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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
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5-0271-02
在高等院校中,工科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或论文是完成教学计划、实现本科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它既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工作能力的教育过程,又是对学生素质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独立工作能力具有深远的影响。近年来,网络上有一种言论,认为本科毕业设计或论文已成鸡肋,应当取消。其实这种论调是错误的,对工科专业来说,其毕业设计或论文非但不能取消,反而亟需加强。
一、毕业设计或论文在本科教学中的作用
毕业设计或论文是学生在校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对整个本科教育的学结。毕业设计或论文在本科教学中具有以下作用。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经过几年在校学习,学习了一些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了解和掌握了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如何将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用于解决生产和科研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或者说如何将生产和科研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转化为已学过课程中的问题,这些能力都可以通过毕业设计或论文这一教学环节得到培养和提高。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一般来说,学生要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需要学生系统地复习已学过的相关知识,同时学生还需在带教教师指导下自学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这过程中,学生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学习设计原理和设计方法,学习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学习数据处理和计算方法等,通过这一过程的训练,可以极大地培养、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培养学生认真负责工作能力。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过程,对每个学生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作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工作能力,培养学生勇于探索、严谨推理、一丝不苟、实事求是、有过必改、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全方位地考虑问题等科学技术人员应具有的素质,培养学生对同事团结友爱、协作攻关的团队协作精神。一个好的毕业设计或论文课题,一段完美的毕业设计或论文完成过程,一位认真负责的毕业设计或论文指导教师可以使学生受益终生,反之,则对学生贻害无穷。
4.检验学校教学质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情况可反映出学校整体教学情况:学校专业有何特点、学校课程设置是否合理、课程教学质量如何、甚至有些教师讲授有些课程中有些概念正确与否等均可在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过程中反映出来,所以毕业设计或论文是检验学校教学质量及办学效果的重要根据,也是衡量学生在校学习成绩的主要指标。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毕业设计或论文是高等院校中完成教学计划、实现本科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近几年来,有些院校有些专业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以至于出现取消毕业设计或论文的论调,究其原因,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学生学习投入严重不足。随着我国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学生毕业后就业也从分配工作转变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每当学生开始毕业设计或论文学习时,也是学生就业工作达到时期,学校也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学生的就业工作中去,大部分学生也整天忙于参加招聘会、投简历、面试、实习甚至直接上班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毕业设计或论文的学习,使全日制学习的学生只能在业余时间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的学习,更何况有些学生还要忙于社交、谈恋爱、上网玩游戏,在此情况下,学生进行毕业设计或论文的学习还如何安心?
2.毕业设计或论文指导工作不到位。有些院校,有些教师因忙于教学、科研和其他事务,疏于对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教学指导,有些教师将一堆“参考材料”丢给学生,让学生“自学”来解决毕业设计或论文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还有的教师对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不闻不问,在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学习期间,从不对学生做必要的指导,学生也找不到指导教师,如此指导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的学习,怎么保证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教学质量?
3.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评定不合理。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成绩评定,一般会根据学生在毕业设计或论文学习期间学习和工作表现、学生所提交材料以及学生在答辩时临场发挥等给出一个较客观的评判。但也有些教师对一些提交材料错误较多,答辩时口述不清,又不能回答提问的学生,按评分标准应给予不及格成绩,可考虑到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不及格将影响学生毕业,从而影响学生就业,只得给这些学生评及格成绩。还有些院校不顾毕业设计或论文教学质量下降的事实,硬性规定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优良率要超过百分之几。这些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评定不合理现象不正迎合了有些学生厌学、惰学的恶习吗。
三、几点建议
1.恢复或重建工科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或论文正常教学秩序。学生的就业工作不应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更不能冲击本科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正常教学。一个未经过严格的本科毕业设计或论文学习训练的学生,其学习生涯将是有缺憾的,并且此缺憾将会影响到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学校教学管理者和政府教育行政等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规章制度,严格规范学生就业应聘和用人单位招聘行为,坚决杜绝学生以应聘、面试为名,逃避毕业设计或论文的学习,禁止学生在毕业设计或论文学习期间到用人单位“实习”或“工作”的行为,将学生领回学校学习,恢复或重建工科专业本科毕业设计或论文正常教学秩序,为切实提高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教学质量奠定必要的基础。
2.切实加强毕业设计或论文指导工作。毕业设计或论文教学工作不同于课程的教学工作,不同的学生,不同的课题,不同的阶段,毕业设计或论文教学工作的侧重点也不同。而这一切都需要学生和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学生没有进行毕业设计或论文的学习,学生也不会有问题,指导教师也将无从指导,只能督促学生抓紧学习。如果教师忙于其他事物,无暇顾及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指导工作,学生也找不到指导教师,教师也从不对学生做必要的指导,这难道不是教师失职了吗?
