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位论文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农业区位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中图分类号：F1文献标识码：A

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理论起源的基石，是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基础理论之一，根据其研究内容的差别，西方区位理论可以分为传统区位理论和现代区位理论。

一、传统区位理论

传统区位理论主要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分析影响微观区位或厂址选择的各种因素，其研究对象一般均是以所求成本最小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抽象的、理想化的单个小厂商及其聚集体――城市。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古典区位理论和近代区位理论。

(一)古典区位理论。古典区位理论主要是指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杜能是西方区位理论的先驱者，他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第一部关于区位理论的古典名著。他提出了实践经验较强的区域经济理论――孤立国理论，即资源配置的地理空间效应。他认为，城市周围土地的利用类型及农业集约化程度都是随其与城市距离的远近而呈带状变化的由内向外的一系列同心圆，这些同心圆被称为“杜能圈”，每个圈都有自己的主要产品和自己的耕作制度。杜能研究农业圈层现象的理论意义在于：他引入了运输成本作为农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从而形成了农业区位论，为区位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中后期，德国完成了产业革命，尤其是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生，促进了钢铁、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区位问题显得突出起来。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公认为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者。韦伯首先引入了“区位因素”这个前人未曾用过的概念，他是第一个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系统分析的经济学家，并完成了一般区位理论的构造，使古典区位论，特别是工业区位论达到了一个顶峰。

(二)近代区位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逐渐代替自由竞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区位论的研究逐渐从以成本为重心偏向市场。区位理论即由古典区位理论演变为近代区位理论。

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在其博士论文《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从区位选择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和其他级别的中心地等级系统的空间结构理论。中心地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城市是中心地腹地的服务中心，根据所提供服务的不同档次，各城市之间形成一种有规则的等级均匀分布关系。

中心地理论提出后，许多学者在不同地区对其进行了检验。有学者在澳大利亚南部、美国华盛顿等地区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心地体系并不符合克氏模型。因此，许多学者开始放松中心地理论中严格的理论假设，探索不同消费水平、消费者行为和不均匀运输表面等条件下的中心地变化。20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心地理论得到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正，进而取得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集中见于他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的空间分布》一书。从经济区位的观点来看，他的区位理论是以最大利润原则代替韦伯的最低费用原则为特点，标志着区位论研究从古典区位论发展为近代区位论。廖什第一个把需求作为空间变量，引入成本和需求两个空间变数。同时，廖什也发现最佳区位问题不能只考虑单个厂商，还要考虑到厂商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问题的复杂化使区位系统的平衡不能再用图解的方式来表达，而只能以一个实际上可能不易求解的方程式系统来表达。总之，市场网络的分异和排列由多个因素影响并取决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原则。由这种市场网络按经济原则排列所形成经济分布空间的等级序列，廖什称之为“经济景观”。

二、传统区位理论向现代区位理论的过渡

传统区位理论主要指二战以前对单一企业或工厂和城市区位的研究，这无疑都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以微观经济学完全竞争下的厂商理论为基础；它的分析方法是局部均衡的和静态的；它只注重运输费用或劳动力费用等经济因素，忽略了制度、技术创新以及经济政策等的作用。

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到三十年代，地区性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加剧。为了缓和地区性结构矛盾，各国都开始注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区位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

帕兰德对工厂区位和市场区域进行了研究，他是第一位论及市场地区范围问题的经济学家。美国学者胡佛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位结构，他还以函数的形式来表达区位布局问题；艾萨德在《区位和空间经济》一书中阐述了区位理论的一般原则；亚罗索提出地租区位论，认为地租决定着城市产业布局，得出城市的同心圆理论。

纵观区位理论的演化，可以看出，区位理论是通过不断放宽假设条件，同时将各个理论与其他学科和现实问题相联系、融合而发展的过程。

三、现代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学的产生

二战后的十几年，人类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冲击了几乎所有的国家，极大地改变了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环境，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区域经济问题。为了科学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区位论学者、区域经济学者和人文地理学者进行了广泛地合作，促进了区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地区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的推导变为力求接近区域实际的、可应用的区域模型；所研究的产业部门的扩展；对人及其行为进行了考虑等。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区位理论的空间区位理论和方法，即现代区位理论。

篇（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影响日益加重，甚至企业的发展直接决定了该区域的发展，企业发展的好与坏也影响着该区域的繁荣与衰退。一方面，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所在地的劳动力、资本和资源要素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和有利的环境条件，以求获取最大利润；另一方面，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

一、企业与区域发展的关系

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发展离不开区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样的，区域的繁荣也需要大量企业的存在。企业是区域经济运行的最基本单元与微观机制，不仅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或滞缓的具体作用的微观单元，而且也是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平衡或不平衡的直接决定者。区域经济的特征尤其新的特征归根到底来自各个企业的行为，来自各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馈关系。区域经济内部机制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应是这些企业或组织变化的结果，企业从某一产业部门转产或在某一部门扩张或停产等都可能引起区域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

企业对区域的影响一方面取决于所研究企业的本身增长状况，由此对所在区域带来直接影响。该影响包括：第一，企业的产值税收利润等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包括企业税收和员工税收。第二，企业对就业和当地经济环境的带动作用。企业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从而可以扩大当地的就业总量。第三，企业通过前向关联联系和后相关联联系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第四，企业发展良好，可以提高当地人均收入，从而拉动消费，增加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反过来，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企业的发展。第一，企业从选择区位到健康发展，无疑都要考虑区域资源、人才、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无论是古典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还是现代区位论如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等都说明了区域资源、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第二，区域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支持，以使企业获取最大利润。

二、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对郑州市发展的影响

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月，位于郑州市风景秀丽的西流湖畔，是由香港诚利有限公司、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建的河南省第一家中外合资大型热电联产发电企业。一期、二期工程三台机组分别于1992年、1993年和1995年投入商业运行。三期工程两台机组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建成投产。目前，公司总投资为34亿元，注册资本为73397万元，总装机容量为5*200MW，是国内省会城市中屈指可数的热点联产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市电力供需矛盾日渐突出。1989年3月15日，由香港诚利有限公司和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的一期扩建工程2*200WM机组破土动工，两台机组分别于1992年、1993年建成投入生产，二期扩建工程1*200MW机组于1995年建成投产。新机组的投产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城市用电紧张的局面，而且开创了河南省引进外资、多渠道办电的先河。郑州新力电力有限公司于当年正式成立，成为省内第一所中外合资发电企业。

2007年3月2日，三期扩建工程2*200MW机组进入商业运营，标志着郑新公司已经跨入百万千瓦发电企业行列，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供热电站，在新一轮能源产业化竞争浪潮中实现了新的跨越。

郑新公司成立十年多来，一直秉承“安全、环保、节能、高效”的生产经营理念，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作为企业改革发展的中心目标。郑新公司肩负着为郑州市的纺织、金属冶炼、汽车制造等重要行业以及居民生活输送优质电能和热能的重任，为郑州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郑新的区位选择

企业对区位条件有很多要求，比如要有便利的交通，能够及时获得信息，便于和关键人物随时接触等，具体郑新投资的区位因素如下：

1.区位为主要大都市区

郑州市河南省省会，是河南最大的城市。大都市有其明显的优势：具有各公司之间当面接触可能性；提供金融、法律、广告等方面服务的便捷性；具有与其它大都市高度接近性。

2.巨大的市场需求量和较低的投资成本

根据区位成本学派的观点，生产成本最低的区位为企业所追求的最佳区位，根据区位论市场学派观点，市场区是企业是否盈利甚至是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1992年，郑州西北郊区还略显冷清，土地租金价格比较便宜，郑新及时购买了厂区。作为人口第一大省的河南对电的需求极大，不但生活用电潜力惊人，而且电解铝、氧化铝等工业用电更是前景可观。郑州市省会，市场规模大，市场结构完整，市场运作成熟。1992年郑新投建时，西郊有五个棉厂，都是用电和需热大户，市场需求有保证。

3.投资环境良好

第一，便利的交通运输。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穿省而过并在郑州相汇，并且郑新旁边即是陇海线铁路，为其运输燃料煤带来极大的方便，节约了运营成本。

第二，基础设施完善。省会郑州，在电网网络、输电设备等方面是比较完善的，而生活设施及生活环境在省内也是比较优秀的，为企业生产进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曾经的郑州热电厂坐落在西北郊，郑新成立之初，只是在郑州热电厂（厂区面积1700多亩）旁边买了150亩地用于安置3台机组。其余辅助设备如道路、铁路和热力管道等，多年来，都采取了从郑热租赁或借用的方式。

第三，人力资源丰富。郑州不仅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民工，还聚集着河南省大部分高校，所以高级人才资源丰富，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人才支持。

（二）对当地的影响

1.对当地中小企业的影响

电力行业是个特殊的能源行业，是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进入门槛高，所以小规模的发电厂不会有，郑州西郊只有郑新一个电厂。调查得知，郑新所用生产设备是从上海直接购买，所以对当地上下游企业的带动力并不明显，调查中，没有发现周围有和它相配套的零部件生产厂，这一点和它特殊的性质有关。

2.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第一，税收贡献效应。包括企业税收和员工个税。郑新是郑州市的纳税大户，经了解，05年上缴税款1.2亿元，08年交税7千多万，为财政做了不少贡献。

第二，消费带动效应（商务活动和个人消费）。郑新有三个家属区围绕在厂区周围，对周围的几条街道上的饭店、理发馆等其他服务行业说，郑新的员工是其主要消费群体之一，比如郑新旁边200米左右就形成了一个秦岭综合市场。

第三，就业乘数效应。一方面是郑新招收员工的条件越来越高，能够吸收郑州本地一些本科专科院校的学生，另一方面是周围居民在为其提供相关服务的时候解决了自己的就业问题，如开店或者路边摆摊卖水果的商人；还有一个方面是郑新作为电厂，对当地产业结构的变化有一定影响，能够吸引一些用电量大的企业落户西北郊，例如位于其旁边的“郑州铝业”。郑新负责周围居民区和企业的供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而其在本公司居民区外设置的公共健身器材和花园，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三、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的支持和扶持，同样的，区域的繁荣也需要大量企业的存在，二者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对于一个区域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一方面要尽力吸引对本区域发展有利的企业来本地发展，培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与政策支持，确保其健康稳定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同时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对于企业，在利用区域有利资源发展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区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小建.国企改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河南为例[J].经济地理，1983（3）.

