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历史价值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红楼梦历史价值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一部小说要受到读者的关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彩的故事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所表达出来的主题。对于《红楼梦》来说，似乎还不止于它那个众说纷纭的主题，更重要是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提升和超越。

首先，《红楼梦》在艺术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自宋元以来的话本模式注重故事情节的特点，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完美地融入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使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也具有中国古典诗歌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中国古典小说成熟于宋元时期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话本和拟话本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故事的情节性和内容的道德说教性。这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形式诗歌注重诗情画意的意境美和浓郁的抒情性是相悖的。《红楼梦》突破了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隔阂，把古典诗歌的审美趣味和表现技巧引入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使之呈现出与传统古典小说皆然不同的审美趣味。《红楼梦》不是以情节的故事性取胜，而是以充溢其中的诗情画意吸引读者。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红楼梦》中有大量的诗词歌赋，其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并且这些诗词歌赋不像其他小说那样仅仅是故事情节的点缀，而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缺少了这些诗词歌赋，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会受到伤害。另外，《红楼梦》中的这些诗词歌赋几乎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如《红楼梦曲》、《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另一方面，《红楼梦》中很多场景和情节都极富诗情画意，最典型的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宝琴立雪”、“秦雯撕扇”、“湘云醉眠海棠”、“黛玉焚稿断痴情”等，这些场景和情节都深得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美，简直就是一首首优美的小诗。

篇（2）

鲁迅对于《红楼梦》的评论集中于《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的第六讲“人情小说”中。鲁迅对《红楼梦》的研究则采用小说史的范式来解读，将其纳入整个中国小说历史中间进行考察，在红学史上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熟读《红楼梦》，对书中的诗可谓烂熟于心。据说他常让人用手遮住红楼诗中任意一字，由他来猜该用什么字，基本上屡试不爽。当日本学者问他学诗师于何人时，他说：“我写诗不曾拜过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可见他对红楼诗的用功之深。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与同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教授为讲《红楼梦》“大摆擂台”，掀起了联大的“红楼热”。特别是吴宓，竟为一家名曰“潇湘馆”的餐馆大动干戈，并勒令其改名，其痴若此，可见一斑。

篇（3）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篇（4）

曹雪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生平事迹其实只有一些模糊的线索，他坎坷的一生中只有一些节点为我们所了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家世的考证，是“红学”的一个分支——“曹学”研究的对象。他作为《红楼梦》作者的身份也曾屡受质疑。但这其实是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的一个表征。

在传统社会中，小说的文化等级很低，小说既无法给作者带来社会声誉，也无法带来经济收益。因此，小说的著作权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没有意义。“作者”的概念，在福柯看来其实是一个和市场中的交换关系之中的所有权紧密相关的概念。所以，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除了少数有清晰记载之外，其他都是在现当代通过深入的研究才确立的。而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其作者为谁，到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但曹雪芹却是一个类似莎士比亚一样的象征性人物，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作家，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集大成的符号。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中都有传统的殿军，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曹雪芹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而《红楼梦》谜一般的诸多神秘现象，诸如未完成的状况，人物的命运和归宿所留下的诸多的线索和暗示等等，都赋予了作品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

篇（5）

王国维与鲁迅都经历过清末民初的国家转型期，也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深造，相似的时代、教育环境却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学批评观。下面，笔者就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说”一文及各篇杂论为例，从三方面来具体分析王国维与鲁迅对《红楼梦》评论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来源：集体还是个人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直接阐明了对贾宝玉真实身份的界定：“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可，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这种创新式的观点将红学的研究从传统的索隐、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认为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并非小说实质性问题，“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种用西方美学的观点来阐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创举具有进步意义。鲁迅则认为《红楼梦》中的兴荣衰败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世间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断出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人生传记。“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他坚信贾宝玉的经历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实写照。鲁迅否定了王国维的观点：“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笔者认为，王、鲁二人之所以拥有相悖的观点，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维方式不同。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美学观点，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复杂化的，作者所构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个人的形象，而是时代、社会的缩影。把小说主人公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类的共性与人生的状态，这种宏观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恰当的。鲁迅对于此问题的见解则稍显不足，他认为《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亲身体验，他把贾宝玉身上所有的特质都归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说的包容性与虚构性，这种微观思维方式略显狭隘。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的观点更值得借鉴。