3.严格、合理评定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成绩。合理评定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成绩,首先必须明确用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成绩优良率作为教师或学校毕业设计或论文教学工作的指标是不合理的。其次必须严格执行评分标准,学生毕业设计或论文完成得不好的,该是不及格的就应评不及格,只有这样才是对学生负责,对学校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如果有学生因此到学校闹或上访甚至发生极端事件,学校应由做学生工作的专职人员出面处理,决不能推给指导教师。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GDP在改革期间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这一比值仅0.245,到2011年增长为1.800。33年来,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国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为0.402,日本为1.046,美国为0.651;到1999年印度为0.480,日本为1.237,美国为0.601。相比之下,我国的M2/GDP过高且增长速度惊人。
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笔者从较为细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货币的流通速度。从国民收入货币化的角度来讲,分为货币化国民收入与非货币化国民收入。货币化国民收入的经济体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强,因此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货币流通速度较慢。相反,在货币化程度较差的经济体下,同等货币供给量下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弱,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较快。我国之所以货币供给长期高于GDP 与物价增幅之和而没有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化程度较高 [1]。
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回笼政策。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政府会通过货币回笼将剩余的货币流回到中央银行,从而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货币回笼的变化,可以探知当期的货币供给量是否符合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货币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场,也向股票市场流动。而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一定机制传导到股票市场,如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准备金控制货币供给量,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机构。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就会增加,相对于股票来说,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更大,从而将货币市场的货币挤入股票市场,促使股价上升。另外,货币供给量增加后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股票价格又会上升。股价上升产生的保值意识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应减少[2]。
第四,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相对于GDP的持续超高速度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上述计算得出准货币与GDP比率的增长速度为M1/GDP增速的2.4倍。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由此看来,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将减小准货币过度增长的压力。
第五,国债的发行。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长时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实力增加明显,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难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国债的发行对货币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虽然商业银行使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会降低基础货币数量,但M1和M2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国债的收入会扩张M1和M2的数量。
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开始行使央行职能,而此前人行也像商业银行一样办理工商企业贷款业务。所以,我们这三位首届金融学博士生正赶上中国金融改革在体制和政策上的风云变幻年代。此前的货币供给理论以黄达先生的银行资产业务创造信用创造货币为代表性理论,而到中国人民银行成为行使央行职能的调控型机构后,货币供给理论也开始尝试用西方的央行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影响货币存量、央行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乘数这一套东西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货币供给实践,周慕冰的博士论文《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机制》就是用现代货币理论观点解释货币供给机制问题的开山之作。
盛松成的新著《供给》是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新问题新经验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盛本人认为该书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实践具有以下意义:(1)研究货币供给过程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2)研究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中仍具有重要意义;(3)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型调控仍会涉及货币供给;(4)研究货币供给过程是中央银行调控的需要。从以上四点自我评价看,盛松成本人更重视的是《供给》一书的实践参考价值。但我认为该书的理论意义,即在货币供给理论总结方面的里程碑贡献也不容忽视。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新晨
一、汇率及汇率决定理论
汇率是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相互折算的比价,有直接标价法和间接标价法两种表示方法。汇率可分为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通货交换另一国通货的比率,实际汇率是一个人可以用一国的物品和劳务与另一国的物品与劳务交易的比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国内价格/国外价格。
经济学家采用了很多理论和模型来解释汇率是如何决定的,这里只介绍纸币本位制度下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用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预期名义汇率的近似值,为评价和选择汇率制度提供依据。该理论根据的是单一价格规律,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通货的一单位应该能在所有国家买到等量的物品。一种物品如果不以同样的价格在各地出售,就存在着未被利用的利润机会,由于套利的存在,总有商业行为会从价格低的A国购买该物品到价格高的B国出售,从而使B国该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两国价格相同。由此,一种通货必然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购买力或实际价值。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购买力平价描述了长期中决定汇率的因素。购买力平价理论告诉我们,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