[2]费洪平.企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生产力研究，1993（1）.

[3]邓宏兵.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水.产业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鲁丰先.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以集团有限公司为例[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3）.

[6]李健.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5.

篇（3）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李磊（1982-），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科技学院吉林特色旅游文化产业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区域旅游经济、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王雅莉（1953-），女，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城市经济。

一、引言

2016年国家旅游局提出全域旅游作为新时期旅游发展战略。推进全域旅游一方面可以解决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性问题，另一方面促进旅游要素、功能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和优化配置，是一种积极有效的空间开发保护性模式。

区位理论的根本宗旨在于揭示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法则[1]，研究内容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城市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市场区与网络理论、公共设施区位论，几乎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2]。虽然它们所寻求的目标不同，但假设前提、研究方法、表达形式等却基本类似，即均质区和孤立国假设。而旅游产业的资源分布是异质性的，旅游个人偏好多样性又使得旅游者对各种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也因人而异，均质区的假设不符合旅游区位理论的研究。同时，传统区位理论研究假设的区域是与外界隔绝的“孤立国”，但旅游的过程是人们的空间移动的过程，是旅游流的集聚与外向扩散的交互式的空间移动[3]。因此，应用传统区位理论来阐述旅游产业缺乏解释力。

在我国从区位视角研究旅游产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规范式研究，包括以某地区或某旅游企业为案例的区位开发的可行性分析[4-6]、旅游企业的选址问题[7-9]、旅游流空间结构[10-13]，但只是从现象入手的规范性分析，缺乏实证性检验并未形成理论突破和模型构建。第二个阶段是实证研究，表现为开始建立旅游区位的理论模型，如吴必虎（1999）[14]借助中心地理论的相关概念，首次提出了环城游憩带理论模型，主要研究环大都市游憩活动频发地带；王瑛和王铮（2000）[3]以把农业区位论和旅游产业结合，以云南为案例构建了杜能环型旅游区位模型；李华辰（2008）[15]利用边缘结构理论，对旅游景区的边缘旅游结构、功能等进行理论体系构建。于婷婷（2009）[16]以重庆为例对城市商业游憩区进行指标体系的研究。虽然环城区游憩带（ReBAM）理论、杜能环型旅游区位模型、景区边缘结构理论、城市商业游憩区等分析了旅游活动的空间规律，但在本质上没有脱离第一个特征，即是以城市或某一地区为例的对旅游部分空间现象的解释。

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的提出基于两个方面，第一，从旅游产业的性质来看，首先，它是一个跨地区的产业，其空间结构体系表现为旅游者在物理空间上的移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空间现象和空间组织；其次，它是一个具有融合性的产业，与之相关联的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业、娱乐业、休闲农业、工业旅游等都和旅游产业相互交叉与渗透。第二，从宏观区位视角看，是利用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传统区位理论进行了扩展，利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将研究的重点由部门的区位选择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位的总体空间模型[17]。因此，旅游产业宏观区位代表了经济空间场中所承载的各种生产关系的空间表征，它不是单个部门或产业的空间分布结构，而是综合多种生产关系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体，而这正符合旅游产业的跨地区和产业融合性特征[18]。

传统的区位理论在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理解为微观区位理论，以企业或个人为主体，主要追求经济利益或效用的最佳或福利最大化的区位选择；它很少研究区位、区域和空间三者的关系，结果常常会带来一些靠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解决的区域问题，如区域差异，而这正是宏观区位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宏观区位理论引入均衡理论与方法，形成以社会团体（省市或国家）为主体的区位理论，追求整体效益最佳、点线面均衡布局以及区域差异的专业化协作和综合发展[19]（见表1）。概括来说，微观区位表明企业或部门配置在一定的区域之内的原因，带有战术性质；而宏观区位反映一国乃至更大范围内生产力布局现状和发展趋势，属于战略性问题。

本文研究以旅游产业宏观区位为主线，采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生成旅游区位宏观化因子，在此基础上采用全局Moran’I、Moran散点图考察我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在空间相互作用即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来探索旅游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以及格局的动态演变过程，解释旅游产业宏观区位与空间地理位置的异同，实现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空间统计的判断，以达到有限的空间资源最佳利用目标，对宏观区位理论创新进行实证分析，更期能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差异化管理及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二、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化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

科学合理的构建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化指数，是研究宏观区位影响下的旅游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环节。即要考虑不同要素结合带来的溢出效果，又要考虑要素在空间上的互补效果，两者构成了宏观区位指数的存在基础。为此，在一级指标的选取时，本文通过与微观（传统）区位选择的对比，构建出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因子：地区资源禀赋与吸引力、地区贸易量、地区交通条件、制度化因素。在二级指标的选取时，考虑到微观区位分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利润极大等个人行为模型，与此相对应的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分析不是直接分析每个人或每个企业的经济行为状态，而是把社会集团（省市或是国家）的经济行为结果作为分析的对象，追求区域发展的一般均衡，用来分析构成社会集团要素的数个部门间的经济投入、产出的关系，只有把这些关系从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持续的关系来掌握，才能看到其均衡[20]。所以，本文二级指标选取过程中经济投入用城市公园面积、星级饭店房间数、公路客运量、铁路客运量来衡量；产出量用国内和入境旅游总人数、国内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来衡量；宏观区位中社会团体（省市或国家）的作用通过市场分配经济比重、对外开放程度、引进外资来衡量①（见图1）。

三、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研究的测度方法

本研究融合主成分分析、箱形统计、全局Moran’s I、Moran散点图多种方法于一体，对中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的空间分区和内在规律进行全面分析。

（一）宏观区位化指数的测度方法

本文在宏观区位化指数的测度上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它主要用来处理多指标数据，原理是将复杂指标转化为若干个不相关的主成分因子，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原始数据处理。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不同数据之间的量纲影响。

（2）对标准化后的数据，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计算出旋转后的载荷矩阵，选出贡献率大于80%的旋转后的特征值λ与特征向量Iij。

（3）求主成分贡献率： Pj=λj/∑ni=1λj。

（4）求各省份在主成分上的得分值：

Zij=Ij1×Yj1+Ij2×Yj2+…+Ijp×Yjp

（5）旅游产业区位宏观化综合得分：

Qi=∑nj=1Pj×Zij

其中P为主成分贡献率，Z为各省区的主因子得分值。

（二）经济空间分区的测度方法

假设观测点的样本观测值X为具有分布函数F（X）的样本，它们的观测值x1，x2，…，xn为随机变量X的n个独立的观测值。首先，求解四分位数，即（累积）概率分别为25%、50%和75%时的分位数（或点），这里将它们分别记为Q25、Q50、Q75，其中Q50也称为中位数，Q25也称为下四位数，Q75也称为上四位数；其次，计算异常值。异常值是指那些大于Q75+1.5d，或小于Q25-1.5d，其中，d=Q75-Q25。通过GeoDa空间分析软件，选取分界线为Hinge=1.5（表示按一般异常值标准确定异常值划定界限），即将Q25-1.5d或Q75+1.5d作为一般异常值的下（或上）分界线，生成箱形地图。

中位数计算公式如下：

（三）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用来反映空间邻近区域单元是否存在聚集特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I全局=n×∑ni=1∑nj≠iWij（xi-）（xi-）（∑ni=1∑nj=1Wij）×∑ni=1（xi-）2 （4）

其中，I代表全局Moran值，n代表地域单元的数量，xi、xj分别代表旅游宏观区位化在空间地域单元i和j的观测值， 表示旅游宏观区位化的平均值，Wij为空间连结权重矩阵，表示空间地域i和i的相互作用的力量，通常由空间邻接和距离来确定，本研究选择基于Rook的空间链接方式，即若区域i和j属于邻接关系，则Wij=1；反之，Wij=0，并规定区域i与其自身不属于邻居关系，即Wii=0。Moran’I的统计量指数在[-1，1]之间，通常利用对其标准化进行显著性检验[21]。

根据Moran’s I指数计算结果，还需要对其结果进行z检验：

（四）局部空间自相关

为了研究空间集聚的程度和相互作用形式，需要通过局部Moran’s I ，其计算公式如下：

I局部=zi∑ni≠jw*ijzj（6）

其中，zi为地区i的旅游宏观区位化指数的标准值；w*ij为对行进行标准化后得到的空间权重矩阵，即地区i与j之间的空间权重值。根据局部Moran’s I，将其绘制于一个卡迪尔坐标系统中，横坐标对应zi，纵坐标对应空间滞后变量∑ni≠jw*ijzj，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于区域单语与其邻近单元之间的四种类型的局部空间联系形式：第一象限为高高集聚区域（HH），代表了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同是高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二象限为低高集聚区域（LH），代表了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高观测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三象限为低低集聚区域（LL），代表了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低观测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第四象限为（HL），代表了搞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低观测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

四、结果分析

（一）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布局的空间结构

宏观区位布局的空间结构分析在静态上体现为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状态，是从空间分布、空间组织角度考察、辨认区域发展状态和区域社会经济有机的罗盘；同时，在动态上可理解为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空间状态，可以解析为是历史发展的函数，是旅游经济水平逐步演变和提高的过程。为此本文以2000年和2014年各观测区域的旅游宏观区位化指数②，通过求解分位数和异常值，并利用GeoDa空间数据分析软件生成箱形地图（Box Map），研究我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的空间结构的变化。

