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治理大全11篇
时间：2023-06-15 17:03:18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全球贸易治理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就在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全球贸易的多哈回合谈判宣告破裂之际，有关贸易全球化的争论仍在继续。最近在美国华盛顿的记者俱乐部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有关专家指出，贸易全球化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使人们更加富裕，但是同时也使很多人失去工作，心理上受到伤害。
贸易全球化给美国带来好处。华盛顿的经济智囊机构――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伯格斯腾首先在讨论会上发言。伯格斯腾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50年来，美国的进口关税从大约40％降低到3％。贸易全球化也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多好处。由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融合，今天的美国经济每年所创造的财富多了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0％；使每个家庭的年收入增加了1万美元，过去几十年人均收入的增长有20％来自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
财富通过三个渠道增加。伯格斯腾指出，这些财富的增加是通过三个渠道实（转下页）（接上页）现的：廉价的消费品，商品的种类更加多样化。还有就是随着其他国家降低贸易壁垒以及技术的发展，美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额上升，增加了出口行业的就业机会。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也得到提高。第三个渠道是提高了生产率。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工人的生产率增长比较温和，到了90年代，生产率呈爆炸性增长，以至在过去10年里，美国的生产率每年增长4％，而在那之前的25年里，年增长率只有2％。伯格斯腾认为，生产率的高速增长一半是由全球化带动的，因为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迫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力争上游，进行技术革新。美2／3进口来自发展中国家。美国制造业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戴维・休瑟在讨论会上指出，自从199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每年的增长率只有3％，而进口每年增长8％，导致贸易逆差急速攀升，从250O亿美元激增到6000亿美元。休瑟说，现在美国人消费的制造业产品有1／3来自进口，在1992年这个比例只有1／4，在1982年只有15％。自从1998年以来，进口产品中有2／3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一半来自中国。
斯巴夏特：全球化带来痛苦。其他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人谈到全球化给美国企业和劳工队伍带来的痛苦。《华盛顿时报》记者斯巴夏特曾撰写有关企业界对贸易全球化反应的系列报导。他提到他报导过的一家美国电视制造商。1989年，这家公司有3500名员工，而现在只剩下30人。这个公司现在已经不制造电视了，只提供电视维修服务。斯巴夏特还举了波音的例子。他说，波音公司研发了一种新型的飞机，并把生产这种飞机的2／3的工作外包给美国和外国的公司。日本、法国和英国的公司都参与了制造工作。这个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之前有三四年的时间，波音落在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空中客车的后面；但是去年上半年，波音得到496架飞机的订单，而空中客车只得到了117架飞机的订单。与此同时，波音裁减了工作人员。在1998年6月，他们的民用飞机部门有11．9万多名工人在工作，到去年6月只剩下了52698个工人。与此同时，整个飞机制造业的工人从57．8万人减少到45．5万人。
这些专家都同意，贸易全球化的大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是有关方面需要采取措施，应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篇（2）
【作者简介】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政治与管理学系博士生
一、背景介绍
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全球性危机层出不穷，直接危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这些挑战的波及范围和深度已经超越传统国界，超出单个国家应对的能力，我们已经身陷“风险社会”。
国际贸易波动会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影响收入分配、社会稳定和政府能力等，并引致安全隐患，它已经成为国际上的重要安全议题，并将其他领域涵括了进来。 在既有贸易体系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不公正的贸易体制一方面使弱国和贫困人口丧失利用贸易走向未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这种不公正非但不会让贸易带来和平，反而会在国家和族群间播下冲突的种子。
同时，气候变化问题也已然成为全球最为紧急的安全议程。气候变化已然对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和受影响群众形成明显威胁。 这种隐患与威胁可能会不平等地施加于应对能力极其有限的最脆弱国家和人群身上。 作为一种子系统安全威胁，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等安全领域密切相关，这种议题间的“联结政治”(linkage politics)最终必定会产生由气候威胁引致的“安全复合体”。
但是，这两个议题在全球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屡次折戟。作为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体制，世界贸易体制自2001年便开始启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发展议程，时至今日，其达成依旧充满疑问。自《京都议定书》之后，作为正在建构的国际机制，气候变化应对体制的进展乏善可陈。与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虽然在减排测量和减排基金方面达成共识，多国也表达“满意”态度； 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纷争和共识的具体实施却令人担忧其前景。
同时，从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至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在国际谈判上展现着更为明显的能见度。国际公民社会虽在规模和动员能力方面然稍显稚嫩，但作为独立行为体，它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面对两大议题步履维艰，公民社会组织开始跳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框架，批判国际谈判体系及其主导思维的适应性问题，希望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
这两种机制的遭遇和新行为体的兴起展现了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即一方面，全球问题迸发，人们对治理质量和数量的需求剧增，当前全球治理体制无法回应大众需求；另一方面，面对全球问题，国际机制自身效能乏力，治理效果不彰；第三，新兴行为体并未得到主流国际机制认可和接纳，民间社会的力量被实质地排除在外；最后，全球治理理论也面临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实践的挑战。
为清晰地剖析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机制创建和效率乏力问题，本文特别选取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及其内在“互嵌”结构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全球治理相关框架出发，通过对议题本身、回应机制以及参与行为体进行分析，对当前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全球贸易体制）和正在创建的国际机制（气候应对机制）进行理论审视，以期通过案例分析展现全球治理中议题交叠和机制关联的内在机理，并通过公民社会的视角来探讨当前国际体制与社会大众需求之间的“鸿沟”。
目前而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尤为重要。首先，无论是气候变化议题还是贸易议题都是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关系着国家和民众的切身利益。
其次，气候机制是建构中的崭新机制，贸易体系则是转型中的成熟机制，将二者进行结合研究有助于探讨国际机制建立过程中的共性因素。人为分割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机制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当多元议题盘根错节之时，对议题互相“嵌入”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国际机制研究的进展。
第三，作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新兴行为体，公民社会组织很少关注单一议题，将贸易和气候纳入到公民社会组织的视角中，有助于更为实际地展示全球治理中“不一样的声音”，有助于发掘公民社会组织话语作为一个体系的特性，更有助于为未来全面讨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基点。
二、理论分析框架：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
“风险社会”趋势的加剧凸显全球治理体系的困境。无论是基于现实国家利益，还是基于建构中的全球共同责任，各国都希望并纷纷诉诸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应对当前的挑战。但是，全球治理的“制度丛”(institutional complexes)并没有展示出足够的回应力和有效性，甚至形成“制度拥塞”现象。 全球问题的波及范围和破坏性远远超出国际体制的驾驭能力，不同问题领域互相交缠，对当前国际体制形成更大挑战。同时，各种机制大多建立在人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缺乏对治理框架下的不同机制契合程度的考量。这使机制间的关联性和内在冲突日益明显，影响着国际机制的回应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体制的有效性。此外，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质疑。机制“需求-供给”鸿沟需要公民社会主体的参与。
本文将从问题结构、机制关联和新兴行为体等角度对当前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理论进行审视，并从理论角度寻找导致困境的原因和内在机理。
1. 交叠的问题结构
“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其脆弱性和敏感性影响也不断扩展，首先，全球性问题继续并且以加速方式迸发，远远超越以前的问题数量；其次，问题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影响程度越来越深入；第三，全球性问题开始“结合”起来共同侵蚀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 这都挑战着专业化和单一化的问题应对模式。
恰如奥兰•扬(Oran R. Young)所言，许多全球问题出现“非线性”特征，并且问题的演变经常会被“突然地、恶性地并且无法挽回地”中断，然而，当前全球治理措施适用范围略显简单，难以应对“以前从没有碰到过、突然改变、无序变化和紧急发生”的问题。 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经指出，如果仅仅将世贸体制作为跨政府的贸易机制，其运行“非常成功”，但是若将贸易和其他问题领域的联系（贸易与……的问题）考虑在内，则会出现问题。 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贸易问题其实已经聚集到“文化、国家和其他不容易通过讨价还价找到折中方法的复杂问题上”。
2. 关联的国际机制
国际机制之间的相互关联机理日益明显，超越了治理机制的设计初衷，制度关联(institutional linkage)的方式与契合程度影响着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发挥。 尽管全球治理框架包含“制度丛”或各种“安排的聚集束”(clusters of arrangements)， 但是全球治理的效力依然饱受质疑。
现存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复杂的非中心化的权威格局”，其优点是“这些互相独立的体制具有在国际秩序的其他组成部分遭受严重挫败后生存下来的能力”。但是，由于体制由不同行为体“因不同的目的”而建立，并且参与创制的人“频繁地”聚焦于建立具体的单一体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想协调”其在不同机制中的工作，并建立相关机制间的关系，因此机制劣势也显现出来，即“体制在解决问题的重叠和交叉方面能力还很不够”。
“具体问题的体制密度越来越高”， 应对单一具体问题的国际体制在其运行中也越来越依赖于“与其他制度安排的复杂联系”。这种制度之间的互动对相关体制的运作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看，随着将来国际社会中功能性不同的活动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和国际体制密度的增加”，制度间的“撞击”和互动“注定”凸显。
3．全球公民社会兴起
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越来越成为全球治理之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新行为体出现直接冲击着当前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机制的回应性需求。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单靠国际政治主要行为体就能实现。第一，当前国际结构形态早已步入“复杂聚合体系”(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时代， 全球公民社会兴起，与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一起成为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国际行为体形成多重关系。
第二，以国家行为体为主要参与者的全球治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合法性挑战。 当前的主流国际体制在程序上无视其他行为体的参与和透明度，在结果上则可能沦为大国牟取利益进行再分配的“漂白”工具，从而造成弱势行为体利益的被剥夺与不公。
第三，国际机制“有效性”和“回应性”要求全球公民社会的参与。公民社会在网络塑造、议程设定与倡导、推动国家合作、提升公共参与以及促使公共政策变化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国际体制的问题解决能力。
奥兰•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中，国家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行为体，但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他坚信“有证据”显示“一种次要的社会体系正在国家社会周围成长”，全球公民社会已变成“全球治理中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应地，在国际体制背后存在着“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关系领域”。
