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的认识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辩论的认识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意义世界，“它具体是指能够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能够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支撑的价值理念”[1]。

人是不可能脱离意义而存在的。

一方面，人的存在需要意义的确证。人，或许是地球上唯一会追问自身存在意义的物种。动物，在吃饱喝足后就知足了。人，不仅追求吃喝玩乐等基本生存需要与欲望的满足，而且在拥有所需要的东西以后，要求自己也成为一种需要。如果一个人的存在不能成为别人的需要，对别人没有价值，那么这种存在就没有意义。人的精神上的苦恼，更多地是由对“无意义的存在和无意义的事件的体验与恐惧造成的”[2]。换言之，有意义的存在及其体验，是人生快乐的源泉。“正是人的意义照亮了人的存在”[3]。

另一方面，即便是为了应对现实生活，人也需要意义世界的支撑。因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矛盾丛生、危机四伏。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人的生存之路充满无奈与艰辛。一个人根本无力解决其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他需要给自己一个超越现实困境、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与希望，就如同封建时代穷苦人为了忍受今生的苦难生活而寄希望于来生一样。“通过创设意义，人获得了对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境的‘合理化’解释，因而获得了心理平衡，获得了应对困境的文化力量”[4]。

编辑人同样需要自己的意义世界。编辑人的意义世界至少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对当下编辑人的生存境遇做出合理解释，使其感觉到幸福和满足、体面与尊严；二是必须为编辑人所从事的工作、为之献身的事业寻找到一种终极的价值目标和信仰，以实现意志对肉体、理想对现实、精神对物质的超越。这种对当下生存境遇的合理解释、终极的价值目标和信仰，就构成了编辑人的意义世界。

在过去，众人眼中的编辑生活是田园牧歌式的，顶着一层绚丽而神圣的光环。就如某些编辑大家所形容的：“得天下之妙文而先欣赏之，在许多书稿编辑出版过程中，既开阔眼界，又增长见识，更能发掘宝藏，有利于人类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那自然是编辑同志的一大乐事了。”[5]在这里，编辑工作既是获利与谋生的手段，也是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之所在，还可以从这份工作中收获内在于心灵的自我奖赏。可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有人认为编辑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6]。

可是时过境迁，编辑人优越的社会地位悄然发生了改变。

从出版业的外部环境来说，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严峻。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的高度发达，使人们的阅读方式悄然改变。网络出版在成就自身传媒新贵地位的同时，无情地挤占了传统出版的生存空间，颠覆了现有的出版格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导致编辑职业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任何人，只要有点文化，就可以在那个虚拟世界一展拳脚。稍加留意，我们就不难发现许多编辑人困惑的目光及其对自己前途和未来的担忧。面对这种情势，每个编辑人都会问自己，我们是否还会为这个社会所需要，我们是否已经丧失存在的理由。

就出版的内部生态而言，压力与日俱增，无所不在。处在转型期的编辑人，不仅要熟悉出版业务的各个环节，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要善于和社内外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扮演好不同的角色：面对读者，是一个营销人员；在作者眼中，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值得信赖的朋友；在社长和同事面前，又成了一个纵横家，四处游说，获取支持。有出版人直言：“如果你不能说服领导和同事支持你的工作，你作为编辑这个职业的第一关就失败了，你连领导和同行都不能说服的话，怎么能通过你的产品说服广大的陌生读者呢？”[7]这中间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扮演好的，非竭尽全力全神贯注不为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往往让众多编辑人身心俱疲，以致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不能自拔。

外部环境的逼仄，内部沉重的经济压力，消解了编辑人曾有的淡定与从容，使编辑人陷于身为物役的窘境，妨碍了编辑人出版理想的实现，给编辑人带来精神上的困惑。如果说身体的疲惫可以通过休整的方式获得缓解，那出版理想与人生价值的实现，却不是编辑人能独自决定得了的。在当下，出版理想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人自身的赢利能力。赢利能力突出，编辑人可获得较大的话语权，申报的选题也比较容易通过，甚至可以取得免检资格。转企改制以后的今天，大部分出版单位都变成了企业，走向市场，赚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无人能挑战和撼动出版业的市场化。但问题在于，编辑人的理想与经济效益之间，有些时候是很难做到两者兼顾的。即便是在现在差项目不差出版补贴的形势下，这种出版难的现象仍然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编辑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困境。编辑需要调整心态，重构编辑人的意义世界以迎接现实与未来的挑战。

编辑人的意义世界的构建，应当从两个维度进行思考。

首先，从形而下的角度说，编辑人需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正确的认知。

编辑是一种职业。作为独立的社会职业门类，它是随着新式出版业的出现而产生的。它具有变动不居的特性，今天的编辑与传统的编辑相比较，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说，都已有很大的不同。编辑人在思想观念上要与时俱进，积极面对自身角色的转变。再者，既然是职业，那自然就有职业的艰辛，也有职业的快乐。职业的艰辛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为了完成任务，编辑不得不大量编书，长期伏案工作。这种日复一日，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的单调繁琐工作，不仅带来一身诸如腰椎劳损、视力下降之类的职业病，更严重的是，它在不知不觉中耗尽了你的心力，窒息了你的灵气，让你不再有创造的冲动。但是，编辑职业也有其独特魅力，对于喜爱读书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做别的工作，要想读书，那得付出相当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作为编辑人，他的工作就是读书，读书就是工作；读书不但不要钱，还可以赚钱。这世上到哪里去找这等好的职业！

编辑更是一种事业。理性地看待编辑职业，将其视为赖以生存，赖以养家糊口的工具，有助于编辑人提高对繁琐枯燥工作的耐受力。但如果没有对明天的憧憬，没有成功的喜悦和内心愉悦的体验，即便你从事的是自己最喜欢的工作，也无法长久保持工作激情，很难获取持续前行的动力。只有将编辑职业当成自己终生的事业，看成自己人生价值实现的平台，才能迸发出激情，对工作产生狂热的喜爱。

古人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对于一无所长的封建文人而言，如果不能顺利踏上仕途，那“立言”就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晚清重臣张之洞讲得更为直白，他在《书目答问：劝刻书说》中说道：“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8]可见，封建时代的文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都有着传世留名的功利追求。在此功利思想的激励下，他们可以放弃仕途，甚至自掏腰包从事先哲时贤作品及乡邦文献的刊刻整理，如同晚清儒学大师王先谦所做的一样。1888年，王先谦自江苏学政任上辞官归里后，即自誓“剩有豪情寄烟墨”，从事图书编辑出版活动。他一生编著校刊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是近代著名的编辑出版家。

现实中，也有许多鲜活的例子。以唐浩明先生为例，他曾经有过定居国外的机会，可以去湖南省作协做专职主席，还有过许多改行机会。但他都不为所动，坚守编辑岗位30年，十年磨一剑，整理出版了《全集》[9]。不单圆了自己的作家梦，还成了全国知名的编辑大家。

可见，编辑职业既不高人一等，也绝非一无是处。只有剥去编辑职业的神秘色彩和虚假光环，让编辑人回到现实当中，才能理性看待这一职业，坦然面对其中的喜怒哀乐。

其次，从形而上的角度说，编辑人需要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

职业与事业，体现出编辑工作对于编辑人的意义与价值，是编辑人存在与自我实现的需要。但倘若编辑人的意义世界仅仅停留在这种水准上，则不免功利和狭隘，终究逃不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只有将自己的需要与国家、民族的需要，甚至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编辑人的工作才会有终极的意义和价值，编辑人的意义世界才会照亮自己作为编辑人的一生。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这句话，道出了理想与动力、理想与成就之间的辩证关系。志存高远，方可更快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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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061-03

一、变革时代引发的哲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变革，全球化深刻地推动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世界的“地球村”特征更加明显。伴随着技术理性强大而广泛的延伸进程，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愈发凸显，人类仿佛在一夜之间步入了新的十字路口。绝望、信仰混乱、灵魂家园失落等问题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而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开采，科学技术的极度膨胀，更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进而在更大程度上甚至已经危及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态危机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技术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利奥波德于1947年发表《沙乡年鉴》，卡逊女士1962年发表《寂静的春天》以及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表《增长的极限》，都是这一问题凸显的集中表现。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的生活价值，从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制度层面等诸多视角去寻根溯源，而更多的学者则反思现代技术文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会产生诸如核爆炸、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之类等显性的危害，更在于它正以自发的强大力量摧毁和替代着天然形成的、在西方人看来由上帝所创造的根本秩序，而这一蕴化万物的秩序乃是只有在古典世界中才能体会出生活的美满和人的完整性，才能产生伟大的艺术和人类的根基。因此，未来的人类，即使不毁灭于战争、瘟疫、饥馑等灾难，也将崩溃于由这一根基的丧失所导致的人的精神的混乱和疯狂。这一征兆在现代社会已无可遏制地显现出来，并为许多人所熟悉。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也在一次以《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为题的演讲中悲叹到，无论是从现实角度还是从时代的精神看，我们的视野中都会有一系列关于未来的设想的统计，贫困化的加剧，生态灾难的日益频繁与后果的日益严重。虽然我们会极力地去淡化这些消极的结果，而祈求时代的发展会有更积极的未来，但那不容争辩的事实是：由人类以各种方式制造的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而且丝毫没有减缓和停止的迹象。

也正如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所言：“现代技术已经提高了超越一切所知甚至从前梦想过的人类力量。它是一种超越物质、超越人类生命以及超越人本身的力量，并以加速度的步伐持续增长。这种单项胜利的进步已经开始露出了它的另一副面孔，在人们享受着成功的喜悦与欢快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如技术的广受欢迎的成果随之而来的新奇的威胁与烦恼。我们倒大可不必去思虑原子弹刹那间的毁灭性灾难，因为这是可以通过理性的忧患相对容易地避免和克服的。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一种慢性的、长期的、日积月累的隐患，它表面上呈现为一种和平的、缓慢的、建设性的全球技术力量的应用，这种应用使我们通过不断增加的产品、消费品、人口的绝对增长等作为不可避免的受益者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威胁解决起来却远为困难。所有这些威胁的要点在于自然的负担过重，包括环境，也许还有人类。技术可能在某些方面达到了极限，再也没有回头路。肇因于人类的技术进步将以它们不可遏止的势头远离我们――奔向灾难。”[1]约纳斯关于现代技术作用后果的担忧与思索深深地触动了人类内心那根脆弱的神经，已经引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现代技术所产生的对人类的威胁与煎熬，重新估价现代技术之于人类生存、发展之大计的整体价值和意义。变革时代存在的诸多问题，特别是人类生态现状的危机要求人们进行道德层面的深刻反思与追问。现有的伦理学如何担负起这一重任？它们能否提供有效的道德规范与伦理准则，能否保证人类实践活动的“善”的行为与结果呢？

