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理论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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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建筑的基本内涵

目前，虽然学术界对绿色建筑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各国学者及专家对绿色建筑的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在建筑物全寿命周期内，绿色建筑所消耗的能源及资源量是最少的，它们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最小的。在某种程度上绿色建筑有效实现了人、自然、建筑物三者的统一，它是我国在新世纪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

1.1 建筑物与生态

近几年，我国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在制定法规的基础上，我国还研究并开发了一系列的建筑技能材料。开展了生态住宅技术评估、生态住宅性能评定以及住宅居住环境设计导则等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突破。

1.2 绿色建筑与环境

在进行建筑设计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建筑物本身的构造、风格、色彩以及建筑物周围的环境特点，使建筑物和周围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建筑物设计应该从生态环境、物质环境、艺术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几方面出发，建立一个遵循自然、回归自然的建筑建筑设计理念，处理好建筑设计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人、建筑、自然三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1.3 建筑与节能

建筑节能是指通过高效合理的利用能源，使能源利用率不断提高，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耗能约占我国总耗能的 35%以上，加上建筑材料的生产及加工，建筑总耗能更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短缺的国家。一方面，我国将面临巨大的资源制约和环境恶化压力；另一方面，接近一般的社会总能耗被建筑“吞噬”掉，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因此，无论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还是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来看，发展节能与环保绿色建筑已刻不容缓。

2、绿色建筑设计理念

2.1 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人类改造周围环境的一种创新行为，建筑行为包含着对资源的转化、消耗，在消耗、转化资源的过程中，除了会影响周围环境之外，还必定会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为尽可能减小建筑物本身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建筑设计师应注重建筑节能设计。

作为生态、自然、活力以及生命的象征，绿色被赋予了神奇的色彩，它代表这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形象而生动的展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内涵。通过将绿色思想引进到建筑领域，使的绿色建筑得以形成并发展，这是世界建筑界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回应，绿色建筑物必定会成为未来建筑物的主导方向。

2.2 绿色建筑的基本设计原则

2.2.1 注重建筑的全寿命周期

建筑物从其最初的设计规划到后来的施工、使用、维修直至最终拆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物全寿命周期，如果把建筑物的构成材料考虑进去的话，全寿命周期还应该包括建筑物原材料的采购、运输、加工及材料的拆除及处理过程。注重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应该在建筑物初期规划阶段就充分考虑外界环境因素，使整个施工、使用、拆除过程对外界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2.2 适应并保护自然环境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周围自然环境，不仅要充分利用场地及周围的地形、地貌以及自然水系，而且要做好保留工作。保持景观同历史文化间的连续性，综合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状况以及建筑风格，维持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尽最大努力减少建筑物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减少有毒有害气体及废弃物的排放量。

2.2.3 加强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通过选择合适的材料、技术，优化绿色建筑设计及管理方法；合理利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占有率及消耗量；最大限度提高建筑原材料、自然资源、能源的利用率，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延长建筑物的全寿命周期，提高建筑物的性能及适用性。

3、绿色建筑节能技术的应用

3.1 建筑设计

首先，在建筑设计规划的过程中，要有较高的建筑环保节能意识。由于在建筑的实际设计规划过程中，诸多因素如建筑用地环境、建筑设计要求以及建筑的商业价值等会影响整个设计规划过程，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建筑设计人员对环保节能的兼顾不够，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建筑的朝向。一些建筑物呈东西两向，使建筑室内的热工环境差；其次，要严格按照建筑构造要求来控制建筑物的节能设计，对于我国新出台的建筑节能措施，相关设计人员必须认真执行；最后，建筑设计人员要加强对建筑物的通风性能，改善室内的热工环境，防止两晒情况。

3.2 建筑围护结构

建筑围护结构直接影响建筑物的使用能耗大小，为减低建筑物使用能耗，建筑围护结构应该和建筑物所处的环境相适应。例如在严寒地区，为提高建筑物保温性能，应该在建筑外表面增设保温材料，在一定范围内，保温层越厚，则建筑物的热工性能越好。近些年来，玻璃用作建筑围护结构材料的情况越来越多，从绿色建筑的角度来看，玻璃围护结构能够起到增加室内采光的作用。但是受玻璃围护结构热工性能较差的影响，为最大限度的实现建筑节能，应该控制玻璃围护结构的使用面积。

3.3 室内环境控制技术

室内环境控制主要包括自然光利用、自然通风利用以及空气处理系统等几方面的内容，其中暖通空调系统的应用最为普遍。在公共建筑物中，暖通空调系统的能耗占建筑总能耗量的55%以上，因此，建筑物节能的实现必须从空调系统的节能着手。例如可以通过控制中心微机上的检测，使空调显示画面上能显示空调机组的启停时间、运行时间、冷水机组的运行状态以及过载报警等参数，这对实现空调系统节能具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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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科学技术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在从工业文明时代开始至今短短两百年间，人类征服自然的破坏行为使得人类自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传统的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福社之余，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是日益彰显：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源枯竭，环境退化，生态恶化，已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使人类陷入了严重困境。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面对这个环境威胁？怎样引导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多种方法和手段。要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地球生态，使得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一致的发展，很多当代学者认为，由技术造成的全球问题还要依靠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因此传统的技术也要在可持续发展中找其相应的发展模式来替代，这就是绿色技术。为此，近年来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已将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

（一）国外学者相关理论研究

1962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突出，从而引起了经济学家、哲学家等研究人员对环境资源价值的研究，为使人类从已有的技术所导致的生存困境中解脱出来，人们在反思之余开始寻找出路。Kusz曾提出基于传统技术创新先行模型的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随着产品创新过程的连续进行，环境原则被整合进技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因此，他的模型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从环境而设计到面向环境的创造再到面向环境的营销，这一绿色经营链。P.Shrivastava提出了将外部制度因素与技术因素对企业创新子过程的影响反映出来的一个VIPO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模型[1]。W.Hopfenbeck从全面环境质量管理的角度，并且融合了企业业务流程重组思想与实践，提出了一个绿色技术创新过程框架。此过程模型注重于企业在日常的质量管理与循序渐进的创新与改革，可以改善企业的创新管理，提高企业的效益。创新与改革过程中，改善企业的创新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益[2]。

Martin和Jean-Marie通过不可改变性和差异性的复杂相互作用，运用技术动力学阐述了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公共技术政策。技术进步的结果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现有技术的进步延缓了可供选择方法和基本技术手段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改变又在现有能量供应和终端使用技术系统中产生了多样性，导致大量技术。制定可持续能源发展的公共技术政策，除了要考虑单项技术的导入和传播，还要考虑技术相关性、基础设施的要求（infrastructure requirements）、能源投入体系化所导致的技术改变的系统化[3]。

Katsuhiko（1996）指出：绿色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环境技术，是指对生态环境没有负作用的支持。Krbbe“资源增长和资源损耗，一种增长和稳定状态”中说“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手段”[4]。

Ruttan和Vermon运用路径依赖模型和技术诱导模型（Induced innovation and path-dependent models of technical change）解释了在环境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技术是如何克服技术惯性，向新方向发展的。虽然路径依赖工具能引起技术改变方向上令人惊讶的一贯性和持续性，技术的历史发展却很少沿着最初选择的过程发展。当技术进步放慢速度，相关价格方面的转变能引起沿着新方向的技术研究的加强，而这个新方向与现有价格因素更协调一致[5]。

（二）国外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国外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是在环境保护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方向调整而提出的。目前，在为开发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开拓未来市场和发展绿色产业创造机遇，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美国、欧盟、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都加大了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新能源开发的研究，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方面又一次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面。目前，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先进技术，积极扶植生态产业的成长。

美国绿色技术创新模式属于政府全程驱动型模式。美国政府强调：“促进环保技术发展一直是本届政府的一个高度优先的任务”，并制定了促进生态产品的生产技术与出口的战略，以图加强同欧洲和日本在绿色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绿色技术市场。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战略规划引导创新组织的方向和重点，并颁布各种法令法规来监督活动及市场秩序，使美国绿色技术创新以最适合美国国情的势态稳步前进。如联邦政府的环境技术政策、财政支持政策，加速商业化政策等，为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创造了大量的市场需求。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26部环境法律，涉及水环境、大气污染、废物管理等方面，成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强制性动力。此外，在美国，公众的意见往往能左右政府政策的制定。美国政府对生态技术市场的重视程度也得益于美国人民强烈的生态意识。有统计表明，73%的美国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77%的美国消费者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意向；有五分之四的人把环境污染看作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更加促进了美国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无不以“绿色”为追求目标[6]。

欧盟各国也非常重视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各国绿色专利在世界绿色专利中，欧盟就占据了48.5%的份额，而美国只占24.5%，日本占10.4%。可见在绿色技术方面，欧盟拥有明显优势。欧盟绿色技术创新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是有迹可寻的。欧盟发达的科学技术保证其拥有相对较新的综合环境数据和信息；有许多发展完善的组织和政府部门成为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高度一体化的体制使欧盟成员国协同行动成为可能，众多已实施和已验证的环境政策可供选择。这一切都为欧盟绿色技术创新飞速发展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

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制定苛刻的环境标准，世界贸易形成绿色壁垒。因此许多国家为避免在环境贸易中形成绿色壁垒都开始实行环境标志制度，对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及绿色产品开发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德国是率先实行环境标志计划的国家，此外美国的污染预防法、日本的环境协调型产品计划、加拿大的“环境优选”等对促进绿色技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8]。

