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居民生活满意度调研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关键词】
小城镇居民;幸福感;幸福指数;影响因素
0 引言
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现状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就是衡量幸福感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在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和更加幸福的人生,因此GNH(国民幸福指数)与GDP、GNP一样重要,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生活幸福感高低的重要指标。
1 阿拉尔市城镇居民生活幸福感现状
近年来,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以及对口援疆工作的不断深化,农一师阿拉尔市的经济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随着广大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的日益改善,居民的幸福感也随之大大提高。
2 阿拉尔市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2.1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2.1.1资料来源。调查对象为阿拉尔市区20岁以上居民,采取随机调查。发放调查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96份,有效回收率为98%。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调查问卷从阿拉尔市区居民生活环境、健康状况、工作压力、城市综合条件和未来信心等维度进行设计。
2.1.2样本特征。调查对象,男性104人,女性92人。20―29岁60人;30―39岁56人;40―49岁32人;50―59岁22人;60岁以上26人。在调查对象的学历构成方面,初中及以下68人;高中(中专)学历34人;大专学历44人;本科学历48人;硕士及以上学历2人。涵盖了所有行业和职业。
2.2影响因素分析
2.2.1因子分析命名。在旋转成份矩阵图中:商业服务设施、交通状况、医疗水平等12个因子在主成份1上的载荷高于其他,命名为X1城市综合条件;社区环境、城市绿化、生态环境等7个因子在主成份2上的载荷高于其他,命名为X2居民生活环境;参与健身活动、睡眠质量等4个因子在主成份3上的载荷高于其他,命名为X3健康状况;对未来的生活期待和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在主成份4上的载荷高于其他,命名为X4未来信心;就业状况和可自由支配时间在主成份5上载荷高于其他,命名为X5工作压力。
2.2.2主成份排名。主成份得分=各主成份得分系数累计*各自的方差贡献率。经计算X1得58.394,X2得4.621,X3得6.931,X4得2.03,X5得2.362,影响阿拉尔市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各主成份排名:X1城市综合条件,X3健康状况,X2居民生活环境,X5工作压力,X4未来信心。
3 结论及分析
3.1影响阿拉尔市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因素呈现多样性
在调研中发现,影响阿拉尔市居民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主观因素中有居民自身健康和未来信心对幸福感的影响,客观因素包括城市综合条件发展、居民生活环境、工作压力等。
3.2城市综合条件的发展完善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
城市综合条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原因是它囊括了较多居民关注度较高的因子:物价水平、教育医疗条件、商业服务设施状况、政府日常管理能力、公共卫生、社会保障。
3.3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作为主观因素,居民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睡眠质量较好和定期不定期参加健康体检的人群幸福感比睡眠质量差和不参加健康体检的人群要高。
3.4居民的生活环境是影响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基本因素
居民的生活环境是广大居民生存和发展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在调研中约有73%的居民对现有住房条件满意度一般,究其原因有:住房价格偏高,房屋质量一般,物业公司服务差,人均面积较小。而在空气质量、噪声污染光污染、城市绿化、城市道德水平等因素中,绝大多数市民满意度较高。
3.5工作压力及未来信心等因素对小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影响较小
工作压力和未来信心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小城镇人口相对较少,生活节奏较慢,工作压力和个人可支配的时间较多,大多数居民对阿拉尔市的今后发展表示很乐观。[3]
4 提高阿拉尔市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建议
4.1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基础,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港湾。对于住房,政府应在拓宽税收来源的基础上,对房地产市场“松绑”,减少土地出让金比例,保障住房的低成本;同时注重住宅区“软环境”改善,优化房屋质量和内部结构,完善小区周围的交通娱乐、文化教育等配套设施。
4.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阿拉尔城镇化水平还停留在较低层次。建设重点应该放在社区,逐步建立并完善社区阅览室、社区医院、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
4.3健全公共交通体系,增加道路建设投资力度
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建设高质量的道路交通网,继续加大对道路交通的投资力度,积极发展和完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增加市中心到各团场的公交车。
4.4整合优势资源,打造高标准的教育医疗条件
“教育”和“医疗”必须充分利用对口支援的有利形势,派遣教育、医疗系统的年轻工作者赴浙江学习和深造;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和远程专家会诊、专家授课。
4.5加快制定生态环境长期治理规划,加强立法监督
阿拉尔市生态脆弱,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持续的投入和治理,必须制定生态环境长期治理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地区性的立法监督,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工作的考核要素来紧抓落实,切实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逻辑。
4.6稳定物价水平,逐步根除物价偏高的弊病
阿拉尔市物价长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阿拉尔地处偏远的塔里木盆地腹地,交通不便,物流成本较高;城郊农业不够健全,阿拉尔市周边的团场大多种植棉花、红枣等经济类作物,而对蔬菜、肉、蛋、奶方面的种养殖积极性不高,难以满足广大市民的生活需求;城镇人口较少,消费能力有限,难以吸引广大的商家前来参与竞争。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府应引导更多的投入到为广大市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行列中来,健全城郊农业。
【参考文献】
[1]《南昌市居民幸福感研究》,江麒著。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6-0067-06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杭州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保护和重修历史街区,尤其是运河沿岸,政府投入巨资改造滨水历史街区,使之成为运河沿岸休闲产业发展的文化符号。杭州休闲产业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于2010年11月获得了“最美休闲城市”称号,然而,休闲产业的打造并非一日之功,休闲氛围的培育也需要长期的努力,以小河直街为例,应将休闲产业发展和原住民的休闲生活需求紧密联系起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的个案研究,旨在探讨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高居民休闲满意度,更好地营造社区的休闲氛围,促进杭州休闲旅游发展。
目前,已有学者做了前期的相关研究。首先是对相关概念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有:马惠娣认为休闲是在具体环境中构造出来的,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休闲不等同于休息,有恢复体能的功能,其本质在于思想的纯洁与宁静。李九全、张中华对于社区休闲的定义是,社区居民在闲暇时间内,运用社区的景观及环境设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放松身心、追求精神上的愉悦与充实,从事具有娱乐性、健康性、自发性而不是竞技性、营利性目的的社区活动总称。关于休闲满意度的定义,伯德和瑞赫博(Beard&Ragheb)认为是个体在参与或选择休闲活动时所形成、引发、获得的一种正向感受结果,是个体对一般休闲经验或情境感觉到满足的程度。
除了进行概念探讨外,还有很多关于休闲满意度与其他因素关系的探讨,主要有两类视角。一类视角是探讨休闲满意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休闲参与度等方面的影响。如基恩(Guinn)指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休闲参与积极性与高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瑞赫博认为,休闲满意对休闲参与的影响力要明显高于休闲态度、收入、年龄、就业模式、婚姻时长等变量。受教育年限和性别对休闲参与程度有特别影响力。休闲满意是影响休闲态度的唯一变量。瑞赫博和格里菲(Ragheb&Griffith)指出休闲满意对生活满意起着重大影响。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休闲满意度的六大变量与生活满意度全部正相关。《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第一章提出,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且是预测社会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另一类视角是关于休闲满意度影响因素的探讨。如瑞赫博发现,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越高。影响休闲满意度的因素,按强弱分别为兴趣爱好、文化背景、体育行为、社交行为、大众媒体行为。弗兰肯和瑞吉(Francken&Raaij)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本文将在调研中部分验证这些理论,并提出新的休闲满意度的影响变量。
此外,本文根据现实情况,有选择性地采用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以分析居民休闲满意度的动机因素。此量表是目前休闲满意度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量表,全表按因素分析法分为6个层面59个子问题,分别为:教育层面(educationalcomponent),指心智的刺激及自我了解与成长;心理层面(psychological component),指自由选择与体验;社交层面(social component),指与人共享与发展友谊;放松层面(relaxation component),指压力与紧张的松弛与解除;生理层面(physiological component),指身体健康的获得与保持;美学层面(aestheticcomponent),指美的欣赏、观感与提升。
2 研究对象介绍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杭州市北部,地处小河、余杭塘河和京杭大运河三河交汇处,占地面积约12.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15万平方米,包括重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和商贸旅游区3个区域。调研范围是重点保护区,包括小河直街和小河东河下,由管委会管辖,但小河直街属于小河社区,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程完成后,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原住民共回迁了113户。笔者随机走访了其中55户原住民,共77人,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访谈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居民的个人基本情况、休闲活动、休闲意愿、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同时走访了社区所在的管委会和居委会,考察了社区周边的休闲场所。
笔者对小河直街历史街区进行过两次随机调研,分别是2010年1月和2010年11月,两次走访得到了类似的人口特征数据。首先,居民多为中老年人,且居住时间长。被调查的77位居民中,年龄在45岁以上的居民共有45位,占58.44%,24岁以下的居民占12.99%。这些原住民在当地的居住时间达20年以上的占79.22%。其次,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简单,收入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70.13%,大学以上学历者占11.69%。目前无工作者较多,离退休、下岗及家庭主妇占46.75%。工人和服务人员占27.27%。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
3 小河直街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分析
3.1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居民对目前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占56.36%;觉得一般的,占30.91%;认为比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占12.73%。究其原因,有如下影响因素:
(1)分割的行政区划导致居民休闲满意度下降
调研显示: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小河东河下的居民。小河直街居民对休闲生活现状表示比较不满意的,占6.45%;认为一般的,占22.5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占70.97%。但小河东河下的居民,表示很不满意的,占17.39%;认为一般的,占43.48%;感到比较满意或很满意的,只有39.13%。其原因与分割的行政区划有关。小河东河下属于拱宸桥社区,小河社区的活动并不通知他们,这使他们有较为强烈的被抛弃感,从而产生不满意情绪。
(2)休闲活动参与度高的居民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
调研显示:住在小河直街主街上的居民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居民。住在主街上的居民对休闲生活感到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比例高达90%,远高于普遍的满意度水平70.97%。这可能与他们对社区活动的信息捕捉更为灵敏、参与度更高有关。一般社区活动如果是小范围参加,多以电话通知,如果是大范围,多在小河直街上以公告栏的形式告知,所以,主街上的居民更容易获得这些信息。参与较多的居民,对小河直街社区会有更强的认同感,也会有更高的满意度。这也验证了瑞赫博和格里菲的观点,即休闲参与越多,休闲满意度越高。
(3)收入对居民休闲满意度有部分的正面影响
首先,低收入并不一定带来低休闲满意度,但是高收入可能带来高休闲满意度。弗兰肯和瑞吉认为,低收入群体更多属于低满意度群体,中产阶层也有很低的休闲满意度,而高社会地位的人群有着最高的休闲满意度。此次调研部分证实了该论点,略有分歧。本研究以月收入1000元和2000元为界,划分居民收入区间。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居民多为待业者,没有收入或靠低保生活。该区间没有休闲满意度很高的居民,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8.33%。这些居民较低的收入使他们的休闲生活相对单调,这导致他们没有很高的休闲满意度。但由于生活仍然较有保障,休闲满意度总体上偏高。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间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1.72%。这个收入区间的居民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职工人,一部分是退休工人。大部分居民的退休工资为每月1800元左右,没有达到2000元。这两类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存在差异,下文有详细分析。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居民,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1.54%。总的来说,收入对休闲满意度的影响是正面的。
其次,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如果将小河直街居民的收入放在杭州市社会大背景下考虑,由于大量退休职工及低学历劳动力的存在,当地居民的收入普遍不高,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00%,但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较高的休闲满意度,这取决于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小河直街居民总体收入偏低,但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其重要原因是:居民的休闲支出在其收入承受范围内,因而,休闲消费金额对休闲满意度影响不大。以数据为证:每月休闲消费在50元以下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为56.25%;每月休闲消费在50~1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3.33%;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60%;每月休闲消费在300元以上的居民中,休闲满意度比例为57.14%。可见,居民的休闲支出水平不同,却有类似且偏高的休闲满意度。有如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居民偏好相对简单舒缓的休闲活动。由于居民多为中老年人,所以,他们日常休闲以在家看电视为主(占67.53%),或者在家喝茶打牌(占68.83%),或者串门聊天(占33.77%),这些活动几乎不需要任何花费。
原因二,居民大多有节俭的习惯,倾向于不需要花费或者少花费的休闲活动。问卷显示,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普遍较低。每月休闲消费在100元以下的居民占51.95%,其中还有6.49%的居民每月的休闲消费为零。每月休闲消费在100~300元之间的居民占20.78%,超过500元的仅占9.09%。居民较常去的休闲消费场所为街道、商场、超市或夜市,占32.89%,尤其是去菜市场,这是相对廉价的日用购物场所。近在咫尺的商贸旅游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休闲消费群体,而当地居民的反应普遍一致,即基本不去茶馆和咖啡馆、接待客人时去餐饮场所。据调研,餐饮场所中最受欢迎的是新腾飞,人均消费约40元(据大众点评网,2011年1月),其次是河上轩,人均消费31元(据杭州口碑网,2011年1月),但总体上居民的消费频率不高。居民消费频率较高的是两家面馆:长爱面馆和老桥头面馆。这两家面馆都遵循价廉物美原则。长爱面馆早餐提供3元/份的面条,其他时间面条价位在5~22元间。老桥头面馆消费最低5元,最贵12元。
原因三,居民的生活环境优美,不需要任何花费就可以享受别人需要付费的休闲生活。居民在家里或家门口喝茶可以享受到同样优美的环境,这也是居民不愿意去商贸区茶馆喝茶的重要原因。当然,他们也希望居委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非常便宜的喝茶、打牌、下棋、搓麻将的公共社交场所。政府提供的大量免费的公共休闲场所也减少了他们的休闲消费支出。调研显示,有40.79%的居民会去公园、广场绿地等,这些场所在杭州都是免费的。
(4)居民的职业会影响休闲满意度
小河直街历史街区的原住民中,比例最大的两个群体是工人和离退休职工。对两个群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到职业的影响。
工人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低。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该群体中的比例仅为41.67%,比总体的比例水平少29.30%。这可能与这部分居民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有关。这些居民处于中青年阶段,家庭负担重,但收入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居民占该群体的91.67%)。在这部分居民中,没有人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很多,只有1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较多,远低于总体的比例水平41.56%。66.67%的居民认为自己的休闲时间一般。
离退休居民的休闲满意度相对较高。自认为休闲满意度较高或很高的居民占所在群体的79.95%,略高于整体水平。休闲满意度较高的原因是:绝大多数居民有退休工资,大多接近每月2000元,生活比较有保障,生活压力较小,休闲时间充裕。他们中认为自己休闲时间较多或很多的占73.3%。
职业影响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职业状态会带来不同的休闲时间分配以及不同的生活压力。充裕的休闲时间有助于提升休闲满意度。适度的生活压力可以带来相对舒适的生活状态,以及相对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休闲满意度。
(5)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受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大
基恩认为休闲满意是生活满意的重要相关变量,相应地,生活满意也是休闲满意的重要变量。调研显示,居民对自身生活状况比较满意的,休闲满意度较高;对自身生活不满的,休闲满意度较低。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根据访谈的内容,低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低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生活压力大,休闲时间少;②收入低,无力承担休闲消费支出,休闲活动单调;③家庭生活不和谐,影响到休闲的心情;④家里有病人,生活支出高,缺乏足够的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反之,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可能带来较高的休闲满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空闲时间多,生活轻松悠闲;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可以有较为丰富的休闲生活;③拥有良好的生活心态;④稳定和谐的家庭生活;⑤家庭成员身体健康,没有严重的疾病。
休闲本身构成生活的一部分,两者密不可分,因而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休闲满意度。在政府的大量投入下,小河直街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非常大的改善,由杭州城北的贫民窟转变为杭州重要的历史街区。因而,很多居民对于目前的生活感到比较满意,这使他们对休闲满意度评价相对较高。也有部分居民提出,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设施,如装上管道煤气,他们的休闲生活满意度会更高。可见,解决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问题,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反之,则可能会随时引发矛盾,带来不和谐因素。
以上分析可见,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到他们的休闲满意度,而且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交织,或互相叠加,或互相抵消,最终影响到每位居民对休闲满意度的定性判断。
3.2居民休闲满意度及其动机因素分析
对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评价的衡量,主要借鉴伯德和瑞赫博制订的“休闲满意度量表”进行分析,按满意度高低依次为:居民平均的放松满意度为4.40;美感满意度为3.69;社会满意度为3.51;教育满意度为3.42;身体满意度为3.37;心理满意度为3.27。当地居民的总体满意度为3.61,属于中等偏上程度,其中“放松满意度”层面的平均数远高于其他层面的平均数。具体的居民休闲满意度平均数、标准差及平均数排序如表1所示。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可知,带来社区居民休闲满意度最主要的5个因素依次是:心情愉悦、放松自己、维持身心健康、休闲场所环境清新干净、和别人接触互动。从居民休闲满意度的标准差可以看出,居民对前4个因素有较大共识。以上结果与居民的特征有很大关联,尤其是他们的年龄特征。居民的休闲满意度多来自“放松”的需求,也比较看重“维持身心健康”。他们并不倾向于“挑战体能”这样相对剧烈的休闲活动,也不愿意在休闲活动中使用技巧与能力。居民多是中老年人,且是相对缺乏学习能力的简单劳动者,所以,他们的休闲也倾向于从简单、轻松的活动中获得快乐。
居民在休闲活动中,对于“更了解自己”的动机处于中等状态。原因在于,他们中多为中老年人,认为对自己已经比较了解,不是特别热衷于从休闲中了解自己。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总体上也不热衷,45.83%的居民对于了解别人没有太大兴趣,但内部存在一些差异。相应地,居民比较喜欢“和别人接触互动”,占69.44%,但是内部分歧相对较大。综合来看,50%的居民既希望和别人接触互动,又希望在接触中了解别人;19.44%的居民想和别人接触互动,但不愿意更了解别人,而是保持相对的独立性;26.39%的居民相对封闭,更喜欢独处,也不想了解别人。原住民的这个特征可以为社区组织活动提供一些思路指导。
总体上,基于休闲满意度量表分析得出的居民休闲满意度与居民的主观评价比较吻合。
4 关于提升居民社区休闲满意度的建议
4.1为居民提供更多群体休闲的机会
居民的社区休闲满意度较高,且多倾向于群体休闲。群体休闲是相对于个体休闲而言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一起进行的休闲活动,并在休闲过程中产生行为、感情的互动,并获得身体上、心理上的满足。调研显示,希望多人一起进行休闲活动的,占46.75%;希望两人一起休闲的,占12.99%,一般指的是与老伴;持无所谓态度的,占24.68%;希望一个人进行休闲的占15.58%。走访得知,虽然有少部分居民表现出较为封闭的倾向,但是大部分居民喜欢热闹,喜欢社区活动。不少居民表示,只要社区通知的活动,他们都很愿意参加。也有部分居民表现出被社区遗忘的不满甚至愤怒。可见,大多数居民希望有较多的群体休闲机会。
4.2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
根据对小河直街社区周边的考察,小河直街的公共空间极少。露天的公共空间拓展余地较小,室内的公共空间尚未有效利用。据管委会介绍,目前小河直街上还有很多公建房,其中酱园、3号暂借管委会使用。酱园里面展示着一些旧式的生产工具,用于公共活动,如唱越剧等。酱园一年中大约有1/3的时间开放。鉴于其他公建房不能挪作公用,酱园是最有可能被有效利用的公共空间。作为小河直街不多的历史遗迹,酱园用于单位办公场所并不合适;仅仅用于文化展示,无法充分物尽其用;被动地为一些活动提供场所,也非长远之计。所以,建议将酱园长期开放,为小河直街社区的居民提供一个长期的传统文化交流平台,其他周边社区居民可以参与,具体活动由管委会来操作。①作为各种文化展示的舞台,如越剧角活动、其他文艺汇演活动等;②作为社区居民定期的活动场所,如定期举办邻居感情联络会等;③为各种节庆活动提供筹备场所;④成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居民的信息交流中心。总之,充分利用酱园这一平台,不仅把它作为历史遗迹展示,更要让它融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居民沟通的媒介。
4.3为社区居民提供必要的休闲娱乐设施