根据公式（1）-（3），并从Box Map地图的生成结果（见图2），把地图上Q75的部分称为宏观区位影响力中高能效地区，>Upper outlier（异常值的上分界线）的部分称为宏观区位影响力高能效地区。在宏观区位的影响下，我国旅游产业区域结构的空间结构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布局的空间结构已经形成，从东部沿海到内陆形成了明显的空间结构极化区域-协调发展区域-滞后区域。首先，极化发展空间集聚于高等级的城市和轴线上，主要是我国的东部沿海和东南沿海地区，这两个地区一直是我国宏观区位影响力高等能效和中等能效地带，形成了空间集聚作用。从演化历程来看，2000年极化发展空间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呈现点状空间布局形态，2014年扩散到了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苏州、浙江、福建、广东，极化发展空间呈现线状空间布局形态，这表明旅游产业空间集聚的效果加强，扩散效应开始出现；其次，协调发展空间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山东、辽宁）、黄河中游地区（甘肃、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河南）和长江中游地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从2000年至2014年的空间结构图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旅游宏观区位布局空间结构中低等能效区域开始减少，中等能效发展区面积扩大，协调发展空间呈现面状空间布局形态；最后，从滞后发展空间来看，2000年宏观区位影响力低等能效地区包括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贵州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北部地区。2014年地区发展地区数量减少，主要集中在新疆、青海、、云南和贵州等西南部地区。其中，甘肃地区由2000年的低等能效发展地区到2014年发展成为中等能效地区，内蒙古和陕西两省份也由2000年的低等能效发展地区发展到2014年的中等能效发展地区，属于中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的边缘地区。

2.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结构等级-规模体系开始形成。2000年宏观区位影响高等能效地区呈现点状分布特征，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主，核心区域对于地域产生的扩散效应较弱，对周边地区没有产生辐射作用和带动作用，区位势能较低，此时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布局的等级规模体系还未形成，区域旅游产业以极化效应为主，极化点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规模效应尚未形成；到了2014年宏观区位影响高等能效地区呈现线状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核心地域拥有较高的区位势能，在空间梯度力驱动下，区域旅游产业由集聚效应开始转变为扩散效应，各种经济活动和资源要素从核心区域流出，进入地域，引起区域结构的变动以及区域规模范围的扩大，此时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布局的等级-规模体系初具雏形。

3.中西部地区仍然是单体发展模式，区域带动效应较弱，联动发展态势不强。从2000年至2014年，西部地区的四川旅游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中速和中高速状态，但是没有形成涓滴效应，对周边邻近省份青海、、云南、贵州、重庆没有产生辐射作用，区域联动发展的效应较弱，仍然处在单体发展模式，一方面由于四川尚未进入快速集聚的发展阶段，内部产业化结构和组织效能消较弱，没有形成对邻近区域的扩展；另一方面周围邻近省份旅游产业发展基础弱、起步晚，新疆、青海、等地处于我国西部地区，交通便利度较差，也是导致中西部仍处于单体发展式的原因之一。

（二）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布局的空间统计分析

宏观区位布局的空间结构是对总体空间分布的初步判定，表明在一定的空间规律的作用下旅游产业集聚经济是否出现。通过全局和局部Moran指数可以对空间集聚进行判断，并解释其空间组织的模式及空间分布特征。本文运用空间分析软件ArcGIS和GeoDa分别计算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布局的全局Moran’s I、辅以Moran散点图，研究旅游产业宏观布局的全局和局部空间上的集聚、异常及其相互作用[22]。

1.全局空间自相关。通过2000年与2014年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化指数，利用上述公式（4）和（6），计算出2000年至2014年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化指数的Moran’s I值及其标准化Z值和显著性水平值P（见表2），表2中的2000-2014年的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 值均为正，且P值通过了小于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宏观区位影响下空间上旅游产业集聚经济开始出现。同时，Moran’s I值呈波动扩大态势，表明在宏观区位作用下的空间布局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具有明显的集聚趋势，即优质区域倾向于和其他优质区域邻近，低质区域同样在空间上与邻近低质区域集聚。从动态演进上看，Moran’s I值呈现波动式扩大态势，说明我国旅游产业空间上一直处于相对集聚的发展阶段。其中，2008年集聚经济影响力达到最高能效（Moran’s I值为0.4137），2009年以后集聚能效开始减弱，Moran’s I值有所降低，但仍然为显著。这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的空间结构仍然以不平衡态势为主，随着时间推移不平衡的发展态势趋于弱化。

2.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Moran’s I值只是对区域集聚现象进行整体的描述，不能衡量区域内空间结构的状态及分布，为进一步衡量每个区域与周边地区的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作用的相互模式，本文通过Moran散点图分析宏观区位空间结构（见图3）。由图3所示，从这2年的对比情况来看，位于第一象限（HH）和第三象限（LL）的省域2000年分别有8个和11个，2014年分别有7个和13个，占省域总数的61.29%和64.52%，一方面表明我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空间布局出现了HH和LL空间集聚特征，与上文中全局自相关的分析结果相符合；另一方说明我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的空间布局存在“两极化”空间，其中位于HH区的省域大部分在东部地区，位于LL区的省域在西部和东北部，且2000年和2014年LL区比HH区分别多出3个和6个，表明宏观区位影响下的低等能效发展区域形成的低低集聚分布空间在扩大。其中，选取2014年指标来做进一步深入分析，第一象限（HH）中，北部区域包括山东和河南，东部沿海和东南沿海区域为上海、苏州、浙江、安徽和福建旅游宏观区位引发的集聚水平较高，旅游生产要素在一定时间上不断地集中集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第二象限（LH）中，天津、河北、江西、广西、湖南、海南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引发的集聚水平不高，与周边邻近区域宏观区位化水平相比处于弱势地区，高能效区域的涓滴效应也不明显；第三象限（HH）中，包含新疆、、甘肃、吉林等13个省份，这些省份旅游宏观区位引发的集聚水平不高，虽然区域内的资源要素禀赋很高，但是没能形成有效地聚集，未能形成相应的经济功能区；第四象限（HL）中，包含北京、辽宁、四川、广东、湖北，这些地区的旅游宏观区位引发的集聚水平较高，但对周边的联动发展效应不明显，没有通过分工与专业化的再深化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五、结论与启示

传统区位理论注重经济主体行为的研究，很难跳出区位选择的路径依赖，往往导致研究结论并不能真实地解释具有融合性、空间性和配置性的旅游产业的空间结构问题。本文认为旅游产业宏观区位代表了一定的空间承载的各种空间关系的总和，是诸多生产关系空间总和的概念表征，符合旅游产业的跨地区和配置产业的特点。为此本文引入了宏观区位的概念，分析宏观区位与旅游产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为了很好地刻画宏观区位与旅游空间结构的关系，本文构造了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化指数，采用箱形统计和空间自相关统计分析的方法，使用我国31个省区2000-2014年面板数据，对中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布局的空间结构进行总体分析，并对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率进行判定。研究结果表明：

（1）首先，空间结构基本雏形已经形成，即以东部沿海和东南沿海为主的极化区域；以环渤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为主的协调发展区域；以西南和西北为主的滞后区域；其次，中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空间布局的等级-规模已具雏形，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开始出现。宏观区位影响力高能效地区由点状分布特征开始呈现线状分布特征，核心地域拥有较高的区位势能，在空间梯度力驱动下，区域旅游产业由集聚效应开始转变为扩散效应；最后，中西部地区仍然是单体发展模式，区域带动效应弱，联动发展态势不强；西部地区的四川旅游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中速和中高速状态，但是没有形成涓滴效应，对周边邻近省份青海、、云南、贵州、重庆没有产生辐射作用，区域联动发展的效应较弱。

（2）通过全局自相关的分析得出，我国在宏观区位的空间布局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说明中国旅游产业一直处于相对集聚的发展状态，但是集聚区域是优质区域与优质区域集聚，低质区域与低质区域集聚。同时，利用局部自相关的分析结果对空间集聚程度进行了描述（HH集聚、LH集聚、LL集聚和HL集聚），表明同一自相关类型区的各省（市/区）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联互动，推动着中国旅游产业宏观区位空间结构的继续演变。

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应以宏观区位理论为指导将旅游产业区域发展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化到了空间均衡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区位政策，规定区位条件的利用方式和发展途径，具体包括功能区利用政策、沿海和内陆发展政策、城市和乡村发展政策，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

注释：

① 市场分配经济比重=（各地GDP-各地财政支出）/GDP；对外开放程度=各地区出口额/GDP；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② 旅游产业宏观区位化指数使用SPSS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得出，其中，2000-2014年的相关数值的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都通过了检验，如需了解详细计算过程，可向作者索要。

参考文献：

[1] 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9.

[2] 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

[3] 王瑛，王铮.旅游区位分析――以云南为例[J].地理研究，2000，55（3）：346.

[4] 牛亚菲.论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地域性[J].人文地理，1998（1）：47-50.

[5] 马继刚，李飞，周彬学，等.旅游集散地：区位合理性与功能提升[J].经济地理，2014，34（2）：174-179

[6] 陈永红.区位因素制约下的贵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崛起障碍及突破[J].贵州民族，2014，35（3）：137-140.

[7] 保继刚.大型主题公园布局初步研究[J].地理研究，1994，13（3）：83-89.

[8] 郑朝洪，陈文成.基于GIS的旅游度假区区位选址分析[J].测绘科学，2010，35（2）：180-182.

[9] 卞显红.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旅游边缘区发展影响研究：基于旅游企业空间区位选择视角[J].科研管理，2015，36（6）：60-67.

