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文化语境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学中的族裔英语文学以其不同的交互感知,尽显异质文化间强劲的对话活力。英籍印度裔作家萨曼•拉什迪,出身于他者民族文化传统的拉什迪在作品中所描述的并不只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阐释着他者的文化,其中的文学形象与英语的传统文化疆界已然不同。印裔英国作家哈里•昆兹鲁(HariKunzru)以小说《传输》(Transmis-sion)赢得2005年戴西贝尔奖。在美国,以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艾丽斯•沃克(AliceWalker)等非洲裔作家和以谭恩美、汤婷婷等亚裔作家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作家所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所彰显出的无尽魅力吸引着学者们从不同观察视角和研究视角对美国文学与文化进行研究。正如著名批评家杰伊所言,“美国文学已经终结,即单一的、始终反映美国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的文学已被多元文化的创作所取代,而多元文化的美国文学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后殖民英语文学作家及族裔英语文学作家都是以英语为创作语言,但又都是具有他者文化背景的英语文学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深受英美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带着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传递着民族文化呐喊的声音。这些非主流文学或后殖民文学已经对英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他们置于同一批评范畴势在必行。
二、多元文化语境中英语文学批评的建构回顾
英国文学史与发展现状,英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中的“文化混杂性”显而易见。如此一来,无论从历史与传统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发展的眼光来讲,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真的成为某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突破传统的英美文学边界,对英美文学批评的主流地位进行解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迫在眉睫。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今英语文学研究与批评也正逐步走向向多元化。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作为研究生课程早已进人教授及学生的视野;在欧美一些国际知名大学,如美国哈佛大学所开设的“全球想象中的文学”等课程体现出世界文学百花齐放对于文学界的影响;非裔、华裔、犹太裔、印度裔等少数族裔文学研究正彰显出强劲的活力,成为众多研究生论文的研究对象;由美国著名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与杰尔斯•格恩(GilesGunn)主编的权威性知名著述《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在历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后,成为一部研究英美文学时必读的经典性著作,其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在如今的文学理论界影响颇深。[4]他提出的将传统的英美主流文学与非主流英语文学置于同一批评范畴,运用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对话批评等理论,建立起针对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繁荣、融合并存的英语文学的批评行为已经成为此领域研究的共识。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的重构过程中,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批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跨界研究的方法在当代英语文学批评中是必不可少的,其方法论对于研究世界各国民族的文学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若要研究后殖民文学,必须敢于突破大国中心主义,立足民族文化,从自身被殖民的历史出发为人们提供特有立场去阅读和审视一切曾经受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将民族国家、文化霸权等纳入批评视野,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纪元,推动了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英语文学研究。而另一种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主张文学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强调文学隶属于文化。在批评实践上,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应超越它本身的自治领域,参与到与各种文化文本的不断对话与循环之中。至于对话批评理论,其倡导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对话批评的参与者在相互的对话与冲锋中,不断引发对彼此的思考与评价,最终产生出更科学的思想。
根据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城市意象包含三个要素:个性、结构、意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个性。一个可加工的意象首先必备的是事物的个性,且具有独立存在的唯一意义。一座城市要与其它城市区别开来,就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事实上,一座城市的物质存在,应该是这个城镇历史、文化、精神和情感的体现,也因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当前,遵义的城镇化化建设如火如荼。该如何吸取其他地区城镇化建设的经验,把遵义建设为有特色的“三宜”城市,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失败的个例已经警示:遵义的城镇化建设不能一味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使自己在发展中失去特色和个性,而应该结合自身历史和文化特点,在充分发掘传统的、有“红色文化”价值建筑的作用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四渡赤水、娄山关激战……,红色文化是遵义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因为它们见证了了那个战火纷飞的艰难岁月,见证了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红色文化是遵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特殊文化,也是遵义的城市标签。在全球化背景下,要建设有个性的遵义,就要抓住这段特殊的历史,充分发挥遵义红色文化的优势,塑造遵义地区“城市精神”。红色文化是遵义文化的核心,抓住这个核心,才能打造有特色的遵义。
[关键词]文化语境 翻译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赖以传播的物质表达形式。语言和文化共生、共存。语言反映文化, 又受文化制约。由于语言和文化的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 人们使用语言时总是必须参照特定的文化。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 言语行为不仅发生在特定的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 ion) , 而且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既已明确了文化与语言相互依存的关系, 也就明确了文化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没有翻译, 文化传播就无法进行; 没有翻译就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黄国文, 2002: 7)。翻译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译语文体的生成活动, 译者既要准确传递原文的内容、意图、风格等, 又要满足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译语读者的要求。“翻译中对原文的理解, 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 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张美芳, 2001: 29)。翻译是理解和表达的有机统一体。由于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所以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文首先阐述文化语境的含义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然后探讨如何处理翻译中的文化语境。