目前小河直街的公共休闲设施极少。为了维持小河直街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朴风貌,社区没有设置休闲运动设施。但77.92%的居民希望能够增加休闲设施,特别是健身方面的设施。考虑到普通的运动器械可能会影响小河直街社区的历史风貌,可以分散设置在相对偏僻的位置。由于居民多倾向于静态休闲方式,可以在运河沿岸增设一些公共休憩设施,如木椅等,供居民散步时休息。也可以在运河码头附近设置一些简便的不影响视觉效果的娱乐设施,如秋千椅等。
4.4较大范围较多次数地组织免费社区活动
关键词 :城市建设满意度;构成维度;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2-0061-05
收稿日期:2015-01-06
基金项目: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2011H3-0012),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3YJC630028)
作者简介:张再生(1968-),山东济宁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于鹏洲(1978-),河北宁晋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一、引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并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在某些阶段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根据中国新闻网2010年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255个被调查的国家中仅位列125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并没有使我们的居民生活的更加幸福。实际上,与我国的情况类似,国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幸福感难题,所以,有关幸福的研究在国外开展较早,相关学者对幸福的内涵、决定因素、形成过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了幸福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关研究成果为决策者制定公共政策,增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依据。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并在居民幸福感的测量、影响因素和提升对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城市建设满意度反映了居民对城市建设总体水平的主观评价,是居民对比自身对城市建设的期望与实际感受之后获得的结果。较高的城市建设满意度水平意味着城市建设各方面能够更好的满足居民的需求,为居民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从而提升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麦克吉尔瑞(McGillivray)的研究就曾经指出幸福作为一个多维度概念,包含了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内容,人们对生活的满意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强烈[1]。而目前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更多是考虑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健康、教育背景、婚姻、性格等)、收入、政治制度、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作用。本研究则将城市建设满意度引入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范畴,探讨居民对城市建设各方面的主观评价如何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从而为城市建设和管理者制定相关政策,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基础。
二、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城市建设满意度
满意度这一概念源自心理学,但却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著名的顾客满意度理论与工作满意度理论[2]。然而对于社会满意度而言,却一直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城市建设满意度作为一种社会满意度,现有研究还缺乏对其深入的探讨,在城市建设满意度的内涵、影响因素、构成维度、测量方法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着研究空白。满意度的形成源自于付出与回报、期望与知觉之间的关系,即满意强调要求或期望与结果的比较关系。本研究认为城市建设满意度的形成是居民将心理期望与主观感知进行比较的结果,居民在比较自身对城市建设的期望与实际获得的有关居民住宅、社区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主观感受过程中,得出的一种对城市建设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居民自身需求的主观评价。当居民对城市建设的主观感受低于期望时,居民就会对城市建设不满意,而当居民的主观感受高于期望时,居民就会对城市建设满意。城市居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建设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需求和愿望,所以只有居民满意才能真正体现城市建设的价值。城市建设满意度可以帮助决策者评价城市的整体建设水平,而对于城市建设满意度的调研更能帮助城市管理者了解居民对城市建设的态度,从而在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更好的满足居民的需求。
(二)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主要指个体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坎贝尔(Campbell)的研究指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应包括快乐感与生活满意度两个指标,快乐感是个体在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之间平衡的结果,而生活满意度则是源自于人们对现实的感受与主观期望之间的比较[3]。实际上,主观幸福感是个更广泛的术语。麦克吉尔瑞(McGillivray)等人认为,主观幸福感涉及对生活多维度的评价,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判断和对情绪及心情的情感评估[1]。主观幸福感是幸福的一种状态,它既要受到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同时又要受到个体主观因素的作用。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主观性、整体性以及相对稳定性是主观幸福感的三大特征。同时,对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例如,性别、年龄、健康、教育背景、婚姻、性格等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对收入的欲望等收入因素的影响;政治制度、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作用等[4][5]。而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从居民满意的视角出发,探讨城市建设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三)城市建设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假设
城市建设满意度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城市建设满意度的形成源自于居民对城市建设各方面的综合评价。但是,城市建设各方面在满足居民需求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城市建设各方面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也应该存在差异。本研究将城市建设满意度划分为三个主要维度,分别是住房条件满意度、社区设施满意度和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并考察三个不同维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住房条件对居民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具有最直接的影响,一个人的闲暇时间大部分都是在自己的住所里度过的。城市建设包含了城市住宅的规划、建造和管理,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会对居民的住房条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住房条件的改善会更多受到个人因素的作用,收入、社会地位、家庭的富裕程度才是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城市的发展,个人收入的提高,截止到2009年底,我国城镇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就已达到30平方米左右,基本上能够满足居民生活的需求,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中,人获得住房带来的积极情感,这是住房带给居民的幸福感。一般情况下,人的温饱解决之后,商品效用的增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将有所下降。住房作为一种典型的显性消费,通常存在很大的攀比效应,房屋消费过程中认知评价会发挥重要作用,使消费行为在人际之间产生了明显的炫耀性和攀比性功能,使住房本身带给人的主观幸福感由于个人之间的比较而大打折扣。因此,住房条件的好坏并非决定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居民对住房条件的主观评价才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住房条件满意度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社区设施是指由社区提供的用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服务设施,包括社区内的道路、照明、绿地、医院、学校以及公共活动空间等。社区设施主要是保证居民的生活性需要得到满足,虽然这种需求的层次相对较低,但却是基础性需求,是必须首先满足的需求。社区设施为居民的生活、安全、交往、文化活动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社区创造的各种硬件条件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城市汇集了人、财、物、信息、技术等各种要素,而这些要素的汇集必须以市政公用设施作为基础。市政公用设施构成了城市的基本骨架,也是城市基本的物质支持系统,它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城市的主人,居民的生活越来越依赖市政公用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供水、供电、天然气、采暖等市政公用设施满足了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公共交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居民出行的便利性;照明、绿化、垃圾处理等极大的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了居民城市生活的舒适度。完善的市政公用设施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主要标志,同时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在社会比较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下,私人物品的消费难免存在攀比效应。而公共物品是通过税收将部分引起社会比较的私人消费转移到不存在比较、人人可共享的公共物品上来,从而减少了过多的“显性消费”带来的幸福感损失,有利于幸福感的提升。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公共支出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医疗和健康、国防和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都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6][7]。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一样,都可以增加个人获得的效用,从而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社区设施与市政公用设施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都是与居民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因素,因此,居民对其满意水平越高,获得的幸福感受越强烈。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社区设施满意度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H3: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和变量测量
问卷题目包括三个部分内容:一是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居住地等;第二部分为城市建设满意度调查的相关题项;第三部分为居民幸福感调查的相关题项。
由于城市建设满意度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所以本研究使用的问卷是由笔者自行开发设计的。城市建设满意度主要包含三个构成维度,分别是住房条件满意度、社区设施满意度以及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三个维度共计16个测量题项。
本研究主要是探讨城市建设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只需要获得被调查者主观幸福感的整体水平,因此本研究采用单一问项的自评量表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测量题目包括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问题“综合各方面因素,你觉得最近的生活怎么样?”以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问题“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根据调研需要,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幸福感的测量问项。
