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汇投资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全球外汇投资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文章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1-027-04

一、引言:外汇储备激增现实及解释

全球外汇储备由1995年1月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9月的4万亿美元,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特征:规模急剧增加、国家集中度提高、地区分布特征明显等。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短短4年间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91%(约2万亿美元),其增速是1999-2001年增速的3倍多。2005年前5大外汇储备国或地区占全球储备存量的68%,排前两位的中国和日本占2002-2005年全球储备增加额的50%,全球储备存量的40%。排名前101的储备国或地区中有8个来自亚洲,亚洲货币当局(包括日本)储备增加额占全球储备增加的绝大部分。另外,由于油价的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了大量经常项目盈余,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一(见表1)。

全球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及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度量。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于自我保险的需要;二是受目前的市场环境影响,新兴国家为了维持出口部门国际竞争力、避免本币升值而采取外汇干预的结果,三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特征决定的,包括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无法将国内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储蓄投资的缺口等;其中一和三侧重讲发展中国家储备的增加与金融全球化有一定关系。四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年来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使一些石油输出国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储备。如果从一国国际收支表组成结构来看(见表2),2000-2005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储备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经常项目盈余和净资本流入盈余的“双顺差”所致,而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虽然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由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仍然使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多的石油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的增加虽然代表一国的财富规模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强,但也带来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所以二者利益的权衡就存在一个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衡量一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应结合该国经济结构特征,还要考虑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需要。国外衡量外汇储备水平常用的三个指标是,外汇储备/每月进口额(国际经验是一国外汇储备应足以维持3个月的进口需要,被称为拇指规则)、外汇储备/1年内到期的外债总额(代表一国对外短期偿债能力,合适的指标值为1,被称为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及外汇储备/GDP指标(该指标的横向比较可比性较差)。按照单一的指标衡量或者加权的指标衡量均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过量。国内也有不少文献讨论我国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如武剑(1998)认为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界定模型应为:FR=DF=DF1+DF2+DF3+DF4=a1.Imp+a2Deb+a3.FDI+A,其中Imp表示一国全年贸易进口额,Deb表示一国累计负债余额,FDI表示一国FDI累计净流入,A表示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用汇需求,夏斌(2006)在武剑模型的基础上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约为7000亿美元,结论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刘海虹、袁鹰(2005)的研究也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当然以上定量估计我国最优储备规模使用的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且没有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如国际资本流动形式组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股权投资、外国债权投资、银行贷款等)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也没有考虑我国的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的需要。精确的最优储备规模难以确定,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和国际经验、外汇储备的历史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外汇储备确实过多。

二、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经济影响分析

外汇储备激增和外汇储备的过量会给国内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成本,给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内货币政策带来挑战。考虑外汇储备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需要理清外汇储备增加的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行外汇管制的结果,如我国的强制结算制度,在允许范围外的外汇必须强制出售给央行,如果企业或个人的售汇大干用汇就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另一类是央行按照汇率目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结果,经常项目的盈余、国际长短期资本的净流入(包括FDI、股权资本、债权资本和银行贷款等,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相应造成汇率升值的压力,为了避免汇率的升值、维持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央行就需要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这两种机制导致的储备增加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央行国内外资产负债或权益是怎样进行调整的。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央行的资产由净国内资产和净国外资产(构成外汇储备的内容)组成,负债由国内货币、银行储备、央行自己发行的债券(或票据)等组成,权益由政府注入到央行的资本加上央行自身的收益或损失组成。如果外汇储备的增加,相应的是股权资本的增加(假设股权资本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政府存款的减少),就不会引起国内货币的扩张;如果储备增加引起国内负债的增加(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非冲销干预),将会引起国内短期利率的下降,银行信贷的扩张,国内通胀压力将会上升。如果储备增加引起的是国内资产的减少,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冲销干预。过去的经验表明,一国央行有能力冲销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基础货币的影响。最近几年,在新兴国家,央行的这种冲销干预手段用的越来越多。考虑到一些新兴国家金融系统的不够发达等情况,在央行实行冲销政策(部分冲销)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和成本,包括:通胀压力、过度投资、资产泡沫、货币政策管理的复杂性、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潜在的资本损失、冲销成本、债券市场的分割、国内银行借贷的资源配置失效等。

篇（2）

当前，全球储备失衡和全球债务失衡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实质性影响是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累积。因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发达经济体的对外债务余额超过对外资产余额，成为对外净债务国。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已增加至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依次是中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台湾、印度、韩国、瑞士、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从排名来看，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只有2个是发达经济体。

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50％，新兴市场纷纷成为净债权国。

与此相对应，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债余额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爱尔兰、日本和瑞士分别列全球外债排行榜的前10位。这一债务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到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而恰恰是这两种机制造就了全球的失衡局面。贸易分工和生产分工体系维系着实体经济，金融分工体系维系着虚拟经济，而要素全球化自由流动以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则是这种分工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这种双重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这就形成了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债务循环。因此，全球的失衡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

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现状亟待扭转

随着我国从资本净输入国转化为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国转化为对外债权国，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身份也相应地从筹资者转化为投资者。中国成长为债权大国的速度比崛起为经济大国的速度更快，2006年，中国继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债权大国，并于200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然而，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大量贸易顺差由此带来了货币的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同时货币当局对货币和流动性的管理也将更加困难。

首先，我国是“官方债权国”而不是“私人债权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09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34601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储备资产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3％，而日本的这一比例仅约为1／6，我国是典型的“官方债权国”，财富管理的风险更为集中。

其次，不成熟的债权国地位蕴含了资产损失风险。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04-2009年间，中国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比为66.73％，比美国高出63.56个百分点；对外负债中，FDI占比高达59.96％，高出美国55.21个百分点。这种不对称结构的直接结果就是投资收益的重大差异。据统计，1990-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投资收益净额多数年份为逆差。投资收益累积逆差额达605.53亿美元，这与同期中国上万亿美元的对外金融资产净额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中国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引发重大资产损失的风险。

再次，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存在使央行的冲销难度不断增大，这就意味着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增大。比如，在不能完全冲销时，本可以提高利率来缓解流动性过多压力，但在资本跨国流动渠道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吸引以套汇、套利或套价为目的的国际投机资本更大规模流入，这反过来会加大冲销压力。也就是说，在国际资本流动自由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我们试图稳定汇率，就必然难以绕开“不可能三角”困境，货币政策的自主操作空间必然受到压缩。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主要经济体债务风险的上升，中国债权国也遭受非常大的风险。6月份，中国减持美国国债240亿美元至8437亿美元，连续第二个月减持美债，与此同时，随着日元的走俏，我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迄今为止，我国已经连续6个月增持日本国债，合计增持日本国债1.73万亿日元，约200亿美元的日元金融资产，几乎相当于前5年买入规模的5倍。

作为最大债务国的美国和日本步入持续增长的债务通道，根据奥巴马政府近期公布的财政预算案，在2010财年将升至94％，2011财年将达99％，2012财年将升达101％，2040年美国债务将达到GDP的2倍，而随着债务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复苏步伐，而个人资产增长乏力，日本国民储蓄率已从1998年的10.5％下降到2008年的3.3％，IMF预计几年之内日本储蓄率由正转负的趋势不可避免，资本与负债的缺口会越来越大，日本政府的国家信用将受到重大打击。“以债养债”、“用赤字解决赤字”的债务依赖很可能使美国和日本陷入死胡同，债务危机并非小概率事件。

