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价值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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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从孔子的创立在到明清时期的顾炎武、王夫之，不断随着朝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展，但是他的核心思想没有改变，始终是以“仁”为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了新教伦理、人道伦理、乌托邦思想以及社会福利的思想的影响。新教伦理倡导人与神的交流，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就包含了社会负责、自我负责、社会秩序、助人自助等价值理念；人道主义就是把人的尊严、价值放在首位来考虑，就是把人放在主体地位，任何考虑的首位都是人；乌托邦思想主要就是想给人们创造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人们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环境中，这种思想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就是指当人们面临各种问题时，国家会及时的对以应对，这就是所谓的福利思想。

社会工作在西方发展的时间较长，但是发展到现在，许多西方的社会学者对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界定还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他们都重视个人的发展和利益，为个人谋利益。就像美国社会工作协会伦理守则一样，他以服务、社会公正、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类关系的重要性、正直和能力为基础，这就充分体现了西方社会工作是以注重个人为中心的，这和人道主义不谋而合，始终把人放在主体的地位，这也体现了西方的文化环境，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更多的强调的还是个人，而不是社会。西方和中国不同。

三、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

和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强调社会和谐，是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当建立于人们共同发展过程中的平等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应体现于密切的社会关系之中。基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社会对个人尊严自由的推崇，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社会和谐，并且它是以整体为为主体，强调整体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保持家庭和谐与稳定依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家庭观念，西方文化注重个人自由，我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比较注重家庭的价值。因此，相比较西方强调人们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我国应更加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宽容、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还有注重服务的“人情味”

四、儒学对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作用

儒学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有很多地方有相容性和契合性，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作用。就以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为例，讲一下儒学对社工价值观的本土作用。

篇（2）

中国传统社会自汉代至清中叶，长期稳定地发展，且一直居于世界文明的领先地位，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主要得益于其长期形成的一套相对稳定的核心价值观。它不仅在乱世成为拯救社会人心的精神支柱，而且在盛世成为一种信仰和追求。甚至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形成了这个民族特有的性格和思维方式。这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

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体系中，汇集了先秦诸家思想的智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共同形成了国民的精神核心。但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原因来看：其一，在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家学派自春秋时孔子创立，经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便开始实施。虽然此时的“儒术”已掺杂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但仍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核心的。而到了宋代的科举考试，尤其自真宗以后，其内容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之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能采用。这种要求到明清时期更加严格。这使儒学被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认同成为可能。其二在于学校教育。儒家学派的创立源自孔子的设坛讲学，广收弟子，有教无类。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并代代相传。而孟子也以这样的方式传播思想以求实现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学校教育不仅有私学而且设立了公学。汉武帝时期，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成帝时，太学弟子三千人，东汉后期太学生多达三万人。汉代经学教育为儒学的普及和传承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后代学校教育树立了典范。其三在于儒家典籍的编纂。自汉代开始编辑儒家典籍，至宋朝确定了“十三经”。这些典籍成为学校的教本和知识分子阅读的主要内容。其思想价值也就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其四在于文学创作的推进和深入人心。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形成了文学和经学的互相渗透。汉代散文中的经学之文、唐宋的古文运动，都是以儒学为核心或作为旗帜的。而文学创作观念也主要遵循儒家的文学观念。

总之，儒学之所以被统治者、被知识分子、被社会所重视，以它作为统治的工具、自我的道德修养、社会的行为准则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强制的思想渗透不可能是永久的，只有真正被人们所接受并愿意奉行始终的才是永恒的。而这源自其内在的精神魅力。

二

儒家思想自其产生之日起至今，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代代传承，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评判是非的标准。因此，我们回到最初孔子的学说来探究。虽然《论语》一书并非孔子亲著，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在体例和表达上并不统一，也不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从孔子的言行中，我们却能了解儒家文化之所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原因。

1、儒家思想的明确性

儒家学说不但明确地提出了思想核心，而且提供了思想方法。

孔子的思想概括起来为“仁”和“礼”两个字，而这两者又相互关联。“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同时他又认为，没有“仁”，也就谈不上“礼”，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他的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孔子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探讨人的价值。追求做一个完善的人，是孔子自始至终的理想。早期儒学也因此可称为‘人学’”[1]。

到了孟子，又将其发展为“仁政”思想，不仅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更是将这一思想核心从个体的修为扩展到了统治者的作为。形成了上自统治者，下至老百姓的统一的核心价值。虽然统治者未必做得到，但也成为他们笼络民心的手段，毕竟这样的仁政理想是百姓所期待的。

“中庸之道”是其思想方法和处事原则。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杨伯峻先生解释说：“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调和；“庸”，平常。孔子以中庸二字，就表示其最高道德标准，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而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和 “礼”都是以中庸的思想方法得到的。如杨朱的“为我”，极端主张自己本位说；墨子的“兼爱”，极端的主张牺牲自己，专门利他。而孔子主张“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执杨、墨两端求得中庸。又如道家极端反对法制，而法家极端崇拜法制。孔子从两者中间找到了礼制。又说“出于礼者入于刑”这是执道法两端求得中庸[2]。因为折中，故而不甚激烈，具有包容性；因为平常，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有利于推广和被广泛地接受。