如前所述,名义汇率等于外国物价水平与国内物价水平的比率,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两国通货之间的名义汇率反映这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差别。当物价水平变动时,名义汇率也变动,而任何一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的调整会使货币供给量和货币需求量平衡,因此,名义汇率取决于物价水平也就取决于每个国家的货币供给与需求。当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加货币供给并引起物价水平上升时,就会引起该国通货相对于其他通货贬值。理论上,要想测算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化趋势,就要对两国的物价水平进行评估。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较快,造成国内物价水平上扬,美国内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则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贬值而不是升值。而实质上,我国的外汇市场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和柜台结售汇市场组成,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制度,商业银行和企业结售汇周转头寸以外的外汇收入必须进行平盘,由中央银行进行买入或卖出的交易。超级秘书网
1、前言
伴随着全球资本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对国内经济、国际经济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特别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市场受到不小的冲击,各国纷纷采取货币政策以减少此次危机带来的损害。在这个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理论研究中的热点。
美国应用经济学家Goodhart将资产价格用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思想,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没有影响。Prinkel和Keran应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Berkman和Lynge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存在逆向变化的关系。Pearce和Roley在研究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时,发现没预期到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成反比。Hardouvelis研究发现货币供应变化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逆向变化关系。Lastrapes研究发现在货币中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量的突然变化与股票价格短期变化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我国学者对中国货币数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也已作了大量的研究。钱小安发现沪指、深指与M0同向变化、与M1无关、M2反向变化。孙华妤和马跃的研究结果表明所有的货币供应量对股市都没有影响。易纲和王召指出,在短期、中短期和中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使股票价格上升;而在长期,没有预料到的货币供给增加,不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中性。周英章和孙崎岖认为股票价格对M1影响最大,对M0影响次之,对M2影响最小。王召和易纲在《货币政策与金融资产价格》一文中指出:若投资于高科技或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扩张货币政策的结果是股市价格的上升和商品物价水平的下降。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我们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1)或许是受期限较短的约束,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1998年中国货币政策体制性变革因素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影响。(2)有些研究仅从金融变量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入手来进行实证检验,由相关性高低来确认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这是不够的。(3)有些研究不大关注计量检验的前提条件,选取数据较为粗略。
本文应用1993年到2009年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应用动态式的计量检验方法对M1和M2及其变化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2、样本和变量的选择及模型设定
2.1样本数据选择
本文选取1993年-2009年的上证指数的月度数据、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和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月报、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部分年份统计年鉴和相关处理数据。
2.2变量的选择
本文在选取宏观经济变量时,考虑了2个条件:(1)数据的可得性;(2)数据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了上证指数月度值、流通中的现金(M0)月末余额、狭义货币(M1)月末余额、广义货币余额(M2)月末余额和货币数量余额的增减变化率共5个指标为模型分析变量。
2.3模型设定
(1)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时,主要运用的是股票指数回归残差序列的ADF检验,来判断协整关系。
(2)本论文在研究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本文按照上述数据资料,对股票价格与M0、M1、M2分别进行Granger检验。目的是关注M0、M1、M2的变化与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关系。
(3)本论文在研究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和货币增速与股票价格关系时,主要运用统计分析中的相关系数和计量模型回归进行研究的。本文的主要结论也是出于此部分的分析。
2.4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论文就是基于这种想法,大体思路如下:
(1)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目的是探索它们之间在长期是否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从而证实本文研究的必要性;
(2)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分析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因果关系,目的是检验他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为下文的研究提供依据;
(3)研究分析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关系,目的是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参考。
本论文将采取数学模型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股票价格与中国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
3、实证分析
3.1,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协整关系的分析
我们应用Eviews软件对股票价格与M0、M1、M2之间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结果发现SP与M0、M1、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1),
而且按照下文的Granger因果分析,我们认为是SP的变化对货币供应量存在长期的影响。
3.2 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Granger因果检验
在确认了货币供给量和股票价格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后,我们对M0、M1、M2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M0、M1、M2不是SP的Granger原因,而SP却是M0、M1、M2的Granger原因(见表2)。这意味着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但是股票价格对M0、M1、M2有一定影响。这说明在中国应用货币供应量的信息是不能提高对股市的预测能力的。