他同时指出，在实践方面，“国际体制中非国家行为体起着重要作用”，基于社会的影响，“全球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力量”可以对相关国际体制的运作带来巨大压力。所以，单从研究方面而言，就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的制度安排”；同时，有必要探讨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并提出国际社会及体制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联系是全球治理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综上所述，全球化潮流对国际社会结构的“解构”依旧在继续，不同问题领域之间的交叉也日益展现，以前应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化机制及其关联反而成了制造问题的“罪魁”。与之相关，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机制需要予以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也需要厘清。
三、“贸易-气候”互嵌结构：议题交叠与机制关联
1. 文献回顾
对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议题之间的联结研究尚属一个比较新的课题。对气候议题“话语”的建构大多把握在思维主导的国际组织手中，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银行等。 对“气候”话语在国际组织中发酵的现象，已经有学者作了阐述。
国内关注单一议题的学者比较多，对气候变化与贸易联结的关注大多是介绍国外相关研究进行阐释。在目前的文献中，有的学者从政策方面呼吁重视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有的从作为环境问题组成部分的气候变化 和货物贸易规则角度，初步探讨国际贸易机制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松散的潜在的联系”；也有学者根据世贸组织与环境署报告，介绍梳理气候和贸易之间的关联。
但是，公民社会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审视。虽然公民社会也比较早地意识到贸易和气候的关联，却未进行理论化， 遑论从公民社会话语体系角度对气候变化及贸易议题进行深入研究。人们对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结关注明显不足，需要改变。
2. 贸易与气候关系：概述
气候变化“很有可能”由人类活动导致。 自由贸易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支柱，全球贸易发展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着紧密联系，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
一方面，贸易利益诱惑是西方国家开展工业化的动力，工业化等人为因素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贸易开放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即规模效应(Scale effect)、结构效应(Composition effect)和技术效应(Technique effect)。
其次，支撑国际贸易运行的环节，特别是贸易运输所使用传统能源而遗留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
此外，缺乏管制的贸易自由化还扮演气候变化“共犯”角色。在利益驱动下，若干能够吸收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资源被“商品化”并进入市场；或被利于产生市场利益的资源替代或挤占空间。
当然，如果人们能够从贸易中获益，可能逐渐要求有助于环境和气候现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体制。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实际上是反方向运行的。贸易拓展并不必然导致全球暖化，但是合理贸易体制有助于改善全球暖化现状。
3. 全球贸易体制和气候应对机制的关联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之道通常并不局限在单个领域，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与其他领域和国际机制紧密关联。
对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关注源于《21世纪议程》。 先于气候治理框架存在的国际制度（如贸易、能源、金融和政治）已经影响着全球变暖的进程，若不同时调整这些体制，气候治理框架自身无法遏制全球变暖步伐。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机制是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国权力利益分配的产物。议题不同的国际机制建构也遵循同样的权力利益逻辑，气候谈判不仅关系权力利益分配，而且也必然影响到作为有机系统的全球机制“群”中的权力利益调整。
鉴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并于80年代开始探讨利用国际制度来治理气候问题。从198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成立开始，国际气候治理制度框架日益扩充，主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波恩政治协议》、《马拉喀什协定》、《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巴厘岛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和最近的《坎昆协议》等。这些协议构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先期框架，但是真正的气候应对机制及其实施框架尚未达成。
成立于1948年的多边贸易体制(GATT/WTO)可以称得上是最为成熟的国际机制。目前，它包含153个会员，以WTO规则为基本规范的双边和地区性的贸易体制也逐渐增多， 国际贸易体制的先期存在也使气候危机应对不得不考虑其与贸易体系的联系与路径依赖。
首先，贸易途径已经成为支配气候应对措施（减缓、适应与资金支持等）的思维。当前流行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无一不充斥着资本、市场和贸易的影子。
减缓 (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 其中，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又可以细化，如《京都议定书》引入“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排放贸易”(Emissions Trading)、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三个国际减排额度的主流机制，由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些灵活机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减排，又同时使二者共同获益。再如，《斯特恩报告》中提议四种应对方式，即“碳排放贸易”、技术合作、采取行动减少森林砍伐和适应措施。 此外，这些策略还包括各种能够改善气候现状的技术与服务，鼓励使用高效低排放的能源和使用其他绿色产品等，也包括帮助受影响人群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相关技术、服务和产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5款和《京都议定书》第2条第3款都强调一种“有利的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任意不公正的歧视和隐蔽限制。
这些措施的实际运行基于市场和贸易的思维，并在国际机制特别是贸易体制之下运转。如“碳交易”等实质上基于贸易和市场机制；各种产品和技术的流通扩散也需要贸易体制支撑。支持者辩称，这将能够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动全世界的气候变化减缓进程。
其次，在当前的多边和双边贸易体系中，对气候治理的关切已经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多边贸易规则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具体适用规则，只是将其视为环境议题予以规范，从而构成当前贸易与气候应对措施的基本框架。
孕育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Marrakesh Agreement)特别强调贸易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多哈部长宣言》(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第31条针对贸易和环境议题，也提出“削减或适当地消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相关规则，特别是多哈发展回合，如果能够真正实施，有助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脆弱国家提升气候变化应对适应能力；规则的不当使用则可能危及气候制度框架的有效性。
从贸易角度来看，应对气候变化主要要求当前贸易体制能够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气候相关服务、技术和商品流通，提升受影响国家和群体的应对能力。货物和技术的自由流通涉及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关税或配额规则、补贴政策、非关税壁垒问题、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服务贸易。 通过这些政策，推动“气候友好”(climate friendly) 的技术和服务自由流动，并建立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支持体制。（参见下页表一）
WTO希望通过三个方式减缓气候变化。第一，通过价格和市场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内部化；第二，通过开发金融机制推动“气候友好”商品和技术开发与流通；第三，通过设立相应技术要求来推动相关技术和商品的使用。 同时，气候减缓措施及预期措施都会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相联系，如污染许可证自由分配。各种“边界碳调整”（border adjustments）也可能采取这种形式。 WTO设立贸易技术壁垒委员会（TBT）致力于确保管理、标准、测试和认证程序等不会带来繁冗障碍，并以规则保障高效能源技术和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不会在国际贸易中被施加障碍，从而保证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也可保证缺乏技术的国家更加容易地获取相关技术。
但是，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及其规定实际上限制了气候变化应对技术、服务和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通。第一，贸易规则限制了气候政策的选择范围，技术产品流通阻碍和发达国家的补贴在当前世贸体系下容易形成贸易摩擦和冲突。 若干贸易体制条款可能会阻碍气候变化的减缓。
第二，当前贸易规则不利于“气候友好”技术的转让，特别是非关税壁垒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的阻碍。“清洁发展机制”的推广会经常遭遇贸易壁垒的阻碍。 若干发展中国家因知识产权无法采用“气候友好”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由此可见，原本两个不甚相关的领域和治理机制已经难以阻挡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难以分离的综合体。在多哈回合谈判之中，气候和环境商品、技术与服务是多哈回合受阻的重要原因；而在气候变化谈判之中，与贸易紧密相连的关税壁垒、绿色壁垒、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问题，也是阻碍气候措施达成的主要力量。 2009年底WTO失败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草草收场也为贸易与气候议题的关联提供了负面证明；而2010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程的缓慢也似乎与坎昆会议细节问题（如气候友好技术与产品转让）的磋商成效受到掣肘。
那么，贸易和气候议题谈判为什么会“同病相怜”？除关注行为体的传统“利益博弈”之外，有无其他分析路径？当前全球主流的国际体制和全球治理思路与当前多种议题谈判同时进入“死胡同”有没有内在联系？
四、批判的力量：全球公民社会看“贸易-气候”体制
作为新兴行为体的全球公民社会，它拥有一套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并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根据波兰尼(Karl Polanyi)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和社会间存在着持续的张力，自发调节的市场无法持续下去，市场秩序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同时，正是因为市场的威胁，社会意识的日益觉醒，形成了“自我保护的社会”，从而与国家展开互动，以应对商品化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对市场价值而言，社会价值不应该是从属性的。
就公民社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方面而言，基欧汉和奈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各种非政府行为体……的扩散，它们期望自己的声音为人所知”，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非政府行为体，尤其是全球公民社会渴望参与到“与自己休戚相关的领域之中”。
全球公民社会对气候治理中的贸易自由化倾向进行反思便是在全球多层次治理层面上“波兰尼命题”的体现，也是其参与“休戚相关”领域的表现。在贸易和气候变化议题方面，公民社会反思并批判了当前气候治理体制建构过程中的市场拓展现象，并从社区、民众和权利的角度展现了其与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冲突，凸显了公民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
本文分析了23家贸易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及组织网络 自2006年气候议题升温以来至2010年12月份坎昆会议闭幕的声明、工作论文、社区调查和研究报告及访谈，聚焦于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并追踪“反”贸易自由化组织网络――“我们世界不容出卖”网络（OWINFS）的相关理论观点，希望从全球公民社会视角来梳理公民社会话语的完整脉络。
1．从观点到模式：公民社会的批判
公民社会在气候议题领域影响力逐渐增强，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着力于批判当前的主流气候机制，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建议。全球公民社会试图通过抗议、倡导和政策建议等方式撼动主流国际机制、国家以及跨国公司权威，呼吁建立气候治理框架时能够抛弃“新自由主义思路”。公民社会分别从全球暖化的原因、应对手段的误区、贸易体制问题等方面对主流观点予以批判和反思。
第一，自由贸易及其驱动的能源密集型(energy intensive)工业发展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正是它们的集合才最终加剧了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暖化和气候变化问题。要遏制气候变化步伐必须从贸易根源上寻找答案，也正是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才使得气候变化减缓步履维艰。 这也恰恰符合波兰尼所认可的打破国际冲突怪圈的“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理念”。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也曾经指出，人类面临的威胁是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西方社会所主导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制造了风险，同时也加强了对风险的掩盖。
第二，当前主流的气候治理框架是由发达国家占优势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发展和管制模式，是从推崇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出发的。但是，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就有若干内在问题。 在这种模式主导下，用于解决气候危机的各种手段，实际上就是“购买”适应和减缓措施。 以贸易和市场为机理的“碳交易”、“碳转移”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都充斥着对市场的过分信任，被指责为“大骗局”(Big Hoax)。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碳交易”发展迷茫、“碳价格”被发达国家控制、 气候危机恶化已证明以贸易作为治理手段的疲软。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机制之下，贸易过分自由化会催生若干错误手段，并主宰当前气候变化谈判议程。 公民社会组织质疑WTO“贸易导向”(trade-oriented)的“环境产品和服务”（EGS）自由化是解决气候危机的关键。若干学者也提出质疑，即关税削减能否推动“气候友好”技术和产品的扩散。