理论的明确性，是使它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2、儒家思想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

儒家的思想核心虽然是“仁”，但他没有将其作为抽象的概念，而是结合个体的人和现实的生活，将其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

“仁”的解释是多样的。究其实质，是教人如何相处，如何做人。于是儒家提出了“孝”“悌”“忠”“信”的道德要求。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做法，即 “恕”的方法。

所谓“孝”是要对父母尽孝道，而父母也要慈爱孩子；“悌”是对兄弟姐妹尽悌道，兄长爱护弟妹，弟妹尊重兄长。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忠”是与人忠，同时忠于君王，而君王也要仁爱百姓。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信”是守信用。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信”是立身之本。 而这所有的要求都是相互的，因此它既符合人性，又符合平等的观念。从家庭出发，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所谓“恕”是实践的方法。“恕”即“推”，推己及人。“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依照这种方法，进一步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继而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认为这种方法可以作为终生做人的方法。而梁启超认为，这是最简单而最高尚的道德。将心比心地去对待别人，而不是设立一个高标让大家去努力达到。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做，而且每个人也都能做得到。

“仁”的实践不仅具体化，而且他从个体出发，从家庭出发，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而“仁”是个体的修养。修养品格，是要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要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生之理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思想从小处立足，提出了远大的目标，既切实可行，又有前进的动力。因此，不仅可以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而且能够促使人的行动。理论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是使它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可能。

3、儒家思想的合理性

儒家思想之合理性，其一在于对生命个体的重视。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构成的，因此，每个人的修养都关乎社会的文明。因此，社会的好坏并不是取决于少数的一些人或阶层，而取决于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朱光潜曾说：“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3]孔子讲道德注重“仁”字，仁就是问心的道德。宋儒注“仁”字说：“仁者心之德”，每一个人如果都能注重仁的修养，人心就会因此而净化。所以孔子的思想是针对每一个人而言的，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最基本的道德修为。而对于社会的中坚力量，则要求养成君子品德。其二在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和理解。人是社会中人，因此，人既有其自然属性，又有其社会属性；故而有生理需求，更有精神的需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他们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由此可见，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春秋末期，孔子首创私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弟子。同时，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六经》中，希冀以此教化学生，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其实，这既是孔子自我实现的需求，同时也是社会所有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儒家以此为目的进行教化，是合乎人情人性的。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有识之士都有参与社会、改变社会的理想。这样的教育，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成为民族的支柱和脊梁。其三在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悉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希望实现其政治理想，虽然终生落拓，但他从来没有颓丧过，安贫乐道，不改其志。既不注重物质之多寡，亦不在意人生之失意，始终以乐观之精神面对生命之种种。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样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精神和人格，也因此才能做到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形成了这个民族的乐观精神和不可动摇的气节。

三、结语

儒家思想之所以几千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关键在于其理论的明确性、合理性、具体性和可行性。这也是现今我们架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应该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与时俱进，因此，研究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篇（3）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97-01

一、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现代教育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丧失了儒家思想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产生的症结根源所在。许多大学生处事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求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记或者忽略了自己应该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在网络里追寻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通过吸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来重塑民族价值观，化解大学生读者在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与混乱，构建和谐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解决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根源。研究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加强及确立儒家思想教育，使大学生读者逐步树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识，使儒家思想思想成为大学生读者精神指南和行为规范，提升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势在必行。

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集百家之长的正统，塑造了中国人整体的社会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儒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思想政治教育人心的伦理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儒家思想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善于挖掘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对增强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儒家思想在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进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升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应用于大学生读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一）以儒家思想经典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用儒家思想经典文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以儒家思想思想的精华滋润大学生读者的灵魂，运用儒家思想经典解决对应的大学生读者思想政治教育修养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基于大学生读者普遍存在的“嫉贤妒能”、“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亚健康思想政治教育状态，儒家思想倡导“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用儒家思想“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家思想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学生读者宽容、沟通和双赢是和谐人际交往的最佳钥匙。儒家思想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儒家思想提出了“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儒家思想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境界，在实践中纠错改过，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二）以儒家思想价值观塑造大学生人格魅力

儒家思想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耐挫能力；用“经世致用”教育大学生读者“乐群贵和、重义轻利”，完善理想人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些思想传递着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三）以儒家思想升华大学生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大学生读者善待生命、重视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家思想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善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境界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四）以儒家思想之智慧点化大学生人生的困惑

儒家思想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人要有“克己”和“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家思想强调“忠恕之道”，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劝诫人们奉行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互相关心、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

三、结语

篇（4）

D64；B222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者儒学，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学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传承的地方。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果能够很好地吸收和借鉴，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发展都非常注重通过“教化”来提高人的素养，于是形成了儒学“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以及注重言传身教等教育原则。这些内容对于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儒家思想非常注重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需要的满足。首先，儒家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提倡“天地之性人为贵” 。认为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地位，重视人的能力；其次，儒家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爱护、信任他人，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最后，提倡“和为贵”的理论主张，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对于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入、加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本思想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树立以人为目的的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因为教育者从事的是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工作。其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因此，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视为管理人、约束人的活动，而应该把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教育与其自身的自由、尊严和幸福感等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人的价值实现，发挥人的个体生存功能、个体发展功能和个体享用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起到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作用。