二、主题思想：消极避世还是积极进取

纵观《〈红楼梦〉评论》全文，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的思想是悲观避世的。他认可叔本华的观念，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望。王国维把世间所有的疾苦都归为欲望作祟。“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对待生活的苦痛，他认为“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强调“出世”的力量，由此认为《红楼梦》中唯惜春、紫鹃与宝玉三人达到了真正解脱的境界。在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清朝末期，这种思想是消极且妥协的，同时也为他日后自尽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而鲁迅则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在《红楼梦》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阶级的气味。他见解独到，从一个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从而论断出“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个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同时，他把焦大所受的马粪灌嘴的委屈与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论：“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将身份卑贱的仆人与受人敬仰的历史伟人并举，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阶级的先进思想。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鲁迅先进的思想觉悟更具有启迪民智与指引方向的意义。

三、艺术价值：世界的还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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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这次的《红楼梦》重拍，其声势也可谓浩大，有著名导演，演员全球海选，其出发点也不能说是纯属商业利益驱动……但所有这一切能保证重拍的《红楼梦》能获得更大的成就吗？恐怕未必。确实，经典的价值是需要后代人不断挖掘、延续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承恩的《西游记》是经典，80年代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西游记》也是经典，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然则经典何以为经典呢？让我们来看以下一组资料：

87版《红楼梦》单单对演员的培训就用了3年；六小龄童用了十几年时间去钻研一个角色；88版的《西游记》拍摄了7年才完成……而这些过程所经历的辛苦自不必说。由此看来，经典是靠日积月累的辛勤努力得来的。再看重拍《红楼梦》的日程安排，从开始海选到开拍仅有一年时间，难免给人一种举办“红楼人物”速成班的感觉。

我们知道，《红楼梦》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一部作品，主要是因为小说所承载的厚重的传统文化分量。而《红楼梦》里刻画的各个经典人物形象，便是这些文化的代言人。因此，演员的素质和水平，无疑是拍摄《红楼梦》的关键。而这种全球海选加魔鬼训练营一般的速成法，实在很难让真正尊重红学的人接受。若照此方法，一两年拍摄一部《红楼梦》，二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就再拍一部，此种浮躁让人觉得是一种对经典的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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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我国小说繁荣时期。长篇章回小说有罗贯中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施耐庵的英雄小说《水浒传》、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爱情小说《红楼梦》；拟话本小说有冯梦龙的通俗小说《三言》、凌蒙初的通俗小说《二拍》；传奇笔记小说有蒲松龄的神怪小说《聊斋志异》。西方影视技术引进中国，影视界就不断将这些作品搬上银幕，成就与名著不朽的梦想。《红楼梦》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影视红楼梦创作及特点

1924年香港民新影片公司拍摄京剧黑白默片《黛玉葬花》，梅兰芳演林黛玉。1927年上海复旦影片公司拍摄时装黑白默片《红楼梦》，周空空演刘姥姥。1928年上海孔雀影片公司拍摄古装黑白默片《红楼梦》。1936年上海大华影片公司拍摄古装有声歌唱片《黛玉葬花》，李雪芳演林黛玉。1939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顾兰君演王熙凤。1944年上海中华联合影片公司拍摄黑白有声故事片《红楼梦》，卜万仓导演，周璇等人主演，演员阵容强大。1951年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拍摄现代时装片《新红楼梦》，李萍倩导演，李丽华等人主演，是红楼梦现代版。1961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版《红楼梦》，袁秋枫导演，是黄梅戏经典版。1962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越剧电影版《红楼梦》，岑范导演，徐玉兰、王文娟主演，是越剧经典版。1975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6年香港丽的电视台拍摄剧《红楼梦》，林家声等人主演。1977年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摄古装歌舞彩《金玉良缘红楼梦》，李翰祥导演，林青霞等人主演，是香港十佳华语电影。1977年香港思远影业公司拍摄《红楼春上春》，金鑫导演，张国荣等人主演，是。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伍卫国等人主演。1978年香港今日影业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新红楼梦》，金汉导演，李菁演等人主演，演员阵容豪华。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王扶林导演，欧阳奋强、陈晓旭等人主演。是电视剧经典版，198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楼梦》，谢铁骊导演，夏钦、刘晓庆等人主演，票房不佳。20世纪90年代台湾中华电视台拍摄73集《红楼梦》，张玉燕等人主演，收视率不高。2003年泰国正大集团、上海电视台拍摄数字高清电视舞台艺术片新版越剧《红楼梦》，钱惠丽、单仰萍主演。