2、文化语境的含义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2. 1 文化语境的含义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文化语境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 文化语境包括当时的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民俗等思想文化意识, 还包括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刘润清, 1999:278- 284)。黄国文(2001: 124) 给文化语境下了这样的定义:“每个言语社团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规约、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这种反映特定言语社团特定的方式和因素构成了所说的‘文化语境’。”2. 2 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影响由于语篇脱胎于文化语境, 文化因素自然会沉淀在语篇中。作为文化载体的语篇, 能够反映一个言语社团的社会、历史、心理的特征, 诸如社会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背景知识以及心理状态等等。因此, 对原语语篇的正确理解必须联系它赖以产生的文化语境。这里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例1 O n the subject of ext ra - terrest rial life—someth ingabout w h ich the co smo logist is frequent ly asked—he said he didno t believe aliens had visited Earth. If they had, he added, itwould have been“mo re like Independence Day than ET. ”关于外星生命——人们常常向这位宇宙论专家提到这类问题——他表示不相信有外星人造访过地球。他补充说, 即使有过, 其情形应该“更接近《独立日》而非《外星人》所描述的那样。”(《英语世界》99ö8, 12 页)显然, 这篇译文的最后一句只是语义层上的译文, 两部电影的片名是翻译出来了, 但其包含的文化内涵译文读者是无从理解的。实际上, 即使是读英文原文, 没看过这两部电影的或不了解这两部电影的内容的读者也是无法理解这段话的意义的。理解的障碍当然不在语言, 而是在文化背景知识。所以当译者作出下列译注之后, 理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独立日》和《外星人》, 这是两部美国科幻电影。《独立日》中的外星人极其凶悍, 大肆杀戮地球人; 而《外星人》一片中的外星人则善良、脆弱, 与地球上的小朋友结为伙伴。上面的例子说明, 译者必须结合原语语篇的文化背景才能正确理解并译出其真正涵义。如果说在理解阶段, 译者注意力的焦点是原作者, 那么, 在翻译阶段, 其注意力的焦点则是译语读者。这就要求译者既要尊重作者, 也要尊重读者。尊重作者也就是尊重原语文化, 对原语语篇的文化内涵, 译者要忠实地将语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尊重读者也就是尊重译语文化, 由于译语读者来自与原作者不同的文化语境, 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到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例如中国报刊上经常出现的“亚洲四小龙”, 在翻译成英文后变成“Four T igers ofA sia”。译者这样处理是考虑到原作者与译语读者所在的文化的差异。在中国文化里,“龙”是地位的象征; 而在西方文化里“dragon”是邪恶和恐怖的象征。如果将“亚洲四小龙”直译成“Four SmallD ragons of A sia”则会引起西方读者的迷惑不解:四个经济发达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人眼里怎么变成了邪恶的东西?
(二)生态文化的传播的概念厘定生态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传播生态文化其目的在于让生态文明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生态文化传播的对象是人数众多的社会性群体,是大众传播。伴随“绿色文化”在全球的蔓延,生态文化也自成一个体系,发展了一系列的人文社会科学,如生态伦理学、生态艺术等,同时也形成了以生态文化为内容、以物质为载体的各种产品。这些无形的意识和有形的物质都是生态文化传播的结果。但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和受众的接受程度取决于文化的实用价值、难易程度、文明声望、时代适应性和抗逆性等多种因素。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生态文化要实现有效的传播就必须要在这些因素上最大限度的接近大众心理,将生态文化的传播作为一种公共性的意识形态扩散,而不是商品的传销,简单地套用商业广告的传播形式。曾讲过,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由此可见,生态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除了要借鉴其他文化的传播形式之外,最主要的是要从目标定位、受众定位到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的确定等方面,都能紧紧围绕着“民生福祉”,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实现生态环境最普惠的价值为目标。
二、我国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状
生态文化在农村的传播是建设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当前农村生态文化的传播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没有物质文化的保障,精神文化层面存在大量的空白,制度文化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将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困扰着农村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
(一)农村生态文化理念缺失我国农民本身文化水平偏低,再加上广大农村长期处于缺乏文化引导的状态,生态意识淡薄,生态文化贫乏也就成为现实。虽然农民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原本也有保护意识,但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如,在丰衣足食的环境下,农民会关注周围的生活环境,从物质保障到精神重视,表现出良好的生态文化观;反之,在面临生存危机的环境下,加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在农村地区仍然根深蒂固,人就只能着眼于当下,不惜掠夺、破坏村里的公共资源,冲击乡里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表现为目光短浅,涸泽而渔,向耕地要粮食、向山林要产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生态观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地方政府大多只关注经济发展,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文化宣传站,也就没有在农村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文化的宣传活动,村民也就没有了知识的来源。另外,在农村基层组织,村干部们也是从普通农民中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生态意识并不比普通农民强,所以就形成了当前农村地区从村干部到普通农民群众生态意识薄弱、生态文化缺失的现状。
(二)农村基础设施保障缺乏由于在广大农村地区,生态文化理念普遍缺失,导致在农村地区的发展重心长期停留在经济建设上,资金不会投入环保这一高投入低产出,甚至零产出的公益事业上。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土地利用率低,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城镇化脚步加快,部分耕地被用于工厂、城镇的建设,加剧耕地面积的减少。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断开拓耕地面积,提高土壤肥力。他们一方面采取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方式,增加耕地面积,这样直接造成水土流失、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耕地面积的直接减少。另一方面通过农药、化肥提高土地肥力。短时间内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却导致土地自我修复功能降低,甚至丧失。而且各种化学物质的使用,造成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残留农药、化肥随雨水流入江河湖泊,造成饮用水的污染,再加上各种农业固体废弃物未得到科学的回收利用,胡乱堆放,也会污染水源和土壤。这些错误的做法致使农业的自我修复功能受到破坏。与此同时,农村的生活垃圾日益成为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基层组织从干部到群众生态观缺失,导致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没有意识到应该如何建立与环保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制度,致使大部分自然村没有建立垃圾焚化池,偶尔有几个固定的垃圾存放地点,但没有专人定时处理。于是河边、桥下、田间地头都成了村民眼中的垃圾坑。
