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案例及分析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食品安全法案例及分析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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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阚建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食品化学与营养学。E-mail：ganjq1965@163.com；郑炯，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1引言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1]。“苏丹红”、“地沟油”、“福喜过期肉”等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了世界性问题。

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仅靠行业自律和市场自身的调节难以达到目标，这需要政府的有效监控。食品安全监控体系[2]一般包括监管部门综合协调体系、法规标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过程控制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科技支撑体系、食品安全诚信体系、食品安全信息平台体系等。目前，欧美国家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从而保证了政府高效的监管力度。

本文主要总结了美国和欧盟的监管机构和法律体系，同时分析了美国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和惩罚措施，欧盟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风险分析和预警机制。研究欧美国家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特点，对加强中国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2美国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特点分析

2.1监管机构

美国的食品监控由总统食品安全工作小组统筹各部门负责[3]，其中最主要的有隶属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HHS)的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隶属于美国农业部(USDA)的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和动植物检验局(APHIS)，以及环境保护署(EPA)[4，5，6，7，8]。FDA主要负责对美国州际贸易及进口的食品、药品、疫苗、生物医药制剂、医学设备、兽药和化妆品等进行监督管理[9]；CDC旨在通过预防与控制疾病来提高人类健康及生活质量[10]；FSIS主要负责保证美国国内生产和进口消费的肉类、家禽及加工蛋制品安全、健康，正确标示、包装[11]。FSIS和FDA共同监管食品召回制度[12，13，14]。APHIS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职能包括规范基因工程生物、监督和处理外来物种入侵、外来动植物疫病传入、野生动物及家畜疾病监控等，从而保护公共健康[15]。联邦环境保护署(EPA)负责对农作物农药使用的规范[16]。

各监管部门分工明确、无缝对接是美国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主要特点。从横向角度看，美国联邦机构的职能和权力分工明确详细，品种管理为主、分段管理为辅，从根本上解决了各职能部门推诿监管责任的问题；纵向来看，美国的垂直管理，排除了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美国各联邦机构之间互派常驻官员，长期合作，各州政府的有关部门与各联邦政府机构相互协作[17]，做到无缝对接。

2.2法律体系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分为三层[18]：最高层为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法律，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基本原则和框架，《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构成美国食品安全法律的核心[19]；第二层是规范具体某类食品的技术法规，是联邦和各州政府制定各种食品安全政策的基础，如《禽产品检验法》、《蛋类产品检验法》、《婴儿食品法》等；第三层是自愿性标准，由美国国家标准学会认可的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有关部门制定，由行业、企业自愿采纳执行。但随着标准化在食品安全等领域的作用不断提高，联邦政府在技术法规中采用或引用自愿性标准的情况越来越多，目前自愿性标准已成为美国联邦技术法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尽管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但是美国从未停止对食品安全方面法律的更新，不断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条例及修正案。2011年颁布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扩大了FDA的权力和职责，强调政府要加强监管食品生产设备[21，22]。美国FDA在2013年10月了动物饲料安全管理规定，主要目的是预防动物饲料造成的食源性疾病安全问题[23]。美国的食品安全法规被公认为是最为完备的法规体系，原因在于其法规的制定是以危险性分析和科学性为基础，并拥有预防性措施[24]。

2.3食品安全信息系统

美国政府强调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和食品安全管理的公开透明性，各种法令和行政命令都有一套程序以保证各种规章是在公开、透明和互动的方式下制定的[25]，必要时管理过程也可以公开。通过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定时食品市场检测等信息、及时通报不合格食品的召回信息、在互联网上管理机构的议案等[26]，使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的真实情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政府还提供平台让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管理。

美国十分重视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信息公开与公众的知情权，强调保持在决策过程中的透明度。政府层面，允许国内外的任何个人和单位获得政府决策依据的信息，并进行评议[27]；消费者层面，提供完善的食物安全信息服务，定期举行活动，供市民检索和提供建议。

2.4惩罚措施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美国每年大约都会扔掉价值910亿美元的食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过了保质期[28]。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制假、售假均属有罪，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5年以上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罚款额可达500万美元[29，30]。所以，无论是厂家还是商家，都不敢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2013年1月4日，美国FDA《农产品安全标准条例》和《食品预防控制措施条例》草案[31]，把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起点推进到田间和生产商。据美联社报道，该新规付诸实施，食品行业厂商每年可能需要多花费5亿美元，同时将减少约3000例左右食品疾病致死案例以及约两百万个致病病例[32]。

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美国维护食品安全的一把利剑，美国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大，违法成本高，对食品企业形成有力的威慑，逆向激励食品企业遵守食品质量安全规定。

3欧盟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特点分析

3.1监管机构

欧盟建立了相对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负责食品安全的机构包括：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33，34，35]。欧盟理事会负责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政策，发表“食品安全白皮书”，制定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36]。欧盟委员会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提供立法建议和议案，经由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决策，形成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法律以及技术性法规[37]。EFSA的主要职能是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38]，是独立的法律实体，不具备制定规章制度的权限，食品的风险管理的决策权属于欧盟委员会等权力机构。EFSA依据独立性、科学性、透明性和应答性原则[39]，为欧盟建立法规规章提供科学建议、技术支持[40]。欧盟理事会有关食品安全质量管理的标准和指令，各成员国政府按照该标准和指令，要求各国农林食品部门进行和实施。

在EFSA的监督和指导下，欧盟成员国对原有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41]，采取了集中的模式进行监管，避免了政出多门、职能重叠、出现空白地带以及监管混乱等食品安全监管的弊端，将所有的监管活动统一到一个独立的食品安全机构进行管理，能彻底地解决监管部门条块分割与不协调的问题，这种监控模式能够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3.2法律体系

欧盟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食品安全基本法及后续补充发展为代表的食品安全领域的原则性规定；二是在以上法规确立的原则指导下形成的一些具体的措施和要求。对于具体要求的立法，欧盟有两种途径：普遍性立法，针对所有的食品的一般方面(如添加剂、标签等)；专项性立法，专门针对某些产品(如食糖、果汁等)[42]。《食品安全白皮书》将现行各类法规、法律和标准加以体系化，后又提出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理论[8]，是欧盟各成员国制定食品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建立欧洲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核心[18，43]，将现行各类法规、法律和标准加以体系化。后又提出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理论[8]。2002年1月颁布的欧盟第178/2002号法规对欧盟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进行了大力改革，确立了风险评估、保障消费者权益、预警和透明四大原则，以达到维护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保护消费者权益、促使食品自由流通的目标[40]，奠定了欧盟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基础，具有食品安全基本法的地位[16]。

欧盟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内容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品供应链条，包括农业生产和工业加工等方面的食品生产所有环节，是一套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欧盟现有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20多部[18]，各成员国在欧盟食品安全的法律框架下，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再修(制)订了各自的法律制度，完善本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3.3食品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

欧盟第178/2002号决议规定[44]：“在食品的加工、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阶段均应建立起追溯制度”。该制度对各个阶段的主体作了规定，以保证能够“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进行追溯检查产品，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不良影响，便将产品撤出市场[45]。如食品生产者应对食品原料做好充分记录，食品销售者应对食品流向做出记录，以确保一旦食品安全出现问题，可以及时查找到原因和出现问题的环节，从市场上追回不合格食品，以防止对消费者健康造成损害。此外，欧盟在2002年公布的欧盟第178/2002号法规第19条对食品经营者的召回责任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当食品存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缺陷时就应对问题产品进行召回，并采取更换、赔偿等积极补救措施。食品召回制度是对消费者人身健康和安全为第一目标和原则的保障，安全原则是食品召回的基本原则。

欧盟的食品追溯和食品召回制度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可以通过食品追溯体系迅速发现出问题的原因，及时纠正错误，必要时对食品进行召回，从而将危害降到最低。

3.4风险分析和预警机制

欧盟全面整合了食品安全政策和立法，将所有的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建立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对每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及风险因素，都要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个步骤，其中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由独立的欧洲食品安全局承担[46]。自欧盟第178/2002号法规后，预警机制已成为欧盟食品安全领域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措施。欧盟通过采取预警机制为基础的措施，将全面评估所需的科学证据的研究责任转移给生产者、制造商、进口商等。因此，预警机制可以加速新技术的发展，而且使生产者等各方必须加强风险数据相关的科学研究。

欧盟将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职能分属不同部门，使得食品安全得到更加科学有效地监管[47]。同时预警机制使生产者等各方加强了科学研究，但是，如果预警机制被滥用，贸易各方抓住食品潜在风险问题而武断轻率地采取措施，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歧视性的贸易技术壁垒措施。

4欧美国家食品安全监控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较欧美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缓，食品安全监控体系不健全，造成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虽然《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的监管职责，但分阶段的监管模式，使各监管部门在机构设置、职责分工、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效率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实践都可为我国食品安全监控体系的构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4.1建立协调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我国正式确立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由国务院、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食品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新闻媒体等组成的复合型、立体化监管体系，形成了“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格局[48]，但这种模式由于政出多门，易出现职能重叠、推诿扯皮、监管空白地带及监管混乱等弊端。

欧美国家采取集中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各部门职责明确，实现无缝对接。我国可借鉴其经验，在多部门监管的框架下，树立精简的核心理念，尝试在分段监管下的革新。在不改变多部门监管模式的前提下，通过精简机构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这种新的监管模式的有效尝试，既是对我国固有监管模式的选择性合理继承，也是对先进国家监管模式精华的有效吸收。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为加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组建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可以看出，这是对分段革新的有效尝试，这种尝试兼并了独立监管与多部门监管模式的精华，既可以改变独立监管容易造成的缺位现象，又可以改变多部门监管造成的职能重复，互相推诿现象。

4.2健全系统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中国食品安全立法采用的是部门立法模式。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正式确立了我国食品立法的根本大法，截至目前，食品及食品原料相关法律已愈百部，但仍有许多食品安全问题存在。食品安全立法与国际接轨程度不够，导致与发达国家贸易出现“绿色壁垒”。

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努力建立覆盖食品链各环节的法律法规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法律依据。具体而言，首先我国食品安全立法管理也应从控制源头开始，强调“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物链综合管理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建立食品市场准入制度和食品可追溯制度；其次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和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的行政法规和制度；再次加强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完善食品召回和问责机制等相关配套规定，提高食品安全诚信；最后加大打击震慑力度，依法从重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提高违法成本，使不法分子不敢轻易地铤而走险。

4.3构建整合归一的检验检测体系

检测技术是评价国家食品安全水平的关键基础之一。为此，各国都把设置检测机构、应用先进检测方法、建立和提高分析质量保证体系以及培养人才放在优先地位。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检验体系，主要分布在农业、质检、工商、食药等部门，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也具备一定的检测能力。但我国食品检验能力相对不足，以致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地影响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检测方法的覆盖面不够；技术短缺和重复并存；高精尖设备、标准参考物质、技术水平及储备不足以及缺乏快速检测的方法和仪器。

统一高效是欧美等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的显著特征之一。我国也应按照“提高现有能力水平、按责按需、填平补齐、避免重复建设、实现资源共享”的原则[2]，建立一个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网络，加强各部门间的沟通和协调，实现检测资源和检测信息的共享，避免不必要重复检测。同时规范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评价制度，加强对检验检测机构工作人员的管理。充分考虑检测技术机构的健康发展，考虑专业特点和食品产业的区域分布，尊重高技术服务业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特点，使不同层次检测机构在技术领域和专业技术能力互相补充，最大限度发挥检测机构对食品安全的支撑作用。

4.4加快公开透明的信息体系建设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控体系与欧美国家相比透明度较低，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政府部门分段监管，部门间信息共享协调机制不完善，导致食品安全信息公布不对称。第二，食品安全信息渠道主要是政府、厂商自行、第三方和媒体，因此消费者缺乏权威而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获取平台[49]。第三，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信息主要通过是电视、报纸、专业杂志等，而缺乏网络的利用，网络平台数据更新缓慢甚至不更新也导致了消费者很少通过网络了解食品安全信息。

篇（2）

根据省、市2021年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切实掌握全区食用林产品种养殖基地和林产品加工质量安全隐患，采用日常督查、单位自查和集中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计划配合省市开展集中抽查，检一批重点品种，整治一批重点隐患。通过安全监测和监管，着力解决食用林产品安全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掀起食用林产品安全整顿治理，实现对辖区内食用林产品生产经营情况底数清、情况明、动态知、信息畅，继续深化重点风险隐患的排查治理，严密防控，重点施治，确保食用林产品经营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经营行为规范有序，质量安全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食用林产品消费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二、工作重点