（二）注重内在性的教育方法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提出了“内圣外王”的重要方法，内修圣人之道，外施王者之政。也就是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内圣”是指个人心性修养，追溯道德价值的源头，以求达到仁、圣的境界。为了达到“内圣”的目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有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方法；有内省、自省、反省的方法；还有谦恭谨慎、正心诚意、见贤思齐、慎独等方法。儒家思想所提倡的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采用诱导、内化的方式启发受教育者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帮助其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而不是动辄嗤之以鼻。很显然，这种方法更容易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历史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儒家思想把培养“圣人”、“君子”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孔子曾把尧、舜、禹等视为圣人，充分肯定了这些人所具有的高尚的人格品行。君子相对于圣人来说，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立德修道，不为穷困而改节。”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要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他那句著名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以及他对士的品行要求“士可杀，不可辱”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教育目标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不难看出，这一目标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儒学所追求的“圣人”、“君子”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空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的很多合理成分已经并且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而且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儒家思想的教育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提供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指“人们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在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制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准则” 。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有实践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方面为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注重言传身教，身正为范的原则。

儒学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注重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育者自身素质和品行的提高至关重要，受教育者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其影响。孟子也有相似的观点，而且他将榜样力量的重要性延伸至国家治理层面：“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认为统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质会对整个社会群体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统治者（尤其是君主）要自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为社会成员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这种思想启发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持“示范原则”，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进其思想品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以身作则，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强大道义力量的重要因素。

（二）注重因材施教

作为一位教育家，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非常注重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他曾注意到学生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于是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幼，任者静。” 他的弟子中，颜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贡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据其不同的兴趣爱好分别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使他们的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正如朱熹所言：“孔子教人，各因其才。”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启迪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层次原则”。层次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从实际出发，承认差异，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思想情况，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分层次进行教育。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将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阶层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更加趋于多样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客观上存在着复杂的层次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分层次进行，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社会生活越复杂，社会发展越快，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就会越突出，就越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坚持层次性原则。

（三）注重启发式教育。

《论语》中有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即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告诉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坚持“主体原则”。主体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应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注意调动其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行为准则。”

主体原则要求提高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着力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培养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其意是说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具有主体意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自我教育而自我发展，达到教育目标。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原则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2].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邵宝龙.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学价值与现代践行[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38.

[4].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篇（5）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30-02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华，不仅渊远流长、经久不衰，而且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更是蕴涵着丰富的政治管理思想的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地研究，并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所借鉴。政治管理可以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是涉及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管理活动。根据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观点，政治管理就是国家权力“按照某种特定的秩序和目标对政治生活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约束或制约的一定方式”。从政治管理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管理活动具有普遍的意义，就中国社会而言，研究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与建设极为重要。

一、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诠释

1.修身是政治管理的逻辑起点

儒家的整个政治学说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人是政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无论是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还是孟子的“性善论”，或者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无一例外地将人作为分析的对象，都强调人必须时刻加强对自身的修养。《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也表明要想齐家、治国、平天下必须先修身。从这可以看出，修身是儒家整个政治管理的逻辑起点。

修身作为儒家整个政治管理的逻辑起点，表现了他们在分析人性共同点的基础上探寻管理根源的智慧。他们认为当政者只有以自身的道德修养、言行来影响、感化其他人，才能使被管理者从内心深处接受管理，进而实现内部控制的管理目的。可见，儒家的政治管理以处理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为根本。另外，儒家以建立在修身基础之上的仁爱精神为其管理理念，从个体修身、做人开始，进而逐步推延、扩充到他人乃至整个社会。总之，管理者只有不断修身、以身作则才能强化管理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才能得到被管理者的认同与接受；而被管理者也应该在管理者的引导和规范下加强自身修养，以实现整个社会德性的提升。

2.追求“义以为上”管理的价值诉求

儒家的政治管理思想已越出政治领域上升到经济领域，从价值层面来说，就是所谓的“义利观”问题。从儒家的政治管理看来，他们倡导将“义”作为管理的最终价值诉求，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儒家采取的则是义利并举，义利双赢的态度，即人们在追求利的过程中只要做到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原则即可。在具体的政治管理中，根据这些原理，即管理者应该了解人性的趋利性，并时刻以义的价值观规范个人行为。

儒家认为政治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者制定的方针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力度。即为了实现政治的有效管理，管理者只有使民众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并辅之以适当的教化，政治管理才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社会现实中，人们追求名利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从而对社会稳定和政治有序运行造成不利影响。根据儒家的义利观，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求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时，应该见利思义。因此，管理者应该坚持义以为上、大局为重、为民众谋福利的原则，要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人本式管理理念。

3.“和而不同”的多元管理模式

儒家政治管理的“和”是尊重个性差异与特征的“和而不同”，这一原则在管理中的具体表现就是一种多元化的管理模式。“和”可以说是儒家特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儒家政治管理的理想目标与至高境界。他们主张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社会团体内部都要实现和谐，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到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着这一理念。他们认为管理者要尊重个性的差异，肯定人的价值与权利，善于听取不同人的观点，充分体现人性化的管理。这样才能够尽可能地发挥个体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才能使他们甘愿服从管理者的指挥，才能减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人际矛盾，以实现政治管理的有序、高效运作。其实，这种“多元化”的管理模式也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目标。