本人认为：“红楼梦的多指向隐义结构决定了红楼梦主题的无正解性。红楼梦的未完成性更是促成了这个谜局的形成”。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艺术偏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见解，重拍红楼梦在理论上是成立的。综观红楼梦影视史，概括出几个特点。1　拍摄频率高，在短短80年时间里，红楼梦影视版有近20个版本。2　科技进步带动影视发展。黑白到彩色，无声到有声，长镜头到蒙太奇，红楼梦拍摄在不断进步。3　篇幅越来越长。单本剧到多本剧，红楼梦故事越来越完整。4　主题日趋复杂，从塑造人物形象，到敷演人物故事，最后是演绎全本红楼梦。5　艺术形式多样。戏剧片就有京剧、越剧、黄梅戏、粤剧之分。6　艺术风格多样。有古装、时装，有传统、现代，有高雅、低俗。7　演员多用明星。影视创作培养和成就了大批演职人员。8　横向看，成败参半；纵向看，失败居多。

二、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风险

从红楼梦影视史角度分析，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一次创作风险较小。尊重原著，实现艺术形式转变，基本上就会成功。红楼梦影视版早期作品原创多，相对地位较高。如：京剧版、越剧版、黄梅戏版、粤剧版。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第二次创作风险相对比较大。第二次创作往往是在第一次创作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一次创作已经转变了艺术形式，第二次创作如果不能在内涵上有所创新，失败概率较大。新版如果要突破旧版的水平，必须从内涵的全、新、深、广的某一个角度上做文章。

三、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程序

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分三个步骤，包括从文学到剧本的再创作，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

剧本是影视的灵魂，它关系到影视的艺术定位，非常关键。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选择角度小的某个特定主题进行创作，是单本剧创作。一种是采取多角度、多主题创作，是多本剧创作。这中间主要是新版对旧版的创新问题，如：2003年新版越剧是在1962年旧版越剧基础上，只能在结构和台词上进行创新，就其艺术成就，即使不分伯仲，也是稍有逊色。新版电视剧要突破1987年央视版的高度，可以创新的是开头和结尾，而开头的神话故事是虚幻的思维性的哲理性的内容，对文学有意义，对影视则毫无意义，新版创新空间有限，唯一出路是撇开尊重原著的原则，拓宽创新空间。

剧本搭建故事框架，编写人物台词，把文学红楼梦重组为适合影视制作的影视红楼梦，但它仍然是文字。从剧本到影视的再创作，是将语言文字转化为声音和画面，这需要导演、编剧、摄影、演员、化妆、布景等通力合作。把富于想象的语言文字转化为具体可见的声画形象。影视是综合艺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到作品质量，所以，团队建设很重要。

影视是遗憾的艺术，从影视到观众的再创作，才能最终实现它的价值。虽然影视在设置剧情时尽量考虑大多数观众的要求，但是，一部作品能完全满足观众是不现实的。观众构成情况非常复杂，他们认知水平有高低之分，感悟能力有深浅之别，艺术趣味有雅俗之异，加上受前人创作成果的影响，部分观众挑剔在所难免。在观众实现再创作的时候，优秀作品被追捧，拙劣作品被鄙夷。上帝面前没有光环，要想成功，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四、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