三、国内研究综述

生态文明观要求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整体出发，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发展生产力，从人类自我中心转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为中心，建立生态化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它力图按照人类社会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适当地位，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运动规律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保证人类的世代延续和社会自然复合系统的持续发展[9]。包庆德教授认为，研讨生态文明时代的技术体系，应该强化研究科学技术生态含量的研究。即通过科技的生态化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到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10]。王健教授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说明建设生态文明既离不开技术创新又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寻找出理性化的技术创新路径，即确立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价值观、践行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原则、制定激励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机制[11]。李劲松也认为：大力发展生态文明是当代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技术创新生态化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他倡导生态化技术创新，把资源生态效益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从而使技术创新活动能不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天然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生态化技术创新在实现生产方式转变，谋求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与建立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12]。王伯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提出产业绿色技术化的概念，并通过产业技术发展史来分析产业绿色技术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13]，以此来说明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生态产业的发展对推动社会发展巨大作用。在生态文明社会的大环境中，杨发明、吕燕等从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出发，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决策受囿于特定的选择环境，并指出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不仅涉及绿色技术的层次特性、创新主体的行为特征，而且需要各层次激励工具的组合与协同，得出了组合激励是一个进化过程的结论[14]。所以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生态产业文明的发展和建设必然离不开绿色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发展生态产业，改革生产方式，对现行的生产方式运用绿色技术创新，进行生态化改造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动力。

通过深入到具体的企业技术创新生产过程中去把握绿色技术创新问题，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有益的建议。王伟强，盛敏之则通过对江浙五十余家企业的调查，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技术源、资金源、以及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成败的因素。因为是较早进行的研究，研究内容略显庞杂。另外，由于环境压力，绿色技术创新正逐渐替代传统的技术创新成为创新管理研究的新焦点，但绿色技术创新管理对于企业界与政府部门来说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当前预防性绿色技术创新的选择环境特点恰恰说明了这一点：①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危害认识不足以及存在着“免费搭车”的心理，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对清洁工艺与绿色产品不重视；②预防技术的创新与采用较之末端技术创新更需要组织机构、社会制度、消费文化、价值观念的变更和调整；③“信息缺乏”，很多企业不仅在认知信息上不足，也缺乏必备的环境知识、与主动预防战略有关的生产工艺和产品技术信息[15]。

四、小结

绿色技术创新是在生态文明理论指引下的一种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要为解决生态危机贡献力量，要大力发展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而对资源耗竭型、环境污染型的“黑色”技术坚决予以淘汰，创新开发出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要求的新型绿色技术。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是当代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参考文献：

[1]W.Hopfenbeck.The Green Management Revolution：Lessons in Environmental Excellence [M].NewYork：Prentice Hall，1993：156-158.

[2]Paul Shrivastava.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5（6）：183.

[3]Martin，Jean-Marie.Energy Technologies：Systemic Aspects.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6（53）：81-95.

[4]J.Krbbe，Willem Heijman.Natural income and nature：externalities growth and steady state [M].USA：The language and science，1992：167.

[5]Ruttan，W.Vermon. Induced Innovation and Path Dependence：A Reassessment with Respects to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J].New York：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6（53）： 41-59.

[6]叶子青，钟书华.美国绿色技术创新现在及趋势[J].科技管理研究，2002（2）：56-57.

[7]叶子青，钟书华.欧盟的绿色技术创新[J].中国人口、资源和环境，2003（6）：113-115.

[8]叶子青，钟书华.日本绿色技术创新现状及发展趋势[J].科技与管理，2002（4）：116-119.

[9]吴立妹.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J].新学术，2008（4）：325-326.

[10]包庆德，王金柱.技术与能源：生态文明及其实践构序[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l）：25.

[11]王健.论建设生态文明的技术创新路径[J].理论前沿，2007（24）：40.

[12]李劲松.论技术创新生态化与建立生态文明社会[J].现代商贸工业，200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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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03.6文献标识码：A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核心能力之争，核心能力离不开技术创新。在工业社会，技术创新主要表现为“生产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产，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1］。这种线性增长模式带来的负面作用已显现出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衰竭、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知识经济社会，必须通过生态技术创新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实行绿色化生产，以弥补资源和资本上的不足，协调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关系。

技术创新的研究始于熊彼特，很多学者对始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研究进行了深化研究，通过归纳，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概念、起源和类型研究；二是过程研究，涉及到研究开发、生产、市场营销和产业创新模式等；三是战略研究，涉及到竞争优势、价值链、技术演化趋势、创新能力等。技术创新的动力源研究是技术创新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一般来说，技术创新的动力源包括两类：技术推动和市场拉引。根据国外学者的统计分析表明，60%-80%的创新都是由需求拉动的。所以说，未来的技术创新离不开需求的“引力”作用。本文依据效用论和有效需求论，从绿色需求出发，分析生态技术创新的“引力”演绎及其对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增强和国家生态创新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

一、效用论与有效需求论的差异

效用是人对其自身需求被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效用既来自于需求，又反作用于需求，产生有效需求。换句话说，有效需求是被融入了效用的需求。但是，效用不同于有效需求，不仅在于产生的背景不同，而且在于效用具有微观性，有效需求既具有微观性也具有宏观性。

（一）产生背景的不同

效用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由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于19世纪70年代分别先后提出，共同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那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它既为社会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资本数量，又迅速发展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从而出现了19世纪50-60年代工业高涨时期［2］，社会生产成倍地增长。同时，工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农业封建关系的长期残余，使广大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导致商品供过于求，生产相对过剩，企业竞争愈加激烈。一方面，为了抢占更广阔的市场，这些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和争夺；另一方面，企业更加重视商品销售，市场营销观念从“以产定销”转变为“以销定产”，正如杰文斯所说：“我们专为消费，才去劳动，才去生产；产品的种类与数量，亦须参考我们所要消费的种类与数量来决定”［3］。为了更快地推销产品，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精密预料顾客的嗜好与需要”［3］。“凡能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3］。生产的急剧增加势必导致各种资源供应的紧张，为了使多种选择用途的稀缺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把边际效用理论应用到消费者行为分析中，“经济学理论是建筑在最后效用程度这一个函数上的”［3］。

总第428期朱其忠：生态技术创新引力演绎：从效用论到有效需求论····商　业　研　究2012/12有效需求理论的演进轨迹是先“微观”后“宏观”。它最早产生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展于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完善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18世纪50-60年代，英国正处在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封建残余和重商主义还在阻碍新兴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社会开始抛弃重商主义和萨伊定律，经营重心转向有效需求，斯密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4］，它标志着有效需求理论诞生。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初步完成，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基本建立，但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资本主义经济便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马尔萨斯的推动下，有效需求理论开始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混乱状态：物价迅速下跌、商品无法销售、企业经营困难、工人大批失业等，充分暴露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缺点，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存在就业不足，为此，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二）主要观点的不同

效用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体现在消费者的需求上，而消费行为则是消费者心理活动——人的欲望（或需要）的结果。一方面，虽然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就个人而言，其欲望则是有限的、相对的，欲望强度和享受程度随着消费品量的增加而减弱；另一方面，人的欲望将随着收入的增加、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就必需品说，一个人很快就满足了，但他会希望推广享受的范围。他的最初目的，是变化他的食物；但不久在服装上亦发生了求变化与精美的欲望；次之，又发生了建筑的、装饰的、布置的欲望——这诸种嗜好，在有这诸种嗜好的地方是绝对不能满足的；文明改进，这种嗜好亦随着增加”［3］。人的欲望被满足程度就是效用。对于一个理性的消费者，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效用最大化，所以消费者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使自己购买每一种商品的每一单位货币支出所带来的效用相等。商品效用既来自于它的稀缺性，又来自于人的主观判断。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尺度是边际效用，它决定商品价值，而商品价值则决定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

根据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有三层含义：个人的现实需求、生产的现实需求和充分就业的社会总需求。首先，有效需求是指个人的现实需求。在斯密看来，为愿意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的需求，就是有效需求［5］。这里的自然价格相当于商品价值，是按照成本加成定价法计算出来的，即正常成本加上正常利润。它不同于市场价格，市场价格是指“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5］。自然价格有时高于市场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两者的差异导致对商品需求的差异。其次，有效需求是指生产的现实需求。在马尔萨斯看来，“商品的有效需求就是需求者在实际情况下为了使所需商品能够不断地获得足够供给而必须支付的代价”［6］。强烈的有效需求将会带来供给的增加。商品的有效需求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从而成为形成财富的唯一原因。从微观的有效需求到宏观的有效需求，不仅取决于个人的需求强度，而且还取决于人口数量和性质，“人口的不断增加是需求不断增加的一个有力而必要的因素”［6］，但“单单人口不能产生对财富的有效需求”［6］。再次，有效需求是指充分就业的社会总需求。在凯恩斯看来，一方面，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交点上的值，即有效需求［7］；另一方面，“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函数与总供给函数的相交点”［7］，“如果假定消费倾向于新投资量不变，那么只有一个就业水平与均衡相符合”［7］，这个就业水平就是充分就业，所以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就是充分就业的社会总需求。有效需求的产生路径是：预期收益总供给充分就业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并决定国民收入的大小［7］。

（三）研究目的的不同

效用的研究目的是从单个人角度解释商品的价值，即“正确的联系应是价值同效用”［8］，为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效用与稀缺性相结合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由于“任一社会的劳动，皆有极大部分用在普通生活必需品、便宜品，如食物、衣物、建筑物、工具、家具、装饰品等物的生产上”［3］，所以只有那些能够满足消费者欲望的、稀缺的商品才能具有价值，而只有商品“有价值才值得为它而劳动”（威特利）［8］。“工业可以生产的只是那些有用而又有限量的物品”［9］。价值的外在表现是价格，供求关系在价格的波动下，通过竞争而自行调整和平衡，不需要政府外在干预。