(三)农村生态文化制度缺位我国长期以来在政绩观上奉行唯GDP马首是瞻的观念,导致各级政府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于抓经济上,关系到民生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是一种有投入没产出的公益性事业。地方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都不愿意花太多的心思,尤其是对于农村村委会来说,更是不愿意花费人力、财力、精力去投资。如在山区,房屋往往是依地势而建,居住分散,生活不便。当条件具备后,经常几个自然村村民集中在某个地势较平坦的村庄建房定居。这样就形成了几个村村民杂居的情形。再加上农村本身规章制度就不健全,于是就出现了村委会虽设有文化活动中心,但除了村干部用大喇叭通知村民相关事务之外,几乎没有发挥其他作用;村庄虽建有垃圾池,但村委会难于管理,或者管理不善,经常是垃圾溢出,臭气熏天仍无人理会。当然,有些村委会制定一些制度,但农民个体意识仍然存在,致使监督不力,这也是导致农村生态文化制度难以贯彻的重要原因。我国现在生态文化传播面临诸多困难,国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上发展日程。自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相继提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十报告更是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将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3],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操作性。国务院还将福建省列为生态示范区,支持该示范区的建设,为全国生态建设提供模板。
三、推进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途径
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目的,也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农村生态文化传播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寻找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现实路径。
(一)夯实基础设施,为生态文化传播提供坚实保障在农村推进生态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实现这两个目的,离不开经济基础这个强有力的后盾。在海南考察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所以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要在农村推广生态经济模式,鼓励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从而为农村生态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物质上的依托。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制定专款专用制度,定时拨款,协助村委会修建文化宣传的设施,如文化广场、生态文化宣传长廊、生态文化家园;帮助设计整齐划一的居民住宅,绿化、美化村庄道路,加快建成美丽中国。让农民生活在生态、和谐、美丽的环境中,就能够切身感受到生态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最终促进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态文化传播的积极性[4]。
(二)提高生态意识,让生态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在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文化的传播与形成是人与人、人与周围环境互为影响的结果。我们的理性抉择应该是大家都尽可能的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在相互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影响、良性的循环,共同致力于生态文化的有效传播。首先,要提升村民的领头人———村干部的生态意识。他们生态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全村对生态文化宣传活动的重视程度。现实中,大多数村干部文化水平有限,生态意识较弱甚至是零,面对上级传播生态文化的要求,也只是敷衍。然而,生态文化传播和教育工作很大程度上依靠村干部,因此地方政府应当经常对他们进行各种生态文化培训。其次,要提升村民的生态意识。村民是生态文化传播的受众,其生态意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生态文化传播的效果。提升农民生态意识关键在于加强生态文化教育,应该把生态文化教育作为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对成年农民的社会化再教育尤为重要。只有生态文化的观念深入人心,才能使农民真正意识到生态文化的发展对于自身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二、针对学生文学活动体验薄弱的情况,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对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反过来又去指导文学实践,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的就是文学实践,学生只有具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知识。“实践出真知”,学生只有经过大量的文学活动的体验,包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等体验活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理论中涉及的各种文学现象、各种文学原理。采用“情景模拟”、“对话”审美体验教学模式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对于各种文学活动的兴趣。“情景模拟”就是讲到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些直观、形象的情景,使抽象的理论尽可能的具象化,便于学生理解掌握理论知识,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调动学生掌握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知识,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空间。比如我在讲到文学风格这一章时,为了证明有无文学风格,我就设计了“情景模拟”,即“一个小伙子遇到了一个彩票的漂亮姑娘,你模拟一下琼瑶、金庸、柯南道尔会怎么写。”我分别找了三个女生,三个男生,一个男生与一个女生自由组合成一组,让他们分别以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来模拟表演,学生调动了自己的想象力,生动演绎出了琼瑶、金庸、柯南道尔的风格,由此得出不同的作家创作风格是不同的,学生兴趣很高,发挥了他们的想象力、表演力,活跃了课堂气氛,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直观、形象、易懂。再比如讲到戏剧时,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品,在此基础上学生自己评价,这样戏剧的特点、分类等理论知识学生就自己总结出来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多幕剧《抢坐》、独幕剧《电热棒的故事》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即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采用启发性互动式教学方式。具体应做到:一、在教学中多使用疑问句,反问句等形式以启发引导学生对文学理论问题的积极思考,多给学生总结发言的机会,帮助他们养成边学边思考、边运用的良好习惯;二是课堂对话和课下对话同时进行,课堂对话是在教授文学理论的课堂中,老师围绕本堂课教学中的重要内容,精心设计一些环节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或根据课堂学生反应情况,即兴提出一些引导性话题与学生平等对话与交流,用以来培养大学生进行理论思考的兴趣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既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进行,也可以利用课外业余时间,课下进行,如采用电脑播放古今中外的经典电影,或播放当今一些学生喜欢的热点视频,组织学生观看,观看后安排学生讨论、对话交流,让学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有直观的心灵接触,然后再布置学生去阅读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原著,了解文学经典作品的内容,通过比较文学经典与根据文学经典改编成的影视剧,学生发现文学经典作品一旦改编成影视剧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蕴。这样提高了学生比较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审美趣味。课下“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就是下课后给学生提供适合对话的问题,引导学生在自己喜欢的场所,比如宿舍、餐厅、草坪自由结合畅所欲言地讨论,下次上课时再提供机会让他们阐述讨论的结果。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要不断总结改进“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以适应不同阶段、不同基础的学生。全方位确立学生在文学理论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教学模式往往剥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存在只是单纯的灌输、单纯应试等多方面的弊端。“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把确立学生主体地位首先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能力,强调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情景模拟”、“对话”式审美体验教学模式是对传统“课堂”教学的重大改革,它不但把课堂上与课堂下完美结合为互动状态,而且把审美教育、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学生学习文学理论的兴趣。
