品质和文学作品内涵是盛开在东北千百年来文化土壤中的绚烂之花，并在历史的时空中结成多种果实，以飨东北人民。因此，着力、全方位开发东北古代文学名士馆藏资源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重视文学、文化传承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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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登敦煌文学殿堂的学生来说，总论是一部关于敦煌文学的知识总集，也是敦煌文学研究方法的指南宝典。而对于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前辈来说，总论提供了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新思路，更兼详细介绍了敦煌文学的研究现状和前沿问题。分而言之，伏先生的总论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几方面：

本书最大的特点正如书名所说是一个“总”字，作者对前人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成果尽量广泛吸收，囊括无遗，并且详加梳理与评议。别具匠心的是，伏先生对敦煌文学的文体进行了细分，将敦煌文学分为经典文学、唐诗、白话诗、歌辞、俗赋、小说、讲经文和变文、婚仪文学展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原稿还收有《敦煌佛教歌曲综述》和《敦煌岁时民俗仪式与文学》两章，碍于篇幅等原因被最终删去。但仍然由此可见伏先生编写此书务求完整细致的严谨学风。该书一个重要的特色是从大量敦煌文学写卷的基本情况谈起，以写卷为中心描摹了敦煌文学的实体形态，给读者以极强的现场感。同时，作者还对敦煌遗书中的文学文献及其整理研究状况做了全面的审视，抓住每一个与文学有关的线索从各方面进行审阅性的研究。可以说总论无论是搜集作品范围之广还是对具体作品考论之深在目前敦煌文学研究领域都是系统而领先的。

其次通过对敦煌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揭示出历史记载之外中国文学流传、发展、演变的途径，这是传统的目录、版本之学中所难以寻踪的。例如第八章讨论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时，伏先生从历代文人作品集中翻检文章（崔S《博徒论》、鲁褒《钱神论》、刘谧之《庞郎赋》、元顺《蝇赋》等等），联系敦煌俗赋的研究，将敦煌俗赋从体制上分为故事俗赋、对问体俗赋和歌谣体俗赋，不厌其详地用作品说话，使得读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文体的性质及流变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特别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伏先生本人独特的研究成果。伏先生通过大量资料充分论证和剖析了俗赋的特点，提出了自己对俗赋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深刻认识。人们向来认为用近似于白话的通俗语言写成的赋即为俗赋，但这个概念较为笼统，不能深刻揭示俗赋的内涵。“敦煌的俗赋”一章先对俗赋的文献载体进行了罗列分析，并对俗赋的概念、特点进行了详细深入地界定、剖析，认为俗赋是秦汉先民进行娱乐的形式之一。俗赋源于先秦时期的民间讲诵伎艺，是流行于秦汉时期朝野上下的一种文艺形式，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以通俗浅显为其特色，这与其他类型的赋体追求典雅华赡恰成鲜明对照。伏先生对敦煌故事俗赋、对问体俗赋、歌谣体俗赋的考述，不仅对俗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对认识敦煌文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研究敦煌歌辞时，学术界大都围绕着敦煌歌辞本身的文字、词语、意象、用韵和分片进行的，而对于其所存在的具体写卷的整体普查和探索以及敦煌歌辞的特殊的语言表达习惯不够重视。而总论则在介绍敦煌歌辞时，结合文献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内容和方法，从敦煌歌辞写卷情况、敦煌歌辞的用途以及敦煌歌辞用语习惯等方面分别展开了讨论。在论述敦煌变文的时候，总论通过先秦两汉时期的故事图像和面对图像的讲故事、诵诗赋两个具体问题的考证，说明类似于变文的看图讲诵早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存在，从而进一步有力支持了变文起源于本土的观点。就连学术界广泛关注反复研究过的敦煌唐诗，总论也能够别出心裁，从存诗和佚诗两个方面讨论唐诗的价值，然后重点结合传播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原文人诗在敦煌的传播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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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66-01

一、民谣概论

民谣：民谣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民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性格色彩，民谣既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所以各地民谣的风格亦有不同。看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候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已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谣，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二、民谣的发展及研究内容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则不仅掀起过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热潮，而且一些大家、名家开始对民间歌谣进行探讨研究工作，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曾有文章和专著研究民间歌谣。朱自清甚至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歌谣课程，当时甚至还发行《歌谣》周刊，民间歌谣在当时受到学者们空前的关注。研究民谣语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民谣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旨在分析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八十年代后，古今民间歌谣一度淡出了学者们的视野。近些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虽然日益兴盛，但是这些学科特别强调田野调查，而忽视文献研究，此外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漠视古代民间文学创作，文献上的古代民谣因此备受冷落。这使得古代民谣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止步不前。

三、文献整理分类与分析

政治角度的分析是基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的研究角度。从当代的政治角度看待历史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项研究突破。如茹宁的《政治民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将政治民谣的流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将政治民谣作为一种有利的工具将其应用。

民族文化对于时代的潜移默化影响，使上世纪末的民谣研究出现的新的视角又将人们的一部分视线从当代的时尚风潮中拉了回来，国家的重视使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此时的民谣研究已从繁荣阶段继续红红火火的发展着，尤其从广度上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尹明举、薛家太、蒲亨强、许钰、陈子艾等人将各民族深处的优秀的民谣进行搜集、整理，不断壮大着民谣的队伍。但此时的民谣研究在深度上并不尽如人意，只是一味地纪录、整理，却未从中得出新的文化结论和研究成果，过于表面化的研究，未能给绚烂的民谣文化研究添姿加彩。

从记述文献的角度来讲，新千年的到来，并没有给民谣的发展和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点，这一阶段的民谣整理研究处于平静期，主要的研究方向依然局限于表面的收集与整理上，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此时诞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文献。如孙玉石的《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何中孚编《〈民谣集〉序》中搜集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浙西民谣，包含了多方面的社会与民俗的内容，反映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心理与呼声，具有民谣史、民俗史和俗文学史的意义。杨文全、李治儒《试论当代中国民谣语的语言特点及修辞策略》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并分析了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张璐在《民谣意象与文学性》中纪录了笔者对于民谣《三只乌鸦》中意象的具体分析，揭示民谣中意象所蕴涵的文学性，帮助读者欣赏民谣的语言魅力，王俊周、王岁孝、高强在《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认为研究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移风易俗，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等。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张海欣在《浅论民谣在当代的发展》中试从时政谣、校园谣、手机谣三大方面对当代民谣的内容加以分类，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并从成因、传播、民谣自身的魅力三方面探索当代民谣的繁荣原因；刘晓贵的《从政治性民谣中透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针对政治性民谣这一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其在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又能对政府作风起一种“良药苦口”的作用；控制不好会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控制得当则能够缓和转型期政府与民众的不顺畅关系，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等。

对于当代的民谣新形式――校园民谣，近两年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王小波的《校园民谣的没落》一文从校园民谣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校园民谣的没落。 王蔚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论述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个人间接，认为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介入流行音乐的研究，并在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还针对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重点阐明了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歌和民谣的关系并对校园民谣的发展到今天的衰败做了实践性的阐述。

结语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今天，民谣的研究也将随之发展、壮大，在与时代交融和文化影响的双重性上，也将取得更高更、深入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谣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为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就能在不同朝代的民谣中找到相应的对照，民族发展过程中人民经历了什么，我们依然在民族的民谣中找到它的印记。所以对于民谣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在平稳中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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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迅猛的发展，对于各个行业领域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文学领域，其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片空前的繁荣景象。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从时间上来看，其所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其实现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随之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具有独立思想的自由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因此要对其予以高度的重视。