（一）落实主体责任。对区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进行食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监督食用林产品经营者建立并执行食品质量安全保障制度，落实食品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推动食用林产品经营者诚信自律，建立健全食用林产品进、销货台账。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努力将行政监管行为转化为经营主体的自觉行动。

（二）强化质量监管。强化食品林产品质量抽样检验工作，突出重点，增加抽检频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开展食用林产品抽样检验工作，切实做到程序合法、行为规范。开展专项监测和监督抽检，配合完成国家、省级、市级对本区的抽检任务，组织开展区级抽检，同时积极引导鼓励生产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林场、种植大户开展自检工作。加强食用林产品抽样检验结果的综合运用，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和行业组织，促进源头治理和行业自律。

（三）严查违法案件。对食用林产品违法行为必须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决不能姑息迁就。要通过查办案件锻炼执法队伍，提高执法能力，树立执法权威，打造依法履职尽责的部门形象；通过查办案件，震慑食用林产品违法违规行为。针对重点品种、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适时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处违法案件，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切实净化生产环境，进一步提高食用林产品安全保障水平。

（四）推进社会共治。在新形势下，应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力量，努力营造群策群力、社会共治的局面。利用现代通信技术手段进行食品安全信息互动沟通，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三、工作方法及步骤

（一）明确工作责任，强化监管力度。将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重心下移，将日常巡查任务落实到基层林业站。将乡镇管辖区域作为一个网格责任区，明确责任人，实行网格化监管，做到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二）建立主体档案，强化规范运作。加大信用分类分级监管工作力度，研究确定科学合理的分级分类标准，创新信用分类监管的方式方法，注重监管的实效和综合信息的分析研判，不断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同时注重与相关部门建立的经营主体信用档案的融合和共享。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食品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是林业部门的重要职责，该项目已纳入2021年省、市林长制目标考核任务，为进一步落实食用林产品安全监管责任，林业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强化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切实把责任制和组织领导落到实处。

（二）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宣传教育及培训力度，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切实提高生产环节食用林产品经营者的守法意识，不断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和依法维权意识。要严肃工作纪律，严格工作程序，加强信息管理，既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又要防止不必要的炒作，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篇（3）

中图分类号：D91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3008107

作者简介：应飞虎，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 （广东 深圳 518061）

一、相关立法及本文的研究

2011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颁布了《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实施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事实上这种制度在我国一直存在。早在2001年，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与国家质检总局就联合制定了《举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违法犯罪活动有功人员奖励办法》。一些省市也曾出台专门针对食品领域的有奖举报制度。如北京市在2004年就制定了《北京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而这次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颁布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后，我国较多省市制定或完善了食品领域的有奖举报制度。如《北京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2011年9月）、《浙江省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2011年10月）、《河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办法》（2011年10月）、《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工作的实施意见》（2011年11月）、《江苏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2012年1月）、《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2012年4月）、《山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试行）》（2012年5月）、《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2012年6月）等。

作为食品安全法律实施过程中社会参与的重要举措，这些有奖举报制度对食品安全法律的实施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但纵观其主要内容，由于对制度本质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缺乏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在立法过程中过度重视执法部门单方需求，导致这些制度在奖金设定、保密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这影响到了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本文的研究，试图指出这些问题，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或预防提出若干建议。

二、制度本质及制度设计的基础

有奖举报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交易应飞虎：《我国悬赏举报制度构建之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这必须被清楚地认识，否则具体的制度设计必然存在偏差。有奖举报与普通举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有奖”，正是它的“有奖”，使这种制度成为公权机构与私权主体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易制度。而交易的前提在于法律实施机构与违法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程度决定了公权机构对交易的期盼程度。而在食品安全领域，这种信息交易制度的必要性也更为凸显。因为执法机构与违法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极其严重。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违法者的违法行为往往瞬间发生，且成本较低；而执法者要发现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没有专门的信息支持，就只能进行普查性的执法，从执法成本、执法能力等方面看，这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食品领域的执法一般需要技术的支持，这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执法资源的耗费。因此，在这场保障食品安全的斗争中，执法机构的信息弱势决定了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弱势。既然问题导源于信息，问题的解决也得从信息的角度着手。在实践中，违法者的违法信息总会被人知晓，让知情者把信息提供给执法机构是一种有效的促进法律实施的路径，而对信息提供者的利益激励可以使更多的知情者主动与执法机构进行信息交易，因此增强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增加潜在违法者的防御成本，提高违法者之间的合作难度。

从促进法律实施的角度，食品安全领域的这种信息交易应该被充分鼓励，制度的设计也应该从如何鼓励和促进这种交易而展开。因为这种制度同时构成了双方的交易条件，如果交易条件不符合交易一方的意愿，交易自然无法形成。这要求立法者必须重视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构建交易条件，促成其交易意愿的提升，而不是仅仅关注其自身的需求和相关问题的解决。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看，如果其对信息的提供主要出于对奖金的追求，那其最为关注的问题不外乎于奖金和保密。奖金的多少以及保密的程度直接决定了信息提供者的交易意愿，从而影响被提供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因此，从信息交易的角度，基于对民众交易意愿的形成和鼓励，来构建有奖举报制度，是有奖举报立法的关键所在。

在我国，有奖举报制度没有出现在1996年以前通过的经济法、社会法中。1997年《价格法》第38条规定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举报者给予鼓励。条文中采用“鼓励”一词。2000年修正的《产品质量法》第10条规定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检举人给予奖励。“奖励”和“鼓励”虽一字之差，但具有本质区别，鼓励本质上属于精神奖励，而精神奖励的适用面太窄，不利于激励广大知情者提供信息。这种从“鼓励”到“奖励”的转变体现了立法者促成信息交易的追求。近10年来，有奖举报制度全面确立，各执法机构似乎非常重视运用这一举措来促进法律实施，但制度中的问题也较为多见，在最近出台的很多制度中，奖金、保密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系统性的，这完全缘于对制度本质的认识出现偏差，或理解不深。如《江苏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第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权利。”把举报设定为一种权利自无不当，从表面看，赋予权利似乎是好事，但在有奖举报制度中，鼓励和促进信息交易是其主要目标。虽然交易的一方是公权部门，交易的最终结果也有助于促进法律的实施，但这都不能否认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易。在有奖举报这种信息交易制度中，对交易的鼓励和促进远远比把举报设定为一种权利重要得多在这方面，《广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的规定更切乎实际，该办法第3条规定：“省食品安全委员会鼓励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对涉及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依据本办法实施举报奖励。”。又如，《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第18条规定：“举报人须在接到领奖通知30个工作日内，凭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申领奖金。”“申领”一词也充分显示了制度制定者对有奖举报制度本质的错误理解。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2011年11月的《举报食品质量安全违法活动奖励办法（试行）》更是要求申请奖励的举报人员应当到举报案件办理部门填写《举报食品质量安全违法活动奖励申请表》。在信息交易的制度框架下，作为信息获取者的政府有支付奖金的义务，作为交易的对价，信息提供者自然可以获取奖金，这应该是政府的主动给予，何须信息提供者申请领取？对有奖举报制度的不当认识和错误定位导致了具体制度的错误。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

从各地现有立法实践看，立法者对有奖举报制度的重视主要集中在：是否可以促进执法信息的获取？是否方便执法者操作？作为奖金的财政资金是否安全？而举报者则更关注这种制度中的奖金多少和保密程度。立法者对有奖举报制度的关注点与举报者的关注点存在明显偏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立法者没有从信息交易的本质审视这一制度。对制度收益的理解也仅仅限于信息对执法的直接促进，而不考虑通过对潜在违法者的行为约束等促进法律实施的情形；对制度成本的理解更多地限于政府承受的成本，对信息提供者可能面临的风险缺乏较为充分的体会和把握。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结尾曾总结说：“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这就是我所提倡的方法的改变。”[美]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这种总的效果的考虑也应该是我们在制度设计时的必须行为。在进行有奖举报的立法，尤其在奖金确定和保密程序设置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制度的短期收益，也要考虑制度的远期收益；不仅考虑制度对执法机构的成本，也必须考虑制度对信息提供者的成本，通过“对近期以及未来情况的作用以及短期的和远期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估量，探寻法律通过后会发生什么”[美]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第10版），彭勃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一）奖金制度

1.奖金的设定标准

有奖举报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信息的交易，那交易的价格由什么决定？举报人的贡献大小应该成为奖金设定的主要决定因素，执法机构对执法信息的需求程度和信息拥有者供给意愿大小也应该是影响交易价格的因素。而举报人贡献的大小则应该由执法者与违法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因违法行为而导致的风险能够被消费者认知的程度等方面决定。在制度设计时，应该尽可能把这些因素反映在奖金中。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以案件的罚没收入或查获的货值作为计算奖金的依据。如《广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第16条规定：“根据举报级别，奖励额度分别按案件罚没入库金额的5%、3%、1%计算。”《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按照该案处罚决定认定的货值金额2%-5%给予奖励”。把查获货物的价值作为奖金设定的主要标准，简单但不科学，因为查获货物的价值并不必然代表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显然的是，有关严重违法行为的信息比轻微违法行为的信息更有价值；在执法机构处于信息劣势的领域或区域，有关违法行为的信息也会更有价值，举报人的贡献也更大。因此在奖金设定时，不应简单化处理，应在充分估量信息收益的基础上根据举报人的贡献大小设定。除了考虑货值外，还需要充分考虑违法者的损害能力、执法者的查处能力及执法成本等多个因素。但具体到操作中，要把这些因素完全反映在交易价格中，确有难度。如果没有一个主要的标准来计算奖金，奖金的确定也容易主观化而产生弊端。因此也需要选择一个标准作为计算的依据。相对而言，罚款标准比货值标准要更科学一些。因为货值仅仅是危害性的一个维度，而罚款则是基于案件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而作出的，当然这以正确执法为前提。在确定计算奖金的比例时，可在罚款标准的基础上，再考虑相关领域执法者的查处能力、执法成本及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程度等多个因素。比如，在食品质量检测存在严重技术障碍和资源障碍的行业或区域，可在幅度内确定较高的计算比例，从而产生相对更高的奖金。

2奖金发放程序的启动时间

执法机构获取信息后，何时启动奖励程序？这也是重要的制度内容。全国较多地方规定案件结案后即启动奖励程序。如《浙江省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5条规定：“举报的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由相关部门立案查处结案后，按照行政处罚罚没款金额大小，给予一次性奖励。”也有地方作出更不利于信息提供者的规定，如《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规定：“监管部门应自举报案件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且执行完毕或刑事判决生效且罚没款入库完毕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举报事实、奖励条件和标准予以认定。”这自然不利于促成潜在的信息提供者与信息需求者之间的交易。当然，上述深圳和浙江规定的奖金，是根据罚款计算的，其启动奖励程序自然须在罚款确定之后，只是深圳的条文中，“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且执行完毕或刑事判决生效且罚没款入库完毕”这样的规定，可能使奖励的启动程序大大延后。为促进信息的提供，以完全结案作为启动奖励程序的前提需要修正。在已有制度中，《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中的举措值得借鉴。该《办法》第12条规定：“食品安全分管部门对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立案后，省食安办按最低奖励标准，对实名举报人先行予以奖励。”这种先行奖励的制度避免了信息提供后长时间不能获得奖金的情形。虽然这一制度增加了执法机构的工作量，但有助于激励潜在举报者提供信息。既然食品安全领域的公权机构严重缺乏执法信息，需要通过交易来获取信息，那工作量增加等其它的因素自然无需重点考虑。因此，从促进信息交易的角度看，只要举报者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得到确认，先行奖励程序就可以启动。

3奖金的领取期限

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食品安全举报制度都对奖金的领取期限进行了设定，多为1至3个月。如《北京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第11条规定：“举报人应当自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30日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等到有关部门领取奖金并办理签收手续。逾期不领的，视为放弃权利。”除此以外，《浙江省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甚至还规定：奖励报批完毕半年内仍无法通知举报人的，奖励取消。