3.3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和股票价格关系
按照前文的分析结果,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那股票价格和货币供给量还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呢?本文研究结果见图1、图2、图3。从图1、图2、图3可以看出,在中国新增M1的增减方向与股指的涨跌方向基本同步而M0和M2却没有这种结果。若某年新增M1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上涨的;
若某年新增M1是下降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是下跌的,这也与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正而且达到0.4相互印证。这为我们预测股市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提高了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能力,但是这只是我们的统计分析描述。
3.4 M2-M1增速和股票价格关系
从图4可以看出,在中国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大体一致。结果分析表明:由涨转跌时,M2-M1的增速领先,指数变化可能滞后;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与前文类似,这同样有助于提高投资者对股市大势走向的判断。
本文应用计量模型,对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增加可信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SP1=-6 041.738 951+0.693 124 946 4*M11
(3.785 821)R2=0.627 026
由于上述统计分析表明SP的变化量与新增货币供应量M1走势一致,所以本文只做它们之间的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较好,这正好能印证前文的分析。
4、新增M1增减和M2-M1增速影响股指走势的机制
综合上述对中国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检验发现:新增货币供应量M1增减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货币供应量M2- M1的增速时间趋势图与上证指数走势也大体一致。所以,中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是通过新增M1和M2- M1增速变化来实现的。这种传导模式与一般的经验和理论都不相符。而且从我们的实证分析来看,在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却没有带来股票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我们认为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主要障碍。
(1)中国股票市场规模较小。中国股市起步较晚,规模过于狭小。至2008年,沪深股市总值扣除不流通的部分仅占GDP比重的仅为7.2%,这一比率远低于美国的139%、英国的163%、中国香港的200%。
(2) 中国居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程度较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只有当居民持有股票占其全部金融资产的较大比重时才有明显的作用。据统计全国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还不到0.46%,而且都集中在城镇和大中城市。所以货币供应量增加时,股市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影响作用大大降低,股票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很低。
(3) 中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数量少,直接融资少,股票融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较低。同时上市公司结构不合理、股权结构不合理和市场投资结构不合理也是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地通过资本市场传递的重要原因。
从理论上讲,货币供应量变动可直接影响居民货币余额,从而通过利率变动影响进而影响流入股市资金。但我们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变动对股市的直接影响不大,这可能是中国特殊的体制和文化背景所致,而股市却对货币供应量变动有着较大的影响,中国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进入股市的银行可贷资金的变动进而影响股市的。在国家建立了银行信贷资金合规进入股市的途径后,货币政策变动(比如新增M1变动)通过货币市场利率渠道影响股指。实践证明,在中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货币供应量难以对股票市场产生有效影响,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相对也较差,央行难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来有效影响股票市场。这与本文分析结果一致。
在有些研究文献中,不同的货币政策指标对股市影响是不同的,存款利率和M1对股市的影响要比M2对股市的影响更为迅速,而且从长期来看,M1对股市回报方程的解释力要大于存款利率的解释力1。在中国M1层次反映的是现金与企业活期存款,流动性强,而M2主体部分为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所以M2增减变动对股市的影响应该不如M1的增减变动,这与我们的结论相符,即新增货币供应量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股市对M1增减反应一致不难解释,在中国M1对存款利率变动比较敏感,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息息相关。M1的增减变动会影响银行可贷资金的调节,进而对利率产生影响,从所以影响证券经营机构的融资成本和融入量,最终影响到股市回报2。按照货币市场利率和股票市场价格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知,当M1相对上年是增加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下降,导致股市可贷资金的增多,大量流动资金从货币市场流入股票市场,股票价格上升;当M1相对上年是减少的,则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导致货币投机需求减弱,进入股市资金成本上升,股市资金趋紧引起股票价格回落。本文认为在股指达到最低开始反弹时,指数有上升趋势,但实体经济会滞后一段时间,所以会出现由跌转涨时,指数领先,M2-M1的增速滞后;实体经济从繁荣转向不活跃时,M2可能进入其他市场,M2-M1变化要先于股指变化。
以上认识对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是有意义的,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订及实施和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框架。但是,这种结论只适合目前中国股市,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货币供应量与股市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5、结语
本文通过对货币供应量M0、M1、M2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1)应用VAR模型、ADF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在中国M0、M1和M2并不能引起股票价格的变化。
(2) 通过实证检验表明:SP与M0、M1、M2的水平序列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平稳;SP与M0、M1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SP与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对新增货币量增减方向与股票价格变化关系分析表明在中国M1的时间趋势图与股票价格变化的走势非常一致,若某年新增M1与上年相比是增加的,那么该年上证指数上涨的可能性很大。
本文发现当中国中央银行意图影响股票市场时,只能选择其他货币政策工具,而不能是货币数量。同时,本文认为投资者在预测股市走向时要尽可能关注新增货币数量M1变化,它们与股票走向很一致。但以上结论仅基于月度数据分析所得,而且时间跨度相对大,其可信度尚需时间和实践的进一步检验,而它们之间是否有更深层次的传递机制还有待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M].经济研究,2008(10):13~25,51.