从个人的现实需求到生产的现实需求，再到充分就业的社会总需求，说明有效需求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从社会的角度解释经济危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每种商品的上市量自然会使自己适合有效需求。因为，商品量不超过有效需求，对所有使用土地、劳动或资本而以商品供应市场者有利；商品量不少于有效需求对其他一切人有利”［5］，但“在满足欲望的追求中，人类的命运决不是相互独立而是连结在一起的”［9］。在一定的时间内，个人的需求欲望很难改变，但生产欲望却不断增加，即人的嗜好改变速度要慢于收入转化为资本，从而“商品就会普遍过剩”［6］。凯恩斯继承和发展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中，投资需求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也随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快”［7］。所以，“投资波动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国民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10］，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常常阻碍生产的进程”［7］，从而引发经济危机，所以政府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增加有效需求，化解经济危机。

二、绿色需求的演绎：从效用论到有效需求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和社会长远发展，产生绿色需求。它既源于个人的本能需要，也是社会追求高品质及高品位的必然。

（一）生存是人的最本能需要

人的本能是人天生的生理欲望和需要。人有三个本能：生存、集体性和创新。生存是人的第一个本能，因为生命对于人来说，是宝贵的、有限的和脆弱的。人的独特意识能够使人天生地体会和感受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存在。维持生命和繁衍，使自己或人类能够存活长久，是人的第一渴望。群体性是人的第二个本能，因为人以群分，不同种群的人具有不同的特性，同一种群的人具有相同的特性。一个人如果太容易因为意见不同而分化，导致离群独居，其寿命肯定会大大降低，所以人离不开他人和群体而独自生存，人是社会人，“人的一切欲望只有在社会中，只能通过社会提供的方式和手段，才能得到合理的实现”［11］。创新是人的第三个本能，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因为人的一生或人类社会无时不充满着风险，只有创新，才能不断解决问题，战胜困难，从而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促进人类进化。在人的这三个本能中，生存本能处于核心地位，是其他两个本能的最终目的，因为从本质上说，人的一切活动的都是为了生存。

（二）从绿色效用到绿色有效需求

人的欲望从来不是一种抽象存在，它是具体地指向外在对象的要求，并由外在对象唤醒，所以商品是通过唤醒人的本能欲望，来产生效用的。工业文明仅仅经历了一百多年，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社会福利的同时，也让人类和地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资源短缺、淡水的枯竭、空气的污染等，人们开始日益重视和关注自身的健康和环境问题，即生存问题，将食品营养、保健、生态、安全、环保等观念深深扎根于人的思维理念中，形成绿色消费观念。所以，绿色产品的效用源于人的本能，并逐渐演变为有效需求。

产品本身是否绿色、产品使用是否安全、产品生产是否清洁、产品废弃是否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等，将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据TüV南德意志集团（TüV　SüD）亚太有限公司所做的为“2010　TüV　SüD绿色指标”（TüV　SüD　Green　Gauge　2010）的独立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超过供应量，绝大多数被调查者（94%）愿意为明确证明是“绿色”的产品和服务支付高昂的额外费用（平均为多支付45%的费用），而且83%的被调查者表示需要购买此类产品或服务。美国克里兰夫市场预测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绿色消费正以每年平均12%-15%的速度递增，世界绿色市场规模将持续扩大。绿色消费观念讲究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开始考虑给社会所带来的附加值。例如很多人喜爱休闲运动，具有很强的节水、节纸、节电意识，适度消费，选择环保产品和产品的多次、重复使用，无磷洗衣粉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人们开始关注服装、装修材料等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观念对传统消费观念的冲击。事实上，随着人们对生态环保观念的认知和加强，也促使人们改变原有的消费习惯，许多人已经自愿拒绝购买和使用非绿色产品和服务，这些人心甘情愿地站在绿色消费立场，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买单，具有高度的前瞻性，继而形成绿色消费习惯，产生有效需求。绿色的有效需求有两层涵义：首先，人们在消费时，习惯于选择对自身健康有益的产品和服务；其次，人们在消费时，习惯于从社会角度出发选择对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有利的产品和服务。

（三）绿色需求是追求高品质及高品位的必然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高层次的需要是指当人们不在为基础需要而奔波的时候，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逐渐提高，并趋于绿色。绿色生活质量的追求表现为：更加关注消费绿色精神产品，如休闲旅游、社会和睦、教育公平等，它是消费者顺应时代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健康的、科学的、享受有度的、资源节约型的消费。人们对绿色生活质量的追求，不再以奢侈浪费，追求时髦为荣，即人们虽然追求生活富裕、舒适，但不过度消费物品。换句话说，人们更多追求的是更高层次的、可持续性的精神满足。所以，在当今，对绿色生活质量的追求已经成为人类作出消费选择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并将进一步导致绿色产业经济理念的蓬勃发展，因为这种资源节约型、环保型的生活质量追求，会通过消费理念、消费行为、消费结构的改进而促进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促进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和升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生态化进步。

三、绿色需求对生态技术创新的引力作用

绿色需求从效用向有效需求的转变将引领企业更新生产观念，开展生态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国家生态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

（一）企业生产观念的更新

绿色有效需求的作用，尤其是绿色市场的形成和扩大将引起生产领域的彻底革命，促使企业管理者们更新生产观念。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他们必须开发新的绿色产品；为了创造一流的绿色产品，他们必须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实施清洁生产；为了适应消费者环境意识的提高，他们必须开展绿色营销，以提高自身的形象。在这一个过程中，绿色需求始终发挥着引导的作用。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绿色需求，生产者和经营者无利可图，“集聚效应”就难以发挥作用，绿色产业就不能迅速崛起。所以，消费者的绿色需求对企业经营者更新生产观念极为关键。TüV南德意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兼总裁Dirk　von　Wahl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绿色’产品和服务不仅能帮助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而且具有真正的商业意义。今后五年中，这一情况将更加显著。目前，市场上的‘绿色’产品和服务种类相对有限，企业如果能快速反应，利用这一不断增长的趋势，将得到不菲的回报”。绿色产品市场开拓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上，那些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产品将受到限制和禁止，为绿色产品所取代，新的绿色产品将层出不穷，从绿色食品到绿色产品，从绿色汽车到生态住宅等，应有尽有。

（二）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开展

资源环境的约束、绿色消费的兴起、国际分工的调整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市场的诉求。绿色需求正激发世界各国许多有远见的企业家创新生态技术的热情。生态技术，也称绿色技术，是指充分发挥现代科技创新潜力，把生态系统理论应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开发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品和服务。企业开展生态技术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具体表现在：企业在产品的开发创新、生产制造过程中，应高度重视环保要求；在开发、设计时，应尽量保证避免污染环境，并设法减少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破坏；在使用后，产品应易分解、回收、翻新与安全处理，力求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此外，由于单个企业的作用有限，企业开展生态技术创新还必须走“集群化”之路，形成绿色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生态技术创新是在企业集群内部的价值活动创新中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引导创新向着减少资源和能源消耗，避免、不造成或很少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价值活动和生态环境向协调的方向转变，以提高企业集群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为主要目标。

（三）国家绿色创新体系的建设

建设国家绿色创新体系首先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按照产业生态的要求，加速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变生产模式不仅是当今企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的规划主线，因为开展生态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也是国家应尽的社会义务。生态技术的创新和扩散需要强调政府的作用，以协调和促进国家绿色创新系统，并提供技术、信息、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在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基础上，国家应该通过教育、研究与开发、示范引导、贴息贷款、财政扶持、立法等方式，大力建设宏观层面的绿色创新体系，它包括开发各个企业都能获益的生态技术，大力开发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物和有限资源的再生及有效利用的技术，为企业提供各种能源、资源重复使用和循环使用的技术等，走一条对环境无公害的生态技术创新之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四、结论

无论是从效用论，还是从有效需求论来看，绿色需求均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起着“拉力”作用，但现实情况是：国内很多企业明显低估了这种作用，低估了消费者对　“绿色”问题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有调查显示：仅有60%的企业认为消费者愿意为“绿色”认证支付更多费用，其原因是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和“搭便车”现象，使得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拓展受到了极大的抑制，绿色需求理念并没有渗透到企业的运营中去，企业的生态技术创新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企业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不仅时有发生，而且危害也越发严重，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虽然我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如征收环境税、倡导清洁生产等，但这些举措是否能够促进社会开展生态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要取决于人们的消费选择及其“投资”行为，而且还要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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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税收筹划研究的现状

我国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最近几年风起云涌。特别是2006年的《实施的若干配套政策》，它宣告了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全力支持的时代。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也体现了这一趋势。由于科技创新优惠政策的扩大。很多研究人员开始研究技术创新的税收筹划。林颖(2007)研究了《实施的若干配套政策》中的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8想税收优惠政策。它们分别是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松绑”、固定资产缩短这就年限法“解禁”、所得随减免更“实惠”、创业风险投资企业的“优惠”、科技中介机构面“四税”、转制科研就够优惠有“下文”以及社会资金捐赠创新活动或“扣除”。方晓成等(2007)研究了运用技术创新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税收筹划。并分别从技术开发费、固定资产折旧、合理利用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和加大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投资这四个方面介绍了所得税的筹划。

其实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税收筹划的方法在前人的文章中也有提及，只不过是没有单独提出。比如以前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筹划、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筹划以及技术开发费用的筹划等等。

综上所述，以上关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税收筹划研究中都存在以下缺陷：(1)关于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税收筹划的研究很少，几乎为零，很多只是关于技术创新的。(2)没有将绿色技术创新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环节来考虑，仅仅是对某条优惠政策的使用。(3)很多是关于某一个税种的筹划，比如仅仅是营业税，或者最大税种所得税等等，没有对整个过程考查。