设定奖金的领取期限，一方面在于促使举报人尽快领取奖金，另一方面也是便利政府的工作，但这种设置期限的做法往往也可能导致举报人利益丧失。一些信息提供者之所以在较长时间内不领取奖金，是因为奖金的领取需要本人直接到政府部门，出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保密工作的担忧和自身安全的顾虑，他们极容易观望、犹豫。这种1个月内不领取视为弃权的规定显然没有考虑信息提供者因有顾虑而观望的情形，也遵循了“奖金是政府对民众的单方给予”这样的传统思路。制度的设定应该对这些情形予以充分考虑。另一方面，奖金基于信息交易而产生，信息提供者向公权机构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后，他们之间就存在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一般的私法之债的诉讼时效都长达1-2年，而对有奖举报制度设定1-3个月的领奖期限，明显过短。建议取消这一规定，或把奖金的领取期限设定为1年甚至更长。至于浙江省的奖励报批完毕半年内仍无法通知举报人就取消奖励的规定，更是值得商榷。可能基于预算实施、财政资金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设定了这一制度。但就“无法通知即取消奖励”这一制度的实施而言，半年内执法机构怎样的行为才算达到“无法通知”的标准？在初步无法通知举报人的情形下，政府机构是否具有较为初步的找寻义务？而在实践中，出于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保密工作的担忧和自身安全的顾虑，有些举报人在提供信息时会做出一些自保的举措，如设定较为复杂的身份查实路径。这都是设定这一制度时需要重点考量的。

（二）保密制度

法律实施的社会参与有多种方式，而举报制度在这些方式中最具斗争性。因此举报人人身权益的保障应该成为这一制度的重要内容。实践中，我国的有奖举报制度的运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多年来，各公权机构得到的举报信息，绝大多数是不为获取奖金的举报。举报人基于其他很多方面的考虑，如作为公民的义务、工作中的矛盾等，而不是以追求奖金为目的进行举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保密方面存在一些不当的制度设计。此外，民众对保密工作和打击报复情形的不当认知，也使制度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1保密问题的特殊性

总体而言，我国的公权机构对保密的工作做得较好，但举报人还是担心身份泄露。其原因在于：第一，因身份被泄露而受报复的案例在国内多次发生。这种案例并不仅仅指发生在食品安全领域的举报，还包括所有其他行业、领域的举报；并不仅包括有奖举报，还包括普通举报。这种案例的发生降低了潜在举报人的举报欲望。因为实践中，潜在的食品安全领域的举报人关注的是举报后被报复的可能性，而对报复可能性的判断往往基于他所了解的所有领域的报复案例，而不会仅限于食品安全领域；也不会仅限于有奖举报的情形。第二，相对于国内较大数量的举报行为，受报复只是极其少的一部分，实践中媒体对报复的案例较关注，常进行较多的传播，而民众也会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这也会使民众认为举报后受报复的可能性较大。第三，目前，民众对政府官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在这个大背景下，即使食品安全执法机构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即使在这个领域从来没有发生过信息泄露或举报人被报复的事件，潜在的举报人还是会担心举报信息被泄露。

泄密事件的负外部性、媒体的传播偏好以及民众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食品安全领域中有奖举报制度的运行复杂化。实践中，单个政府部门的努力是需要的，但往往不能达到良好效果。尤其是泄密事件极强的负外部性，可使其他所有领域有奖举报制度的运行受到影响。这就决定了保密工作必然也是政府全盘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某个相关政府部门的事。

2举报者自身的信息提供问题

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较多信息提供者采用匿名的方式举报。这就涉及到制度对匿名举报的态度。目前各地对其的态度不一。北京、上海等地要求实名举报，认可匿名举报。浙江、广东、深圳等一些地方的立法明确规定只接受实名举报。如《深圳市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第9条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经查实，属于奖励范围者，按如下原则进行奖励：（一）举报对象限于实名举报”；《浙江省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3条规定：“举报人可采用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实名举报，举报内容要详实、便于查处，举报人应对所举报的事实负责。”

一些地方之所以不认可匿名举报，较多是基于方便自身工作的考虑，一般认为，实名举报的信息质量要比匿名举报的信息质量高。这种对信息质量的追求必然导致信息数量的减少。民众基于安全的顾虑会导致他们在与政府进行交易时持谨慎态度。这种制度设定也表明了立法者对民众举报后的安全顾虑缺乏准确把握。立法者完全没有必要在信息质量和数量上作出如此绝对的处理。在有奖举报领域，对事实清楚或容易查证的举报信息，没有必要强制性地要求实名举报。如果从促进信息提供的角度，匿名举报更应该被鼓励。只要在奖金的支付环节，能够确认举报者的身份，或能够正常支付，任何形式的举报都应该被纳入奖励的范围。

3现场协助问题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都把是否到现场协助作为决定奖金多少的重要依据。如《北京市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第8条把举报分为三个等级，并把“协助现场查处工作”、“协助查处工作”、“不直接协助查办工作”分别成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举报的主要标准之一。《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把“到现场指证”、“协助案件调查”、“未配合案件调查”作为对三个举报等级划分的主要标准之一。

这种要求到现场指证的做法对个案的查处自然是有利的，立法的目的也是方便执法者查处个案，促进民众更积极地参与法律的实施。从其目的看，这无可非议，但这仅是静态地看待问题，静态立法常产生较多消极后果，这种后果也常被忽视。经济学家Daniel Bell曾指出：“各个时代的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和大多数外行在考虑经济事务时犯下的大多数严重的错误，莫不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考虑政策的二阶或三阶效应。”[美]罗杰·J沃恩：《科学决策方法：从社会科学研究到政策分析》，沈崇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如果我们动态地看待现场指证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制度举措对有奖举报制度后续运行会产生消极影响，弱化激励信息提供功能的发挥。这是因为要求举报者到现场指证，更多的执法工作人员、围观群众，甚至违法者，都有可能看到举报者，从而增大举报人身份信息被公开的可能性。还需要考虑的因素是，由于举报人的身份信息被更多的人获取，保密制度的约束机制很难再起作用，这会减弱一些人的保密意愿，由于泄密追查工作的困难，在极少知情者的情形下坚持保密的人，在知情者范围变广的情形下，其泄密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若举报人因身份公开而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击，且如果这种案件在国内较多次发生，就必然会影响到潜在的举报者，很多人因此不想举报，制度的促进信息交易功能因此不能更好地实现。目前食品安全执法机构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执法信息不足，有奖举报制度的设计因此更应该从如何激励获取质好量多的信息着手而展开。在促进信息交易功能之外扩展有奖举报制度的其它功能时应该尤其谨慎，因为这些功能之间存在着强度的抵消。建议不把是否到现场协助参与打击违法活动作为奖金高低的关键依据。

4保密的具体程序

保密工作的好坏首先有赖于科学的、详尽的程序。食品安全领域的举报从最初的受理到案件的查处，再到奖金的发放，可能会涉及到信息受理、案件查处、奖金批准及财政等多个部门，整个过程有较多人员可以接触到信息。如《浙江省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10条规定：“实施食品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须由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相关部门提出奖励申请，经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审查，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发放。”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要求办案人员填写《举报食品质量安全违法活动奖励审批表》，审批表中不仅出现举报人的身份信息，还有案件办理人员审查意见、法制部门（法制员）复核意见、案审会审理意见、单位负责人审批意见等四个栏目。如前所述，过多的人可接触到举报人的身份信息，对保密工作极其不利。但在工作中，出于对作为奖金来源的财政资金的安全考虑，设置一定的程序也有必要，否则，奖金可能成为执法机构中相关工作人员的私利。既然举报者的安全和财政资金的安全存在一定矛盾，这就需要立法者在制度设计时进行权衡和兼顾。但这种权衡在立法中却极少发生。如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制度规定，举报者须凭本人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等到有关部门领取奖金并办理签收手续。委托他人代领的，受托人需持有举报人授权委托书及有效身份证明。一些地方的规定中甚至没有委托代领制度，如广东省。在全国，极少有地方的制度规定奖金可以通过转账方式发放。这样的制度设计，全都是基于对财政资金安全的考虑，防止财政奖金被私吞，或奖金被冒领。但这样的安排却为举报者所不愿意，对他们而言，最好的奖金发放形式应该是转账。立法者应该在这方面进行权衡，考虑举报者的需求以及多种制度的整体效果，而不是单纯从执法机构自身的角度出发展开制度设计。

篇（4）

一、20*年全区食品安全工作简要回顾

20*年，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精心组织下，区食安委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密切配合，扎实工作，各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深入开展，全区食品安全形势保持安全稳定的良好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副产品源头安全进一步加强。坚持以农业投入品、蔬菜农药残留治理为重点，不断加大种植、养殖环节整治力度。低毒低残农肥农药在使用上的宣传指导和检查整治工作深入开展，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状况进一步好转；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初级农产品安全检测能力逐步提高，全区蔬菜农药残留监测合格率连续多年达到95%以上；基地建设认证步伐加快，重新认证无公害基地1395公顷，无公害蔬菜产品达到15个，全区食品源头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二是生产加工环节安全进一步加强。针对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突出小企业、小作坊等重点对象和传统节日等重点时段，大力开展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检查整治活动，各类违法违规生产案件得到及时查处。目前，10类涉及健康和安全的产品生产企业全部建立起质量档案，无证生产行为得到杜绝；监督抽查工作全面开展，抽检合格率达到95%；全区食品安全指数大幅提升，食品生产企业QS发证率达到100%，食品小作坊加工质量安全承诺书签定率达到100%，滥用非食品原料、防腐剂、色素和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得到抑制，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安全状况明显好转。

三是餐饮消费环节安全进一步加强。重点抓好卫生许可证审批监管工作，城区餐饮业卫生许可证发放率和无证经营处理率均达到100%；餐饮业使用非法原料加工食品的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全区食堂和餐饮单位原料进货索证索票制度覆盖率达到100%；深入推进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城区餐饮业和学校食堂量化分级管理率达到100%，餐饮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四是食品流通环节安全进一步加强。完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资格清理规范工作，开展了重大节日、重点区域、重点市场和重点品种等各项专项整治活动，共取缔无照经营食杂店及食品经营摊点39处，下架问题食品13种。全面推行进货索证索票制度和进货台帐制度，全区4个大型市场（超市）进货索证索票制度普及率达到100%，乡镇（街道）、社区食杂店的食品进货台帐制度覆盖率达到100%。

五是肉品生产运输安全进一步加强。完成了区肉联厂生猪屠宰点异地重建和各乡镇（街）生猪屠宰点的达标建设工作，城区畜禽进点屠宰率、畜禽产品检疫、检验率均达到100%，乡镇生猪进点屠宰率达到100%；购置了3台肉品专用运输车，实现了肉品的绿色安全运输。此外，组织开展了肉品销售信誉卡发放工作，肉品销售环节安全得到加强。

六是食品安全综合整治进一步加强。坚持开展各类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全区共出动执法人员2212人次，出动执法车辆600余台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69件，涉案金额13.06万元，取缔无照经营业户50户，端掉黑窝点2个。全区食品安全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有13个硬性指标达到100%，食品放心工程得到上级部门肯定。

七是食品安全宣教工作进一步加强。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月、食品卫生法宣传周、“3.15”宣传日、科普大集、送科普知识下乡等大型活动，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采取开设食品安全专栏、开通中国移动食品安全短信平台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大力度加强了对食品从业人员、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广大消费群体的宣传教育，提高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人员的守法意识、诚信意识，全面普及了食品安全知识，强化了公众食品安全意识，积极营造了人人都来关心和保护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20*年全区食品安全工作安排

20*年是中国的奥运年，又是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今年，全区食品安全工作总体思路是：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实施食品放心工程为主线，以农村食品安全建设为重点，突出关键环节，加强专项整治，提高监管水平，确保全区食品卫生环境安全、和谐、稳定。按照这一思路，今年将重点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加大力度，扎扎实实抓好农村食品安全工作。

农村食品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必须切实加强。

一要抓农村食品安全网络建设。加强对乡、村、组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的教育培训，使之不断增强法律意识、责任意识，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有效解决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存在问题，全面提升农村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二要抓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相对集中的小养殖、小作坊、小集市、小摊点、小食杂店、小餐馆等重点区域，围绕农民日常需求最多的食盐、酱油、醋、面粉、方便面、糕点、豆制品、散装白酒、儿童食品等适合农村消费特点的重点品种，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农村食品市场无证无照经营、掺杂使假和经营过期、变质、有毒、有害食品及不合格食品等违法行为，加强对城乡结合部、农村消费集中场所食品的日常巡查和集中整治，坚决遏制农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要抓乡镇食品安全责任落实。要强化食品安全工作地方政府负总责意识，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乡镇（街）党委、政府岗位责任制，与经济建设等中心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村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四要抓农村食品安全知识普及。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和食品安全常识，让农民群众了解和掌握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假冒伪劣食品鉴别的基本方法，依法维权的基本程序，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二）突出重点，全面深入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战役。