综上所述，儒家政治管理思想充分体现了管理中最根本的问题，即以人为出发点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正是今天所积极倡导的科学管理、人本管理的核心所在。儒家政治管理思想所凝聚的人类智慧和管理精髓在影响着我们，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管理模式所服务。

二、儒家政治管理的方式

1.“贵和”的管理方式

“和谐”是中国古代崇尚和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儒家政治管理的主要内容。儒家在政治管理上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与和谐关系，并把建立这种关系作为理想的目标。先贤们把“和”看做是政治管理中最宝贵的东西，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看做是最有效的管理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儒家对协调这一管理方式的深刻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在儒家看来，“贵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他们既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动力，又把它作为管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孟子所说：天时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是体现了“贵和”的管理方式。可见，只有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政治管理的最终目标。

2.“人本“的管理方式

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优良传统就是“以民为本、本固邦宁”。他们认为民是人本管理的基本前提，只有真正解决了人民的衣食住行，并把思想通过行动落到实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国家才能繁荣昌盛。正如孔子所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即为了达到“安人”的目的，主张养民要惠。在这样的前提下，儒家主张以性善论为主的多元论，他们要求政治管理者要尊重人、相信人，发挥被管理者的内在积极性。可见，他们注重发挥人的第一因素的作用，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把“得人心”作为发挥人的内在积极性的前提，并千方百计的照顾被管理者的切身利益。

3.“仁政”的管理方式

儒家的政治管理强调“柔性”，在管理的实践中突出了“仁政”的特点。“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要求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实行宽惠的政策，施之以爱人的行为方式。所谓“仁政”即是要求把孔子的“仁”的思想贯彻到政治管理中去，把道德伦理与政治管理结合起来，进而形成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他们认为，要做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要“民悦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可见，这种政治管理思想是把人看做是管理活动的中心和主要对象，并把一切管理活动都围绕着人而展开，认为只有本着这种原则，才能成功地进行管理，达到“仁者无敌”的至高境界。

三、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政治管理思想作为积淀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对于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以及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儒家的人本思想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结晶的精华，它所倡导的“仁”、“民为邦本”、“敬老爱幼”的为人之道，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内容。管理者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才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另一方面，以人为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是以人为本，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总体素质还不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提升管理者的素质。只有推进管理者的全面发展，才能大大激发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生产出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为建设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形成多方和谐共生的和谐社会。

2.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价值观

儒家政治管理思想的“义利观”有助于从社会心理上抑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蔓延，使管理者不在管理的过程中迷失自己，沦丧道德。一方面，管理者能够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规范，这虽然不够解决最本质的问题，但是一定意义上能够从被管理者的意识形态中注入正确而高尚的因素，如利用挖掘儒家义利观所推崇的“见利思义”、“先利后义”的价值观，大力去倡导这些价值观，使被管理者从心理上遏制拜金主义的蔓延，提升自己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也能够约束过分的个人主义思想，从而使得他们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也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管理者竭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注重个人利益的弊端。因此，儒家政治管理思想义利观中的“义以为上”的道德追求将会促使一些管理者循义而行，以此来抑制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

3.有助于建造良好的诚信社会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信犹如一把无形的通行证，它是形成和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重要法则。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要求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应该恪守诚信原则，对人以诚，不虚情假意，不颠倒是非，自觉遵守诚信道德。作为一名管理者更应该把真诚待人作为处世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把遵守信用作为人生的道德价值取向。管理者只有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宽广的胸怀，平等、友好、真诚地与人相处，才能够赢得被管理者的喜爱。

参考文献：

[1]李景鹏.政治管理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2]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篇（6）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96-03

中国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诸多挑战,构建我国当代学校德育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如果做宏观整理,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德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学校德育目标的价值

德育目标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对所有的受教育者在品德方面总的设想或规定;是教育者在德育上“施工”的“蓝图”。增强学校德育实效性,离不开德育目标问题。

1.我国学校德育目标存在的问题

我国学校德育目标不注重层次,不讲“序”。忽视了德育目标的程序性和现实性,不是循序渐进、有步骤地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不是设立一个个可行的、有序的目标让学生进一步达到,没有根据自身任务要求和层次提出相应的德育目标,只有抽象的大致相同的培养目标。这种德育目标不具体、不明确的状况,实际上淡化了目标意识,软化了学校德育工作。如“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这是对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少年的共同要求。但对中小学生,对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年级、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学生,理论上研究不多,在实际工作中也容易忽视。这些现象导致学校德育实施这些目标的内容、方法、途径基本雷同,影响了学校德育的实效。