三、合理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增强图像意识,大力推进文学理论课程改革
2跨文化语境教学在高职英语教育中的重要性
2.1强化高职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
在高职学生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合理的运用跨文化语境教学,将能够有效的对学生的英语语言用能力以及交际技巧进行锻炼。通过不断的传授英语教学知识,使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达到能够运用英语语言交际沟通的能力。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必须摒弃传统授课方式,将学生作为主体,引导学生了解英语语言文化内涵,使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不断提升。
2.2提高学生对国外文化的理解水平
不同的生存环境使各个国家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传承历史,最终导致其在文化、风俗、历史背景等方面与我们出现了较大的差别。所以,在鼓励学生学习英语文化之前,应该使其了解国外发展的历史文化以及历史背景,进而提高其对英语语言的理解及掌控能力。通过跨文化语境教学的实施,将是有效提升学生对英语文化理解的重要手段。
2.3为学生培养正确的审视英语国家文化的态度
没一个国家的兴起时间不同、发展背景不同,所以他们各自都具有不同的优缺点。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通过跨文化语境教学为学生建立对英语国家正确的态度,使其能够客观合理的评价每个国家的优缺点,接纳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差异。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糠的方式融合外国发展文化,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能力以及自身的文化造诣。
2.4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培养
通过采取跨文化语境教学手段,可以使学生有效了解英语语言的重要性并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该教学方法还能够不断的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的学习兴趣,使其不断的通过自我收集信息的方式自主进行学习。所以,教师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积极的引导学生正确的获取资料,纠正学生错误的学习方式,使学生掌握并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进而提升对英语的掌握及应用能力。
3在高职英语教学中跨文化语境的实现
3.1将具有针对性、突出性的国外语境词汇及句式进行分析
国外英语语言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所以通过对国外语境的词汇以及重点句式进行分析、比较,将有助于高职英语的教学。通过实际分析可以发现,国外英语语言在交际时都具有特定的背景,对于问路、答谢等都具有常见的几种表达方式。所以在现代教学过程中可以对这类句式进行拆解分析,提高学生对其的理解能力,强化学生对跨文化语境的掌控力度。
3.2对过国内外相同含义的语言进行英语教学
由于各国文化发展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但是对相同事物的表达依旧存在通性。所以在进行高职英语教学的时候,介意对英汉句意相同或者接近的例句进行重点的分析对比,将其中所蕴含的规律找到,并对他们进行总结归纳,让学生消化吸收,进而提升其理解运用能力。作为现代的语言交流工具,不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实际上都是具有通性的。虽然汉语与英语具有语言通性,但是在表达中依旧存在差异。所以在教学时教师应该摸清两者的差异以及通性,经过详细分析后进行讲解,使学生对汉语与英语之间的独特性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可以有效的展现出跨文化语境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并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许以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3通过赏析外国经典电影的方式提高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知理解
在进行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引入英美国家经典电影,有助于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发展历史及文化背景。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进行跨文化语境知识教学时,多是采用观摩国外经典影片作品的方式进行教学,以起到潜移默化学习英语的作用。同时让学生观看《成长的烦恼》及《老友记》等经典英语电视剧,从而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跨文化语境教学的重要意义。通过平这种舒适的环境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英语,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理解及认知。
3.4邀请著名外籍教师来校授课
跨文化语境英语教学作为当代高职英语教学教学的新思路、新方法,近年来,来我国任教的外籍教师日益增多,高职院校可以通过聘请著名院校的外籍教师,利用外教资源,提倡学生和外籍教师进行积极交流。除此之外,高职院校还可定期举行高职院校之间外籍教师联合举办的跨文化讲座,具体的讲座内容由英美国家之间的文化知识差异、英语学习方法、技巧以及风土人情、跨文化交际等等此外。另外,学生可以在外教帮助之下,运用英语展开一些专题研究。
近年来,“公共新闻”成为国内新闻界关注的话题,并逐渐从理论探讨进人新闻实践层面。2004年江苏卫视举行《1860新闻眼》开播一周年纪念研讨会,将主题确定为从“民生新闻”到“公共新闻”,宣称该栏目的新闻实践定位在“公共新闻”,即“用公众的眼睛关注国计,以人文的精神关注民生,创造公共新闻话语,搭建社会和谐的公共平台”。随后,越来越多的电视台推出了“公共新闻”栏目,以《1860新闻眼》为代表的“公共新闻”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继“民生新闻”之后的又一场电视革命。
较之起源于美国的“公共新闻”,我国的“公共新闻”在实践环境、传播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有其独特之处,这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立足我国国情,全面理解“公共新闻”内涵,恰当定位“公共新闻”,是我国“公共新闻”事业的发展的关键。
一、“公共新闻”的缘起
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新闻界,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逐渐偏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公众利益的诉求渠道受阻,形成了公众对传媒的集体不信任,传媒公信力式微,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疏离,民主政治生活面临崩溃的局面。在此境况下,美国新闻工作者发起了一场新闻报道业务方面的革新运动,即“公共新闻”运动。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念的纽约大学新闻系教授.TaYRosen指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是报道新闻,新闻记者的工作还应该包括这样的一些内容:致力于提高社会公众在获得新闻信息基础上的行动能力,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告诉社会公众如何去应对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去阅读和观看这些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与新闻媒介对“公共新闻”的关注、争议和实践探索,主观上表现了美国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媒介社会责任的新思考,实质上也呈现出当前美国民主政治利用媒介的重新定位来达到调动社会公众情绪与力量,减缓社会压力,促进社会整合的目的。