对于城市建设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相关题目的测量,本研究采用最为常见的Likert5点问卷法,直接要求被调查者对相关测量题目的满意水平或幸福水平进行回答,其中1表示“非常不满意”或“非常不幸福”,2表示“不太满意”或“不太幸福”,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满意”或“比较幸福”,5表示“非常满意”或“非常幸福”。
(二)数据收集
笔者利用问卷星网站所提供的相关服务收集研究数据,调研对象为现居天津市的城镇居民。经过一周的时间,共获得有效问卷459份。在459份有效问卷中,男性297人,占比64.71%,女性162人,占比35.29%;29岁及以下247人,占比53.81%,30至39岁110人,占比23.97%,40至49岁43人,占比9.37%,50至59岁30人,占比6.54%,60岁及以上29人,占比6.32%;大专以下22人,占比4.79%,大专81人,占比17.65%,本科244,占比53.16%,硕士研究生98人,占比21.35%,博士研究生14人,占比3.05%;收入3000及以下126人,占比27.45%,收入3001元至5000元172人,占比37.47%,收入5001元至8000元97人,占比21.13%,收入8001至10000元40人,占比8.71%,收入10000元以上24人,占比5.23%;市内六区居民350人,占比76.25%,环城四区居民47人,占比10.24%,其他区域居民62人,占比13.51%。
(三)分析方法
回收的数据首先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以确定回收数据的质量。其次,为了探讨住房条件满意度、社区设施满意度、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拟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数据分析使用spss16.0软件和LISREL8.70软件。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回收的数据首先要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以判断调研数据是否适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本研究使用Cronbachα系数来衡量数据的可靠性。使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运算,结果如表1所示,满意度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39,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78、0.905、0.879,一般来说,总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要超过0.8,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要超过0.7。因此,根据运算结果,本问卷的信度符合一般要求,适合作进一步的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城市建设满意度调查问卷由笔者设计,测量题目源自于已有文献和相关专家的深度访谈,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对于收敛效度,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所有测量题目在所属维度上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6,组合信度CR都大于0.7,平均方差萃取值都大于0.5,各主要指标都符合要求,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量表的判别效度可以通过比较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与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来检验,当相关系数小于平均方差萃取值的平方根时,判别效度符合要求,根据表2的数据,满意度量表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二)假设检验
本研究以城市建设满意度的三个构成维度为自变量,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验证住房条件满意度、社区设施满意度以及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影响。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对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一般来说,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要小于0.75。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但相关系数的大小均符合要求,适合进行归回分析。使用多元逐步回归法,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逐步回归的结果来看,城市建设满意度3个构成维度都被引入了回归方程,即住房条件满意度、社区设施满意度、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影响。此外,三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达到44.9%,回归模型的F值为123.354,显著性水平P为0.000。根据标准回归系数的大小判断,住房条件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区设施满意度,影响最小的是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根据回归结果,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H1、H2、H3得到验证。
五、讨论
在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性格和收入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是,性格一般被认为受基因以及个人成长环境的影响,性格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所以探讨性格对幸福感的影响对于政策制定者的意义并不大。另一方面,通过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时间序列上,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幸福悖论”是普遍存在的,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对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无实质性的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上,决策者更应该关注收入以外其他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本研究运用自开发的量表以及单一问项的自评量表分别对居民的城市建设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测量。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城市建设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满意度的视角来看,住房条件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社区设施满意度和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
首先,在城市建设满意度所包含的维度中,住房条件满意度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住房条件对居民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对家庭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住房建设却相对落后于人口的增长和人们对住房需求的提高。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居民对住房条件的主观评价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因此,一方面政策的制定者要提高住宅规划、建造和管理的水平,从硬件上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以保证居民的住房需求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应该通过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促进住房公平,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得到尊重,同时对占据较多住房资源的个人或家庭收取房产税,降低房屋消费中攀比效应的不利影响,从而提高居民对住房条件的评价水平,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其次,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设施满意度和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和家庭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商品消费的种类和数量也随之增长,但是当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商品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社会比较心理的作用下,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并非决定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个体与他人的比较结果才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所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公共物品对幸福感的作用。一般来讲,公共物品具有一定的共享性,不存在私人物品消费的攀比效应,因此能有效降低私人消费的幸福感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结论,居民对社区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满意水平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烈。因此,从城市建设的角度出发,增加社区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上的投入,提高居民对社区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主观评价水平,将有利于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仅考察了住房条件满意度、社区设施满意度以及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三个维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未包含城市建设满意度的所有相关维度。虽然将城市建设满意度划分为住房条件满意度、社区设施满意度以及市政公用设施满意度具有普遍意义,基本能够反映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要对城市建设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有必要对城市建设满意度所包含的维度进行扩展,而这也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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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历时二个月,调研将农村社区(居民)总体上分为传统农村社区(居村农民)和新型农村社区(失地农民)两种类型,按照拆迁安置、经济较发达、经济较薄弱、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外来人口较多等不同特点,分别在吴江9个镇(区)选取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村(社区)。本次调研综合运用了深入座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在11个村(社区)召开了座谈会,对150余名村(社区)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了系统访谈。在26个村(社区)发放调查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38份。调研对象基本情况呈现出如下四个特点:
(1)调研对象性别以男性居多,表明男性参与社会事务较女性为多。
(2)调研对象年龄以40―60岁居多,表明农村居民年龄结构偏向中老年。
(3)调研对象文化程度以初高中居多,表明农村居民受教育的程度还偏低。
(4)调研对象无居多,有的以佛教居多,表明农村尽管宗教活动频繁,但大多数并未形成信仰。
二、调研的主要情况和特点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对访谈记录的汇总梳理,调研小组对调研中涉及的公共服务、家庭和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等四个方面的总体情况和特点归纳如下:
(一)政府公共服务
按照公共服务的功能,把农村公共服务分为四大类(生产性公共服务、生活性公共产品、保障性公共服务和发展性公共服务)、十一项。
(1)总体满意度较高。分类评价中,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义务教育、社区服务满意度居前。较之居村农民,失地农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更迫切。由于目前的安置社区建设相当一部分还不够成熟,相关配套设施跟进不够及时和全面,失地农民总体满意度偏低。
(2)满意度不高的领域。对公共服务评价为一般和不太满意的,就业培训、文化娱乐设施、农技推广居前。特别是农村居民对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期待强烈。村(社区)缺乏休闲文化娱乐的活动场地、缺少体育健身器材等成为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