继续深入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着力强化对重点品种和重点环节的监管和整治。

在农副产品质量安全方面，要积极完善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建设，加强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加快基地认证和产品认证步伐，全面做好蔬菜质量日常监管和农产品市场准入管理。

在生产环节安全监管方面，要全面推进小麦粉、肉制品等28类食品的市场准入，重点做好酱腌菜等14类食品生产许可的省级受理核查和糕点等7类新纳入市场准入食品的受理核查工作；要以“五小”为重点，深入开展小豆腐坊、小油坊、小酒坊、小粉坊、小煎饼坊等食品加工小作坊的清理整顿活动；要建立健全质量信息数据库，努力实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科学动态监管。

在流通环节经营秩序方面，要大力整治食品假包装、假标识、假商标，加强重点市场、重点时段和重点区域的整治；要深入落实“双七项”制度和“两图一书”管理办法，加大市场巡查力度，有效防范和制止假冒伪劣食品进入市场。

在餐饮领域卫生整治方面，要加强卫生许可证审批监管，全面推进量化分级管理；要落实餐饮和集体用餐单位卫生规范，有效解决餐饮单位消毒设施和质量问题，提高餐具消毒合格率。

在肉品生产安全监管方面，要加快鹿乡、土顶两个生猪屠宰点的改、扩建工作，推进区肉联厂尽快投入使用，争取年内在全市率先实现屠宰厂（点）全面达标，同时完成鹿屠宰检疫监督管理规范科研项目建设；要全力打击私屠乱宰活动，不断强化肉品运输安全，确保肉品市场安全。

（三）强化措施，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水平。

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对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机制，强化监管措施，提高监管水平。

一是认真组织日常管理。区药监分局要突出区食安委办公室职能，切实承担起食品安全综合监督、组织协调等各项职责，认真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综合监管各项工作；食安委各成员部门和相关单位要分兵把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对食品安全问题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早解决，全面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二是积极探索长效管理。要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建立综合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具有针对性和规范化的监管格局，努力形成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

三是妥善做好应急管理。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强化相关部门应急管理责任，健全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在全社会形成食品安全快速预警与反应体系，最大限度减少食品安全事故发生。要综合分析历年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发生的季节性特点，针对夏季因食用不熟豆角引发中毒、集体用餐食物霉变中毒、误食亚硝酸盐中毒等案例，制定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防止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及时发现薄弱环节，提高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四）丰富内涵，持久有效地做好食品安全宣传教育。

要使食品安全教育工作贯穿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全过程，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人人重视、人人关心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食品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全面实施食品安全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工程，不断拓展和丰富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内容，扩大宣传教育的深度和广度。

二要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和食品放心工程工作成果，宣传我区优质食品、优良品牌和优秀企业，正确引导食品消费。

篇（5）

（一）整治效果明显。目前，全市已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7885户，立案查处137件，罚没款66万元，开展食品抽检527批次。丹阳市查处1起涉嫌猪头肉非法添加案，样品已送省有关机构检验；句容市取缔无证照经营2户；扬中市查处的销售假冒饮料案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京口区立案查处食品违法案件1件，罚没款0.5万元；润州区查扣侵权仿冒食品24公斤，立案35件，结案25件，罚没款12.67万元；新区查处了1起超市销售以次充好大米案，罚没款15万元。

（二）整治覆盖面广。各地以清理无证无照、规范采购途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加强农村自办家宴管理为主要整治内容，集中开展检查治理。结合农村整治行动，统筹开展了“两节”、中高考食品安全保障、火锅底料专项整治、生鲜乳制品现场制售调研、农村集中聚餐调研等多个专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其中，对全市103家中高考考点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安全进行了监督保障，在7个辖市区开展了30批次的火锅底料抽样送检工作。各地结合地方行业发展实际，开展特定产业专项治理行动。丹阳市已完成对食醋企业、桶装饮用水、肉制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下一步，还将对面包、糕点加工门店开展专项整治；句容市组织开展了农村散装白酒专项整治；扬中市对养老机构食堂食品安全状况开展了专项检查。

（三）整治措施扎实。一是开展摸底调查，掌握监管底数。采取网格化责任到人方式，按区域清查。丹阳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底数基本摸清，扬中3个乡镇完成了清查名册上报工作。句容掌握了辖区内白酒小作坊、散装白酒销售的基本情况。二是规范主体资格，清理市场秩序。对中小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加强法律法规宣传和业务指导，督促其落实整改，依法办理经营证照。对拒不改正的，依法查处。截至目前，已查处无证无照经营食品案28件。三是加强监督抽检，强化隐患排查。丹阳、句容、扬中、丹徒、新区根据上级要求和地方监管实际，科学制定抽检计划，组织实施监督抽检工作。四是保持高压态势，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各地依据全程治理、重典治乱的原则，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生产加工不合格食品、非法添加、伪造食品生产日期、销售假劣、标签不合格食品，无证照经营等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查处。五是发动社会共治，指导农村聚餐。丹阳、扬中要求镇村食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加强对流动厨师的登记管理，做好农村自办家宴的申报登记，规范农村自办家宴行为，保障农村集体聚餐饮食安全。已备案指导2180户次。

二、发现的问题

从督查情况看，全市农村和城郊结合部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全面推进，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五小店”食品安全监管成为目前难点。由于“五小店”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高且法律意识淡薄，城乡结合部小店无证照经营现象较多，处于监管空白点；有的食品经营场所面积狭小，设施、环境、卫生情况较差，逐步成为目前监管的难点；此外，校园周边食品小摊贩问题易反复。

（二）基层监管力量不足。前期，市食药监局做了大量工作，食品安全“三网”建设基本形成，但在基层落实上，有的辖市缺少专职人员，人数上存在不足，同时，基层食品协管员、信息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业务能力还有待提高，整体素质还有待提升，镇（街道）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作用需进一步加强和发挥。

（三）部门协同快速反应有待磨合。当前由于食药机构调整改革正在进行，有的还没有完全到位。食用农产品的监管和流动摊点商贩的监管以及食品“五小店”的监管职责分工、具体办法都没有完全落地，基层一线在开展监管过程中，还存在矛盾和困惑。

三、工作建议

当前气候呈现高温高湿状态，食品安全的风险明显上升，各地对此应高度重视，进一步落实责任，强化监管，继续将整治工作推向深入，确保广大群众的食品安全。

篇（6）

2009年2月28日出台的《食品安全法》中规定，食品监管环节实行分段管理。食品生产由质检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由工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环节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初级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由农业部门负责。在整个监管过程中，《食品安全法》赋予了行政机关很大的食品安全监管权，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却不能正确行使职权，有的，怠于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和净化食品市场秩序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导致唯利是图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有恃无恐地制造食品安全问题，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屡屡发生；有的滥用手中的职权，为一些不具备法定食品生产经营资质的经营者大开绿灯，为其发放行政许可证照，社会影响极坏。

要遏制这种现象发生，就必须以法律加以约束。除我国刑法第九章规定的相应渎职犯罪外，《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修改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条件，进一步统一了与刑法中规定的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渎职犯罪的刑罚和追诉标准，强化了刑法对食品安全这一重大民生问题的保护。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增设，进一步增强了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力度。强化规定对食品安全生产、销售、经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责任，有利于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

二、以预防渎职犯罪为切入口，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综合治理

根据高检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就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统计数据来看，相当多的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监管不到位、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贿赂行为，由此可见，预防危害食品安全领域的渎职犯罪显得尤为重要。

（一）深入调研，积极开展专项预防工作

检察机关要成立食品安全渎职犯罪预防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环节犯罪预防工作。预防部门干警要深入到辖区内卫生、药监、质监、工商、粮食等部门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在详细掌握食品安全管理单位的具体职责、执法依据、岗位风险点和风险环节以及防控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专项预防。通过在重点部门、相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设置联络室、联络员和举报箱，对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对相关单位进行适时监督。

（二）部门联动，充分运用侦防一体化工作机制

一是侦监部门要结合预防部门调研结果，有针对性的加强对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主动收集案件线索，通过查阅行政执法案件台账和案卷等方式，摸排涉嫌犯罪线索，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及时启动立案监督程序，并强化跟踪监督，确保案件及时侦查终结，防止案件流失。二是侦监、公诉部门要建立快速反应机制，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对公安机关正在侦查或移送审查的重点案件，第一时间组织强有力的办案力量提前介入，积极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三是及时移送，开展同步预防工作。预防部门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侦查部门，在侦查部门集中全力快速突破案件同时,预防部门及时跟进,开展同步预防，与自侦部门共同开展案件查处及防范工作，共同研究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案发特点、作案动机、手段和犯罪后的思想认识等心理蜕变轨迹，全面、准确地分析案发单位在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漏洞和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以案促防，防教并举。

（三）督促整改，做好案外延伸工作

案件办结后，预防部门要及时到案发单位就案件相关情况进行沟通，认真剖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发案原因、规律和特点，帮助发案单位找准制度上存在的漏洞，提出治理整改意见，发出检察建议，有力地督促发案单位完善内控监督机制和规章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度，对案发单位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并结合案例在食品安全监管行业做好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工作,分析诱发职务犯罪的环节和风险点,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人员敲响警钟，及时遏制同类案件的发生。

三、检察机关查办食品安全渎职犯罪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准确界定食品监管渎职罪与其他渎职罪的区别

1、区别标准。（1）渎职行为是否发生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即是否是发生在对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剂、与食品有关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液、消毒剂、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的生产加工和食品安全管理、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即食品经营）的安全管理过程中。

（2）渎职失职行为是否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这里指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应当是指造成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其他严重后果。

2、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与商检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的区别。根据上述区别标准，商检、动植物检疫部门等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对食品安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因渎职失职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其他严重后果，则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如果没有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分别按商检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定罪处罚。

3、食品安全渎职罪与罪、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区别。根据上述区别标准，卫生行政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对食品安全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因渎职失职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发生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其他严重后果，则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如果没有发生上述后果，则应按罪、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定罪处罚。

（二）科学把握本罪的立案标准

在“两高”尚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前能否参照上述其他相应的渎职罪的立案标准？笔者认为，参照上述其他相应的渎职罪的立案标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相应渎职罪的刑罚等同或高于食品安全渎职罪的刑罚；二是相应渎职罪的立案追究情形必须是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情形。

篇（7）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B

我国食品安全正处于“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食品安全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越来越成为影响食品决策和行动的一种重要力量。

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食品安全问题是公众的普遍性的问题，是公共安全问题，任何个人都无法在食品安全面前单独出击而获自保。在食品安全问题的风险中，每个人都易受伤，为了一个人的自我生存，由此产生了对其他人和社会的责任。食品安全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和政治的空间，孕育着一种公众参与和责任文化。食品安全的公共性，要求社会中的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而非处于被动消极地位。食品安全治理需要“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监管，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围观和舆论压力。

一、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一）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

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的副作用。现代市场化的食品生产方式，为社会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食品，同时在繁荣的食品供给背后，由于工业的过度生产，食品安全问题重重。“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社会的风险生产”［1］。随着公司和组织的扩大，社会共同生活中的危险来源由单个人之间的个人侵权，逐步过渡到以企业活动为中心的危险活动。作为复杂组织形式的企业，其经营活动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危险来源［2］。

风险是人类活动和疏忽的反映，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表现，风险取决于决策，以工业方式被生产。经济变成“自我参照的”，而不依赖于周围人类需要的满足。烹调和饮食正在变成一种含蓄的食品化学，一种其作用与巫婆的药锅正相反的东西，它是为了尽可能减弱有害的影响［1］。对消费者来说，风险的不可见性几乎不可能使他们做出任何决定。它们是和其他东西一起吸入和吞下的附带产品。它们是正常消费的夹带物［1］。针对食品风险的不确定性，应该建构一种动态的参与机制，强调公众在平等、理性基础上通过对话达成共识，形成食品公共决策和进行食品安全治理。食品安全共同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发展计划和新技术的部署必须向一种普遍广泛的讨论过程开放。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有利于团结处于风险地位上的受害者，增强其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最大限度的纠偏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中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促使食品工业决策和行动在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前提下追求利润，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开放性和理性化是建构食品安全治理新制度的基本理念

如何能够避免、减弱、改造或者疏导食品安全风险? 答案是用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建立一套有序的制度和规范有效地控制风险，开放性以及理性化是建构新制度的内在需求。

1．开放性要求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一是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在公众、专家和政府这三个角色之间，改变政府对去权力的垄断，承认多元的权力，以协商的模式做决策。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能单纯依靠专家和决策者们关起门来进行协商，而应由政府、公众、专家和企业充分参与决策过程，即公众以一种审慎的方式参与立法和决策过程。食品安全治理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强调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强调国家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结合。