一、当代文学较之传统所产生的变化

自从进入到新世纪以来，与以往相比较而言，我国文学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市场或格局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文学所产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当中：首先是文学的基本观念。自一批又一批的“80后”作家出现，中国文学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在“五四”至1980年的时期当中，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还只是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事业；在出现“青春文艺”之后，则对于文学的娱乐和消遣的作用更加强调。其次是文学的基本运行机制。在“五四”到1980年代之间，其中出现了很多的论争，其主要围绕的是建国以后的各种批判运动，新文学的主要运作机制之一就是通过论争来介入到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当中；然而，在1990年代之后，这种文艺思潮的论争机制已经基本消失。再次是文学的媒体。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现阶段，计算机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领域当中已经实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近几年互联网等媒体形式的变化，对于我国文学的整体运行也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报刊是新文学最早的一种运载方式，当下网络已经成为整体文学的重要载体。

二、中国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分析

（一）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当代文学进入到21世纪的发展阶段，对于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认识和评估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关键内容，是研究人员必须认真面对和切实解决的重要课题。在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宏观的审视之后，发现当代文学的走向和特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当中：首先，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呈现出越来越切实的特点。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资深的调整，人们对于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连结的文学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创作更加个性化，而理论批评则更加宽容。其次，市场化的“双刃剑”特点越来越明显。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市场化，因此其会对文学创造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最后，新媒体和旧媒体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变得日渐频繁，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使得纸质媒介刊发作品的情况得以改变，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在对当代文学进行研讨的过程当中，由于媒介的多样性，人们可以从多侧面和多角度对作品进行探究，例如,对于姜戎在2004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狼图腾》是否是具有新世纪文学特性的探究，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和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就是在新文化语境下对新世纪文学进行迥然不同的两种评价。

（二）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

受到文学自身和文化市场规模扩张的影响，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一直都呈现出经久不衰的趋势，一些名家的新作在文坛内外更是取得了极大的反响，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因而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主要针对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及其成因和走势的阐释与解读。对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和评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对于贾平凹的《秦腔》而言，其被称之为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作品，是对近年来许多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有的学者认为《秦腔》一方面敏锐的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一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农村的一首挽歌；另一方面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应用了瓷实精致的手法对鲜活真实的世界进行了重塑，在阅读上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于余华的《兄弟》而言，其中将历史、暴力、罪恶等人性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实现了紧密的结合，从中体现出爱的伟大、宽广和无畏，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学性。有学者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瓶颈体现在对人理解的狭窄、陈旧和单一的层面之上，在文学领域实现不断发展的现阶段，人的复杂性也越来越凸显，将人放在三维复合的时空当中对其进行观照，这是当下长篇小说实现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除此之外，长篇小说创作和运作中的商业元素也是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研究中的另一热点内容。

（三）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

“80后”青春写作在文坛中出现最早是上个世纪末期，指的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从事写作的学生群体，其代表人物为韩寒（《三重门》）、许佳（《我爱阳光》），之后涌现的郭敬明和张悦然，其在网络文坛中占据的读者数量和市场份额甚至和一些著名作家平分秋色，对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实际上是为了消除中年作家和青年作家的文学差异观念，实现彼此的相互吸取和补充。“80后”作品的主要改变之一是中国人形象发生了变化。对于国内以往文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而言，其所描述的大多是农民形象、阿Q形象、朱老忠形象和陈奂生形象等，但是“80后”作家中具有乡土经验的年轻作家较少，因此描绘乡村故事的越来越少，转而对中国城市进行描写，使得“乡土中国”逐渐转变成为“城市中国”。另一方面，其在创作中对于传统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资源也实现了借用，特别是对于底层文学而言，如曹征路的《那儿》、《问苍茫》，胡学文的《向阳坡》、《命案高悬》等，就是站在从底层文学的视角上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再如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世上已无陈金芳》、文珍的《录音笔记》等，对于“失败的青年”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也是当代文学中具有症候性的现象之一。另外，科幻小说的兴起是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代表。实际上，科幻小说真正兴起并引起关注是在最近几年，刘慈欣的《三体》的发表把中国科幻小说的水平提高到了可以和世界科幻文学相媲美的高度，韩松、王晋康等作家也在其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科幻小说也成为当代文学在市场经济下的重点研究内容。

（四）网络新媒体文学批评

伴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新的艺术形态也随之产生，且逐渐抢占了前沿艺术的重要位置，网络文学、电脑绘画、数字影视、3D动漫、E媒广告以及博客等，一方面使得当代文艺的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另一方面还从生产体制的层面上改写了艺术的惯例，促使新的艺术存在方式和功能范式得以出现，因此要对网络新媒体艺术保持客观的认知，在这种文学语境和学术背景当中，对于网络新媒体艺术更是要予以正确的认知和解读。有学者提出，当代人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使得自身处于一个影像大众化生产和消费的“艺术视觉革命”的时代当中，新媒介的出现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要对“荧屏生活与视觉轰炸”、“视觉中心和读图时代”以及“图腾文化和图像霸权”等之间的关系予以理性的区分和把握，并对其现象出现的原因予以客观的辨析，商业化和娱乐性对于文学艺术本性的遮蔽问题还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当体量巨大且传播广泛的网络创作涌现的时候，对于网络文学的批评也成为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之一。网络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批评方式，在大众化和传媒化凸显的批评语境当中，其批评标准与商业和技术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网络文学批评标准应具有审美、商业和技术这三个基本维度，因此网络评价体系和批评标准的建设是当代网络文学研究中的学术热点，由此而形成的学术生态对于网络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指的是1979年以来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当中的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至今，主要包括了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类别。本文对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共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与传统文学相比较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在基本观念、运行机制和媒体这三个方面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对于文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对于当代文学学术前沿问题而言，其主要还是集中在“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评估”、“80后青春写作的文化解读”以及“新媒体文学批评”等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学术前沿问题，在今后还需要对其实现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促进我国文学领域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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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谏文学叙事 研究综述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具备国家雏形以来，君主制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君王的权力不断扩大，并演变成集众权力于一身的专制者。国家的兴废祸福往往操纵于一人之手，这必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危险性，纵使再英明的君王，也难免出现施政错误，使国家陷人祸难，更不要说一些庸昏之主。所以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谏诤制度，用以监察君王的施政，尽量避免因施政不当而引来灾祸。

一、谏的界定

为了监督和约束君王权力的泛化，古代中国很早就诞生了一套监督、约束体系——监察制度，即所谓的言官制度，主体是谏。关于言官制度当中的谏净，很多研究者都做过非常充分的论述，以下罗列几条，如邵伯歧等人所著的《中国监察史》（第一卷）解释道：“谏指直言规劝．以进忠言，匡正君王过失，是下对上的行为”；欧阳鑫、杨鸿年所著的《中国政制史》中言“所谓谏诤就是臣子对君主的过失进谏以图纠正其错误并希冀避免政治的损失”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从字源上来说，谏的意思为进言规劝、告诫，以言语匡正别人。《广韵》：“谏，直言以悟人也。”从内容上来说，谏涉及君臣上下关系，主体是臣，方向从下到上。从形式上来说，谏分言谏、书谏两种形式，跟后世出现的奏议分为奏言和奏章相似。言谏指的是以面谏的方式进言谏诤，似于口奏，而书谏指的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言谏诤，类于书奏。从历时来看，早期谏言以言谏为主，战国后期才逐渐转向书谏。早期谏言大多出口陈言，不留篇目，明代学者们就早已指出：“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

