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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长一段时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处理远落后于现实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扩散在决定世界贸易模式的变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令人吃惊的是,很少有人把技术进步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去(克鲁格曼,1990)。国际贸易理论对于技术因素的忽略或不恰当处理不仅导致正统理论对于贸易利益的解释偏于狭隘,即使对于正统理论本身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议与误读。因此,系统梳理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角色演变的轨迹,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的重要前提。一定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恰恰是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内生化的过程。由此,笔者将系统分析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角色演变的过程,将贸易理论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二、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技术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经济学最古老的研究领域之一,它从一开始就把贸易问题与增长问题研究相结合,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回答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一国财富创造的影响,这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基点,也代表着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起点。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较成本理论来概括,虽然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对其完善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和李嘉图是该理论的主要构建者。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考察了技术变化对比较优势模式、贸易条件、贸易量变动的影响,并论及贸易对增长的影响。Bloomfield(1978)认为Torrens等人较早就注意到技术在国际间传播的事实,Mill甚至明确分析了技术变化的贸易条件效应,Longfield等人则指出了技术变化导致比较优势变化的情况,甚至技术差距理论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经济学家讨论了一般技术变化的不同侧面,对于贸易与增长关系的论述零散地分布在他们著作的不同角落,虽然这些不同的观点很少系统地发展起来并结合进古典贸易理论的主体,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兴趣要比一般贸易理论家认为的要高得多。
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的理解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巨大的差异,技术的内涵相对较为狭窄,一般是与劳动者的具体的技能或者机器的性能相联系,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通过劳动者技艺的改善或机器的改良促进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注意并论及了技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贸易理论在发展进程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处理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这主要发生在李嘉图和斯密之间。在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内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动因在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能力的增加,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劳动分工的副产品。狭隘的国内市场会限制分工的发展,阻碍财富生产的增加,对外贸易会通过扩大市场促进分工的发展,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对一国比较成本和贸易模式产生正向影响。因此在斯密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技术进步内生于分工的发展,并且成为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国际贸易动因的比较优势成本理论,但却未对斯密的分工理论给予重视,而把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归于自然条件与外生的技术差异。虽然李嘉图也注意到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并且多次提到技术进步对于一国贸易模式变动的影响,但是技术在李嘉图模型中纯粹被视作一个外生变量对待。虽然穆勒在对李嘉图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形式化表述的过程中,重新注意到对外贸易通过市场扩大效应对于深化分工进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穆勒之后的贸易理论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源给定情况下的静态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对比较成本理论进行了标准的教科书式阐释之后,技术因素彻底被当作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看待,虽然国际贸易静态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分析仍然能够推出自由贸易政策的结论,但是比较成本理论南此受到缺少动态分析的批评。
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是对于技术本身仍缺少一个严格的界定,技术因素在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独立出来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使古典贸易理论家在贸易动因的分析中,缺乏对技术的系统论述,导致技术在比较成本理论的标准化表述中,蜕变为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古典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在贸易与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是经济学和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事实。
三、技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迷失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并未严格遵循技术研究的路径向前推进,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贸易模型产生,由此开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古典发展阶段。H-O模型对国际贸易动因的分析放弃了古典贸易理论中技术差异因素的考虑,而以国家间生产方式即技术相同为基础,研究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对一国生产和贸易模式的影响。新古典贸易理论学家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国家要素禀赋构成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系上,并关注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功能。H-O模型的4个核心理论以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在把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一般化的同时,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家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会使资源的配置实现单个国家和整个世界范围的最优化,这为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H-0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而古典经济学侧重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传统在新古典理论中完全消失了,贸易可能提供的动态潜能被边际主义所忽略,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所以连Kemp本人也认为他们的研究忽略了贸易对于技术知识状态和积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时期,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两个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时期,贸易和增长成为两个彼此独立的研究领域,新古典贸易
理论忽略贸易增长效应的研究,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长时期内退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家的视野,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而Baldwin(1984)通过对一些实证研究的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得自贸易自由化的静态损益是相当小的,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动态收益则相对要大得多,H-0模型对于贸易利益的分析仅限于国际贸易的静态水平效应则明显过于狭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忽略了国家间技术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考虑技术差异的影响,H-O模型中要素禀赋导致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发生逆转,自由贸易所引起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也会消失。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贸易动因和贸易影响的研究没有遵循古典贸易理论技术研究的思路向前推进,在边际主义和一般均衡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它忽略技术在解释贸易模式和贸易效应中的作用,以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贸易利益的研究彻底蜕变到资源配置水平效应的分析,贸易通过技术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也由此中断,经济增长似乎成为资源最优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结果,但实质上这是把经济增长问题排除在贸易理论研究的范畴之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H-O模型对于贸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术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因素在贸易理论研究中的迷失,这代表着从早期李嘉图传统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术在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回归
要素禀赋理论在诞生后的30多年内主导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成为解释国际贸易模式的基础性理论,但是不断涌现的国际经济新现象使贸易理论家逐渐意识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纪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诞生及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深入使贸易理论家无法对经济增长的事实视而不见,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开始引起学者的兴趣,技术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模型研究当中,外生的技术进步在决定和影响贸易模型及其变动中的作用受到重视。