2．开放性要求食品安全决策程序公开，要求食品信息公开，公众、政府与企业之间互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互动平台，可以让迥然不同的行动者――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政府、企业和员工――通过互动谈判来寻找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法。食品安全预防为主的理念，要求关注食品安全风险制造的因果条件，而不只是注重处理它们所带来的各种后果。一项决策不是官方公告和辩论的产物，也不是科学家们投票的结果，而是经由公共讨论的力量而实现的，通过各种民主程序将公众的观点融入食品安全和技术创新计划之中。

3．公众理性是公众参与的内核，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化解食品安全问题的动力。食品安全公众参与的理性化，公众参与理性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

二、公众参与及其功能

（一）公众参与释义

近年来，“公众参与”一词在中国政治生活、社会治理、学术界及公众中日渐盛行，但其含义、使用角度不同，甚至是模糊混乱的。公众参与，又称为公民参与，公共参与。贾西津副教授认为，公民参与在经典意义上主要是指公民通过政治制度内的渠道，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特别是与投票相关的一系列行为。现代民主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公民参与内涵在三个方面的扩展：第一，公民参与的法定性从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扩展。第二，公民参与客体从政府政策目标向公共事务的结果目标扩展，公民主体性资格增强。第三，公民的积极参与受到更多的强调，体现强势民主的发展［3］。公民参与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参与的主体。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公民，也包括由个体公民组成的各种民间组织。二是参与的领域。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存在。三是参与的渠道［4］。公众参与是一种决策和治理机制。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共同讨论、共同协商、共同行动解决公共问题。公众参与的三个关键词：“公众”、“公共”、“参与”。“公众”是参与的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公共”是参与的事项范围，即具有公共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就是让公众有能力去影响和参加到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和行为，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的方法是参与双方能产生互动的各种行为。公众参与主要是从参与的事务范围，而不是从参与主体来理解的一个概念。公众参与所强调的是“事务的公共性”，如果某个事务属于公共事务，那么公众就可以参与到对该事务的观点表达、讨论、评价、协商等活动之中。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共事务的公共性［5］。

公众参与是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制度，是政府与公众互动决策和治理的过程，强调政府的开放有诚意听取并吸纳公众的意见，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的过程。公众参与离不开政府自上而下的鼓励、引导、规范，也离不开社会自下而上的推动、自觉、理性。公众参与是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从国家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回应，也是社会治理从一元向多元转变的回应，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模式。

（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

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显示出，公民及其私人组织被摆在了与政府平等的政治地位上，成为公共治理的直接主体。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是指公众（包括消费者、律师、NGO、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发表评论、阐述利益诉求等方式参与食品安全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参与食品安全这一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各种活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主体包括消费者和社会组织。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立法和决策层面，对公共决策者和法律政策的影响，包括立法参与和公共政策参与，是经典公众参与的基本方式。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制定，如立法听证和利益集团参与立法。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公共决策，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如食品产业政策和规划中的参与。第二个层面是食品安全执法层面的公众参与，主要是食品安全监管。第三个层面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主要是发动食品安全诉讼和损害赔偿。

公众参与对于确定食品决策的目标的公共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公众的价值判断总是和事实紧密联系，他们不仅追求形式合理性，也追求实质合理性。公众直接代表公众健康的社会公共利益，参与食品安全决策，会使得政府决策能够全面考虑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降低决策失误的风险和政策执行的成本。公众参与权体现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而非治理的客体，有利于增强公众对政府的决定的信任感和主动配合。公众参与是推动食品行业法律法规乃至整个社会的法律价值理念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平衡协调，以社会公平、公正为首要价值取向，关注公共利益，注重社会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和谐统一。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功能

1.公众参与是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系统的基础性支架。食品安全是极其复杂的，食品安全治理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合立体形的法治系统工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在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的理念下，政府、企业、社会（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媒体等）分担不同角色，协同合力，综合利用市场、政府和组织等资源配置方式，发挥外部的他律和企业自律的作用，构筑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多元主体积极协作是食品安全问题最终化解从而形成良性秩序的基本途径。多路径的监督有助于被监督主体受到多方位的监督,使其时时处处受到监督,从而促使被监督主体遵循法律。食品安全一靠企业（食品生产经营者），二靠政府，三靠社会公众。理性的公众参与是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最为直接的有效制衡，是推动政府制度向善的不竭之源，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公众参与在食品安全问题解决路径中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架作用。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问题治理，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2.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合理补充。政府被当作维护社会公正、效率、弥补市场不足的制度性工具，政府监管是解决自由市场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公正问题的合法途径，在平衡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民主、效率与质量的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食品安全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政府监管是确保食品安全的主导力量。但是，政府监管不是万能的。实践中，基本上在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我们都能发现食品监管盲区的影子。可谓常见“事件”，常见“盲区”。其实，这种现象是政府失效的典型体现。如果片面追求政府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不仅不会带来食品安全，还会导致更大的食品危机。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只要联邦政府，以‘老大哥’的角色，命令什么食品能或不能生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这不是政府的角色。‘不适当’的控制、限制和公开禁止生产不会起作用，历史证明了极端主义措施的失败……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它是靠需求推动，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6］。

公众是食品安全监督的直接动力。社会公众，尤其是消费者，是最直接、最有动力的食品安全监督主体，是主动的监督主体。公众的监督，是作为私权、社会权的监督权。食品安全单纯依靠政府监管，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不足，是食品安全监督不力，执法不力、法制不彰的重要原因。在理论上,监督动力的获得直接导缘于监督利益的归属,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无任何相关,则监督动力就会缺乏。监督动力的大小程度由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的相关程度所决定,如果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利益之间的相关度很弱,则监督主体的监督动力就会趋于不足［7］。消费者和经营者是食品安全法律关系中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公众的监督权作为私权的监督权，作为私权的监督权的动力激励完全可以采取与监督利益挂钩的形式，利益的强相关性可以带来强大的监督动力。因而对公众的有效经济激励是食品安全公众监督的动力之源。

3.公众参与改变食品公司决策和行为，推动经营者在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公众健康之间公正平衡。工业化的食品生产过程，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导致食品产业链中的利益不均衡，在食品安全决策中，若欠缺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往往导致决策忽视消费者和公众健康，而惟钱是瞻，导致商业利益凌驾于消费者利益之上。“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8］。食品安全治理必须着眼于以社会的方式去反对食品公司的游说、销售活动及其对个人的教育。

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体概念强调消费者是食品产业链的终端，消费者的利益在食品产业链中的公正与平衡决定食品产业链的存亡。因为食品消费不是靠供给推动，它是靠需求推动，而消费者处在推动者的位置上。每一个消费者微薄的力量加起来可以改变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改变食品行业不负责任的经营行为。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法治方面

公众参与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动态开放的体系，涵盖了食品安全立法、执法、和司法领域。食品安全治理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将使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决策机关的决策不偏离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轨道，将使执法部门的监管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

（一）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

首先，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的需求者，政策和法律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公众。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和法律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公众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制定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公众关注和质疑是推动政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向善的力量。公众是促使立法机构制定通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重要力量。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推动了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对市场的外部性恰当地干预。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消费者利益团体大众之声(PublicVoice)负责人艾伦?哈斯(EllenHaas)呼吁不应认为食品安全仅是“厨房的问题”，倡议公众“用你的餐叉来表决”。由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促使国会破纪录地出台了30多个食品安全方面的法案。美国2009年的《FDA食品现代化法案》，也是在震惊全美的“花生酱事件” 发生后，公众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以及FDA保障食品安全的能力提出严重质疑，在公众关注和质疑下通过修改的，是70年来对《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作出的最大的修正，是消费者的胜利。

其次，公众是食品安全政策和法律利益关系中的主体。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和调整的过程。食品安全利益的天然代表者是社会公众。通过公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法律制定，迫使决策者、立法者倾听公众的意见，并且按照公众的意见来制定有关政策和法律，从而使相关政策和法律变得更加符合公众健康的利益。如果公众能够实质性地参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决策过程，通过公众的参与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这样的政策和立法就体现了食品安全真正的利益归属者的利益。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强调社会共同决策，以实现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强调食品安全政策制定、法律法规制定过程的互动性。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吸纳有关利益团体及各方人士的意见，做到开门立法和民主立法。关注规范的制定过程, 特别是不同社会角色(企业、政府、消费者、社会组织、专家、媒体等)对相关法规出台的态度及其原因。

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公众作为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程序，是最基本的利益诉求。由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它们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及其牵涉利益程度广泛性，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食品安全事关公众健康，因而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的特质，公众参与的精髓在于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也具有公共性特质。二者在公共性上相契合。

再次，公众参与使食品决策具备基本的公共性。公共性的价值观首先体现在平等、正义、公平、民主、伦理以及责任心等方面，公共管理注重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公平，承担为公众谋求福利的责任［9］。食品安全具有“公共性”，要得知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倾向，公众参与是最为直接的途径。由于食品安全的公共议题性质以及其与国计民生的密切关联，公众的广泛讨论对于决策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必不可少。允许更多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决策的制定程序，表达其价值倾向，在必要时鼓励参与者内部协商和讨论，以达成某些基本共识，这种基于多种信息和交涉而获得的共识，使食品决策的制定具备基本的公共性。政府公开立法和决策过程，提供多种平台让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允许国内外的任何个人和单位获得政府决策依据的信息，并进行评论，确保法规修订是在公开、透明、交互的方式下进行的。重视公众在食品安全法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充分听取公众的建议，确保食品安全立法和决策真正维护食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利益。

（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执法

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为食品安全治理开启了良好的开端，但并不意味着食品安全状况的自然改善。“徒法不足以自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食品安全取决于制度的制定，更取决于制度的执行。

1.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补充。消费者能为政府监管提供必要信息，使执法机构拥有尽可能多的食品质量信息，实现有效监管。执法机构的执法是决策活动，食品质量信息是执法的前提，没有这类信息就无法对劣质食品进行深入执法，充分信息可以促进食品质量执法。信息的不足或错误会直接影响到执法的质量。由于我国食品经营者众多，而且以分散经营为主要形式，加之政府监管部门人力、财力、技术力有限，由此决定，政府有关部门在食品安全信息的掌握上难以保证全面。政府的执行能力受到时间、资源和人力上的限制。全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共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更是数量巨大①。由于食品的种类太多、数量巨大、业态十分复杂，针对每种食品全部逐一检测，没有哪个国家能承担得起、能做得到，抽检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通行做法。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数量远少于数量众多的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因而发动食品安全相关各方的力量，提高各方发现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的能力，是解决食品安全监管力不足的出路。消费者可通过实际消费获得经验性信息并将其反馈至政府监管部门，从而弥补政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不足。给予举报者奖金，运用利益激励的方式获取食品质量信息。这比执法部门通过抽查的方式获取这种信息所需的耗费要少。执法机构与社会上众多食品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分布越不对称的领域，就越需要悬赏举报制度。在公权机构获取信息越存在困境领域，也越需要运用这种民众力量获取食品信息。公众参与有利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不足、经费缺乏问题的化解，公众参与对于弥补现行分段监管机制中的监管漏洞和重复监管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2.公众参与是对政府监管的制衡。公众监督是政府监督食品安全的强有力的压力。政府的监督，是作为公权的监督权，其中，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是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监督主体的压力缺乏除了对监督主体疏于监督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监督主体错误监督没有规定适度的法律责任外，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来自社会公众的现实压力。消费者可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从而起到监督“监管者”的效果，避免“权力寻租”与腐败行为的发生。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多头监管，部门之间是见利勇为，有利相争抢，有责互推诿。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重罚执法者违法，但是执法者违法除了体制内的约束之外，更为现实可行的机制就是公众监督的制衡。总之，要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就必须要充分挖掘社会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自我保护的内在动力，充分发挥公众的制衡作用。

（三）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司法

社会公众以公共领域的手段和“弱者的武器”捍卫着自己的利益，是推动食品安全治理的重要力量。公众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承担者、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者，因而公众是食品安全司法的发动者。消费者的诉权和损害索赔权是政府在最低层次上对食品消费者的保护。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创造良好的诉讼环境，尊重法院独立行使职权，法院在保证公众食品安全权利上负有终极责任。