[10]乌铁红，张捷，李文杰，等.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变及成因――基于入境旅游经济区位熵的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23（5）：189-194.

[11]邓祖涛，尹贻梅.我国旅游资源、区位和入境旅游收入的空间错位分析[J].旅游科学，2009，23（3）：6-10.

[12]翁钢民，陈琳娜.区域旅行服务、交通区位与旅游经济的空间错位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4，30（4）：90-94.

[13]田广增.基于区位商理论的河南省京广/京珠沿线旅游带空间组织研究[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1（3）：54-56.

[14]Wu，B.Formation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ReBAM：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City[A].A present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rban Tourism.Zhuhai[C].Zhuhai，Guangdong Province，China.July，1999.

[15]李华辰.边缘旅游区理论体系构建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8.

[16]于婷婷.城市RBD选址研究――以重庆主城区为例[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7]sard，W.Location and Space Economy，MIT Press，Boston，1956.

[18]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

[19]禚振坤.基于空间均衡理念的生产力布局研究――以无锡市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1）：19-22.

[20]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6.

[21]孙盼盼.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统计分析[J].旅游科学，2014，28（2）：35-48.

篇（4）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意义

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库恩定义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库恩认为类似哥白尼地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是范式确立的标志。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范式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常规研究阶段，即该领域的研究者根据构成范式的公认理论，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进行常规性的研究，不断增强该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拓展其应用领域；(2)范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识选择的基础。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经济哲学界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斯密(Smith，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为经济学建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李嘉图、西蒙第斯、萨伊、穆勒等成为斯密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有的将经济学条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则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尔拉斯)，逐渐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在常规研究中，总会遇到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一般来说，研究者开始是采用忽略它们的办法来回避问题，库恩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选择”，即研究者认为反常现象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当反常现象日益积累以后，现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对范式进行调整，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完成了经济学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个体动机与地理区位的关系，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脱离了这种研究范式。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个体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微观均衡分析。

在认识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起初没有将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作为观察的重点。例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选址问题，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点。区位论和区域科学利用经验研究的结论作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主要工具，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经验验证，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性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基础上的归纳法。区域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区域政策建议。区域经济学观察到产业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通过经验研究来寻找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相关性，但不去解释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联系。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需解释这种联系，并且认为这是区域政策能否获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主流经济学重视理论的演绎，强调以精炼的模型来揭示经济运行整体现象背后的个体理性动机，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即计量研究是对理论假设的验证，但理论假设并不直接来自计量研究。艾萨德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指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和理论。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的原因是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政策供给方面，区域经济学从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历史相关性出发，而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个体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动机出发。

就对市场经济系统的整体认识而言，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即在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中，市场经济具有自组织的特征，所以强调个体选择。区域经济学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经济系统看做是可以运筹的他组织系统，所以强调整体的最优布局与结构，但是其运筹的结果有时与个体理性选择相悖。

3、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意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缺乏分析空间问题的建模工具，区域经济理论又不能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空间布局与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学术的。区域经济学利用实证手段发现了空间经济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场潜力模型绘制了美国的市场潜力地图，证明高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因为对产业集聚的内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这些研究无法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直至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造成了区域经济学应用的困境――区域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在微观动机和市场结构转移的经济机理方面的分析却是空白，而数量众多的没有统一逻辑内核的经验公式，有时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但是没有将理性选择置于特定的区域之中，这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而区域经济学则在分析特定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加以忽略，这也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只有将两种理论范式统一起来，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域经济分析。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

1、杜能的开创性贡献

杜能(Thunen，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设想了一个位于匀质平原上的孤立国，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给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杜能认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必须能偿付成本与运费。当耕作成本一定时，离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创建了农业圈层理论，推论出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杜能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以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的研究领域。

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便是双重的，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来的几位贡献者更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尽管杜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却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论作为基础。在艾萨德努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尝试将杜能的理论与均衡分析相结合。

当人们对杜能的假设前提做认真的分析时，一种逻辑追溯却遇到了难题：在匀质的平原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什么不是分散交错地分布着，成为分散的“后院资本主义”形态，而是将工业集中在城市里面?显然，杜能认为工业生产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从杜能的理论出发，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发散

杜能回答了生产是如何扩散的，但是人们还需要知道生产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所以杜能的区位论只发挥了“一半的作用”。这样，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不足以支持区域经济学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发散状态。除新经济地理学以外，区域经济学有6种理论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问题；地理几何分析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企业及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问题；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别；当地外部经济理论揭示了聚集经济效应；积累因果分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为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

(1)基于地理几何分析的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

19世纪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布局和产业迁徙问题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劳恩哈特(Launhardt，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韦伯(Weber，工业区位理论，1909)系统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为目标，从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过程。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率，许多产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开始研究市场中的非竞争因素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市场区域划分问题。

费特(Fetter，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1924)提出贸易区边界理论，他假定有两个生产地，根据两地的成本和运输费用的不同，利用等费用线方法，得出两个生产地贸易范围。如果两个生产地各自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以及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两地的贸易区分界线是一条位于中央的垂直线；若两地的生产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生产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如果两个生产地运输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运输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质性，一定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个适当的城镇，这个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它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服务中心的理想服务区是圆形的。当一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之间会出现间隙，要弥补间隙，圆形服务区就会局部地重叠，圆形服务区就转变为六边形的。这样，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的多级六边形图形。

廖什(Losch，区位经济学，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企业之间形成了空档，圆外有消费者不能得到供给，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档被新的竞争者覆盖，圆形市场被挤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2)基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

俄林(Ohlin，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认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需求方面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二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分配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到需求。供给方面也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给，即要素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决定要素密集的性质。这造成了国内外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俄林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许多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都是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制定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俄林的理论不能解释技术手段对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创新，例如，依照传统的判断，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但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却造就了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去甚远。

(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Myrdel，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的“累积因果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与缪达尔的理论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理论”。根据“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情

况，就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普里德(Pred，1966)把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分析。

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关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依旧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却依旧不能吸引投资，而有些企业却将原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生产。

(4)基于社会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物理学是指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913)构建了城市规模的位次一规模法则。社会物理学的典型应用是运输网的规划――由于对产业集聚的机制无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运输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场引力模型等在运输网络规划中有用武之地。运输基础设施的供给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是运输供给严重短缺，要么是运输供给明显过剩，对运输量的预测似乎从来没有准确过。社会物理学为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实证。将社会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隐含了城市间作用的对等性假设，但是区域或国家间的贸易和运输常常是不对称的。

(5)以区域外部性为基础的研究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1890)把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要素：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即中间产品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指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企业可以通过垂直关联实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控制二级单位的产品质量等。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驱动，形成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冲突，城市规模由此给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论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但是洛杉矶这样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具有产业协作关系的城市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3、统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努力

艾萨德(Isard，区位和空间经济学，1956)注意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散性，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他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进行整合，把区位理论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区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中，艾萨德的工作结果被称为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艾萨德所设想的角色。新城市经济学(Jacbos，城市经济，1969)把空间分析纳入经济学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式的确立

研究范式的发散使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这是区域经济学30年以来的最大突破。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需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业的许多问题都难以做出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业。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且他认为以往的区域经济分析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手段，所以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规律缺乏解释力；新经济地理学派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一模型”，将产业集聚的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而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克鲁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将以往那些发散的区域经济理论聚合起来加以解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更接近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费用与边际产量的比较、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级差地租等，这些或多或少地隐含了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能的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有更大的影响和被挖掘的潜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运输对市场范围的影响，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问题，库恩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知识选择”，因为自斯密起，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就缺乏对空间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别。但是依旧不能解释产业集聚的微观原因，为什么生产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区域，而是会积聚到某个或某些区域呢?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用极化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差别。后来以区域比较和积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研究日益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区域经济学在整体上带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特征。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

济地理》一书中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发展问题。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发表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了经济集聚，这部著作获得了多项经济学奖项。

在艾萨德的努力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以后，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克鲁格曼等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强调相互交换产品和劳务的企业和家庭的分散决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将需求、供给等市场参数表现为空间因素的显函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使用较为混乱的术语，在传统上，它是指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描述，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这一术语有时和区域经济学相混淆了。

在新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的同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在对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做出努力。巴罗(Barro)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在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巴罗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过了区位的作用，他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别，研究范式是古典主义的，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归结于交易费用理论。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一书，建立了他的企业竞争力理论。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钻石模型。波特在理论范式上可以认为是产业经济学的成功应用。

三、区域经济学应用的拓展

1、主流经济学赋予区域经济学更强的解释能力

主流经济学推进了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这表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趋于集中，这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都是区域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理论范式呈现发散状态的时候，这些理论也是发散的。由于不能将这些理论工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上，整个区域经济学更像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当一国的经济中出现“问题区域”的时候，基于空间分析的区域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当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停滞。主流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进行的整合导致了区域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使其能够依据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在本质上，经济是全部社会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区域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即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先行定义最优模型，然后确定区域发展目标，并主张利用政府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总和往往和政府规划相去甚远，对这种情况不能做出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逐渐沉寂的主要原因。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供给产生新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具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特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有向“问题区域”倾斜的趋势。

在对问题缺乏根源性解释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区域问题诊断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的政策性建议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将政府置于对经济实施“强干预”的位置。这往往是由于规划模型缺乏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对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市场结构变化、规模报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均衡状态的迁移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的干预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而言，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区域经济学通常主张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基于区域经济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全面规划，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系统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对市场参数的调整来限制企业的决策，这已经属于经济规制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旦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便与区域经济学在逻辑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给层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论选择。