(3)主要问题构成及原因。对当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反映,主要集中在质量不高、总量不足和供求不匹配三方面;认为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政府投入不足、集体经济较弱、农民热情不高和供给主体单一四方面。
(4)最需要加强和改善的方面。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尽管满意度较高,但还是群众认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中最需要加强的三项,说明群众的期待更高。同时,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质的飞跃,一些新的需求,如停车难、村级公路规划不完善等问题开始显现。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在管理难的同时,也造成了公共服务资源紧缺的问题。
(二)家庭和社会生活
(1)居村农民和失地农民收入结构呈现不同特点。居村农民就业意愿较强,就业渠道多元。失地农民就业途径较少,对再就业要求较高。在外来人口较多的新型农村社区,失地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房租,生活比较富足;而外来人口较少的新型农村社区,主要依靠打工工资,40―60岁区间就业问题比较突出,整体收入较低。个人收入主要来源还是稳定工资居多,收入2万元以下的占28%,2―5万元的占44%,折算成家庭人均收入后,仍是中等偏下人群居多。
(2)刚性支出仍占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家庭月开支总额在1500―3000元的居多,家庭刚性支出(食品、生活用品、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占比最重。收入尚有结余和收支平衡的达到90%。通过数据和座谈发现,失地农民由于搬进楼房,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大,较之居村农民,他们的生活成本更高。
(3)居村农民邻里交往高于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69%的调查对象和邻里之间经常接触。和居村农民相比,失地农民和外来人员与邻里交往的程度不够。一是由于居住方式的改变和生活习惯的不同,以及旧思想观念很难向“市民”马上转变,失地农民进社区后适应不良;二是外来人员社区融入度和获得认可度不高。
(4)对生活改善的看法。农村居民对当前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有着比较高的评价,认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7%。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认为生活明显改善的占25%,有所改善的占67%,为绝大多数。当前生活希望得到改善的方面,就业与收入、医保、环境和食品安全居前。
(三)文化休闲娱乐生活
(1)村(社区)文化设施能基本满足需求,设施使用频率参差不齐。63%的人认为村(社区)的文化设施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体育场所设施和文化活动中心的使用频率较高,社区图书馆、农家书屋和图书流动车的使用率综合不到30%。这与座谈中,居民反映的两个情况基本吻合。即:农村图书的投放中,没有事先调查居民的喜好和需求,很多书籍类型不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政府致力于推动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下乡普及,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导,使得其没有在农村中生根发芽。
(2)需求多元化与实质内容的单一性形成反差。农村居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呈现多元化状态,学习科技知识、看戏看演出、看电影居前。需求程度上,失地农民闲暇时间更多,需求更为强烈;老年人同中青年人多元化的文化娱乐方式相比,选择更单一,比中青年人的文化娱乐需求更强烈,对政府的期待感和依赖感更重。但在闲暇时间的分配上,看电视仍然是最多的选择,占到35%。
(3)文化娱乐需求层次有所提升。农村居民对发展学习类的需求较多,尤其对于身心和谐发展的各类文化活动的渴望更强烈,在参与学习培训班、阅读报刊等方面的诉求增强,最想参加的培训班类型是职业技能和法律知识。
(四)政治生活
(1)农村居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度和参与意愿较高。村民普遍愿意参与村(社区)事务管理,不论是居村农民还是失地农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想到能否通过政府解决,对时事政治的关注程度也较高。但外来人员由于社区融入度不高、工作时间难协调等问题,参与村(社区)事务的较少。对村(居)民会议的态度,82%的人愿意积极参加,但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只有18%的人很清楚。
(2)对政府新出台惠民政策的支持度较高。村(居)民普遍反映政府近年来出台的如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村庄环境整治等政策措施让大家得到了实惠,73%的人对政府新出台的惠民政策持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是,失地农民对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居村农民。同时,部分村(居)民提出政府要更加注重政策的延续性,不能变化太快。
(3)干群关系及群众满意度较好。群众对村(社区)干部工作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到88%,认为干群关系很好和比较好的为91%。失地农民由于外来人口多造成的环境问题、生活成本增高、失去土地的后续问题等容易引发更多的矛盾与不满,在干群关系和对干部满意度上,均要低于居村农民。
三、几点思考
综合整个调研情况,我们认为,目前吴江农村发展水平与城镇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更加注重几个方面。
(1)尽快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发展。调研发现个人收入与就业是村(居)民目前最想改善的问题之一,特别是拆迁村(社区)在融入城镇后,比较参数发生质的变化。政府在收入政策制定时,可以进一步考虑到城乡一体化下的收入一体。一是不能刻意区分城乡收入,减少模糊人群的比较失落;二是通过建设物业合作社、富民合作社等模式,拓宽失地农民就业渠道,稳定40、50左右人群的收入;三是在养老并轨基础上,逐年提高农村老人收入,既解决农村养老难问题,也可提高家庭整体收入;四是切实提高农村学生毕业后的首次就业成功率,及时缓解学生家庭收入困难等问题。
(2)更加注重满足精神文化生活多元需求。调研发现村(居)民精神文化需求强烈,对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公共服务的诉求和期待更高,而缺乏休闲文化娱乐的活动场地、缺少体育健身器材成为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应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有形和无形两方面强化投入力度和改造力度,丰富精神文化活动载体,并有效整合开放城镇、学校等资源,逐步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满足村(居)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注重对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引导,多推广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并以活动为抓手,宣传新思想、新理念。
(3)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的前期调研和舆论宣传。调研对象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但一些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率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与村(居)民的实际需要和现实情况有出入。在公共服务投入之前,需要加大前期调研力度,通过座谈、走访、问卷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村(居)民的实际需求。同时,要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于受众面广、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文件要做到内容通俗易懂,要以不同形式,多种渠道宣传到位,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减少受众疑惑。
(4)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城镇化步伐。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吴江城乡公共服务的水平和群众期待仍有一定的差距。城镇化是公共服务资源均等化最现实和最科学的途径。应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由于吴江人口的老龄化,老年群体又对公共文化设施的依赖度更高,所以投入可以对此群体适当倾斜。同时,加快公寓房建设,鼓励更多农村居民进城镇居住。
(5)重视农村接续力量培育。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真正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年轻人非常少。而年轻人精力充沛,做事劲头足,文化水平普遍比中老年人高,思维较中老年人活跃,对新事物接受较快。因此鼓励一部分年轻人回农村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去农村创业,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当完善和加强各项服务环节,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支持。一方面,为大学生村官在村(社区)的发展搭建更好的平台,让他们能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同时,镇(区)可以通过自聘招录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村(社区)的事务管理。
(6)加大失地农民群体关注和引导力度。不论是相较于居村农民还是城市市民,失地农民都属于相对失落感较重的一类群体。一方面,失去土地后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面临考验,再就业渠道少,自主经营意识普遍较差,需要政府在各项安置政策上给予更多的倾斜和保障。另一方面,在进入安置社区后,在市民化进程中也面临了诸多的不适和困难,社区工作者必须尽快适应城乡快速融合的现状,引导失地农民群体尽快转变生活习惯和观念,帮助其融入市民社会,全面享受市民生活便利。
调查同时也透露出,家庭用户网络应用水平依旧不高,尽管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和互联网紧密联系起来,目前的宽带市场,还缺乏“杀手级”应用。调查显示:居民上网目的首先是浏览新闻,占38.4%;其次是聊天,占22.9%;游戏和下载电影和软件分别占17.4%和16%;网上购物和外汇股票买卖分别占4.8%和3.6%。专家提醒:只有“杀手级”应用的全面出台,才会促进宽带用户数量的实质性提高,推动宽带市场的全面繁荣。
调查同时也透露出,家庭用户网络应用水平依旧不高,尽管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已经和互联网紧密联系起来,目前的宽带市场,还缺乏"杀手级"应用。调查显示:居民上网目的首先是浏览新闻,占38.4%;其次是聊天,占22.9%;游戏和下载电影和软件分别占17.4%和16%;网上购物和外汇股票买卖分别占4.8%和3.6%。专家提醒:只有"杀手级"应用的全面出台,才会促进宽带用户数量的实质性提高,推动宽带市场的全面繁荣。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6073
1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11概念界定
111居民幸福度
幸福度是一个主观概念,所指是人类本身以整体的社会标准,为自己的生活状况水平所做出的整体评估,代表了个体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的肯定程度,是主体与现实生活情境的协调与自我达到完满统一的自我认同及自我欣赏的感觉,并由此而产生的积极性情感占优势的心理状态。提高社会中个体的幸福度,不仅可以提高社会中个体对社会整体的认同感,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112社会干预效用模型
本次调研以常兴店镇杏叶村与其他村落相比较,旨在研究社会手段对于某地居民的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程度。运用抽象的符号表示幸福就是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特征的函数。有关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就需要通过收集和分析实证数据,来探索幸福和个体所处环境因素、内部特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分别从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情况等在内的人口特征因素,工作或失业因素,收入因素,休闲因素等社会关系因素,以及宏观上的文化背景因素,民主政治环境因素等方面探讨与主观幸福的联系。
1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选取了北镇市常兴店地区有代表性的自然村,共分发问卷566份,有效回收563份,有效回收率9946%。
(2)访谈调查法:随机采访居民进行访谈记录。
(3)SPSS统计分析法:通过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对回收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整理报告。
2常兴店镇居民幸福度问卷调查解析
21常兴店镇居民基本信息及生活现状
211常兴店镇居民收入来源
被调查的居民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本地特色经济(葡萄产业)占总体调查居民的6716%。其次收入来源依靠种庄稼占总体的2537%。有448%的居民收入来自在常兴店做生意的收入。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来自子女赡养和政府补助,以及在常兴店上班的收入。这体现了常兴店地区居民收入的单一性,这种依靠单一收入来源的经济结构是不稳定的。