二战后,国际贸易中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传递异常迅速,并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拉美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民族经济的独立,摆脱旧的分工贸易体系的束缚,质疑自由贸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试行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这使贸易理论家必须正视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贸易的经济增长效应。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H-O模型对此解释乏力,因此,技术因素重新回归至贸易理论家的研究视野,作为重要变量以加强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
20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中开始复兴,这使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经济增长问题,贸易理论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当时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要素禀赋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单向地考察了经济增长的贸易条件效应及对贸易国的福利影响,而没有研究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及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外生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开创性研究虽然使贸易理论开始关注技术因素对贸易模式和效应变动的影响,但这也仅限于外生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变动的考察,着眼于对贸易国外生经济增长的比较静态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却不能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做出解释,也无法直接用技术的变动对现实的国际贸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说明。随着国际市场上新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技术的革新变化显然比技术差异更加重要,构成了除要素禀赋之外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这诱使贸易理论家开始从单纯的技术变化探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贸易模式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技术创新和技术国际传播的角度解释了新产品贸易的产生以及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变动,并对要素禀赋相似发达国家间贸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论说明。新产品在从开发到生产再到销售的过程中,各环节投入的性质各不相同,其相对重要性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各个国家在特定投入环节上的相对优势差异显著,因此在产品发展的各个阶段,各国的贸易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把技术创新、技术传播引入到贸易理论研究的视域,实现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分析,并为技术在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识到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却把技术进步的原因归于外生的国家间市场特征的差异,因而没有把技术进步内生到贸易理论中来,但将技术引进贸易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克鲁格曼,1990)。
技术进入贸易模型表明贸易理论的发展更加关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现实,虽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处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视作一种外生现象,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也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技术进步的关注至少标志着贸易理论的发展在朝着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术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内生化
技术和技术进步对于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的影响虽然自斯密以来就开始进入贸易理论家的视野,但却迟迟没有被结合到正统的贸易理论模型当中,主要由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从理论发展来看。以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排除了技术进步分析的可能,因为完全竞争的企业同质分析,意味着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在所有企业间迅速无成本扩散,成为所有企业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现实的企业创新要通过市场垄断弥补前期技术开发的投资成本,这会产生动态规模经济,导致不完全竞争,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框架内技术变动与一般均衡的静态配置效应分析无法兼容。从技术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贸易理论领域缺少一个处理递增收益和产品差异的有效分析工具,虽然张伯伦依赖于语言文字说明和几何推理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未对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技术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内生化的突破性进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
20世纪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开始突破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以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研究国际贸易的动因和影响,这为技术进步引起的报酬递增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内生技术进步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这使贸易理论与现实经济分析的结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国家间动态贸易模式及福利变动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Krugman等人的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规模经济之上的,没有研究动态规模经济
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因此对贸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体现为静态贸易利益,没有考察国际贸易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Krugman(1979)较早意识到新贸易理论的这一不足,因此开始尝试把技术引进到贸易理论模型中研究动态规模经济的贸易效应,以此作为对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补充。
Krugman利用新贸易理论的技术,在产品周期理论和技术差距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的动态影响以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模型的扩展,贸易理论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术引入到贸易模型当中,但是在这两个扩展的模型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都是外生的,这虽然可以考察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的贸易效应,但是无法对它们产生的原因做出解释。新增长理论对内生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对克鲁格曼产生了重要启示,使其认识到把内生技术创新引入到新贸易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构建了一个把技术和贸易的分析与新贸易理论相联系的简单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克鲁格曼,1990)。在这个模型中,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相似国家间即使不存在静态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所产生的动态递增收益和技术外部性,也会使开放经济获得高于封闭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这在贸易理论中首次把贸易通过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联系。
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拓展了国际贸易研究的领域,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快速发展,内生增长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在发展中的融合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Grossman et al,1991),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开始超越静态贸易利益的解释范畴,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技术是贸易和增长相联系的重要纽带,是解释动态贸易模式发展的理论切入点,技术进步内生化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新贸易理论研究开放条件下增长问题的一个重要支点。开放条件下的内生创新理论在把贸易和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内生化分析,逐渐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生创新理论把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和技术扩散(模仿)视作理性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活动的结果,技术发达国家以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为目的,投入一定的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技术落后国家根据自身的优势对先发国家的产品和技术进行模仿,两种类型国家分别获得在不同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内生技术能力的差别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国家间贸易模式在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过程中将发生动态的变化。内生创新理论对国际贸易中技术创新和技术传播的内生分析,为后发国家通过研发补贴等政策提升本国技术进步速度提供了很强的理论支持。
1.基本概念介绍
演化博弈论: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理论。
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定策略是演化博弈论的重要思想,即在重复博弈中,仅具备有限信息的个体出于其利益得失的考虑,不断对其策略进行调整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复制动态:在演化博弈过程中,由学习速度很慢的成员组成的大群体随机配对的反复博弈过程。
2.征收关税的利益分析
根据自由贸易理论,国际间消除贸易壁垒,进行自由贸易无论是对单个国家还是对世界整体,都是有利的。
在自由贸易理论中,征收关税会造成生产和消费的扭曲,自由贸易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3.模型构建
3.1 国际贸易中征收关税的演化博弈的动态复制系统
下面将用具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来分析两国间进行贸易过程中的博弈行为。
考虑征收关税的极端情况,即征收高额关税,以至于产品在征税前在两国间进行自由贸易,产品供给需求状况由消费者理论及生产者理论中的市场均衡决定;征收关税后贸易额直接降为零的情况(便于我们的收益分析)。
假设征税行为S;贸易两国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能够获得的额外利益为W;由于一国征收关税的同时,另一国因为没有同样征收而受到的损失C(法律诉讼、征税造成的利益降低);只在国内进行贸易可获得利益为E;一国征收关税另一国不征税,则征税的国家得到的搭便车收益T。
收益矩阵如下:
3.2 两国收益状况分析
A选择不征税概率为x,征税1-x,B选择不征税y,征税1-y
则A不征税时的期望收益是:U2=(1-y)(E-C)+y(E+W)
不征税的期望收益:U1=(1-y)E+y(E+T)