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税收筹划研究的必要性

(1)企业的生存日益困难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环境已经逐渐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项重要生产资料。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步伐。

2008年的金融风暴严重挫伤了公众对经济的期望，导致了消费者消费的低迷，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就是外贸出口的严重缩减，国内消费的萎缩，企业资金周转不良，导致很多企业裁员和倒闭，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在目前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任何开支的节约都可以帮助企业运转。税收作为企业的一项大额支出，它的节约也将有助于企业走出困境。

(2)公众要求企业承担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环境是现阶段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节能减耗、保护环境也成为公众要求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而企业履行节能减耗、保护环境这一社会责任的唯一途径就是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进行税收筹划。不仅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的局面，还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更好地履行社会赋予的保护环境的责任。

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税收筹划的可行性研究

(1)国家政策的鼓励

我国政府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降低企业的负担，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比如从2009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这些优惠政策都是政府鼓励企业不断创新的方向标，企业用足用好这些政策为企业谋利。也是政府倡导的。所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税收筹划是符合各方利益的。

(2)税收筹划理论的不断成熟

税收筹划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工作。它要求筹划者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对各项政策准确把握。随着税收筹划理论的不断发展，税收筹划工作也是日臻完善，筹划的风险得到了较好的控制。税收筹划理论的成熟为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筹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中介机构的繁荣发展

篇（5）

“所谓绿色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无公害化’或‘少公害化’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绿色技术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绿色工艺创新，包括清洁工艺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二是绿色产品创新，即开发各种能节约能源、原材料，少使用昂贵或稀缺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以及使用后不危害或少危害人体健康、少影响生态环境的产品,以及易于回收利用和再生的产品；三是绿色意识创新，主要是指培养、形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意识的过程，如绿色教育、绿色营销和绿色消费等。可见绿色技术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系统相协调的新型的现代技术系统，它在减少企业生产的边际外部费用的同时,一般也能降低企业生产的边际内部费用。可见绿色技术是指根据环境价值并利用现代科技的全部潜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环境与经济双重目标的技术。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符合环境发展要求的技术创新能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减少环境污染，同时能提高企业将环境成本内化的能力。现有传统技术应用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耗竭是最严重的负效应之一。在现有的技术经济范式下，我国企业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是线性和非循环的，消耗、浪费大量资源和能源，同时排放大量的废弃物污染生态环境。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有技术系统+末端治理”的模式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局限性，提出了通过创新和扩散发展具有生态正效应的绿色技术的要求，以实现企业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企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严重不足。而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采用使经济和生态环境相协调，具有生态正效应的绿色技术，推行生态化、清洁化的生产方式，能使原材料和废弃物再循环利用，把污染物尽可能地削减在源头和生产过程中，实现企业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良性循环。绿色技术创新和扩散应用可以取得巨大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是我国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所面临的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导致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然而很多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仍不够重视，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的模式和方向时，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资金投入少，绿色管理不利等往往不会主动选择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企业缺乏绿色意识。多数企业对眼前利益看得过重，对绿色技术创新关注较少，没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绿色技术创新扩散和应用。由于我国环境保护起步较晚，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企业都缺乏对绿色消费的全面认识，绿色消费认识模糊使绿色产品市场秩序混乱，无法形成公平竞争局面，很多企业借绿色之名行污染之实。

第二，企业采用绿色技术不足。绿色技术要兼顾生态、资源、环境和社会后果，技术性强，复杂程度高，难度大，风险大，其技术投资和运行费用相当昂贵，这就使得企业不愿意采用绿色技术。同时，绿色技术与企业现有工艺、技术水平不匹配也是阻碍绿色技术创新与推广的另一个因素。因此使得企业采用绿色技术严重不足。

第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人力、资金缺乏。绿色技术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金，需要高素质的人才。然而，“据有关资料显示，企业基建资金中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只有4.5%，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仅有1.3%，排污收费只占应征额的51.4%。另外，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资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力量薄弱，人才贵乏，资金得不到保障，使一些企业力不从心，延缓了绿色技术创新扩散与应用的速度。

第四，企业的绿色管理不力。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创新组织不力，绿色技术开发中心和服务中心普遍尚未建立，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传递机制不健全，严重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

三、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对策

1.建立健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激励机制

绿色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具有外部性，使许多企业都有了一种“搭便车”的心理，这不利于中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单靠市场机制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要依靠政府制定法律，颁布政策，资金和技术的大力支持等。

第一，政府政策法规的强制管理。这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是直接的，但要真正发挥政策法规的作用，就必须协调环境行政主体之间的利益，必须明确环境执法的具体程序，建立相应的环境行政司法制度，加强环境执法的可操作性，使环境执法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第二，政府环境管理的经济刺激手段。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手段主要包括排污收费及税收等，其刺激效果取决于实际收费额及相应法规措施等各种因素。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的相关政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将使企业在利益驱动下，珍惜有限的排污权，减少污染物排放，同时使企业成本真实反映环境保护的要求，从而达到防治污染的目的。

第三，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客观调节。我们应调整产业政策，适当增加环保投资，提高环保资金的利用率。对污染严重的产业、企业和工艺系统实行生产工艺排污许可证制度，以促进严重污染工艺的改造及老化设备的淘汰。

2.建立良好的企业技术创新的内部环境。企业要树立绿色理念，形成有意识的、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和创新理论。绿色理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对绿色战略的认同感，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企业经营者应树立绿色经营理念，认识到实施绿色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对企业员工进行绿色教育，使员工逐步认识到绿色战略的实施关系到企业自身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觉地树立、维护企业的“绿色”形象，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意识。

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必须加大企业资金投入，这是推进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对策和措施之一。要建立和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动力机制，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加快构建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投资机制，拓宽投资来源，合理提高折旧率，逐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比率，建立健全企业融资机制，建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风险基金等。最终形成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动力机制和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的资金支持体系，推进我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管理是把绿色理念贯穿于经营管理中，这就要求进行企业管理系统创新，建立一种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管理模式，以提高企业生态综合效益，并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行现代企业绿色管理，应调整与改革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功能，设立专门机构，建立一套自我完善、自我约束的环境管理体系，加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决策，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全过程中加强环境审计。还应建立绿色创新保障机制，包括绿色人才激励机制，创新资金筹措机制，“绿色”宣传和培训机制等。

3.建立健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社会配套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体系是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连接企业和技术市场，整合社会科技资源，开放式、网络化的技术创新服务网络、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适用性技术、提供咨询与服务的组织较缺乏。因此需要整合环保部门、产业界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成立集咨询、技术服务、中介机构、风险投资等职能于一身的技术创新服务和促进中心，进行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研究、国外先进适用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以及咨询服务、技术培训等，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

同时应建立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传递机制，及时向社会有关循环经济的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而的信息，以使企业及时了解国内外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最新发展动态，提高技术创新信息的传递效率和准确性，提高创新效率。同时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利用外界力量合作创新，如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创新。环保部门不仅要加强法规、标准的执行和监督力度，而且要积极起到中介、协调和服务的作用，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力。

绿色技术创新是保护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缺少绿色技术创新的资金、人才以及激励措施，严重阻碍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与应用。为了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国家应积极构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企业自身也要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创新，有步骤地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中的推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忠学秦书生:《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科技成果纵横，2003年第6期

[2]彭攀丁丹:《略论绿色技术创新》，学术交流，2005年第12期

篇（6）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问题不断加剧，人口不断增加，而绿色技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开始被广泛重视。绿色技术创新的意义也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正逐渐替代传统的技术创新，成为创新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视点。在贵州目前提出工业强省战略的背景下，建立和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做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对于贵州整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绿色技术创新系统

人们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绿色技术创新将环境保护新知识与绿色技术用于生产经营中，以创造和实现新的经济效益与环境价值。绿色技术创新是指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一种技术创新，它建立在绿色技术发明基础之上，不仅追求技术创新的工具效率，而且还从人的生活意义及价值出发，把人类技术创新活动自觉地融入自然生态循环的系统中，既有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类健康质量的社会效益，又有获得潜在利润的经济效益，既是一项使绿色技术成果商品化的经济活动，又是使绿色技术成果公益化的社会活动。绿色创新作为一种生态化的创新模式，把生态重建、生态经济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符合在“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创新原则，有利于推进生产力的生态化（杨庆义，2002）。

自弗里曼（Freeman）、纳尔逊（Nelson）、伦德瓦尔（Lundvall）等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后相继提出国家创新系统以来，国家创新系统也已引起了各国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在创新系统研究的框架下，绿色创新、与低碳发展相关的创新、可持续创新等也正在逐步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在各国学者对创新系统进行的研究中，正逐步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内容。

绿色技术创新的外延很广，不仅指以研发污染治理破坏技术、终端污染处理技术、生产过程的污染防止技术为主的产业技术结构，还包括一个社会的整个产业体系的生态化。从横向看，它覆盖了第一、二、三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中的技术创新，以及信息、能源、材料、生物等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从纵向看，只有绿色技术创新在产品结构、企业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战略选择等微观、中观和宏观各层面都得以实践，才能称之为绿色技术创新。

将绿色技术创新当作一个宏观系统来考虑，必然要强调政府在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绿色技术创新主体系统”分析框架是将企业、政府、科研院所及公众等相关社会群体纳入绿色创新主体系统，主要分析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公众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推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不仅仅是企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公众等其他社会相关群体也应成为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由此就构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系统。