212常兴店镇居民生活基本情况
由图2可知,有8793%的村民参与了保险,其中5130%的村民参与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受访人数的一半以上,其次参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企业养老保险以及其他保险的百分比分别为1739%、1391%、174%、174%、174%。由此观之,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1年已基本覆盖了全国农村居民,但农村居民对此项制度了解不深,导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满意度较低。
被调查居民中,觉得不太幸福的居民占总体的1587%,觉得比较幸福的居民占总体的5714%,觉得很幸福的居民占总体的2698%。数据表明本地居民的生活幸福度属于中上等水平。
22居民问卷基本情况交互分析
从表1来看,杏叶村的收入来源除“本地特色经济产业”占到5200%以外,依靠“种庄稼”的比例为2080%,其他几种收入来源相差比例不是很大。住房条件的改善,间接地带动了当地产业结构和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干预对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作用。
医疗设施齐全程度数据显示,下观村卫生院中医疗设施不太齐全的比例为2037%,比较齐全的比例为5926%,很齐全的比例为1111%。通过对比发现,下观村卫生院的总体医疗设施的齐全度明显优于光明村,和杏叶村相比稍有差距。村卫生院的医疗设施齐全度关系到全村的居民健康保障,因此卫生院的医疗设施齐全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23居民问卷幸福度与相关因子交互分析
从数据可以看出,在幸福度调查中杏叶村“比较符合”和“很符合”的比例分别为500%和390%,均高于全镇同种情况的比例。下观村幸福度“比较幸福”的比例为571%,高出全镇同种情况76%。
教育设施很完善数据显示,常兴村教育设施很完善中“很符合”的比例占到总体的597%,明显高于全镇这一项的平均比例。杏叶村教育设施很完善中“很不符合”和“不太符合”的比例分别为54%和129%,都略高于全镇的平均水平。由此看出,杏叶村的教育设施完善度,整体情况好于光明村,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干预的作用有限。建议在进行社会干预的同时注意方式方法,并考虑到长远发展和后续措施。
数据显示,杏叶村对住处满意情况中“很符合”的比例为441%,居于五个村之首。光明村对住处满意情况中“很符合”的比例为291%,低于全镇平均水平103%。由此可见,由于杏叶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居民对住房的满意度相对来说较高,因此社会干预对于居民幸福度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但也有一部分居民对自己的住房不是很满意,应当考虑到,社会干预在帮助农民改善生活状况的同时,也应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的处理,如合理安排各种资金的分摊,努力缩小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3常兴店镇居民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通过上述SPSS的数据分析之后,我们明显地看出常兴店居民的问题所在,集中整理过后,总结问题如下。
31城乡分割局面尚未有明显改观
①城区规划和农村规划还未成为一体。尽管许多村镇编制了规划,但基本是一村一规划,各自为政,缺乏通盘考虑,整体效应无法体现。②新农村建设投入还不到位。国家财政对直接关乎农民生产生活的设施关注不够,亟待加大投入。③政府部门齐抓共建的机制尚未健全。当前,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能都在向农村转移,但管理农村远比管理城区艰难,导致目前的服务效果并不理想。
32基层对新农村建设认识还存在不少误区
①“简单化”。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管理。②“一刀切”。农村条件千差万别,新农村建设不可能用同一个模式包打天下。③“只顾眼前”。在基层哪里简单抓哪里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对事关农村长远发展,如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等问题,缺乏足够重视,措施乏力。
33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
①农民主体建设新农村的意识不强。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主要内容和措施认识不够,农民“等、靠、要”的意识还根深蒂固。②农民主体新农村建设能力有限。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农民的参与能力。③农民主体相对缺失。目前农村大部分有能力的劳动力都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才外流现象严重。
4改善居民生活的对策和建议
41始终以加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提升农民精神文化水平为基点
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全新载体。可以以村为单位广泛开展竞技比赛等活动,来增强农村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并与当地学校教育有机结合,着力培养村民终身学习的观念,为农村社会经济的长效发展奠定一定的人文基础,从而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42重视并充分发挥社会手段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对于农村而言,其发展机遇常由社会手段的介入而带来,所以在发展农村经济时,应适当考虑引入社会手段,利用其连环效应来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应加快建立以城带乡的反哺机制,实现城乡利益共享,从而使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统筹城乡的公共财政体系,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纳入财政的范围,逐步做到发展农村公共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
43依托本地优势,建立以特色经济产业为中心的促进增收机制
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积极推进现代都市农业发展,鼓励各类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推广“企业+基地+农民”的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农村产业服务协会,大力推广农村新科技。加大整村扶贫开发力度,对于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的贫困人口,通过统一规划,实行易地搬迁、整体开发式扶贫。
参考文献:
[1]方纲,风笑天城乡居民主观幸福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8-73
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赌博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1]罗新阳.解读幸福指数[J].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如何使指标体系既切实符合县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又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其中核心一环在于数据的收集与统计。而在这一方面,统计局长最具发言权。因此,为了进一步检验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可行性,课题调研组拟定了调查全国各地100位市、县统计局长的计划。
调查是如何进行的?
本次调查始于2009年9月中旬,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科学取样。取样是任何一项调查科学、合理的前提。如何在2000多个县域中,抽取一定数量的县级统计局长进行意见咨询,是这次调查的关键。为了在全面的基础上又具有代表性,课题组按区域分为东部县域、中部县域(为了便于统计,把东北三省各县域列入了这一组)、西部县域三个组,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00余个县市作为调查样本。
第二阶段,意见征集。调查样本锁定后,课题组成员立即展开了调查活动,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向这100余位市、县统计局长发放了问卷,截止11月22日,共有60位统计局长通过接受电话采访、电子邮件和传真回复等方式反馈意见和建议,其中东部地区县市统计局长29位,中部地区18位、西部地区13位。
调查收获了什么?
根据各地县级统计局长反馈的信息和意见,人民论坛课题调研组经过归纳整理、分析研究,既对抽样县域的实际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进一步明确了指标体系完善的相关要点。
经过系统整理、分析,我们把60位统计局长的意见、建议分为三大板块呈现给读者。
第一大板块主要从整体上梳理了受访统计局长对指标体系的评价、权重设置及改进意见等。
第二大板块就统计局长所指出的评价体系在实践操作中可能遇到的六个难点进行了梳理、分析。
第三大板块主要是摘编部分统计局长的精彩观点。为了兼顾全面性和代表性,我们在东、中、西部各选取一位统计局长,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梳理。
有52位统计局长认为评价体系“科学、合理”,比例为87%
为了了解各地县级统计局长对“中国县域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第三稿)”的整体评价,人民论坛课题调研组在意见征集时设置了三个简单的问题,即“您对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评价如何”,“您认为该评价指标体系是否符合当地实际”以及“您认为该指标体系重点完善的是哪方面”。在调查中,各地县级统计局长结合当地实际各抒己见。
对于“您对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评价如何”,有52位统计局长认为评价体系是“科学、合理”的,比例为87%;有7位认为“过于简单”,有1位认为“过于复杂”,没有人选择“不合理”(如图1)。
对于“您认为该评价指标体系是否符合当地实际”,60位统计局长一致认为评价体系“基本符合当地实际”,没有人选择“完全符合”(如图2)。
对于“您认为该指标体系重点完善的是哪方面”,多数统计局长认为指标体系应该重点完善的是社会和生态指标,人数分别是39和30,分别占全部人数的65%和50%;有27位认为应该完善文化指标,占总人数的45%;而选择经济、政治和公众满意度的统计局长人数分别占10%、15%和13%(如图3)。这说明,指标体系的六个方面都存在需要完善的问题,只是根据各地实际的不同有所侧重。比如四川平武县因地制宜,确立了“生态立县、水电强县、旅游兴县”战略,抓住了资源和发展重点,所以认为需要完善生态和文化指标,而湖南省一统计局局长则认为,应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完善政治指标。
指标和权重设置
一些受访统计局长指出,一套科学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引导县域科学发展的关键和核心,而这其中,指标和权重的设置是重中之重。由于各地的县情不同,指标和权重的设置就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甘肃陇南市统计局王礼局长指出,经济发展指标应该增加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两个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应该增加每百户农村居民电话拥有量、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总数、广播电视覆盖率三个指标;文化发展指标应该增加文化产业增加值比重、适龄儿童入学率两个指标;生态文明指标应该增加森林覆盖率、城市人口绿地面积、环保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三个指标;公众满意度指标应该增加每万人口平均量这一指标。在权重设置方面具体为:经济发展30%、社会(含文化)发展35%、政治发展10%、生态文明15%、公众满意度10%。四川平武县统计局杨明德局长认为指标体系基本合理,权重设置为:经济发展30%、社会发展23%、文化发展15%、政治发展10%、生态文明12%、公众满意度10%。
陕西户县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在生态文明指标中应考虑大气污染考核及耕地、林地占有量考核;在政治发展指标中应考虑主要领导的工作作风及政绩(政治方向)考核。另外在“公众满意度指标”中应突出居民幸福指数考核,突出居民对政府公信力考核,即对政法、公安等生活安全感的考核。而临潼区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认为,指标体系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村民自治选举投票率”、“工业三废处理率”、“居民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当地居民生活的满意度”五个指标的数据难以收集。这两位统计负责人都认为,指标的理解和设置难操作。
而江苏丹阳市统计局杨三秀局长指出,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达率这一指标涉及面过小,到乡镇即可。在权重设置方面具体为:经济发展40%、社会发展22%、文化发展10%、政治发展6%、生态文明12%、公众满意度10%。
由上可知,在不同的县域,各地统计局根据当地的实际对指标的设置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充分说明构建一套普遍适用的评价体系是困难的。因此,在指标的设计中,应该根据不同的地域,设定不同的指标,这样才能凸显地域特色。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
在意见征求过程中,各地统计局长指出了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完善的意见。甘肃宕昌县统计局韩利明局长指出,指标体系在西北贫困县的适用性不是很大,比如宕昌县主要抓的是“三农”,立足于农业第一的定位,实施“特色立县”的发展战略,但在指标体系中这一方面不是很突出。另外,生态文明所包括的三个指标在宕昌县很难操作,没办法核算。在电话采访时,韩局长告诉记者,本来要发传真回复,但当地正在停电,所以只好口头表达了。他笑呵呵地说,“你看,对于我们这样的县,用电量是不是也应该作为一个考评指标呢”?