二、传统的伦理维度

在人类的伦理学进程中，伴随着文明的推进产生了适应时代要求的多姿多彩的伦理思想成果。德性伦理从自律的角度出发，强调行为者本身的德性对于实践活动的善恶决定作用，而这种以个体的感触为道德依据的原则，必然囿于个体自身的身心局限，而不可能顾及到大多数人的愿望。但是在当今变革时代，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普遍现状，个体的自律固然重要，但相对忽略了集体和人类整体的规范与道德要求。而且，具有德性与做出符合德性的行为之间并不能完全等同，这两者之间仍然有漫长的距离需要跨越。这样，德性伦理由于其指向对象使然，难以有效承担起变革时代的伦理辩护重任。

功利主义的思维中尽管也提倡利他主义，主张维护社会公正，但其理论的根本立足点却更多地以行为的实际效用为评判的道德标准。而在变革时代中，技术过度利用造成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致命性的，因此，功利主义在应对科技时代的问题时往往成为“事后诸葛亮”式的话语，很难在事情出现之前就采取有节制的行为与控制。而且功利主义在面对公正问题上所强调的多是同代人之间的公正，而忽视了对未来人公正的考量，更谈不上代际公正的可能。

义务论尽管主张行为应该符合理性法则，强调正义与公平原则， 但其将动机作为行为的最终道德判决，却有失偏颇。在变革时代的快速运行中，尽管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由于个体存在自身的有限性以及知识把握的局限性，往往忽视了行为的负效应，动机与后果的分离极有可能造成消极的后果。义务论与功利论都是以具体的实践行为或者道德原则本身的善恶为道德评判的对象，而德性论则着眼于行为者本身，根据实践行为的主体本身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来进行道德判断。那么，通过对变革时代人类活动的现状以及已有伦理原则的分析，约纳斯对传统伦理原则的维度予以了概括与总结：[1]4-6第一，在时间上的现时性。约纳斯运用传统伦理律令和格言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与说明，如，“爱邻如己”，“对待别人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自己一样”，“教你的孩子忠诚老实”等等，这些对人类活动的直接标准提出了明确的界定，并且活动中的主体和对象是同时存在的，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之内。伦理原则中指向的主体由同时代的人组成，因此它未来的时间极限也是由可以预见的这些人的寿命所限定的。第二，在空间上的相邻性。伦理原则所覆盖的地域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伦理原则关涉的主体和对象作为邻居、朋友或敌人存在并相处，或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弱者与强者以及所有其他人与人相互作用所适用的角色共存。这样也就使所有的德行对这些相近活动范围都适用和有效。第三，伦理原则更加关注此时此地，是一种可以被适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识。约纳斯认为在传统伦理学所确定的伦理原则中，人类善良的一般观念通常建立在人类天性和状态不变的假设之上。但是当它转化为实践时，就要求一种此时此地的知识，因为这种道德知识总是与现时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它的特定情境中，主体活动自然地发展和终止，活动的善恶完全决定于那种短期的情境。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不必考虑对后果的责任。在那时，人类力量的有限性不存在长远的预测知识，两者的乏力同样不存在什么过错与缺陷。

传统伦理过多的关注此时此地的实践活动，缺乏广阔深远的视域，在应对变革时代的道德问题时难免显得力不从心，也被称之为“近距离的伦理学”。而在传统伦理学之后兴起的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基因伦理、大地伦理、深层生态学等理论，虽然已经开始重视变革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将其他物种的责任与权利纳入到伦理学的视野之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度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伦理学进行了“纠偏”与修正；但其共同的缺陷是，在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之后，又倒向了自然主义的立场，缺乏整体性视野，其核心伦理理念大多局限于“平等、公平、正义”等范畴，缺乏充分有力的本体论证明与哲学阐释，在社会生态现状日益凸现危机之际也不能提供有效的伦理关护与道德导向。

三、责任伦理的新视域与新维度

传统伦理原则无法涵盖和应对现代科学与技术活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历史需要一种新的能够让人类摆脱现行价值冲突困境的技术时代的伦理理论。责任伦理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它从全新的伦理维度对当今时代做出了恰当的诠释与解读。[2]53

第一，责任伦理是一种整体性伦理。约纳斯主要从剖析责任的关系入手，认为父母责任无论从时间还是本质上都应该是所有责任的原型。父母养育子女，为其提供教育、成长等诸方面的守护，直至成人，方方面面的责任都要尽到。约纳斯认为，第一位是要保证孩子的纯粹存在，然后才有他存在的良好状态。而这与政治家责任有十分相近之处：首先保证有人类的基本现实存在，然后人类才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人类存在、人类的幸福生活才是政治家的真正目的。“政治家要对他的公民的物质存在到最高利益负责，从安全到丰富生活，从善行到幸福负责。”[1]101-102这是从责任伦理的内容来讲。而从责任主体来说，在西方传统法则中，伦理论证的类型以及普遍的道德规则几乎都是与个体的行为和生活相关：谈善良、义务都是指个体的。而现代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由设计与创新、生产与服务、交换与消费等领域与过程构成的巨大系统，其中个人的行为空间越来越窄。责任伦理认为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非常有限，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本质性的作用。当代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我”将被“我们”、整体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主体所取代，决策与行为将“成为集体政治的事情”。约纳斯借用霍布斯的“利维坦”来形容这一整体行为者：利维坦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责任原则试图揭示的义务种类，是并非作为个体而是作为我们政治社会整体的那种行为主管的责任。既然如此，约纳斯就必然要追问作为个人的我们究竟还能够做些什么，从而使未来人类的生存不致成为问题。在约纳斯看来，整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毕竟是由无数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利维坦并非是一个站在我们对面的庞然大物，“我们本身就是其中的因素”，我们完全可以一起发挥作用，通过选举行为也好，通过单纯的消费行为也好，或者通过拒绝去做某种事情也好。约纳斯进而提出了两点具体的提示：一是要加大正确观点的影响，而正确的观点一般是在个人手里；二是要靠正确的合适的个人去贯彻执行正确的愿望、意志、方案和战略。

第二，责任伦理是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伦理。责任大拓宽了伦理学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距离，约纳斯认为“以前从未有一种伦理学曾考虑过人类生存的全球性条件及长远的未来，更不用说物种的生存了”。[3]28而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由于当时的伦理学还远远不需要，也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考虑。因此之前的西方伦理学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只能是近距离的伦理学（或近爱之伦理）。它所涉及的也均为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具体而言，是指当代人之间的关系，更确切地讲，是同一种族、同一文化圈内的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在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经济生活相互依赖日益明显、生态环境呈现危机的时代，旧的近爱伦理所指的范围已经力所不能及了，所以在义务的目录或要素中要“新加东西”，即除了人与人之间关系意义上的义务之外，还要有对人类的义务，特别是对未来人类的尊重、责任与义务。从时间上看，不仅目前活着的人是道德的对象，而且那些还没有出生、当然也不可能提出出生之要求的未来的人也是道德的对象；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对未来人类和整个大自然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可拿人类和地球的命运作赌注去尝试。这样，责任伦理就把传统伦理学的时间维度从过去拓展到现在和将来。从空间上看，她强调人类不仅要对自身负责，还要对动物、植物甚至所有的生命体负责，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负责，并且这种负责与保护并不是为了我们人类自己，而是为了自然本身。这样，责任伦理就实现了责任伦理学在空间上从人类向整个生态圈的拓展与延伸。于是借助于责任伦理的视力所及，在我们的眼前就浮现出了体现在未来人身上的时间和体现在大自然身上的空间这两个伦理学上以前未曾有人论及和关注过的新的维度。责任伦理把自己的道德对象延伸到那些尚未出生的未来的人身上，突破了康德道德关系的局限与窠臼。因为现代社会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今天科技对自然的侵害已造成全球性的后果，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肯定会导致我们后代的生存基础的毁灭，而且人类的生存一刻也不能脱离自然的呵护，所以我们必须在自己的需求与未来人的生存之间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从而避免对自然的掠夺毁灭了我们以至于后代的生存基础。当代人有义务为后人留下一个可以生存、居住的安宁环境。

第三，责任伦理是一种连续性伦理。在约纳斯的思维中，父母和政府都应该使责任得到不断的延续与推进，因为责任所关注对象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人类的存在是由不同年龄段的个体构成的，每时每刻都存在由小到大的序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每时每刻都与未来部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感受到未来与我们同存，与我们一起慢慢成长。责任伦理认为谁也不会一味地去追问一千年以后是否还有人类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只要看到母亲怀抱孩子、父亲站在身边这样的情形，人们自然就会感受到自己对未来的责任。所以对未来的责任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与未来同在。而且责任伦理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而提出新的要求与期待，在我们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巨大系统，个人作用的发挥只会成为某个系统运行中的环节和交错点，而且个人的成长是以未来目标为指向的，是一个不断调试、平衡与调整的过程。这样由于关注责任的连续性，伦理学就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得责任主体不仅对过去和现在所做之事负责，而且要对未来负责，因而责任伦理学也可以说是一种全程伦理学。

结语

综上所述，责任伦理在变革时代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为变革时代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伦理视窗，以此为准则来构筑新时代的伦理关系，能够为人类的和谐生存造就温馨的环境。当然，面对一种新思想的出现而形成各种各样的回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从这些激烈的争论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人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焦虑，因为归根结底它关涉到人类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也是人类的责任和道德底线之所在。可以说，责任伦理在哲学上似乎并没有提供多少玄妙深邃的思想，然而它向我们昭示了我们当前肩负的巨大责任，向我们提示了或许只有重新召唤对神圣事物的敬畏、恐惧才能有效阻止人们的越轨行为。最珍贵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原则：决不要被所谓的我们只能无助地听命于“客观必然性”的说教所诱导；一定要明辨在“人们是如何思考的、人们在思考些什么、人们在说什么、人们在相互的交往中是如何传播观念的”与自然事物的进程之间存在着的差别。因为人类本身已经具备了摧毁未来的力量，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放弃作为就一定会造成灾难，虽然这种努力的结果无法担保，而这本来是我们能够预见并且应当阻止的。[2]59同时今天的应用伦理学也正在积极探索道德的机制化、结构化和法规化的问题，正如霍曼所言：“没有监控与制裁，道德起不了作用。”通过我们对责任伦理学的不断完善和改进以及使其更加实用化、可操作化，这种对人类寄予无限厚望的责任准则一定会散发出智慧的光彩，照亮人类生存、发展的大道。

参考文献：

[1] Hans Jonas.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2] 甘绍平.忧那思等人的新伦理究竟新在哪里？[J].哲学研究，2000，（12）.