二、“公共新闻”中国实践的理念及定位
在美国,“公共新闻”缘于对公民社会现状的深切体量,根本上是为了唤醒公民的政治生活参与意识,引导和培育公民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方式方法,由于新闻媒体领导了这场运动,使得运动的影响被扩大了。从文化和制度层面上讲,这场运动植根于美国公民社会、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当中,是对美国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自我修复,是在美国较成型的公民社会和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改革成果。
较之“公共新闻”发源地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公共新闻”对于我国来说无疑是个舶来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美两国在媒体制度、媒介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怎样将“公共新闻”的先进理念和我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相结合,充实“公共新闻”的中国式内涵,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新闻”实践道路,将是“公共新闻”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关键。
“公共新闻”致力于以公共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提高公众的行动能力,引导公众意见,影响公共决策,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当下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内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崛起历程中的中外矛盾集中显现,这种环境一方面为“公共新闻”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需要使“公共新闻”实践既能自觉调和进而立足中国文化和制度语境,又能阐扬独特理念,有效影响公众,发挥应有的社会效益。笔者认为,就我国的“公共新闻”实践而言,以下几点有必要贯穿和遵循。
(一)以人为本
人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尊重人、完善人、发展人为主要着眼点。当下中国,经历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大增,与此同时,高增长带来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社会诚信代价、分配格局差异等等问题集中显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由特定的人组成的族群之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分配的公共问题,微观层面实质上也是关系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在公共管理层面已经达成共识,旨在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以人为本”思想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部门的主导思想,并在公共管理当中有切实体现。
就“公共新闻”而言,在新闻报道中应该自觉培育“以人为本”的视角,将维护人之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己任。这样既做到了植根传统文化,又上承公共管理部门思想,下应公民切身需求,达成多方利益的有效调和,进而促进问题解决。具体操作层面来讲,“公共新闻”报道在横向上可以致力于关注和纠正当下以GDP为本,以经济收益为本等短视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均衡全面发展;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不同地区、不同族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和社会财富收益权;纵向上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即发展既能满足当前的物质文化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享用资源的权利。
(二)典论引导,促进和谐
舆论引导是新闻传媒的应有之义,是媒体发挥社会效益的重要表现形式。新闻报道既影响舆论的生成,又关系其走向,公共事件报道尤其如此。鉴于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注意引导中的轻重缓急显得格外重要。
当下社会转型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频发,这些矛盾大多涉及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关注这些公共事件是“公共新闻”的应有之义,也为“公共新闻”发挥传递信息,提高公民获取信息后的行动能力,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等作用提供了广阔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公共事件的报道中,新闻从业者对报道的基调、分寸、时机的把握会直接影响到作用发挥的性质和程度,把握不当将影响作用的发挥,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公共新闻”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务必要全面看待此类事件发生的历史渊源、制度因素,多角度、多视角反思个中诱发因素;新闻工作者务必秉持理性、客观,而不是人云亦云,意气行事。在具体的报道中,要密切关注事物发展的动向,在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把握恰当力度,扮演好公共利益、媒体价值判断和公共管理部门职责三重利益的调适者角色,促进公众和公共管理部门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
[作者简介]赵佃强,山东临沂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化、文学及电影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时国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当代文学和影视评论。
战争为史诗性电影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即“悲剧性、大场面和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但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把这些要素通过艺术的手段转换成史诗性作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苏美史诗电影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所在,因为苏美两国非常成功地通过电影的形式把战争这种素材转换成了这样一种史诗性的艺术作品。
苏联是二战的重要参战国,直接面对了人类史上的这场空前浩劫。为了配合好国内的反法西斯宣传,艺术家们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股洪流之中。不仅战时出现了很多的战争纪录片,而且战后直至现在都在不断地拍摄二战电影,这些电影努力塑造出了伟大的苏联形象,契合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需求,是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达。美国同样是二战的重要参战国,它也需要和前苏联一样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同样的节奏,讴歌美国人民不怕牺牲,坚决和法西斯斗争到底的伟大决心,这对鼓舞美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同样具有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美苏两国极为相似。除此之外,苏美两国史诗电影的产生还有着其自身的一些更为深层而独特的原因。
对苏联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深层的内部文化推动力。独具特色的二十世纪俄国宗教哲学奠定和重塑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为史诗性电影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宗教哲学有三种不同倾向:一是宗教宇宙论,强调宇宙万物的神性和对造物世界的神化改造;二是基督教人本主义,把人类及其社会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核心和出发点,特别关注人的存在和命运、人的自由,人与上帝的关系等问题;三是“纯粹哲学派”,强调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概念把握,而是一种生命体验,是存在自身中的直觉。从中我们不难推定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史诗性电影中的三大要素可以非常自然地从对“宇宙、人及生命体验”的思考中得出,因为这三个概念可以分别对应“宏大的历史背景、英雄人物、悲剧性”。