甘肃陇南市统计局王礼局长指出,公众满意度指标设置笼统,评价难以用量化指标反映;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指标应该整合,设置考虑“人的全面发展”的指标。
江苏丹阳市统计局杨三秀局长指出,教育的发展不应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来评价。丹阳市经济较为发达,多年来对教育投资比较大,教育的现代化已十分到位,现已出现了教育资源过剩的现象,如果再按“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来进行评价,只会造成教育投入的浪费,十分不科学。
湖南省邵阳县统计局一副局长认为,该评价体系过于笼统,没有凸显县域特色。县域情况千差万别,可设立特色百强县。具体指标设置可以考虑特色产业产值这一块。
也有统计局长指出,有些指标“不太好量化,比较主观”;或者“指标设置比较先进,在一些地区比较难以达到”;或者“有的指标没有实际意义,如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达率,建议去掉”;或者“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不好衡量,不需要这个指标”等等。
从以上统计局长所提意见可以看出,中国县域东西部发展存在明显的差距。西部县域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不管实施何种发展战略,其目的主要是GDP的增长,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民生才有保证,才有可能促进社会、文化、政治的发展。当然,前提是科学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杀鸡取卵式的“GDP崇拜”。这进一步说明,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县域来说,强调GDP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反观东部县域,如江苏、湖南等地的县域,其发展已经摆脱了经济因素的桎梏,主要谋求的是生态发展、节约发展,即“绿色GDP”。
60位统计局长,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完善评价体系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构拟出了一张中国各地县域发展的缩略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各地县域发展的特色以及不平衡性,从而为我们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调查后记
婉言谢绝的不少,接受调查的更多
在开始制定这项调查计划的时候,我们是热情高涨的。但在实施调查阶段,虽然许多统计局长给予了配合,但一些受访对象表示接受调查可以,但提出的意见建议最好不要公开见报。还有不少受访对象或者是电话打不通;或者是接收到邮件或传真后便没有了回音;或者是接通电话后表示不方便发表看法。有一位统计局长坦言,2007年国家统计局取消了从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对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进行排名的做法,作为基层统计部门负责人,暂时不便对其他评价体系发表意见。
面对各种困难,课题组锲而不舍。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些受访对象在我们多次主动联系后,不好意思再以其他原因推脱,欣然接受了采访。在有效反馈的60位统计局长中,有的忙于工作,无法书面答复,就亲自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在外出差,接收邮件后,抽空回答问题;有的因为条件限制,无法发送电子邮件,就亲自传真过来……
在调查过程中,有两个特点给课题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不同县域的统计局长对县域科学发展如何评价意见鲜明不同。本次调查对象既有以往的百强县,如江苏、山东、湖南、河北等地的县域,也有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县域,如甘肃、陕西等省市的县域。来自不同县域的统计局长,其对指标体系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别,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统计局长大多认为应该淡化经济指标,体现特色。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用户对用电的需求越来越高,虽然供电企业不断改进服务措施,客户个性化、多样化、便捷化、互动化的服务,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等特殊客户群体的服务需求,不能得到完全满足,对客户诉求反应不敏锐,信息化服务设施配置不足,专业协同不紧密,个别员工服务不规范、不到位等问题。因此,须建立以客户为满意导向的服务理念和机制,深挖客户需求和潜在期望,实现与客户的积极互动,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
2、实现客户满意的内容和做法
实现客户满意,要建立以客户为满意导向的服务理念和机制,进行客户调研,查找服务中的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为企业规范管理、服务创新和持续改进提供决策依据,制定持续改进的措施。进行措施的实施效果调查,进行汇总分析,寻找服务问题,进一步制定改进措施。
2.1建立客户满意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以客户为满意导向的供电服务管理的工作体系,配备精干人员,进行客户满意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寻找和收集不能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管理短板,制订工作目标,从制度建设、工作标准、流程管理等方面着手制订整改措施,通过过程监督和闭环,实现营业窗口、服务报修、业务办理等方面的服务,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价,改进措施,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
2.2调研
由相关业务部门和基层单位共同开展,调查时,尽可能的全面了解情况,如电力价格执行、收费、故障报修等情况以及营业窗口服务、现场服务,95598服务情况等。方式一是由专责人进行专题调研,二是基层单位通过进家庭、进企业,了解客户需求,三是结合95598、当地12345热线、行风热线等渠道了解客户需求,四是组织召开行风监督员和客户关系委员会会议,沟通了解客户需求。由专人将以上形式得到的情况进行记录汇总上报。
2.3问题分析
对各类客户的实际情况和服务需求进行汇总、分类,将当前存在的问题调查情况要求各单位调查核实,确认之后招,集相关业务部门和基层单位对发现的情况和客户关注的热点问题,分析用电服务问题的原因,找出当前供电服务管理运行的短板所在。
2.4制定措施
根据分析结果,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抢修服务推行首到必修制,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服务简化服务流程,强化业务之衔接,改变服务业务复杂、环节流程多情况,实施规范化、人性化、标准化服务,满足客户的用电需求;建立需求调研、短板分析、流程优化、结果评价、服务保障“五位一体”以客户为满意导向的供电服务管理框架,建立常态工作机制;建立与客户的沟通与交流制度,通过调查、短信、网站等形式加强与客户的互动,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2.5措施实施
根据制定的措施,从改变传统观念树立服务意识、提高供电质量、整合经营模式和工作流程、改进服务措施加强管控、做好信息回馈和评价等方面积极进行落实。
2.5.1改变传统观念树立服务意识
改变传统观念牢固树立为民服务意识,定期开展“假如我是客户”换位思考活动,分析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客户的角度对感受服务的结果,以客户是否满意为标准,以问题是否解决作为评判服务结果的原则,找出不能满足客户服务需求的短板,积极改进工作。
2.5.2提高供电质量
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电能是实现客户满意管理的基础。加强电网管理,提高电网运行水平,推进电网工程建设进度,完善电网结构,提升供电能力,确保供电质量。在农村偏远地区、未接收一户一表改造的自管小区普遍存在电力设施老化、超供电半径等问题,电压低、频繁停电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质量,把这些区域的电网改造做为一个工作重点。
2.5.3整合经营模式和工作流程
以客户为满意为导向,规范员工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工作流程的整合和业务操作。为满足客户需求,进行系统化的客户研究,开展对客户的概况及需求情况进行分析、分类,从客户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识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整合各种资源,进行企业战略规划、工作流程、业务操作、技术集成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经营模式调整,建立先进的技术平台和改进业务流程,对企业的资源进行系统、有效地整合,减少环节,提高效率,提高企业服务客户的能力。
2.5.4改进服务措施
以客户为满意为导向改进服务措施。清楚客户需要哪些服务,需要怎样的服务,如何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特别是从业扩报装、费用收取、故障抢修、抄收等方面进行工作梳理,从制度建设、工作标准、流程管理等方面制订整改措施,改进服务工作,通过营业窗口、服务报修、业务办理等渠道和各个方面,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2.5.5加强管控
加强管控,确保服务质量,利用营销系统、稽查系统、95598系统等平台进行监测服务手段应用、服务人员规范化、营业工作差错、客户侧供电质量等基本信息;实施领导服务包保体系,定期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业务督导、措施督办、明察暗访,分专业制定稽查主题,组团式作业,进行现场主题稽查;严控投诉事件,实行投诉级闭环管理和分类处理,进行严格考核,除考核责任主体外,单位负责人要承担连带责任,有关单位要及时拿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
2.5.6信息回馈和评价
建立满意度评价模型,通过客户评价、自我评价、第三方评价,进行客户服务评价。设计满意度调查问卷,列出客户最关心的调查项目,请客户进行打分。走访客户,与客户促谈,倾听客户声音,了解客户对服务的满意度,听取客户建议。暗访营业窗口,查业务看工作能力、服务态度,工作规范情况、工作的效率,查窗口看工作环境、卫生是否整洁;模拟用电客户亲身体验服务,以咨询、缴费、报装、报修、投诉等为内容,感受工作服务的能力、态度、问题的处理等方面的细节。根据服务评价的结果,对各单位各专业得分排名,以便找出存在问题,制定进一步的整改计划。