二、贵州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现状分析

贵州素有公园省的称号，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高，在自然环境方面较我国其他省份具有较强的优势。贵州目前提出工业强省的战略目标，将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然而，贵州虽然资源丰富，但毕竟有限；生态景象虽然良好，但生态基础脆弱，迫切需要破解资源环境制约发展的难题。现在这个战略目标要解决的最主要矛盾是“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的矛盾”，而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手段。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贵州省在绿色创新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贵州在生态经济建设，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循环经济为代表的各类绿色经济建设上都有着明显的发展。但是，由于贵州省本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投入较少，贵州的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近年来虽然逐步增长，但一直在1%以下，因此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得发展就有一定的限制。

1、绿色技术创新系统主体。目前贵州省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包括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环境、生态问题，在课题的名义下从事绿色技术创新，其目标是开发―中试―产业化。贵州省科技技术目前重点支持农业、信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中药现代化、喀斯特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领域的科技攻关及成果转化。这些重点支持产业大多数属于绿色产业的范围。目前贵州省的绿色创新主体主要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由高校和企业合作，通过课题形式由政府或企业出资，从事绿色技术创新，其目标是开发单一绿色技术，或解决企业具体的清洁生产问题。第三层次，企业根据市场前景预测，自筹资金，开发新的环保设备或绿色产品，其目标是进入市场。或者是高校（研究院所）接受社会其他组织委托，开发新的绿色技术或绿色产品。第四层次，企业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对传统产品进行“染绿”。

2、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制度。绿色技术创新制度是一个系统，包括与绿色技术创新有着直接与间接影响的各种制度，比如产权制度、技术市场制度、政府促进技术新制度、企业制度、保障制度等。贵州省目前从绿色技术创新制度上来看主要是遵循着国家的相关的制度。而从我国来看，我国目已初步建立了一些绿色制度、规划、法规，比如《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绿色经济立法还处于初步阶段，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实质性内容也并不是很多。

3、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不足历来是贵州省企业发展的软肋所在，而在绿色技术创新这一块也不例外。由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周期长，费用昂贵，贵州省大部分的中小型企业不具备基础研究和绿色技术成果转化的实力，很少将绿色技术创新的观念渗透到企业文化中。同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经济性难以内化，多数企业缺乏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目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本处于被动、被迫的状态，许多企业关注直接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益，市场投机性强，短期行为严重，主观上对采用绿色技术缺乏积极性。同时，由于绿色环保产业起步较晚，经济基础较弱，应用于环境保护和绿色技术开发的各种投资总量明显不足，导致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

4、绿色技术创新市场。从全国整体市场前景来看，绿色技术创新面临巨大的机遇，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前景广阔。一是国家实施《绿色工程规划》，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投资了大量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二是国家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列为投资重点，以此扩大内需。三是随着市场竞争的“绿色化”，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行清洁生产，以减少排放、节约资源和能源。四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理性度与成熟度的上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有了更高的消费需求。近几年，消费者环保意识虽有提高但是总体上水平偏低，而且仅仅停留在绿色意识的启蒙阶段，对于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标识没有明确和系统的认识，而这种现象在农村更为严重，消费者需求对于形成绿色技术的市场需求的拉动力还略显不足。

三、建立与完善贵州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对策和建议

《201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经济转型和绿色发展探索性地提出了“引导转型、支撑转型、适应转型、合作转型、调控转型”的转型框架。贵州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后发展地区，应该抓住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机遇，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1、推出绿色采购体系。政府绿色采购，是指在政府采购中着意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政务绿色采购主要包括办公用品采购、绿色服务采购和绿色工程采购。贵州地方可以借鉴相关法规出台相应的《绿色采购条例》，推进公共部门采购环保型产品、促进需求向绿色产品转移。比如日本于200年5月制定的《绿色采购法》就值得借鉴。

2、引入绿色会计、绿色技术创新审计制度以及相关评估制度。绿色会计制度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全面反映企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会计核算体系。一方面，可以强化企业的环保责任，促进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和对绿色新技术的应用；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的环境保护形象，增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相关的经济效益。绿色技术创新审计是指通过自身或第三方利用审计方法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定位，从而为提高技术创新管理水平提供必要的信息，审计的作用在于企业内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还便于对各企业或各产业进行比较，从而宏观管理（陈劲，刘景江，杨发明2002）。全面的技术创新评估体系包括生态环境评估制度、公平性评估制度、文化评估制度和经济评估制度等。

3、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投入、多渠道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高投资和高风险的特点，企业在绿色创新的过程中难免遇到资金短缺的问题。当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有：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排污收费、综合利润留成、国家环保补助资金、国外环保贷款或赠款等。应逐步提高绿色创新资金比例，争取各种有偿或无偿的资金、技术支持。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的绿色发展贷款力度，并为其提供贷款优惠，加大补贴性贷款的额度，从而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压力，为企业绿色制造和绿色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设立专门的绿色技术开发补助专项资金，刺激企业主动进行绿色技术的开发；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创办、领办绿色科技型实体；对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方面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奖励。

4、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积极建设绿色创新联盟。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在于绿色技术创新系统的环境，创造一种能够促进区域内创新主体相互学习、交流、转化和创新资源的良好氛围，是加快绿色技术流动、转化与再创新的重要措施。而政府推动的绿色创新联盟有利于企业与政府、企业、高校、科研单位、市场等之间诸多绿色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的关系的建立。这种绿色创新联盟应该以政府提供绿色创新系统基本的框架、资源和开展绿色创新系统发展的相关工作为主要任务。对于贵州这样的后发地区，更需要政府结合市场的需求情况，出台鼓励绿色创新联盟的建立，促进绿色技术在区域内的扩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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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017-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03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B以成”，这是已落下帷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阐释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绿色发展哲学理念，也是当前中国有感于现实资源环境形势而做出的必然选择。面对当前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等严峻形势，学者为破解这种粗放式的增长方式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路与见解。尽管这些思路和手段，短期内对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成效，却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落后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科技含量”的生产方式。蔡P指出，冲破资源环境约束、推进技术进步，已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虽然这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思路。但是，是否通过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就一定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文献回顾与假设

必须承认依靠技术进步转变生产方式，以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这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Galor and Tsiddon、董锋等发现技术进步通过创造高技术能力的生产个体和高技术的生产单位，来刺激经济实现生产方式转变。尽管有学者已经关注到技术进步的节能减排效应，但是却周旋减排效应的高低问题。然而，实证的结论又颇为蹊跷，有的研究支持技术进步有利于碳排放，而有的则发现存在“门槛效应”，还有的则认为不存在减排治污效应。技术进步是否真的能够促进环境治理、控制污染？众说纷纭。Marx指出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既有可能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有可能增加环境污染是一柄“双刃剑”。Ekins指出技术进步必须要强调其生态、环境优化、资源节约的偏向，环境生态技术进步将有助于建立起有利于环境生态的工业生产体系。景维民、张璐基于SBM模型验证了“技术进步偏向在初期表现绿色或非绿色特征时，技术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表现出的绿色或非绿色特征”，这表明区别技术进步绿色与非绿色偏向的必要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向？

技术在创造新生产的同时，也在缔造新需求。如果不考虑技术发展的绿色与非绿色偏向，那么将同时带来非绿色的生产与非绿色的需求。问题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有可能推动这种扩散？对该问题的分析在现实上能够有助于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李平、慕绣如强调了环境政策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促进作用。李斌、赵新华等指出环境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工业结构的不合理，这说明绿色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有积极的作用。金培振等等指出绿色技术创新能带动重工业的能源效率提升，进而有利于节能减排。在现实中，既有通过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又有通过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等改进或变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全部这两种类型的绿色技术。

研究假定考虑两种类型的绿色技术：a1，通过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b2，通过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为了简化和区别研究假设，将第一种方式设为“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也可理解绿色偏向的“软技术”。第二种方式设为“绿色纯技术创新”，也可理解为绿色偏向的“硬技术”。为了分析二者交互作用，研究设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与绿色纯技术创新的乘积交互效应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即包含了“软技术”和“硬技术”二者的全部交互效应，为c3。那么，什么因素影响a1，b2，c3，其作用机制如何？

在参考Arrow，Griliches，Scherer等关于技术积累、知识生产的模型后，Griliches考虑了随机冲击影响，又再次提出如式Ii=αRDβiHKγiεi的知识生产模型。RD代表技术进步、研发资本投入，HK代表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中的投入，I代表技术进步。该模型解释了影响技术进步、知识生产的因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的重要方面，研究推测也应该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1：研发人力投入、研发资金投入以及技术引进将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产生正向作用。

H2：研发人力投入、研发资金投入以及技术引进将对绿色纯技术创新产生正向作用。

H3：研发人力投入、研发资金投Aloft及技术引进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向作用。此外，Field、Fuente andDomenech、康建英发现发现年龄结构变动、老年抚养负担对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但没有考虑技术省际空间外溢和技术进步方式。据此研究提出H4假说。张江雪指出中国技术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技术研发活动。雷光继、林耕指出健全中国技术市场对于转化科技成果尤为重要。因此，考虑中国技术市场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由此提出H5。

H4：劳动年龄老化将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绿色纯技术创新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作用。

H5：技术市场发展将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绿色纯技术创新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

既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技术进步、绿色知识积累的重要方面，就可能存在扩散溢出效应，那么是否有可能利用这种扩散作用？张欣炜、林娟、高丽敏指出一国绿色技术发展基础较优越时，国内的绿色技术市场交易结构越完善，从而绿色技术行业易于出现。Romer和Lucas、藤田昌久、Krugnan提出空间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其表现为向心力和离心力，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分析这种离心溢出效应有何作用。如果存在该效应，那么将证明有可能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学习效应，进而使各区域间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达到均衡。因此，提出假说H6。