许多人以文学红楼梦为标准评价影视红楼梦，把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艺术作比较，往往不会有结论。文学和影视彼此特征明显，有很大的异质性，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的再创作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从创作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创作工具四方面存在差异。小说历来都是野官稗史，曹雪芹花一生精力写小说，以致“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但他发扬古人发愤著书的优良传统，用语言文字将自己的生命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记录真实的社会人生，诉说自己对世界的看法，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其目的不 是留名青史。红楼梦成为文学名著是历史的选择。影视选择精品题材，选择历史，选择红楼梦，有功利目的。影视发挥群体创作优势，综合利用多种艺术元素，将抽象转化为具象，将静态转化为动态，将间接转化为直接，让观众真切感受红楼梦世界，但它不能完全复原红楼梦。如果没有新点或亮点，不能出彩，成败也是变数。综观红楼梦影视史，几十部只有几部精品，想拍精品不一定就是精品。其实，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如果没有越剧演员千锤百炼的唱腔身段来发挥越剧长于抒情的特点，就不可能成功。好莱坞大片模式固然好，近年从功利出发而拍摄的形式创新内容空泛的只给评委看的作品，观众是不认可的。香港影视的地位，得益于香港影视界对影视的清醒认识：速度、产量、娱乐、大众是影视的灵魂。

从作品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作品内容、作品形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红楼梦具有隐性的特点，容量大，角度多，视野宽。透过文本，读者凭借思维和想象，将红楼梦的意义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家庭、伦理、道德等层面，影视红楼梦具有显性的特点，容量小，角度小，视野窄。通过镜头，观众看到的是真实生活的有限画面，流动的画面不允许观众过多的停留和思考，如：文学用“爬灰”一词交代秦可卿死因，抽象、含蓄、富有文化意味，影视则用真实画面。如：宝玉的玉，文学用模糊概念，影视则具体到20个版本各不相同。一部具有恒久影响的文学因历史产生距离而拓宽了审美空间，这是文字间接性造成的。一部具有大众娱乐特点的影视将名著意义定格在某一个特定时代，满足时尚需求，只能造成短期轰动效应。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的比较实际是中西方文化观念的比较，文学红楼梦符合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影视红楼梦符合西方传统美学思想。

从接受角度分析文学红楼梦与影视红楼梦，两者在接受对象、接受方式两方面存在差异。文学是精英艺术，需要读者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调动他们的思维展开想象，它的受众比较少，影视是大众艺术，对观众没有特殊要求，只要有视听能力就可以欣赏，它的受众就比较多。在这一点上，影视红楼梦对普及红楼梦做出重大贡献，但是，对于许多没有读过文学红楼梦的观众来说，影视大胆直露的镜头语言可能会造成误导甚至是伤害。在改革开放发展振兴的大背景下，影视红楼梦应该改造文学红楼梦，去除其封建糟粕，赋予其时代精神。

五、红楼梦从文学到影视再创作的建议

1　影视红楼梦的主题创新。

高鹗续书体现出20世纪反封建的时代精神，为红楼梦增添不少色彩，但是，身处2l世纪就应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高鹗笔下的丫鬟大多奴性十足，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稍加润色，使之更加合乎现代女性的要求呢?1987年央视版尊重原著这个缺陷，并且结尾仓促而悲观，影视创作为什么不可以在贾兰等人身上体现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使之更加符合人类成长模式呢?剧组可以先尝试单主题小容量创新，检验一下能力和效果，再进行多主题大容量创新，走在时代前列。

2　影视红楼梦的结构创新。

利用蒙太奇手法，调整文学叙事顺序，使情节衔接更自然更生活化，使画面构成更富有诗情画意，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1987年央视版从甄士隐开始，引出贾雨村，再引出林黛玉，结构比较好。如果当时用电脑特技制作太虚幻，宣扬一些似懂非懂的大道理，反而会以辞害义，弄巧成拙。但1987年央视版在背景处理上有许多不足，江南景色不够灵秀，北方景物不够厚重，许多镜头借助花花草菜遮遮掩掩不够大气。

3　影视红楼梦的人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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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到《红楼梦》的价值，认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1］，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之高，是之前小说所没有的。韩国红学界在《红楼梦》思想艺术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义性、小说结构、小说的叙事方式、语言艺术美、情感艺术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别就这些方面加以简要介绍和评论。