3、巩固和提高
通过信息回馈和评价,更清楚了自己的服务效果,有助于企业全面了解客户对供电企业的满意度,为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加强服务作风改进,提高优质服务水平提供依据,召开调查情况通报会,对各单位调查情况及得分排名予以通报,要求各单位调查核实,深入进行分析总结,限期整改,特别是发现的服务问题和客户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给予严肃处理。根据信息回馈和评价的结果,进一步增强与客户的沟通与交流,分析用电服务问题的原因,制定针对性的措施,切实解决用电服务问题,及时改进工作,提升优质服务水平。
[中图分类号]F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4-0126-04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科研项目“天津国际化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批准号:2006ZH93);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服务质量顾客满意与行为意向关系研究”(批准号:TJGL07-048)。
[作者简介]王妙,天津商业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服务管理;
朱颖,天津商业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天津300134)
一、理论依据
随着全球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旅游业在各国GDP中所占比例的提升,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正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尤其体现在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方面。本文将致力于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会变化的影响研究。
Nunez(1963)首先在此领域进行了探索,Nunez通过对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的分析,认为旅游会使居民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发生变化。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变迁。G.Young(1973)认为旅游能改变当地居民的认识,促进文化的交融,推动目的地的现代化进程。G.Doxey(1975)提出了目的地居民激怒指数模型,强调不同目的地的居民反应有所差别,但居民的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一系列可预测的变化――由愉悦到对抗。De Kadt(1979)则分析了旅游发展给目的地居民带来消极影响的各种可控原因,并指出如果适当干预,可使目的地居民获益。G.Doxey(1980)的生命周期模型认为,在旅游地停滞阶段,游客数量达到或超过许多变量的容纳水平时,各种社会问题便会出现。Huang和Stewart(1996)指出,旅游发展可能改变居民之间和居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尽管许多研究都已证明了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影响,但实证检验当地居民对旅游社会影响感知与当地居民对其社会变化态度关系的研究成果却较少。相关研究的匮乏制约了对当地居民受旅游影响所表现行为的理解,而这又是使旅游业持续带动当地经济所必须的。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认同与支持,取决于旅游发展对当地社会、环境、经济带来的影响与改变。因为当地居民的态度、认识等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旅游交易的成功与否。所以,应持续评估居民对旅游的态度及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状况(Allen,Long,Perdue等,1988)。Perdue、Long和Allen(1990)在对科罗拉多(colorado)地区16个乡村居民对旅游动机的认知及对旅游发展的态度研究中发现,居民个人从旅游发展中获利因素对其认知具有影响性,此外,居民对旅游动机认知与对旅游发展的态度存在相关性。2005年Andereek等四位学者在亚利桑那州进行了调查,应用社会交换理论研究“居民对社区旅游影响的感知”,分析结果显示居民识别出了多数正面和负面的旅游影响。
本文引用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作为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影响的评价依据,以天津市蓟县盘山周边居民为调研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旅游发展与当地社会变化的关系。
二、模型假设及研究方法
1 模型假设
正因为旅游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同时带来积极或消极影响,在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本文首先研究旅游对社会满意度感知的影响,然后再探讨社会满意度对进一步发展旅游业态度的影响,文章的假设模型借鉴了Perdue等(1990)发展旅游与社会满意度模型。该模型由五个潜因子――感知旅游业的积极影响、感知旅游业的消极影响、发展旅游带来的个人利益、社会满意度、对进一步发展旅游的态度,以及九条路径假设所构成,如图1所示,每条路径代表假设的关系――在关系线上和输出结果的表中用“一”表示负相关,没有符号则表示正相关。
2 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充分考虑了学术界较成熟的研究方法。整体设计思路借鉴了John Ap和John L Crompton(1998)的旅游影响评估尺度,同时旅游影响的影响因素设置来源于Long和Allen,1987;Lankford和Howard,1994;Pizam,1996。社会满意度方面则将Allen,Long,Perdue,Alien和Beattie(1984)以及Allen等(1988)相关因素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提取为七个方面:社会服务、经济、环境、医疗服务、娱乐服务、公众参与、教育。
问卷中的绝大部分间项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5-pointLikert-type scale)(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是无意见、4是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而“对进一步发展旅游的态度”问题则采用了二元制(1=不同意,2=同意)。
3 样本选取与数据采集
天津蓟县盘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犹如十里锦屏,巍然屹立于京东、津北,距蓟县城西北十二公里处,是当今中国北方著名的旅游胜地,历史上被列为中国十五大名胜之一,以“京东第一山”驰名中外。仅2007年1-6月上旬,盘山景区累计接待中外游客19.68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977.23万元。其周围大部分居民都与旅游业息息相关,所以研究社会满意度和旅游影响的关系,将更好地促进其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推动蓟县乃至天津旅游业的发展。本研究以蓟县盘山附近砖瓦窑村、塔院村、玉石庄、营房村、联合村、莲花岭村、朱庄子村的部分居民为样本,采用随机走访,实地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时间为2007年7月20日至21日。
发放调查问卷共791份,收回有效问卷622份。被调查的人群中有男性392名(63%),女性230名(37%),年龄分布在21-67/岁,其中65%为40~49岁,21%为30~39岁。
4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数据分析时,首先利用SPSS15.0评估项目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再使用AMOS7.0评估结构方程和假设证明的拟合优度。此时采用标准化分(standardized score)分析。又因“进一步发展旅游的态度”问题采用了二元制,所以将采用渐近自由免分配法(ADF)统计。
三、模型结果及分析
1 可靠性分析
可靠性分析用来估计每个潜因子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决定是否将某一项目剔除的标准是修正的项目与项目总体相
关系数及剔除后是否能改进相应的d值(Parasuraman&Berry,1988)。本文将剔除相关系数低于0.3的项目。详细情况如下表(分类栏中数值为该项目的a值)。
第二个评价指标采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coef-ficientMpha),即剔除相关项目后的α值,一般来说,该系数愈高,即工具的信度愈高。在探索性研究中,信度达到0.70就可接受(Nurmally and Bernstein,1994),而低于0.35则为低信度,必须予以拒绝。上述各指标数值基本符合研究需要,但组成潜因子“社会满意度”的七个项目有三个α值未达到0.7,而“积极影响”也有一个项目α值未达到0.7。同时,分析的结果也表明经济满意度可靠性较弱,但在研究社会满意度时,经济上的满意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方程的实际效果。
2 评估模型
模型假设包括有五个潜因子,分别以汉语拼音的首字母缩写表示,它们分别是感知旅游业的积极影响(JJYX)、感知旅游业的消极影响(XJYX)、发展旅游带来的个人利益(GRLY)、社会满意度(SHMY)、对进一步发展旅游的态度(TD),该五个潜因子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模型的评估基于潜在变量的各种变量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来估计观测和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潜在变量间的关系用回归分析估计。
其中,“发展旅游带来的个人利益”和“对进一步发展旅游的态度”是直接测量数据,而“感知旅游业的积极影响、感知旅游业的消极感知”和“社会满意度”则由可靠性分析的结果得出。经检验,本次调查收集的数据不满足多元正态分布,但符合椭圆分布的要求,不宜采用最大似然法(ML)而改用迭代加权最小二乘法(ERLS法),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