应重新审视债权大国地位

中国该到重新审视债权国地位，高度关注国家财富的时候了。除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外，对外储管理应该适时转变思路，只是在美元、日元、欧元资产之间转换，并不能真正消除风险，要进一步壮大财富基金。

当前，财富基金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管理外汇资产的重要平台和长期战略投资者。据美国财富基金研究所统计，截至2010年3月，全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高达3.8万亿美元，其中一些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该国名义外汇储备规模。

篇（3）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2－0051－04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由此可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到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

货币的国际化需要货币发行国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拥有足够的流动性，从而使投资和交易更为便捷，同时也需要该国的金融市场拥有充足的风险管理和对冲工具，这样货币的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才能发挥出来。由于货币的贸易需求、交易需求和风险管理需求是货币最主要的需求，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又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反映出来。本文在简单介绍人民币外汇市场发展现状后，介绍和分析人民币在今后十几年国际化到一定程度时外汇市场及其主要产品应该具有的规模。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第二部分预测到2020年时中国外汇市场，外汇即期、远期和掉期市场应该达到的规模；第三部分介绍外汇市场风险管控工具和场所的提供；第四部分介绍“筑坝建闸”，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控的重要性；第五部分总结。

一、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的地位及其比较

外汇市场主要以柜台交易为主，因此不能获得准确的年度数据。全球关于外汇市场最具权威的数据是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公布的当年4月的日均数据，目前可以获得的最新数据是2007年数据。表1给出了1992年到2007年国际外汇市场上主要货币的日均成交金额占比分布。由于每笔外汇交易中涉及两种货币，所以每年各货币比例的总和为200％，据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全球四大主要国家储备货币在外汇市场交易中的总份额，我们可以看到，2001年该比重高达8成左右，2007年持续下降到77.4％；如果加上瑞士法郎，五大国际货币占全球外汇市场的份额从2001年85.0％下降到了2007年的80.8％。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7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占比仅仅为0.25％，这与该年我国GDP全球占比6.2％极不相称，说明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表2给出了2007年世界主要货币外汇全球交易占比和相应的国家或地区GDP全球占比情况。从表2可以看出，除欧元外其他4种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外汇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比重皆超过了其相应的GDP比重，瑞士法郎全球外汇交易量占比更超过其GDP全球占比的325％。

从表2还可以看出，7种主要国家和地区货币中除加元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成交额占比皆显著超过了其GDP的全球占比，其币甚至超出其GDP全球占比的350％，为7种货币之首，显示出了香港作为地区金融中心的重要地位；新加坡元外汇交易／GDP占比为216.7％，略微低于澳元的223.3％，表明澳元和新币在亚太地区地位突出。7国货币外汇交易总量占比／GDP占比高于5种主要国际货币，说明近年来该7种货币外汇市场发展迅速。

从表2还可以看出，世界上6个主要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外汇交易量全球占比均低于其GDP全球占比。表2最后一行“后4币”指表1中最后4种货币，也就是国际媒体通常称为“金砖四国”的4种货币，2007年该4种货币外汇交易总额仅占全球外汇交易总额的1.2％，比4国同年GDP总量的全球占比低12个百分点。从外汇交易占比与GDP占比之间的比率来看，表2中全球18个主要货币中人民币最低，仅为4.0％，不到倒数第二巴西雷亚尔8.3％的一半，仅略微超过印度卢比15.9％的四分之一，不到墨西哥比索的十分之一。

这些数字表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仅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着巨大的距离，而且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仍然有着显著的距离。要到2020年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我们还有相当巨大的任务要完成。

二、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及相应外汇市场发展需求

没有活跃的外汇市场，那么货币的结算、交易以及储备的功能都将难以充分发挥。虽然我们可以确认到2020年人民币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但我们却难以准确计算出届时人民币占国际储备的比例。本文我们用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占比与中国GDP世界占比比率的合理假设来估算届时人民币外汇市场的规模。

(一)主要假设

表2给出的2007年18种货币在全球外汇市场占比与其GDP占比的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不同货币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的国际化程度。我们根据到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市场占比与中国GDP世界占比比率的合理假设来估算届时人民币外汇市场及其主要市场的规模和相应的年均增长率。

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4.0％上升到了7.2％，年均上升0.64个百分点。假设从2009年到2020年中国经济世界占比年均增长0.5％，那么到20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应该在12％左右。利用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的全球外汇市场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从1989年到2001年、1992年到2004年和1995年到2007年的三个12年内国际外汇市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1％、7.2％和8.6％。2004年到2007年国际外汇市场杠杆过高和投机性过强，增长率显著超过之前任何一个三年的时间段，而金融危机的冲击一定会对国际外汇市场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调整作用，所以我们假设从2007年到2020年国际外汇市场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992年到2004年7.2％的水平较为合适，这样我们可以容易地计算出2020年4月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金额为7.9万亿美元。假设从2007年到2020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比例与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比例在30％到110％之间，那么可以根据如上合理假设计算出2020年人民币外汇市场的总规模以及从2007年至2020年13年间应该达到的年均增长率。表3给出了相应的结果。

(二)主要结果

表3显示，即使到2020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比例与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比率仅为30％(相当于2007年韩国的水平，见表2)，那么到2020年，人

民币外汇市场的规模也将超过70万亿美元，从2007年到2020年，外汇市场年均增长率应该为30.4％；如果到2020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比例与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比例能够达到50％(比2007年墨西哥的比例高出近10％的水平)，那么到2020年，人民币外汇市场的规模将接近120万亿美元，从2007年到2020年，外汇市场年均增长率应该为35.6％。如上两种假设条件下，相应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占比将超过瑞士法郎仅次于英镑，排名第五，介于国际储备货币的边沿。

如果到2020年人民币占全球外汇比例与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比率能够达到70％(相当于表2中2007年欧元的水平，因为欧元的国际化程度还没有充分发挥)，那么到2020年，人民币外汇市场的规模将超过160万亿美元，从2007年到2020年，外汇市场年均增长率应该为39.2％，相应的人民币外汇交易占比将超过日元水平仅次于欧元，排名第三，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因此，从2007年到2020年的13年时间内，如果人民币占全球外汇比例与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的比例达到30％到70％的水平，那么外汇市场的年均增长率应该介于30％到40％之间。

(三)风险管控工具和场所的提供

风险对冲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业交易的重要需求之一。上文我们着重介绍了传统的外汇风险管理工具，即外汇远期和互换。其他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包括基于利率、股票和商品及其指数的各类远期、互换、期权、互换期权等，其中有些产品，如信用违约掉期，确实对金融危机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他一些产品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内由于投机性过高也曾导致交易过度活跃的问题出现。但是场内衍生产品，即交易所交易的金融期货和期权在金融危机前后全球范围内却没有发生任何严重问题。表明场内衍生产品的市场功能和风险防范能力还是无可否认的。

由于不同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判断常常在程度上会出现差异，甚至在方向上都可能出现不同，这样，这些市场参与者就会通过场内期货或者期权来对冲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从而使风险可以通过这些风险管理工具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分散”或者“分配”。任何现货市场反映的只是即期的供求关系，而对未来的供求关系难以很好反映。期货市场反映各类市场未来的供求关系，市场参与者通过用资金“投票”确定未来价格、汇率、利率等市场因素，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任何机制也难以提供更好的此类市场信息。同时，期权市场反应各类市场另外一种未来的信息，市场参与者通过用资金“投票”确定未来一定时间内价格、汇率、利率等市场因素的不定性，该种信息是包括期货市场在内的其他任何市场也不能提供的。这些信息对风险管理必不可少。所以，期货和期权是金融市场发展必不可少的产品。