3、与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同的启示

区域经济学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结果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更加全面。区域经济学不再仅仅简单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是能够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制度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要素共享机制、社会运行效率等多个层面对区域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与规划。将过去的片面的运输费用和比较优势分析转化为一种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的“扫描”。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形成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库恩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干和诸多分支学科由于具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趋同，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区域经济学所用，使这一学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篇（5）

中图分类号：F061.5；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008

一、引言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或者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这一特征，是我们研究现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年猛 等，2012）。然而，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却被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忽视，这种研究不仅“在上一代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Krugman，1991a），而且难入主流。目前，已经声名鹊起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t把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理论分析的框架之中，探究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规律，解释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机制，并以此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规律与途径（安虎森，2009）。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形成了许多理论模型。尤其是近年来，企业异质性（Heterogeneous Firm）理论的引入，增强了新经济地理学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完善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新”新经济地理学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和创新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创新方向。

二、 空间、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

1.缺失空间维度的主流经济学

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在现实中是非常普遍的。然而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一直排斥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至今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仍热衷于讲述没有空间维度的经济理论（安虎森，2010）。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Blaug，1997）在《经济理论回顾》一书中指出：“18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先驱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 Cantillon）、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J. Steuart）、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 Smith）等，曾大量论述过关于区域与距离这个两位一体现象有关的空间经济模式，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关乎‘空间’的经济研究主题在1800年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文献当中几乎不见踪影；尽管古典区位论在19世纪兴起、成熟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的殿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整个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世界的分析都是缺少空间维度的”。

虽然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空间维度，但诸如区位论、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一直研究并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特性，其中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空间分析范式。然而这些学科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常常假设经济活动的集聚体（例如城市）是外生的（如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把这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视作“黑箱”处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无法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块状”特征非常普遍且无法回避，于是主流经济学理论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生产要素禀赋空间分布的不均衡，由HO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构成；另一方面是指技术外部性，也称为技术外溢或知识扩散。 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现象。但是，主流经济学这种外部性对集聚形成的内在机制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

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长期缺失空间维度，关键是缺乏处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工具（Krugman，1995，1998a，1998b；Fujita et al，1999）。可以说，主流经济学家们是由于缺乏合适的技术工具而不得已回避空间问题的；同时，区位论等非主流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严谨的模型表述和未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而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正因为主流经济学的无能为力和非主流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足，“空间”这一经济学“最后的前沿”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立足点。

2.新贸易理论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实际上是脱胎于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NTT）的，而与这两个领域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 Kugman）（安虎森，2009）。Krugman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国际贸易领域开创了新贸易理论和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

1979年，Krugman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一文中，使用DS模型构建了全新的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框架（Krugman，1979）。这篇论文不仅包含了“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规模经济也是导致国家或地区间贸易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的新贸易理论核心思想，而且具有了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思想，即可以在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内分析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的区位。1980年，Krugman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模式》一文中，用“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冰山成本”是美国经济学家Samuelson于1952年首次提出，目的是用来描述由于贸易壁垒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损失。Krugman将其引入国际贸易研究中以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即一单位商品在到达目的地时会像“冰山”一样“融化”掉一部分，而“融化”的这部分就是运输成本。这种假设显然有利于Krugman数理模型的构建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这种“线性运输成本”的假设也受到了一些反对者的批评。 假设替代传统的运输成本假设，在进一步完善新贸易理论的同时，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也称市场接近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同样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内容（Krugman，1980）。尽管新贸易理论蕴涵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思想，但没有实现立足于消费者与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1991年Krugman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才被认为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开篇之作（Krugman，1991a）。

因此，新贸易理论被经济学界誉为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奠定了诸多基础。Krugman创立的CP模型，也是在新贸易理论模型广泛使用的基本元素（如消费者多样化、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等）的基础上，增加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和无运输成本等特征的农I部门以及工业企业和工人在地理空间上的无成本迁移而得出的。在Krugman创立新经济地理学之后，国际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通过新的理论视角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即在给定生产要素国际分布的情况下，同时探讨不同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国际贸易理论）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区位运行（经济地理学）的共同驱动力。

3.“新”新贸易理论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

《贸易对产业内的再分配和产业总生产率的影响》（Melitz，2003）一文一经发表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掀起了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 New Trade Theory，NNTT）研究浪潮。NNTT从一个新的角度，即更加强调企业而不是行业的重要性，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下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相比传统的贸易理论中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原理来解释产业间贸易以及新贸易理论中用规模收益递增原理来解释行业内贸易，“新”新贸易理论则是从更加微观角度――企业来解释国际贸易活动。NNTT模型揭示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地区或国家同一产业内只有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低的企业只能被淘汰出国际市场，同时市场份额的再分配也会促使效率更高的企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会提升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近年来，得益于微观企业统计数据获得的便利性，大量实证研究也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

因此，引入了企业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只研究产业层面而缺少企业层面的微观理论基础的缺陷，进一步增强了贸易理论对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解释力。随着新贸易理论稳步发展到“新”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也逐渐发展到“新”新经济地理学（‘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NNEG）。“新”新经济地理学仍然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但更强调企业、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和企业的集聚行为。更关注微观异质性（microheterogeneity）的“新”新经济地理学是对关注宏观异质性（macroheterogeneity）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和补充，在整个新经济地理学的体系中搭起了理论与现实的桥梁，而理论与实际的不符正是新经济地理学饱受批评的原因。

三、“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

1.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1）DS模型的出现和新贸易理论的创立为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1977年，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Dixit）和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创立的DS模型，为新经济地理学家们提供了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工具，从而新经济地理学得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DS模型设计精巧，涉及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Dixit和Stiglitz（1977）通过假设商品效用函数的拟凹性和不变替代弹性以及差异化产品，保留企业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自由进入和退出的假定，构建了消费者消费多样化与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根据原假设，在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差异性；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特征。对生产者来说，在市场规模和生产资源一定的情况下，产品的种类越少，市场竞争就越不激烈，厂商就越能利用规模经济进行一种产品的生产；对于消费者来说，由于多样化消费能促进效用的增加，因此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这样就产生了厂商偏向商品种类少样化而消费者偏好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在市场规模不变情况下，新厂商的自由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均衡，厂商利润为零；然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生产者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促使产品的种类的增加和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的下降（即生产效率的提高）。DS模型暗含的“商品贸易促使市场规模扩大、规模经济有效利用以及消费者效用水平提高”的思想，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得到吸纳和应用，并最终发展成为新贸易理论。

（2）CP模型的创立与新经济地理学的批判性发展

Krugman（1991a，1991b）建立的CP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译为“中心―模型”或“核心―边缘模型”）揭示出集聚是由规模经济、市场规模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并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完全内生化。Krugman（1995）指出，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是非线性的，呈倒“U”型关系，即：在贸易自由度很低（即指运输成本非常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呈空间分散格局；随着贸易自由度开始提升（即运输成本开始下降），由于存在“黏性”特征新经济地理学中的“黏性”特征即指“路径依赖”现象。 ，经济活动的区位不会很快发生改变；但是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个特定的临界值时，会产生“突发性集聚”，经济活动会突然向某个区域集中并不断发生累积，并最终形成“中心―”（中心是工业区，是农业为主的区域）的空间结构。

CP模型的问世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其模型本身也不断被Krugman本人及其他学者改善和补充。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 Baldwin）等人在《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一书中，对新经济地理学相关模型进行了总结（Baldwin et al，2003），主要有：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Martin et al，1995）、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FE模型）（Ottaviano，1996；Forslid，1999；Forslid et al，2003）、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ed Capital Model，CC模型）（Baldwin，1999）、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GS模型）（Martin et al，1999）、局部溢出模型（Local Spillovers Model，LS模型）（Baldwin et al，2001）、中心―边缘垂直模型（CorePeriphery VerticalLinkage Model，CPVL模型）（Krugman et al，1995；Fujita et al，1999）、自由资本垂直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Linkage Model，FCVL模型）（RobertNicoud，2002）、自由企业家垂直联系模型（FootlooseEntrepreneur VerticalLinkage Model，简称FEVL模型）（Ottaviano et al，2002）等。

上述模型都以依赖“DCI框架”“DCI框架”是指以DS模型为基础，并采用不变替代效用函数（CES）和冰山运输成本假设（Iceberg transport cost）。 为基本特征。为摆脱“DCI框架”，尤其是“冰山运输成本假说”与F实的不符，经济学家奇安马可・奥塔维亚诺（G. Ottaviano）等建立了线性自由资本模型（Linear Footloose Capital Model，LFC模型）和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Linear FootlooseEntrepreneur Model，LFE模型）（Ottaviano et al，1999；Ottaviano，2001；Ottaviano et al，2002），尝试使用包含二次子效用的拟线性需求函数、线性运输成本和差别定价的框架来解析“中心―”现象。以“DCI框架”和线性函数为基本特征的两种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在经济关联（ELinkage）方面的理论体系，而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建立的关于知识关联（KLinkage）的模型（Fujita，2007），以及最近兴起的企业异质性的引入，使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向贴近现实世界的方向拓展，这种趋势也代表着未来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3）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挑战、微观异质性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新经济地理学只关注宏观异质性而缺乏微观基础是其饱受批评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为新经济地理学解决微观基础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思路。Baldwin和Okubo（2006）借鉴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梅里兹（Melitz，2003）的研究思路建立了第一个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并开启了基于微观主体异质性的经济地理研究潮流（杨开忠 等，2016）。2011年，Ottaviano首次将纳入企业异质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Ottaviano，2011）借鉴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5）等学者将引入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新贸易理论称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做法，Ottaviano（2011）将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 。

“新”新经济地理学将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引入传统的新经济地理模型中，以考察企业异质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的差异。当不同的企业面临区位选择时，效率低的企业为避免激烈的竞争而具有更强的动力远离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Baldwin et al，2006）。因此，企业异质性可以作为额外的分散力（Dispersion Force），更何况，贸易成本越大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就越大。