俄罗斯诸多伟大思想家始终都在思索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的此种基督教真义。索洛维约夫虔诚地指出:“俄罗斯思想,俄国的历史义务,要求我们承认,我们与基督的宇宙大家庭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要把我们民族的天赋和我们帝国的一切力量,用于彻底实现社会三位一体。在那里,三个主要有机统一体中的每一个――教会、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自由的和强大的,而且与另两个密不可分;它不会吞噬或消灭它们,而是无条件地巩固与它们的内在联系。使上帝的圣三位一体这个真实形象在尘世重现,这就是俄罗斯思想的真谛。”显然,索洛维约夫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基督色彩的“普世之爱”,它坚决地要求俄罗斯人抛弃个人主义观念,坚强地团结在一起,用爱支撑起俄罗斯民族不屈的脊梁。在二战期间俄国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时期,这种“普世之爱”表现得非常突出。1942年4月举行的苏联作家协会会议上,很多作家在面对残酷的战争现实时,同声呼吁文艺工作者应关注战争给苏联人们带来的苦难,而人道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此为人们所重视。正如吉洪诺夫所指出的那样:“人性、人道主义是我们文学的传统和首要的特征。它是我们理解人们的痛苦并寄予同情,因为它对人的内心世界和战争带来的变化具有强烈的兴趣――这对我们来说,正是苏维埃艺术中最重要的东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俄罗斯民族所认同的这种人道主义与西方世界的那种肤浅的人道主义观念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恰如别尔加耶夫认为的那样:“在俄国,由于其宗教始终具有追求绝对和终极的性质,所以人的因素不可能通过人道主义的形式(即舍弃宗教)得到发掘。但在西方,人道主义已是穷途末路,生命垂危,危机四伏,西方人正在一筹莫展地寻求摆脱它的出路。迟到的俄罗斯,不能重蹈西方人道主义的覆辙。在俄国,只能通过宗教天启发现人,即只有通过揭示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人,揭示基督心中的人,才有可能发现人。这就是俄罗斯的绝对精神。”这种从基督立场上来揭示人的本质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所进一步证实,苏联“解冻”后文坛上兴起的带有基督色彩的人道主义潮流迅速地波及到了苏联电影的拍摄。例如,在苏联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雁南飞》、《士兵之歌》、《一个人的遭遇》、《士兵的父亲》等就明显地摆脱了“日丹诺夫”的消极影响,引导了苏联二战题材影片拍摄中的人道主义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人道主义所关注的“人”,总是被作为人类的代表,作为人的集体本质。而人的命运总是被以某种方式想象为人类的世界历史命运。我们不难从前苏联的诸多史诗战争电影中体验到上述的具有浓郁的俄国特征的宗教情绪。
纵观苏联二战史诗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极少刻画美国式的孤胆英雄,而非常注重表达一种集体主义话语,绝大多数英雄人物都具有明显的人民性特征,这就使得苏联电影基本摆脱了自由主义色彩,从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厚重的现实主义感,而不像好莱坞影片那样难以遏止地会彰显出虚幻的个人主义。例如,《战斗中的列宁格勒》、《雁南飞》、《坚守要塞》、《热雪》等优秀影片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而这种思路的来源并非是导演和制片人所凭空杜撰出来的,探究起来,其仍然可以追溯到宗教传统影响下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思想向来重视对秩序的维护,即对神与上帝的皈依,而排斥散漫的个人主义。这种强烈的秩序观念使得苏联二战史诗电影达到了一个别国电影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在苏联二战史诗电影中很少看到垂头丧气、一蹶不振、颓废萎靡、充满幻灭感和消极怀疑主义的人物的原因所在。用别尔加耶夫的话来作个总结无疑是再好不过了:“凡相信俄罗斯使命而又只能相信它的人,过去和将来都会认定这个使命就是创造性地达到宗教综合,生活和意识中的宗教综合。”
美国则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极为短暂,在宗教和文学等很多方面还不够生成像俄罗斯那样厚重的传统,这些都使得美国文化很难在自身内部衍生出悲壮的史诗风格。美国电影带有浓郁的商业文化气息,这是众所皆知的现象。即使像二战这样的悲剧性素材同样也难以完全避免这种商业文化的侵袭。在二战期间,为了有效地配合政治宣传,美国电影界赶制了许多有关二战的电影,但很多影片的市场反应都不尽如人意,这其中有一些独特的原因。一、“好莱坞”文化的影响。好莱坞非常注重影片的商业价值,而那些执意不走商业之路的制片商则往往惨败而归。这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好莱坞电影制胜的秘诀在于“从民间大众的历史和现实意识出发生产影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好莱坞文化又不仅仅奉守一种绝对纯粹的金钱主义观。毕竟,观众无法漠视“二战”这个具有深刻悲剧意义的概念,同样,如蓝爱国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看到市场和金钱的密切关系,而忽视了市场意味着广大人群意识形态中心的复制和表达,那么,市场难以形成,更何来壮大。”“好莱坞从来未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遗忘自己的历史文化主题,不管是在理性的意义探讨还是在非理性的意义探讨上,它总是离不开这种文化主题,并始终将这种主题的表现和传达作为工业化时代好莱坞的基本使命去完成。”的确,好莱坞文化就似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只有技艺高超的导演才有能力自由地游走其下。二战提供了创作史诗性影片的绝佳素材,能够将其搬上银幕同时又能带来可观的商业效益,相信这是每一个好莱坞导演的梦想,无疑,斯皮尔伯格堪称其中的佼佼者。斯皮尔伯格既能拍出像《侏罗纪公园》这样十足的商业影片,又能“立地成佛”拿出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震撼全世界的二战影片。二、观众因素的影响。好莱坞电影制片商非常注重观众的接受反应,众多的电影公司拍摄了大量的战争影片――如厄尔・谢恩曾经作过统计,“在1942年至1944年好莱坞战争片的生产的持续高峰期中,有1/4的故事片(1286部中的312部,占24%)是关于战争的。”但这数字的繁荣并不能证明美国战争影片的真正成功。美国当时拍摄的许多战争影片在市场上铩羽而归的现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战后,美国电影商在拍摄此类影片时就非常注意吸取这个教训,在好莱坞商业文化的精心包装下,美国不断地推出史诗性影片,将之推广到全世界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如《野战排》、《珍珠港》及《拯救大兵瑞恩》等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需要理解而且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好莱坞的商业化操作为何会成为其史诗电影产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语境,要明白这一点就不得不先了解新教伦理与美国精神之间的深刻关系。所谓“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清教” (Puritanism),是自十六世纪起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各改革教派的统称。它的主旨实质上与文艺复兴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彻底动摇了传统神权统治的基石,是一场使神圣的宗教世俗化的运动。这种世俗化的运动在欧美确立了一种新的宗教精神,即一切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好莱坞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象征,它之所以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借助电影这种可视性艺术的独特影响力,美国人迅速地向它之外的世界有效地宣扬了美国精神――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以及超越一切的自由和民主等等。正如马丁・S・德沃金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上最大规模娱乐工业所缔造的、并当作商品的那些‘好莱坞明星’,把银幕上的美国人形象演成都是最有魅力、一帆风顺、凌驾一切而成为横扫世界的新大众文化的主要人物。”二战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民族自信心,使得它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来引导整个世界。基于这样一个理由,美国人通过不断拍摄二战影片来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立场和强化全世界对于美国光荣历史的记忆。这是苏美两国史诗战争影片的一个根本性区别所在,当然同样更是美国的独特性所在。
[参考文献]
[1] [俄]索洛维约夫等著.《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第285页.