一、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这一理论深入地阐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是单个资本的总和。“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不仅包含着保障生产消费的资本的流通,还包含着保障个人消费的一般商品流通。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考察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核心,即如何实现价值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社会总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执行的结果即为社会总产品。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部类Ⅰ和生活资料部类Ⅱ两大部类,按价值构成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实现条件I(v+m)=IIc
简单再生产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扩大再生产的巨大潜力。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马克思认为,同样的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要想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就要保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发展,可用公式表述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实现条件I(v+m)>IIc
扩大再生产是对简单再生产的发展与扩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实现对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的等价交换,即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显而易见的推导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见,全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之间的总供给、总需求只有保持数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开展。
二、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说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适用,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不难发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难以保障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国家进行干预和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从而确保以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问题。面对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协调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为保障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国家进行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难以解决长期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缺乏强制性难以产生有力的调控效果;错误地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故而要正确地处理好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当下的经济实际来看,从供给端发力迫在眉睫。
以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来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应地,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也要依据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和所处的经济大背景以及实际进行。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在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实施宏观调控要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应该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基点,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并且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的全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仅仅是指价值量上的机械相等,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集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为一体的整体平衡,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调控目标。
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导宏观调控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依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要想使社会生产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全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动态平衡。参照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便于实现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社会宏观经济的合理运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一原理蕴含着丰富的理性逻辑演绎体系。通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演绎体系得出要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状况,这种理性逻辑演绎体系有助于把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象简化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这对于我国宏观调控的安排与布局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指导。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强化了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
(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的成果,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需要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对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结合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与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机制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却以私有制为基础,寻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无源之水,只有把马克思的经典经济理论贯彻落实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来,才能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三)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逐步转为质量高效型;经济发展动力由依靠资源、劳动力逐步转为创新驱动。必须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概念是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全新认知,也进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以及落脚点。供给侧改革尽管意味着宏观着力点发生调整,但并不代表全盘颠覆所有经济改革的举措,而是一系列改革举措更明晰、更具体的表达方式,从而有助于带动改革红利更快释放出来。这些举措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使得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消除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的障碍,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环。