2.儒家德育中思想德育目标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的德育目标是有原则、有规律的。《大学》中提出道德学习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中心,以道德认识为起点,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目标。由此可见,儒家德育思想在注重道德教育上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且在自身修养上,孔子提出了追求“仁人君子”的高尚理想和人格境界。给人一种追求的不竭动力。所以,在现今学校德育目标的确定上,要借鉴儒家德育目标的层次性,从学生身心的发展规律出发,不同时期设置不同的德育规范与目标,这些目标要贴近学生实际,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且不同时期之间要注意衔接性、连贯性。

二、对学校德育过程的价值

学校德育过程,即学校德育内容的实施过程。在德育过程中,学校既要跟学生讲清楚德育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以及怎样去做,又要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与习惯,进而内化为良好的道德素质。空洞说教、一味灌输规范来解决道德认知问题,难于使学校德育真正有实效。

1.我国学校德育过程存在的问题

当前,德育课实效性不是很强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在德育目标实施过程中,重视解决“认知”的问题,而不重视道德品质和观念的形成。具体表现在以文为本,重知识、轻养成。学校的德育课教学,过分重视对书本知识的传授,以考试得高分为目标,只解决“知不知、会不会的问题”,却不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忽视了要把学生作为生命个体进行教育,从而使道德与现实生活割裂;忽视了学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导致知行不一,形成人格缺陷,故造成一部分学生知行分离、言行不一。因此,我国学校德育的改革应当在强化道德实践、指导学生道德行为方面下功夫。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过程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关于教学内容的实施(即教学过程),孔子明确提出应划分为学、思、习、行等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学习知识的过程,后两个阶段则是知识外化的过程,即要求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要“躬行践履”。孔子是第一个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观点纳入教学过程的教育家。学思结合,是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辨证统一过程。在第一、二阶段中,孔子要求学生获得知识和巩固知识,在第三、四阶段则要求学生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和践履躬行。儒家德育在探讨道德理论与道德践履的知行关系时,特别强调知行的辨证统一,并把“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儒家德育认为,一个人仅仅懂得了应当怎样做人,并不算是有道德,只有身体力行道德规范,才算真有道德。道德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引导他们进行实际锻炼,把提高思想认识与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结合起来,使学生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儒家还力倡将道德践履与个体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融德育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主张个体修德要通过觉悟和践履等方式或方法以便做到“内得于己”,强调践履在修德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可概括为“生活即德育的思想”。

三、对学校德育方法的价值

要完成和落实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有效的方法。当前,我国学校德育效果不佳,与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不无关系。因此,探讨儒家德育方法的价值,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到问题之所在,从而加快我国学校德育方法的改进。

1.我国学校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目前,德育课程的教学方法,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我国中学德育课程中的传统灌输模式,以教材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式,注重知识的强记。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教师注重讲授、示范、规劝、批评,主要发挥教师的讲授作用,过分强调道德对学生的制约作用,把学生单纯地视为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置于服从教育者的地位,完全不顾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学生无法透过多种选择以作判断,不注重青少年的接受心理,不注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把青少年作为被塑造的客体,这样造成与目前青少年主体的核心价值相背离,不能适应社会的变迁,且直接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德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方法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在道德方法上注重学思并重、因材施教、身教示范等科学的道德教育方法。儒家重视道德中的学思并重,主张学与思应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认为学习是人掌握道德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基础,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又应该进行积极的思考,这样才会使教育取得良好的收效。

教育中要注意因材施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极具价值的一个方面。了解教育对象的特点,注重个性差异,根据不同性格、不同情况的人,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极具科学性和借鉴价值的。这就要求教育者要了解学生的个体状况,因人而异,有效开展道德教育。同时,儒家还主张教育者应以身示范,为人师表,通过自己的品格和德行感染、影响、教育自己的学生,发挥典范的作用,进行生动的教育。其思想的进步性,在于道德教育中应注重榜样的力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此促进和提高道德教育实效。

四、对学校德育内容的价值

儒家道德传统中包含着丰富的优秀道德教育内容,譬如重义轻利、人格修养、天人合一等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丰富我国现代学校德育内容体系不无裨益。

1.我国学校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市场经济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处于观念形成与观念混乱相交织的阶段,许多青少年以自我为中心,注重功利、讲求实惠、缺乏理想、过分强调物质利益,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只讲索取、不讲奉献等思想行为有所滋长。近年来,社会公德淡薄、公共生活无序已成为转型期社会的一大道德难题。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怪圈,人们都在埋怨社会道德风气不好,却又都在参与制造和助长不好的道德风气。在现代社会,随地吐痰、乱扔杂物已不是个人的生活小事,公共卫生状况已成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社会道德状况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内容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重义轻利”的原则。儒家思想中对于义利关系问题的讨论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对因求利而失义,因追求个人私利而做出对别人、对公家不义的事情”。他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原则告诉我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约制,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儒家并非一概反对追求物质利益,只是把道德人格的价值放在远远高于世俗物质利益价值之上,认为决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道德人格。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和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它对于批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种道德意识对于我们当代学校德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有着重要的价值。

儒家的人格修养的价值。在儒家看来,“仁”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高目标。人们只要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就会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仁者“爱人”,这是“仁”的核心范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强调礼仪;又要求弟子:“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有明确的关心社会群体,尊重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公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五、对学校德育途径的价值