公民社会指责WTO以“多哈发展回合”为名义推进自由化，这非但不会带来发展，更不会解决气候变化，因此它们呼吁终止自由贸易，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外寻找气候变化的手段。 有学者认为，多数国际组织一边将“气候保护”挂在嘴边，另一面却和往常一样坚持本业。 （参见表二）
就清洁发展机制而言，其初衷是通过市场和产权界定来对环境保护予以经济激励，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搭建桥梁并提供实际帮助，在经济发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减少排放。但是，碳排放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在实践中偏离轨道，被扭曲成投资者获取暴利的途径。市场机制的介入实际上削弱了《京都议定书》效力。 清洁发展机制可能产生新的贫困和扩大的不平等，加剧资源私有化，损害社区的永续发展，甚至还会浪费各种资源，危及粮食安全。 此外，若干跨国公司通过碳交易逃避减排责任，其权力因贸易自由化渠道而得到强化，加之大多推行清洁发展机制的母公司都位于发达国家，因此这些措施被看作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的“碳倾销”(Carbon Dump)或“碳殖民主义”。
第四，尽管当前贸易谈判和气候谈判存在差别，但是国际贸易机制中的主要成员也同时主宰着气候变化谈判，因此气候谈判很可能也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主导范式中。新自由主义体制不仅在过去几年中拖累金融体制，并且还很有可能导致气候变化谈判裹足不前。 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认为主流的国际组织仅仅将气候变化视为“空包弹”(Empty Signifier)，它们并不想改变，而仅仅是“将气候保护‘纳入’全球霸权秩序却无需改变世界经济的社会结构”。
2. 从权利正义到弱势人群：公民社会话语的特质
公民社会希望以“权利为本”（rights-based）方式，推动相关机制从“市场迷信”与“经济发展”向“永续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y)发展和“人民”（peoples sovereignty）终极关怀方向转变。正是这种价值和转变从深层塑造了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行为体不同的问题意识、批判视角和方法论视角。
首先，与政府及政府组织聚焦国家利益分配和义务承担相比，公民社会更加强调公平和正义的基本理念。国家行为体在制度建构中主要关注竞争性的权力结构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国家与国际安全后果。全球公民社会则将气候变化发展限定为“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议题，并将视野落到人类安全领域。这种公平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公平，也从相关国家国内不同群体间角度上来看待公平。气候变化的起因是发达工业国家，但是在各国危机应对能力不平衡的前提下，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对生态脆弱和欠发达国家而言尤其恶劣。
其次，全球公民社会强调“权利为本”的逻辑起点，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与发展权。与一刀切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极端观点和“权力利益为本”不同，国际非政府组织提出“温室发展权”(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概念框架，在既定全球气候变化指标的基础上，关注基本人权，赋予相关贫困人群以发展权，并免于其气候义务。
第三，与国家及其衍生行为体聚焦于维持或者改革现存国际机制不同，全球公民社会则具有明显的“反体制”色彩，这种色彩也源自于公民社会的“反全球化”传统。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人员认为，如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种斗争，那么这种斗争并不是东方与西方或者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斗争，而是全球民众与从气候危机中渔利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间的斗争。
第四，公民社会在工作手法方面呈现不同于国家行为体的特征。它们更加重视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注重从微观社区的实际需求出发，强调参与的重要性，打破国家的界限，从全球主义的视角来对待相关的弱势群体，并能通过自身参与发现被故意或无意忽视的盲点议题、人群和相关议题。
最后，与国家行为体相比，全球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更关注社区层面多元弱势群体生计影响，它们关心不被重视但长远而言有重大影响的人群和议题，除为欠发达国家发声之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弱势关怀还包括“气候强制移民”、“气候难民”以及其他受影响人群，特别是妇女群体、儿童、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及其传统文化传承，并强调本土社区资源保护的重要性。
公民社会组织坚信爱因斯坦所言：“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公民社会观点超越传统自由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窠臼，能对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新思路，并利用其关注权利为本、微观层面和社区参与的优势，在社区层面催发公众意识，在行动中寻求可行的解决之道。
当然，从公民社会角度来看待全球问题，可能陷入“只破不立”，显得比较“激进”和“革命性”。虽然其若干策略方法在某些社区推行取得成功，但是其普遍性还是未知数。其独特话语体系可以激发我们思考与反思当前国际体制进展过程中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纳入到主流思维框架中，将有助于更好地缩小民间社会需求与国际体制供给之间的鸿沟，也能更好地维护大众的利益与发展权利。
如果在当前主流国际体制中，能够真地引入“人民”、“权利为本”和“永续发展”等公民社会的需求，减弱结构对民众权利的限制，缩小国际机制“需求-供给”鸿沟，这将不啻于一场全球治理的新试验。
五、结论与建议
篇（3）
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主要是由于2008年经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之间逐渐开始对其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和自由贸易结构等进行研究的调整，从而从根本上将国家经济发展及贸易限制策略进项改进，以期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应对经融危机。由此全球经济治理逐渐步入一个保护主义浪潮中。根据欧盟国加对其内部经济保护主义措施的改进，我们不难看出，在经融危机爆发后首先各国之间机内相对独立的内部保护状态。随着各国之间不断的对国内经济发展政策进行调整，2010年之后各国开始建立各种自由贸易交往，以期通过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促进各国之间经济的发展，从而从整体对全球进行治理，此时全球逐渐步入一个自由发展的经济浪潮中。根据各国之间相关自由贸易的法律法规中对其国家内部的自由贸易开放政策进行改进，能够有效的促进市场经济的逐渐进步和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国际上对其自由贸易的总体经济效益的发展仍然具有自我保护意识［2］。根据国际经济发展数据中对个国家理性世界贸易交往来看，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双边、区域、全球性自由贸易协定来促进自由市场的建立，从而对全球进行治疗。根据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中自由贸易及国际经济治理中来看，当前国际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开始以长期迈向发展为治理目标。“贸易与发展”是全球进步的主要研究主题，如何能够对各国之间的经济进行共同性贸易往来，从而带动世界经济的逐渐发展，从总体水平上对全球物质观念和国际贸易秩序进行研究，是当前全球自由发展的市场发展的长远趋势及目标［3］。因此，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中主要以贸易和发展共存为主要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
二、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法发展
法制的发展是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后危机这一特殊的经济时期，全球性质的经济发展，是每个国家发展的主要依据。国际经济法的建立与国际经济组织结构的发展均离不开世界国家发展现状及新兴市场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关系。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其经济法建立过程中一般以国家经济长期权衡结构为基础，从而根据国际经济情况对本国内部经济法进行调整［4］。但是，由于后危机时代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各国之间应该针对其在市场中的不同主导地位对其内部经济结构和法律进行调整。根据不用时期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其主要是从原有的放松管制，到现阶段的平衡投资者利益，逐渐进行改进。2009年国际证监会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当前全球治理中国际经济法，并且在2010年明确的颁布《增强国际金融标准实施的框架》，在此条例中对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的标准进行整合，并且在2010年11月通过了《巴赛尔协议III》，各国家在国际峰会上进行研究和协商逐渐对国际经济法进行进一步完善，以适应当前后危机时代国际之间的经济发展，对各个贸易国进行利益的维护，促进全球市场经济的长远发展［5］。
篇（4）
文■孙 伟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监管金融全球化、避免周期性的汇率危机、保持世界经济平衡等方面的致命弱点，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现实迫使西方放下身段，接受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扩大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范围，确立新的全球经济发展理念，建立新的国际货币规制，搭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全球经济治理终于迎来改革良机。
一、理念：“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自由化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内嵌的自由主义形态被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代替，并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发达国家有意识地减少国家干预，重新向自由市场制度回归，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两大目标早已抛之脑后，终于，以虚拟经济过度扩张为结果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击得粉碎，标志着传统市场理论、传统监管和政府理论的彻底失败。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促进贸易自由、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进入世界市场的自由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大核心机构开始依照华盛顿共识来调整自身的目标和运作模式。首先，在货币机制方面，随着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货币虚拟化和证券化浪潮席卷西方世界，以美元、欧元为代表的货币进入了竞相滥发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在贸易机制方面，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走向是贸易干预最小化、贸易体制中性化。这样一种自由化的国际贸易体系， 需要通过规则使各国的贸易政策趋同，达到没有政府的治理状态。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推行经济自由化为己任，为受贷国提供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隐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味。第四，世界银行集中关注结构调整政策，强调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 鼓励出口导向型增长、反对保护主义。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方面，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呈下降之势。贷款形式则由传统项目投资贷款，更多地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调整贷款。
当金融危机彻底摧垮了新自由主义建构的辉煌大厦之后，以何种理念进行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备选答案首先是内嵌型自由主义，重新以多边主义与国内稳定作为经济治理的指导原则，但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限制已经处于全球化深度发展时代的全球经济增长，而增长正是目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发展型国家主义，即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但国家积极干预促进经济以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同时对金融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管，资本项目不对外开放。在国际上参与国际市场，以出口为导向，并通过政府政策促进出口增长。虽然这一观念已经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植根于社会主义中国土壤之中的发展型国家主义移植到西方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但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主张必将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目光，在选择经济发展时作为重要参考。综合二者的优缺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应该是汲取了放任的自由主义教训，吸纳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经验之后的一个混合概念，可谓“合作性规制自由主义”，即在充分实现合作的基础上，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限制高风险的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实现经济治理的全球化。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合作，提升各国政府对本国宏观经济的控制和约束能力，合作建设有效政府，而非小政府，以达到解决需求和供给的全球化与宏观经济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其次，各国加强金融监管，并与他国合作，在保障资金流动性的前提下限制热钱的投机性流动，对金融创新行为的风险进行提前预估，解决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管理非全球化之间的矛盾；最后，推进建立和完善区域性的自由贸易机制，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多边贸易自由机制作为最终目标。