总期望收益:U=xU1+(1-x)U2
B征税的期望收益:R2=(1-x)(E-C)+x(E+W)
不征税的期望收益:R1=(1-x)E+x(E+T)
总期望收益:R=yR1+(1-y)R2
博弈方策略类型比例动态变化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核心,其关键是动态变化的速度
A的复制动态方程:其动态变化速度可用下列微分方程反映:
x(U1-U)=x(1-x)(U1-U2)=x(1-x)[y(W+C-T)-C]
B的复制动态方程:
y(R1-R)=y(1-y)[x(W+C-T)-C]
当A,B两个复制动态方程等于零时,得到的五个平衡点:
(0,0),(1,0),(0,1),(1,1),(C/(W+C-T),C/(W+C-T))
当0
3.3 关税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利用该演化系统相应的雅克比矩阵,对平衡点的据不稳定性进行分析。假设均衡点E5存在,根据A,B的复制动态方程组,可以解得雅克比矩阵为:
根据雅克比矩阵在五个均衡点的行列式和迹的值的符号,可以判断这五个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可以看到EE具有局部稳定性,是演化稳定策略,代表A、B两国同时选择征税或者不征税。下面的复制动态相位图表示多次博弈后结果的方向,代表两群体复制动态关系和稳定性。
从相位图来看,E2E1E3O收敛于E1点,是双方选择征税,E2E4E3O收敛于E4点,此时双方选择不征税。这两部分的和是1。由于演化过程是不断变化博弈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很多情况下,两国可能采取不一致的做法。当E2E1E3O的面积越大,系统收敛于E1的概率越大,A,B两国选择征税的概率也越大。
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双方沿着什么样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复制动态演化博弈的结果常常取决于带有很大偶然性的初始状态。因此,设定的参数值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结果。
现在我们讨论各个参数对演化博弈行为的影响:
(1)双方参与国际贸易所得的额外利益W。
如果双方都不征收关税,进行自由的双边贸易,这样的结果能带来双方受益的增加。如果自由贸易得到的额外利益增加,W增大,C/(W+C-T)减小,鞍点向E1点移动,E2E1E3O部分的面积变小,系统有更大的可能收敛于E4,选择不征税,即自由贸易的概率增大,最终趋于自由贸易的演化稳定策略。
(2)一国征收关税后,另一国没有征收而受到的损失C提高,则C/(W+C-T)增大,E2E1E3O部分的面积增大,则双方选择不征税的概率减小,最终将趋于双方都征收关税。
(3)一国征收关税另一国不征税,则征税的国家得到的收益T提高,则C/(W+C-T)增大,E2E1E3O部分面积增大,双方选择征税的概率增大,自由贸易受到限制。
4.政策选择
通过参数分析可得,自由贸易可能由以下因素造成,自由贸易也可以通过推行某些政策达到:
双方进行自由贸易,若能通过发挥本国优势得到足够大的利益,则形成自由贸易并维持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一国要充分发挥本国禀赋优势,通过企业优胜劣汰,形成在具有相对优势甚至绝对优势,从而在既有贸易中获得丰厚的贸易利益,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
参与国际贸易的两个国家中,其中一个贸易保护征收关税,同时另一国并没有征收,则未征税的国家不但得不到国际贸易的额外利益,还会遭到损失。一旦产生这样的预期,该国同样会征收关税作为反应。最终两国都会征收关税,并且之前的被征税国、受到的损失越大,自由贸易的可能性越小,世界范围内资源未得到优化配置,造成福利损失。
若一方对另一方征收关税后能够得到丰厚的利益,则该国取消关税进行自由贸易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如果没有突破性的合作计划产生,在短期内就会维持这种贸易保护的政策选择。
最后,当征税国发现贸易保护得到的利益不断减小,远不如自由贸易得到的福利增加,同时单方面被征税的国家受到的损失不算很大,或者两国形成经济共同体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将会积极取消关税壁垒,在国家间进行自由贸易。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比较优势理论是18到19世纪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学说,是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导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两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先后提出了绝对成本论与比较成本论,认为各国应当立足本国占有绝对或相对优势的产品开展对外贸易,实现贸易互利。在此基础上,20世纪30年代瑞典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论,认为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各国应当立足本国生产要素禀赋的优势进行进出口商品生产。该理论探究了比较优势的来源,触及到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但其只进行了静态分析,不能和经济发展理论相衔接。二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大量运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概念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使国际贸易理论取得重大进展,历史上称为新贸易理论。但其产生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背景之下,未能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看问题,对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线索也没有进一步研究。
因此,以往的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武器,缺少动态的发展研究。按照这些理论,后进国家就没有追赶和后来居上的可能,只能被动地服从于现有的世界分工格局。我们必须立足自我,将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动态拓展研究。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拓展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将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动态拓展研究,首先要将比较优势的来源进行全面分析。
比较优势的来源可以分为外生和内生两种。前者由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各因素决定,是天生生产条件差别产生的一种贸易利益,主要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等,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重点所在。后者由经济体系运作内部各因素起决定作用,是指如果每个国家选择专业生产某种产品,可以内生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一国的资本、技术与信息、组织与制度等要素,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拓展部分。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要素即为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随着主导要素的动态变化,比较优势也会发生动态演进,演进路径一般为:“资源比较优势劳动力比较优势资本比较优势技术、信息比较优势组织、制度比较优势”,即比较优势理论动态拓展的基本模式,如上图所示。
有一点需要作出说明。在上图中列出较低级比较优势时,没有包括比这一阶段主导要素更高级的生产要素,这并不是说更高级的要素不存在或未起作用。比如,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的确立,即劳动从农业转向工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和资本取代劳动成为主导性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技术变革和制度保障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时,这些更高级要素所起的作用是一种不连续的、偶然的作用,而经济的增长主要靠主导要素作用的发挥和低级要素的支撑。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使得更高级要素所起的作用日益重要,且逐渐具有连续性,为其成为主导性要素奠定了基础。
三、比较优势动态拓展理论在我国的应用
运用比较优势动态拓展模式图,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应定位于下面三个层面:
1.以技术进步保持劳动力比较优势
我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相比,仍表现为资金、技术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充裕,继续发挥原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技术。但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着力于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的开发,提高质量和技术水平。目前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劳动力价格优势与外来资本、技术结合是一条有效途径。
2.以技术创新提升比较优势
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逐步减弱,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须着眼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动态比较利益,即进入“五要素”阶段。目前我国工业制成品、高新产品的技术多是引进或模仿得来,形成了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因此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供求、价格、竞争机制的动力作用。国家应重视对技术创新的引导与投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强化技术创新动力。
3.以制度创新培育比较优势
按照拓展模式图中的“七要素”阶段,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还与该国所采取的经济制度与政策有关。制度创新不仅能更好地利用已有的比较优势,而且能启动潜在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本着公开、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尽快建立起市场化、法律化的外经贸管理体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外来资金、技术,扶持部分关键性的高技术产业和幼稚产业,最终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总之,根据比较优势动态拓展的理论模式,在坚持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比较优势结构,通过制度创新发展具有潜力的关键性产业,我国才能逐步从低阶比较优势上升到高阶比较优势,实现国家经济长期发展。这正是将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进行动态拓展研究的意义所在。
一、问题的提出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分析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方法有:表上作业法、公式法、局部均衡分析法、一般均衡分析法。但表上作业法的国际交换价格需要依据两国的两种产品的总产出之比得出,公式法中只能说明贸易模式但不能说明贸易得利,局部均衡分析法的贸易参与方各自的供需方程难以得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有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理论,由于当时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才起步,所以当时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运用表上作业法分析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但表上作业法中的假定过于简单,之后的经济学发展表明在不同效用函数水平下世界交换价格是不同的。直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及哈伯勒提出的机会成本理论被引入之后才使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创新,分析中必做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生产者角度获取最大利润或最小成本,也就是边际转换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二是消费者角度获取最大效用,也就是边际替代率要等于相对价格。三是封闭时市场出清,自由贸易时则贸易平衡。
国际贸易或国际经济学教材中对古典贸易理论分析一般基于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在局部均衡分析中要知道世界价格与国内供给与需求方程后再分析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从而说明自由贸易对贸易参与方是双赢的,从而增加贸易双方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但世界价格是贸易双方的贸易方程最终均衡形成的,所以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先假定世界价格是有些勉强的。如果知道两国的劳动力、劳动生产率与效用函数情况进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能够准确地说明古典自由贸易理论。