二、论题的提出

谏诤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据《吕氏春秋·白知》篇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汉代高诱注日：“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④，击鼓进谏，表木写过，用以批评监督君王之过失。不过“中国祖先虽早知谏的重要而躬行实践，但它的理论则在周朝方始形成”⑤。周文王时期，国家正式设立谏官制度，“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自此以后，谏诤制度逐渐成形，秦王朝时期设立谏议大夫，开启了中国两干多年皇权社会的谏诤监察体制。而对于先秦之谏诤，由于尚处于中国谏诤制度之萌芽期，谏诤的群体更广，谏诤环境更宽松，使得先秦时期的进谏风气甚为浓厚，据笔者统计，《左传》有完整谏例六十六则、《国语》有五十四则、《晏子春秋》有四十多则，《战国策》中也有很多。

对于中国文化中独特且重要的谏诤而言，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两种形式的劝谏方式在历史的纬度中，此消彼长，先秦时期以言谏为主流，秦以后书谏逐渐上升为主流。由于口头资料保存困难的缘故，早期的言谏基本保存在史传散文当中，上文所统计的众多谏例基本都属于言谏例。笔者在研究先秦史传叙事时，发现先秦史传文中存在的大量言谏例具有叙事意义，这些言谏实例基本有一个叙述模式：谏因一谏者言谏一谏辞一被谏者的反应（或态度）一谏果（纳谏与否的结果）。这种模式的叙述一方面能够单独进行一个故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能在整个历史事件的叙事当中，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因此整个谏例叙事都值得探讨。

三、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历来论及谏诤者众矣，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史传文者也不可胜数，然而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谏者寡矣，对早期言谏、书谏演进关注者也较少，不过众多前辈先贤的研究还是间接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古人早期言谏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谏的功用和谏法的梳理上。《尚书》中就有“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之说，提出谏具有使君王圣明的功能。战国时期荀子首先指出谏主要针对国君，当国君之言行危害国家之际，身为人臣与宗族长辈有义务进行劝谏。国君如果不采纳，臣下可以以死强谏⑧，说明谏为人臣之本分。相对于以死强谏的诤，《礼记·曲礼》又提出另外一种劝谏艺术，“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⑨。由此衍生出了五谏之法的总结，汉代何休、刘向、班固都有所论及。由于提倡臣子对君王的正谏作用，古人很早就进行了谏例故事的归纳，自《荀子》开始，《吕氏春秋》《说苑》《白虎通义》等典籍专门列篇进行归纳。类书兴起以后，以谏为词条的分类更加多元丰富化，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佩文韵府》《御定渊鉴类函》等书都对谏有详细的类分、溯源，其中谏例的梳理更加完整。古人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对谏的功用的探讨上，没有涉及早期史传中言谏的叙事问题，但系统的谏例梳理和对谏的认识，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今人对早期言谏之研究首先集中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层面，如探求言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转化回，探求言谏文化与言谏制度的关系，认为自下而上的谏诤制度为古代专制王朝带来了一丝民主，论述者大都为政法专业或历史专业出身。其次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早期言谏，大都侧重于论说谏诤形象、谏说艺术，取例大多来自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早期史传文中载有大量谏言，如宁登国的《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一文，通过对谏言的统计认识到“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分明映现了一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诤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文学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韩维志从文学角度关注上古文学中的谏例，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专著《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专列一章谈论文学中的谏诤艺术和谏臣形象，而其与李华雍女士合写的单篇论文《比较分析关联细节与自由细节在先秦谏诤文学结构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谏诤文学对史传叙事文学的情节展开和结构设定都有重大作用。这些零星研究揭示了早期言谏的文学特性，也揭示了早期叙事文中言谏对情节展开、结构设定的功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立足点。

相比于以上之研究，一些台湾学者的早期言谏文学研究更富启发性。首先是陈志宏先生，其博士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直接从叙事与历史解释角度解析《左传》，认为《左传》用劝谏模式来表现因果结构。单篇论文《（左传）叙谏析论》直接由叙事角度与言语交际角度讨论《左传》之谏，归纳出了《左传》有“将——谏”“谏——弗听（从）”及“将许——谏——从之”三种叙谏模式，并分析了叙谏成败。其次是纪汉民的硕士论文《谏法研究——以（左传）（史记）为范畴》，以《左传》《史记》中谏例材料为依准，对两书中的谏法进行了研究。这两人之研究都为本论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一些成果更能直接借鉴。

四、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从谏诤人手，探求早期谏诤文学的叙事性，进行言谏结构模式分析，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思路。长久以来，人们对谏诤作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充分，对谏诤与文学的关系，近年来虽有涉及，但论述不充分，而从叙事角度观照先秦言谏者就更少了。故而本论题选题具有新颖性。

篇（6）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5-0064-04

在古代小说史上，清代李汝珍创作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的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流行模式，极富创新性。作者开创了一种新鲜的长篇小说体制，并且驾驭自如，一空依傍，别出心裁。相比《红楼梦》、《儒林外史》这种全景式社会生活图景的描写，“《镜花缘》就是百科全书式的才艺演绎”。[1]6作者完全将小说作为一种表现才学、表现自我的方式。那么是什么促使《镜花缘》炫才现象的出现？这里我们将运用重要的心理行为科学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来解读《镜花缘》的炫才现象。

一、《镜花缘》之炫才现象

《镜花缘》中的炫才现象，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鲁迅定位《镜花缘》为“以小说见才学者”。[2]181研究者对于才学的研究，多从小说文本出发，挖掘其中所包涵的炫才因子，或者结合时代背景证明，“‘炫学’只不过是作者濡染乾嘉学派学风之‘积习’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罢了”[3]77。从2012年8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可以看出，“《镜花缘》文本生成与审美创造研究”[4]65和“《镜花缘》文化意蕴研究”[4]66占据大会论文的大部分，这都是对小说中所蕴含的炫才现象的研究。

（一）《镜花缘》的类型地位

《镜花缘》的叙事结构复杂，意象和内涵极为丰富。对于小说类型的定义，历来争议颇多。认为，“《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5]137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则将其归之于《西游记》一类的灵怪小说；若从充满全书的讥讽调侃来看，其又近似于讽刺小说。[6]270何满子虽然对《镜花缘》的艺术价值不是特别肯定，但是还是勉强给了一个“杂家小说”的评价。[7]271《镜花缘》中融合论学说艺、数典谈经等元素，因此张俊也称“杂家小说的代表作，当是《镜花缘》”。[8]316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以小说见才学者”给《镜花缘》以基础定位，这是因为鲁迅充分注意到了《镜花缘》作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的显著特征。[2]182确实，从《镜花缘》一问世，人们对它的印象就是博学，如许乔林在《镜花缘序》中言“枕经史，子秀集华，兼贯九流，旁涉百戏，聪明绝世，异境天开……且津逮渊富，足稗见闻”；[9]1麦大鹏在《镜花缘序》里称其“忠孝节烈，文词典雅，百戏九流，聪明颖悟，闺秀团聚，谈笑诙谐，足见一斑”；[9]1-2洪棣元在《镜花缘序》中称其“繁称博引，包括靡遗，自始至终，新奇独造”。[9]2实际上，表现才艺是《镜花缘》的一个基本点，其中融汇了神魔、讽刺、社会问题等诸多小说类型的因素，可谓包罗万象，极尽炫才。