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言，“应该用公民的权利来解决我们的安全问题。要用公民的诉讼权及索赔权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方法是治本，政府监管只能治标，行业制约只治末。把司法的刑事惩处与民事赔偿两大功能同时发挥出来，才会实现公民的‘食品安全权’。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不用法治的方式维护社会安全，还把重点放在‘公权力’和政府体系的加强上，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会年年执法检查，而年年问题不断”［10］。

四、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的机制保障

有效的公众参与取决于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公众掌握的信息是否全面准确，利益的组织化是否充分，决策事项的专业复杂程度以及参与者的素质能否达到有效论辩的基本要求等。因而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法治，一要从源头上完善食品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公众参与的前提；二要从末端完善公益诉讼、大规模侵权救济、惩罚性赔偿等诉讼救济制度，保障公众的维权救济机制。同时注意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优势；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开展消费者教育等等。

（一）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

完善食品安全司法救济制度，确保低成本高效的公众维权机制，使公众在食品安全侵权中可以并便于进行诉讼。具体措施主要有：

1．建立消费者小额诉讼和团体诉讼制度。现代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产品覆盖面越来越广，食品安全问题的受害面相当大，涉及的消费者常高达数千人，一些重大的案件涉及范围有时高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多，食品安全诉讼具有群体性和公益性。团体诉讼是指，“在法律上允许一人或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讼，诉讼的判决对所有共同利害人有效”②。团体诉讼的判决具有扩张力，效力及于遭受侵害的所有受害人。建立食品安全团体诉讼制度，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或其他公益组织提起公益性团体诉讼的权力，代表消费者打官司，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制约。团体诉讼是实施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决策制度的有力监督手段和法律救济方式，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有利于提高维权积极性。

相对于食品经营者（尤其是大型食品企业），消费者的经济实力以及诉讼能力通常处于劣势，个人消费者通常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跟一个庞大的食品公司打官司，由此导致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消费者不能很好的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一对一的诉讼中，涉及的金额往往很小。消费者为了讨回“小额的公道”，有可能会影响自己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而商家却可以从容地委托律师与消费者展开拉锯式的持久战。这种状况下，很多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权衡之后，往往放弃通过司法进行维权［11］。完善立法，对小额诉讼做出特别规定，设立小额法庭，让当事人比较容易地诉诸司法，以较少的时间和费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小额纠纷。

2．惩罚性赔偿和民事责任优先。《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这是食品侵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其目的和功能，一是惩戒失信企业和不良商家，防止再犯；二是鼓励和支持消费者运用该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三是通过鼓励消费者行使假一罚十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确立了“民事赔偿优先”的原则，该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宗旨在于维护受损害的消费者的利益，体现以人为本和向弱者倾斜的理念。

3．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和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我国现有的救济制度在侵权问题上救济不足，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消费者面临着艰难漫长的索赔之路，问题食品的生产企业会面临停产甚至破产，消费者向生产企业索赔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受害人获得充分、合理的补偿,设立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 建立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国家先行赔偿制度，保障受害者的赔偿。食品安全事故补偿基金(以下简称“补偿基金”)是指由食品生产经营者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强制缴纳一定数量的资金或者国家以财政拨款以及以其他方式向社会筹措资金后形成的资金集合，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用以先行垫付受害人的医疗救治费用以便于其及时治疗；或者虽经司法判决受害人胜诉但因加害者执行不能后，为保障受害人的权益，而由基金向受害人补偿本应由加害者承担的部分赔偿金额［12］。建立补偿基金制度是维护社会安定、保持经济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此外，通过责任保险机制，保险公司介入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赔偿、救助和责任处理，能够更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赔偿纠纷，给受害人更加迅速合理的经济赔偿，切实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从而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食品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增进透明度

信息不对称是指信息在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之间分布不均匀,这种状况会直接影响到监督的效率。监督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督主体对被监督主体的信息掌握程度,被监督主体往往拥有垄断性信息而使监督主体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所以法律必须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13］。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公众在基于对信息的充分知情和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出恰当的选择。增加消费者食品信息的拥有量，应该从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以及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两方面展开。教育和对信息的关注开启了处理和规避风险的新的可能性。

1.推进食品方面的消费教育。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规律是：防治结合，预防为主，食品安全法治应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建设，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消费教育是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方面的基础教育。1985年联合国《消费者保护准则》就规定，应该在健康、营养、因食物致生疾病的防止及食品添加剂、商品危险等方面展开消费教育；应视适当情形，使消费教育成为教育体系中基本课程的主要部分，最好成为现有学科的一部分；各国政府应鼓励消费者组织及其他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利益团体从事消费教育及信息工作，并应特别顾及在乡村及都市地区低收入消费者的利益。我国《食品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工作，倡导健康的饮食方式，增强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新闻媒体应当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对违反本法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2011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扩大了内容，增加了项目。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经费被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4］。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总结性地写下：“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政府应设专门机构开展食品知识教育、食品风险教育、食品健康教育。开展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知识教育活动，提高依法维权能力，增强食品安全消费意识，树立科学消费观念，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引导全社会科学消费、文明消费、安全消费、健康消费。

2.完善食品信息公开方式，确保有效信息的充分传播。信息公开是有效的公众参与的重要前提。公众在充分了解食品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对社会、对自己负责的理性判断和行为。一项有意义的讨论只能在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情况下，方才能够达成，要使得公众在讨论中采取一种负责任的立场，必须使公众能够获得与决策相关的有价值信息。政府应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强调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性，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开展食品安全信息监测和收集工作，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联络机制和食品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定期编发食品安全信息动态。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分工明确、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主体，建设遍布全国的信息采集、风险分析以及综合的信息反馈等基础设施。

（1）规范食品安全信息公布渠道。通过政府网站、公报、会、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食品安全信息，逐步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布平台。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查阅相关信息，一是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大众媒体；二是各级政府在档案馆、图书馆设置的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如果有关部门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等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予以调查处理。

（2）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范围。政府应建立一个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多种媒体向公众通报食品市场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处理意见,对监测和监督抽查结果的分析评价,食品认证信息和食品(企业)品牌信息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动态质量监测信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得正规企业的良好行为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 同时增加违规企业的机会成本,从而约束其道德行为。

（3）食品安全信息分类公布。食品安全信息分为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的信息和各监管部门日常监管信息。卫生部负责国家食品安全总体情况、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信息和其他重要食品安全信息的统一，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影响仅限于其辖区的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统一。各相关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按各自职能依法日常监管信息。

（4）信息需多部门协调联动，实现信息共享。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分段多部门的监管模式，这些部门就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并非一个日常性的工作机构。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工作中，食品安全监管相关部门应建立起联动机制、信息通报的工作机制，保证各类食品安全信息得到及时，统一信息公布平台，实现信息共享。日常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信息涉及两个以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职责的，由相关部门联合公布。

（三）发挥消费者组织等社会组织的组织力量

政府、企业、消费者各方能力的不均衡是食品安全问题深层次的根源，完善平衡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和企业具有组织化的运作手段,处于权力、财力、信息力的优势地位,而消费者因社会原子化状态而带来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而消费者的结社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是公众参与的重要保障机制。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我们不能指望消费者个人具备专业能力，能够对所有问题进行分析，为复杂的社会政策和监管流程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权利保障依赖主体的参与，而个体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化，则将失去有效参与的能力、信息、支持等资源；进而，分散个体的利益将在相互冲突和高成本游戏的过程中被吞噬和淹没，社会组织是连接散在的个体公民与社会之间的主通道。从法律角度而言，组织化问题的核心，其实也就是如何有效地保障个体的结社权。消费者团体是有组织的，这种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能够发挥出集体力量和政治影响，以确保相关部门在政治和决策过程中能够听到普通消费者的呼声。

社会组织有助于集中舆论，有助于制定政策并使决策者负起责任。在我国，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控制中所发挥的作用明显小于政府监管机构。在中国食品安全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中，应当赋予社会组织以更为重要的角色。挖掘消费者协会、食品质量检测协会、食品认证协会、食品风险评估协会等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技术优势,信息的非对称程度相对较小,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效率。挖掘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倡导作用，促使公共政策和立法不偏离公众健康的公共利益，促进政府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推动食品安全治理制度向善。

总之，食品安全治理与公众积极参与分不开，通过消费者个人行动，消费者组织、社区组织等社会组织参与，能够对食品安全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既能影响政府，也能影响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是不断激活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制度向善的力量。

注释：

① 参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答食品安全热点》。

② 参见《哥伦比亚法律词典》第511页。

参考文献：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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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显明.用创新社会管理的思维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J］．中国人大,2011(13).

［11］汤维建，光.论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建立［EB/OL］．北大法律信息网.

篇（8）

“明星代言”是一种经营者营销的广告策略，通常是明星接受广告主或者广告公司的委托，参加平面媒体广告的拍摄和制作、参加有关产品或服务的新闻会或促销活动，被代言的企业向代言人支付报酬的行为。广告代言可以是明星、专家、权威机构或普通消费者。而明星基于名人效应的代言行为更能使消费者产生信任，并最终采取行动购买产品或服务。随着社会物质产品的逐渐丰富，广告宣传尤其是利用明星效应进行广告宣传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近年来也似乎成了各种品牌发展的基本趋势。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近年来愈演愈烈，从刘嘉玲等众多女星代言sk—ii、郭德刚代言“藏秘排油”、葛优代言亿霖木业、邓婕代言三鹿奶粉到侯耀华代言门事件，以及成龙代言的“霸王”乌发水事件，名人代言所引发的产品纠纷事件不断，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对不负责任的代言明星进行谴责，要求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的立法和相关措施不尽完善，处理结果令消费者不能满意。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泛滥的根源、代言人的法律责任进行研究，以期规范商业广告的代言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一、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泛滥的根源

（一）商业利益的本能驱使。

明星代言可以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和关注，有为新产品提高知名度、打开市场的作用，也有为老产品做市场推广、扩大市场分额的功效，同时代言的明星还可获得不菲的商业回报。让我们先看2009年公布的一组数字（每两年的代言费）：港台明星张学友1000万港币、刘德华800万港币、梁朝伟800 万港币；日韩明星金喜善800万人民币、宋慧乔800万人民币；内地明星蒋雯丽160万人民币、范冰冰250万人民币、刘亦菲300万人民币。这组数字告诉我们，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费是非常可观的。问题在于，有多少明星可以保证在拍广告之前就已经对其所要代言的商品进行了深入了解，或已经亲自试用并领略过该产品的功效了呢？据业内人士透露，明星们一般是不会亲身使用其代言产品的。但是，巨大的商业回报的诱惑，使明星们乐此不疲投身商品的广告宣传中。

（二）大众媒体缺乏自律。

大众媒体主要是指报刊、电视、广播、网站等新闻媒体。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一些新闻媒体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注重经济效益，不考虑社会效益，频频明知虚假的广告。在利益驱动下，为了创收，媒体毫无准入原则地向各类虚假广告敞开大门，致使虚假广告畅通无阻、泛滥成灾。其中，违法违规的医疗、药品、保健食品广告数量之多，频率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加之目前立法对传媒机构的惩罚机制很不完善，导致大众媒体违法成本过低，他们放任虚假商业广告造成的不良后果，与代言明星一起来欺骗、误导消费者。

（三）立法存在漏洞、监管体制不完善。

对于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国的立法存在漏洞。我国现行《广告法》是1995年实施的，其中规定的广告责任主要有三种：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这几种责任主要是针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设计、制作、的虚假广告，对有过错的广告代言人是否承担责任，广告法中没有涉及。立法存在漏洞、追究过错代言人法律责任无法可依，是近年来受损害消费者起诉广告代言明星案例最终败诉的原因。另外，国家对商业广告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也是导致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泛滥的原因。

二、我国广告代言法律规制的现状

我国对虚假广告代言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很少，仅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里以民事责任的方式有所体现，在其他的法律规定里都没有涉及到广告代言人的任何法律责任，具体分析如下：

（一）普通产品或服务代言人的民事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

对虚假广告法律责任有明确规定，但是对虚假广告代言人责任却没有涉及，这里指的是非食品领域的广告代言人。《广告法》第38条规定，违法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制作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里只字未提广告代言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纵观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和广告有关的法律都没有明确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

（二）食品、保健品代言人的民事责任。

2009年6月1日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一条率先规定了明星代言问题食品要与生产经营者一起负法律责任。对推荐食品、保健品等特殊产品和对人体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的广告，法律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在《食品安全法》已经生效的情况下，这两个新增加的规定在广告法里并没有做相关的规定，对这两个内容，《广告法》与《食品安全法》并未衔接。并且，对推荐食品和对人体含有安全隐患的产品的广告的定义和范围，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所以也造成了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和适用标准上的不清晰。