二、实例分析绝对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英美两国各有20单位的劳动,英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20与8,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10与12,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设布为X产品,小麦为Y产品)。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PPF)方程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在自由贸易时,英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
第一,英国的PPF为X/20+Y/8=20即:Y=-0.4X+160 ①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Y=-1.2X+240 ②
第二,因为U=XY,MUx=Y,MUy=X,为保证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英国:由MUx/MUy=Y/X=Px/Py,Y/X=0.4,Y=0.4X,代入到(1)式有X=200,Y=80;美国: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②式有X=100,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英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20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此时的福利水平:英国的U=200*80=16000,美国的U=100*120=12000
由方程①与②有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4,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所以在自由贸易时,英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进口布。由①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400,由②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400=0.6。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CPC)方程为
Y=-0.6X+240 ③
两国的MUx/MUy=Y/X=Px/Py=0.6,有Y=0.6X,代入③式中有X=200,Y=120
此时英国出口的布为400-200=200,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进口的布为120-0=120。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200=24000
图示分析如图1所示:
三、实例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现有中美两国各有60与20单位的劳动,中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5与3,美国在布与小麦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分别10与12,如果两国的福利函数都为U=XY。(设布为X产品,小麦为Y产品)
一是求各国的生产可能性方程(PPF)并图示之。
二是求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两国实行自由贸易且均衡,各国的贸易模式是什么?各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分别是多少?此时各国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图上对上述两问进行分析。
分析:从绝对劳动劳动生产率可以看出,美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中国在布与小麦的生产上具有绝对劣势,但是可以看出在布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2倍,在小麦的生产上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4倍,所以两国自由贸易时,美国在小麦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在布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的PPF为X/5+Y/3=60即:Y=-0.6X+180 ④
美国的PPF为X/10+Y/12=20即:Y=-1.2X+240 ⑤
第二,因为U=XY,MUx=Y,MUy=X,为保证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闭时: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中国:由MUx/MUy=Y/X=Px/Py,Y/X=0.6,Y=0.6X,代入到④式有X=150,Y=90;美国: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⑤式有X=100,Y=120
封闭时市场出清。中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150的布与80的小麦。同理,美国的生产点与消费点重合,都是100的布与120的小麦。
此时的福利水平:中国的U=150*90=13500,美国的U=100*120=12000
第三,由方程④与⑤有中国的英国布的相对价格是0.6,美国的布的相对价格是1.2,所以自由贸易时,中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布,进口小麦;美国应该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小麦,进口布。
由④式此时布的总产出为300,由⑤式小麦的总产出为240,所以布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240/300=0.8。而且此时的消费可能性方程为
Y=-0.8X+240 ⑥
两国的MUx/MUy=Y/X=Px/Py=0.8,有Y=0.8X,代入⑥式中有X=150,Y=120
此时中国出口的布为300-150=150,进口小麦为120-0=120;美国出口的小麦为240-120=120,进口的布为150-0=150。
此时的福利都为U=120*150=18000
图示分析如图2所示:
四、对比较优势的理论的进一步分析
通过这两个实例分析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当然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影响更大,但同时要说明的是国内对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对比较优势的陷阱的解读远不如比较优势理论。在大卫·李嘉图模型中,贸易开放会导致生产完全专业化于比较优势产业,而比较劣势产业会被淘汰。这个结论源于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大卫·李嘉图模型是静态比较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大卫·李嘉图模型的单一生产要素假定使得这个模型不能用来分析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由此引出的贸易政策问题。为了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美国学者VERON将产品周期理论运用于国际贸易的动态比较优势分析,美国学者POETER基于竞争优势理论提出了钻石模型,这两个分析动态比较优势的理论都认为应该从国家层面培育创新能力,实行技术创新。另外从注重需求上构筑国际销售渠道建设,这样才能使我国从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提升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从而达到缓解国际贸易纠纷与摩擦的目的。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5-0001-02
一、比较成本学说的演变及分析
(一)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及局限性
虽然比较成本说是由托伦斯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图最先注意到比较成本的重大意义并对之加以论证。李嘉图认为,当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存在比较差异时,只要两国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那么,两种商品的产量都将会增加,各国都能通过交换得到比较利益。当我们将上述结论进一步推广到三个国家、三种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进行验证,发现它仍然适用,这就证明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原理是科学的。
李嘉图对国际贸易学说的巨大贡献是重视比较成本差异并以此创立比较成本学说。这一学说纠正了以往学者认为自由贸易的利益只存在于一切商品成本均低的国家的偏见,这为解释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原因和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理论分析中,由于李嘉图采用了与斯密的绝对成本说相似的劳动单因素模型,假设资本和劳动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以活劳动耗费多少来区别成本差异以及所用的隐含假定背离现实,使得李嘉图的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国际贸易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科技进步对当代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这种局限性也日渐突出起来。
(二)走向成熟的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它以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国际贸易产生的更深一层原因,论证了国际分工的好处和自由贸易的必要性。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事实上是师承赫克谢尔,故又被称为“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萨谬尔森和斯托尔拍发表了《实际工资和保护主义》一文,用数学方法论证了由俄林提出的自由贸易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为此,国际贸易界有时又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称之为“赫克谢尔-俄林-萨谬尔森模式”。可将俄林的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描述为:生产不同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相对来说是不同的,各国在生产那些能较密集利用其较充裕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故每个国家最终会出口能利用其充裕生产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较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商品。
(三)“里昂惕夫之谜”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挑战
从李嘉图的古典贸易理论到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皆为成本比较,对成本差异的分析则从单一要素扩展到多个要素,同时对贸易原因和贸易格局的解释也逐步深入。但随着国际贸易领域的扩大和对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时,人们愈发感到传统贸易理论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某些理论假定与国际贸易实际不符,诸如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充分流动,而在区域间或国家间不能流动;国际商品贸易自由化,不存在运输成本、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等。上述种种理论假定,显然与国际贸易现实相去甚远,而在这些假定条件下推导出的理论必然难以解释国际贸易中不断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对战后大量出现的跨国公司贸易现象更是解释乏力。第二,分析方法基本为静态分析,表现为假定各国资源禀赋不变;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如古典模式中以各国劳动生产率不变为隐含前提,在要素禀赋论中则认为商品生产的要素配置比例不变。
(四)开辟了新领域的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群
对“里昂惕夫之谜”的争论和研究,导致了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萌发。战后国际贸易新理论群的显著特点是:注重技术这一生产要素在决定比较成本上的重要性,揭示出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对自然禀赋限制的突破,将使国际贸易格局受自然禀赋的约束日益减少。同时,又强调各国贸易比较利益具有可变性。