H6：假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省际空间学习效应。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这给绿色全要素理论与实证提供了一定空间。一是，虽然目前的研究都讨论了资源环境问题中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两面性。二是，尽管学者已经发现技术进步中的绿色偏向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特别重要，但是却疏于分析这种绿色偏向的作用及影响机制。这就造成要么强调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对节能减排缓解污染有积极作用，要么存在“门槛效应”、倒“U”效应以及不确定。三是，忽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扩散性，这导致政策方面难以给出技术进步有利于控污的证据；另一方面还导致难以提供溢出效应作用的解释。在理论上，能够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支持。在践上，将有利于中国依靠技术进步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而实现长期绿色可持续发展。

2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2.1模型设计

研究设计两个层次的模型分析，希望通过不同层次建模对比探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路径。第一个层次对假说H1，H2，H3，H6展开实证检验。第二个层次在假说H4，H5，H6的基础上展开探索性建模。假说H6作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扩散性的检验可能存在于两个层次模型中。根据第一个层次建立模型，GRD1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D2为绿色技术效率变动、GRD3为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省际空间学习效应实证绿色纯技术创新，RK表示研发资本投入，HR表示研发人力资本投入，IM表示技术引进，u_i表示个体效应。对计量模型（1）-（3）的检验反映了对假说H1、H2、H3的检验。

（1）

（2）

（3）

由于假说H6提出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了对空间溢出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假设30个省中相邻空间矩阵为W。该矩阵W为30×30的方阵，空间相邻的两个省用1表示，空间不相邻的用0表示如下式（4）。W（30×30）的标准化方阵每行元素相加为1，每列元素相加为1。尽管李婧认为这种设置过于粗糙，但并这不影响结论，相反却简化研究问题。根据H6的假说研究将该矩阵w乘以一个自变量的滞后期加入到计量模型（1）-（3）中得到式（5）-（7）计量方程。

（4）

（5）

（6）

（7）

2.2数据来源

自变量数据来自2007-2014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包含了30个省市（、香港、澳门、台湾数据难获得故除外）观测样本为240，表1给出了上述自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变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c3）、绿色技术效率变动（a1）、绿色纯技术创新（b2）。参考王争等、刘志迎等以及Kumbhakar and Lovell使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获得。由于研究纳入了相关环境资源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参考李涛的研究扣除每年平均5%的折旧。数据均来源于2007-2014《中国统计年鉴》30省面板数据测算变量及结果详见表2。

（8）

3实证分析

对两个层次建模的分析测算研究采用MATLAB_R2012Bx64完成。空间面板模型分析的基础是存在空间相关性。全域Moran’I能够检验出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其具体计算方式如式（9）。

（9）

首先，对第一层次分析表3、4给出了统计检验分析结果。对比模型a与d。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和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在模型a中，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的系数为0.345 2，而在模型d中为0.183 4；模型a中高技术产品进口额系数为0.037，而模型d中为0.023。模型d考虑了外溢项W*dep，后消除了空间相关性的干扰，模型a显然高估了变量的影响程度。模型d中R&D经费变量不显著，说明研发经费对空间相邻的省技术没有影响，人力资本投入是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这与王林辉、袁礼实证的中国技术进步属于劳动增进型，研发投入绩效不明显的结论保持一致。对比模型b-e与c-f，发现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和高技术产品进口额的影响路径有所不同。研发科工数占就业人数比对GR/Y2、GRD3都有正向影响，由于0.085小于0.103 3说明其对GRD3的影响高于GRD2。这说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通过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污染削减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然而其作用小于通过纯生产方式、生产工艺等改进或变革，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即绿色纯技术创新。表明当前中国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作用发挥不足，片面追求“硬技术”忽视绿色“软技术”。加之，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对只对绿色纯技术创新（GRD3）有正向影响，说明虽然中国技术引进有助于推动绿色纯技术创新，但是却不能有效吸收绿色“软技术”。自此假说H1、H2、H3得到证明，说明确实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机制。其次，对第二层次分析表5、6给出探索性建模统计分析结果。经过反复试验，发现了建模的稳定结构，如下式（10）-（12）。观察模型A-F发现，老年抚养负担Agel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D1、绿色技术效率变动GRIY2以及绿色纯技术创新GRD3都有负向作用。这说明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在绿色技术发展方面无论是绿色技术效率变动还是绿色纯技术创新都将受到影响。另外，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MA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D1有正向作用，而对GRD2、GRD3没有影响，这说明技术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绿色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扩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SA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有正向影响，表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对拓展绿色管理技术、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有积极作用，进而有利于实现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的绿色技术实现扩散。高技术产品进口额IM对绿色纯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再一次反证了模型f的结论，也说明了中国目前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存在引进并吸收绿色纯技术创新的情况，假说H4、H5得到证明。

（10）

（11）

（12）

再次，虽然上文已经分析了影响因素的作用，但是还没有对模型中的结构分析。模型d-f＼D-F中因变量的滞后一W*dep项前的系数分别为：d（0.527 0）、f（0.601 0）。模型d表明前一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每提高1%，后一期与该省相邻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省将提高0.527 0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模型f中W*dep项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601 0，表明前一期绿色纯技术创新每提高1%，后一期与该省相邻的绿色纯技术创新不易于扩散的省，将提高0.601 0的绿色纯技术创新。同理，模型D-F中W*dep项的系数分别为：D（0.581 0）、E（0.319 0）、F（0.334 0）也是相同的解释。然而经过反复实验模型e没有通过检验不存在W*dep项，这说明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不易于扩散，不存在学习效应。推测可能由于省际间分割性所导致。所以选择建立空间误差模型，Spat.aut系数为0.322 9，表明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在省际空间存在异质性误差。这说明当前中国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所代表的，以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以有利于治理污染节约资源的绿色技术，不易于扩散特征明显。因此，虽然中国一直在调绿色节能减排的“硬技术”技术实现突破，却忽视了作为知识积累易于扩散的绿色“软技术”的作用。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因其知识广泛适用性特征，本应该更易于扩散实现相邻省际间学习效应，然而结论却与此相反。这说明当前面对严峻的资源环境威胁，迫切需要注重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发挥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等绿色“软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转变生产方式的作用，以此为支点实现相邻空间的扩散放大省际空间学习效应。这验证了假说H6，一方面为中国省际间通过空间学习效应实现技术由点及面的扩散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为中国实现这种扩散提供了可选择路径，即依靠绿色技术效率变动，通过绿色管理技术等绿色“软技术”的发展为支撑，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

4结论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凸显，依靠全要素生产率被认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然而，并不是任何技术进步都能带来绿色可持续发展。研究运用面板建模和空间动态面板建模分析中国相关数据，对H1-H6展开实证检验。一方面证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影响机制，另一方面验证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省际空间学习效应。首先，实证说明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提升绿色技术效率变动，对绿色纯技术创新的提升小于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注重绿色管理技术、制度对生产方式转变的贡献。虽然技术引进有利于提升绿色纯技术创新，但是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效率变动较弱，迫切需要引进吸收并消化绿色管理技术、制度等“软技术”。其次，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模、人力资本投入对绿色技术效率变动有正向作用，而技术引进仅对绿色纯技术创新有正向作用，有必要增强引进绿色技术效率变动的吸收能力。再次，对H6的实证为中国有可能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省际空间的学习效应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协同发展。

当前中国资源环境约束日趋收紧绿色发展尤为迫切，依靠绿色技术效率变动，以绿色管理技术等绿色“软技术”的发展为支点，使绿色理念以制度的形式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中，进而有利于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绿色“软技术”对绿色发展的贡献小，本应易于产生较强学习效应的绿色“软技术”却反映出较弱特征。未来政策应从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改进或变革提升绿色“软技术”的贡献。

二是，在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绿色技术时，既要重视对绿色“硬技术”的吸收，又要重视对绿色“软技术”的再学习。

篇（8）

中图分类号：f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29?05

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在生产中将外部环境污染内部化，缓解甚至消除矛盾，是解决“经济—环境”发展难题的有力工具。目前国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这一话题的探讨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大都是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进行理论阐述，落脚点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会产生什么影响，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却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进行梳理，并实证研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以便为制定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如braun & wield将绿色技术定义为：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1]。kemp等人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因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而产生的新的或改良的工艺、技术和产品[2]。根据戴鸿轶等的研究结果，国外学者更倾向于使用“环境技术创新”，而国内的学者更常用“绿色技术创 新”[3]。这些概念很大程度上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本文将沿用“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术语。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意义已经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他们认为与一般的技术创新相比，绿色技术创新既可以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同时也可以将负的环境效应内部化。从宏观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被视为全球绿色转型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手段[4]；从微观的企业角度看，绿色技术创新是增强企业竞争优势的有力途径[5]。

大多数学者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经典的波特假说表明环境的典型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市场机制对其配置的低效率，企业不会主动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政府进行环境规制，可以使企业将外在的成本内部化[5]。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环境规制进行分类，探讨不同的规制手段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如brunnermeier & cohen把环境规制分为污染治理控制支出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分别讨论对于美国制造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污染治理控制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很小，而政府检查监测活动的加强并没有使绿色技术创新得到相应的增加[6]。按照环境规制对经济主体排污行为的不同约束方式，paul & robert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必须达到的环保目标以及采用的技术标准都做了严格的规定，手段过于刚性；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鼓励企业通过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7]。kathuria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工具，市场激励更能通过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环境收益[8]。

尽管环境规制已经被证明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有效手段。但也有学者提出：现有的工业主流技术对化石能源有高度的依赖性，同时政治、经济、社会与其结成一个“技术—制度综合体”，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系统内在惯性，导致技术锁定和路径依赖，致使绿色技术创新在传播与扩散上面临着阻碍[9]。因此，众多学者从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其他因素。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的学者大多以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探讨两者的互动机制，鲜有考虑其他重要的因素。而国内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加之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大多文献仅讨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没有细分到绿色技术。本文试图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基于中国绿色技术的专利数据，先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