经过了十几年的探讨和实践，我国商品期货市场有了可喜的成就。2008年全国商品期货成交金额首次超过70万亿元，相当于同年我国GDP的239.2％，对商品市场套期保值提供了很好的场所。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重要的商品期货如原油期货和金融期货仍然缺位，股票指数期货、利率期货和股票期货这些国际市场上常见的金融产品在我国仍然没有登场，各类期权更是缺位。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逐步推进，这些市场也应该逐步推出并逐渐完善。

(四)“筑坝建闸”――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控

对1960年到2007年之间181个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实证研究(Reinhart and Reinhart，2008)表明，跨境资本“首先流入新兴国家，然后逆转、撤出，给这些国家带来了艰难的调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国际资金流动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冲击仍然历历在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更是如此。余永定(2009)曾指出，“如果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自由流出，由于市场很小，国内资本市场将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影响”，“资本市场还是不够发达，金融深化程度太浅、市场容量太小，经不起资金流入流出的巨大冲击。”

早在2008年5月，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之前，副总理就明确指出“改进外汇管理方式，完善外汇管理的法律法规，强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2008年陆家嘴论坛主题演讲)。总理在200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管理，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采用人民币进出口贸易结算后，跨境资金流动又多了一个新的渠道，而且今后资本项目每放开一个领域，跨境资金流动同样也会增加一个渠道。在今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中国资本项目将逐渐实现开放，此时如果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控没有到位，这种放开的渠道将对未放开的渠道形成一定的替代作用，使还未开放的资本项目的管制效果下降。我们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从而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而且还要准备好相应的应急措施，从而使我国金融体系以至宏观经济少受外来因素的冲击。

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控体系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泛的系统。在当前积极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之初，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跨境资金如何流入和流出中国的方式、方法及其相应的流动规模进行深入、系统和扎实的研究非常必要。这是因为如果对新的渠道开通之前的情况都做不到心中有数，防范到位，那么在更多的流动渠道开通之后，问题势必更加复杂，防范也一定会更加困难。

篇（4）

尤其是汇改之初，央行的解释是人民币将盯住一篮子货币，彼时美元正处于贬值途中，人民币直线式对美元升值，正好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贬值的影响，对“一篮子货币”大致保持了稳定。2008年下半年，由于实践上采取紧盯美元的战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则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动。相信年末贸易下滑中就存在比值不稳的因素。

以美元为锚的人民币策略，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原因。改革开放之初，汇率双轨制之时，人民币选择的就是盯住美元的策略。直到今天，全世界仍有60%～70%的货物以美元计价，危机之时选择盯住主要货币，除了会被诟病为“货币操纵”，却避免了贸易中货币变动风险，更给海外投资者以稳健的形象，可谓一举多得的策略。

篇（5）

2015年8月11日，央行开启了自2005年来首次汇率制度改革，规定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以昨日该市场收盘汇率为参考对象，同时考察外汇市场供需情况和主要国际货币汇率变动趋势后进行中间价报价。中国人民银行希望此次中间价报价机制的改革能够充分发挥汇率对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有效降低人民币汇率与市场预期的偏离。然而，此轮“新汇改”后汇率走势完全打破了市场的升值预期，人民币汇率连续三天超过3%的跌幅逆转了十余年的人民币升值趋势。汇率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新汇改”对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也影响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此，本文将分别探讨此轮汇率制度改革与汇率贬值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的影响。

一、汇率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从历史视角探讨汇率变动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有助于考察汇率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此本文首先以英镑、美元与日元为分析案例，考察这些主要国际货币对货币发行国国际地位的影响。

学术界普遍赞同的观点是，一种货币汇率上升毫无疑问会给持有该货币的非本国居民带来升值效益，因此非本国居民希望增持该货币或者购买以该货币计价的资产，进而该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被推动；然而，当一国货币汇率下降时，非本国居民为避免贬值带来的损失而减少对该货币和以该货币计价的资产的持有，进而该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停滞。这一逻辑关系揭示的理论是，一国的货币升值有利于提高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反之货币贬值削弱了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一国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是衡量一国货币国际化地位的重要量化指标，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历史数据，探究汇率变动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

首先，以英镑为例，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间，英镑是毋庸置疑的全球主导性货币。有趣的事实是美国GDP首次超越英国夺得世界第一是在19世纪70年代，然而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被美元赶超是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也就是说美元成为最强货币要晚于其成为经济强国七十年左右。这一期间，值得注意的是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在20世纪20年代曾超越英镑，却因为美元汇率下降使得英镑比重又一次领先。二战之后，曾经主导性货币的英镑成为了最弱的国际货币。数据显示，1965年到1995年间，英镑汇率贬值与英镑国际地位的衰弱相对应。在这段时间，英镑汇率指数跌幅度高达60%，从最高点244下滑到102，而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也从1969年的22.3%下降到1995年的2.1%。曾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英镑因为汇率贬值而衰弱为二流货币。

其次，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元汇率与美元国际化进程时，也会发现两者间存在同一规律。同英镑一样，美元有效汇率与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也呈相同方向变动。不同的是英镑呈现的是趋势性下降过程，而美元则展示出短期周期性变化与长期水平推移趋势。与美国经济周期对应，美元并不是一路下滑，而是呈现周期性变动。经济繁荣期时，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汇率上升，全球美元储备增加；当面临经济衰退时，美联储降息使得美元贬值，美元储备自然减少。长期水平推移是指美国并没有如英国一样显示出明显的国力衰退现象，因此美元汇率与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呈现长期下降趋势。

最后，日元汇率与日元的国际地位间也存在密切联系。日元的变化趋势与美元和英镑截然不同，与英镑的趋势性下降和美元的周期性变化对比，日元在过去四十年中经历了一涨一跌的大起伏，这一变化正好对应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迅速衰退。在1975年到1994年间，不管是日元汇率还是日元的国际地位都经历了高速上升的过程。而1995年之后，日本在经历泡沫经济破灭后进入长期衰退阶段，日元汇率与日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例由上升迅速转变为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元有效汇率在2007年到2014年间出现50%左右的大幅升值与贬值，然而这段时期内日元储备并没有出现较大波动，与汇率变动关系微弱。出现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这段时期日元波动主要受发达国家量化宽松政策的冲击而并非日本经济实力的影响。

通过对英镑、美元以及日元汇率走势与国际地位的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尽管不同国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是不可否认货币汇率与全球外汇储备比重之间的直观关系：汇率升值提升货币的国际地位，反之汇率贬值削弱了货币的国际地位。

其次，根据三种货币的分析，本文将汇率对货币国际地位的影响分为两种，一种是英镑与日元的变化，这类变化属于趋势性影响，呈现趋势性上升与下降的原因是一国经济实力的转变，经济实力的改变可通过汇率间接对货币国际地位产生冲击。另一种便是美元的变化，这种变化属于周期性影响，货币政策的改变对美元汇率产生周期性冲击，再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

最后，当经济实力与汇率变化趋势相同时，即在经济上行时汇率升值，经济下行时汇率贬值，汇率变化对货币国际地位的影响显著；反之，汇率与货币国际地位之间关系较弱。日本就是最好的佐证，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元升值大大提升了日元国际化地位。然而21世纪后，日元汇率的大幅上升并没有对日元国际化地位产生影响。产生这样的差异正是因为前一阶段，日本经济也处于快速发展中，而后一段时期，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状态。经济实力的逆转减弱了汇率上升与日元国际地位提升的关系。