二、规制：“多储备货币体系”代替“美元体系”
二战以后，国际货币规制几经变更，大约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双本位货币体系三个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黄金是基础，美元是唯一储备货币，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这一体系是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控制世界经济的重要标志。1971年，当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和政府对美元升值预期降低，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其他资产时，美国被迫于当年8月7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
牙买加体系是在1976年签订的“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认可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地位，实现黄金的非货币化和多种储备货币并存，建立了特别提款权这一特殊储备资产。但实际上该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德国马克、日元只是作为辅的储备货币存在。但同时，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国际货币体系进入货币彻底虚拟化和浮动汇率时代。
双本位货币体系确立了以美元—欧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规制。该体系起源于2002年欧元的诞生。欧洲作为区域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区，统一货币是重要一步。欧元诞生后，凭借欧洲超强的经济实力，迅速获得了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开创了美元、欧元两大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两大次主要国际货币同时存在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随着美元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的不断衰落、欧元作为另一个国际本位货币与美元的竞争，使得国际货币丧失了统一性，但同时与美元一起，共同将国际货币体系推向了竞相滥发、无序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从此，国际货币体系滑入了一个由“虚拟货币”的流通规律来主导其运行和发展的时代。虚拟货币时代的盛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戛然而止。
金融危机的一个根源在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规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以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缺陷。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在面临本国经济风险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保持大规模的贸易逆差，造成币值大幅波动，并由贸易顺差国买单。正如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经指出的，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不符合全球经济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在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中，储备货币的供应国被迫保有经常项目逆差，于是逐渐走向一种举债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会因为它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和外国资产所有权而一步步削弱实力和独立性。长此以往，世界经济将严重失衡，该货币无法继续胜任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责。第二，美国对经济霸权红利的过度消费导致了美元的大幅波动。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贸易定价和结算中的霸权地位，将积累的财政赤字通过浮动汇率形式转嫁到大量储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的保障下，美国国民采取过度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激励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从而将美国内部信用危机传导至全世界，酿成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三，美国不具有始终愿意将至关重要的国际责任置于国内争端之前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近期美国政府提高债务上限导致的管理危机中显现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于加速寻找替代方案的意愿更加强烈。第四，国际货币规制缺乏国际监管，处于无政府状态。成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IMF本应承担国际货币体系监管的职责，但在美欧的联合控制下，仅仅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工具，无法完全履行监督责任。第五，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经济格局脱节。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沿革来看，国际储备货币的确立是与国家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美国一国独大时确立了“黄金—美元”本位，西欧、日本崛起时将德国马克、日元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欧洲强盛时欧元堪堪与美元比肩。按照这一逻辑，在当今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的时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无法与经济格局相匹配。作为新兴经济体领头羊的中国应当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定地位，由居世界前三位的经济体欧元区、美国、中国本币组成的“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最佳选择。
从国际货币规制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在国家依然是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行为体的今天，大国博弈是引发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际储备货币的选择是国家意志与市场选择的共同结果，因此，与国家经济实力格局相适应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大势所趋。自从牙买加体系开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在金融危机的刺激下，现有国际储备货币的衰落意味着新的储备货币出现成为需要。从表1中主要本币的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历史上的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道路不尽相同，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首先要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后需要世界其他经济体对此有一个自然的接受过程，然后通过制度将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固定下来，再通过对贸易、投资、金融的统治来稳固本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条件下，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成为理论可能的前提下，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本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等条件，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即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也是低层次、受挤压的辅助型国际储备货币。
近期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将有望推动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最终形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空前提高，使人民币国际化获得良好机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直接投资和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之一。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继续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取得更大成就。有学者预测，2016年中国对新兴市场贸易量的一半有望使用人民币结算，2020年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有望与日元或英镑持平。2013年10月8日，中国（上海）金融自贸区的成立正是中国加速推进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将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基础上全面试验金融开放等条件。如果试验能够成功，新的国际货币规制将有望形成。
三、结构：“东西共治”代替西方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领导结构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在西方世界内部治理。二战以后，冷战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需求，这就要求美国全力提升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于是，美国与西欧共同建立了战后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IMF、世行、GATT等机构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监督和惯例，全力帮助西欧、日本等恢复经济。此时的经济治理基本是由美国进行治理，并局限在西方世界内部。
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世界。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危机，美元危机等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恶化情况，同时也由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G7成立，一个新的治理全球经济的集团出现，开启了经济共治的先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七个国家实现共同管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机构开始执行全球经济治理总部的职能，充分控制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以IMF、世行、WTO为主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保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这段时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达到高峰，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新兴经济体也因此受益。
第三阶段，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治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鉴于危机的严重程度，美国主动提议召开G20会议，寻求新兴经济体的帮助。2009年，G20首脑会晤实现机制化，标志着G7向G20的转变，也标志着原来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决定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状况正在改变，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下降。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散化，将提高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相应提高操控决策的成本。八国集团机制下，除法国和俄罗斯外，其他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意见受到美国强大影响，美国事实上是八国集团的“霸主”。二十国集团机制下，美国仍占明显优势，但要操控其他十九个主体以形成一致意见的难度明显上升，美国地位由“霸主”开始转向“盟主”。更为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参与并塑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并且得到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尊重，话语权也得到提升，新兴经济体得以充分利用G20这一平台与发达国家展开对话，改变长期以来不利的全球经济规则。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将会进入第三阶段，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共同治理，虽然达到和保持这一局面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随着危机后的形势渐缓，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出现起底反弹，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G20集团政策承诺和决议无人监督的制度缺陷，G20自身的发展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但至少从中期看，华盛顿和欧盟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而且G20集团已经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于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禁止贸易保护主义的决议，避免了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金融体系崩溃的风险。无论愿意与否，以G20为代表的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必须承担起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
篇（5）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特征，国家、经济体之间金融贸易联系逾加紧密，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多样且扩散迅速的情况下，防范风险，减少负面溢出效应更需要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发动机之一，中国协调推进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通过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改革来引导全球经济迈向更加公平的新平衡，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组织协调合作制度存在的问题
1.WTO争端解决执行难