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镜花缘》叙事的独特性。李汝珍并不把情节性当作作品的叙事生命，作品的情节没有剧烈的转折和悬念，也不作日常生活的细致准确描写，刻画人物形象和性格也不是非常的鲜明。全书的情节结构主要是给作者提供自我表现的场地，叙事结构变成了作者展示才学的载体。但是，作者又不是粗粗搞一个框架，把自己的东西胡乱装进去，像是开一个杂货铺。它有着完整流畅的故事情节，故事情节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其中贯穿着许多思想，如正邪斗争、因果报应、儒家伦理道德、道家出世思想等，而且还始终贯通着作者对女性和对才学的关注和肯定。此外，它的叙事结构相当复杂，仙凡因果线索、反周复唐线索、才女线索、海外线索，或隐或显或疏或密地齐头并进，互相交错，组织得有条有理，极有章法，情节千头万绪而不见紊乱，细针密缝，行文非常缜密严谨。可谓是行云流水炫才情！

（二）《镜花缘》之结构行文

《镜花缘》的结构整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海外游历，展示海外风物；第二部分是百女聚会，展示诸般游艺。二者大体篇幅相当。李剑国评价此书：“《镜花缘》与以往的长篇小说完全不同。尽管我们可以发现它借鉴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的某些构思和手法，但它终究是本特别的书――结构特别，题材特别，叙事特别，内容特别，观念也特别。”[1]3

第一部分的描写最为精彩，光怪陆离，引人入胜。这些素材都是得自古书，大部分出于《山海经》。作者李汝珍在书中第三十九回提到“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9]227正是《山海经》。第一回还提到《博物志》、《拾遗记》，也是素材之所出。李汝珍依傍古书而不拘泥，鲁迅曾赞道：“惟经作者匠心，剪裁运用，故亦颇有虽为古典所拘，而尚能绰约有风致者。”[2]182-183作者对原始材料大都进行了深度加工，相当于重新虚构，海外诸国都被赋予新的含义，妙趣横生。因此读《镜花缘》尽管可以用“好似读了一部《山海经》”（赵苕狂《足本镜花缘・本书特点》）来做比，但毕竟不是《山海经》的翻版，是新鲜的意象。

第二部分所写百艺，涉及极广。作者李汝珍自己介绍他这本所谓“少子”以其姓李而与《老子》相对的内容：“上面载着诸子百家。人物花鸟、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鞠、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鲁迅的“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这一赞誉很准确。[9]135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这些内容未必有趣，甚至有的还会使人感到枯燥，但却为研究游艺史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这充分展现了作者李汝珍的渊博才学。

学术界对于《镜花缘》中的炫才现象的研究，虽已相当充分，但这些分析基本都着眼于文本中的炫才，而对于作者李汝珍的研究不够深入。笔者拟从作者的角度着手，以李汝珍的创作心理为出发点，结合时代背景、个人的成长经验和才学，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较高的后三层次为立论点，层层剖析，逐步挖掘。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视野下的《镜花缘》炫才现象分析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马斯洛在《动机与个性》一书中，指出“动机”一词，并非如一般所持“动机是促发行为的内在力量”的说法，他所说的动机，是指人性本质中的善根。人类的动机也就是个人出生后，一生成长发展的内在潜力。因此，马斯洛的动机理论亦即其人格发展理论。马斯洛在该书中，将动机视为由多种不同性质的需求所组成，故而称为需求层次论（need - hierarchy theory），在书中将动机分为 5 层：

1.生理需要（physiological needs），指维持生存及延续种族的需求；[10]40-44

2.安全需要（safety needs），指希求受到保护与免于遭受威胁从而获得安全的需求；[10]44-49

3.爱与归属的需要（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指被人接纳、爱护、关注、鼓励及支持等的需求；[10]49-51

4.自尊需要（self - esteem needs），指获取并维护个人自尊心的一切需求，包括自我尊重和他人尊重；[10]51-52

5.自我实现需要（self - actualization needs），指在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的需求，亦即个人所有需求或理想全部实现的需求。[10]53

五层需求分为两大类，较低的前二层称为低级需求，较高的后三层称为高级需求。低级需要一般为外部物质得到满足；高级需要一般为内部精神世界得到满足，出发点基于自身的所定非物质目标得以实现，才能使需求得以满足。各层需求之间不但有高低之分，而且有前后顺序之别。只有低一层需求获得满足之后，高一层的需求才会产生。但仍然有可能出现意外。例如：人的创造性驱动力，比任何其它需要都更为强烈，有些人的价值观和理想是如此强烈，以致宁愿死也不放弃。

对于《镜花缘》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如梦如幻的画面和新奇鬼怪的艺术风格。从首届《镜花缘》学术研讨会论文中看，“大会内容涉及《镜花缘》作者、版本、本事、方言、思想、艺术、影响等各个方面。”[11]250很少有从心理学视角对作者的创作动机进行研究，通过对作者创作动机的研究，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考据索引等方法的束缚，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解读不一样的《镜花缘》。

美国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四要素，文学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四个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而对于《镜花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作品本身。确实，《镜花缘》这本小说极尽炫才，广泛采撷前人典籍，罗列各种技艺，让读者目不暇接，所以研究者多侧重小说中的炫学之风。从作家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也有一些，但主要是集中在李汝珍的生平和交游考证，还没有从李汝珍的创作心理来研究的，以李汝珍的创作心理为出发点，结合小说中出现的炫才现象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因为从作家到作品是存在互动关系的。

（一）《镜花缘》的产生与李汝珍的爱与归属的需要

乾嘉时期，考据学风盛极一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逐渐放弃了清初顾炎武等“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他们响应“博学好古”、“无征不信”的号召，在整理和考订古书上有较大贡献。但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又把经史变成一种空疏的东西。同时，通过八股考试制度和统治者的提倡，程朱理学也成为独尊一时的统治思想。这种风气，无疑会影响到一些文学创作。当时的文人将这种学风视为一种时尚，纷纷以炫才展示自己才情，意欲与之相伍。李汝珍也是其中典型的一员，他创作《镜花缘》实际上是出于一种爱与归属的需求。

他们把考据引入小说的艺术构思，甚至连闺阁琐事、小女闲情的生活描写，也充满各种百戏之类的文字内容。李汝珍的《镜花缘》出现也与这种学风不无关系。正如《镜花缘的引论》所云：“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的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4]136郑振铎《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也曾指出，《镜花缘》出现于嘉庆间，是时代使然，在小说中“作者也未尝不夸耀其文学”。[8]213三十五岁开始创作《镜花缘》的李汝珍，首先期待的是自己的作品被当时文学主流乾嘉学派和当时的环境接纳、爱护、关注、鼓励及支持。那种文人的迫切精神需求引导他在文学史上书写出《镜花缘》这一极具特色的奇葩。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乾嘉学派，也在中国古典小说即将转入低谷之际，呈现出别开生面之作。

（二）李汝珍炫才，学识渊博文人获自尊的需要

纵观李汝珍的生活经历，需要指出几点，都是与《镜花缘》有关的。

李汝珍在《镜花缘》末尾曾说自己“恰喜欣逢盛世，喜戴尧天。官无催科之扰，家无徭役之劳。玉烛长调，金瓯永奠。读了些四库奇书，享了些半生清福”，[9]624-625似乎活动得舒服潇洒。其实这是自我解嘲的话，不能认真。连个像样的功名都混不上，也只好寄情于学问、游艺和小说了，所谓“心有馀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馀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8]625这倒是真实写照。也正是因为李汝珍的潦倒落寞，让他需要获取尊重，以在《镜花缘》的炫才来努力维护个人自尊。