再利用中国省际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r&d投入、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供相关依据。

二、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现状

技术创新的衡量有多种标准，如使用专利数据[6]，或者使用r&d的投入强度[10]，其中专利是被广泛应用来说明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这是因为专利申请情况通常与新技术的发展一致，并且可以用来追踪技术转移的状况[11]。

基于此，本文采用有关绿色技术的专利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产权网（http：// cnipr.com/）。使用python软件进行程序设计，搜集了专利检索平台中“绿色技术”类别下的所有专利信息，来进行实证分析。

（一）绿色技术创新的时间变化特征

整体上来说，2003—2009年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为2003—2005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呈现缓慢波动状态；第二阶段为2006—2009年，专利申请量增长趋势十分明显，说明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从绿色技术创新涵盖的范围来看，图2所示6类绿色技术创新的增长趋势与图1基本保持一致[12]。总体上来说，

2003—2005年，各类绿色技术专利的申请量的波动较小。2006年后，各类绿色技术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能量供给线路，其次是轨道车辆和风能。

从绿色技术专利的时间趋势上来看，这同中国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2006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表了《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宣布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国家环保局开始着手整顿化工石化等高污染产业，对违法项目的处理从“立即叫停”转变为“限期整改”，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同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开始实施，能源法律法规群日趋完善。

（二）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状况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各个省份的发展差异较为明显，存在区域失衡的现象。以2009年为例，中国各地区平均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为425项，仅有7个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浙江、辽宁）高于平均水平。其中申请量最高的省份为广东，高达 1 846件，而最低的海南和宁夏仅为14件，详见图3。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专利申请量仅集聚在几个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广东、江苏、北京、山东、上海和浙江六省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61%；二是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分布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高的一致性，东部的平均申请量为958项，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和中部的创新水平较为相似，平均申请量为492项和323项，而西部与其他地区创新水平相差悬殊，平均申请量仅有135项。

从基本现状可以看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发展势头强劲，但是在区域层面上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为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后面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将通过实证研究来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三、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在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r&d投入、外商直接投资这四个方面来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由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现有国内外文献大多把关注点放在环境规制方面，而作为技术创新的一个子集，绿色技术创新同样会受到r&d投入、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收集了2003—2009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数据缺乏，已剔除）的面板数据，以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环境规制可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7]。命令—控制型规制是强制性的政策手段，是立法或行政部门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直接规定污染者污染排放限度和方式的规章制度，企业必须遵循，否则会受到法律或行政的处罚。“三同时”是中国独创的环境规制手段，它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有力的防止新污染的产生。市场激励型规制是鼓励企业通过价格、税收等市场信号来做出行为决策，它考虑了不同企业的成本差异问题。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较早使用的市场激励规制，也是国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指标。本文选取“三同时”执行

合格率和单位gdp的排污费分别作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的指标。

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现状中可以看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区域分布的不均衡性，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相一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经济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本文引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规模，来分析它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工业比重较大也是我国产业结构的特点之一，工业是污染排放量最大的行业，也是最有可能发挥绿色创新技术最大效用的行业，故本文采用工业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

现有文献对于r&d的投入大多从经费和人员两个角度进行衡量。其中r&d人员是研发活动赖以进行的重要资源，被看作是经济和竞争的关键因素，同时从某一方面也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13]。本文选取各地区r&d人员数来衡量r&d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技术外溢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被投资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方式[14]，同时也带来了污染转移。

然而随着清洁发展机制的出现，fdi也带来了国外先进的绿色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基于此，本文选取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征外商投资因素。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造如下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为了消除异方差性，本文对于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命令—控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有着显著的影响。从不同环境规制的特点来看，命令—控制型规制的“技术强制性”往往使得被约束者不得不使用高成本的污染控制手段以达到规定的污染控制标准。虽然这类规制手段有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但是“一刀切”的排放标准对追求较低污染排放的技术创新刺激并不明显。从回归结果来看，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排污收费等政策工具考虑了企业的减排的成本，利用市场力量有效的配置排污者的减排成本。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市场激励型规制可以持续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去进行最大限度的污染削减。这与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7?8]。

经济发展水平中经济规模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人均gdp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发达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明显高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区位优势明显、资金实力雄厚、科研能力较强，因此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较高。在产业结构方面，工业比重的增加未表现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十一五”期间，尽管政府对于减排做了诸多努力，但是环境保护计划指标仍没有完成。目前我国的工业生产对于非清洁能源如煤炭等依赖较大，绿色环保技术在推行中也困难重重，产业的优化升级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较长的时间，并非一蹴而就。

r&d人员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从我国人力资源的分布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集聚着越多的人才，绿色技术创新的水平也越强，这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分布特征相符合的。r&d人员是进行技术创新必不可少的资源，赵黎明等学者指出科技水平落后是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重要因素[15]。

fdi对于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根据《中国外资统计》，截止2009年，fdi的资金中50%以上位于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有些学者已经发现外商投资会带来“污染转移”，导致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14]。然而随着《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和cdm项目的推广，丰富了fdi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意义。截止2009年11月，中国注册的cdm项目居世界第一，通过这些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国外先进技术将会促进中国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以上分析可见，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更显著的作用，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也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工业比重却呈现一定负向影响，r&d人员的投入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fdi的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目前并没有明显作用。

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启示：第一

，环境规制手段由命令—控制型规制为主逐渐转变为市场激励型规制为主，综合运用这两类规制手段。第二，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要重视工业发展速度同时要注重工业发展质量，推动传统工业的技术改进以及新型工业的技术推进。第三，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合理的研发人员投入是技术创新的保障。第四，合理调整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积极推动cdm项目在中国的发展。在选择外商投资项目时，不能以经济效应为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有目的的选择经济效益高、环境污染小的外商项目。同时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鼓励投资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此外，通过财政、法律等一系列相关政策，正确引导和监管cdm项目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好cdm的机遇，促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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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 绿色农业 农业技术 秸秆

一、绿色农业的涵义与研究范畴

（一）绿色农业的涵义

什么是绿色农业?从发展绿色农业是为了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出发，所谓绿色农业是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以绿色技术进步为基础，充分应用绿色高科技手段，集节约能源、保护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发展农业经济于一体，倡导绿色消费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模式。发展绿色农业应重点加强农业的生态技术推广设与发展绿色食品。在我国积极倡导与发展绿色农业，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条件，满足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需求，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实现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绿色农业的研究范畴

绿色农业的研究范畴应重点体现绿色农业发展模式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农业发展模式是绿色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实质，是绿色农业发展研究的核心和重点。绿色农业作为一种先进的、代表生产力要求的、符合农业发展方向的生产模式，其基本要求应是“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绿色技术创新也是绿色农业范畴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科学技术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综观农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发现大多数农业技术创新只是从单项工程技术层面或经济效益层面上来研究技术创新的，而从生态经济层面研究所见甚少。因此，要实现常规农业向绿色农业的转向，必须大力提倡绿色技术创新，使绿色技术成为绿色农业发展的支撑和保证。绿色技术创新是建立在绿色技术发明基础之上，主要包括组合型技术创新和发明技术创新。不仅追求技术创新的工具效率，而且还把农业技术创新活动自觉地融入自然生态循环的系统中，既有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社会效益，又有获得潜在利润的经济效益；既是一项使绿色技术成果商品化的经济活动，又是使绿色技术成果公益化的社会活动。从绿色农业理论体系的研究来看，绿色农业技术创新关键是要围绕生态建设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技术来展开。

二、在绿色农业体系下农业技术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开发利用

（一）农作物秸秆加工利用技术

1．秸秆饲料化技术

农作物秸秆虽然所含营养成分低，粗纤维含量高，蛋白质含量少，但是，经过适当的加工处理，补充适量的粗饲料和其他必须营养物质，仍能满足牲畜的各种营养需要。我国具有利用农作物秸秆饲养畜禽的传统，并由此培育出了具有高繁、耐粗饲的诸多优良畜禽品种，同时建立了一整套的秸秆饲料化技术。因此，利用秸秆养殖，仍是发展畜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

2．物理处理技术方法

利用人工、机械、热、水和压力等作用，通过改变秸秆的物理性状，使秸秆破碎、软化、降解，从而便于家畜咀嚼和消化的一种加工方法。实践证明，秸秆未经切短，家畜只能采食40%-60%，而经过切短或粉碎后的秸秆，可以几乎全部被家畜采食。常用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切断与切碎处理、揉搓处理、软化处理、热喷处理、膨化处理、颗粒处理及碾青处理等方法。

3．化学处理方法

利用一些化学物质来处理秸秆，在打破秸秆营养物质障碍的同时，提高家畜对秸秆的利用率。实验结果表明，秸秆氨化后可提高消化率约10%。秸秆氨-碱复合处理后，麦秸的消化率可提高到66.5%，稻草的消化率提高到71%。同时，动物的采食量大幅度增加。常用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碱化处理、氨化处理、酸化处理、氧化剂处理、氨-碱复合处理和碱-酸复合处理等方法。

4．生物处理方法

利用有益的微生物（如乳酸菌、酵母菌）和酶等，在适宜的条件下，分解秸秆中难以被家畜消化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的一种方法。据实验测定，麦秸微贮处理后，干物质体内消化率可提高24.14%，粗纤维体内消化率提高43.77%，有机物体内消化率提高29.4%。常用的处理方法主要有自然发酵法、微生物发酵法、酶解技术等。