十余年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一直没能取得有效进展，已直接影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各国政府首脑眼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争端解决机制（DSU）面临执行难的困境。当事方经常延长执行期间，争端解决机构（DSB）无法有效监管败诉方的履行行为，而确定合理执行期限（RPT）的时间安排过长，也会影响败诉方的执行。
2.经贸规则碎片化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某些高调的单边贸易改革一样，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形式。在1994年，只有47个FTA生效。到了2000年，这个数量已经增长到93个，到目前这个数字激增到了283个。
双边FTA的兴起导致了国际经贸规则呈现碎片化的发展态势，在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碎片化的趋势就更加明显。由于WTO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和欧盟相信，至少在中短期内，超级FTA是增加商业利益的一种更好的选择。这些协议也可能帮助应对FTA盛行所造成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并且能M可能地在诸多贸易中增加监管规则。然而，最终将FTA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性协议的基础还不明朗。很多发展中国为了能有一席之地，用他们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打赌，因此乐意与欧盟和美国签署高要求的FTA，以区别欧盟和美国其他的贸易伙伴。
3.国际组织间缺乏协调合作范式
共享信息是国际组织之间协调合作的基础，信息交换可以增强合作的信心，实际参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决议，真正做到相互协调。但目前，国际组织间的信息共享模式尚未健全。
首先，信息共享的范围较窄。2016年4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联合公布在税收问题上加强合作――税收合作平台，这是目前国际组织间协调合作发展最为突出的一个，不仅有讨论平台，还有OECD与WTO合作的数据库。而在其他的问题上，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和信息共享更多停留在相互设置观察员的程度。
其次，即使存在加强协调合作的官方协定，但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质量存在隐患。例如，在IMF和世界银行已有的协调合作协定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际组织间信息交换的质量无法得到保障。虽然各个国际组织的工作核心不同，但还是存在交叉和竞争，在存在分歧时国际组织不承认其他机构信息的关联性而作出独立的评估，同样由于竞争，国际组织在向其他机构提供信息时会先做策略性的选择。因而最终影响数据的质量。
此外，由于国际组织间不存在统一数据统计的标准，各个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口径不一，单位不同。
构建国际协调合作机制的意义与影响
1.提高国际组织的工作效率
国际经贸治理中的任何一个经济现象或者国际社会问题，都需要从多个角度分析、多个方面考察。单一的国际组织虽然有负责各个领域的部门，但仍然很难搜集到全面的信息，反而有可能顾此失彼，违背组织自身的目标而遭质疑。
协调合作机制能为国际组织提供信息，有助于在信息不完整、不对称的局面下减少不确定性，因而减少达成协议过程中存在的风险，降低有关不确定性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并能保持国际组织在机制框架内的可持续性合作。例如，在研究全球价值链问题上，WTO和OECD联合推出的贸易增加值（TiVA）数据库，在贸易基础数据的核算方面为分析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便利。而IMF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以贸易增加值有效汇率测算见长。
2.统一和落实国际经济治理规则
各国际组织专业领域的不同，例如WTO负责对世界贸易的监管，IMF主要关注汇率波动，金融稳定委员会致力于金融稳定，但是同样都是经济领域的重要方面，而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汇率的变动会影响贸易领域倾销幅度、反补贴的计算；汇率的波动直接影响金融的稳定。协调合作机制可以为WTO、IMF和FSB提供交换信息、相互咨询服务，以避免规则的冲突和矛盾。
除了在不同的经济专门领域避免规则冲突，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合作也有利于协调“南北”的制度矛盾。比如，WTO和国际劳工组织从成员组成机构、成立目标以及投票方式等方面为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话语权，而由于历史、组织结构人员组成等原因，低收入国家在OECD、IMF等国际组织很难有自己的声音。但是通过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间接地提高了新型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中的话语权。例如，在“1+6”圆桌对话中，六大国际经济组织达成共识：“有必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断完善和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合作机制，除了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更可以推动规则的实施。国家间的协调机制通过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有形激励促成国家履行约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间接的也有这样的效果。
中国推进国际组织协调合作的战略举措
IMF在2016年下调了对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期，但却将中国的经济增速预估从之前的6.5%提高至6.6%。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堡”。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阐述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和诉求，引导国际经贸治理秩序的重构，有助于促进全球经济包容性、可持续增长。
1.构建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
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贸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有所减弱、便利化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尚未形成，新工业革命和产业分工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反全球化浪潮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加强全球价值链能力建设，找到促进贸易投资增长的有效途径至关重要。
目前，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全球经济的40%，且贸易也占到全球贸易规模的一半，全球价值链是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全面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缩小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能有效抵抗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性风险，有助于各类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框架下，提升比较优势、优化劳动分工，提高抗风险能力，打造有韧性和互联互通的全球价值体系。
因此，构建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降低全球价值链中的成本，鼓励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不H有助于降低全球价值链风险，提高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对于恢复和加速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也具有重大意义。
2.发展G20成为协调合作的新平台
作为维护多边框架下协调一致的规则和标准，G20成为了避免国际经贸体系碎片化的重要平台。作为一个国际实体，G20存在两个比较优势：第一，是因为G20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论坛，其成员对G20的决定具有所有权，因此成员对结果有决定性作用。由于政府会被要求履行G20的决定，相比于IMF和世界银行的一般成员权利，G20决议更有影响力。第二，金融危机期间，G20比其他顶尖国际组织更容易达成共识。
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我国可以继续通过这个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呼吁各国加强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摒弃那些“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将经济复苏的着眼点要放在做强实体经济上，对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对外加强国际合作。
3.推进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维护和促进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稳定
篇（6）
入世加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标志性的事情，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确保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具有里程碑意义”。屠新泉认为，加入WTO给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中国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了全球价值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同时，入世还推动了国内改革，为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更积极的参与以及政府行为的更加规范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考察。“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明确，无疑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全球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经济地位，也让中国“全球经济规则提出者或倡议者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首次成为峰会主席国的G20杭州峰会。
“这标志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世界也都承认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龙头”。这一场在家乡召开的峰会让屠新泉更多了一份自豪。
屠新泉认为，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低迷期，全球都在寻找经济增长动力，而中国被寄予了厚望，“不仅是希望更进一步发挥中国在经济增长当中主要贡献者的作用，同时也希望中国作为东道国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案。”
对于G20杭州峰会提出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及相关研讨，屠新泉表示，面对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确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促进贸易投资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要继续保持全球化的动力，明确坚定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定地反对去全球化。针对全球化中的问题，要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更多地强调包容性，让更多的人参与并在全球化中得到更平衡、均衡的分配。
WTO成员需要更开放地接受企业及社会的声音
2011年，屠新泉在WTO秘书处做了3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段经历非常宝贵，让他更加了解WTO的工作机制，“相对于其他国际组织，WTO秘书处的人员比较少，是非常繁忙的”。
而据他的观察，目前在WTO有不少代表团前方代表和后方产业部门之间存在沟通障碍。WTO谈判主要是由各国的WTO使团来谈的，但使团人员比较有限。而且，谈判需要反映国内产业诉求，但谈判代表团的成员长期驻外，对国内的情况了解有局限。
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界的参与相对不足。屠新泉认为，WTO很重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诸如开放日、工作论坛等方式来促进企业更好地参与WTO规则的讨论，但还不够。他建议，WTO可以提出一些机制上的倡议，推动WTO成员更开放地接受来自企业界以及社会的声音，使贸易政策的制定更好地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这也是克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方式。
如何把国内企业、行业组织调动起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这是中国一直面临的难题。屠新泉表示，政府和企业建立更加直接、日常化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体制，对于调动行业组织、企业参与决策非常重要。
“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迫切的，希望尽快地在制度上有所创新和突破”。而在建立沟通渠道和机制时，屠新泉认为，还应该听到更多来自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的声音，把它们的利益反映到我国贸易政策制定和贸易谈判中。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要发挥更大作用
篇（7）
此轮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源于发达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此为内部失衡；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环境的不公平性突显，表现为外部失衡。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着新的平衡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加强全球治理的外部呼声。
发达国家经济基本呈现负增长或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则表现为较高的增长速度，世界经济格局相应呈现出新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过50%。
经济总量的变化导致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凸显，从全球经济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力量，在全球金融监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大经济、金融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的群体性崛起，已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并将影响到世界经济现有版图、格局和秩序的改变。但需要强调的是，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短期内仍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为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及协调带来了艰巨的挑战，若不能尽快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全球治理模式，全球经济将难以最终走向全面复苏。