[3] 贺来.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J].江海学刊，2004，（4）.

[4] 方秋明.技术发展与责任伦理[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10）.

[5] 罗亚玲. 环境伦理作为责任伦理[J].道德与文明，2005，（1）.

篇（3）

哲学在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时贯穿着辩证法思想。它把物质世界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整体和无限(文秘站:)发展的过程;它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意识的能动作用。因此,哲学的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论。

哲学的辩证法在解释客观世界“怎么样”的问题时,是从唯物论原则出发的,是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基础上的。它把辩证法的规律首先看作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把思维规律看作是外部世界的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它认为辩证法不外是人们从客观物质世界中高度抽象出来的、能从根本上反映事物固有的内在和本质联系的方法,而不是人的头脑臆想的产物。因此,哲学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

篇（4）

中图分类号：R734.4 文献标识码：A

1科学离不开思维，因而科学也离不开哲学

恩格斯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在世界观中，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指导科学研究正确的思维方法。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能代替具体科学的研究，不能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现成的答案；它不是教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2现代医学对癌症的诊治方法存在那些问题

2.1现代医学理论是以西方医学理论为基础的 对癌症的诊治方法存在形而上学地看癌肿的片面性问题。从局部、表象和止地看癌肿；不从整体、内在和动态地观看癌肿的本质。利用现代先进仪器可以看到细胞癌变，但没有进一步分析细胞为什么会癌变？在什么条件下细胞才可能变异成癌细胞？停留在研究癌瘤局部的生理、病理变化上，不见癌症患者的血液污秽、整体功能失衡、免疫功能低下才可能患癌症的本质。得到的是"细胞基因突变"引发癌症、"癌细胞不会死"等违反自然规律和癌变因果关系不明的结论，形而上学地看癌肿是产生片面性的根本原因。

2.2西医学认为"癌细胞永远不会死"等于宣告"癌症是绝症" 西方医学理论认为"癌细胞永远不会死"等于宣告"癌症是绝症"，这对患者是巨大的精神打击，使患者失去治疗癌症的信心，恐癌已是癌症死亡的主因。从2007年起，广东肿瘤学界就流传一句话："广东的肿瘤患者，50%是死于对癌的恐惧，30%是死于放化疗过度，15%是死于其它治疗方法的过度使用。"句话说，只有剩下5%的人是死于疾病。 从实践结果与发展趋势看，三大"攻击"疗法是要改革的。2013年6月28日《参考消息》报第7版以"癌症治疗革命将让化疗寿终正寝"为题。转载【美国《时代》周刊网站6月26日报道】题： 告别化疗？医生们说这并非那么不着边际（记者： 艾丽斯帕克）："癌症治疗领域正在发生一场革命，而这可能意味着化疗的寿终正寝"。

2.3中医学对癌症的诊治方法存在那些问题 中医学认为癌肿发生的病因病机主要为：气，血，痰，毒，虚造成。即是气血不和，痰湿不化，毒邪为患和脏腑虚损为主因。这是中医用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直观性观察癌症，未能阐明气，血，痰，毒，虚引发细胞癌变形成癌肿是生物进化反应的结果。

因此，无论中医或西医都是要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能看清癌症的本质。都必须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中西医优势互补"病证结合"治疗癌证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3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才是正确认识癌症的思维方法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揭示了细胞内部遗传与变异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原因，是一切现象自我运动的根据的客观真理。对癌症的医疗实践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各种仪器，扩大和增强了医师们感知现象的能力，人类还在实践中创造了电子计算机作为人们理论思维的得力助手。正是实践才使人类有了动物所没有的认识能力，离开了实践既无法感知事物的现象也无法理解事物的本质，因而也不可能有认识及其发展。实践又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医疗实践活动才能拨开笼罩在癌肿表面的现象的迷雾而暴露癌肿的本质。自然科学材料的大量积累，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胚胎学的出现和细胞的发现，显微镜发明日益使人们感到要精确地认识癌症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进化和退化之间、生物遗传与变异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现代诊治癌症的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也日益暴露了癌症的唯物辩证的本性。广大医务工作者迫切期望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工具，以揭示癌症发展的规律，才有广东肿瘤学界流传癌症是死于恐惧和治疗方法过度使用的那些话。同时，自然科学中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C・R・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三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也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能科学认识癌症提供了客观可能。人们在认识癌症和治疗癌症的过程中，"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选集》第1卷，第273页）。

4癌肿是人体新进化的寄生物种

什么是寄生物？ 《现代汉语词典》[1]说："即一种生物生活在另一种生物的体内或体表，并从寄主取得养份，维持生活"。我们已知人体细胞是生物，癌细胞也是生物，因为它仍然是有生命的物体。但它的外貌变了，它原来是人体组成的一部分的细胞功能也变了，变成过度（亢进）繁殖，低级分化，扩张转移，可逆回健康细胞，既依赖人体养分维持生活，又排出分泌物毒害人体新进化的寄生物种。它具有生物普遍存在的应激性，生长，发育，繁殖，遗传，变异，新陈代谢等生命现象。美国也有科学家认为盛行的癌变理论是误的。如：中国《考消息》报转载美国《大众科学》网站报导："生物学家认为，癌症是新进化的寄生物种。盛行的癌变理论是误的。癌肿的起因不是少数基因突变引发细胞以不受限制的速度生长，而是整个染色体发生紊乱"（中国《考消息》报2011年7月29日）。

既然是新进化的寄生物种，对其治疗的原则应是：笔者在公开发表的《癌肿是什么-探讨癌肿的本质》[2]论文中提出了新的治癌原则："治疗癌症必需遵循生物遗传与变异规律，综合应用现代细胞工程学和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术，将中医自然平衡疗法、提免疫力疗法、增强自然自愈力疗法与现代生命科学、细胞工程免疫学、微生物免疫学相结合为主要治疗原则"。

5一般都是出现肿瘤才发现患癌症，人体癌肿是怎样形成的？

除了精神因素之外，人体内外还存在致癌因素过百种，存在于食物，生产作业环境，医药，农药之中，无论是从消化道、呼吸道或皮肤进入人体，最终都是造成血液污秽而致血液酸化、毒化、血液凝化，使细胞紊乱、变性，免疫器官功能弱化，中枢神经系统失调，免疫系统遭破坏，人体细胞才可能变成癌细胞。不然，细胞开始变异还未变成癌细胞之前就会被免疫细胞噬，躲进癌窟中形成癌瘤。这个原因具有普遍性、经常性、使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失去平衡性。这是致癌的主要矛盾。细胞是为了生存而变异，如果所处的环境改善了，癌细胞又可以逆回健康细胞。它揭示了细胞内部遗传与变异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内在原因。

综上所述，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识癌症形成的过程的主要环节如下：①诸多致癌毒素引发患者自身血液酸化、毒化、凝化、变性，迫使细胞癌变；② 癌细胞代谢能力强，吸收多，分泌毒素也多，使人体血液系统污秽，神经系统被抑制，消化系统失衡，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被破坏。③当癌细胞与免疫细胞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前者源源不断在血液中得到癌变的兵员增缓，而人体免疫细胞的司令部（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器官却受到癌细胞毒素抑制.免疫细胞处于孤军作战状态，难以抗衡癌细胞，于是癌细胞就在人体最虚弱的部位建立了避难所--肿瘤。

以上三环节各具有内在矛盾、症状和体征。它揭示了人体中枢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受肿瘤抑制的病理生理过程及机体免疫抑制的重激活途径.为设计肿瘤治疗提供新理论。用中医辨证论治理论看各个环节都是一个范畴，是气血不和；或痰湿不化，毒邪为患；或脏腑虚损所形成的范畴。范畴是认识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之网的网上纽结，即是医师认识癌症各个环节的现象；待医师们综合分析上述三环节之后便形成概念--确诊癌症。概念则不是现象了，而是癌症的本质。即癌症是全身性疾病、是血液病、过程极为缓慢的疾病，一个癌细胞经过1？郯5年时间，成倍增殖20次后，可以形成1万个不正常的细胞团，这时瘤体只有针尖大小，仍然是很容易被人体免疫细胞消灭的。

以上是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识癌症形成过程的主要环节，是癌症发生的病因和病机，是治疗癌症需要医疗干预的技术路线。

6治疗癌症要抓主要矛盾，上述三环节中那一环节是主要矛盾？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要看本质，解决问题要抓主要矛盾，其它问题会迎刃而解"。换句话说"诊断癌症要看本质，治疗癌症要抓主要矛盾，其它问题会迎刃而解"。树有根，水有源，癌症的根源在患者自身血液污秽引发细胞癌变。上述三环节中的第一环节，即诸多致癌毒素引发患者自身血液污秽，迫使细胞癌变是主要矛盾。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采用解毒排毒，净化血液， 截断滋生癌细胞的源头；对已经变成的癌细胞要抑杀其亢进繁值。细胞所处的环境改善了，癌细胞开始逆转，癌肿停止生长或缩小。然后再考虑治"标"的方案.不要确诊癌症之后，都先进行"攻击"疗法，增加癌细胞扩散转移的机会，加重病情，危及生命！癌症病患在没有净化血液之前，中医的辨证治疗也难以充分发挥其阻止癌细胞源源不断从污秽的血液中滋生出来。因为辨证论治虽然是中医的核心技术，但这项技术对癌症是生物进化的本质的把握尚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癌症病患的血液和体液犹如一池酸毒性的污水，细胞是无法在这样污秽的血液中生存的，才迫使人体细胞不断地癌变。而且已经变异的癌细胞分泌的毒素不断地对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产生抑制作用。现行中西医治疗癌症都没有抓住主要矛盾，如果中西医优势互补，"病证结合" 按照癌症形成的主要环节设计治疗癌证的技术路线，攻克癌症是可能的。