（二）秸秆养殖蚯蚓技术

将秸秆经过粉碎堆制处理后，作为蚯蚓饵料饲养蚯蚓。蚯蚓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丰富的粗蛋白，不仅可用来补充畜禽蛋白质饲料的不足，还可入药。实践证明，25-30kg秸秆饵料可以生产1kg鲜蚯蚓，并可获得70%蚯蚓粪。蚯蚓粪又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含有很高的有机质、腐植酸、氮、磷、钾，并含多种微量元素和氮基酸，是植物生长最需要的养料。

（三）秸秆作为基料生产食用菌技术

利用农作物秸秆作为基料栽培食用菌，不仅来源丰富，价格低廉，而且，可以缓解诸如棉籽壳等其他基料日渐紧缺且价高而影响食用菌生产的问题，大大增加了食用菌生产原料的来源。同时，生产菌菇后的菌糠是一种富含营养的菌体蛋白饲料，既能作为饲料过腹还田，也可作为优质的有机肥直接还田。

（四）秸秆还田技术

农作物秸秆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氮、磷、钾、镁、硫和微量元素，将其通过机械或生物性处理后直接还田，能够有效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这项技术主要包括秸秆粉碎还田、根茬粉碎还田、整秆翻埋还田、整秆压扁还田和堆沤还田等形式。

三、农作物秸秆综合开发利用的基本途径

目前为了在绿色农业体系下推广农业技术，加大作物秸秆的开发利用力度，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宣传，深化农作物是宝贵资源的认识

过去几年绿色食品的成功实践，为发展“绿色农业”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就整个绿色农业发展来看，还缺乏完善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当前要把保护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确立为秸秆综合开发利用的主导思想，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秸秆综合开发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知识的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对秸秆饲料、肥料、燃料和原料价值。绿色农业理论体系的研究应大大拓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内涵，将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到农业的整个产业链条中，推动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推广绿色生态化种养结合模式秸秆综合利用技术

该种方式是将秸秆饲料化技术、还田技术和能源技术组装配套起来的一种综合利用技术。即是先将农作物秸秆饲料化（青贮、压块、氨化或生物处理等），然后用于饲喂牛、羊等草食牲畜，再将秸秆过腹转化后的排泄物，如粪、尿以及剩余的草粉渣等装入沼气池，用于发酵产生沼气，沼气用作能源加以利用，沼渣还田沃土。或者用秸秆饲养蚯蚓，蚯蚓既可作为饲养畜禽的动物蛋白饲料，又是制药的原料。这些方法可以充分的利用秸秆，既可生产出供人们放心食用的优质肉、奶等畜产品，又可改善环境，产出清洁能源和无公害的有机肥料还田壮地，形成一个有益的生态循环链。

（三）科学调整绿色农业结构，提高农作物秸秆品质

绿色农业的发展应以优化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的，围绕高效农业技术、品牌特色资源和农产品安全质量，制订符合绿色农业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扩大标准化生产覆盖率。一是要加快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建立起完整适用的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在保持粮油生产稳定的前提下，减少营养和利用价值较低而秸秆产出相对较多的作物的种植面积。二是要从作物育种入手，选育出籽实产量高、质量好而秸秆饲喂价值也高的粮草兼用新品种。三是要加快可以利用秸秆的草食动物（牛、羊、马等）的发展，培育具有高繁殖、耐粗饲、生长快的优良畜禽品种，扩大饲养规模。通过秸秆过腹还田，加快“土地―作物秸秆―家畜”的良性循环和产出系统的完善，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加快绿色农业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刘连馥.绿色农业初探.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14-36.

[2]雷海章.现代农业经济学.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15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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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林纸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内容

本循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三个突破:一是秸秆制浆技术获得突破,草浆替代了木浆。泉林纸业在新式备料、置换蒸煮、氧脱木素等清洁制浆技术获得突破,利用秸秆产出了优于阔叶木浆的优质木浆。二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本色浆生产过程经过特殊工艺处理,无漂白阶段,不产生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如二口恶英等)。三是节水节能。本色草浆比传统漂白草浆节能20%,每吨浆节水30—40t,生产成本比传统漂白草浆低1500元/t。第二条是生产用水循环链,这是造纸企业实现循环发展的重要环节。具体过程是:制浆中段的水进入水处理工程,经处理后一部分回用于生产,一部分进入调蓄水库用于农业灌溉。造纸行业是高耗水行业,水循环和节约利用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问题。泉林纸业除在节水上有技术突破外,在水污染防治技术上也有所突破。对废水进行分类处理,抄纸过程产生的白水应用超效浅层气浮工艺实现全部回用;中段水处理,采用自主研发的复合化学反应曝光和高级氧化深度脱色工艺处理,实现每天2万t的中水回用,外排水优于国外木浆环保标准。第三条是黑液、废渣处理循环链,这是符合循环经济“资源化”原则的典型环节。备料产生的杂质部分用于生产发酵基质,另一部分同制浆过程的黑液、环保处理过程的污泥都被送入有机肥车间生产有机肥。有机肥车间黑液蒸发产生的含氮重污冷凝水被送到热电厂,经烟气脱硫过程后产生亚硫酸铵,成为企业制浆原料。本循环实现了“原料—产品—废弃物—原料”的循环,生产的废气物和污染物的资源化,减少了污染,产生了经济效益,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泉林模式产业升级因素分析和比较分析

泉林模式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因素分析泉林模式是创新驱动导向的产业升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证明,在制造业内部,与现代技术密切联系的部门增长最快,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因素是知识存量、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结构,而知识存量的增加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因素[6]。技术创新是知识存量的表现,这是泉林模式超越传统生产模式的主要动力。技术创新推动泉林纸业由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价格的粗放型数量增长道路,转向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的集约型内涵扩张道路。泉林模式是一条以绿色造纸为核心多产业集聚的现代产业发展道路。产业集聚是技术创新理论的一个推论。在制度技术创新理论研究中,M•卡曼和N•施瓦茨研究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认为,企业在抵御外部竞争压力和获取垄断利润的驱使下,选择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泉林模式在造纸业的基础上,对能源、原材料、产品和设备进行产业集聚,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积极采取技术创新,发挥产业集聚优势,促使资源循环利用,降低实际成本,促进了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泉林模式与传统产业优势比较目前循环经济发展难点在于如何在绿色生产的原则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满足[7]。泉林模式遵循循环经济“3R”原则,体现在原料选择、生产组织和产品设计上。原料选择对农业秸秆实现资源化利用,生产组织完全按照循环的闭合产业链设计,产品产出中包括本色浆制品和有机肥料,遵循健康、环保的理念,最终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从经济效益看,泉林模式相比传统造纸有成本低、产品价值高的优势。吨纸水耗为传统的40%,吨纸能耗为传统的80%,成本低于传统造纸行业。产品包括本色浆制品和有机肥料,本色制浆制品无漂白过程,因此更健康环保,已通过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本色食品包装盒可替代塑料产品和发泡餐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同时,副产品有机肥料提高了总产品价值。循环模式发展从成本控制和产品增值较多实现经济效益的提高。从生态效益看,泉林模式整个生产过程基本不产生废弃物,废水基本得到循环,黑液和废渣制造有机肥,传统的废弃物得到资源化利用。吨浆BOD、断面COD浓度和氨氮浓度远低于传统标准。黑液转化为有机肥解决了传统污染难以处理的难题。造纸行业实现生态友好型发展,生态效益得以保障。从社会效益看,原料以秸秆为主,符合循环经济资源化和减量化的原则。每吨纸浆需要约2t秸秆,农民增收约500元。秸秆造纸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每吨纸浆吸收的秸秆减少焚烧产生的CO2排放约2.5t。秸秆替代木纤维造纸,也节约林木,每吨纸浆约节约人工林0.13hm2,社会效益得到一定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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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农业离不开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更不能缺少对社会资源潜力的开发利用，尤其是绿色农业科技创新的研究。为此，应根据我国绿色农业发展现状，在确定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及对创新动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绿色农业科技创新模式，本文重点对绿色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与动力加以分析。

1 绿色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分析

1.1 绿色农业科技创新的落脚点 农业技术创新决不是孤立的社会事件，作为一种特定的技术经济过程，在本质上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自然、技术诸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合理组合，它不仅离不开科学创新，也离不开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它们都是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与保障。而技术创新的落脚点又是市场创新。它们的相互作用于结合就成为就成为现实的有效率的创新体系。如果对创新体系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所谓创新体系是由人员、组织、环境三大要素组成。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都要通过一定的人员和组织的集合来体现。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经济行为，虽然是单个经济主体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但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组织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一般应是市场的主体。毫无疑义，从理论上来讲，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应是农户与农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源，是成果的供应者。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户不仅经营规模小、收入弹性很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生产规模小，科技水平低，只能从事简单的模仿创新。大批量的分散的小生产农户，客观上制约了农业科技创新进程，更难以进行绿色农业科技创新，必须有一个组织化的过程，将分散经营的农户结成创新网络，科技创新才能顺利实现。

1.2 绿色农业科技创新的多元主体形式 近几年，农业产业化经营，公司化运作是主要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逐步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主体。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对农户和农业企业的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的壮大，农民的行业技术协会的成长，农业技术市场等中介组织的发育，民间教育培训组织的完善，农户与农业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也会得到加强。特别是当农业大型企业与配套性小企业出现协同创新，对绿色农业产的的发挥示范和导向作用时，我国绿色农业科技创新必然进入多元主体创新时期。

1.3 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建设 这其中强调政府的作用，因为农业科技创新与其他领域科技创新有明显的不同。但同时，政府要利用非市场机制，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加大创新资源的投入，推动多元创新职能结构的整合，保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

2 绿色农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分析

构建绿色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除明确创新主体，还必须深入探讨科技创新的力量拉动。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动力可以分为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