学校德育途径是对受教育者实施道德教育影响的渠道,即道德教育的组织形式。只有采取恰当的道德教育途径,才能有效地运用道德教育方法,落实道德教育内容,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因此,我国学校德育有必要在德育实践中积极探索,借鉴儒家德育途径的基础上,解决自身现存问题,开辟有效的学校德育途径。

1.我国学校德育途径存在的问题

在德育途径中,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沟通联系和组织协调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与反作用力,最终影响学校德育的实效性。表现在学校内部,存在思想品德教育与各科教学的分离,除了班主任和德育老师,专业老师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根本不注意在教学中渗透德育,因而削弱了学校德育自身的合力。而家庭教育和社会现实中的消极因素,更是无情地冲垮了学校德育为受教育者们苦心构筑的道德之堤。家庭德育功能减弱,不少家长重智轻德,对孩子心理、人格乃至品德很少过问。而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发育尚未健全的时期,还不具有很强的分析辨别能力,很容易受到诱惑,这就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而实际上,当前家庭与社会教育都未能做到密切配合学校德育工作,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学校道德教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途径方面可借鉴的价值

儒家道德教育除了道德修养是属于自我教育系统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完整的教育系统。儒家德育途径中,最为重要的是学校的道德教育。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儒家也很重视对儿童的早期家庭教育。孔子认为“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所以应该对儿童尽早实行道德教育,抓住儿童“心未滥而先喻教,则化易成”的时机,使其习与性成,从小事、琐事做起,由小见大,逐步加深和提高要求,父母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榜样,优化家庭环境,使孩子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熏陶。至于社会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风尚的教育方面。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在儒家教育者看来,主要应是统治者对民众实施道德教化。总之,儒家道德教育的施行注重了家庭、社会、学校三者的结合,共同培养人的良好德行,这些经验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途径建设仍很重要。

以上我们分析了儒家道德思想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包括在德育目标方面、德育过程方面、德育内容方面、德育方法方面、德育途径方面儒家德育思想都有独到的见解,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有着珍贵的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继承和借鉴我国传统德育思想中的瑰宝,发挥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构建我国当代学校德育体系,是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不断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篇（7）

儒家法思想的法理学意义

儒家法思想中的仁、义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有国外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道德哲学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孔子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对于他人应有“仁爱”精神的思想，不论在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上，还有在整个世界法律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

最能表达“仁”的含义是“爱人”，“爱人”是孔子处理人事关系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孔子的“仁者爱人”虽然有“泛爱众”“博施”的因素，“但不是平等地爱一切人，其带有深刻的宗法等级制烙印，从而使孔子的‘仁’表现出明显的宗法性、等级性、强制性”。但其当代意义也是显著的，仅从法理学角度，我们可以将“仁”的思想进一步推及至罪犯，重新思考罪犯的一些权利，对罪犯应当实行人道主义。

儒家的“见利思义”思想，即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首先要想到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凡符合道义的利益可以考虑，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要自觉舍弃。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如果“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以“义”为上。

春秋决狱、德育及其现代法理学意义。一方面，春秋决狱与道德法律化。在立法上，儒家主张把道德法律化，这是儒家法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荀子即强调礼为“法之枢要”，又讲“非礼无法”，这是说不合儒家道德原则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可见荀子认为“礼”在“法”之上，“礼”的道德观念是“法”的灵魂和宗旨。到了汉代，董仲舒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直接主张“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是指在遇到义关伦常而现行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明文规定但却有碍伦常时，便用儒家经典《春秋》所载有关事例和其中体现的道德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另一方面，德育乃和谐社会之本。孔子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主张用道德统治其他活动。将德育思想直接引入现代立法与司法工作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新修订的《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简直就是直接将中国的传统美德写入法律的。中国自古以来形成了德育传统，把道德的思想暗含入现代法律，有利于法律的普及和公民的接受。毕竟道德已经扎根于群众达数千年之久，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借助德育之功，行普法之实，是一个明智之举。

中庸与公平、正义、和谐。自古以来，法律追求公平、正义，这与儒家法思想中提倡的“中庸”、“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孔子以“中庸”为“至德”：“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它也具有法学意义，其早已被纳入到古代法律思想中。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中罚”、“刑中”都是讲的公正中直、不枉不纵、无罪无罚的意思。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中庸”对古代刑事立法、司法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渐渐地，“中庸”成为是儒家论法和法律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式，这极大地提高了“中庸”在儒家法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至影响到今天。在今天的立法中，在法理学研究上，到处可见“中庸”的指导思想，甚至有必要有意识将“中庸”的思想纳入法理学研究中，在立法司法中进行指导。

“中庸”的另一个基本含义是“和”。《论语》的“和为贵”，“过犹不及”等等论述都阐发了中庸的这一含义。中庸之道包含“权”和“时”两个范畴，“权”是通权达变，讲不违背原则的灵活性；“时”是审时度势，依据原则变通处置。“时”，《中庸》称“时中”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权”、“时”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求有预测，把握时势的尖锐洞察力和应变能力。