7中西医优势互补"'病证结合'平衡逆癌疗法"治疗癌证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要求

"'病证结合'平衡逆癌疗法" 课题已经广西医药情报所查新报告，并由北海市中医医院与北海市海洋生物研究所联合申报 2014年广西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课题。计划类别：科技攻关计划 指南代码： BC1503，项目名称：广西临床医学重点学科和特色专科技术创新，课题名称："病证结合"平衡逆癌疗法及临床应用。

按照癌症形成的主要环节而设计治疗癌症的技术路线如下：①从解毒排毒、净化血液，截断滋生癌细胞的源头；用自然食物和自然疗法是最好的医药，如饮用自然水、醋、茶、蔬果汁等强化新陈代谢；口服海洋珍珠粉或珍珠层粉、深山灵芝粉，解除血液和细胞中的脂褐质毒素，使人体毒素从大便、小便、汗液、痰液、呼出废气等渠道排体外。②抑杀癌细胞的亢进性；限制癌细胞的亢奋繁殖。可用口服海洋珍珠粉或珍珠层粉、深山灵芝粉，解除血液和细胞中的脂褐质毒素的同时，这两种物质具有"安神、镇静" 功能，可使亢奋繁殖的癌细胞安定下来。对于机体虚弱又需抑杀癌细胞亢进繁殖的病人，需要用能扶正又抗癌的物质。如辨证使用具有扶正作用的人参、黄芪、冬虫夏草、灵芝、珍珠、茯苓、耳、珍珠耳、桑木耳等免疫增强剂，又具有抑杀癌细胞亢进繁殖的作用；对于机体"本"虚"标" 实 的病患，需要清热解毒，又要抑制癌细胞亢进繁殖的患者；则辨证使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腥草、马齿苋等性味寒凉的中草药. 具有抑杀癌细胞的亢进性，并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但不要过于苦寒，禁肆意攻伐，以"和" 为"贵"。不要过度寒凉，达到限制癌细胞增殖，不伤害健康细胞为度，促其逆转或为免疫细胞吞噬。可根据人体有排异功能，针对异体蛋白，人体的免疫系统可以自动对癌细胞进行识别并将其杀死。③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可利用人体有遗传本能，自动抗衡细胞变异的功能，但患了癌症该项功能也被抑制了。可以继承中医药的优势，创新研制获取小分子遗传因子生物天然活性物质， 能通过"血脑屏障"，从多耙点多渠道多功能作用于人体，化与激活人体自身存在的这些遗传本能，修复与激活已遭损害的中枢神经细胞，内分泌器官和免疫系统，整体调节功能平衡。北海市海洋生物研究所正在执行【基金项目】（广西北海市科研与技术开发计划研制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北科合201203019）.[3]。同时，研究发现，正常细胞每分裂一次，其染色体末端的DNA便要缩短一些，经过若干次分裂之后，端粒消耗殆尽，于是细胞不再分裂而老化衰亡。而癌细胞由于端粒酶的保护作用，因而使癌细胞具有了亢进增殖的能力。而生物及其寄生物的天然活性物质能造成保护癌细胞的端粒酶失去活性，促使癌细胞在增殖后自然凋亡。因此，要根据生物遗传与变异相互制约作用的规律在自然界的生物中寻找能产生大量刺激因子，破坏癌细胞端粒酶的活性，使癌细胞增殖后衰亡。所以，治疗癌症不需要使用直接杀死癌细胞又杀死健康细胞的中、西药，那是很客易找到的，如：动物的斑蝥、植物的钩吻（断肠草）、矿物的雄黄等都可以杀死癌细胞。难点在于杀死癌细胞又要保护健康细胞。还需要加强自然疗法尤其是下列方法；④健康饮食辅导；⑤心理平衡辅导；⑥适度运动辅导，整体调节功能平衡等途径治疗癌症，

8治疗癌症使用非杀伤性的疗法亟有可能攻克癌症实现中国梦

如果中西医优势互补，"病证结合" 按照癌症形成的主要环节设计治疗癌症的技术路线，攻克癌症是可能的。因为我国除了采用现代医学的医疗保健模式外，还拥有传统的医学资源，丰富的中草药及海洋药食同源资源，价格比较低廉。我国具备攻克癌症的有利条件，只欠东风。东风就足需要国家的统一领导，实现中西医优势互补。"病证结合"对癌症先从解毒排毒、净化血液，截断滋生癌细胞的源头。抑杀癌细胞的亢进性；限制癌细胞的亢奋繁殖。利用人体有遗传本能和排异功能，在自然界中筛选抗癌物，研制生物制剂新产品激活中枢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克服恐癌心理；加强健康饮食辅导；进行适度运动辅导；便可挽回大部分患者的生命！然后再根椐病情考虑治"标"的方案。沿着此方向研究亟有可能攻克癌症！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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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呼声越来越高，从分析货币政策目标与汇率制度的关系入手，探讨我国近期人民币汇率变动、汇率制度改革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市场 经济 是建立在发达的货币信用基础上的，将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货币政策一般应包括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目标及政策效应等诸方面内容，其中目标的选择是首要问题。1995年央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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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 汇率 变动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的货币信用基础上的，将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常规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货币政策一般应包括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介目标及政策效应等诸方面内容，其中目标的选择是首要问题。1995年央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将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谓币值稳定应该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含义，对内要力求货币供需总量长期均衡，对外则要保证汇率基本稳定，所以汇率政策应当视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又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只有妥善处理两者关系才可能使得政策顺利执行并取得预期效果。 

 

1 我国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极不平衡，基本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背景之下。与这种宏观经济不均 

衡状况相适应，我国只能施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总供求关系出现巨大转变，但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某些矛盾没有得到恰当处理，也是由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使然，1997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市场需求不足态势，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得这一矛盾日益突出，通货紧缩的迹象初步显现：1997年下半年我国GDP增长率开始下降，物价指数持续下跌，国内市场萎缩，失业增加。为了防止经济滑坡，政府适时地提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从1997年10月份开始在坚持适度从紧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灵活微调的松动性措施；1998年3月央行合并准备金账户，并先后两次调低法定存款准备率，适当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从1996年起央行8次下调利率，优化了利率结构和利差水平；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保证了国内及亚洲经济的稳定，这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然而西方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必然后果是经济滞胀。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之后并没有出现严重地滞胀，但近年社会总需求的增长往往过于依赖少数部门，高增长、无通胀的背后掩藏了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诸多迹象表明，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通货膨胀预期却开始上升，比如2002以来的住房信贷的持续扩张，2003年以来难以控制的局部“投资热”。在此情形下，央行及时作出调整，2003年以来采取多种措施以期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控缓解通胀压力。 

（1）法定准备率的调整。2003年9月起央行两次决定将存款准备率提高，以抑制投资过热造成的信贷扩张，并降低由于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带来的流动性增长；同时根据金融体系不良贷款率高而资金充足率低的状况，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以强化其风险防范作用。 

(2）再贴现率的调整。2004年1月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此后，2004年10月央行又决定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并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3）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面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剧烈波动和投资过热、信贷增长过快等情况，2004 年央行共开展110 次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人民币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6 690亿元。全年共发行105 期央行票据，发行总量15 072亿元， 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9 742亿元；开展正回购操作43 次，收回基础货币3 330亿元；开展逆回购5 次，投放基础货币1 490 亿元。这些政策的施行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可能还有待时间的验证；但是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央行始终将保持币值稳定放在第一位，追求的是国民经济长期均衡地增长。 

 

2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所谓汇率即两国货币折算的比率，或者说是以一国货币单位所表示的另一种货币单位的价格。汇率是一种特殊的价格，之所以说它特殊，一是在于它的表现形式特殊，它是以一国货币表示另一国的货币；二是在于它作为一种价格指标，对于经济社会中其他价格变量有着特殊的影响。 

作为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之间价值联系的桥梁，汇率在本国物价和外国物价之间起了一种纽带作用，它首先会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本国的国民生产结构产生影响。因为汇率的高低，会影响到资源在出口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分配。此外货币领域也会因为汇率的变化，大量资金相应地从一种货币流向另一种货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则可以看到汇率随着货币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变动，反过来汇率对国内货币状况也会产生极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过了一个先贬值后升值的过程。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汇率改革时期，此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1.5∶l（元／美元）下滑到8.6∶l（元／美元）。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足、物价大幅上涨，而国内又急需扩大出口。在实施贬值后，缓解了国内工资水平大幅上涨的压力，也吸引了更多国外投资，为我国这一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巨大贡献。 

第二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人民币币值基本保持稳定。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官方汇率，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此后的几年里，人民币汇率一直在8.72－8.27（元／美元）之间浮动。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依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由于人民币稳定，我国出口减少、经济增长放缓，但却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促使亚洲金融危机尽快结束，避免了世界性金融危机，这一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我国将货币政策目标定位于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了其对外价值，所以在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的条件下，保持汇率稳定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要求；从我国近年汇率政策实践和实际汇率变动状况来看，基本上也与我国的货币政策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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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时代下图书馆编目的挑战

1.联机联合面目对人员能力与素质提出较高要求

网络时代中计算机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图书馆管理的各项工作中，编目工作也从单机编目逐步发展到了集中编目甚至联机编目的阶段，当前正朝着联网、联机及联合编目的方向发展，与以前的图书馆编目模式相比，当前的网络化编目不管是在编目效率或是编目质量上优势都非常明显。例如，网络时代下“联合联机编目”为图书馆下载其他图书馆的相关数据提供了平台，资源共享得到了充分实现，同时还可以利用网点方位形式对网上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利用权威图书馆公开的数目查询系统，这无疑为图书馆编目工作提供了方便。此外，还可以在网上使用自己购买的光盘数据，网上数据量非常大，不仅使图书馆信息量得到了拓展，同时编目工作更加简单、效率更高，但是对编目工作人员各方面体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2.网络时代下编目外包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网络环境中整个社会变得非常“小”，同时图书馆编目工作也逐步朝着外包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所谓编目业务外包主要存在于图书馆与图书供货商之间，他们利用上传数据、图书编目及加工等活动完成图书馆编目工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开始利用相关业务的外包，后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全国联合编目中心、地区采编中心相继建立，各个图书馆均开始利用编目外包的方式，因为这种外包的形式不仅可以节省很多劳动力，工作效率也比较高，同时大大降低了成本，充分满足了网络时代对编目工作提出的诸多要求。