一、《红楼梦》的多义性

韩惠京《〈红楼梦〉中对多意研究状况考察》中提到，因为曹雪芹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实意图很难。当时文字狱盛行，创作文学作品正面对社会进行批判可能很难，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来表现。作家自己已经体验过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测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触动现实，而是运用有多样解释的象征手法，还经过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工作。小说的名称也有很多个，可知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十分艰难。《红楼梦》中到处安排暗示和多样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扩张了情的意味还原到个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让读者自然猜测背后可能有真实状况的存在，是种关联着作品意味体系的创作手法。这些原因造成小说刚出来就带着脂砚斋的批语，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评点本。在《红楼梦》的考证、索隐等多种研究样相（情况）上，坚持了文学的独立性与文本的周边化倾向。这样的多义性的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以后研究家们要努力找到文学的本来的整体性。

韩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的状况，从理论方面分析表明了《红楼梦》的多义性，阐明了小说具有多义性的原因。《红楼梦》中安排众多的暗示和多义，使得文本阐释具有多义性的可能。韩惠京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红楼梦》主题的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二、《红楼梦》的结构

韩国《红楼梦》结构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主线结构研究》、韩惠京论文《关于〈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考察——抄点化中心》和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等。

高旻喜《〈红楼梦〉构成状况研究》提出，无论是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红楼梦》都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强调分析小说结构是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写出小说的构成原理与因果关系，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和论旨，选择和排列众多的资料（以实际生活资料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小说的基本结构。小说的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和成败。

高旻喜看到了《红楼梦》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强调了小说结构的重要性，小说构成对突出作品主题和论旨的意义，小说结构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优劣成败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观点。

三、《红楼梦》的叙事方式

关于这部分的研究有赵美媛的博士论文《〈红楼梦〉中出现的情的叙事化状况研究》、《〈红楼梦〉前五回中的叙事含义分析》和李治翰的论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

赵美媛对《红楼梦》的叙事构成通过“情”的叙事化样相上进行分析，分析《红楼梦》中独特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现有的研究是在史实性的美学基础上进行详细的现实描写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侧面；赵美媛的论文着眼于《红楼梦》的主题与构成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研究，相关地阐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脉络，想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幻想的空间是预示情的世界；现实的空间是展开情的世界；回归幻想的空间是崩溃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考察》中，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产生了质的飞跃和创新。白话人情小说《红楼梦》试图摆脱说话体的叙事模式，经过新的形态叙事模式的变化，形成了个人化、个性化的感愤自叙的作品。观赏的对象不是听众，而是读者，或者是潜在读者。《红楼梦》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创作的小说，而是具有自叙传记特色的文人独创的作品。

赵美媛通过研究《红楼梦》的叙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质和叙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说构成的三大空间。通过这些方面的阐述，可以看到赵美媛独特的见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过《〈红楼梦〉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红楼梦》在叙事模式方面的质的飞跃，是为读者或潜在读者而创作的文人独创作品，而不同于传统说话体小说，更不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这些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阐述，成就突出。

四、《红楼梦》的象征性

相关论文有高旻喜的《〈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红楼梦〉的浪漫性小考》，《〈红楼梦〉第五回设定的太虚幻境的意味》，《〈红楼梦〉中红楼与梦的意味》；李星的《〈红楼梦〉中出现的红的含义考》；韩惠京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赵美媛的《〈红楼梦〉初5回的叙事含义分析》等。