三、国外广告代言的法律规制比较

我国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有关广告代言的法律规制不如有些国家完善，因此，可以通过对国外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规定进行分析研究，以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从而对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美国法律明确认定明星代言广告具有“证言广告”和“明示担保”的双重性质，要求代言人必须长时间使用过、消费过其代言的产品，也是产品的直接受益人，否则明星将面临巨额罚款和牢狱之灾；加拿大的《广告标准准则》规定：代言、推荐或证明者必须是该产品或服务的实际使用者，广告相关信息需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决不许欺骗或误导消费者，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处罚。在政府支持下，1972年广告标准协会开始对准备播发的广告进行严格预审；法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比较成熟和理性，商家大都是通过新奇的创意来突出产品的品质，不喜欢用明星来促进产品的消费，民众更加相信品牌。企业挑选明星时会慎重考虑，而明星也十分谨慎，因为一旦代言了虚假广告，不但会名誉扫地，还有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瑞典虽然没有关于名人代言广告的专门法规，但是可以从严格的广告法、名人自律规范和舆论等方面对名人代言广告进行制约；日本的明星如果代言虚假广告，很有可能会面临失业，因为明星代言的产品如经证实属于假冒伪劣产品，明星除了要向民众公开道歉外，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找不到工作。

经过对国外明星代言法律规制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1.确保代言明星对产品亲身使用且受益过。如美国、加拿大的法律规定，广告代言行为性质是证言和担保的行为，代言人在广告代言过程中必须为其证言证词负有品质担保的义务，而且证言证词的内容必须真实。2.建立严格的预审制度。如加拿大、韩国的法律规定，加强广告前的审查程序，建立严格的预审制度，以此来降低虚假广告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广告机率，严格预审制度的确立，是预防不合格广告的极好屏障。3.加大虚假广告代言人的违法成本。如法国、日本的法律规定，加强了明星代言的注意义务，如果明星代言的产品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明星会因此承受巨额赔偿、名誉扫地甚至遭受牢狱之灾。因此，加大虚假广告代言的违法成本，会有效遏制明星的虚假代言行为。

四、健全我国广告代言制度的法律构想

（一）明确广告代言人的法律义务。

在我国，广告代言行为没有明确的种类划分，从具体表现来看，主要有一般代言和证言广告两种区分。一般代言是“代替”经营者发言，不是代言人的观点；而证言广告的代言则产生了虚拟真实的效果，让消费者相信是代言人的观点。基于这两种代言的不同，在法律规范中明确广告代言人的法律义务，也应有差别。一般代言，应具有法律上的审查义务，根据《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代言人应审查四个方面的内容：主体资格的合法性、产品的合法性、广告内容的合法性、特殊产

广告的特殊规定。证言广告的代言人除了应具有法律上的审查义务，借鉴美国、加拿大的立法经验，还应具有信息披露的义务，披露的内容主要有：代言人亲自使用产品的情况、从亲身体验中对产品的服务和质量所作的了解、“证言”的真实性及有无虚假和误导、是否有损于消费者权益。只有明确了广告代言人的法律义务，才能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完善我国的广告代言立法。

我国对虚假广告代言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很少，仅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法》里以民事责任的方式有所体现，在其他的法律规定里都没有涉及到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所以应该完善我国的广告代言立法。首先，民事法律责任拓宽领域。虚假广告代言人承担法律责任的领域不应局限于食品和保健品领域，应在所有的商品或服务领域中都适用。所以，应加快《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修改完善。其次，虚假广告代言人应承担行政责任。虚假广告造成损害的普遍性与民事责任承担的个别性极不协调，而受害人多数会采用息事宁人的做法，因此仅用民事责任对代言人惩戒是不够的，应设定行政责任。根据代言特点设定申诫罚和财产罚，加大处罚的力度，违法的成本增加，代言人就会谨慎从事代言行为。最后，刑法中应增加虚假广告代言罪。法国、日本刑法中都有相应的罪名规范代言行为。当然，适用刑罚是对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的惩处，但是，刑法更重要的是对世人的警示预防，相信随着代言法律规制的完善，代言行为将会更加规范化。

（三）加大对虚假广告的监管力度。

2011年中国社科院举办“法治蓝皮书暨中国法治发展与展望研讨会”，了《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9》（法治蓝皮书）明确提出，加强电视广告监管刻不容缓，尤其应加强对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监管。针对目前的问题症结，政府应统一规范广告监管办法，理顺监管机制，使审查、审批、监管、处罚责任部门明确，严格广告的审查准入制度，广告之前每个环节都要登记备案，如果哪个环节疏忽，使虚假广告流入市场，就要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保证虚假广告一出现就有重拳打击。另外，应修改《广告法》中有关行政处罚的条文，对广告主现有的处罚方式：停止侵权、消除影响、一倍至五倍的罚款进行修改，加强行政处罚的力度，加大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者的违法成本，督促商家自觉约束自己的广告行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逐利冲动。

（四）提高消费者和媒体的法律素养

在抵制虚假广告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公众的诚信观念和消费理念，督促广告主体依法从事广告活动，增强消费者抵制虚假广告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意识，消费时不盲从明星效应，让虚假广告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在治理广告市场时，要充分发挥广告协会的监督作用，不定期地对新闻媒体行业的广告行风进行评比、监督，并将评比结果进行曝光。同时，各新闻媒体也应加强自身的行业自律，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法律素养；同时对一些重大案件，要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公开处理并及时曝光重大的虚假广告案件，如实披露虚假广告的负面影响，有力震慑代言虚假广告的不法分子，形成全面打击虚假广告的氛围，从根本上遏制虚假广告的蔓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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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泓霈.名人、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应负刑责.就业与保障.2010,(11).

篇（9）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创建食品安全放心城区为主线，以四个专项整治攻坚战行动为抓手，坚持“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巩固食品安全专项整治阶段性成果，按照“五个一批”的工作要求，突出重点问题、重点品种、重点领域，采取坚决措施，强化日常监测和监管，全面提升食品安全总体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工作目标

本着“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原则，严厉打击违法制售使用“瘦肉精”行为，坚决不允许我区发生任何“瘦肉精”案件；严厉打击违法制售使用“地沟油”行为，建立健全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等管理制度；严厉打击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加强非法添加行为源头治理，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强化食品添加剂生产和使用长效监管机制建设；严厉打击违法制售假冒伪劣酒类行为，进一步净化酒类生产经营秩序。

三、工作重点

（一）打好治理违法制售使用“瘦肉精”攻坚战

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瘦肉精监管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瘦肉精”监管由区畜牧局牵头负责，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瘦肉精”涉及生猪、肉牛、肉羊等多种畜产品，从养殖环节蔓延到宰前运输、贩运等多个环节。对此，一是健全“瘦肉精”监管工作机制。畜牧部门牵头，建立覆盖生猪（牛、羊）养殖、出栏、屠宰、收购、贩运、销售和消费等环节的“瘦肉精”全程监管责任体系、检验制度和打击机制。二是要强化“瘦肉精”的检测。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对象，要采取超常措施，特别是对生猪、羊、牛、鸡等重点畜禽产品；鱼类、对虾等重点水产品；畜禽养殖场，水产品养殖基地，畜禽屠宰场（点），兽药经营店，饲料加工企业，畜禽屠宰专业村，畜禽育肥集聚地，熟食、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含小作坊），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食品超市，小食杂店，烧烤店，火锅店，工地食堂，小餐饮等重点部位，加大检测密度，强化日常监管，形成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三是严厉打击喂食“瘦肉精”违法犯罪行为。各有关部门一旦发现可疑线索，要紧盯不放，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对“瘦肉精”案件，公安部门要提前介入，严查严办，快速处置。要下定决心，采取坚决措施，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切实打断“瘦肉精”销售、使用链条，坚决打击违法制售使用“瘦肉精”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二）打好违法制售使用“地沟油”治理攻坚战

按照《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职，加强协调配合，切实抓好落实。一是重点部位、重点企业反复查。以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近郊区为重点区域，以火锅店、学校、工地食堂、废弃油脂生产企业为重点单位进行反复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二是生产经营单位深入查。采取巡查、检查、抽查、暗访等多种方式，对全区食用油生产、批发、零售单位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原辅料来源、索证索票、产品检验报告、购销台账落实情况。三是餐饮环节着重查。严查餐饮服务单位餐厨废弃物处置管理制度是否落实，加大对餐厨废弃物产生、收运、处置单位台账记录及餐厨废弃物的种类、数量、去向、用途等情况的核查力度，严防地沟油回流餐桌。城管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我区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的监管措施，从源头上加强对地沟油的监管。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强化索证索票管理，重点是散装油的监管和监测，坚决阻止“地沟油”流向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公安部门要形成严厉打击“地沟油”的强大声势，一经发现，迅速立案，会同有关监管部门做好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环保部门要加强废弃油脂生产企业的日常监管，查清原料油来源和销售去向。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部门职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合作，密切配合，做细做实“地沟油”整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饮食卫生安全。

（三）打好食品非法添加治理攻坚战

按照《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实施方案》要求，把打击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添加剂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按照国家公布的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和检测方法，突出重点品种、重点环节和重点区域，严格监管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一是加强非法添加行为监督查验。各有关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实行网格化监管，明确责任，分片包干，消除监管死角。督促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依法落实查验、记录制度，并作为日常监管检查的重点。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检验制度，加密自检频次。完善监督抽检制度，强化不定期抽检和随机性抽检。二是严格监管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质监部门要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制度，从严惩处未经许可擅自生产的企业；加强原料采购和生产配料等重点环节的日常监管，督促生产企业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质量安全控制要求。工商部门要监督食品添加剂销售者建立并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销售台账制度，严厉查处无照经营和违法销售假冒伪劣食品添加剂的行为。三是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餐饮服务单位要严格执行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得购入标识不规范、来源不明的食品添加剂，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范围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各监管部门要严肃查处超范围、超限量等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卫生部门要明确餐饮服务环节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指导餐饮服务单位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不得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卫生部门要重点加强对提供火锅、自制饮料、自制调味料等服务的餐饮单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四是积极建立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长效工作机制。努力做到强化部门监测预警，强化部门之间协调联动，强化企业诚信自律，强化社会监督，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治理，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于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典型案例要进行顶格处理，予以严厉打击，并公开曝光，公布查处结果，有效遏制非法添加行为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

（四）打好违法制售假冒伪劣酒类治理攻坚战

昌黎县个别企业制售假冒伪劣葡萄酒事件，暴露了在酒类质量安全监管方面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各监管部门要从这次事件中汲取深刻教训，举一反三，按照国务院食安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酒类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全方位加强白酒、红酒、啤酒等酒类质量安全管理。一是开展拉网式排查。工商和商务部门要针对重点地段、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以大大小小的名烟名酒店为排点，严查城乡结合部闲置房屋和城市居民区空闲下房，坚决捣毁假冒伪劣酒类生产和储存的黑窝点，彻查超市、商场、名烟名酒店销售假冒伪劣和套用名酒商标的售假行为。二是彻底切断售假链条。一旦发现售假行为，要坚决杜绝以罚代刑、人情执法、敷衍了事的现象。要依据线索，追根索源，切实查清假冒伪劣酒类进货渠道、藏匿地点和上线销售人员情况，并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破，彻底切断制假售假的犯罪链条。三是加快整合重组步伐。对于大型酒类企业，质监部门要实行严格的驻厂监管措施，督促企业落实内部质量控制机制，保企业、保品牌、保声誉；对于小型酿酒企业，要加强分类指导，重点整治没有发酵工艺、非法勾兑、生产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对制假售假的企业，一律关闭取缔；对产品质量控制不严格、生产条件不规范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要通过生产许可证年检、产业政策引导等方式，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督促中小企业加快整合重组，推动全区酒类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健康发展。

四、实施步骤

食品安全四个专项整治攻坚战共分三个步骤：

第一阶段：动员部署。各相关部门要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

第二阶段：集中整治。各监管部门要通力配合，密切协作，集中时间、集中人员、集中精力，突击打好四项专项整治攻坚战，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效，确保食品安全年度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第三阶段：总结验收。由区政府各督导组对各有关部门的专项整治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对工作成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对工作不力的要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责任。

五、工作要求

（一）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这四个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都是我区食品安全的重点和难点工作。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分管领导要亲自抓，靠前指挥，结合实际和重点工作任务，制定切实可行的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机制。要把四项专项整治攻坚战任务层层分解，逐级落实责任，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切实把专项整治攻坚行动做深、做细、做实。