二、网络时代下如何展开图书馆编目工作

1.提升编目数据质量

很明显，当前图书馆编目工作还缺少一定的规范性，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图书馆在管理工作中不能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在编目过程中随意进行检索点的取舍，不仅软件编制目录不符合要求，机读目录格式不一致，同时从内部管理工作来看，很多图书馆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编目审校体系，对录入完整性、校对规范性造成了不利影响。编目数据质量为编目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础，因此要想将编目工作做好，就必须通过相应措施提升编目数据的质量。首先，必须展开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作业，按照相关标准进行操作，并对加工书目数据质量进行严格检查，做好书目校对工作，以保证编目数据的整体质量；其次，将数据维护工作做好，及时将先关数据信息反馈出来，在具体工作中编目工作者不仅要及时发现业务上的问题，同时还要通过意见反馈、系统留言等方式及时修改数据，保证数据库信息的完整性。

2.编目工作职能逐步扩展

网络时代图书馆信息资源快速增加，不仅知识体系面快速扩展，同时相关报道、揭示的深入性也越来越强，在多项因素的影响下，信息资源整合手段逐步多样化，这种情况下图书馆编目工作的职能也逐步扩大，要求编目工作者不仅要将文献整理及加工的相关工作做好，同时还要注重信息资源揭示、报道的多样化，不仅要将相关信息资源书目数据单一化处理工作做好，同时还要对文献及信息资源进行多层次分析，为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具体的服务。

3.编目人员素质应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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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特别是占整个出版码洋很大比例的教辅图书，内容质量是否过关，给图书造成的影响很大，而其实际影响已不止是图书本身。

（一）对于内容审查的责任意识

图书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决定其不能等同于一般商品，编辑必须要有责任意识，而责任意识强弱的体现首要就在于对内容审查的把握是否到位。责任编辑对内容的审查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学术、思想、社会价值等。

教辅书虽面对青少年学生，内容是围绕着学生学习及提高素质等进行组织的，并以升学考试为主要方向，但由于各科涉及的学科面较广，不可避免地触及某些政治、宗教、民族、历史等出版中的敏感问题。如思想政治这门科目就是研究政治的学科。而地理科则是当前最易使相关教辅“出问题”的科目，它需要大量的地图，以此来设题、辅助讲解、考查识图理解等，地图的认识和使用、理解是这门科目的特征之一。由此，就难以避免地使地理科、地图和复杂的地缘政治、时事政治产生交叉。地理教辅中出现的地图如不能切合变化后的实际，标示的语言、符号不当，造成的后果可能相当严重。事实上，、南海诸岛地图等的绘制和公布已上升到宣示国家的层面，作为相关教辅的责任编辑，怎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处理这样的地图问题？此时，责任编辑的责任意识尤显重要，强烈的责任意识能驱使责任编辑认真审查，查找和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避开大的出版风险。

（二）对教辅内容组织安排、内容策划的责任意识

编辑不是书稿的写作者，但往往是书稿乃至整套丛书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作者写作之前，编辑已在全盘构思，安排架构，做好基本框架了。特别对于丛书而言，策划编辑是先于主编的指挥者和组织者、策划者，作者则是一本本书具体的直接写作者、执行者，编辑和作者共同对书稿的内容作出贡献，也应共同承担书稿的责任。有些辅导书因有了强力的渠道，而把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和唯一的考量因素，不顾书的内容是否切合学生使用的实际状况，大干快上，粗制滥造，使内容平庸，无重点，无梯度，无层次性，不能针对学生在学习和考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甚至于编写时对新课标形势下的课程改革也缺少了解，内容脱离目标学生最基本的使用教材，这些书浪费了学生的宝贵学习和复习时间，令人厌恶。这样的书虽博取了一时的利益，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长远的，对于费了大量心血而打造的渠道也是一个大的伤害，以后这类书再次进入同样的校园，自然会遇到阻力；对出版社的声誉也有破坏作用。

二、对于读者（学生）学习的责任意识

（一）对学生学习提供帮助的意识

教辅对于学生的学习必须要有帮助作用，对学生无用或用处不大的教辅不应当出现，它们只会白白消耗学生的精力、时间和有限的金钱。各种教辅基于自身的特点，对学生的帮助作用可以说是各不相同的，或富于针对性，或创新性强，或突出能力的训练提高，或有利于考试复习等。从另一方面看，这为教辅的编写和进入提供了多方面的角度和切入点，也为出版社提供了相当宽阔的出版空间。

（二）打造强实用型教辅意识

需认识到，教辅不是或不仅仅是为学生修身养性准备的，它有着天然的实用价值，即有利于学生学习和考试。因此，编辑须树立为学生学习、考试负责的意识，应以提高学生学习水平，丰富学生知识，增强学生能力等为己任，与作者一起，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打造出对学生有益、有利的精品教辅。

三、文字质量意识

对学生负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好文字关，不能以“无错不成书”来为自己开脱。对于处在成长期、文化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还不够高的青少年学生而言，教辅图书就是除了教材以外的标准，教辅上的错字、病句、错解乃至知识性谬误等，都很有可能被学生全盘接受。因此，书稿上的一字一句都应当细致认真地审校，不但责任编辑要认真审稿，“三校一读”也必须坚持，对于问题较多的稿件，需要进行四校、五校甚至六校、七校，以最大限度地消灭差错。

四、对教师教育、教学的助手和补充意识

首先要认识到，教师的教学是对学生学习最重要的，是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方法、提高能力的主渠道，它不可取代；再好的教辅都达不到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前提下的因材施教效果。其次，在重视课堂教学的前提下，需要正确发挥教辅的辅助功能，使其能有力地配合课堂教学。教辅对教学应有正面帮助作用，一本成功的教辅，既能有利于学生自学、自查、自审、自我提高，又对老师的教育、教学起到良好的助手作用，从而受到学生和老师两方面的欢迎。作为此类书的责任编辑，理应具备为教师教育、教学做助手，为教学提供补充的意识，只有这样，所编辑的教辅才有可能具备上述期望中的良好品质。

五、对作者的责任意识

编辑要对作者负责，这是一切图书编辑需共同遵守的，它表现在多个方面：物色和组织有能力和有责任心的作者，培养作者，为作者做好服务，及时为作者排除写作之外的干扰，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及时地依据合同足额核发稿酬。值得一提的是，及时给作者稿酬相当重要，这不仅是给予作者应得的物质利益，更表现出对作者劳动的尊重。一些出版社“店大欺客”，或稿酬一拖再拖，或借故克扣，极大地挫伤了作者积极性，无形中为日后的作者队伍流失埋下伏笔，从而削弱了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另外，现在的教辅图书编写过程中，常出现作者为图省事，随意在网上复制内容用于自己所编图书的现象，这使得图书的法律风险增加。对此，编辑应时刻保持警醒，注意为作者纠偏，帮助作者树立版权意识，使作者和出版单位免于陷入可能的法律困境；而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为作者负责的表现。

六、对于著作权、版权的责任意识

（一）对于内容应有责任意识，出版的教辅不能盗用别人的智力成果

对他人署名权等版权法规所规定权益的要求和维护是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著作权、版权纠纷而进入诉讼程序的官司巨量增加，名人非名人的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而作为出版方的出版社、作为该教辅图书的责任编辑，常需与民营等机构合作研发和出版教辅，对合作方版权、作者著作权的监督检查和确认是责编乃至出版社需要做的重要工作。实践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做，以作者授权委托书方式确认就是其中之一。

（二）对于其他出版社版权的处理也要有责任意识

近年来，出版社自身的版权意识也有新的提高，本版的教材已被视为该社的重要智力成果、优秀的出版资源，其他出版社使用和引用出版相关配套教辅通常须取得授权，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拥有较强教材资源的出版社等两三年来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维权行动。因此，教辅责任编辑须改变过去配套教辅出版不用取得相关教材出版社同意的做法，关注新的形势，以著作权法和相关出版法规为准则，富有责任意识地处理与其他出版社的版权问题。

（一）熟悉教材、以教材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意识

教辅的特点之一就是要以教材为依据，不同版本的教材决定了教辅的不同特质，而当前各地的教材版本累计有十五种以上，不同版本的教材课程设置不同，对同一知识点的要求常常不同，连一些常用词的写法也不一样，作为以编辑出版教辅为专业的编辑，要有以教材为基础的意识，熟悉教材，使教辅尽量与教材一致，不使学生在使用中造成混乱。

（二）提升职业素养、具备职业资质的意识

篇（9）

中图分类号：C958.1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160-04

白马藏族是生活在甘、川两省交界处的少数族群，俗称白马人，总数过万。在特定的条件下，白马人创造出富有特色的服饰文化，并代代相传，留存至今。然而，在传统服饰的传承过程中，由于白马人所处的环境产生变化，其服饰随之发生了一定的变异。本文通过对文县白马藏族传统服饰穿戴情况的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资料，探讨白马传统服饰及功能的传承与变异现象，并分析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一、白马人传统服饰现状

（一）在节庆活动中传承的传统服饰

目前文县白马人传统服饰穿戴人数最多、种类最齐全的场合集中在春节期间的各项欢庆活动中。根据穿着者身份的不同，白马藏族服饰主要分为普通大众服饰和宗教仪式服饰。

普通大众服饰中男装较为简单，以“沙尕帽”为主要标志。该帽为插有白色鸡翎的圆顶荷叶边白色小毡帽。相比之下女性服装较为复杂。老年妇女大都头包黑色布帕，身穿青黑色长衫，脚穿绣花布鞋，并佩戴手工绣制的荷包。青年女性节庆时多穿五彩百褶衣。这种衣服颜色艳丽，上下连体，下端百褶，领口、袖口及背部有花边或者绣花图案装饰，是白马人较有特色的服装。年轻女性们根据个人喜好，选择穿戴黑、红底花边马甲，头戴沙尕帽或者鱼骨牌。中年女性服饰则介于老人和年轻人之间。