《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很高，这已为读者和批评家所公认，但到现在为止，《红楼梦》的主题和包括枝叶问题等众多问题尚无定论，相互间的争论也是事实。高旻喜在《〈红楼梦〉中出现的暗示研究》中认为，研究作家通过暗示的方法如何传达小说的构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作家常常把小说里面设置了障碍和雾气，所以读者经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实目的，但通过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当时时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时期，文字狱很严重。由于《红楼梦》是在对当时封建社会有批判见解和人道主义基础上写出来的小说，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写得明白的话，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狱，而且要使作品容易传播，才使用了隐蔽的手法来创作。作家把《红楼梦》的大纲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着叙述很适当，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开，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诱导其深思，才创造了生动的艺术效果。前五回中可见：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内埋伏的每回的内容各个独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别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复合的作用；第五，通过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说的主体和中心内容，主题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暗示人生无常，中心内容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暗示和贾府没落的暗示来分类，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的暗示从第六回以后展开。暗示的表现形态是：第一，从相异叙事主体来看，通过作家介入、启示者的设定和局外者的视角等写下来，变化多端；第二，表现手法上，适当插入以小示大、谐音字、真话假说、诗词曲赋等手法，不但有多视角的暗示内容，而且有良好的观感体验。高旻喜认为作家在小说里预设了众多的暗示，是预示红楼梦的悲剧结局。这种悲剧性是封建社会的情况下必然的归结。

韩惠京写的《〈红楼梦〉的梦与象征性》，认为《红楼梦》是以梦幻构图为中心轴展开内容的作品，是把一块石头在人世之间经历的事情写成一部小说。作家用石头的经历来表现一场梦幻的过程，才在小说总体的构成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梦，且相互间紧密联系，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过分析《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并有文字狱的频繁发生，所以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红楼梦》象征的具体表现手法。韩惠京则分析了梦幻在《红楼梦》中的重要作用。

五、《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红楼梦〉人物的命名艺术与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个语言的魔术师，他运用象征、比喻、对比等魔术艺术的手法，让人叹服。真正进入曹雪芹的艺术世界有几种方法，尤其是登场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蕴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红楼梦》里登场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约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传统的命名方式给他们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命名，从而使作品人物相当生动。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隐含着人物间的关系，作者安排他们的名字跟主体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蔡禹锡在其博士论文《〈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研究》中认为，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为爱情悲剧而设，王熙凤的命运与贾府浮沉相关。他分析了王熙凤的聪明幽默的性格，将其专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贾探春相对照，以其对贾府上下的态度，对嫡庶的想法，重视人治跟聪明贤德的平儿对照等。小说中王熙凤主要为补天意识的形象，但描写是否定的，表示对补天的幻灭的感觉。《红楼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是作家创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形象塑造把传统的平面人物发展到立体的人物加以描写了，深度地描写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继承发展了古代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艺术水平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锡的博士论文另有《〈红楼梦〉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贾探春的形象研究》、《〈红楼梦〉中关于人物描法试论》。其他相关研究有崔炳奎的《〈红楼梦〉人物理解》，《〈红楼梦〉感赏论》，《通过〈红楼梦〉人物看到人生的艺术》等。

六、《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崔炳奎在《〈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美探究》中认为，因为语言是文学的表现道具，所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和第一要素。文学使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过想象跟事物的形态反映现实的事件、自然景观和思维的过程，才创造了艺术的形象，给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为了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必须使小说语言具有形象性、准确性和生动性，才能使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加强。他认为文学表现的道具——语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语言，因为只有用提炼过的口语才会有生活感、生动感和较强的表现力。中国文学的语言艺术比他种语言美的要素要丰富得多。在《红楼梦》中文学语言艺术格外突出，表现的生动性、准确性、趣味性方面，《红楼梦》中都具备了。

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论文《〈红楼梦〉之文学言语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红楼梦》中的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力图以体系化的方式，综合分析人物语言与叙述者语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论文分为三章：

第一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一——人物对话研究。立足于“对话开始时的对话参与人数”和“对话结束时的对话参与人数”两个基本点，以及“对话断续”的重要因素，来区分《红楼梦》文本里的七种对话类型，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对话的发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红楼梦》人物语言之二——独白与内心独白研究。独白时的情境首先将自言自听的独白分成“有人听”、“没人听”两种类型，并以逼真行为标准分为独白的“生活化”和“舞台化”两种表现方式。而没有说出来的，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的内心独白，按照叙述者的公开与否，分成“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两种类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连续使用分成“单独使用”、“连接使用”两种类型。论文通过准确的数据分析，说明《红楼梦》文本里独白与内心独白的使用情况，表现独白与内心独白在两个部分的不同特点。