此外，通过NNEG模型我们可以从竞争性企业供应产品的数量差异及生产效率差异的角度来分析区位差异。从这个角度出发，研究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可以阐释横向产品差异化（horizont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而研究企业生产效率差异可以阐释垂直产品差异化（vertic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产品差异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也被译为产品特异性）是指企业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同质性或差异较小的产品，从而使消费者相信这些产品具有差异并产生偏好的不同。如果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扩大使得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上升而另一个消费者效用的下降，这种产品差异就是横向的；若产品特征水平在空间上的扩大使得所有消费者的效用都增加，这种产品差异就是垂直的或者是纵向的。产品差异性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密不可分，并一同被引入经济学文献中。在区位类比分析中，根据具有不同特征的产品的相对数量，某一特定产品被认为定位于一个特定空间中，进而可以根据差异产品空间分布的特征来分析企业之间的区位差异。 。在“新”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横向产品差异化可以促进企业空间集中，垂直产品差异化则促进企业空间分散。从这方面来看，不同企业在效率上的异质性程度成为决定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一个微观因素。同时，对人异质性（Heterogeneous Agents）的研究，对于进一步理解企业与劳动者异质性导致经济集聚的机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uranton et al，2004）。

“新”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相比生产率低的企业，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因而能在市场规模较大的核心地区生存并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为避免竞争会离开核心区而定位于竞争并不激烈的边缘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存在“质”的差别的“核心―边缘”结构。很显然，这种空间结构与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同质化的空间结构是不相同的。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引入，激发了国外一些经济地理学家们的研究热情，出现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和完善“新”新经济地理学。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把企业或个人等微观异质性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归结为以下三大效应：集聚效应，指由于企业的地理集中会产生知识溢出等正的外部性和形成规模经济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空间选择效应，指在竞争的作用下，生产率高的企业会集聚在核心区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布局在边缘区；人才归类效应，指优秀人才会主动选择在核心区（大市场区）工作（Baldwin et al，2006；Okubo et al，2010；Behrens et al，2014）。

总体而言，“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是探讨了微观异质性对新经济地理模型主要特征和结论的影响，并为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微观基础（Baldwin et al，2006，2009）；二是从企业和劳动者异质性出发重新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和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的微观机制（Behrens et al，2014）；三是在企业异质性假设条件下，探讨区域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福利变化的影响（Baldwin et al，2006，2009；Baldwin和Forslid，2010）。

2.“新”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框架

“新”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并在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力求构建更加多元化的模型。综合目前研究的成果，“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三大分析框架：

（1）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如前所述，无论是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还是“新”新贸易理论，DS框架都是其理论模型的基础分析框架。Fujita和Krugman（1999）也认为整个新经济地理学都是建立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冰山贸易成本理论、特别动态演化和计算机模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初创立者也沿用了这一传统。其中，Baldwin和Okubo（2006）在DS框架下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区位定位的空间选择与空间分类效应；法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贝伦斯等也在DS框架下证明了大城市具有高效率的特征（Behrens et al，2014）。

（2）OTT分析框架。OTT分析框架是由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等建立的一个基于准线性二次函数分析框架（Ottaviano et al，2002）。与DS框架相比，OTT框架一方面克服了DS框架下企业产品边际成本加成定价的缺陷，使得企业产品的最优定价策略随市场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用准线性效用函数替代CES（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使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都可以用外生变量以线性形式表示，具有完全解析能力。OTT框架一经推出，就在贸易领域与新经济地理领域得到了大量的运用。其中，Melitz和Ottaviano（2008）采用OTT框架分析了市场规模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日本经济学家久保卓治等（Okubo et al，2010）也基于OTT框架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对其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

（3）BEKJ分析框架。BEKJ模型由Bernard、Eaton、Kortum和Jensen等建立（Bernard et al，2003）被看作是“新”新贸易理论的另一重要模型。由于BEKJ模型仅仅关注Frenchet分布，而无法反映随机企业的比较优势，因此该分析框架无论是在贸易领域还是新经济地理领域使用得都比较少。

四、“新”新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及启示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新方向（杨开忠等，2016），国外学者对“新”新经济地理学已关注近十年，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微观层面稻菘苫竦眯越喜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以引进介绍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李福柱，2011；颜银根，2013；陈光，2015；杨开忠 等，2016），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且主要集中在微观主体异质性集聚验证（刘海洋 等，2015）和“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梁琦等，2012、2013；王文雯等，2015）等方面。同时，相关研究也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

Krugman（2011）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但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实践应用是检验理论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及其最新理论进展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孙久文 等，2015）。而“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引进也为研究中国区域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结合中国经济实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的内在机制。

首先，“新”新经济地理学为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了新的微观思路。目前，中国存在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长期存在以及产业空间分布不合理等问题，借鉴“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企业生产率差异、劳动者素质差异等微观异质性角度，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和解决路径。

其次，“新”新经济地理学为讨论和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由于引入了微观异质性，“新”新经济地理学为学者研究政府实施区域政策的效果提供了具有预测性和针对性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借鉴这种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近年来密集出台的“新规划”，深入探讨其原因、机制和效果等。

最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为“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有价值的素材。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学者应扎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实践，从应用、模仿转向创新、突破，促进其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来讲，目前的研究应将“新”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模型更大程度地与中国实际的地理空间结构、微观主体特征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市场的“空间选择效应”、区域政策的“分类效应”，并注重实证检验方法以及企业效率来源识别方法的创新，让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中国的经济现实。

参考文献：

安虎森.2009.新经济地理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安虎森.2010.新区域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陈光.2015.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4）：160166.

李福柱.2011. “新”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6）：98102.

梁琦，李晓萍，吕大国.2012.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J].中国工业经济（2）：1625.

梁琦，李晓萍，简泽.2013.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与地区生产率差距研究[J].统计研究，30（6）：5157.

刘海洋，刘玉海，袁鹏.2015.集群地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识别：集聚效应抑或选择效应？[J].经济学（季刊）（2）：10731092.

年猛，孙久文.2012.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8996.

孙久文，原倩.2015.“空间”的崛起及其对新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 8895.

王文雯，金祥s，朱希伟.2015.新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企业效率的影响机制[J].统计研究（7）：3236.

颜银根.2013.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脉络――从新经济地理到新新经济地理[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6）：312.

杨开忠，董亚宁，薛领，等. 2016.“新”新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J].广西社会科学（5）：6374.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6（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OTTAVIANO G，ROBERTNICOUD F. 2003.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LDWIN R E，FORSLID R. 2010.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4（2）： 161176.

BALDWIN R E，OKUBO T. 2006. 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6（3）： 323346.

BALDWIN R E，OKUBO T. 2009. Tax reform， deloca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11（4）：741764.

BEHRENS K，DURANTON G，ROBERTNICOUD F. 2014. Productive cities：Sorting，selection，and agglomer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2（3）：507553.

BERNARD A B，EATON J，KORTUM，JENSEN J B. 2003. 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4）：12681290.

BLAUG M.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 K，STIGLITZ J E.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7（3）：297308.

DURANTON G，PUGA D. 2004. Microfoundation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4：20632117.

FORSLID R. 1999. Agglomeration with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ase[R]. CEPR Discussion Papers.

FORSLID R，OTTAVIANO G I P. 2003. An analytically solvable core\periphery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3（3）： 229240.

FUJITA M，KRUGMAN P，MORI T.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09251.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82490.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9（4）：46947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0（5）：950959.

KRUGMAN P. 1991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9：483C499.

KRUGMAN P. 1991b. History versus Expect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6：651667.

KRUGMAN P. 1995. Development，Geography，and Economic Theory[M]. Cambridge（Mass.）：MIT Press.

KRUGMAN P，VENABLES A 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4）：85780.

KRUGMAN P. 1998a.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14（2）：717.

KRUGMAN P. 1998b.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2）：161174.

KRUGMAN P. 2011.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 Regional Studies，45（1）：17.

MARTIN P，ROGERS C A. 1995.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9：335351.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1999. Growing locations： Industry location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3（2）：281302.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71：1695C1725.

MELITZ M J，OTTAVIANO G I P. 2008. Market size，trade，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75（1）：295316.

OKUBO T，FORSLID R. 2012. Spatial reloca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heterogeneous sectors[R].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OKUBO T，PICARD P M，THISSE J F. 2010. The spatial selection of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2（2）：230237.

OTTAVIANO G I P. 1996.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31（1）：51C77.

OTTAVIANO G I P，THISSE J F. 1999. Integration，agglomeration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factor mobility[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3（3）：429456.

OTTAVIANO G I P. 2001.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trade，and endogenous spatial fluctuation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1（1）：5177.

OTTAVIANO G I P，TABUCHI T，THISSE J F. 2002. 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3：409436.

OTTAVIANO G I P. 2011. ‘New’ 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11）：213240.

（辑：夏冬；段文娟）

收稿日期：20160918；修回日期：20161019

篇（6）

AbstractReviewed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derson urban system models, introduce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was good to underst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rban Economics model, and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on policy.