再者，李汝珍是音韵学家，他对韵学的浓厚兴趣和造诣最显著体现在作品中的歧舌国的那张字母表。

此外，李汝珍编过围棋谱《受子谱》，表明他对围棋也有相当研究。由此推及其他诸般游艺之事，包括正在流行的河古游艺，他肯定也都有浓厚兴趣。他的知识和才能极为宽博，这些就成为他的《镜花缘》里得以对种种技艺得心应手地进行描写的基础。这也是他发挥自我才华、展示渊博学识、欲使“尊重需求”得以满足的一种方式。

（三）炫耀才学，反映时尚，李汝珍精神的自我实现

小说第二十三回，假林之洋打诨，说明本书的写作，也有矜才炫学、“随笔游戏”之意。因此在书中，作者采撷前人典籍，杂取旁收，举凡诸子百家、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无一不备；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鞠、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正如鲁迅所说，成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9]135这反映了一种时尚。其中有些描写，以文为戏，妙语解颐，饶有情趣；大多则敷衍成文，意味索然。作者似只在通过卖弄博学，求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即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需求――它是指在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的需求，亦即个人所有需求或理想全部实现的需求。

《镜花缘》后半部分，即作者为了实现自我需求，展现自我才华，炫耀才学所作，是作者对自身文学才艺的淋漓尽致的表达和发挥，也是作者自己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自我超越的一种形式。

《镜花缘》之炫才现象，诸子百家，各有争鸣。既有鲁迅先生的“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赞誉，又有“敷衍成文，意味索然”的批评。[2]182但《镜花缘》对于李汝珍自己而言，或许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二十年成一书，他渴求这二十个酷暑寒冬能展现出他所有的才华。于是便有了李汝珍结书后“心有馀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馀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的感慨之言。[9]625这是精神需求的一种满足，是价值和理想的一种追逐。

参考文献：

[1]李剑国，占骁勇.镜花缘丛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安凤琴，阿运锋，王倩.《镜花缘》炫学现象解读[J].古代文学研究，2009（3）.

[4]王立，秦鑫.第五届全国《镜花缘》学术研讨会综述[J].辽东学院学报，2012（6）.

[5].文存二集（卷四）[M].上海：上海书店，1924.

[6]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何满子.古代小说退潮期的别格――“杂家小说”[J].社会科学战线，1987（1）.

[8]张俊.清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篇（7）

关键词：皮日休；研究；述略

晚唐皮日休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学界的重视。20世纪上半期，除在文学史中偶一提及外，有关专论寥寥无几，对皮日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放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至今。本文拟从皮日休的生平、思想、诗文创作这几方面对近二十年来皮日休研究进行分析。

这一时期对皮日休研究，出现了大量的专题著作，在对皮日休作品整理方面主要有：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申宝昆的《皮日休诗文选注》。对皮日休研究的新突破有：马丕环《皮日休年谱会笺》（1996年《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0年王茂福的《皮陆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王锡九的《皮陆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此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郑庆笃著《皮日休评传》。在大量的文论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李福标《皮日休诸问题探讨》（《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王辉斌《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彭庭松《生活转折与创作转型―――试论皮日休创作差异形成的原因》（《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等文章。

一、皮日休的生平研究

该方面继承延续了之前学者的探索研究并开创了新的局面，以前比较有争议的籍贯等问题日趋明朗化，同时又提出了皮日休的婚姻问题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1、皮日休的籍贯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籍贯，从宋来即存在两种说法：襄阳或竟陵。王辉斌在其《皮日休行事探说》（《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中略有提及，郭义淦、郭义涛的《皮日休籍贯考》将皮日休的籍贯从人物证、族谱证、行政区划分的辖隶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透彻的分析，得出结论是：皮日休的本籍是唐代的竟陵县，亦即历宋、元、明迄于清雍正四年(1726)的竟陵县，雍正四年至于今日的湖北省天门县。

2、皮日休的婚姻问题。

这一问题是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突破，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首次触及皮日休的家庭婚姻问题。在该文中作者认为皮日休于咸通二年在襄阳与某氏第一次结婚，咸通十一年在苏州与滕氏再婚。文中认为持皮日休生年为公元840年、卒年为公元880年、享年40岁的说者，并未考虑到皮日休的婚姻问题。所以，公元840年为皮日休生年说显然是值得重新考虑的。诗题中的“次前韵”，所指乃就皮日休的《早春病中书事寄鲁望》而言，其中的“妻”即为滕氏。又如《新秋即事三首》其三云:“醉多已任家人厌，病久还甘吏通疏。”其中“家人”所指，虽有可能包含其子女在内，但更多的成份则是谓滕氏“厌”其“醉多”。滕氏之所以“厌”皮日休“醉多”，“嫌”其为“酒癖”者，主要是着眼于皮日休的病况.此则表明，婚后的滕氏对于皮日休在生活方面是照顾颇周的，而其夫妻间的情感，于此亦可窥一斑。

3．皮日休的下落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下落，其结局大体可归纳为四种：一是为黄巢所杀；二是为朝廷诛杀；三是逃奔吴越，依附钱；四是流寓于安徽宿州并终老此地。皮日休被杀一说，现存史料中最早见于《北梦琐言》卷二《皮日休献书》，曰：“黄寇中遇害”。 自宋代以来，这种说法影响最大。刘伟、高慎涛的《晚唐诗人皮日休结局考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等均认为皮日休在黄巢失败后，逃到吴越，依附钱缪；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等坚持认为皮日休广明三年为唐廷所害；马丕环的《皮日休年谱会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等认为被黄巢所诛杀。

4．皮日休的行事问题

关于皮日休的行事，马丕环的《皮日休年谱会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李福标的《皮日休交游中的几个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皮日休五入长安说》（《咸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皮日休隐居刍议》（《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6年）、《皮日休诸问题探讨》（《延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王辉斌的《皮日休行事探说》（《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从而使皮日休生平行事研究更加细化。

二、皮日休的思想研究

皮日休文学思想研究这个方面有很多新的发现，因而关于皮日休的道统观问题上也产生了很多新的争议，赵荣蔚在《论皮日休尊儒重道思想的时代内涵》（《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中认为皮日休大胆突破了传统儒家学说，通达时变，兼容诸家，体现了乱世之秋儒者的济事情怀。彭庭松在《道统观新论》（《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则这样论述：“皮日休最终是古非今，选择的是回头路，而且一路讴歌到太古之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虽然皮日休时常对社会现实说‘不’，……但是骨子里仍然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此外,等文章也纷纷各抒己见，对于皮日休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三、皮日休的诗文创作研究

此时期对于皮日休诗文创作的研究文章开始从更广阔的视角去欣赏评价皮日休的诗文创作，不仅关注于皮日休的现实主义作品，并且全方位去关照其诗文。这一方面的论文数量急剧增多。

1、皮日休的诗文研究

覃寿芳的《皮日休〈桃花赋〉欣赏》（1997年《阅读与写作》）、李福标的《皮日休散体文管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等。

皮日休的文献整理研究问题方面，关于皮日休的作品真伪情况，张安祖的《非皮日休所作》（《文学遗产》1996年4月）是皮日休诗文考证方面出现的研究亮点。

在皮日休诗歌内容与诗歌艺术研究方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皮日休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渐趋明确，此时期如王锡九先生《皮陆诗歌研究》（2004年）中作者认为皮陆诗歌上接唐音余响，下启宋调先声，乃唐宋诗风嬗变的标识。并表明“皮陆的杂体诗，在文学史上具有总结过去、集其大成、开创未来、影响后世的作用和地位”。