政治经济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探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供给侧改革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差异入手,从社会商品部类的平衡角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角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探究,从而得到了立足于实际,发展中高端生产力、提振科技创新的结论。以期能够由远及近的保证我国市场能够繁荣稳定。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20)03-0-0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依旧放在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进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减少低端生产或无效供给,发展振兴有效的中高端产业供给能力,在维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尽全力提高商品的生产能力。经由政策手段、科技创新、实业经济等措施,以解决我国供给侧现存问题。
一、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不同
1.西方供给学派的现有观点
西方供给学派片面性的强调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意图从单纯的供给方面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1]。增加供给和生产动力,最终使用的手段就是减税政策,通过振兴人民储蓄理财的积极性。西方供给学派的思路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是过分突出税率在经济中的错误,特别是注重供给侧而对需求侧市场的忽视,只能说是一种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例如在今天如果生产大量的机械打字机,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猎奇者之外的市场存在的[2]。
2.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预的基础上,在考量社会需求的前提下,保证供给方面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完整性,从而发挥政府经济部门在市场调控和生产资料配置上的领导作用,从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调的情况下发挥长效的经济振兴作用。
二、社会总商品部类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会总产品能够分为两类:其一为能够进入或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之中的生产资料商品,其二为进入个人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商品[3]。在商品部类的平衡性上,生产资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产资料,生活商品则必须向生产商品提供消费资料,其中的平衡关系是社会生产消费的基础。举例来说,工人需要买菜做饭来维持工作,生产出的商品换得工资来进行买菜做饭。这之间的比例是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扩大生产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从而使得工厂能够消化更多的生产资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业维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让工人能够消费更多的消费商品。如果生产紧缩,或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率大幅度跃进,就会出现供给拥塞的情况,这时的工厂倘若进行人力优化,工人失业或薪水降低,同样也会降低消费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规模的供给拥塞现象。为了避免这种链式经济反应,需要保持平衡稳定的供给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社会总商品再生产理论的宗旨思想就是部类比例平衡。为了维持市场处于出清状态,控制再生产和部类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才能够使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4]。
大的消费生产部类进入平衡阶段,也就意味着各个细分部类也进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证在各个小类之中的生产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样才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正常运转。如果某些小类出现了产品过剩,另一些小类出现了产品不足的现象,对整个社会都是一种严重的生产资料浪费,甚至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转。
部类供需不平衡是我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产能失衡是过去经济飞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合理问题。但是如钢铁、煤炭、石化方面产能严重拥塞,重工业领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因为技术问题,生产效率也较为低下。但是一些轻工业、新兴产业的产能仍然不足,民生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生产资料,发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就面临着国防与民生经济的严重失衡,并且最终导致了社会的巨大混乱。这种最深层次的产品部类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角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存在计划特征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部分干预下的自主经济。当前世界,除朝鲜、香港与美国外,全部国家或地区都使用带有政府管控调节的市场经济进行发展。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调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为目标,提高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构,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适应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人民需求和国家福利。
借此诚征出版商合作
另附声明:本论文曾先后被国内两家经济学杂志退回,在对文字作少许文字上修改后,发表在这里,任何人若能证明该论文结论错误,本人愿支付1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但有一个看似荒谬的前提,即是本书能获得不少于此金额的收益。与我(笔名:亦难)联系的唯一方式是:E-mail:或。
商品价格的供、需分析模型—一个令人惊讶的错误①
(一)
在现代流行的经济学中,众多的曲线分析模型让每一个涉入者都眼花?乱,其实都不过是两根曲线在一个象限上移来移去的变幻。而所有的曲线分析模型,又无不是以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为基础,或者说无不是以建立现有的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所依据的理论逻辑为基础,建立各式各样的,如利率分析模型、汇率分析模型、成本分析模型,以及所谓的IS-LM分析模型等等。因此,无疑可以把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视为最基本的经济学曲线分析模型。
琳的需求表”成立。
凯瑟琳的需求表⑤
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模型,会是非常荒谬的。
与上面对需求曲线的分析类似:如果这样的供给曲线是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为两大因素,研究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下决定商品价格的规律。那么上面提到的决定商品供给量的非价格因素,如投入价格、技术、预期、卖者数量等等,也就是真实,具体地决定商品供给量的内容,只有这些非价格因素的变动,才能够增加商品的供给量,如果把这些因素视为其他条件不变的内容,任凭你价格如何变动,商品供给量也不会增加。因此非价格的这些其他因素就是进行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两因素分析的供给因素的具体内容和全部体现。把它们都视为不变所反映出的价格与供给量的关系的模型,肯定不是商品价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模型的内容。
(四)
上面的分析表明:向右下方倾斜着被称之需求曲线的曲线,是分析商品需求变动规律的曲线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价格变动规律的需求曲线;另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着被称之为供给曲线的曲线,是分析商品供给变动规律的曲线模型,而不是分析商品价格变动规律的供给曲线。那么这样两条曲线模型组合在一起是如何被人们进行商品市场均衡价格分析的呢?它们既然不是分析商品价格的模型,为什么会产生均衡价格的结论,并被人们广泛地使用呢?