西方国际经济学家将战后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归纳为两个相互平行又相互补充的理论支流:一是新要素贸易理论,二是新技术贸易理论。新要素贸易理论认为,在考虑国际贸易商品的比较优势时,剔除传统贸易理论中提出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战后贸易理论中新要素的分析,主要是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规模经济及管理等新的要素对贸易比较成本的影响,并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理论分支。新技术贸易理论则以特质商品(指吸收了技术革新成果的新产品及容易产生差别的商品)为对象,研究这些特质商品贸易优势在国家之间的动态转移,考察垄断性竞争(如技术垄断)等因素对国家贸易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技术差距论” 和原料产品贸易周期说,等等。
此外,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比较利益研究的动态化。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则以生产技术的变动为出发点,注重研究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比较利益结构的动态变化,并注意研究策略和贸易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对建立动态比较利益的作用。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转贴于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个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论,将比较优势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对现有的贸易模式进行了要素禀赋上的解释:“新要素禀赋论”拓宽了生产要素的范畴,最终考虑了内生技术的动态意义。其二,从产业经济学中引申出来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市场结构论”,将诸如垄断力量和规模经济等不完全竞争特征引入国际经济学,而“市场结构论”和H-O-S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归入新古典理论、也没有被主流贸易理论吸收的学说。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技术理论”认为“在出口绩效与R&D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虽然“新技术理论”将“技术”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难以将“技术”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时也忽略了作为“技术”核心特征的那些来自于垄断力量和技术变化等的动态意义,坚持一国经济的专业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长。为了解决上述这些问题,熊比特关于创新的观点被结合到新贸易技术论之中:一方面,技术差距学说与技术进化论相结合,说明了技术差距对增长和专业化模式的动态含义;另一方面,技术的厂商特有性质和垄断力量与成功的创新相结合,用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厂商维持技术优势的目的。
二、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一般影响
如上所述,当代的贸易理论认为,在从静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动态意义上,技术创新是维系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无论是对初始的贸易出口国、还是对初始的贸易进口国而言,都存在着这样的事实:一方面,为了获得或维系比较优势,国际贸易成为国内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伴随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转移或扩散,既能刺激初始创新国的再创新意识,也能削弱其比较优势。
国际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表明,技术创新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基础之一。因此,贸易出口国往往是某种技术领先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于出口国,或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而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其一,在静态意义上,只有技术创新,才可能有新产品和新工艺,才能具备出口的潜力;因此,一国只有进行充分有效的技术创新,才能保持相应的比较优势,进而将这种创新优势体现在相应产品的净出口增长上。其二,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国际贸易会借助进口国的市场反馈促进商品输出国的技术改进,或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活动。其三,在动态意义上,伴随国际贸易的展开,商品输出国的创新优势会随着各种技术扩散的发生逐渐消失。其效果无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术创新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丧失相应商品的净出口地位;要么改进技术或从事新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后者往往会达到刺激初始出口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国通过初始出口所获得的贸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强其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因此,初始技术领先国在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一种“先发优势”。这种优势如果不被外界经济事件打断的话,对本国的技术创新而言,不仅能持续下去,有时极有可能出现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虽然意味着技术创新的扩散,但是对于技术输出国而言,其输出的技术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关键和次新的技术,其在本国的收益率已经明显处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适时地将其出售并获得较好回报,对于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术落后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渠道:其一,国际商品贸易将新产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给输入国带来了模仿生产的动机,而模仿生产的本质就是一种学习新技术、新工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溢出开始发生,输入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所增强。其二,由于输入商品的竞争力会影响到当地厂商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也会间接地刺激当地厂商的技术创新活动,以期达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输入商品本身拥有相当的技术含量或技术诀窍,往往伴随国际贸易的是各种形式的技术指导,由此技术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扩散到输入国。其四,在国际贸易的准备阶段,为了便于进口方了解产品的性能,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商品认知的差异,输出方会在一定限度内展示其产品的特性,由此导致技术创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贸易谈判破灭,这种扩散往往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其五,国际技术贸易是技术创新扩散最为直接的方式,它不仅会对技术引进国的技术存量具有积极有效的影响,同时由于引进国的市场需求状况、人力资本、生产设备等等诸方面与输出国存在着的较大差距,因此会刺激引进国的“二次创新”或适应性创新。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方式,最终会增强输入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而言,通过上述渠道积累的某种技术一旦达到一定的水平,原输入国不仅能减少对由该技术生产的产品的进口依赖,而目。极有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相应的商品净供给者。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仅在静态意义上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并改善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动态意义上通过各种渠道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为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三、国际技术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既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国际技术转让的主要形式之一。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许可证贸易、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合作生产。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其一,国际技术贸易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科技进步以及技术信息的传播加快,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其二,技术转让“软化”。纯知识或信息形态的软件技术转让,如专利、专有技术、技术情报等等,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国际技术贸易格局呈现多极化,但发展不平衡。由于技术水平的差异等原因,国际技术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发达国家在技术出口中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其四,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控制了相当份额的国际技术贸易;此外,跨国公司以技术输出带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改变了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单纯的资本输出。
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创新的技术能力以及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等。而国际技术贸易(技术引进)对提高发展中国的技术能力、改善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1、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是一种存量,它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技术能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形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技术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隐含的技术能力,表现为创新主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知识、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等。就国家而言,常常表现为一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就企业而言,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所拥有的技术技能以及组织经验。
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技术贸易直接引进技术,能够提高本国两方面的技术能力,并最终影响到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首先,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无论引进的是成套生产设备等硬件,还是专利技术等软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国的技术存量水平,从而也提高了该国有形的技术能力。其次,通过国际技术贸易引进技术也能提高发展中国家隐含的技术能力,因为技术的引进常常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员工对新技术的学习、掌握的过程。比如,企业在引进技术项目时一般都要求附带的现场指导和培训计划,企业员工可以通过接受培训和技术应用的实践消化吸收引进的技术知识,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所有隐含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技术能力的加总就等于一国隐含的技术能力,也就是说,技术引进通过促使企业员工学习、掌握新技术而增强了一国的技术能力。反过来,这些技术能力又为发展中国家以后的技术引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技术创新奠定基础。