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扩大之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呈扩大之势，贸易争端不断增多，贸易摩擦从产品延伸到产业，从贸易政策发展到经济政策，从境外竞争环境发展到境内的政策环境。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中，除原有的反倾销反补贴这一传统手段外，也增添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如，加强进口许可管理等，一些发达国家还进一步通过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致使全球各类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矛盾进一步上升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各国对全球经济的关注重点正在向气候变化、环境、环境产品、信息化与投资规则等更宽泛的议题，多边贸易体系出现扁平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甚至非政府机构参与到各类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短期看，未来3年至5年，全球化仍将处于低潮，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长期来看，随着全球治理的加强及国际秩序的形成，全球化的大趋势仍不会逆转。无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应充分认识到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化的不利影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应进一步发挥其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在推动形成国际多边投资体制方面有所突破。
多边贸易体制协调难度上升
从2001年启动至今，致力于从多边角度推动全球贸易的多哈回合谈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12年，早期也曾在一些领域取得过成果。但自2008年以来，谈判一直难有新进展。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危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陷入其中。时至今日，“金融海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加深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使得多边贸易体制协调难度进一步增加。
在多哈回合谈判迟迟难见结果的背景下，美国、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都纷纷展开了自贸谈判并取得较快发展，各经济体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多样化
与金融危机相交织的欧债危机是冷战后欧洲经济发展遇到的最严峻挑战，正成为世界经济下行的主要风险来源，舆论普遍认为，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经济结构失衡、金融市场失控、福利水平失真、一体化建设失序等深层次问题。而欧美高福利社会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日趋缓慢，难以支撑其经济的有效增长。因此，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也可以归结为欧美在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上丧失优势地位，导致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结果。
如果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资源配置危机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必然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并使得国际竞争更趋激烈。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来看，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多哈回合谈判、哥本哈根气候大会、G20会议之争、中美矛盾、中日矛盾等都表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日益凸显；二是大国间的竞争，西方发达国家间的主导权之争、话语权之争、对核心资源的占有权之争等都已全面展开，如，美国在亚太推行的TPP战略，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布局及争夺主导权的意图；三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发展模式等具有同质性，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而这种竞争体现的是发展的主导权和影响力的竞争。在国际事务方面，发展中国家则体现了更多的共同诉求。
适度竞争有助于社会发展，但在全球资源短缺的形势下，如果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不能有效发挥协调作用，将很可能导致过度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从而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重点把握两个方面，一是形成新的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协调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协调机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发达国家经济再平衡的理念需要调整。发达国家认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大规模的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剧增，国内消费不足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恰在发达国家自身内部结构的失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未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
发展理念调整决定未来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发达国家一些学者已开始对政府过度干预、高福利社会、透支消费、实体经济空心化及银行业和大宗商品市场价值失控等现象进行反思。
理论界对经济发展理念的反思还包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社会责任和职能定位等。欧美等发达国家长期奉行市场经济体制，但其实施的市场经济并非完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机制，现实情况是市场主导和政府干预共同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二者如何达到一种平衡，处理好哪些应是市场决定的、哪些应是政府必须干预的，否则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效果难以发挥较好效果。反之则矛盾积累，失衡和扭曲并存，经济将难以进入稳定的增长期。
篇（8）
引擎之二：国际贸易与投资
国际贸易与投资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自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流量连年走低，已从危机前7%的增速降至目前3%的水平，这虽然是由世界需求不足直接导致的，但也离不开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同时，国际投资持续低迷，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全球投资增速将下降10到15个百分点。
为了扭转国际贸易增长颓势，杭州峰会达成了《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提出了促进全球贸易增长的一系列方案，确立了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和投资政策协调、推动服务贸易、加强贸易融资、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等七大合作支柱和行动方案，承诺在2016年年底前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同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倡导自由贸易政策，将减少及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延长到2018年底。为了促进全球投资便利化，杭州峰会达成《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摒弃投资保护主义，设置开放、非歧视、透明和可预见的投资环境，确保投资的有效性。这些措施将进一步释放贸易和投资活力，促使贸易和投资引擎恢复转动，推动世界经济平稳复苏。
G20国家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额的80%、吸引的外商投资占全球投资的68.34%，他们承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将会对全球经济增长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按照国际组织专家估算，如果有效执行上述协定，全球贸易成本将下降15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额将每年新增1万亿美元，就业岗位将增加2100万个，这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大的活力。
引擎之三：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均衡增长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但是由于当今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冲突。可以说，现行国际体制的构建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并体现发达国家的切身利益，在国际规则制定时，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严重不足导致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无益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G20包括了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韩国、俄罗斯、沙特、南非、土耳其11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今年，作为G20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又邀请了老挝（东盟主席国）、乍得（非盟主席国）、塞内加尔（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泰国（7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哈萨克斯坦和埃及一同出席杭州峰会，让本届峰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的一次。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深度参与，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逐步优化，不仅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均衡化和民主化进程，而且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工业化发展，实现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大规模释放发展中国家的内在需求，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增长。
引擎之四：宏观政策协调
宏观政策的协调非常重要，如不协调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笔者以量化宽松政策为例进行简单说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政策。一方面，对于实施国而言，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和负利率出现，增加了资产泡沫，使提振本国经济的政策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而言，其对实施国的出口可能因为实施国需求增加而增加、也可能因为本币升值而减少，同时实施国过剩的流动性可能涌入其他国家，增加后者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由于实施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经济带来了一定幅度的负面冲击，所以后者也会针锋相对地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竞争性贬值”。竞争性贬值引发全球通胀、导致资产价格虚高，最终无一国获益。
基于此，宏观政策的沟通与协调成为历届G20峰会所强调的重点内容，本届杭州峰会则首次提出“将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经济、劳动、就业和社会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进”，同时强调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要求各国应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为目的的盯住汇率。这些规定将使各国宏观政策制定更加清晰、透明和稳定，进而助力全球经济的有效复苏。
G20峰会后关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思考
G20峰会提出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G20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规划了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发展的路线图，通过《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将G20自身工作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
其中联动发展内容主要包括推动国际产能合作、重振全球范围内贸易与投资、帮助欠发达国家以及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各国各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战略的对接与耦合，鼓励多边开发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和经验共享。中国倡导“联动式发展”的目的就在于打破藩篱，降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实现经济优势互补。
这与我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理念有所契合，即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中国在此次峰会也承诺支持二十国集团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并将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途径，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作出贡献。
关于联动发展，主席建议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各国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显然，我国是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主导地位的。但WTO却面临紧迫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究竟路在何方？
WTO框架下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冲击