（二）要严格执法，狠抓大案要案侦破。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加强工作沟通和配合，搞好工作衔接。对于重大案件、重点问题要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发现的问题要敢于较真碰硬，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凡是发现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要提前介入，要把这次整治行动同公安部门部署的“打四黑、除四害”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相关监管部门要提前收集证据，并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要快侦快办，检察机关要快捕，人民法院要从重、从严、从快审判。坚决依法从严查处一批危害巨大、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彻底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篇（10）

    

    冷链指“根据物品特性，为保持其品质而采用的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低温状态的物流网络”。对于绝大多数食品而言，其品质均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下降。所以，适当的加工、包装和储藏技术可以显著延长食品的货架期。因此，冷链物流技术不断翻新，许多新技术也不断涌现并得到应用(见表1)。对于食品冷链物流技术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的热点研究领域，有文献对冷链物流技术从各个物流环节进行分析和界定，与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比较，指出我国冷链物流技术应用存在的问题并从政策角度提出建议；有文献从设施装备、车辆温控、技术指标三个方面分析我国食品冷链物流技术状况，提出了有关食品冷链物流技术创新与标准体系建设的建议；有文献对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中的关键技术与设备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展望了冷链物流技术使用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有很多学者从单类或某个领域信息技术的应用入手进行分析。、对冷链流程的研究较为广泛，主要体现为采用一些流程分析的方法对冷链进行优化，、、另外就是有关冷链物流关键控制点和质量安全追溯的研究。、综上所述，目前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借鉴国外冷链物流的先进做法，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指出了我国冷链物流发展的方向，但他们的研究触及到冷链物流信息技术恰当应用的还比较少，只是笼统地进行冷链物流理论方面的研究，基于冷链流程的价值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物流技术恰当植入应用的研究还是个空白。

    本文借助功能建模流程分析方法(Integrated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 Definition Method Function Modeling，以下简称IDEF0)，对冷链流程进行系统分析，来实现冷链流程与物流技术的优化及规范；以流程分析为核心，采用价值—过程—技术系统集成设计方法(Value-Process-Technology，以下简称VPT)来定位冷链价值，优化冷链流程，植入相应的物流信息技术，使食品冷链物流技术的使用更为科学而恰当；以X公司肉制品冷链过程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模糊0-1规划分析法进行验证。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冷链物流相关政策和标准的制定提供借鉴，并对冷链物流企业信息技术的引入提供理论支持。

    二、冷链流程分析

    1.基于IDEF0方法的冷链流程分析。对冷链流程的分析研究，这里选择了比较适用于分析阶段的IDEF0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同时面向功能价值和冷链环节，能清楚地表示出整个流程以及各环节的信息、技术和流程环节前后的联系。

    

    图1　产品配送流程IDEF0流程图

    IDEF0图形元素主要是简单的盒子及箭头。我们把描述功能活动的图形称为活动图形(Activity Diagrams)。在活动图形中，盒子表示活动，箭头表示由系统处理的事件，其中左、右两端分别为输入、输出的资料、信息或对象等，上方为控制方格运作的条件、制度或环境，下方为支持作业方格的技术或机制，用以上四种接口来表达系统架构中功能执行时的所有变化以及所需的环境，而活动与活动之间的箭头流向可表示为物料流及信息流的展现。与其他流程分析方法类似，每个基本结构又可以分解成子结构，这样逐级进行细分。IDEF0主要的功能是以结构化的方式来表达系统功能环境以及各功能之间的关系。采用IDEF0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很清楚地表达出系统技术采用与流程之间的关系，而程序设计者也可由IDEF0的模型图全面而清晰地了解系统的需求。

    下面将以某一家冷链肉制品X公司为例，采用本文的研究思路进行案例分析，以期对整个研究方法有一个直观的表述和展示。

    2.X公司肉制品冷链流程分析。X公司肉制品冷链业务流程包括养殖、运输、生产加工、仓储配送、零售、回收六大环节。首先建立IDEF0模型顶层图，并根据顶层图构建各级子流程图。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对仓储配送环节进行细化分析(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X公司仓储配送环节信息化水平不高，还处于人工操作阶段，所采用的冷链物流技术较少，公司冷链流程还处在粗放式管理阶段。因此，该公司计划针对目前的状况，提升信息化水平，引进信息技术，优化冷链流程，细化管理规范。但具体在哪些环节优化哪些信息技术还不能科学确定，因此本文将基于IDEF0方法的流程分析结果，结合VPT分析方法，提出分析模型来解决该问题。

    三、基于VPT的信息技术植入分析

    1. VPT系统集成设计方法概述。VPT系统集成设计方法是在对系统总体进行价值、过程、技术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设计，从而使所设计的技术很好地服务于相关过程，而过程能够很好地实现其系统总体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VPT系统集成设计方法将物流系统的价值流设计、过程流设计与技术流设计视为统一的整体，使所涉及的方案在概念设计、过程设计、设备设计等环节形成一个和谐、完整、高效率的体系。

    本文将采用VPT系统集成设计方法的分析思路，基于冷链物流流程分析结果，形成VPT各级分析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VPT层次结构模型，使冷链物流技术植入更具有针对性和直观性。

    2.X公司冷链物流技术植入分析。基于VPT设计方法的设计理念，在对X公司冷链流程进行详细剖析基础上建立公司价值体系，植入恰当的信息技术，进而优化公司冷链流程，规范公司管理。

    首先，建立公司的VPT一级分析表，在VPT一级分析表基础上逐级细化分解。受篇幅所限，在这里只展示仓储配送环节的VPT二级分析表(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由于物流技术采用不当，导致原有仓储配送环节流程烦琐，且容 易出现很多管理问题。经过VPT优化分析后，基于仓储配送的价值流实现以及优化物流技术的采用，信息化水平得到提高，改善了仓储配送的整个流程，使原有的五道程序简化为优化后的四道程序，降低了操作频率，提高了管理效率。

    

    图2　X公司仓储配送VPT层次结构模型

    

    其次，在此基础上形成VPT层次结构模型，如图2所示。该模型从三维视角将冷链各流程环节的流程价值及物流技术与冷链流程形成系统对应显示模式，并进行逐层分解，使物流技术的植入更具流程针对性，从而实现公司冷链物流技术体系服务冷链流程体系，进而实现公司冷链价值体系。这里，物流技术体系、流程体系、冷链价值体系的构建可借鉴图2的构建模式，用三维的方式把物流技术、流程和价值从组织的顶层描述到底层，进行系统研究和展示，方便管理者有针对性地找到管理问题。

    最后，通过对冷链过程建立的VPT系统模型体系，可以明确企业采用物流技术的具体环节及物流技术与流程、价值的契合程度，并在公司价值和流程的基础上梳理物流技术的层次及其之间的关系，从而优化和规范公司的管理过程。在这之后，系统研究可以进行循环分析，再从IDEF0的分析方法入手，对优化后的管理流程进行重新分析，并基于VPT分析方法再次改善，这一轮的完善过程会相对较为简便和快捷。经过两轮的优化，冷链物流技术的植入会更为准确和恰当。

    根据以上分析，优化后的仓储配送流程植入了自动识别技术、自动补货技术和自动分拣技术等，从而形成了综合的仓储管理系统，使公司仓储配送流程环节减少，管理和工作效率得到有效提高。但基于IDEF0和VPT的物流技术植入研究主要是针对冷链流程系统进行定性分析，并且可能会在定位物流技术环节分析出多种方案，比如自动识别技术就有采用条码技术和射频技术两种方案。因此，为了验证分析结果，并作出物流技术的进一步确定，可采用模糊0-1规划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补充。

    四、基于模糊0-1规划组合方法的物流技术选择

    1.模糊0-1规划组合方法概述。模糊0-1规划组合方法集合模糊集理论、模糊网络分析法、关键成功因素法和0-1整数规划方法为一体构建模型并求解。该方法借鉴了有关文献研究组合方法的思路，其推导过程可参考该文献。

    本文利用该组合方法的分析思路，将备选物流技术与所服务流程和所实现的企业价值拟合在一起，充分考虑了物流技术与流程和价值的对应程度。同时，鉴于物流技术之间的效益关联性、成本关联性和技术关联性，该方法在建模过程中要把物流技术投入的风险收益、可支配的投资以及物流技术实施前提等因素都作为约束条件考虑进去。依据该方法的分析思路为欲解决的问题建立最终模糊0-1规划模型：

    

    

    

    式(1)表示与所采用的物流技术与流程和价值拟合程度最高的目标函数；式(2)和式(3)表示风险收益相关性约束以及成本相关性约束；式(4)到式(6)分别表示物流技术之间的技术关系约束，包括配套技术约束、互斥技术约束、必须应用的技术约束。

    2.X公司物流技术的选择。基于IDEFO和VPT分析，确定备选物流技术方案，参照式(1)到式(8)为X公司的物流技术建立分析模型。为与上文分析形成对应，该计算过程只展示仓储配送流程中的物流技术选择，并且为了简练展示过程，只通过对多种备选方案中的三组物流技术优化选择来体现算法效果。通过调查方法对基础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借助EXPERT CHOICE软件得到各物流技术的相关属性值，带入模型，采用EXCEL计算

    

    

    模糊0-1规划组合方法为IDEF0与VPT分析方法的结合进行了很好的补充，使整个分析的过程与结果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使物流技术的采用更加恰当精确。这三种方法的结合从整体上为企业物流技术的采纳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支撑。

篇（11）

为适应常委会工作的要求，必须不断学习相关知识。法工委顾萍老师赠送的《立法中的博弈――上海地方立法纪事》一书，十分贴近工作实际。书中选录了市十二届人大法制委和常委会法工委及其工作班子记录的立法案例，时任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国明在前言中高度概括了利益博弈的原理，指出新时期立法工作的焦点就是利益博弈。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立法中的关键所在，让人豁然开朗。之后5年中，在各种立法解读、听证、常委会审议以及法制委工作会议上，我多次感受到涉及社会资源再分配、管理责任、执法权归属等关键条款所引起的博弈和争论。如审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时，对于违章建筑、损坏承重墙等问题的监管，审议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时，对于面制品小铺的监管等，都发生过多部门间扯皮的情况。而在一些法规制定时，又常常出现关于财政资金的拨付及部门编制等超出法定原则的要求。面对这些需要思辨和选择的议题，我的出发点都是公众利益。因为我和普通民众一样，希望过上安全有序的公共生活，有健康良好的社会运转方式，也希望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让权力的启动受到约束和制衡。

每次常委会会议都有不同的议题，在审议前我时常请教专家和同行，了解相关情况和他们的意见。在审议中，对于自身经验之外的议题，我不会为说而说；但事关百姓生活和公共利益的议题，我一定会说；每次发表意见时，不说空话套话，不说正确的废话，争取说有用的话。如审议关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我比对巴黎市郊为非洲移民造的简易房最后沦为贫民窟，酿成暴乱的案例，提出应对本市经适房建设、分配和居住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加强管理，适时调整。在实施公交优先战略情况报告的审议中，借鉴香港公交规划和管理经验，我提出实地调查，改变不乘公交的人开车占用公交车道的现状。审议节能降耗工作报告时，以自己采写报道时掌握的案例，呼吁改变管理方式，加大统筹力度并落到实处的建议。审议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工作情况报告时，我提出向台北学习，请市长和官员上街宣传，组织在沪台胞太太宣讲团，设置相关教育课程，对企业的包装耗材进行量化统计等有操作性的建议等等。5年参加常委会会议审议，我脑海中留存了许多难忘的声音――不少委员有丰富的领导实践和经验，审议时充满忧患，提出不少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意见十分宝贵，如果得到认真采纳，对于消解问题和改进制度当是有益的。令人遗憾的是，在实际中常常因各种原因，甚至各种推诿、扯皮，常委会会议很多审议意见依然停留在程序和形式上，无法真正形成约束力和推动力，由此造成的政治资源的浪费和思想的浪费，乃至生命的浪费，与舌尖上的浪费相比，更为可悲。

新一届中央政府加大推进改革，上海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如何将中国梦的理想化为一种社会力量，真正变为老百姓可以感知和触摸的现实，有太多难题需要破解。与此同时，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也展现出很多值得探索和创新的空间，作为地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我个人认为，可以更多关注宏观面上本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注城市发展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相关的热点，关注生活安定的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也关注尚不稳定的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致力于其他国家机关无法干预和解决的市场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更广泛深入地采集民智民意，在加大社会保障、缩小贫富差距、城乡一体化，以及人口发展战略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或改良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