宗教仪式服饰主要指白马人春节期间跳面具舞时的穿戴，以“池哥昼”和“麻昼”服饰为代表。这些装扮一部分与围观群众所穿戴的传统服饰类似。甚至保留了大众服饰在传承中逐渐衰亡的某些服饰元素。同时，还有一些与大众服饰完全不同的衣服样式。

“池哥昼”队伍一般由四位池哥、两位池母和2—5个知玛组成。池哥代表男性形象，头戴插有锦鸡尾翎与彩色折纸的面具，身穿白色羊皮袄，腰系毛织腰带，其间挂有一串铜铃，身后戴山羊皮卷尾，脚上穿牛皮作底、绣着米字花纹的番鞋，扎绣花绑腿。左手持剑，右手拿牦牛尾，威风凛凛；池母头戴插五彩纸花的面具，身穿花边衣，脚穿牛皮与麻布制作而成的番鞋。知玛的性别有男有女（表演者皆为男性），是“池哥昼”中逗乐的丑角，其装扮以丑化为目的，男女皆不戴面具，脸抹锅底灰。通常男者头戴旧草帽，身穿麻布长衫（有些地方知玛身披旧床单、旧毛毯），手持破扇与拐杖，脚着旧草鞋。而女性知玛则头戴青黑色帕子，其上用萝卜皮做成仿鱼骨牌，手拿犏牛尾，脚穿破凉鞋。

现在薛堡寨人每年正月十五还有跳“麻昼”的习俗。“麻昼”也称“十二相”，表演时由两个池哥在前领路，两个小鬼紧跟其后，最后面是六个生肖面具。薛堡寨“麻昼”中的池哥的服饰与“池哥昼”中池哥的服饰基本相同：小鬼头戴面具，面具相貌与池哥类似，面部表情狰狞。跳舞时小鬼身穿白衬衣，外套黑色花边马甲，腰系红色毛织腰带，腰间系带穗长条状荷包，腿上绑“白缠子”（即缠在脚踝到膝盖的白色绑腿）。头戴猪、鸡、龙、虎、牛、狮面具的生肖所穿服装颇似戏曲服装，上衣为红、绿、蓝、黑等色的绣花锦缎，下裙为红、黄、蓝、绿、粉、紫等色的一色裙子，左右手中各拿一条红绿黄三色布条叠加而成的彩带。

在传承中，知玛和小鬼的衣着还保留有一些大众服饰中几乎消亡的元素。为了丑化知玛，白马人总会给他们穿着一些“过时”的服装。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女性都不戴头帕了，其传承正日趋弱化，而女性小知玛头戴布帕无疑是对这一传统习惯传承方式的补充。再如以前白马男子日常服饰之一的麻布长衫，现在即使是在节庆期间，也很少有人穿戴。而某些村寨的男性知玛却穿着麻布长衫走家串户。虽然穿在知玛身上的麻布长衫略显破旧，但从服饰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却弥足珍贵。此外，白马人以前穿番鞋，并在小腿上裹棉、麻或毛缠绑腿，现在即使在春节期间人们也多穿球鞋、胶鞋与皮鞋。而番鞋、绑腿却被“麻昼”中的小鬼传承下来了。

（二）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变异现象

服饰在传承过程中，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人们自身观念的转变等原因而发生变异。早在清代，白马人的服饰就曾发生过变异。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曾记载文县番民“近亦多有效民间服饰者”，而光绪版《文县志》也说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寥寥数字，却透漏出白马人服饰变异的诸多信息：至少在《皇清职贡图》成稿的乾隆二十八年，白马人服饰就开始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产生变异。但是这种变异只存在于白马人中为数不多的“富者”群体当中，规模较小，属于“萌芽”状态。大部分白马人服饰则依然保持传统，即男性头戴沙尕帽，佩戴短刀与弓矢。女性穿镶边大领褐衫，系八寸宽腰带，结辫并佩戴“珊瑚玛瑙”等头饰以及“重两许”的大银耳环。

当代社会，白马人服饰发生了剧变，日常生活中白马人多选择穿戴现代服饰。而其传统服饰的传承则是通过在节日庆典中穿戴完成的。而在传承过程中，传统服饰仍旧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变异。

目前，每逢重大场合，很多白马男子，要么直接穿西装或便服，要么选择穿戴简单的藏装。这种藏装通常为常见的藏舞演出服，据当地文化局白马人班某讲，男性穿此类服装的情况是近十几年来才出现的，衣服多为外出打工的白马人从甘南、四川等地购买而来。至于传统服饰中的长衫、番鞋、麻鞋等服装以及烟袋、牛皮沙袋和药葫芦等配饰已经很少有人佩戴了。

女性服饰的变异现象更为复杂。《皇清职贡图》和光绪版《文县志》都曾记载白马女性有佩戴珊瑚、玛瑙等昂贵装饰品的习惯。然而，当代白马女性节庆期间则喜欢佩戴鱼骨牌与沙尕帽。白马女性用红线将7-9枚圆形鱼骨牌串接后固定在辫好的发辫上，并将带有鱼骨牌的整条辫子盘在头上，鱼骨牌恰好绕额一周，而辫稍处珠串等物垂在右耳侧。由于佩戴简便，现在更多年轻女子穿戴传统服饰时喜欢佩戴沙尕帽，并在传统样式的基础上加以各色装饰，使得白马女性头饰丰富多彩。

与头饰多样化相反，白马女性耳饰和服装在传承中则日趋简化，某些服饰甚至已经衰亡了。光绪版《文县志》中有白马女性戴大耳环的习俗。而当代白马妇女依据个人喜好选择佩戴耳饰，很多人甚至没有佩戴耳饰，传统白马人饰品中的大银耳环已经在传承中衰亡了。鱼骨肚兜是未见于清代文献的传统白马女性服饰之一，目前在民间还有个别人家保存着老人留下来的这种周边绣花、中间缀有方形鱼骨牌的肚兜。但是春节期间几乎所有女性都不佩戴鱼骨肚兜，可以说鱼骨肚兜在传承过程中也走向了衰亡。以前，成套的白马女装包括上衣、下裙、外罩大褂，以及短衫、马甲等，目前很多青年女性在节庆期间仅穿一件百褶衣。此外，百褶衣本身也经历着日趋简化的渐变过程。旧制的百褶衣上边缘处及背部精美的绣花图案已逐渐被几何拼布纹样、机制花边等逐渐代替。总之，白马人传统服饰在现代环境下传承时，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

二、白马人传统服饰功能嬗变

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服饰作为白马人文化的产物与载体，具备满足白马人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生活需求的实用功能与社会文化功能。

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身份象征、强化规范、信息承载、伦理教化、族徽象征等社会文化功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在传承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这些功能亦随之产生变异，根据变异的程度可以分为消亡、弱化、保持、增强四种类型。

（一）消亡了的身份象征功能与强化规范功能

传统白马服饰的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等功能已随着白马人社会生活的变迁而逐渐消亡。传统的白马人社会是一个贫富有别、男尊女卑的社会。白马人这种身份、地位上的差距在其传统服饰上也有所体现。光绪版《文县志》记载白马人“富者衣服与汉同。余则衣服五色，不穿中衣，戴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可见清末白马人传统服饰具有很强的身份象征功能。而通常穿戴五色衣服、戴沙尕帽的多为白马人中的普通大众。而在大众群体中，传统服饰的一些部件同样具有这种区分贫富的身份象征功能。张映全曾多次撰文，提及以前能够系上长达三米多的羊毛腰带者为白马人中的富裕户。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仅能够体现贫富差别，还能折射出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这主要体现在白马人赋予男性某些穿戴特权上。以前沙尕帽只有男性可以佩戴，而在“池哥昼”、“麻昼”等各类面具舞中，也只有代表男性形象的池哥面具能插锦鸡尾翎。白马人借女性穿戴禁忌来强化白马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这使得其传统服饰因而具有强化规范的社会功能。

随着时代的变迁，几乎所有白马人的日常服饰已完全现代化，无论贫富，皆“与汉同”。伴随生活水品的提高，毛织腰带不再是富裕户的象征，所有白马女性只要选择穿戴百褶衣，都会系上红毛腰带。此外，节日期间女性佩沙尕帽的情况在白马人中已习以为常。白马人传统服饰身份象征、强化规范的功能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已消亡殆尽。

（二）日益弱化的信息承栽功能

传统白马人服饰有很强的信息承载功能，透过服饰可以了解到白马人的及其与周邻其他民族之间的关联。然而，在传承的过程中，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信息承载功能正在随着服装工艺的简化以及穿戴人群的缩小而日趋弱化。

如前文所述，早期白马妇女会在百褶衣、鞋垫等衣物之上绣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主要包括日月星辰、动物花草等内容，反映了白马人对大自然的崇拜。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制服装对这些纹样的简化，传统服饰对于白马人的承载功能已有所弱化。

目前，白马人中老年人还有包头帕、穿长衫、裹绑腿、穿绣花鞋的习惯。与藏彝走廊其他民族的服饰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体现出白马人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共享的特质。然而，中青年人已经很少穿戴上述服饰，受众群体范围的缩小使得传统白马人服饰承载多元文化的功能日益弱化。

（三）保持不变的伦理教化功能

传统的白马人服饰具有伦理教化功能。池哥与池母是白马人心中的神，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形象，而知玛相传为白马女性与外族通婚所生的后裔。在“池哥昼”仪式中，知玛服饰的丑陋与池哥服饰的威严、池母服饰的华美形成强烈的对比。白马人正是通过池哥、池母与知玛服饰的差异告诫族人，血统纯正的白马人男性会如池哥一般英武雄健，女性则像池母一样华美优雅，而一旦与外族通婚，生下的孩子则会像知玛一样衣着破烂、丑态百出。因此千万不可与外族通婚。

白马人之所以如此排斥族际通婚，主要是由于白马人长期以来在人口数量上相对藏彝走廊边缘地带的其他族群来说一直处于劣势，一旦与外族通婚，则白马人固有的文化，甚至白马人将融合于其他族群当中。正因为如此，在白马人的传统观念中总是排斥族际通婚。目前，大部分白马人依旧实行内部通婚，白马人传统服饰的伦理教化功能仍旧没有改变，是传统服饰诸多功能之中最为稳定的一大功能。