儒家法思想对部门法的现代意义

慎刑：儒家法思想对刑法的意义。儒家法的思想在经历了中华法系灭亡以后，又奇迹般地在现代法理学界复苏过来。在刑法学界，儒家法的“慎刑”思想得到极大的体现，有不少学者并为此找到理论根据，充分论证刑法的道德化，呼吁在刑法立法中应该贯彻“慎刑”的思想，其表现形式主要由“去刑罚化”和“废除死刑”为代表。

在研究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文献中，有一派是主张法律与道德是交叉融合的。在刑法学界正兴起一种“融合论”的学说，该学说强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内涵和基础，刑法也具有道德性，“刑法的目的就在于强调推行伦理观点即唤醒道德主义”，并且其道德性可以证明刑法的正当性，还可以排除乱用刑法。这一理论的根源正是西方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和中国的儒家法思想。

该潮流中的极端例子是“废除死刑”的呼吁。不过恐怕慎刑如儒家者，也不会赞同废除死刑的，有学者说：“废除死刑是必然，但在今天的中国为时尚早。”笔者也认为儒家的慎刑是刑法道德化、轻刑法化的思想来源，但绝对不是废除死刑的思想来源，废除死刑恐怕还是国外发达国家发明的舶来物。

儒商：儒家法思想对民商经济法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儒商”的说法，这是古代儒家思想对人们经济活动及立法上的实际影响的一种反映。在今天，也应该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扬儒商的精神。同时，为了保证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和谐，应当在民商经济法中贯彻儒家法的思想。

市场经济的“谋利”需要儒家的道义。人所共知，走向市场，其直接的动机就是“谋利”，这也就是说，人们经商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运作，到市场上去谋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无可非议。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谋利益又不能不受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的约束。这就要求市场经营者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在经营中不能赚黑钱，不图不义之财。儒家思想要求人们见到财时，要用道德作为衡量标尺，符合道义的财利来取，不符合道义的不取。这一道德思想，对于人们正确处理义与利或道德与金钱的关系有指导的意义。

市场经济需要“以人为本”。在市场经营中，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做到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在工厂生产中，要努力地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真正符合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经营中，应当本着自己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销售低劣的商品，不卖冒牌货，更不能推销有毒的食品。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才能不断推进这一经济制度的顺利发展。

无讼：儒家法思想对诉讼程序法的意义。儒家法思想中的“无讼”思想至今影响深远。它对于现代民间调节的影响不言而喻，甚至可以说它是当今民间调节的思想来源和形成的历史基础之一。孔子在《论语·颜渊》中说：“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诉乎！”孔子一贯倡导“息讼”、“贱讼”，这一思想影响了几千年的古代法律思想，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现代西方国家提倡庭外和解、辩诉交易等与之有类似性，这种实践操作模式的形成如一位国外学者所分析：“法官的功能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来提供最高质量的正义。”我国提倡的调节、和解等也与之相关。总而言之，现代诉讼法中追求的节省诉讼成本的思想与儒家法的“无讼”有着某种关联性和一致性。

我国古代实现了“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语），因此也具备了民间调节、和解的基础。影片《真水无香》提倡的宋鱼水精神也在体现这里，还有解放区的马锡武审判方式。《真水无香》后来成为全国公演、全体法官学习的影片，可见调节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因此受到赞扬和鼓励。一些法院甚至对于案件进行量化规定，要求调节的案子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

此外，国外兴起和提倡的恢复性司法与“无讼”也有若干关联。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在调解人帮助下，受害人和罪犯及酌情包括受犯罪影响的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成员，共同积极参与解决由犯罪造成的问题的程序的总称，恢复性司法程序是排除了审判权主体参与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它不同于传统的司法程序的概念，它是一种民间性和准司法性的程序。恢复性司法程序通常包括调解、调和、会商和共同确定责任等。

小结

篇（8）

近几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国学热，这种现象所折射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块瑰宝，一朵奇葩，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舞台上始终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儒家文化的焦点主要聚集在其道德教育上，在儒家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道德教育占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体现了儒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儒家的德育思想十分丰富、系统，尤其是孔子在这方面的诸多贡献，对此进行深入的挖掘有助于我们的统治者古为今用，为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参考价值。

第一，儒家德育思想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提出了立志有恒，并把追求修养目标的超越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孔子不断地激励他的弟子要立志、言志，在他的激励下许多弟子都早早树立了自己的志向，比如冉求有志于使民富足。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意义重大，它向我们强调了做人要注重树立自己的人格理想，德育教育的中心就是教会人们怎样做人，这就要求我们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现今，大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放逐理想、鄙视崇高的思潮，这是现代德育教育应重视的问题。高尚的理想可以激发一个人的上进心和创造力，可以启迪一个人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坚定的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是奋斗的动力，是前进的坐标。没有信念就没有精神，一个人的信念决定一个人怎样活着，有什么样的信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信念混乱必然带来认识上的糊涂，以致迷失方向，步入歧途。所以，在德育教育中儒家的超越性教育有重要的意义。理想信念教育不是空话大话，它解决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问题。在有限的人生中，怎样获得一种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境界，这确实事关重大。

第二，儒家思想教导我们要“爱人”，正所谓“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德育思想中“仁”的核心，儒家所提倡的“仁”的思想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学问，也是做人的最高准则。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所以人一定是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时特别需要这种“爱人”的精神。