二、“新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基于上文分析，人民币汇率贬值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的提升，但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上行阶段，因此这种负面影响被削弱。本文认为新一轮的汇率市场改革将对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长期收益。

（一）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

影响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变量涉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在制度层面，金融市场的发展意味着一国利率与汇率决定机制的灵活程度。因此，汇率市场化程度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密切相联，国内完善的金融市场与灵活的汇率制度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审视美元与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国际化历史进程，我们发现尽管货币国际化与汇率市场化改革并不存在稳定关系，但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必然以汇率制度的完善为前提。历史是不断重复进行的，借鉴美元和日元的发展过程，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毫无疑问推动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汇率市场化改革正确引导人民币跨境流动

尽管中国经常项目已实现完全开放，但是资本项目仍受到长期管制。政府意识到对资本项目的过度管制阻碍了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因此中国陆续出台一系列促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条款。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计划的退出意味着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处于最后冲刺阶段，该计划取消对个人购买海外金融资产的限制。汇率是国内外货币价值的比例，是连接两国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资本项目开放背景下，汇率市场仍然受到严格制约意味着自由定价的离岸市场与受干预的在岸市场间存在套汇机会。由双轨制资金价格带来的套汇空间无疑吸引了投机性资金的干涉，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产生了负面影响。反之，汇率市场化改革使得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同步，迅速反映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减少套汇机会。这有利于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汇率市场化改革刺激金融机构开展跨境业务

各类金融机构自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加速了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业务的主要开展者，必须不断推出跨境人民币创新产品，合理控制国际市场上人民币供需量。但是，汇率管制给商业银行的的资金运用成本上造成了限制，并且商业银行很难根据成本收益原则来灵活配置资金，因此商业银行进行跨境业务操作的积极性不高。尽管此轮“新汇改”给中国金融机构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却为国内商业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带来新的动力。汇率市场化改革有助于商业银行实现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推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和谐发展。

三、结论

本文回顾了“新汇改”后人民币的贬值走势，并通过分析主要国际货币英镑、美元与日元汇率与货币国际化地位间的关系，明确人民币贬值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关系。最后本文结合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现状阐述了“新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篇（6）

SDR“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

根据IMF分别于2010年10月和2011年9月的《SDR定值审查方法综述》和《SDR货币篮子评选标准》，SDR货币篮子评选标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要求货币发行国或货币联盟截至修订评选条款生效日期之前的五年间出口货物和服务的总额位居前列。IMF在2000年的SDR定值审查中，根据过去五年间的出口数据，选择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四个商品和服务出口国（货币联盟）的货币作为SDR篮子的备选货币。二是该货币要满足IMF定义的“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只有备选货币同时满足“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才能入选SDR货币篮子。

根据《IMF组织协定》第30条第f款规定，“可自由使用货币”是指被基金组织指定的一成员国货币，该货币事实上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和在主要外汇市场上被广泛交易。一国货币是否达到“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在实践中完全由IMF执行董事会决定。虽然IMF执行董事会从未正式公开批准哪些指标能够用于评估一国货币是否是“可自由使用货币”，也从未明确“可自由使用货币”的种类限制，但是IMF研究人员探寻衡量“可自由使用货币”指标的努力从未停止。早在1977年IMF就已经提出，一方面使用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结算币种份额及资本交易中的计价货币份额来评估一国货币的广泛使用程度；另一方面使用世界主要外汇交易市场的交易量、远期交易市场的存续、外汇买入和卖出之间的价差来评估一国货币的广泛交易程度。

IMF执行董事会在1978年依据这些标准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英镑和美元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同时，IMF2010年10月的《SDR定值审查方法综述》披露，执董会也正是依据此标准，在2010年的SDR定值审查中认为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银行国际负债中的份额、国际债券交易中的份额和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四个指标方面没有达到国际交易结算中的广泛使用程度以及在全球外汇交易市场的广泛交易程度，从而认定人民币没有满足“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最终拒绝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提议。在其后的《SDR货币篮子评选标准》报告中，IMF相关部门正式建议使用上述四个指标评价一国货币是否是“可自由使用货币”。因此，这四个指标事实上代表了“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评价指标。

目前人民币满足“可自由使用货币”的程度

1996年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到2015年资本项下已实现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子项占90%，不可兑换的子项主要集中在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和衍生工具交易方面。随着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的设立，区内人民币运用已接近完全可兑换。但从IMF的四项评选指标看，人民币满足评选标准的情况有些参差不齐。

一是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外汇储备是指一国为应付国际支付的需要，由其中央银行及其他政府机构所集中掌握的外汇资产，当前世界各国持有的外汇资产主要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SDR篮子货币计价的资产为主。从IMF的COFER数据库公布的2014年数据来看，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分别为62.9%、22.2%、3.8%和4.0%，人民币没有单独进行统计，被划入到“其他货币”一栏，而“其他货币”所占份额仅为3.1%，由此可见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远低于美元和欧元，也低于英镑和日元。

二是人民币在银行国际负债中的份额。银行负债是指商业银行由于授信而承担的将以资产偿付的债务，存款是最为核心的银行负债业务，同业存放、同业拆入、向中央银行借款及债券融资也是重要的负债业务。银行的国际负债既包括本地居民对本国银行的外币债权，也包括本地居民对外国银行的以任何币种计价的债权。从国际清算银行的IBP数据库提供的2014年数据来看，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计价的负债在银行国际负债中的份额分别为47.4%、29.4%、5.5%和2.7%，人民币同样被划入到“其他货币”一栏，具体份额不得而知。但从“其他货币”所占份额为6.9%来看，以人民币计价的银行国际负债份额仍远低于美元和欧元，但存在接近甚至高于英镑和日元的可能。

三是人民币在国际债券交易中的份额。债券市场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市场，以各种货币计价的债券占全部国际债券的份额也是衡量一国货币广泛使用程度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国际债券既包括非居民发行的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券、票据及其他货币市场工具，也包括本国居民发行的以外币计价的债券、票据及其他货币市场工具，还包括本国居民发行的以本国货币计价但募集资金的使用对象是非居民的债券、票据及其他货币市场工具。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4年末的国际债券统计数据来看，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在全部国际债券中的份额分别为41.1%、40.4%、9.6%和2.0%，相比之下，虽然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业务发展迅速，但所占份额依然很低，2014年末仅为0.5%，居全球第8位。

四是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份额。外汇交易规模可以全面反映一国货币的国际广泛交易程度。近年来，人民币外汇市场快速发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一次的中央银行调查数据来看，人民币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的份额从2004年的不足0.1%增加到2013年的1.1%，世界排名跃居第9位。但相对而言，人民币与世界主要货币仍有很大差距，2013年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的份额分别为43.5%、16.7%、11.5%和5.9%。

SDR“可自由使用货币”评选标准的合理性

IMF自2000年起正式引入“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并据此在2010年SDR的定值审查中，将人民币排除于SDR货币篮子之外。2011年10月，IMF执行董事会讨论了SDR货币篮子扩大评选的可能事项，但大多数执行董事仍认为现行的SDR篮子货币评选标准依然适合有效。这就意味着，如果按照现行的SDR篮子货币评选标准，人民币在今年的SDR定值审查中，很大程度上仍将与SDR货币篮子失之交臂。但是“可自由使用货币”作为一种标准，无论是标准本身还是用于衡量标准的各种指标，其准确性和合理性都值得商榷。