一些论文专门讨论了他对前贤的学习和接受，如李福标《论皮日休对孟浩然的学习》（《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4月）、张楠《论皮日休的讽悼文对屈原骚体文的继承与变异》（《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4月）等。

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过大的行业收入差距对行业自身的发展、人们的择业观念、社会风气和社会稳定等方面都带来不良影响。

一、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1.1市场发育的不完善扩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我国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劳动者不能自由流动，造成了劳动者收入的非市场化，劳动者的工资背离其所做出的劳动贡献，导致劳动收入的不均衡。而同时资本市场发育也不完善，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一些国家垄断部门限制个人资本的进入，使某些行业的利润十分高。

1.2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

在我国，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电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石油石化行业等垄断性行业是高收入行业的主体。这些垄断行业都是通过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形成的行政性垄断，具有政企不分的特征。2005―2008年，林业、农业、畜牧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纺织业、渔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七个行业一直处在平均工资最低的十个行业之中，而证券业、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航空运输业、其他金融活动、烟草制品业、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银行业等八个行业长期雄居平均工资最高的十个行业之列，这八个行业中除软件业和计算机服务业外，其他六个行业均为通常所说的“垄断性行业。

1.2.1 行政性垄断是垄断行业高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

行政性垄断以形成高收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性垄断主要集中在原来是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后来由于转型、特别是体制改革而被取消后新组建的企业。这种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面的、唯一的行政性垄断转变过来的企业，今天仍然霸占着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限制了竞争或者根本不允许竞争。经营利润和收益全部留置本行业内部，不许其他企业分享，这是垄断性行业高收入产生的根本原因。

1.2.2 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性行业高收入的直接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有的是凭借自然资源的条件形成自然垄断，有的是凭借提供关系国计民生的极为重要的产品和服务，国家必须实行比较严格的市场准入控制制度而形成行政垄断。我国国有垄断企业较多考虑自身利益，对垄断产品和服务盲目提价，将本企业过高的劳务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1.2.3政府职能与管理错位、越位、缺位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

我国的垄断企业大都是 “政企合一”部门，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文件保护垄断企业的暴利实现并使其合法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我国对自然垄断价格一直实行严格的政策管制，垄断企业只有价格建议权而没有价格决定权，这就忽略了市场供求关系，使垄断企业一直处于卖方市场地位。这也是垄断性行业高利润、高收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

1.3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因素

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带有倾斜性的政策以及政府权力的经济化导致了行政垄断，使那些受益的垄断行业享受着国家在投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增加了企业或个人的收入。而一些相关的政府机关凭借其权力也在不断地强化本部门的经济利益，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分配不公平。

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对策及建议

2.1 完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培育并健全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要加快培育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全面开放垄断性行业内外部劳动力市场，清除国有垄断性行业在使用劳动力方面的壁垒，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把扭曲了的劳动力价格机制转变过来。

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尽快实现资源配置无行业特权或行业歧视，使各行业在资源配置上具有平等的权利，既不享受特惠，也不遭受歧视。

2.2 引入竞争，打破自然垄断，实现各行业公平竞争

首先要科学界定自然垄断产业的边界。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算自然垄断行业，但这不等于这些行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一方面，对自然垄断性行业，业务职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加强管制；但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引入竞争。除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和国家安全所必要的垄断外，应当尽可能地解除某些不必要的垄断，从而缩小行业之间的过大的收入差别。

另一方面，对非自然垄断业务，政府要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政府要尽快清除各种市场准入壁垒，要最大限度地引进竞争机制，改变独家经营和部门内单一所有制的局面，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允许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地进入、退出，以取得竞争活力。

2.3 限制行政垄断

政府重建规制结构应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放松规制入手，松紧结合进行结构重建。政府应努力促成垄断性城市公共事业价格构成体系的完善，鼓励社会竞争机制和非对称规制政策的实施调整，建立独立、公平、公正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

规范政府监管的配套措施，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准确界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鼓励企业从自身出发深化企业改革，做好规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垄断性行业的救济与制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充分培育和发展民间协会中介组织等社会团体组织。

2.4 深化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市场缺陷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离，切断某些行业、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特殊联系，从体制上彻底消除行政性垄断的基础。对垄断性行业的工资加强管理和控制。全面改革现行工资制度。国家应加大对垄断性企业工资外收入的管理力度，规范企业支付给职工的福利标准，规范管理账外收入；加强对垄断性行业收费的监督检；制定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指导线。

2.5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对于行业收入较低的从业人员应该加以社会保障。加强对困难企业、困难行业的监控，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困难企业困难职工的基本生活。帮助困难企业和下岗职工克服生活困难，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要环节。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在全国实行最低工资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

参考文献

[1]汪雷,张武强.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对策[J].铜陵学院院报,2006,(5).

[2]魏军.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研究综述[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3]霍爱英.我国当前行业收入失衡问题分析[J].企业经济,2008,(6).

[4]潘胜文.典型垄断行业职工收入状况分析及对策[J].中州学刊,2009,(1).

[5]林依娴.我国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现状及其调节政策[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8,(1).

“宽恕、仁慈、博爱”是基督教世界从《圣经》中引伸出来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观念。这里所谓的基督教人道主义对应于世俗的人道主义，即抛开上帝而言的人道主义。然而，西方世俗的人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基督教人道主义。文艺复兴以后的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纪时代的上帝。这个时代的人所关注的人道主义是基于上帝的名义而对人类进行关爱的人道主义，即“以上帝的名义关注人、关怀人，以消除人类的苦难，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这里所讲的完善的道德就是基督教教义所倡导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观念。

宗教与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的产物，但从根本上来讲，两者都关注“人的本质、人的处境和人的归宿问题，都是努力让人的心灵得到慰藉”。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超出了狭隘的宗教意义范畴，成为一种对西方世界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现象，即使是文学也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英美文学更是如此。文艺复兴帮助人类从中世纪的宗教压制中苏醒过来，摆脱了套在人类身上的基督教精神枷锁。但是摆脱了基督教桎梏的人类很快便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空虚。日夜困扰着哈姆雷特的生与死的问题实质上是人文主义的危机，是上帝缺失后的精神危机，是理性完全取代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机。从上帝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的人类又试图回到他的怀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以为已经摆脱了基督教和上帝统治的人们所经历的狂喜、狂妄、放纵、在满足人类自身自然需求的同时，其实也是对“宽恕”、“仁慈”、“博爱”的世俗化阐释。

无独有偶，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也同样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批判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基督教思想也被作为封建权威的帮凶受到攻击。英美感伤文学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乃至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都主张对个性的尊重，宣扬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但这其实也是对基督教所宣传得“宽恕”、“仁慈”、“博爱”的一种世俗化的阐释。

到了二十世纪的英美，随着尼采发出的那一声“上帝死了”的呐喊，尤其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全面崩解。对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没有了善恶之分，没有上帝与魔鬼之分。没有上帝，一切都成了虚无，人的自身价值也开始受到了怀疑。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那个空荡、阴暗、凄凉的世界，那种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生；乔伊斯笔下的那种孱弱无能、平庸俗浅、孤独、失望、忧郁的生命形式；艾略特的《荒原》中那令人沮丧的精神荒原都是对“宽恕”、“仁慈”、“博爱”这种传统的基督教观念缺失后的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