（四）增强了的族徽标识功能

沙尕帽向来是白马人的标志，具有族徽标识功能。《皇清职贡图》中称白马人“男帽插鸡翎”，而光绪版《文县志》也有白马男子“带毡笠如盖，以鸡翎插之”的记载。目前在白马人传统服饰整体呈现现代化的趋势下，沙尕帽的族徽标识功能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增强了。

每逢重大场合，例如春节期间举寨欢庆表演“池哥昼”、“麻昼”，跳圆圆舞、迎接火把时，参加青年男女婚礼时，以及出席各重要会议时，白马男子不管是穿戴普通藏装还是现代服装，都喜欢佩戴沙尕帽，以显示其白马人的族群身份；而在男女平等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穿戴传统服饰时选择佩戴沙尕帽，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沙尕帽具有的族徽标识功能。沙尕帽从过去仅能被白马男性佩戴到今天成为所有白马人族群身份的主要标志，其族徽标识功能比起以往则大大增强了。

三、白马人传统服饰传承与变异的特点

传承与变异是服饰文化的两大特点。在传承的过程中，传统服饰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变异，而面对不断发生变异的服饰，人们仍旧尽量保持传统服饰的文化特色。白马人的传统服饰在传承与变异当中，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服装制作现代化与服饰商品化

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下，白马人用自制的织机将麻线、羊毛线纺织成衣料，并手工缝制衣服、腰带、绑腿等服装。而在商品经济下，白马人大都直接购置衣物，会使用传统织布机的人越来越少。新制的传统服装的衣料和裁剪过程都体现出现代化特色。据文县文化局白马人班某介绍，现在缝制传统服装的衣料大都是市场上购得的成品，而缝制时也都依靠缝纫机提高生产效率。以前纯手工缝制一件衣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用机器一次可以做好几件衣服，用不了几天就能完工。

伴随着服饰生产与加工的现代化，白马人的传统服饰的商品性质也日益增强。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白马女性会在农闲时节缝衣绣花，供自家亲朋好友穿戴。这种服饰是凝结每位女性智慧的劳动产品，不具备商品性质。目前文县的白马村寨中，大体上一个村庄只有3-4个人会缝制传统服装，会刺绣的妇女人数略多一些。白马人如果需要准备传统服饰，则需要出钱请这些能够缝制传统服饰的人帮忙制作。通常一件机器制作、手工绣花的服装在两千元左右，而一顶普通的沙尕帽则在两百元左右。传统服饰从原料购置到加工缝制再到成品产出的各个环节，都有流通与交换，并且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商品化特征已非常明显。

（二）传统服饰礼服化

基于现代服装的诸多优点，多数当代白马人，特别是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穿戴现代服装。而每当举行婚礼仪式、参加民族传统活动、欢庆传统节日时，白马人又纷纷穿上传统服饰，以前的日常服饰因而转化为节庆礼服。

在日常服饰向节庆礼服的转化过程中，传统服饰的实用功能逐渐弱化，而文化象征功能却增强了。当传统服饰被作为日常服饰使用时，它的主要功能为御寒保暖、辅助生产等实用功能。而当这些实用功能被性能更加卓越的现代服饰代替时，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文化象征功能则凸显出来。作为社会文化的外在表象，人们穿戴传统服饰可以最为直接地表达自己族群所代表的文化。白马人在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穿戴具有自己群体特色的传统服饰，不仅能够在视觉上渲染喜庆的气氛，使得自身与本部落传统文化活动融为一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有意识地穿戴传统服饰，白马人将自己特有的文化信息展现给外界、传递给下一代，实现文化上的交流与传承。

（三）男性服饰变异大于女性

白马人传统服饰，不分男女，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从整个白马人服饰文化变迁的过程来看，男性服饰变异的程度远远超过女性服饰。从人口比例上来看，目前节日期间选择穿戴传统服饰的女性人口要多于男性。而从传统服饰的穿戴状况来看，男性除了头戴沙尕帽之外，很少穿着其他的传统服饰。不仅如此，一些白马男子还穿上了从甘南、四川等地购置的藏袍，男性传统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而白马人传统女性服饰在传承时则产生相对较小的变异。虽然服饰整体日趋简化、面料日益现代化，但传统白马人服饰的核心特点，即不同于其他族群服饰的形象特征未曾改变。

造成男性服饰的变异性大于女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白马人传统服饰的演变方式的差异。女性服饰的变异，多属于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性变异。女性服饰在制作过程中选择现代化原料以及工具和工艺都是对原有传统服饰的一种主动改进：在对外交流中，来自外界的强势文化以及社会主流文化对白马人传统服饰的影响是导致男性服饰彻底变革的主要原因。在对外交往中，白马人不得不通过改变自己固有的生活习俗来适应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传统服饰也随之产生变异。由于男性承担相对较多的对外交往活动，男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女性，因而白马人男性服饰的变异要远大于女性。

（四）地域象征性服饰衰落，族群象征性服饰复兴

白马人传统服饰有很强的符号象征性，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地域象征性服饰与族群象征性服饰两类。在白马人传统服饰体系中，头帕、绑腿、刺绣等服饰，与周边其他民族服饰习惯极其类似，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而鱼骨牌、沙尕帽则是白马人特有的服饰，是区别于白马人和其他群体的重要标记之一，具有很强的族群象征性。目前，在节日期间，大部分人只穿西裤和新式皮鞋，仅有“麻昼”的小鬼保留绑腿的习俗：在白马女性中，包头帕者多为老年人，而鱼骨牌和沙尕帽则是实际穿戴和广泛宣传中白马女性服饰的典型代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服饰整体趋向现代化、传统服饰文化象征功能增强的情况下，代表地域特征的服饰部件正在随着传统服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的降低而逐渐衰落，而代表族群特色的传统服饰则伴随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受到白马人的高度重视。

篇（10）

反方——手机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精彩辩词：

谢谢主席！评委、大家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手机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距离”即时空距离和心的距离。众所周知，人是社会中的人，人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进行交流与联系。随着科技的发展及通讯的日益发达，人类已由相对隔绝的状态变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手机的出现，为人与人的拉进又添了一种通讯管道。第一，手机集方便、快捷、高效于一身，使人们便于沟通。自古以来，书信飞鸿一直是人们借以联系的桥梁，信息传导十分缓慢不便，造成信息交流的滞后性。进入当今信息时代，人们被卷入激烈的竞争与压力中，整天奔波于工作无暇串门走亲访友，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通过书信来与亲友传达问候与祝福，更谈不上面对面倾诉心声了，这必然会疏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正如一句古语所言：“交则泰，不交则否”。而手机如精灵般闯进我们的生活，这些忧虑边迎韧而解了，弹指间便可与亲友取得联系。可谓千里姻缘手机牵！第二，手机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使人们的沟通加深了，办事容易了。我方并不排除其他交流方式的作用，也不认为它们是非此及彼的关系，它们都是现代社会立体多元化的通讯网络中的成员，是共赢的关系，互为补充的关系。而手机是其中最为普遍的，扮演着不可置否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了它，人们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怪乎人们都说：“地球变小了，成了地球村了。”因此，我方认为“手机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谢谢！

谢谢主席！谢谢对方辩友的精彩辩论！

我方承认，也许从某种角度来说，手机确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对人们关系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应该用辨证的眼光来分析其中的主导作用。毫无疑问，手机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居于上风，即手机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它的诞生和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包括通讯的便利及时空的“压缩”。有了它，你再也不必整天为远隔千里之外的亲友而担心，即使是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可在瞬间与他们取得联系。一位博士曾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注意一个‘信’字，要通过时间和各种身体语言来建立这个‘信’字。”“常回家看看，帮爸妈洗洗碗，捶捶背”固然是每个父母与儿女的期望，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而手机成为了我们彼此间交流沟通的平台，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互致问候与关心，这样，“信”非但没削减，相反更加强了。难道这些不是拉进距离吗？

——正方一辩：吴晋媛

谢谢主席！

感谢对方辩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辩论！但事实是真如对方所说吗？手机会挤压其他的交流方式减少面对面交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身处异地的人即使不用手机交流也会用书信等其他媒介进行交流。阻止他们见面的是时空上的距离不是手机啊！相反手机拉进了心灵上的距离，实在功不可没阿！对方同学说买手机后只靠打电话发短信而不再与朋友见面。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是有惰性的啊！如果不是手机维系，说不准跟朋友的电话联系都没有呢！现在有事打打电话交流思想，难道他还能不感谢手机对你和你朋友关系的帮助吗？我方认为，手机交流和人面交流并非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矛盾关系，而是一个共赢的关系，互为补充的关系。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生活节奏快，人的流动性极大的环境下，什么事都要面谈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手机利用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征为交往提供了方便，必然拉进人的距离。我们说人际关系的距离，一是看他的血缘，另外一个是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像父子这种血缘关系是一定的。但是像我们朋友之间，不通过联系怎么拉近呢？对方辩友还说手机会导致信任问题，难道说面对面的交流没有虚假成份的存在吗？要增加信任，不是得首先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吗？手机正是提供这样一个交往的空间，交往的机会，使我们更加亲近。信任的基础就是要有交往啊！你都不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就马上信任，马上交心，这和平常人的交往经验是有冲突的。要信任，要深交，首先得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今天我们完全忽略这个机会去谈交往，还有什么意义呢？

手机是无法传达感情、肢体语言，对方辩友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不用表情、肢体语言就不能交流感情了吗？人之所以为高等动物是因为我们使用语言文字啊！据我所知动物使用的肢体语言是很丰富的，但他们传达的感情能跟人相比吗？谢谢！