KeywordsNEG； urban system； integrated model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两大发展来自于阿隆索-米尔-莫斯（Alonso-Mills-Muth）和亨德森（Henderson）--前者讨论了单一城市的均衡问题，后者则讨论了多城市（城市体系）的问题。阿隆索-米尔-和莫斯将中央商务区和通勤者分别替代了杜能模型中的城市与农民，将杜能区位地租的概念引入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分析，是对杜能理论的直接延伸。Henderson（1974）则基于Alonso-Muth的城市内部结构模型框架，用一般均衡的方法把Alonso-Muth的模型扩展到具有有限产业部门的城市体系上，建立了城市体系形成的静态模型。

在Dixit-Stiglitz（1977）的工作以前，将报酬递增的技术纳入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行模型化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难题。Dixit-Stiglitz（1977）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性》一文，提出了D-S模型，将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纳入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在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得以迅速发展。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加入运输成本，Paul Krugman（1991）发表了《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一文，提出了“中心-”模型，开辟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研究领域。“中心-”模型构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Neary，2001），继克鲁格曼的工作后，众多的学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做了延伸。总体上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 models)包括三类（Fujita，Mori， 2005）：中心-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s），城市体系模型（urban system models）和国际（贸易）模型(international models)。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两大核心，但是这两个领域却是几乎不兼容的。前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后者则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中运行；前者充分考虑了土地、通勤等要素，长于区域内部结构的考察，后者则充分考虑运输成本等要素，长于区域间结构的考察；从机理上看也存在巨大差别，比如前者的经济活动分散力量来自于本地的人员拥挤带来的生活费用上升，后者则来源于消费者多样化偏好和运输成本等因素通过市场形成的竞争效应。这种不兼容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述两种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事实上，近年来，力求整合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为了一个前沿研究领域（Fujita，2005）。Tabuchi（1998）；Murata and Thisse（2005）等在两区域的框架下，加入了城市住房的地租作为分散力量，模型得到了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足够低的时候，制造业会分散。陈良文（2008）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整合到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框架之中，结论显示，作为重要分散力量的城市内部通勤成本和作为重要集聚力量的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都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重要的影响。邓永新（2008）则基于新增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城市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整合模型，提出了一个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概念模型，认为基于动态要素的比较优势和基于积聚经济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化。

另一个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是比较复杂的，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可应用性（Duranton，2005）。为此，Duranton等（2005）提出了一个图形分析框架，整合了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和几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该分析框架具有简洁易懂的特点，并且极其有利于进行情景分析（Scenarios analysis），方便政策上的应用。为此，本文主要介绍这个分析框架。不同的是原文讨论了凸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情形，本文讨论凹的情形，并相对规范的对该分析框架略做扩展，以求促进数理上比较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及其在政策上的应用。

二、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模型中，引起经济集聚的微观机制各种各样，主要包括内部规模经济1 、中间投入品、基础设施共享、劳动力池匹配效应和知识外溢等。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则直接假定生产的外部性，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由于考虑的集聚机制不同，各种模型有所差异，但结果都是造成经济集聚，从而使人均产出为总就业人口的增函数。如果假定资本完全流动，土地完全不能流动，那么只需要将重点放在劳动力的讨论上，通过让劳动力供需均衡进而确定产业规模等2 ，然后讨论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因素（如环境、基础设施等）对劳动供给与需求的影响，进而理解区域如何对经济冲击做出响应。为此，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的分析框架围绕劳动力的工资展开。我们将这一分析工具称为C-D-O分析框架。

（一）劳动力需求

假定区域总产出为Y，总就业人口为N，人均产出为y，劳动力名义工资为w，那么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有（1）式：

有理由承认规模经济的存在，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随着规模的提升可能逐渐导致更高的管理成本，由于这里要讨论规模经济所以避免讨论这种成本会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是将这一因素给与力所能及的考虑是必要的。为此，有理由相信尽管人均产出是总人口的增函数，但是递增的速率是下降的。采用克鲁格曼中心模型中的生产函数（2式）考察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凹凸性：

（3）式即给出了（1）式关于人均产出递增的证明，也表明人均产出关于总人口N的曲线是凹的。这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劳动力反需求曲线也具有这样的特征 3。所以用反需求曲线反映劳动力需求，得到（4）式。

但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存在“阀值”现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某个点，经济将完全集聚，否则按照原始的农民的分布状态分散），所以在用这个框架讨论新经济地理学时，必须区分不同运输成本条件下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并且由于“阀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可能是负的斜率。可以推论，在运输成本低的情形下，上述命题合适；在运输成本高的情形下，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凹凸性正好相反。

（二）区域拥（成本）挤效应

区域的拥挤效应反应了当地生活的成本，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的外部性。随着当地人口的上升，住房成本，通勤成本都可能增加。由于地租增加，本地制造业的消费品价格也可能增加。但是如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所指出的更大的市场（人口），也意味着更多供应多样化产品的产商，若消费者是多样化偏好的，在给定贸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会导致一个较低的价格指数。

1．城市经济学的考虑重点。在城市经济模型中，通勤费用、土地是重要要素，是经济参与者面临的成本因素。“房价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结论，上述基于劳动力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名义工资是人口数量增函数的结论。所以，我们假定拥挤成本是人口数量的增函数，并假定递增的速率递增 1。设成本为C，则这一命题由（5）式表示。

2．新经济地理学的考虑重点。新经济地理学不考虑地理上个体消费者的拥挤效应2 ，或者说这种个体的拥挤（集中）3 ，不仅没有坏处，反而将获得更多的多样化产品，降低价格指数，使个体获利。因此，这里的成本是随着总人口数的增加而下降的。但在低运输费用存在的条件下，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进一步假定，对于恒定的运输成本，成本的下降速率是人口总量的减函数。这一命题由（6）式表示。

（三）劳动力供给

假定劳动力供给是实际工资的增函数。沿用微观经济学中关于反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则反劳动需求曲线为凸。这一命题由（7）式表示。

（四）均衡

简单起见，这里采用城市经济学框架内的方程来讨论均衡，用来说明该分析框架的应用。

（4）-（5）得到净工资曲线方程：

W（N）=w（N）-c（N）,W'（N）=w'（N）-c'（N）,W"（N）=w"（N）-c"（N）＜0 （8）

将（4）（5）（7）（8）的曲线描绘如图所示。

如图1所示，供给曲线与净工资曲线相交于F，E两点，其中F点是不稳定的均衡，E点是稳定均衡。通过E点，可以求得（城市）人口规模、名义工资、成本。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整合分析框架应用

（一）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假定存在行业层次的规模经济，资本与劳动总量固定且可以完美流动。初级土地要素使用的机会成本为0；经济中生产贸易品、住房和区位（site）三种产品。模型的结论是：①均衡时，所有的城市都是专业化的；②同样专业化的城市拥有同样的城市规模；③存在多产业类型时，均衡时每一专业化类型的城市规模都大于城市最优规模，但引入城市开发商后，所有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规模。

这里不妨假定存在两种类型的产业A、B，假定产业B有比产业A更高的规模经济，那么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某个城市必定只从事一个行业，因为假定它从事两个行业，人口的完美流动使均衡点必定在产业A与产业B名义工资曲线相交的k点1 ，但是此时劳动力从二者中的任一行业流向另一行业，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名义工资，因此均衡是不稳定的,如图所示。

进一步假定，如果经济中只存在两类区域A，B，那么他们分别从事什么行业？亨德森的模型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人口流动将使得劳动在两类行业分布直到净工资相等2 ，均衡点为A1,B1,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专业化从事产业A，B的两类城市规模都相对净工资曲线上的最大工资点3来说过大了，如图所示。

现在引入大者（政府，开发商）来创造城市。对于者来说最优的策略是创造一个能达到净工资曲线最高点的新城，然后征收该点与市场工资点之间的差额。这样，在人口数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从旧的城市流向新的城市，旧的城市规模下降，每一个城市都可以达到最优城市规模。同时，者优先选择能产生相对更高净工资点的产业（产业2）创建新城，这意味着该类产业的产品供给增加，从而使得产品价格相对拥有较低最高净工资点产业（产业1）的产品价格更低，使得两类产业的净工资曲线发生相对移动，直到最后净工资都处于最高点且在产业间相等，均衡为A2,B2点，如图2所示。

（二）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

中心模型假定存在东部（本地，home）和西部(其他，foreign)两个区域，劳动力可以完全流动，存在多样化偏好，存在产商层次的规模经济，制成品有冰山运输成本，农业人口均匀分布且不能流动。给定这些假定，克鲁格曼模型得出较低的运输成本、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占支出的份额或较大的规模经济（三者的某种组合）将产生中心-结构，反之则出现对称的均衡。

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存在集聚和分散两种作用过程。可以直观的理解，对于代表性区域，当处于集聚情形时，名义工资随总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处于分散过程时，名义工资必定随总人口的增加而下降。从模型中的机理看，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集聚还是分散，取决于哪种效应处于主导地位。给定消费者的替代弹性和工业制品占支出的份额，这两种效应力量的对比取决于运输成本的大小。随着运输成本下降，这两种效应都减弱。但是Baldwin等（2003）证明了市场拥挤效应减弱程度更大(杨海余等，2004)。这表示，运输费用较低时，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相比，处于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增函数。反过来，当运输费用较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增加的程度更大，市场拥挤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名义工资是总人口的减函数。进一步考虑名义工资与运输费用的关系，当本地人口较少时（这表示制造业人口较少，因为农民均匀分布）意味着本地厂商较少，同时由于运输费用高使得本地产商面临的外部竞争小，企业索要一个更高的价格，促使本地名义工资高；而当运输成本低的时候，本地就面临外部大量的产品竞争压力，促使本地名义工资下降。因此，本地人口少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增函数。同理，可以证明本地人口多时，名义工资是运输费用的减函数。在C-D-O分析框架中的区域拥挤效应部分已经指出新经济地理模型中生活成本是总人口数的减函数，但低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相对高运输费用情形下的成本更低。

图3反应了上述结论。其中E点是均衡点，此时制造业均匀分布；K点不是稳定均衡点，制造业将或者全部集中到E1点，或者全部集中到E2点，达到均衡。

（三）资源环境指向、技术冲击与新城开发、城市规模调整

在亨德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在哪里出现是不确定的。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模型未考虑空间差异。在现实的经济中，地区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条件是有差异的，从产业层次看存在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这也是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不同城市区域存在的原因。由于有限的自然景观资源、矿产资源等在区域上的不连续分布，或者即使是连续分布，也由于开发时序与强度的不一致而导致了实际上的不连续，进而使得特定的产业在空间上进行不连续的调整。假定现实世界分为已开发区域与未开发区域，空间特性能够带来产业的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那么经济会如何调整？