现今，美国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躯干，TPP和TTIP两侧联动的“一体两翼”计划，目的就是为了打破多边贸易格局，重夺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还表现为，无论是TPP还是TTIP都将中国排除在外，在美国主导的新规则中剥夺中国的发言权，从而阻隔中国经济影响力在全球的扩展。TTIP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实力提升而采取的遏制中国的手段。
TTIP比WTO标准更高，影响力较大，一旦达成，会对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更大冲击。目前来看，多哈回合谈判较难突破，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方面的谈判陷入僵局，即便中国承担起敦促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农业补贴方面作出让步以及说服部分发展中国家采取较为灵活立场的重任，但从各国出于满足本国利益出发，中国的努力较难出现效果，多哈回合谈判存在无果而终的可能。
推进多哈回合谈判的可能
WTO成员的广泛代表性是任何区域贸易协定都无法比拟的，多边框架仍然是当今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基础，其争端解决机制起到维护全球贸易体系的作用，使得国际贸易良性运转。WTO多边框架促进贸易自由化是通过回合谈判完成的。但是，多哈回合谈判历时逾14年仍未谈成，超过已往任何回合谈判的谈判时间。在此背景下，区域贸易协定快速涌现，各经济体试图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推进自身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尤其是巨型贸易协定的出现，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多边框架的存在感降低。
篇（9）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受到危机的冲击较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深，受到的冲击较小，从而得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IMF猜测，2010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达7.1%，不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3%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5%的世界经济增长率。随着危机期间实施的刺激政策退出、物价上涨压力加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固然面临经济潜伏增速下降的压力，但是仍将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复苏步伐固然可能进一步加快，但是也将难以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从长期趋势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不断提升，使得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式的地位对比正在逐步发生变化。IMF猜测，2013年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超过发达国家。各国经济总量的这种变化将对世界经济格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反映在新兴市场国家这边，就是开始谋取获得国际经济价值链的更高份额；反映在发达国家这边，就是对部分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戒心日重，并要求后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再一次挥动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全球贸易已经呈现下降趋势，2009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0.95%，远低于危机前53.04%的水平，也低于近10年来的均匀水平。
2009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只买美国货”的条款，同时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进步出口来解决其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经济失衡题目，贸易壁垒成为其促进出口的重要手段。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假如封闭工厂也要封闭国外的工厂，保证国内的汽车工人的就业”，而意大利则发出了“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的号召。除了这些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外，一些国家还采用了规避制裁和把贸易保护主义公道化的措施，其中包括以低碳技术为壁垒工具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 。由贸易壁垒引起的贸易摩擦在各经济体之间以及经济体内部不断加剧，2010年前10个月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达到16起，其中不仅有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案，还有来自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壁垒。因此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式重构的重要因素。
低碳理念逐步深进人心
近年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天气变热题目十分严重，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数目已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世界各国在达成新的碳减排协议上行动维艰，但碳排放必须减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人类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碳水化合物消耗和转化的过程，碳减排必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次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熟悉到了碳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将发展低碳产业和碳减排提到了战略议程。美国提出在未来三年要将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产量进步一倍，到2012年新能源发电量将占总发电量的10%， 2025年要占到25%。在未来十年，美国还将投资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和替换能源。2009年4月，欧盟通过了《天气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而英国政府提出，计划在2020年条件供1000亿美元建7000座风力发电机。德国则提出，计划在2020年前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规模超过传统的汽车产业。此外，世界各国也在纷纷调整和重新审阅本国的核电发展计划，一些国家已经制定了新的核电站建设计划。
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支持，同时低碳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的变革，必将会导致国际金融业发生结构性变革，由传统金融走向碳金融。碳金融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一旦碳排放指标和碳减排额度被确定和分配，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碳贸易摩擦、汇率题目、碳减排配额及其分配题目等都会高度与碳关税的征收高度联系起来，碳排放权将可能成为未来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性因素。因此低碳经济和碳金融的发展，也是影响全球经济格式重构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不对等：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产业化布局，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在节能减排技术上拥有尽对领先上风，在根据全球天气谈判确定的世界新体系中必将进一步强化其主导地位，并且从长远来看，碳交易市场及碳金融市场的不断扩大，为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格式增加了一个新平台；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发展要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发达国家高碳产业的承接，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碳排放量不断上升与承担减排责任的双重压力，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式和碳交易市场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其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面临中枢下移的风险（经济潜伏增长中枢指在充分就业情况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将一波三折
随着各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也出现变革迹象。一方面，“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二战后成立的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国际社会目前正在积极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试图通过改进和改善已有框架，形成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G20已经代替传统的G8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在G20框架下，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2010年4月下旬，世行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权上升了3.13个百分点，至47.19%。IMF也通过决议，2012年之前将份额向发展中国家转移6个百分点，将欧盟国家在执行董事会中的8个席位让出两个给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进变革期，将对全球经济格式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篇（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是推动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五通”深化沿线各国合作，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深度融合，并最终形成利益共同体，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扎实基础。历史地看，与欧洲国家通过战争开辟同其他国家文化、商业交流渠道不同，古丝绸之路秉持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沿途国家之间以和平的方式开展贸易往来，展现了中国与沿途国家的相处之道。当今的“一带一路”建设，发扬光大古丝绸之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发展和进步，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和实践，也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以沿线和周边为重点完善区域经济治理体系
区域经济治理体系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石。“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推动形成沿线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治理格局。
在重要地区构建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在我国周边地区以及非周边对我利益有重大关切的地区，形成区域合作机制，将有利于我国积极应对周边环境和重要地区出现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主动有为地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及重要地区战略大环境。“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以及近两年快速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就是构建区域合作机制的积极实践。
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上海合作组织是沿线地区重要的区域合作机制，自成立以来其经济功能相对较弱。“一带一路”建设为充分利用上合组织已有的金融、投资、贸易、能源等合作机制，创新合作方式，提高中亚国家与我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中长期来看，各国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制度，保障资本自由流动，建立共同金融市场，制订统一商品、服务规则和市场准入，形成共同运输服务市场和统一运输体系，建立共同能源市场，构建地区金融稳定机制等，可推动这一地区在经济大陆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形成自由贸易区。
为多边南南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参与者。多年来，通过发展经验分享、专业技术知识传授、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减免等途径，我国向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此外，我国与非洲、拉美及加勒比、阿拉伯世界、亚太地区以及巴西等多边和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加强南南合作、消除极度贫困、促进共同繁荣增添了新的生命力。
提供国际区域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比如，区域治理、区域合作新模式构建、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区域文化交流深化以及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建设等。此外，我国政府还通过提供援助资金等方式促进全球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例如，我国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这些国际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将为相关国家的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为构建和谐区域发展环境奠定基础。
以开发性金融为突破口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据分析，到2 0 3 0 年，全球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将高达20万亿美元，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严重。我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动员更多资金，支持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将为亚洲经济增长注入长久动力。此外，2014年11月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的“丝路基金”，为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另一资金来源。