[2]转引自[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1917-197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
[3][俄]别尔加耶夫著.《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井上靖(1907-1991)是日本当代文坛巨擘,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被日本评论家誉为“置座于文坛顶峰的大师”。井上靖还是一位热心于国内、国际文化事业的活动家。他担任过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运营委员长等职。他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曾多次访问中国。1980年井上靖接替中岛健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为促进中日文化、文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
井上靖青少年时期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与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进行座谈时便提到他读中学时,学校开设有汉文课,学生必须背诵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代表诗作,而且当时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用上课的形式,而是自然地深入其中,受到熏陶”[1]。如果说中学时期的井上靖,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不自觉地被动地接受,那么他进入大学后,对中国史籍的涉猎则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一种有选择的主动接受了。大学期间,他阅读过中国的《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等历史著作。在其《明妃曲》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被匈奴给迷住了。“被匈奴迷住”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可笑,不过,我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出现的有关匈奴的记述之后,的确对匈奴这个古代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近似于共鸣的关心和兴趣。[2]
我们没有必要将“我”与学生时代的井上靖等同起来,《明妃曲》作为小说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它却揭示出青年井上靖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他对中国,对中国西域的一种执着追求与憧憬。
谈到中日两国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时,井上靖说:“我国同中国地理位置毗邻,从古代起就受到过先进的中国文化强烈、持续的影响。正由于此,促使我国国民历来关心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3]而在《心的文化》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成为日本文化最深根源的,无疑是7-8世纪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学问、艺术、文化,虽然是广义的文化,但它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4]这也许是作者钟情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井上靖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思想上。他说:“至于我们究竟从中国古典中获得了什么?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确切地表达。我认为从中吸取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所谓的人生最根本的思考方法。”[5]他多次提到对《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的思考,可见这句话对井上靖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自传体小说《北方的海》中他就提到了这句话对中学时的他的影响。他在创作以“逝者如斯夫”为主题的小说《化石》时,因病魔缠身怀疑自己患了癌症,《论语》中的一些语句成为他战胜病魔的支柱。而当他真正身患绝症躺在病房中时,正是孔子的魅力及其对事物执著的意志促使他完成了他人生总结般的作品《孔子》。
而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景仰,也激发了井上靖的想象力,促使他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1950年,井上靖因小说《斗牛》获芥川奖而正式步入文坛,潜心创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井上靖开始了他的中国主题的创作,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漆胡樽》便是这一年创作的。1957年,叙述高僧鉴真东渡的事迹,歌颂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友谊的《天平之甍》的问世,掀起了井上靖中国主题创作的,随后,井上靖先后创作了以班超为主人公的《异域人》,描写楼兰小国兴衰,极具西域风情的《楼兰》,描写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纵横天下的《苍狼》等十六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
井上靖在这些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中,或是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中日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歌颂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历史;或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描绘,勾勒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而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形象。这些作品,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日本著名学者德田进便认为《孔子》“这部作品使那些读过或未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把孔子作为中国的代表人物来理解,所以井上靖塑造的孔子,使读者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满足”[6]。井上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礼赞之情,倾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挚愿望。他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7]。
(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0wlh41;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c900。)
注释:
[1][5]周发祥编:《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2]井上靖著,赖育芳译:《永泰公主的项链》,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3]井上靖:《中国美术和考古·序言》,日本六兴出版社,1977年版。
[4]井上靖著,周世荣译:《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二、中世纪宗教语境中的绘画
中世纪处于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复兴之间,中世纪艺术属于基督教艺术,这时的艺术,开始了从“哲学情怀”到“宗教情思”的过渡的大语境。此时艺术变得崇高、神圣,它不注重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而往往以夸张、变形等手法表现精神世界。中世纪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艺术品不再模仿现实社会,而是注重表现基督教的威严和神秘。在人物塑造上,人体一般直立,张开双手,但是还是有罗马艺术的影子。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复兴古典文化,在造型艺术方面,以写实传真为首务,开创了基于科学理论的表现技法,如人体解剖和透视法等。汉魏对图宣讲的传统在佛教传播中,将佛教主题与中土的手卷画形式有机结合;正如先秦许多绘画是为讲述而存在的,这些画卷也是为演讲者而创作。佛教艺术家的任务是在纸、绢上描绘佛教人物的神变,变文的讲解者在讲唱时即以此作为一种图解(在这些画卷上一般还有简要的文字提纲),按图讲说。图绘再次成为口头叙事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