2、国际技术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诱导反应机制
国际技术贸易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经济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融经济、技术、科学文化、甚至政治为一体的复杂过程。譬如说,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属于技术贸易的范畴)进入中国市场,它首先要从国家有关部门获得市场准入的许可,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问题;它要寻找合作伙伴,考虑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内在固有具有的企业文化、经营文化会影响到众多的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这是文化方面的问题;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新颖有效的特许经营方式被众多的国内厂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连锁经营热潮,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创新。因此,国际技术贸易的影响是很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引进而已,换句话说,国际技术贸易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国际技术贸易的外部效应主要表现在它改变创新主体的内在意识,并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从而使得发展国家创新诱导的反应机制更加灵敏,最终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
首先,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创新意识缺乏的状况。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一种维持传统和稳定为主调的社会意识结构,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借用结构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常常会陷入“累积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之中,也就是说技术创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滞发展。而这种恶性循环是内在力量所无法克服的,这时候需要一种外在的推动力量,使其能够跳出这种恶性循环,而国际技术贸易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改变的是创新意识方面的问题。正像上述国际零售业连锁经营企业的例子一样,技术的引进带来了消费者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先进的经营模式所具有的明显优势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显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企业和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认识、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情况进行二次创新,这种普遍性的思维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一个国家创新意识的兴起。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机制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只有具备创新意识的国家,政府才会对技术创新给予充分的重视,并为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企业具有创新意识,才会留意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资源进行R&D活动,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收益;消费者具有创新意识,才可能接受创新产品,进而形成潜在的技术创新需求。
其次,国际技术贸易能够改善创新主体内外部的制度环境,促使发展中国家创新诱导反应机制的灵敏化。从引进技术的企业来说,为了充分利用引进的技术常常需要在企业的组织管理方面做出较大转变和创新,也就要改变企业内部的制度环境,比如说企业为了利用维护一套价值昂贵的生产线,需要新建立专门的技术部门,负责对其进行维修和改进,同时加强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制度,这些制度性的转变和创新都有利于企业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国家层次,政府为了保证技术引进的顺利实施,需要建立专门的技术金融制度以确保技术引进的配套资金。而且在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下,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技术贸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否则,就难以从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即使能够引进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将损害技术出让方的利益。也就是说,国际技术贸易客观上提出了对发展国家改善技术创新制度环境的要求,而这种要求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主体更好地对创新的市场需求作出正确的反应,最终有助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机制,并提高其水平。
一、课堂教学模式不断适应新形势进行改革探索的必要性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非常重要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之一,是中国对外贸易基本理论、政策、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性专业基础课程,是学习其它国际贸易专业系列课程的先导基础课,所以其在整个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不言而喻。近20年来在这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探索、积累和总结分析,我们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研究兴趣,使教学目的和目标得以充分实现,为学生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今后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学会自己去分析解决问题、创新思维都起到了引导示范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具有动态发展性的特点,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方针以及政策,利用其去具体分析解决贸易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因此,该课程理论与实际结合非常紧密,在教学别强调时效性。但我们知道这类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教材的编写无论怎么更新都存在滞后性问题,而相对于其他专业型课程,这门课程的内容和教材从文字上看又不是那么深奥难懂,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地引导和培养学生学会观察经贸时事动态前沿、利用相关理论和知识解决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为此,必须在教学中突破教材原有框架体系,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不断补充完善并更新一些实际内容,才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达到应有的教学目标。因此,基于网络信息的专题式、开放性、研究性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践,使得这门课程的教学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而且突出了内容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增强了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对于探索培养应用型、创新型、职业型人才目标的实现尤为重要。
二、局限于教材的原有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1.传统照本宣科式教学模式的单一性。
按部就班的教材体系“满堂灌”的知识传授式教学方法,不容易激发学生的学生兴趣,课堂沉闷,学生收获不大。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很难真正调动起学习积极性并主动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去认真思考和分析解决现实问题。而对知识机械掌握的结果是并没有真正把握住专业学习的精髓,没有学会如何去观察现实中经贸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去分析解决它们。
2.教材内容滞后性的问题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兴动态发展性学科,是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的中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发展规模、商品结构、经营方式、经济效果、对外关系等方面理论与实践的概括总结,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当代国内外经贸形势的变化以及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都急需我们去关注去想办法研究解决。虽然教师在备课过程中经过精心准备已经将最新的资料内容补充进去,但被动接受的学生仍不知道如何去观察发现新的时事动态,如何去搜集资料,没有养成主动学习的方法和习惯,而且还容易对现有教材产生用处不大的看法。
3.课后作业和思考题缺乏必要的灵活检验手段
教材各章节后的习题和思考题限制住学生根据新形势新前沿动态去分析解决热点焦点问题,机械的知识点记忆容易造成学完很快就忘的弊病。对于真正实现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我们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目标,这种传统的检验考查学习效果的方法手段,显然不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当然,简单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造成的一些问题绝不仅仅这些,关键是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使得课堂教学的效果不利于我们培养真正能适应现实工作需要的应用性创新型职业型人才。为此,长期以来,我们根据课程的特性,坚持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教学模式的探索改革,逐步形成了现有的利用网络信息追踪专业领域新形势、新问题、新动态的专题式、研究性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受到学生欢迎和好评。
三、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探索实践
由于国际贸易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因此目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形势等也随之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这一背景下无法与现阶段的国际贸易发展需求相适应,很难对新生的贸易现象和相应的关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和指导,因此出现了较多的问题。面对国际间相互关系和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趋势,必须要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针对当前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才能够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思路分析
一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等四个阶段。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属于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两者有机结合共同形成了传统贸易理论。资本主义在爆发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迅猛,并且具有了越来越高的经济地位,变成了国际贸易的主流。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认为市场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其对贸易的互利性进行了强调,并且成功的解释了产业间贸易。全球经济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立足于科技进步、经济规模以及竞争方式等各个方面解释了贸易关系和现象。而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在解释贸易现象的时候主要是立足于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层面,并且有意识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纳入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