因此，人类尝试着借助文艺复兴或思想启蒙运动打碎精神领域枷锁的同时，又试图回到基督教统治一切的时代。莎士比亚呼唤理性的到来；班扬倡导了基督教世界的“天路之旅”；弥尔顿奢望“复得”失去的乐园；艾略特则企图借助种种神秘的意象重新唤起现代荒原世界对基督教王国的复归。此时的“基督教从外向内在深化，上帝不再是一种强加，也不具有具象的、实体的意义，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与顿悟，一种内化的、使自我通向彼岸的理”（肖四新 56）。基督教观念的这种内向转化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乃至二战以后的当代英美文学当中。“人认为上帝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精神、灵魂，而人的精神、灵魂、心，其实就是他的上帝：上帝是人之公开的内心，是人之坦白的自我；宗教是人的隐秘宝藏的庄严揭幕，是人最内在的思想的自白，是对自己的爱情秘密的公开承认”（费尔巴哈43）。人对自己声音的关注，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注主要是由于失去了上帝。现当代英美文学中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关注正是这一变化的深刻体现。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等人的意识流小说的创作应该算作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都试图逃脱基督教的束缚，却又在无意识之中不断地回到它身边来。福克纳对基督教也没有太多的信任，他的作品没有描绘上帝和上帝身边的众神，而刻画了许多像神一样的实实在在的人。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基督教情结。《在我弥留之际》中的死去的母亲就像上帝一样一直左右着她的家人，就连《喧嚣与骚动》的结构模式也效仿《圣经•新约》中福音书的结构模式。这几个例子最后再一次证明，“即便是与基督教文化针锋相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不能摆脱其影响和制约，作为一种文化背景现代主义文学始终被笼罩在它的阴影和迷雾中，我们也只有将它还原到这一背景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和认识它”（曾艳兵 19）。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如此，当代文学如此、近代文学如此，古代文学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国文.英国文学中的基督教情结[J].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肖四新.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J].三峡大学学报(社科版),第25卷第4期.

肖四新.论基督教观念在西方文学中的嬗变{J].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2期.

夏茵英.试论基督教伦理在西方文学中的演变{J].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郭永卫，（1971-）男，山东莱芜，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

篇（9）

：南开大学图书馆提出了“加快向复合型现代大学图书馆转变的步伐”的发展目标，请问“复合型”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张毅：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和长久的发展目标，当下更多地体现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联、高效、便利为服务追求的现代化过程。通过这样的现代性发展理念与可持续的实践，逐步构建“泛图书馆”的学习阅读环境，除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外，还能让读者通过手机和多媒体信息载体获取知识，实现随时可读、随地可读的自由阅读，在同一阅览空间实现纸质文献阅读、数字文献阅读、数字文件下载、电子文件传输、个性化印制等一体化服务。所谓“复合型”主要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馆藏资源建设，要逐步实现多元化，即纸质文献清查与建设协同共进，电子文献资源引进与自建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是人才培养，要使图书馆员成为“复合型”人才，不仅具备信息资源的组织、加工和管理技能，而且能够捕捉知识的发展动态，对知识进行优化组合和创新，为读者提供专业咨询和学科服务。

：南开大学图书馆一向倡导“服务第一”的管理理念。请问您是如何理解数字化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涵的？

张毅：为读者服务是图书馆的基本宗旨，高校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围绕更好、更有效地服务于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这一主线来展开。由于图书馆所处的大的环境在变，高校教学科研的需求也在变，我们的服务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这就涉及图书馆服务内涵的创新问题。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创新、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例如：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递速度加快，信息量急剧膨胀，但很多信息是无用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时效观念，提高效率，增强主动服务意识，加强有用信息的搜集、推送。数字化环境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和服务方式，通过网络向读者传递信息、提供服务成为流行的趋势，这要求图书馆的服务要更加注重以读者为本，尊重、理解直至满足广大师生的各种知识获取方式的诉求。随着读者自身获取信息能力的增强以及信息需求日趋多样化，我们必须创新服务方式，在细化深化服务、在贴近教学科研上下工夫，而技术手段的进步，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中枢地位的增强，也为我们深化服务创造了条件。

：那么南开大学图书馆有哪些重要的创新服务举措？

张毅：近些年来，我馆在服务读者方面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创新举措：

一是开展各种文献信息的推介活动，方便读者理解和接受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方式。每到新学年我们都要深入学院进行宣传，教育和引导读者充分享用现代信息技术，能更加快捷有效地查找和利用信息，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

二是优化文献资源结构，根据读者需求特点，加强数字图书馆建设。如通过引进大型专业数据库，开展特色文献数字化建设，加强信息资源导航等，增强信息资源保障能力。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共享网络资源，通过文献传递等方式开展校内外文献服务，有力地延伸了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可利用资源。

三是加强教学科研的嵌入服务，构筑“学科馆员―信息教授”的交流服务模式。我们通过学科馆员深入院系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主动参与专业院系的教学科研活动，开展定向跟踪服务。在深入探索学科相关文献检索、调研、文献计量分析、战略情报分析、前沿综述、动态跟踪等方法和工作模式的基础上，利用LibGuides，DIALOG，ESI，SPSS，Scopus等学科服务工具，完成了基于Spotlight的南开大学物理学院、化学学院、数学学院等院系的优势学科分析系列报告。

四是开展特色服务和重点用户服务，以高端人才、学科带头人、科研人员、教师、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等为重点，开展科技项目咨询及成果查新、论文收录及引用查证、专题/定题检索等高层次的信息服务，帮助科研人员及时跟踪科研发展的最新动态以及自身科研成果被关注的程度。

五是为适应学校重点学科建设需要创建特色数据库，如公司治理研究专题数据库、南开话剧研究专题库、教学参考书数据库等，使文献信息服务更加贴近读者、更加贴近教学科研。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是高校图书馆服务教学科研的基础。请问南开大学图书馆在馆藏建设和使用方面的情况如何？

张毅：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不断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基本构建形成了纸质文献与电子文献齐头并进的馆藏格局。我馆现有藏书382余万册，其中中文图书245万册，古籍线装书30万册，外文图书60万册，中、外文现刊2000余种，电子图书30万册，馆藏文献以经济、历史、数学、化学等学科最为丰富。近年来，在不断加强文献资源建设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着力加强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从国内外购买引进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检索利用价值的数据库系统。截至2012年年底，拥有可访问的数据库系统97个，子库315个，基本上覆盖了我校所有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CALIS集团采购成员馆中，像SciFinder Scholar，ACS，RSC等化学类专业数据库，Emerald等经济管理类数据库，南开大学的利用率都位居前列；一些综合类的数据库利用率也很高；还有一些生物、工程类的数据库也非常好，如EI工程索引，我们在111个成员馆中排进前10位。

另外，结合学校特色学科和优势馆藏，开展特色文献数字化建设，深受师生欢迎，使文献充分得以利用与共享，同时又很好地保存了传统文献。我们坚持“立足优势、强调特色，依靠专业力量、服务学科建设”，汇总了南开大学的重点学科信息资源优势，开发和建设了一些专题特色数据库。例如：从发挥专业优势、定位学科特色、服务教学科研角度建设了公司治理研究和跨国公司研究专题数据库；从挖掘文献优势、传承中华文化、发挥教育职能角度建设了中华典籍与传统文化网；从依托地域文化、开发特色资源、凝聚人文精神角度建设了南开话剧专题库；从贴近学科需求、加强数据工作角度建设了中美一流大学物理学教学信息数据库；等等。