以贸易投资协定为抓手提升贸易投资规则制定话语权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和投资合作的形式多样，既有自由贸易区，也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一带一路”建设将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建立统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为目标，加快实现区域贸易便利化，并为完善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提供经验。
以RCEP为示范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亚洲参与成员最多的区域贸易安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涉及贸易、投资等多方面内容，一旦达成将明显增加区域贸易便利化程度，推动跨境产业链的建成，并为跨境投资的准入、运营和退出提供更为完善的保障。RCEP如果达成，将在亚洲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不仅支撑亚洲经济进一步增长，也将对世界贸易繁荣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改变全球投资规则价值导向。中欧正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此次协定从“ 投资保护为主”转变为“保护与开放并重”，体现了投资“自由化”的特点，同时确保国家应有的规管权力以及社会的重要关切不受到负面影响，体现了“平衡化”原则。我国与欧盟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欧之间签订投资协定势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在协定拟订过程中，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对公平公正投资规则的诉求纳入双边投资协定中，将会影响甚至改变国际投资规则价值导向，且将为全球性投资条约的拟定奠定良好基础。
通过人民币区域化提高人民币国际货币地位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推动了我国对外经济和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扩大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跨境使用需求，为拓展人民币职能搭建了良好平台，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动力。
拓展人民币使用地域。“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人民币被更多的经济体认可和接受，为扩大人民币跨境需求提供更多的实体经济支撑。“一带一路”沿线有望形成人民币货币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地区，从而加快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进程。
篇（11）
全球治理不是全球统治，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秩序，不是从上至下、权威的等级结构。它是与治理相关的行为、准则、机制的集合，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存在于世界不同层次。全球治理内涵丰富，其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准则或国际法、标准和软法律等。
目前，全球仍有10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还有8.4亿人遭受饥饿之苦。全球每年有1300万公顷森林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严重损失。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譬如，德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目标是促进消除贫困、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促进公平、保护环境等行动的全球化。近年，该部委发起了一些特别倡议，如“接纳难民，解决被迫迁徙的根源”、“保护气候，是行动的时候了”、“无饥饿的世界”。
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未来实施，世界系统面临着一些变化与挑战，如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和向更多极的世界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又如许多新的角色，包括：私人部门、市民社会、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变得更相互依存。这使得南北合作已经不是有效范式，但仍然是联合国讨论的主要框架结构。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适应这些变化。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更多的环境内容纳入其中，并强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目标确定方面考虑到普遍适用性、可变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框架，制定一些有约束力的标准、规则和法律，例如，国际税收、金融监管、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但是往往出现一些僵局，这就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将各方都拉到谈判桌上来打破僵局。各多边组织及治理工具之间应加强合作，例如，国际开发协会与绿色气候基金之间，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可以积极参与进来。
对于新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例如，亚投行等）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讨论很多。一方面，它们可以填补目前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部分缺口，增加公共品供给；另一方面，其产生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反映新兴市场声音不够的回应。现存国际金融机构中新兴国家投资份额与其投票权仍很不对称。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其他投资领域均存在巨量融资需求。有预测认为，新建的多边发展银行（指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信贷规模未来可能与已有的两家大的多边发展银行类似，其影响将非常显著。由于其与现存多边金融机构之间在提供融资中存在竞争，如果其在借贷中实行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标准要求较低，则可能出现不良竞争情形。
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应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合作。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将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墨西哥这六大新兴经济体国家选为其全球发展伙伴，其选择依据包括是否为G20成员国、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经济规模在全球的重要性、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见表1）。这六大发展中的经济体在国际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并在南南合作中越来越活跃。有学者认为，目前从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性别不平等指标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尚有待继续解决。从碳排放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仍待继续推动。
要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需要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德国与全球发展伙伴的合作有助于共同应对一些全球挑战，保障全球公共品提供，发挥更多外溢效应。德国及其伙伴希望能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不平等与不公平
在国际上，不平等问题研究涵盖的领域不只是收入分配，还包括经济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种族、种性不平等）、国家间和国际上的不平等。
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方面，人类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70年到2006年，世界贫困率（按1987年美元价值计算，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从26.8%下降到了5.4%。
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减贫
从实证分析看，人均收入增长率与最穷的10%人口收入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一定能促进减贫。实际上，既有促进减贫、贫困人口收入上升的经济增长，又有增加贫困的经济增长；既有增加贫困的经济负增长（或者说经济衰退），又有减贫的经济负增长。从多个国家的增长发生率曲线看，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弱的。而且各国的贫困情况具有区域不平衡特征，例如，巴西集中在东北，中国集中在西北。
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OECD国家整体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上升，意味着其不平等程度提高，巴西则有所下降。从1990年到2010年，也有许多发达国家和亚洲、中东欧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上升。收入分布曲线所显示的结果类似。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到2010年明显下降，但全球总体的基尼系数（代表全球不平等状况）几乎停滞不动。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并不具有明确的影响，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以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贫。降低税负和转移支付可对此发挥积极作用。美日加英德法等国，在经过减税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相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
总的来看，促进减贫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包括：（1）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和低收入者收入；（2）促进贫困地区发展；（3）通过发展教育、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就业帮助等将穷人融入生产过程，促进包容式发展。间接方式包括：（1）社保计划；（2）税收政策。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良好治理、初等教育发展、初级医保、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促进公平分配的、促进金融深化等，对促进增长和减贫具有显著而良好的效果。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粮食市场自由化等方面尚没有一致共识（见表2）。
世界经济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问题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性成为全球治理关键目的之一，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标准也在快速地增加。法规与标准，两者均可规定某类产品的特定特征，如大小、形状、功能、商标、包装等。但法规一般要求强制服从，标准则是自愿遵守，如果达不到标准，受影响的只是那些偏好于达到这些标准的产品消费者。欧盟有许多生态环境标准，例如，欧盟生态标签、海产品管理委员会生态标签等。这些法规和标准旨在保证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人身安全、保护动植物、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以及质量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更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此类管制和标准的快速增加。对生产者来说，管制和标准可能导致生产者成本明显提高，技术管制和标准可能演变为非关税贸易壁垒，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商需要承担检查、审查等步骤的所有成本。一些非透明的歧视性合格评定程序（CAPs）可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为了减少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应在指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时，遵守必要性原则、贸易影响最小原则、协调规则、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进展迟缓的同时，很多国家在其体系外商谈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贸协定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深度日益加深。自贸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政策工具，其内容已涵盖竞争与反垄断政策、劳动力市场管制、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启示
1.中国处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良好机遇期，与发达国家之间虽合作与竞争并存，但互惠合作仍是主基调。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经验，以使中方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将为全球治理领域带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会使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多地基于长远考虑，例如，在积极应对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2.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中的许多因素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例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平衡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视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互动关系。
现阶段，中国扩大内需乏力，除了受供需结构不对称影响，还有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性有待提高等方面的因素。德国在收入分配公平、完善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均衡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很好，值得中国深入学习。而且，在德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农业合作社内的职工和会员参与治理程度高，保障了其利益公平分配，值得中国借鉴。其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平衡机制对中国改善国家治理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