SDR现行货币篮子评选标准有违其设计初衷。SDR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其必须是安全的、值得信赖的。传统上，任何一种主权信用货币发行国要给予外国货币当局安全感和信任感，必须依靠其持续的贸易顺差。经常账户顺差长期累积就形成国家债权。但是，当前的SDR货币篮子没有体现出储备资产应当具有的债权国标准。美国和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经常账户逆差，究其原因在于，随着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经常账户差额已经不能再单独决定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出口能力也不再是为主权货币背书的唯一力量。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证明，忽略经常账户重要性、以债务国货币充当储备资产的做法，对国际货币发行国以至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都可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SDR货币篮子应该回归充当储备资产的设计初衷，应当继续以使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替代“可自由使用货币”作为SDR篮子货币的决定性筛选标准。此外，IMF研究人员在《SDR货币篮子评选标准》中也提出了“储备资产”标准可作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的一种可能的替代标准，以便更好地反映SDR作为储备资产的性质。

“可自由使用”不等同于资本账户完全开放。IMF执董会在1978年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日元、英镑和美元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但从衡量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Chin-Ito指数可以看出，英国、法国和日本在1978年并未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英国和法国分别在1983年和1994年才真正实现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日本在1983年实现了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但在1995到1999年又恢复了部分资本管制（见表）。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虽然与货币的“可自由使用”相关，但却并不构成“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核心标准，更不能将货币的“可自由使用”等同于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如果不能有效纠正这些执行偏差，人民币很可能重蹈2010年的SDR定值检查覆辙。

部分衡量“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指标准确性存疑。实践中，由于一些国家或经济体并未向IMF和世界银行等经济组织报送数据，导致相关经济数据披露并不完整，缺乏代表性和准确性，从而导致衡量一国货币是否是“可自由使用货币”的一些指标准确性存疑，这些问题在IMF的COFER数据库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IBP数据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IMF的COFER数据库仅统计参加COFER项目的成员国外汇储备数据，即“可分配储备资产”，不统计未参加COFER统计项目的成员国外汇储备数据，即“未分配储备资产”。长期以来，“未分配储备资产”占IMF全部成员国官方持有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一直持续增长，这就导致以人民币计价的储备资产份额可能被低估。此外，国际清算银行自1977年起银行的国际资产和负债数据，但是截至2014年底，全世界只有44个国家和地区向国际清算银行报送银行数据，包括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但不包括中国大陆。因此，对于一国货币在银行国际负债中的份额，其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疑问。

认真准备，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对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促进我国金融业开放具有重要意义，积极推动人民币入选SDR货币篮子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经济体，早已满足SDR货币篮子评选的第一个标准。在第二个评选标准方面，虽然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市场和全球外汇日均交易量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与SDR篮子货币相比，人民币在“可自由使用货币”指标方面仍存在着很大差距。因此，IMF在今年的SDR定值审查中，如果依然采用现行的SDR货币篮子评选标准，人民币很有可能在SDR货币篮子调整中再次落选。

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如果人民币在2015年再次错失进入SDR货币篮子的机会，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人民币本身，现行SDR篮子货币评选标准的合理性也亟需重新进行审视。有理由相信，随着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推进，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不是“能否”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为此，在今年的SDR定值审查中，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做好准备工作，切实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

一是要充分正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可能遇到的困难。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必然带来SDR篮子中原有4种货币权重的下降以及对原篮子货币发行国利益的冲击，因此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不可避免地要遭遇来自这些国家或经济体的阻力。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不仅是事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涉及IMF成员国相互博弈的政治问题，所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非人民银行一己之力所能完成，需政治、外交、财政等部门的通力合作。

篇（7）

文章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06)11－027－04

一、引言：外汇储备激增现实及解释

全球外汇储备由1995年1月的1．2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9月的4万亿美元，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特征：规模急剧增加、国家集中度提高、地区分布特征明显等。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短短4年间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91％(约2万亿美元)，其增速是1999－2001年增速的3倍多。2005年前5大外汇储备国或地区占全球储备存量的68％，排前两位的中国和日本占2002－2005年全球储备增加额的50％，全球储备存量的40％。排名前101的储备国或地区中有8个来自亚洲，亚洲货币当局(包括日本)储备增加额占全球储备增加的绝大部分。另外，由于油价的上涨，石油输出国组织获得了大量经常项目盈余，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一(见表1)。

全球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引起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中讨论热点之一就是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及适度外汇储备规模的度量。外汇储备激增背后的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影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于自我保险的需要；二是受目前的市场环境影响，新兴国家为了维持出口部门国际竞争力、避免本币升值而采取外汇干预的结果，三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特征决定的，包括欠发达的金融体系无法将国内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内储蓄投资的缺口等；其中一和三侧重讲发展中国家储备的增加与金融全球化有一定关系。四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年来石油价格居高不下，使一些石油输出国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储备。如果从一国国际收支表组成结构来看(见表2)，2000－2005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储备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经常项目盈余和净资本流入盈余的“双顺差”所致，而俄罗斯和中东产油国虽然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由油价上涨所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仍然使这些国家获得了较多的石油美元储备。

外汇储备的增加虽然代表一国的财富规模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增强，但也带来一定的成本和风险，所以二者利益的权衡就存在一个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问题。衡量一国适度外汇储备规模应结合该国经济结构特征，还要考虑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需要。国外衡量外汇储备水平常用的三个指标是，外汇储备／每月进口额(国际经验是一国外汇储备应足以维持3个月的进口需要，被称为拇指规则)、外汇储备／1年内到期的外债总额(代表一国对外短期偿债能力，合适的指标值为1，被称为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及外汇储备／GDP指标(该指标的横向比较可比性较差)。按照单一的指标衡量或者加权的指标衡量均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指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过量。国内也有不少文献讨论我国外汇储备的最优规模，如武剑(1998)认为外汇储备合理规模的界定模型应为：FR=DF＝DF1+DF2+DF3+DF4=a1．Imp+a2 Deb+a3．FDI+A，其中Imp表示一国全年贸易进口额，Deb表示一国累计负债余额，FDI表示一国FDI累计净流入，A表示国家干预外汇市场的用汇需求，夏斌(2006)在武剑模型的基础上估计我国外汇储备最优规模约为7000亿美元，结论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刘海虹、袁鹰(2005)的研究也显示我国外汇储备过量。当然以上定量估计我国最优储备规模使用的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且没有考虑到我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如国际资本流动形式组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股权投资、外国债权投资、银行贷款等)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也没有考虑我国的政治、外交因素和动态调整的需要。精确的最优储备规模难以确定，但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和国际经验、外汇储备的历史趋势可以看出 我国外汇储备确实过多。

二、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经济影响分析

外汇储备激增和外汇储备的过量会给国内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成本，给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内货币政策带来挑战。考虑外汇储备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需要理清外汇储备增加的机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行外汇管制的结果，如我国的强制结算制度，在允许范围外的外汇必须强制出售给央行，如果企业或个人的售汇大干用汇就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另一类是央行按照汇率目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结果，经常项目的盈余、国际长短期资本的净流入(包括FDI、股权资本、债权资本和银行贷款等，尤其是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入)会相应造成汇率升值的压力，为了避免汇率的升值、维持国内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央行就需要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这两种机制导致的储备增加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央行国内外资产负债或权益是怎样进行调整的。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央行的资产由净国内资产和净国外资产(构成外汇储备的内容)组成，负债由国内货币、银行储备、央行自己发行的债券(或票据)等组成，权益由政府注入到央行的资本加上央行自身的收益或损失组成。如果外汇储备的增加，相应的是股权资本的增加(假设股权资本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政府存款的减少)，就不会引起国内货币的扩张；如果储备增加引起国内负债的增加(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非冲销干预)，将会引起国内短期利率的下降，银行信贷的扩张，国内通胀压力将会上升。如果储备增加引起的是国内资产的减少，央行的这种干预手段被称为冲销干预。过去的经验表明，一国央行有能力冲销外汇储备增加对国内基础货币的影响。最近几年，在新兴国家，央行的这种冲销干预手段用的越来越多。考虑到一些新兴国家金融系统的不够发达等情况，在央行实行冲销政策(部分冲销)的过程中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和成本，包括：通胀压力、过度投资、资产泡沫、货币政策管理的复杂性、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上潜在的资本损失、冲销成本、债券市场的分割、国内银行借贷的资源配置失效等。