为了促进各种信息资源的整合利用，我们以加强信息资源导航为重点，系统整合部分重点学科的核心出版信息、网络信息以及本校、本馆的特色资源，供南开师生检索使用。该项工作将是一个需要长期建设与维护的系统工程，也确实是一种有较高检索与利用价值的信息获取和积累途径，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在加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基础上，我们不断加大推广使用力度，借助于lib2.0平台，面向更广泛用户开展更具人性化、个性化的用户咨询与教育服务。其中最受师生欢迎的是RSS信息订阅服务，直接将个人定制的最新信息源聚合到一起即时推送到读者桌面，从而为图书馆开展有针对性的用户服务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广阔平台。

：南开大学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学科设置涵盖文、理、医学等多个类别，请问图书馆是如何构建面向全校的信息资源保障和服务体系的？

张毅：南开大学各个学院的教学科研都有不同规律和特点，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差别很大。近年来我们围绕构建信息资源保障服务体系，重点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保障文献资源覆盖面。在学校的统筹下，以“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设为契机，建立了以不同层次的学生数、专业数、重点学科和重点课程等为重要参数的经费分配体系，既保障重点学科的发展，又兼顾学科的覆盖面。在资源建设的配置上，以图书馆为中心馆和院系资料室为分馆的藏书模式，能够照顾到学校学科建设的需求和发展。在资源建设中，图书馆和各院系资料室采取“各有侧重，分散收藏，全面服务”的原则，图书馆在满足全校文献资源需求的基础上，更注重对重点学科的文献保障，服务于全校师生；而院系资料中心则侧重自身学科的专业文献建设，借阅服务于本院系，阅览服务于全校，共同构筑南开大学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

二是优化文献资源结构，保障重点学科需求。图书馆与重点学科之间建立长期与稳定的信息保障协同关系，定期了解教学、科研的发展情况，了解学术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对文献信息需求的变化情况，不断提高采访工作的透明度，文献购置紧紧跟着学科发展走。邀请专业教学骨干和专家教授参与选书，听取他们对文献建设的意见，共同商讨存在的问题，妥善解决学科建设供需之间的矛盾。

三是保障文献资源的技术支持。加大硬件设备投入力度，强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构建特色鲜明、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信息体系，让有限的资源通过共享发挥更大效用。

：学科馆员制度是中外高校图书馆都十分重视的一项服务举措，南开大学图书馆近两年也加大了学科服务团队和学科服务平台的建设，请问目前运行状况如何？

张毅：2002年南开大学图书馆就实施了学科馆员制度。根据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2011年我们重组和优化了学科服务团队，按照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标，以覆盖学校现有学科为原则，组建了人文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理学部、生物化学部、工学部五大学科服务团队，每个团队由资深馆员或博士担当学科馆员牵头人。

各学科服务团队是虚拟学科服务团队，其成员分散在各部门，是兼职学科馆员。这种虚拟的学科馆员团队实行双重的管理体系，即每个学科馆员隶属于某一个部门，由所在部门进行行政和现岗业务管理，所兼职的学科馆员工作则归属于学科服务团队牵头人管理，整体学科馆员的工作组织与协调由主管副馆长负责。对于学科馆员，在年终会根据考核结果给予一定的奖励，并在岗位提升、职称晋升、培训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

学科馆员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用户培训三方面。学科馆员参与并主导资源建设，承担文献资源的筛选、典藏、审剔；纸质和电子资源的采购评价、文献馆藏利用分析与评价（包括数据库利用的评价）；从源头上把好信息资源的品质关。另外还承担了资源导航、学科化整合与学科服务平台建设工作。其学科信息服务基本内容包括：推荐和宣传图书馆的信息与服务；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科技查新；定题跟踪服务；收录引证报告；学科信息咨询与RSS推送；建立重点学科资源导航。

：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图书馆也是新技术、新产品的重要使用者，但同时也会面临着选择的困惑，南开大学图书馆是如何考虑的？

张毅：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选择，不能一味贪新贪洋，必须实事求是。

首先要考虑如何将新技术和新产品融入图书馆的服务和文献保障工作中，真正能为广大师生的知识获取带来便捷。一项技术产品可能很先进，其功能很强大，但如果管理者、使用者操作起来很复杂、很不方便，那么它的实际效用就会大打折扣。

其次要考虑它的兼容性、可扩充性等问题。新技术、新产品的采用，一方面须与本馆现有资源和技术兼容，要有扩容潜力；另一方面还须与业内的相关技术产品兼容，才能实现共建共享。应该说，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都是数字与传统的有机结合的复合型图书馆，纸质文献和数字资源并存，两者应该并行互补。以数字化、智能化为代表的新技术，以海量数字信息存储为主要特征，但是如果单纯追求信息技术和数字资源，而脱离了图书馆的深化服务，不过就是一个被动的数据库。图书馆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必须以既有的馆藏资源为基础，以读者需求为中心，使之成为以服务为主导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性价比要好。目前高校的财力有限，钱要花在刀刃上。一项新技术、新产品在引进之初就必须考虑它的使用年限、维护费用等因素。我们2013年于老系统到期后，在反复调研的基础上更换了适合本馆业务流程的管理系统；由于性价比好，使用方便，受到广大师生好评。

：有人把图书馆比喻为学校的心脏，但也有人说图书馆在大学里的地位并不高，往往处于“后勤”的位置。您怎样看待图书馆对于一所大学的作用？

张毅：从国际国内高等院校发展情况看，但凡一流大学，必定以一流的图书馆和一流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为支撑，即便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也是如此。从科研的知识创新来看，是一个在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突破过程，没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作为基础，科研只能是空想，有如在空中建楼阁。当今高校教学科研的竞争，实际是信息资源的竞争、知识创新能力的竞争。为什么目前各高校的科技查新服务受到重视？就是因为科研成果太多、太快，如果闭门造车，那么好的选题、大的立项都无从谈起。我们处于一个知识爆炸、信息丰富的时代，大学要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中心、知识创新的平台和文化承传创新的基地，迫切需要有一套现代大学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体系做支撑，这在业内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近年来，我们围绕加强文献信息保障做了大量工作，把支持重点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发展作为中心，以满足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需求为导向，在完善物理馆藏的同时，构建数字化信息资源保障体系，优化学术信息资源的构成系统，同时努力使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水平达到国内一流，为学校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和科学创新提供文献情报方面的保障。

高校图书馆的知识获取服务水平效能取决于学校、图书馆和师生读者三者的互动，学校作为经费、政策的掌管者，为图书馆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图书馆作为资源管理的实施者，其管理思想与服务模式决定了师生读者获取文献信息的有效途径；读者对图书馆资源的认识和获取知识的能力则决定了图书馆文献信息利用的效率。高校图书馆应分析本馆的馆藏特色、馆员的服务能力以及读者的知识需求等，形成切合实际的政策和创新理念，主动深化服务，打造品牌。近年来，我们通过查新、嵌入式学科服务、跟踪科研定题服务，使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丰富起来；又通过“读书节”“馆员读者同乐会”“读书达人”等活动，使图书馆营造的认真读书的风气旺盛起来。

我们要通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和自身专业服务能力的提高，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对知识、信息的获取需求，促进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为才有位，有位更有为，随着服务受众面不断扩大，广大师生的知识创新愈来愈离不开多样化的知识导航服务，学校的学科建设也离不开文献信息的支撑。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进入事业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