考虑某个地区，不妨设为沿海未开发地区，该地区由于未开发和沿海区位两个因素与已开发地区相比具有更好的自然景观和资源条件（由于运输优势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利用全球资源）。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假定，进一步设B产业（如重工业）对上述的资源环境因素高度敏感。由于开发政策的实行，经济中新增加了该地区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设为Bn），并与大量的所有其他地区相比更高，如图4（a）所示。但是，现在该地区并不能必然被开发，因为在人口到达No之前，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低于其他地区。若人口达到No，则大量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将自发的流入该地区，该地区将具有内生的增长能力，直到该地区的实际工资与所有其他地区相等，实现短期的均衡1 ,如图4（c）所示。长期而言，由于该地区的差异性，不能被新的城市开发商创造，最终该地区的城市规模将大于最优的城市规模，但所有其他地区能实现最优的城市规模，并且所有地区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长期均衡，如下图4（d）所示。

从上述经济调整的分析中，能够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一个新区即使是从事自己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有一个最小的投资（补贴）规模；在完成最小投资（补贴）规模后，新区的规模经济效益才能足够使城市实现内生发展。最小投资（补贴）规模由（1）式给出，同时满足（2）式。其中Wc为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为常数；W(N)-c(N)为新区拥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产业的实际工资。

上面讨论的是地区差异的情形，是一个城市群内城市间的调整问题。那里由于假定了城市区域无限大量，所以现有的城市面对这种冲击做出的调整很少。放松这个假定，一个直观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源环境要素在地理上的变动导致了城市产业人口向新区的迁移。但是，对于一个既定的城市群内的某个城市区域，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会如何做出调整呢？下面考虑技术冲击的情形。

假定在现有的城市框架下，B产业经历了一个正的技术冲击，从而使得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上移。现在可将图4中“新地区B产业名义工资曲线”看成是“技术冲击条件下B产业的名义工资曲线”，其他对应曲线做类似处理。由于经济的总人口不变，所以从事A产业的城市产业人口流向从事B产业的城市，直到两类城市的实际工资相等实现短期均衡，最终走向长期均衡，皆能达到最优的城市规模。与技术冲击前相比，技术冲击后，从事A产业的城市变小，从事B产业的城市变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实际工资都上升了。这表示，哪怕是不是从事经历正向技术冲击产业的城市，也能从该产业技术冲击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即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而成本是城市人口的下降。

进一步放松上述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假设劳动力不完全流动，从而劳动力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此时城市的规模与标准的亨德森模型相比可能偏小，外部正向的技术冲击不仅提高整体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而且有可能使城市规模更大而趋向于更为合理，如图4（e）所示。若实行城市规模管制政策，如控制人口规模为图4（e）中的L点，此时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劳动力的供给，造成福利损失D由（3）式给出，无证人口的流入有利于城市整体福利的改进。

（四）交易成本、价值链分工与城市功能演化

不管是城市经济学中的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还是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模型，企业是一个完整的单元。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总部经济、制造基地等事实表明，企业的组织在空间上可能是分化的。Duranton和Puga(2005)建立了一个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这实质是一个中间投入品为特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等（1995），Venables（1996）较早的研究了这类模型。

假定企业的价值链分为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两个环节之间的产品互为投入品，皆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程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假定从行业层次讲商业服务比生产制造的规模经济性更强），那么企业就面临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还是集中布局的决策。若布局在一起，好处是节省了交易成本，坏处是布局在一起共同拉高了生活成本（比如造成拥挤，即两个环节之间存在负的外部性）；若分散布局，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规模经济，坏处是存在高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可能是基础设施、通讯技术等参数的函数。考虑极端的情况，在极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对各环节而言，将这两个环节分散布局比布局在一起显然会有更高的名义工资曲线；反之，有更低的名义工资曲线。沿用3.1节“C-D-O分析框架与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字符假定，并对各情形下的名义工资曲线编号，在考虑了拥挤的成本效应后，得到了对应的实际工资曲线。短期均衡如图5所示。

三个结论如下：①随着交易成本的下降，城市规模不断扩大。②在高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小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在低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功能型（单一环节型）的城市规模大于一体化型的城市规模。③同等交易成本条件下，由于规模经济的假定，商业服务型（或称总部经济型）的城市规模大于生产制造型的城市规模。

现在考虑另一情况，假定商业服务和生产制造两个环节的产品并不是互为投入的，而只是生产制造环节需要商业服务环节的投入，那么交易成本只计入生产制造环节。设想初始经济的状况，由于高的交易成本，那么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与商业服务环节布局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型的城市。长期而言交易成本不断下降直到下降到某一程度，专业化建设城市就构成了城市管理者最优选择，将生产制造环节的企业迁到新生的专业化的城市（或郊区）就是有利可图的，则原有的城市逐渐转向提供商业服务的城市。这个过程可能表现为城市的郊区化、去工业化和更多新的工业城市的创建。

（五）贸易开放与城市群内部差异和规模调整

3.4节交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贸易成本与城市功能演化的问题。但是，那里是一种投入产出层次上的贸易成本，而不是最终商品贸易成本，采用的模型是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下面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探讨商品贸易成本变化时城市结构的调整问题，首先讨论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再考虑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变动时的情形。沿用3.2节“C-D-O分析框架与克鲁格曼中心模型”讨论中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加入城市经济学别关注的不可流动并且有限供给的土地因素，可以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活的成本要素。为了讨论方便不妨假定土地为生活成本的影响要素，且其贡献的成本为人口的增函数，从而该因素构成了经济的又一个分散力量，用曲线c(N)表示，如图6（b）。此时，经济的总成本因素就由图6（b）中的两类曲线合成为钟型曲线，如图6（c）所示。

加入土地等拥挤因素后，城市间的调整与经典的中心理论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在城市间贸易成本极高的时候，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的均衡；随着贸易成本一定程度的下降，对称的均衡不再稳定，在K1或者K2达到非对称的稳定均衡，每个城市都有一定的制造业，但其中一个占有的份额更大；最后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经济在E＇点达到对称均衡,如图6（d）。总结这个结论是：随着城市群内城市间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间经济差异先增加后下降，显示出一个倒U型的过程。这与Krugman，Venables（1995）建立的模型结论类似。

两城市间贸易成本不变但这两个城市与其他城市贸易成本变化的情形，不妨考虑三区域的情形：东部、西部、国外。假定东部与西部的贸易为城市群区域内的贸易，劳动力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商品贸易成本为固定为T；东部、西部与国外的贸易成本分别为T1,T2。

先考虑T1= T2时的情形。显然，相比T1,T2低的情形，在T1,T2较高时，企业的主要市场是国内，劳动力在东西部间的流动有更强的后向关联效应。此时。企业必定在东西部间非对称的积聚，类似于上图中K1或者K2均衡点时的情形。因为如果对外贸易成本高时显对称积聚，那么就不能得出在对外贸易成本低时更加均衡分布的结论，这与不同对外贸易成本条件下后向关联效应不同的前提相抵触。现在，让T1,T2足够降低，此时东西部就是外向型的地区，东西部间劳动力流动所能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很弱，等价于积聚力量减弱。此时，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土地拥挤成本使得非均衡分布的城市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变化。对这种情形一个直观的理解是：当T1,T2降低时，东西部的产品出口国外，对东西部而言如果分别将彼此看成国外，则相当于东西部互相之间的贸易成本T降低，东（西）部出口产品到西（东）部，类似于上图中E＇均衡点时的情形。这个过程的结论是：随着对外贸易成本的下降，城市之间的差异缩小。

再考虑T1与T2不相等的情形，不妨假设T1逐渐下降。此时，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将更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西部地区劳动流向东部地区带来的竞争效应减弱，并且由于进口产品也更加便宜，制成品价格指数降低，两方面的影响使得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均衡的结果是，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城市规模增大，如图6(e)所示。这个过程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与外部贸易成本更低的地区规模更大。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介绍了整合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C-D-O分析框架。该框架由Combes，Duranton，Overman（2005）提出，以劳动供给与需求为核心，是一个简单的供需分析，但是能够重现复杂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的结论，并且可以延伸到诸如贸易成本、资源环境等变量的考察上，显示出了很强的理论兼容性和解释力，有利于相关理论的传播和在政策上的应用。

然而，尽管C-D-O分析框架是一个易于应用的分析工具，但是从理论的严谨性讲，却是不足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数理模型，整合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仍然十分必要。如果有一系列这样规范的数理模型，那么使用C-D-O分析框架将更加令人信服。这是以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当然，本文的C-D-O分析框架对相关数理模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参考文献

[1]Combes, Duranton,Overman.2005.Agglomer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patial Economy（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11-349.

[2]Dixit AK.Stiglitz JE.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297-308.

[3]Masahisa Fujita, Tomoya Mori.2005. Frontier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4(3):377-405.

[4]J. V. Henderson .1974.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4): 640-656.

[5]Krugman PR.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y 99:484-499.

[6]Krugman P, Venables AJ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 857-880.

[7]Yasusada Murata, Thisse.2005.A simple Model of Economic Geography.àla Helpman-Tabuchi (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8: 137-155.

[8]Neary，P．2001. of Hype and Hyperbolas: Introduc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2)：536-561．

[9]Venables, A. J.1996. Equ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 ries (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 341-359.

[10]Tabuchi, Takatoshi.1998.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A Synthesis of Alonso and Krugma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4(3):333-351 .

[11]陈良文，杨开忠.集聚与分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整合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1）：5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