(一)经济政策的时间连续性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奖,主要是基于他们合作发表于1977年和1982年的两篇经典论文。1977年的论文题目为《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连续性》,专门讨论经济政策制订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时间连续性问题,即制订政策如何才能保证在时间上前后相一致的连续性。如果政策制订者不事先制订一个固定的规则,即使政策目标是低通胀,其结果也可能导致高通胀。此结论实际上是卢卡斯“政策无效性定理”的推论和发挥。政策制订者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可以影响企业和家庭预期的政策,而一旦这些预期已经形成并定型为企业和个人行为时,政策实际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政策制订者不得不修改原有的政策,他们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最终总是采取比预先设定的政策更差的政策,货币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假定政策制订者确立了低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并向社会公开宣布这一政策措施。如果进一步假定这一政策果然奏效,通胀率真的有所下降,并因此导致就业量有所下降。于是,政策制订者又准备采取“相机抉择”办法,冒险提高一点通胀率,以便在短期内降低一下失业率。如果企业和工人知道了这一政策,政府的低通胀率的承诺就已失去了其可信度,结果是高通胀和工资的大幅度上涨随之发生,政策在时间上的不连续性导致经济陷入高通胀陷阱,而就业并没有增加。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可以推广到多个领域,特别是对货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的影响都很大。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卢卡斯如出一辙,即以长期不变的固定规则取信于民,而不是“兵不厌诈”的“相机抉择”,这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是可行的。但这一主张也有不当之处,即限制了政策的弹性(灵活性),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事件时就会陷入被动。后来研究者在经济政策的研究中逐步加以修改完善,他们发现重点不是引入约束性准则,而是制订政策制度的改革。
(二)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
1980年夏,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合作撰写了第二篇经典论文,专门讨论了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一直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现象,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他们的基本理念是,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供给决定的,而技术发展是内在驱动力。但经济周期的波动则是在长期增长的总趋势之下,由总需求的变动导致的。这两种理论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传统的分析是建立在家庭消费、企业投资、GDP、通货膨胀、就业等历史数据基础上的。这些要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宏观经济相对比较平稳时期,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经济参数之间的变动关系。但到了70年代,特别是石油危机发生之后,宏观经济环境变得动荡不定,这些要素之间的统计关系也变得不清晰了。这样就使得准确的经济预测很难作出。正是在此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论文的发表,最终为宏观经济研究中的经济周期理论确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模型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短期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的变动对在经济领域影响的分析,把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他们的假定仍然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例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同时把预期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加以考虑。结果,他们证明投资与相对价格的波动将技术增长率变动的影响传导到经济体,从而导致以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为中心的短期波动。由于他们的模型同时也证明了供给要素的作用与需求要素的作用非常明显的相似,所以也就证明供给也是经济周期形成的决定力量。目前,更多经济学家倾向于需求的变动和供给的变动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二、几点启示
(一)关注供给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宏观调控中,基本是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例如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发达国家遇到的难题我们也可能遇到,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不仅要关注需求,今后更关注供给的作用。
(二)在经济政策制订上要关注预期的作用和时间的连续性
而同一时期,世界上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在飘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价格暴涨至创纪录的历史高点147美元。粮食、铁矿石等其它我国大宗进口资源的价格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而我国又是这些资源性商品的进口大国,石油、铁矿石一半以上需要进口,粮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赖进口,通过国际贸易使通货膨胀传入我国,并对国民经济造成伤害。
二、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分析
关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概念,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一般是指:在开放经济中,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国际资本流入规模过大,导致进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国内货币供给被迫增加,进而引发国内市场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导致我国出现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一般而言,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上涨,首先推动我国原材料、材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上涨,然后引起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即工的上涨国际贸易论文,最后再传导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而引起物价的全面上涨。2007年初级品进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产原料比重占91.67%,这些产品进口价格变化必然改变国内厂商的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表现为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变化,并最终间接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
以石油为例,由于石油是基础能源产品,是工业交通的血液,被誉为“黑色黄金”。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国内交通运输、用油工业品以及居民燃气价格的上涨;有机化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则与国际原油价格同步,随着有机化工产品价格的上涨,其下游的塑料、橡胶和化纤等工业中间品的价格也进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传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升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三、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粮食、铁矿石等大宗初级产品除了受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计价,在世界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以及受次贷危机影响金融资产接连发生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赋予了金融投机以及资产储备功能,从而导致这些商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的态势。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放任美元贬值,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输出大量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的“供钞机”,造成世界范围内货币供应过多、流动性过剩,国际市场石油、原材料、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形成全球性通货膨胀。衡量美元强弱的指标美元指数在此期间发生了巨大波动,美元指数的上升说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下跌,反之则贬值,商品价格上涨。美元指数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创73.11历史低位,在此期间,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急剧上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