(一)传统贸易理论分析
1、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的思想理念就是扩大规模报酬,以及强化劳动生产力,其主要的内容如下: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对不同产品进行独立生产,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都能够获得理想的生产效率,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如果这两个国家对自身的优势进行充分的借助和利用,就可以在专业的分工活动中对各自的优势产品进行交换,而且不管是哪一方都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效益。这一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双赢理论,而且直到现在为止,国际贸易中仍然将这一理论作为贸易的宗旨和目的。但是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无法对一些国家所有产品都为绝对劣势位置进行完全表述。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保留和创新了绝对优势理论,在这一理论中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要对生产和出口绝对劣势不明显商品的情况进行关注,然而如果该商品的绝对劣势相对明显,这时候就应该选择对该商品进行进口,对于每一个贸易国家来说都十分有利。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对经济运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基本原则和普遍规律等进行了准确的阐述。
2、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要素禀赋理论在上世纪初期得以问世,该理论主要从多维要素禀赋层面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根源进行了叙述和剖析。开始认为,国家贸易模式需要对要素集约化商品进行关注,对相关出口予以高度重视,出口商品应具备富裕和昂贵的特点。与之相反,进口的产品应该是相对昂贵和稀缺的各种要素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参与国更加有利。然而相对于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出了对生产的劳动力要素进行了关注,同时还认为导致比较成本差异的最为关键的根源就是要素禀赋的差异。不过,固定的规模报酬和相同的生产条件这种假设仍然是这一理论的基础,而且这一点还是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继承。
(二)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人们发现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并不适应,因此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国际贸易新现象,而且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新的贸易理论,比如新要素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这些理论对战后各个发达国家出现的贸易关系进行了解释。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利用构建模型的方式针对产业内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分析,在分析之后认为,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在转化成为不完全竞争的方式以及规模报酬在持续地递增,就算是两国之间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和技术,但是从规模经济和产品的差异性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也能够对国际贸易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将传统理论中的假设彻底推翻了,而且对战后贸易的新现象进行了合理的阐述。一些学者在后期研究了其他相关层面的贸易现象,其主要是对合理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因素进行了汲取,而且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融合,进行了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合理的分析了国际贸易的新现象。
二、目前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挑战
在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很多国家的贸易作用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与之前相比具有较大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适应新时期国际局势的变化,因此不能够发挥指导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全新的、现代化的能够充分满足现展标准的贸易理论。二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在战后具有了越来越高的国际地位,并且有效地推动了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具有越来越大的贸易量,而且形成了极强的扩张性,内部贸易活动在区域集团中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活跃,而采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对上述的这些现象进行说明和解释,因此出现了要素贸易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等新的贸易理论。但是上述的这些理论也无法对不稳定和日益变化的经济格局进行有效指导。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在经过长期的理论分析和反复的模型试验之后认为,不完全竞争阶段是目前国际贸易的一个显著的特征,生产要素在激烈的竞争活动中变得不再明显,尽管该理论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相背离,但是却不可以对出现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系列的变化进行准确的解释和说明,但是也可以对当前开展的经贸活动进行指导。在国际贸易活动频繁开展的今天,国际贸易囊括了越来越多的产业,而且在很多产业中出现了垄断贸易的现象,尽管如此还是能够通过当代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和说明。所以当代的贸易理论在当下和未来较长的实践中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国际贸易活动在二战之后出现的新现象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来源,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不断发展,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完善,同时国际贸易理论也由于这些新现象的出现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不断提升的制造业贸易量。制造业的规模经济特性非常强,制造业在二战之后其具有越来越精细的国际分工,很多发达国家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的制造业,因此制造业贸易量开始变得越来越多,通过传统贸易理论却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阐述。
其次,发达国家内部的水平贸易:以传统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应该主要产生于存在发展水平差异的国家中,也就是所谓的垂直贸易。然而在二战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平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各种水平贸易,直到现在水平贸易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通过传统贸易理论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再次,跨国公司贸易呈现增长态势:从国际分工层面来说,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始从垂直分工的模式逐渐的转向水平分工的模式,甚至还出现了网络分工。具有明显的具体化产业链特征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制造业目前正在转向国际化的方向,这些公司的贸易增长的越来越快,通过传统贸易理论还是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最后,区域集团贸易的增长: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上世纪后期出现了不断高涨的态势。区域集团内部占有了50%以上的全球贸易活动量。而通过传统贸易理论还是很难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三、国际贸易理论的未来发展新趋向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动态发展
首先,很多学者在二战爆发之后开始对传统贸易理论的不适应性具有了一定的认识,因此开始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新时期的国际贸易活动,并以此为根据设计全新的国际贸易理论。通过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专家学者在发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开始将一系列的企业理论渗透进去,从而试图使当代国际贸易的实际发展需求得到满足,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贸易投资在经济领域中开始变的越来越广泛,相关学者认为,国际投资除了会导致出现替代效应之外,而且还能够创造效应。现在投资理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且贸易投资也具有了越来越具体化的表现,逐渐地形成了边界扩张理论。因此,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国际贸易理论开始对投资理论进行整合。
(二)国际贸易理论的微观发展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中很多都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通过对当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进行参照,立足于微观层面对国际贸易现象进行研究,其涵盖的层面包括跨国公司、区域集团和各个国家等。与此同时,在研究内容方面,国际贸易理论也开始对各种微观的产业内部贸易进行研究。
其次,在研究方法方面,当代贸易理论研究具有更强动态性特征,其主要是从动态变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在动态变化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整体状态的变化,所以必须要具体地分析其中的各个要素,对各种新的方法进行应用,对各种各样的现论进行参照才能够做到明确的判断和解释。所以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现在在研究方法方面具有微观化的特点。
四、结语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9. 025
[中图分类号] F742;F22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9- 0041- 03
1 引 言
“高技术”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目前,国际上对高技术比较权威的定义是:高技术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与最新工艺技术基础上,处于当代科学技术前沿,能够为当代社会带来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技术。我国科技部和商务部参照美国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将高技术分为: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光电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9大类。