一个人自爱就会有自尊心、羞耻心、责任心和自信心。这样就会懂规则，有教养，才能被社会接纳。当我们在和他人相处时，要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推己及人，互相体谅和理解，这样才能很好的与人相处；当我们在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时要有一颗宽恕之心。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但是在竞争基础上合作，在合作基础上竞争，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在竞争与合作中我们更需要有一颗宽恕之心，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如一位企业家感言：“小赢靠智，大赢靠德。”如果一个人的个人修养很高，那他自己一定会感到身心和谐，如果他有一颗宽恕之心，那么他和他人相处便会使整个群体和谐，如果人人都有这种“爱人”的精神，那么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便不再是一个难题，而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建立起来的社会。

第三，儒家德育思想要求我们要不断地克己内省，“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等这些儒家言论正是对此要求的最好诠释。儒家要求人们要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克欲制情，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从而达到“安仁”、“执礼”的目的。这个在现代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人们只有对日常行为不断的反省才能够不断地发现自己存在的不足然后予以改进，最后才能不断地进步，走向更高的境界。

近期新闻媒体一直报道的好几起幼儿园凶杀案，我们可以从案件本身发现一共同的原因，即所有的作案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病态心理，他们对整个社会充满仇视，对生活近乎绝望。或许他们在社会确实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又或者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困难，但是他们都没有认真的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或许一些问题真的是社会所导致的，但我们要明白社会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诉诸于自己的内心，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经常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断地改正错误，最终求得内心的一种平衡，获得感情上的慰藉。无论什么事情都有其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一定不要采取极端的做法，那样就害人又害己。

第四，儒家认为单纯依靠刑罚和行政手段来治理社会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得以安定，根本途径是通过道德教育。因此孔子提倡“德治”，主张以德治国。孔子还认为要对百姓民众“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实行“德治”，这样既能使百姓“有耻”，具有道德自律和道德自觉，又能使百姓“且格”，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地遵礼守法，诚心从善，也就是通过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教育对于维护稳定、有序的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也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多一直掩盖的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都显露出来，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很多的，给正常安定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政府除了采用刑罚这个强有力的手段之外，还需要借助于道德教育，或许道德教育在消除这些的源头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道德教育有助于培养人民的道德自觉，提高其道德水平，让人们学会自觉地约束自己不符合道德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少的发生频率，从而实现很好的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目前我国正在大力进行道德建设，要想使道德建设卓有成效，就必须从儒家德育思想中汲取其精华，加以吸收改造并指导道德建设的实践，这样才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也是经历了历史呈现给中华民族的思想成果。它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主体，已经根植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当中。因此，如何处理时展与这个“根”的关系，成为不同时代道德建设的一个共同课题。在今天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合理地汲取其资源，保证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它的“承接性”，无疑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要遵循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同时，还应发现和汲取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从他们的教育方法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篇（9）

0 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 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 “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 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篇（10）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篇（11）

商品交换活动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古代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先义后利、中贵和、诚信为本等商业伦理思想，在现代商业活动中仍具有重要价值。

一、仁爱至上

“仁爱”是儒家学说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也是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孔子对“仁”作了大量论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多种内涵，其核心和主要内容是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仁爱作为儒家伦理的一般道德原则，其出发点是“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把“爱人”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即“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自然就会形成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家“仁爱至上”的精神对于现代商业活动具有重要启示。首先，企业领导者和管理者对内要善待员工，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知人善任，以信任来换取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使员工和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最终换来企业的业绩。其次，对外应当树立“消费者第一”的理念。市场主体应为消费者提供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满意中获得企业的利润。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以社会分工为前提，是为满足他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的，因而生产的是使用价值，只有产品对别人有用有利，适销对路，才能实现生产经营者的利益。因此，企业在交换中应考虑对方的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先义后利

“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或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儒家提出了“先义后利”和“以义取利”的思想。孔子一再强调“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在孔子看来，一个是否有“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孔子并非一概地否定对“利”的追求，只不过认为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循义而求之。

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事生产和经营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一定要先义后利，以义取利。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必须让利尽义。当今国内外所有业绩卓著的企业，都是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先义后利”的。这不仅体现在它们一般都重视做善事和促进地区与全社会繁荣上，还更主要体现在它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都十分注意不损害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但也有少数企业，“见利忘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道德，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以不义得之，必以不义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长也”（黄石公《素书注》）。只有遵循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利两全的道德准则，才能使企业在义利两全中实现发展目标。

三、尚中贵和

“中”就是“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尚中贵和”的理念对于现代商品交换活动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应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搞你死我活，相互吞并。二是应提倡对顾客的和气态度，处处为顾客着想，树立“顾客是上帝”的服务意识。三是应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要求领导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身心健康，合情合理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员工应体谅企业的困难，增强对企业的支持意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员工之间应互助合作，克服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增强彼此之间的协作意识等。

四、诚信为本

诚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范畴之一。在孔子看来，“信”是一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据，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可以行之哉？”（《为政》）他还大力主张“谨而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提倡“以信交友”。因为“信则人任焉。”（《阳货》）孔子还提倡以信治国、取信于民。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