——正方二辩：郭蕾

主席、评委，大家好！

在此我将重申我方观点“手机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接下来我将从距离和手机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我对对方辩友对我方“距离”的错误理解，深表遗憾。我方认为：距离，可指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距离，也可指人们情感上的距离。当距离作第一种理解时，手机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这对大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并且是不可置疑的事实。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结晶、现代信息社会的必需品，手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流、联系的时间，结束了过去“鸿雁传书，鱼传尺素”，信息滞后的时代。这正是手机的方便、快捷，能在第一时间传达信息的功能使人们从时间上的距离缩短了。现在人们常说的一个词——“地球村”，地球变小了，这虽不能说单单是手机的功劳，但手机在其中确是扮演了不可否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另外，手机也拉近了人们之间的情感距离。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妨让我们先从交流入手。大家都知道，结识一个朋友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甚至知己，朋友到好朋友甚至到知己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接触、交流和沟通。在认识的基础上，只有交流才能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升华，情感距离才能得以拉近。而手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方便人们的联系，促进交流、沟通，由此我们不难得出手机拉近人们之间情感距离的结论。说到这，对方辩友可能又要再次重复那个人们利用手机欺骗的例子了，但我们在此不禁要问了，难道在手机出现之前就没有欺骗这个现象了吗？这就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手机上，而在人的自身。而且我们还要看到，用手机进行欺骗的情况只属个别，而用手机联络感情、拉近人们之间情感距离才是主流现象。

我要阐述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手机。对方辩友说手机排挤了其他的交流方式，使人们的交流变得单一化，但我不的陈述一个事实。在春运期间，客流量年年攀升，但在春节期间手机短信量和通话量也在年年攀升，由此可见手机的使用并不妨碍人与人之间如面对面、书信等其他方式的交流，它只是对已有的多种交流方式的一种补充而不是代替。并且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人们不可能每时每刻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待在一起，在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手机为我们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交流方式，有利人们的联系，拉近了人们的距离。

此时，我不禁想到宋代诗人陆游和唐婉的一个因信息交流不充分而导致的一个爱情悲剧，请允许我以一首词来结束我的陈辞：

“钗头凤，好悲剧，昔日佳偶缘难续，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到如今，有手机，无限话语传信息，手机联系，拉近距离，近，近，近！”

谢谢，大家！

——正方四辩：周蔚

谢谢主席，大家好：

疏远是指关系，、情感上有距离，不亲近。人的距离也就是情感距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否亲密的表现。

远古时代的交流非常简单，仅通过形体语言、支吾几句来互相传达要表达的意思。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之间用与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广泛。因特网、可视电话、手机、传真等等已经屡见不鲜了。有人认为这些工具尤其是手机加快了人的交流，也就拉近了人们的距离。但我方观点是：手机疏远了人们的距离。理由如下：

第一，人的交流是多方面的，有语言交谈、肢体动作、眼神交流等等。而手机把交流仅局限与书面与单纯的语言交谈中，这种交流是不完整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坚固的情感必然如木桶效应中的木桶一样脆弱不堪。

第二，手机还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以及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人们关系的疏远。比如短信的群发，一天之内接受到数条相同的短信，相信你不会对这条短信甚至是发短信的人有什么好感。这样反而给人们之间的交流造成了沟壑，疏远了人们的距离。

第三，随着科技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手机具备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从上网、拍照到可视、3D游戏，使手机更趋于办公性和娱乐性，从而更减少了手机用于交流的方面。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手机都只能起到疏远人的距离的作用。

小结陈词：

相信看过《手机》这部电影的同学不会对张国立和葛优拿着手机说谎的镜头陌生，他们利用手机这种便利的工具肆意妄为地圆着他们的可耻的谎言。这种情感上的欺骗还能说是拉近了人的距离吗？当有一天你猛然发现这种不真实的情感的虚伪是，还能说手机是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吗？

手机的确快捷，你能在各个地方找到想找的人，可是如果当你不想被人找到或是需要独立思考的时候呢？人的交流是有动态与静态两方面的。手机的便利却造成了人们的困扰，还能说他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吗？

人的距离也就是情感距离，他与时空距离没有必然的联系。手机的高效性正导致了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交流的弊端，由于他本身的特性，造成了人们距离的疏远。

——反方一辩：陈慧

谢谢主席，大家好：

感谢对方辩友精彩的陈词，但这并不能改变手机疏远了人们距离的事实。

首先，正是因为手机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联络方式，才让人们放弃了更多直面交流的机会啊！从而让人们只注意到了互相联络的时效性而并非其亲密性。众所周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多层面的，如果两个人每天只用手机交流而从未谋面，即使他们每天发几百条短信，煲几小时的电话粥，对方辩友难道就能手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了吗？

人们往往因为对手机的依赖而让手机占据了生活的大部空间，甚至忽略了身边的人和事，如果对方辩友仅仅因为手机的快捷高效就说手机拉近了我们的距离，那么请问：对方辩友的交友仅仅是考虑效率吗？对方辩友生活的目标就是每天用手机来交几个朋友吗？

我想对方辩友应该不会选择和手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吧？试想梁山伯与祝英台仅仅是用手机来细语缠绵，我们还会感动与震撼吗？最多是两个迷途与电网的失足青年罢了，只因对方辩友的一时疏忽，伟大的爱情就成为人们的笑柄了啊！那我们也只能说：梁割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其次，对方辩友忽略了在当今社会频发的欺诈行为中，手机不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吗？正是因为手机疏远了人们的距离，才让各种谎言横行一时，从而又更疏远了人们的距离啊！大家应该对《手机》这部电影还留有颇深的印象，如果你的手机中传出这样的回答：＂恩．．．是．．．啊．．．＂对方辩友难道还认为手机在拉近互相间的距离吗？

当巴政府抓获恐怖头目利比时，在他身边没有发现任何武器，而只有一部手机，难道对方辩友还自欺欺人的把众人痛斥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作是在努力的拉近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吗？那布什政府对9．11的回应不应是发动对伊战争而应是美味的蛋糕了啊！

鉴于时间考虑，以上只是我方的部分观点，手机疏远人们距离的事实不胜枚举．因此，对方辩友请不要在执迷不悟了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手机会疏远人们距离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啊！

篇（11）

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历史中间人物论观点。这一观点脱胎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鲁迅将其引进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鲁迅认为，作为人类的个体，每个人都处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间状态，是人类社会链条中的一环，既然个体在人类社会链条中是一环，那么作为个体的人类既具有前一环的先进性，又具有后一环中的保守性甚至落后性。先进性与保守性、落后性在每个个体的身上是自然的统一。这一思想凸显出一个事实：鲁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在鲁迅的生命过程中，有两位女性不能忽视。一位是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女士，还有一位是许广平女士。对于朱安而言，她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的一生是在孤独、寂寞中度过的，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周家，陪着鲁迅的母亲做伴。与朱安截然相反，许广平则是自由婚姻的胜利者，她得到了鲁迅的真爱，两人相濡以沫，恩爱有加。

以下从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中来洞察历史中间人物论的思想。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因母亲急电要他回国完婚而被迫中止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国内。在办完婚礼之后，鲁迅只身离家。我们知道，鲁迅在日本时，已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及国民性等问题。但为何一位具有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还接受一桩包办婚姻呢？鲁迅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所以他不得不接受。可见，鲁迅是一位孝子，“孝”的观念在鲁迅前期思想乃至整个人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

“孝”的观念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一部《孝经》，东汉人将其列为七经之一，唐时被列入十二经，宋代又被列入十三经，与《论语》平行，广行天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毫不掩饰倡孝的目的，开宗明义地道出了孝对于专制政治的全部姻缘。正是出自对母亲的孝，鲁迅才痛苦地接受了这桩包办婚姻。但由此也造成了他与朱安的不幸。晚辈对于长辈的敬意本无可厚非，但这种敬意即所谓的孝如果是以牺牲自己及第三方的利益为前提，以“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为基础，其代价未免太大了。

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中，孝成了他所抨击的对象。这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他所批判的不在于孝的主张敬爱老人，而在于以长幼尊卑或以幼者的独立个性被剥夺为代价内容，在于“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一类以不情为伦纪的孝。在此，与作为现实生活的鲁迅对于母亲的孝——接受母亲的礼物，是否也具有“不情”的一方面呢。

对于作为礼物的朱安，她的一生都没有幸福。名存实亡的夫妻相处，带给她的除了变态的慰藉以外，剩下的其实仍然是节烈女人般的灵与肉的折磨。况且因为朱安的宗法蒙昧，鲁迅的牺牲与其说有利于朱安，不如说有利于宗法，使得宗法在形将末路的时刻又有了一个祭祀品。这种牺牲并没有换来他人价值的肯定。具体地说，并不能推动朱安思想觉醒和个性发展，不能改变她“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的从一而终的信念。

可见，鲁迅的思想中仍受着传统孝的观念的毒害。他没有决绝的态度来打破孝的坚壁。试想，如果人人都对于不合理的包办婚姻采取“陪着做一世的牺牲”的态度，这几千年的旧账又如何了得？这历史的循环又如何打破。

当然，这一点鲁迅是清醒的；他只是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世界中。这是他的道德情操。其实，从历史进步的法则来看，与其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的地方去，不如同孩子们一起努力摧毁闸门，一起走向新世纪更具彻底性。

鲁迅后来也意识到“孝”对于自己的制约。他在《致赵其文》信中作过这样的表白：“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11.442）他几次就生而失母的事发表看法：“……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5.4）；“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11.353）这只能说是他的理想愿望的一个极端反应。现实中，他却是无法摆脱母亲的爱。

鲁迅的母亲鲁瑞的思想较开明。她早年为鲁迅包办婚姻，其终生都在内疚，并且表示绝不再过问另外两个儿子的婚事。如果鲁迅一开始就对这桩包办婚姻持反对态度，鲁迅的母亲可能会慢慢地接受既成事实。现实中这样鲜活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可现实却是无情的的。鲁迅已接受了这桩婚事，做了回孝的牺牲者。当鲁迅遇到许广平女士，当他们两人深深地陷入爱河时，鲁迅从孝的束缚中挣扎出来，与许广平结为伉俪，过着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实践了自由婚姻。

对于自身，鲁迅可以以自我拯救的方式来摆脱“孝”的负面影响，但对于朱安女士，他没有能力劝说她，使她改变思想，去追求自由婚姻。作为旧式家庭子女的朱安，从小就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生活着，没有受过多少新式教育，反而接受了传统思想中的落后、负面的毒害。从一而终、“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节烈守身等旧思想，可以说已在她的思想中定型，牢牢地控制着她的行为。鲁迅也没有办法，他只能以最大的努力来减少这桩婚姻对朱安女士的影响，让她在周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