第三章，《红楼梦》的叙述者与叙述者语言研究。叙述者语言在小说中是相对于人物语言来说的，由叙述者发出的语言。他注目《红楼梦》在叙述者与叙述方式上的转化，即“叙述者与作家分离”以及“叙述者多角度复合叙述”来分析具有复合功能的《红楼梦》的叙述者语言，以此证明它确实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他还分析了《红楼梦》叙述者语言中的套语问题。

李治翰另有关于《红楼梦》语言研究的论文《〈红楼梦〉与北京试论》、《〈红楼梦〉中对话类型与发话形式》、《〈红楼梦〉中心理言语考察》等。在《〈红楼梦〉与北京试论》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3］5是阐明了在小说创作上，不想蹈袭现有的因习。李治翰提出，虽然作家没有使用北京的地名，从第53回中贾府家人的举动来看，读者也能知道［3］724。《红楼梦》中，贾府在北京生活，小说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其中俗语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艺术作用。

李载胜写的《试论〈红楼梦〉中的俗语运用》中，认为使用多量的俗语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他研究关于在《红楼梦》中作家使用俗语的状况。中国现有的俗语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这里反映了一般大众的生活经验，是有教训、有智慧的语言结晶体。曹雪芹写小说的时候费了许多的心血，花了很长时间，这特殊形式的俗语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炼，产生了语言艺术的升华。李载胜将俗语使用的效果加以分类：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写他们的性格很生动；第二用来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第三是起着内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现作品的主题，还暗示内容开展。

韩国关于《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在结构、叙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广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之处。作为世界红学的一部分，韩国将来的红学研究将会更加多样和更为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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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文学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经典文学尤其如此。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或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文化视野或审美品位上的种种局限，每个时期的经典文学解读都难免会有文本信息的漏读或误读，这就给重读经典留下了极大的可能性空间。这给续写《红楼梦》结局提供了可能。

文化还原也是解读经典的重要途径。任何经典作品，固然闪烁着创作者的个性光芒，但无一不是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结晶。用心寻绎其文化原型及其演进轨迹，将会拓展经典的认识空间，也有助于把握文化传统的脉息律动。这为续写《红楼梦》结局出现的积极意义提供了可能。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作为文学中心的文学经典在整个文化格局下也难免不遭受挤压和抛离的厄运。当下社会，消费通过大众传媒的鼓吹，已经成为社会大众一种挥之不去的潜在文化心理。无边的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弥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寸空间。市场经济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氛围，使纯粹的逐利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文学经典走下神龛，成了大众满足消费欲望的一种并无特殊意义的对象。消费文化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与欲望渴求，把经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全部打碎。对文学经典进行翻译、戏拟、拼贴、改写，追求经典文本的通俗性，这就是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所取的态度。这些作品的商业性动机和消费化倾向相当一致，而且操作方式十分相似。文学经典神圣性的消解与消费化趋势体现着现代性的世俗性要求。但经过戏仿、改编后的文学经典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充其量两者保持着一种互文性关系而已。续写《红楼梦》结局能逃脱这种祸福难测命运吗?

篇（10）

刘再复先生作为国内知名学者，虽从未自诩为红学家，但却为红学研究领域做出更为深广的别开生面的开掘。从2005年开始，在短短几年间，他先后出版发表了《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等红学著作与《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等单篇红学研究论文，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理论，自觉地摒弃了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运用直观把握方式，重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不仅以《红楼梦》作为审美对象，而且更以《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与精神开掘的对象，巧妙地将美学、哲学、宗教学、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以感悟的方式解读《红楼梦》，无疑在红学研究丛林中自立一家，为红学研究指出向上一路。简而言之，刘再复先生的红学研究大体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援引中西理论，深入揭示《红楼梦》思想内涵