三、现代绘画中与文学语境的同步发展
纵观世界艺术史,文学语境与绘画语境始终在同步发展。高明的画家往往能够在意境中把握事物独特的艺术特征和表现自己深刻而独到的人生感悟。这种意境是画家自身修为的体现,受画家的文学艺术修养的制约。文学艺术修养是难以琢磨的,它来源于艺术家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独到感受。绘画中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江苏省从2005年引入“创意产业”概念后,在“文化强省”战略推进过程中,各地出台不少的优惠政策,纷纷把创意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加以培育。而在动漫创意产业方面,已先后有南京、常州、苏州、无锡等4个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是全国拥有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最多的省份。这些都为江苏沿海地区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政策和技术支持。
江苏沿海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存在问题
1经费投入不足,尚未形成多元化、积聚性投入机制
近几年来,江苏沿海地区的文化事业经费虽然总体呈增长态势,但投入依显不足,更多的经费被用于了保证日常运转,而各种文化活动、文艺创作、文化服务由于资金困难受到较大制约,社会尚未形成多元化和积聚性的投入机制,在“九大文化产业”投入中,基本上都是投资主体根据自身情况自主性投入,明显缺乏跨行业、交叉性的投资主体,特别是那些高风险的新兴文化产业,由于缺少担保物,没有融资实物条件,银行贷、融资相当困难。
2创意园区少,新兴创意产业业态的形成发展滞后
目前,江苏沿海地区在建的文化创意园区有3个,每个市平均各有1个,创意园区数量明显偏少。另外,文化创意、动漫产业、数字出版、新媒体等被认为是文化产业的新宠,但目前沿海三市的状况是这些新兴创意产业业态的形成发展滞后。
3创意人才匮乏,文化创意精品较少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是创造力,创造力来自于创意人才。一个地区人力资源水平的高低,是决定该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高校培养的传统人才,普遍被业内视为“缺乏创意”、“思维陈旧”,而企业等用人单位虽然有时能够招到“完成创意”的毕业生,但却无法招到真正“有创意”和能“产生创意”的高端人才。高端创意人才的不足,尤其是创意管理人才的匮乏,直接影响到拿得出、打得响的文化品牌的出现。
江苏沿海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
(一)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是创意产业的精髓和灵魂,“文化”框定了它的产业内容和产业属性。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资源就是地方特色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因此,应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南通被誉为“纺织之乡”,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然而,在人们日益求新求变的今天,传统家纺与时代脚步愈行愈远。在文化部门的引导下,志浩市场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民美术图案研究设计所,从而走上创意产业之路。如今,志浩和叠石桥市场周边已有50多家设计公司,2000多名设计人员,每年推出成千上万种新花型。连云港将特有的《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等文化资源积淀成一批具有市场前景、技术领先的文化创意产品,总投资约40亿元的连云港“西游记文化主题公园”将以西游记文化为核心元素,以花果山景区为依托,以实景形式再现西游网络游戏。盐城因“盐”得名,作为地方传统文化,海盐文化的历史遗存和精髓已成为城市的文化表征。坚持与其他城市在产业选择上的错位发展,凸显海盐文化的带动作用。整合董永传说、施耐庵传说、枯枝牡丹传说等脍炙人口的地方文化,可以形成不竭的精神资源,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用创意点亮产业之路,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文化”和“产业”的融合需要创意,创意强调文化对经济的持续推动力,突出文化的思想性与知识的技术性有机融合,创意文化产业化的关键在于突破传统技艺所依附的文化束缚,进行创意新产品的开发,促进科技、文化和产业的相互渗透。盐城东台发绣是盐城市具有地方特色的一项传统手工艺,但在国内却不如苏州刺绣那样畅销,其背后反映了发绣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一般发展规律,突破制约东台发绣发展的瓶颈需要在集群发展、产品结构、创新意识、品牌效应、市场开发等方面下功夫,尤其要突破传统技艺所依附的文化束缚,通过捕捉传统技艺创作灵感,提高发绣的艺术价值和技艺品质。在城市创意的过程中,要借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依托和利用民族文化特色(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传统工艺品和形象等),突破惯性思维习惯,更好地挖掘创意元素,譬如连云港应注重把创意设计广泛应用于广告、建筑、时装、软件等领域,其创意动漫业应以《西游记》、《镜花缘》等为特色,着重在文化科技、动漫游戏等方面抓好创作和推介,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当然,因地区差别等原因,地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重点也不尽相同。江苏沿海三市要善于寻求各自的产业优势,做到加强协调,承认差异,错位发展。如连云港的《西游记》文化产业、水晶文化产业;南通市的狼山道教文化、蓝花布版权交易市场;盐城市的红色经典文化、大丰麋鹿生态保护区、海盐文化历史风貌区、盐城市文化产业园等都是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可以采取财政扶持、联合打造的方式,分类指导,全力推进,通过创意的引入及其核心引擎作用的发挥以及一批创意园区的建设,带动系列产业集群的连锁反应,进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内部各项功能和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产业集聚效应。当然,在引导各集聚区产业过程中应实现错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与过度竞争现象的出现,使之健康有序推进。
(三)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环境
1增强政府调控作用
政府应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避免错位、缺位和越位。如有些创意产业园区本来起点很好,起步也早,却因为产权、管理等各方面的障碍而停滞了。如果政府能够适时给予引导和指导,在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助其理顺各方面的关系,这些园区很有可能得到更好发展。
2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大力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能力,进一步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创新创意成果的氛围,为成果的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保证文化创意产业良性发展,进而为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的保障。
3资金支撑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方面,政府要增加财政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支持与投入,尤其加强对中小型创意企业的资金支持。可以借鉴其他先进地区的发展经验,设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基金,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直接的融资渠道,并对那些有发展前景、影响大、牵动力强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专项资金补助,提供信用担保,大力扶持文化创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建立多元化的文化投入机制,积极鼓励个人、企业、社会团体资助文化事业,加大吸引民间资本及外资投资,必要时给予特殊政策优惠,以增强创意产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