从实践结果来看，从2000年1月到2006年5月，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央行净国内信贷和央行非货币性债务的变动抵消了外汇储备变动的85％，俄罗斯该比例是60％，而我国该比例为70％。这说明在国内低通胀环境下，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新兴国家央行有意放松国内货币政策，采取部分冲销的干预政策。具体各国冲销政策实施及效果(见表3)。

三、外汇储备管理国际经验比较

外汇储备激增和外汇储备的过量不仅会给国内宏观经济带

来一系列的风险和成本，而且增加了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储备管理者管理储备的三原则是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其中安全性是基础和核心，储备管理的目标就是要在安全性的基础上，兼顾流动性，降低成本增加收益。

对于持有外汇储备资产的成本，目前国内流行观点认为持有储备的成本就是投资国内的投资收益率与投资外国证券(主要是美国国债)的利率之差，本币升值将会带来储备资产的损失。这种分析不够细致。衡量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可从官方角度和整个社会角度进行分析。从官方(央行)角度分析，前面分析冲销政策时已涉及，主要是央行发行债券或者票据时支付的国内利率成本与外汇储备投资国外资产所获得收益率之差。从整个社会(国家)角度分析．可分为机会成本观点与实际成本观点，机会成本观点认为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等于国内普通投资回报率与投资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如果说考虑机会成本，那么就要考虑风险收益，这种风险收益是指减少了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以及降低了危机发生时对经济的危害程度，Rodrik andVelasco(2000)估计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将使资本流动发生逆转的概率减少10％，假设金融危机的成本为GDP的10％(该假定比率不高，见Hutchison and Noy(2002))，那么遵守Guidotti－Greenspan－IMF规则的风险收益将等于GDP的1％；如果不考虑这种风险收益，单纯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新兴国家会愿意增持这么多的外汇储备。从实际成本的角度看，根据央行外汇储备的增加来自于结售汇，分析成本需要分析外汇的来源，如果是从国外借贷的，那么整个社会的外汇实际成本就是借贷利率与持有外国国债短期资产收益之差；如果是外国资本(包括证券或者直接投资等)主动流入东道国国内的，整个社会的储备成本几乎没有(外资投入到国内的分红是否应该算作整个社会的储备成本？否。因为如果计算外资的成本，那么还要计算外资所带来的收益，如外资投入到国内促进国内就业、对金融市场的好处等创造的价值)，收益就是持有外国国债短期资产的收益。

本币升值是否会带来储备资产的损失，取决于购买力发生作用的地区，如果是国际上，则只是一种折算成本币的账面损失。从储备的国际购买力角度来看，无论是否升值，存量储备资产代表的国外货物购买力仍然是一样的，买10万吨铁矿石的外汇储备升值后还是能够买10万吨的铁矿石，即使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也还要考虑就算持有本币的国内通胀因素。

近年来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管理的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增持能带来更高收益的金融工具、资产币种分散化和将外汇资产用于选择性的用途。本文将对国际上外汇储备管理的经验和趋势作一个总结：

(1)根据近年来各国官方储备的结构变动(主要涉及金融工具结构以及货币结构)事实，这种结构变动反映了各国储备管理策略的改变。虽然出于流动性和安全性考虑，金融工具仍主要集中于政府或准政府债券，但新的趋向是部分储备转向较高风险较高收益金融工具，甚至如货币期权、黄金及通胀相关的外国债券等。

举例来说，日本的储备管理理念仍属于被动管理的政策观点，对储备资产风险一回报敏感性较差。而在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纷纷扩大了储备资产的金融工具范围。如韩国和新加坡成立了外汇基金及专门的投资公司来追求更长期、更高回报的目标。几年以前，亚洲的新兴经济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短期存款和短期外国证券(主要是美国国债)，现在投资的产品扩大到利率衍生品和股权资产等。

金融工具结构的转变可以考虑构成储备增加来源的项目期限和风险匹配、比例限制等。期限匹配是指对造成外汇储备增加的因素进行结构性分析的结果，如由经常项目盈余和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增加的外汇储备较为稳定，可以考虑投资一些中长期限、具有更高收益的国外资产；由短期证券资本流动所形成的外汇储备可以考虑投资一些短期的国外资产。如香港货币当局根据不同的目标、储备资产不同的风险特征、不同期限等来构造不同的资产组合，比例限制是指可以将外汇储备的一定比例投资于具有更高收益的国外资产，其余投资于流动性强的短期国外资产，对于投资于高收益的那部分国外资产央行可以自己管理，也可以由央行成立一家独立的公司或者基金来运作管理，甚至也可以委托给另一家信誉很好的公司来管理。如2005年7月1日，韩国将外汇储备资产价值的10％划拨到一家独立的实体――韩国投资公司(KIC)来进行管理，以追求更好的收益率，紧急情况下韩国央行有权收回委托给KIC公司管理的资产。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新加坡上世纪90年代就成立了新加坡投资公司(GIC)，GIC公司现在管理着超过1000亿美元的不用于外汇干预目的的外汇资产，以取得更高的收益(也为将来的后代着想，所以又被叫做遗产基金)。

(2)储备币种比例的变化。来自IMF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元储备占总储备的比例稳定在64％左右，欧元的比例由1999年的18％上升到2004年的24．3％(部分原因来自于欧元升值效应)。尤其在亚洲，美元储备占了绝对主导地位，这是因为美国固定收益市场的深度、广度和流动性相比日本和欧元区具有明显的优势，各国外贸的主要对象和资本流入的主要来源都跟美国更密切等有关。2004年，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中70％被外国官方机构所持有。虽然美元近年来表现疲软，但可以预见，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美元仍将是各国官方(尤其是东南亚)外汇储备资产的主要储备币种。

(3)近年来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策略一个重要的实践就是被用于一些选择性的用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基金、俄罗斯偿还外债、台湾向银行分配资金150亿美元用于资助对内投资、我国为国有银行注入600亿美元资本等。设立石油基金的背景是近年来油价的波动幅度大和不可预测，带来了石油出口收入的不稳定性，为了稳定石油出口收入，俄罗斯、挪威、委内瑞拉和阿曼等石油出口国已经设立了自己的石油基金，其他的石油输出国也在考虑建立该类基金。

这些外汇储备资产创新性的用途依赖外汇资产的来源和追求的目标，将货币汇率政策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同微观主体、央行储备管理市场风险同其他实体所持外汇储备的资产组合管理联系了起来，将短期货币、金融资产转变为长期的财富持有(可能包括非金融资产)，为分散美元价值波动所带来的资产风险的一条途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台湾将其外汇储备约7％的资产共150亿美元用于对内重大项目投资，这对于外汇储备的保值、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目标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储备管理策略创新。