刘再复先生红学研究的最突出特点，是援引中西文学、美学、哲学理论，作为联系比较的参照系，不仅重视宏观的把握与微观的文本细读，而且重视精神内涵与审美意蕴的开掘。这种比较联系，诸如“《红楼梦》与中国哲学”、“《红楼梦》与西方哲学”、“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骑士精神与女儿崇拜”、“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等等，开辟出红学研究的许多新视角，力求从根本上扭转《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繁缛的考证与无由猜测的研究方向，令《红楼梦》彰显自身超越具体历史与个人局限的永久的审美魅力。而最具代表性的比较与联系，一是援引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探索《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一是对西方有关荒诞意识理论的借鉴。

篇（11）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红楼梦》；服饰颜色词；整合性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著，不仅思想内涵深邃，而且语言艺术精湛，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对《红楼梦》作品的研究与评述逐渐形成一门显学，研究视角呈多元化趋势，而对于该作品的译介研究也逐渐向跨学科领域延伸，形成多元维度交叉渗透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现状综述

通过对主流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发现，近年来，学界主要从叙事学、跨文化交际、功能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论、比较文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视角探究《红楼梦》作品的译介，而从跨学科的生态学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尤其是将生态翻译学与红楼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翻译理论的整合性研究视角探究《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在语言、文化与交际三元维度的整合性翻译研究，以期为中国文学典籍的海外译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的参考维度与研究

视角。

二、核心概念界定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著名学者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全新翻译理念，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 [1]，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相互关联并进行整体性研究，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重维度对翻译现象进行全新的阐释和描述。（胡庚申，2003）

三、生态翻译维度下《红楼梦》人物服饰颜色词的英译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人物不仅形象丰富，其服饰描写更是绚丽多彩，与自然景物相得益彰，展现了极高的艺术美感和文化底蕴。据统计，《红楼梦》中梳理出的服饰颜色词达228条之多，分属红、黄、蓝、绿、紫、褐、黑、白、灰、杂等10种颜色范畴，[2]例如海棠红、碧玉红、杨妃色、蜜合色、松花绿、鱼肚白、秋香色等；这些缤纷的服饰色彩，不仅烘托出红楼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揭示了作品深邃的文化内涵。

（一）译者在“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从英汉颜色词的构词方式来看，汉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基本颜色词（红、绿、白等）、限定颜色词（水红、绛红等）和实物颜色词（葱黄、桃红等）；而英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单词颜色词（如red，purple），复合颜色词（如pale green），实物色词（如peach-red），可见，英语和汉语颜色词的构词方式基本相同，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适应性选择转换时基本保持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符号维度的对等，例如：“白绫红里的肚兜，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3]（第三十六回）将文中“白绫红里、红莲绿叶”中颜色词进行直译，译为：“ A white silk stomacher lined with red”， “The lotus flowers were pink， the leaves green”。

（二）译者在“文化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密不可分，而翻译作为跨语际的语言转换活动，必然受到语言所承载的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颜色词属于文化限定词，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 [4]（包惠南，2001）。《红楼梦》中人物服饰色彩负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内涵，因此翻译中，应透过文本层面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第八十九回描述黛玉“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锦裙” [5]，此句中的“杨妃色”让人联想到我国历史上的倾国美人杨贵妃，这一颜色词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据《太真外传》记载， 玄宗曾将杨贵妃醉颜比作海棠，因此将海棠红命名为杨妃色[6]，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到相关历史背景，将“杨妃色”译为“pink”或“reddish”，使译文符合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具有生命力。

（三）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分析主要基于实指和喻指两重维度，即语言维度和文化维度，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主题思想的突显，人物服饰的生态色彩也逐渐由富丽堂皇趋于暗淡，隐喻了封建大家族由兴到衰的悲剧结局，因此，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应符合这一生态环境的变迁，将翻译重心转移到交际意图维度，脱离文本形式的束缚，考察作者的表达意图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例如《红楼梦》中描述鸳鸯道“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裙子” [7]，黛玉初见宝玉时，宝玉“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 [8]，两处均使用“青缎”描述人物的穿着，颜色词“青”在我国古代属于抽象色，兼有灰、黑、绿、蓝之色，因此，译者充分考虑到这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生态语境，将其译为“black stain”，再者考虑到宝玉是男子，将“粉底”（靴）译为“white soles”，黑白相称，更为符合男士装扮，也契合了生态翻译论关于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