高技术产品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受到各国广泛关注。自1995年至今,WTO已经处理了42起有关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占总数的9.19%。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28.9%,进口额占进口总额的26.6%,高技术产品的国际贸易争端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将运用囚徒困境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的根源、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从事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的企业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Laura D’Andrea Tyson[1]最早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通过分类和案例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为美国政府提出了有效应对措施;P.Guerrieri & C. Milana[2] 通过对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力量对比和实证分析,预测高技术产品世界贸易变化趋势;卜伟 等 [3]通过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典型案例的研究与评析,认为高技术产品贸易冲突的根源是贸易壁垒、结构障碍与结构差异;唐凌、李春杰 [4]采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国际贸易争端的博弈选择,第一次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运用于贸易争端分析;吴哲 [5]构建WTO争端解决的动态博弈模型,对WTO贸易争端的博弈方、博弈策略及博弈利得进行了分析;彭德雷[6]通过对中美贸易争端的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得出贸易争端必将常态化的结论。然而,基于博弈理论,以高技术产品为对象的国际贸易争端分析较为罕见。
3 研究方案设计
3.1 基于囚徒困境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根源进行分析
在高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中,贸易国双方除了践行WTO倡导的自由贸易之外,会基于保护自身产业、国家安全、国家技术等目的对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采取进出口限制、高额关税、国内补贴等措施。我们将以上违反WTO自由贸易规则的措施统称为贸易壁垒。无论贸易国双方选择怎样的贸易政策,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适用于分析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中两国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
如果A、B两国均施行自由贸易,双方利得为(a,a);若均设立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若一方施行自由贸易另一方设立贸易壁垒,则自由贸易方利得为b,设立壁垒方利得为c,其中,c>a>d>b。我们假设两国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目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博弈仅有一次,双方不必考虑实行贸易壁垒后对方的报复和长远利益。那么,(贸易壁垒,贸易壁垒)就是双方选择的必然结果。无论B国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A国选择贸易壁垒都能得到更大收益,B国同理。然而,对博弈两国来说,(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情况显然比(贸易壁垒,贸易壁垒)的情况获利更多,因此两国有可能会通过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获取(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结果;如果贸易双方所设立贸易壁垒的限度不同,一方利得远大于另一方,利得较少方也会通过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改善自身利得,贸易争端由此产生。因此,只要贸易双方的利益没有达到绝对一致,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就不可避免。
3.2 基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对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
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会花费一定的费用k,且申诉存在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囚徒困境并没有把这两个因素包含在内。我们将用更为详细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来说明贸易争端双方博弈的过程及结果。
3.2.1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及其使用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完全信息指自然不首先行动或自然初始行动没有不确定性,并且自然的确定选择是参与人的公共知识[7]。动态博弈是指参与人行动有先后顺序的博弈。其可以用逆向归纳法求出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从而得出博弈中的最优策略。在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博弈中,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方先一步的行动选择可能及选择结果,且博弈双方的决策行为是有先后顺序的,因此,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适用于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
3.2.2 研究假设
(1)这是两个参与国(A国和B国)之间的博弈。两国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博弈双方虽然能够知道对方之前的选择,但是无法预测对方下一步选择,同时双方不知道申诉WTO解决争端是否能够成功。
(3)博弈中A方为先动方,先决定其对外贸易政策。
(4)申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国家会面临申诉解决(成功)与申诉未解决(失败)两种情况,成功的概率为p,失败的概率为(1-p)。
(5)在申诉的时候会花费一定费用k,此费用在申诉方申诉成功时由被告承担,失败时由原告承担。
3.2.3 博弈树分析
我们首先可以将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自由贸易)与A1(贸易壁垒)—B2(自由贸易)两条劣策略消去。此后,共剩下5条策略:
(1)A1(自由贸易)—B1(自由贸易),双方利得为(a,a)。
(2)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
(3)A1(自由贸易)—B1(贸易壁垒)—A2(申诉),双方利得为(a,a-k)(成功);(b-k,c)(失败)。
(4)A1(贸易壁垒)—B2(贸易壁垒),双方利得为(d,d)。
(5)A1(贸易壁垒)—B2(申诉),双方利得为(a-k,a)(成功),(c,b-k)(失败)。
在考虑到申诉成功概率为p之后,A2(B2)申诉后利得为ap+(b-k)(1-p),被告被动利得为(a-k)p+c(1-p)。则对于面临申诉还是设立贸易壁垒的国家来说,若ap+(b-k)(1-p)>d,则选择申诉,此时,p>1-(a-d)/(a-b+k)。反之,则选择直接设立贸易壁垒。
在A1选择自由贸易之后,B1会面临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壁垒两种情况。若B1选择自由贸易,则利得为a,若B1选择设立贸易壁垒,则A2有可能会选择贸易壁垒或申诉,若A2选择贸易壁垒,则B1被动利得为d(a-k)p+c(1-p)时,对于B1来说,无论A2是否选择申诉,其利得都小于(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因此B1不会在第一步选择贸易壁垒,此时p>1-k/(c+k-a)。当a
下面,应该考虑A1的选择。此时,共有(1)、(3)、(4)、(5)四条策略。其中策略(1)中A的利得恒大于策略(3)、(4),若a>(a-k)p+c(1-p),则A1会选择策略(1)自由贸易,此时需满足条件:p>1-(a-d)/(a-b+k)。若a1-(a-d)/(a-b+k)。若p
因此,上述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如下:
均衡一:当p>1-k/(c+k-a)或p
均衡二:当1-(a-d)/(a-b+k)
由此可见,博弈结果是否产生贸易争端取决于申诉成功的概率p。在p接近1或0,即案件解决概率很高或者很低时,博弈结果为(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p处于中间位置时,先动方倾向于选择贸易壁垒,博弈结果为贸易争端。基于WTO官方网站提供的数据,自1995年1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发生的42起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案件中,尚无结果的案件有20起,占总案件数的47.62%,我们可以证实该领域产品贸易争端解决率p处于中间位置。因此,博弈的结果倾向于贸易争端,高技术领域贸易争端呈现常态化趋势。
4 结论及启示
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虽有其自身特点,如贸易争端解决难度大,涉及主题多样化,利益关系纷繁复杂等,但其发生的根本原因仍是贸易双方寻求最大利益的博弈。因此,只要各国之间的利益不能达到根本一致,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就不可避免。对于国家来说,改善贸易结构,将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乃至高科技产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争端问题。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高技术产品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专有产品,能生产高技术产品的国家越多,其产生的利益纠纷就越多。基于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争端案件解决比率的特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争端必将常态化。作为高技术产品外贸企业,必须适应贸易争端的常态化趋势,学会妥善应对贸易争端。
主要参考文献
[1]Laura D’Andrea Tyson. Who’s Bashing Whom?: Trade Conflicts in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M]. 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3:1-17,225-296.
[2]Paolo Guerrieri,Carlo Milana. Changes and Trends in the World Trade in High-Technology product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19 (1): 225-242.
[3]卜伟,刘似臣,韩健.高技术产品贸易争端:典型案例评析与产业发展启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452-462.
[4]唐凌,李春杰.国际贸易争端策略选择的进化博弈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5):42-47.
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杨圣明等,1999)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以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菲律宾5。。2%(1978),美国0.26%(1983)。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车进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车厂,生产16。6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厂年产量应该在8-----20万辆之间。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革新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被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能正确衡量成本与收益,原因是国内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能向高回报部门迅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么政府对其它市场的不干预政策不再是最优选择;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征收关税就能够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一产业。有两种情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么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受到这些工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制,最优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高其利润,使这些工业更快成长。
2.无偿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必须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创造出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知识和新市场,政府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效果更好,间接的政策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只是次优,不是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