四、对我国外汇储备管理的启示

外汇储备是一种风险与收益并存的财富，一国外汇储备存在适度规模的衡量。我国的外汇储备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控制其增长节奏和科学合理的使用存量外汇储备。我国是国际储备大

国，我们在摸索创造国际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其他国家或地区值得借鉴的经验。

(1)要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节奏就需要了解外汇储备增长的来源。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是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结果，而持续15年左右的双顺差又是中国经济存在内外失衡和市场扭曲现象的结果。要缩小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可以通过减少出口、抑制资本流入的办法来实现，如改变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优惠政策等。但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格局下，积极的措施应该是：增加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商品技术进口，以及实现藏汇于民、扩大资本输出来实现。

长期以来，我国外汇政策以管制为主，并不鼓励居民持有外汇，即使持有也只能买些理财产品或者外汇存款，海外投资渠道过于狭窄。现在，为了降低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我们需要认识到必须调整外汇储备政策，通过放松居民个人购汇进行外汇投资、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等政策，以拓宽资本流入流出的“双车道”，事前缓解外汇储备的增长。更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浮动弹性，扩大其浮动区间，从而加大投机进出资金的风险成本，抑制其投机操作，起到释放升值压力、减少外汇储备快增的作用。

(2)科学、合理地使用存量外汇储备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按照“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经营管理好外汇储备，二是要拓宽储备运用渠道。

第一，经营管理好外汇储备可以借鉴外汇储备管理的国际趋势(经验)，包括对资产进行结构分析(目标、期限、风险等)，增持能带来更高收益的金融工具、资产币种分散化等，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根据不同的目、储备资产不同的风险特征、不同期限等来构造不同的资产组合；也可以借鉴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专门成立一家独立的公司来运作某个目的、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资产(如韩国10％)。

第二，科学、合理地使用存量外汇储备，将储备运用同国家整个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结合起来开发储备资产的可选择用途。近年来，我国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如：用外汇储备注资，支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与国内商业银行进行货币掉期交易，增强央行对冲操作能力等等。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将外汇储备的一定比例用于国内重大项目或者机构的建设等等。

篇（8）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冲击是外需减少。不仅美国外需下降，金融危机还造成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外需普遍下降。

2007年出口总值12 180。2亿美元，同比增速25。7%;2008年出口总值14 285。5亿美元，同比增速17。2%，增速回落8。5%;2009年1-9月，出口总值8 466。5亿美元，同比降低21。3%，增速回落29。80025。有关调查显示，美国经济下降1%，中国出口将下降6%;而欧洲经济下降1%，中国出口将下降15%。

篇（9）

例如，美国甲企业向中国乙企业投资（或进口）1百万美元，并不是将1百万美元现钞从美国运送到中国。现在的清算方式是：甲企业通知其开户银行A，通过乙企业的开户银行C办理汇款，则A银行扣减甲企业存款，相应增加C银行在本行的存款，而C银行则按照通知，增加自己在A银行的存款，相应增加乙企业的存款，并通知乙企业款项收妥，清算完成。这样，A银行资产负债没有减少，C银行却因此增加了1百万美元资产负债。

拥有外储不等于真正持有了美元

正因为记账清算体系的存在，使得对外开放的国家，无论是接受国外投资，或是因为投资扩大推动出口增加，其获得的外汇并没有从货币发行国真正流入本国，而是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其在货币发行国的债权。因此，全球外汇储备越多，全球流动性就越是以其倍数方式扩张。在全球化加快发展，全球投资和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外汇储备总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全球流动性，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流动性过剩乃至泛滥，并由此进一步引发更多问题（有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识和重视，有的甚至与直观结果相悖）。例如：

201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约9.7万亿美元（2001年仅为2.05万亿美元），其中超过62%是美元，而美元储备中绝大多数头寸都滞留在美国，这就是为什么直观看美国在2001年之后大量美元外流，其外债规模随之迅速扩大，但美国的资金实力并没有遭到削弱，华尔街仍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资金规模和金融影响力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全世界的美元绝大部分都滞留在美国，使美国聚集了全球最大的资金规模，吸引和推动了美国债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评级公司等方面的发展，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同时这也就解释了很多人难以理解的、似乎有些玄乎（有人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悖论”）的现象：

一方面发达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或进口，支持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却又大量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务（如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造成资金回流，似乎是贫穷国家在救济富裕国家。实际上，在记账清算体系下，这些货币只是转移了所有权，并没有转移持有者，货币本身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流出、流回。

外储越多相应投放的本币就越多

正是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做国际清算业务的大型商业银行，其资金来源已经过多地依赖金融机构存款，特别是国际同业的存款（所以其贷存比普遍很低），而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敏感度远远超出一般企业和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信号，美国金融机构很容易遭受来自于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挤兑，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篇（10）

据美国财政部网站消息，截至4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为4140亿美元，较3月底的4198亿美元下降了58亿美元。在财政部提供的近一年的统计数据中，这还是中国头一回出现减持美债的情况。而彭博社的报道则称，这是中国自2005年10月以来首次减持美国国债，同时也是7年来减持规模最大的一个月。

美国财政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中国为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第二多的外国政府，排在第一位的仍是日本，持有6148亿美元的美债。

截至4月份中国持有4140亿美元美国国债，同期美国国债的可流通总额为4.4万亿美元，中国占比近10％。

“现在市场关注的是两方面：一是中国会不会大量抛售美元资产，转而买其他货币资产，这会直接影响到美元汇率；二是会不会减持低收益的美国国债，转而购买高收益的其他美元资产，从而影响到美国国债的价格和收益率。”雷曼兄弟亚洲经济学家孙明春说。

中国今年宣布成立一家国家外汇储备专业投资机构，投资范围包括全球的高收益债券、股市、房地产甚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据估计，中国外汇投资公司的启动资金规模可能在2000亿美元左右。

不大可能大举抛售

有分析认为，中国在4月份罕见减持美国国债，可能标志着一种新的趋势，进而可能引发国际市场上更大规模的抛售，直接导致美国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上升，甚至引发更广泛的金融动荡。

事实上，随着美元贬值，类似的关于美元资产可能遭到抛售的担忧一直存在。也正因如此，美国国债的价格近来才持续走低。就在上周，美国10年期国债的价格跌至5年低点，相应的收益率则升至5年高位。彭博社刊文指出，国债价格下跌，已使过去一个月美国国债市值蒸发掉5500亿美元，令最为乐观的投资者也确信：美国国债已步入熊市。

不过也有不少人士认为，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大举抛售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似乎并非本意所在。尽管出于外储多元化的需要，中国已设立专门的外汇投资公司管理部分外储，但中国官员多次强调，中国并不会大规模减持美债。

篇（11）

金融危机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产生，国际资本流动在深度和广度上步步推进。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2007年峰值时的1.979万亿美元跌至2011年的1.5万亿美元，跌幅高达24%。国际资本流动在为我国提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的同时对我国经济影响程度也日益加深，如何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及金融市场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资本流动概念及分类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间转移，由于国际资本能以最快的速度对各国的经济形势做出反应，流向效率高的地方，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从周期方面考察，国际资本流动可分为长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其中，长期国际资本流动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或未规定使用期限的资本流动，它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以及国际贷款三种主要方式；短期国际资本流动是指期限是一年以内的资本流动，包括各种短期金融资产，如贸易资本流动、短期证券投资等。按照资本跨国界流动的方向，国际资本流动可分为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其中，资本流入是指外国资本流入本国，主要表现为：本国在外国的负债增加、本国在外国的资产减少或外国在本国的负债减少、外国在本国资产增加。反之，即为资本流出。以流动主体划分，国际资本流动又可分为官方资本流动和私人资本流动。国际上最常用的分类方法是将其分为长期国际资本流动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而长期国际资本流入，会给资本流入国长久的资金支持，一般不会受到限制，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短期资本流入引发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和趋势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现状

首先，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在曲折中日益扩大。直接投资（FDI）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资料显示，全球FDI流入量从1970年的133.5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5万亿美元，其间经历了较大幅度的波动，2001年美国高科技泡沫破裂，全球FDI迅速下降，到2006年全球FDI流量才得以超过2000年，2007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又下降到2011年的1.5万亿美元。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直接投资乃至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已越来越大。

其次，资本结构发生重大改变。随着国际证券市场融资规模迅速扩大，证券投资已成为国际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并且，随着投资市场容量扩张，私人资本取代官方资本在世界投资市场上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并呈上升趋势[1]。

最后，国际资本流动的期限结构日益模糊。随着近来全球金融与贸易管制的放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使国际资本流动中长短期资本相互转化更加方便、频繁。如大额定期存单、货币互换及各种基金运作等，使国际资本流动的期限结构日趋模糊，已很难明确区分长短期资本流动。

（二） 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

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未来可能会有缓慢增长态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ATD）2010年6月份的研究报告称，在经历了2009年的特殊时期后，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逐步复苏，在2011及2012年将持续增长。2010年上半年，全球FDI出现小幅但不均衡的回升，预计2012年全球流入量将向1.6万亿—2万亿美元挺近[2]。

国际资本供求矛盾加剧。从国际资本供给的情况看，作为国际投资供给主体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衰退，致使他们把投资的重点放回国内，不可能对外提供大量的国际投资，这使国际资本的供给增长难度较大。同时，虽然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也不可能提供太多的国际资本。从国际资本需求情况看，欧盟经济发展虽然受到美国经济减速影响，但相对来讲投资环境较好。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不景气，资本输出迅速缩减的同时吸收外资不断增加。[3]发展中国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和争夺。

“逃往质量”战略主导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流向。“9·11”及随后的安然等事件，改变了人们对国际资本市场的传统认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质疑美国金融市场的资产“质量”。相比之下，欧元区内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更加便利快捷、经济发展稳定，各种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4] 东亚各国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外资回流的现象也比较明显，尤其是我国近几年来政治、经济的稳定与持续高速发展，对外资的吸引力空前增强。这充分说明，国际资本流向的地区结构正在不断变化和调整，“逃往质量”战略正在逐步主导国际资本的基本流向。

对于新兴经济体服务业的投资趋势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快速流动推动了世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即由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由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5]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又成为这一地区吸引FDI相对较多的国家。当然，在世界的其它地区，新兴经济体也是国际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重点对象，并且这种投资趋势在后危机时代还将进一步增强。

三、国际资本流动的成因

一是过剩资本的形成。随着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率的提高，其国内资本积累迅速增加，在利润最大化的支配下，资本家们积极寻找释放过剩资本的方式，大量的过程资本流入国外；二是投资者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投资者一般都会将资金分散投资于几个国家，避免由于资本集中投资于一个国家而造成巨大损失，使投资风险达到最小；三是企业为开拓国外市场。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也会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例如，进口国的税率高、贸易保护主义严重，若直接对其出口，则会造成产品的竞争力下降，不具有价格优势。这时出口企业就会寻求在进口国投资建厂现产现卖，借以避开进口国的关税壁垒；[7]四是企业为了寻求高新技术。这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中最为常见，在一些跨国公司的跨国收购中，收购方除了为获得国外市场份额，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对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五是汇率的变化。70年代以来，随着浮动汇率制度的普遍建立，主要国家货币汇率经常出现波动，且波动幅度大。倘若一个国家货币持续升值，则会产生兑换需求，从而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反之亦反。

四、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一）消极影响

首先，资本过度流入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研究表明，大量资本流入将导致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症”。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银行是主导性的金融中介。第一，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银行资产负债的影响。外国短期资本大部分都将进入银行系统，从而引起银行的流动性过剩。随着可贷资金的增加，为了追逐利益，银行就会贷款给信用较低的组织，从而使银行的信用风险增加，容易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 [8]第二、国际短期资本流入对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使银行面临更多的外汇业务和汇率风险，而我国目前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有所欠缺。

其次，削弱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国际资本流动必然会导致汇率失衡，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投放大量基础货币以吸纳流入的外币，使国内货币的供给以内生的方式增加，产生通货膨胀压力，致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影响。另外，近年来，随着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证券市场，虚拟资本的增值或贬值实际改变了全社会的资金总量和结构，使货币政策调节宏观资金供应量的难度加大[9]。

3.加剧国际收支失衡现象，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由于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造成我国国际收支中的资本与金融项目自1999年以来一直保持顺差，且在2010、2011这两年中，该项目的顺差额都超出了经常项目的顺差额（ 见下表）。资本流入大幅增加，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程度。

在当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下，无论资本采取何种方式流入，都要向银行结汇，表现在外汇市场就是外汇供给和本币需求增加，从而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

（二）积极影响

一是提供短期资金。国际短期资本流入使得国内组织机构能通过更低的融资成本和交易费用获得外部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改善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外汇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有助于加速资本形成、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二是加速金融深化。大量外国资本的引入，将导致银行机构资产规模扩大。同时随着外汇储备的积累，银行在国内金融市场投放本币增加，导致国内金融资产的进一步扩张，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 不断完善交易制度。

五、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对策研究

一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目前的汇率制度。逐步开放资本项目，加大我国现行汇率制度的弹性空间。汇率伸缩性适度放大可以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当资本盲目流入时，会产生一种“减压器”的作用，从而加大投机者的成本。[10] 此外，这种汇率制度还有利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增加政策的有效性，使得市场的基本面向好、升值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二是转变政策导向，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均衡。近年来我国资本流入骤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国际游资流入，以赚取人民币日后升值的汇差。要减少投机性资本的流入，首先应弱化人民币升值预期。为此，我们要转变政策导向，改变国际收支高额顺差和外汇储备急剧上升的局面，力争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均衡，首先要尽快改变“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其次逐步缩小出口退税范围，对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产品，不仅要取消出口退税，还要逐步开征出口资源补偿税；最后为应对我国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相应增加国内经济发展所需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

三是鼓励科技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及其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但从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引进的外资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很少涉及高新技术产业。以生态的破坏，资源的廉价性及广阔的市场换取国外技术的策略，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不能再过分依赖利用外资来引进和运用国外现成的技术以加快发展，而应加快提高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励企业自主创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11]，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由“ 出口导向型”向“ 内需为主型”的转型。

参考文献：

[1]杜蕾.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J].经济研究导刊，2010.9：137

[2]胡成根.国际资本流动问题之研究[D].清华大学.2010.4：8

[3]田苗.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0.8：5—7

[4]杜鹏.国际资本流动引发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9.3：73—74

[5]谭骄阳.国际资本流入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财经视点， 2010.9：148

[6]陈景新 魏园.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J].国际经济观察 2010.1：87—88

[7]董方.浅析我国近年资本流动特点及新趋势[J].热点关注，2010.：9—10

[8]密桦.热钱流入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J].财经论坛，2010：383

[9]王喜平.国际资本流动与宏观经济稳定[D].天津大学.2005.06：58—60

[10]魏义良.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全球化现状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 2010： 32—33

[11]吴昊.中国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管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1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