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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亦随着经济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而演进,作为传统文化源头的国学,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和解读,成为兼具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国学。新国学的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结果。国学及传统文化在转型过程中吐故纳新,焕发新的生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继承和发展的文化,其内涵包括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等,而将这些传统文化学术化、系统化、理论化的成果,即国学。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其具有以下特点:
延绵不断的生命力。中国是诸文明古国中,文明唯一没有中断的国家。虽然历史上多有外来文化传入,但中华传统文化以其强大同化力量同化其它文化。历史上,无论外部文化传入,还是外来民族的入侵,都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断,反而是外来民族逐渐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化所同化。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仍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处世方式。作为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的国学,成为中国人所研习的对象,延续千年。
熠熠生辉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极早就摆脱了神学的束缚,以思考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人为中心,天地人合而为一。这种特点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非宗教化倾向,王权始终高于神权,形成了“重民轻神”的民本思想,重人道轻神道。这种非宗教倾向的特点,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就是不刻意追求灵魂的不朽,而是关注现实人生,把内在道德修养和外在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内圣”与“外王”结合起来,努力立德、立功、立言。
意蕴丰富的道德理念。中国传统文化极重道德人伦,道德观念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放眼浩瀚的国学典籍,对道德人伦反复强调无处不在,例如“天命无常、唯德是辅”“教之道、德为先”。伦理道德不但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大力倡导,也是民间最为重视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方面,强调厚德载物,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为人处世方面,强调“仁者爱人”的博爱,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换位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可谓系统而完备,尤以“仁义礼智信”五种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影响最为深远。
极重入世的务实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世文化为主导,极其注重入世精神,立足于现实生活,倡导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和“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思想观念,重实用的经验理性,而轻纯理论的玄思。从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就占据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地位,在儒家的观念中,是不认同宗教,也反对出世的学说的,人生的价值不寄托于天国和未来世界,而是建立于现世人生。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结合当代语境,对国学进行现代化改造,形成新国学,进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使国学和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新国学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至少应该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习俗及道德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些传统文化内容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历史局限性,甚至沦为糟粕,例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要根据时展的实际情况鉴别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那些与当代伦理价值格格不入的内容,应予抛弃,而对那些具有现代价值的内容,则应充分挖掘和弘扬。
阐释现代价值和意义。要处理国学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当下社会。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仍然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结合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当代性的阐释和解读,或对其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使之同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衔接,能够适应现代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焕发新的生机。
在传承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参照世界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上来审视,既保存民族特色,又吸纳世界先进文明诸如民主、平等、法治等观念,从而提升与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实现对当前世界先进文明的赶超。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价值
促进经济管理水平的提升。通过现代转型,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对于提升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例如,对传统文化中义利统一、诚实守信等思想的发掘,可促进构建良好市场经济伦理,维护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对传统文化中人本、诚信、修身等理念进行现代化的解读和发展,在培育企业文化中可资借鉴,而《论语》与《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经营管理思想,可通过结合现代语境解读,供企业经营管理汲取营养。
促进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社会治理理念,通过对相应思想作现代转型,挖掘和弘扬其积极作用,对于推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方面的内涵和意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皆是民本思想体现。政治管理具体方略上,一方面强调实行王道仁政,强调君主及官员的道德和对民众的道德教化,同时重视法度在国家管理中的作用,“治之经,礼与刑”“法者,治之端也”。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理念,如儒家的“天人合一”自然观,道家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乃至于佛家的“众生平等”的思想,对于这些传统文化内容的深入探析,并合理阐释其现代意义,可以启迪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伦理居于核心地位,通过现代转型,传统文化仍然可以产生强烈的道德感召力。在推进社会道德建设,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中道德建设资源的现代转型和充分挖掘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极重入世,充满了对于国家、民族的高度关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注重通过推己及人、“修齐治平”式的自我修养,使人们自觉践行其在社会中应尽的道德义务,从而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及弘扬,对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其价值远不止于此,在开发具有中国气度以及中国风格的文化产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在展示中国文化特色,提升中华文化现代影响力方面,以及在提升各民族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友爱方面等,新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①《章太炎国学讲义》,北京:海潮出版社,2007年。
叶文心的研究,并不以民国大学各具特殊性的结论为满足,而是试图在特殊中寻找普遍之处。只是,在她看来,民国大学文化的普遍特征不是独立、自由而是“疏离”。她用“疏离”一词来形容从“五四”到抗战时期的民国大学,认为这一时期的民国大学日渐陷入颓唐状态。这种疏离和颓唐,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五四”之后,政党势力渗透入校园,使得校园知识精英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无所适从;强势的西方文化成为校园的主导性文化,又使他们深陷于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政治无路、经济危机、社会混乱,使他们普遍丧失了“五四”一代人指点江山的气魄,日渐怀疑自己改造现实的能力,对个人前途也充满忧虑。这一时期的校园知识精英很少关心政治,普遍思想幻灭、绝望,纷纷遁入爱情,或深陷虚无主义之中。在传统的科举时代,科举有效地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职能,使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四书五经实现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和民间相联系的纽带。而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作为科举制度的替代品,却并未能与政治体制顺利接轨,与中国社会有所疏离,与普罗大众亦相当隔膜,大学并未成为真正的“养士”机构,这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吊诡之处。
叶文心研究民国大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这体现了海外学者学术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国内同行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对大学史感兴趣,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尽管叶文心当时无法看到各大学的原始档案,使其在资料引用方面有所限制,涉及面相太多,令其论述民国大学虽然全面,却仍缺乏深入,但其书仍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取胜。尤其是她对民国大学特征的种种论断,深具启发性,颇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对民国大学“疏离”的概括,也已成为民国大学史研究的经典问题之一。我们国内学者今天研究民国大学史,完全可以沿着叶文心开拓的思路继续进行。
中国民俗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以及文化,包括的内容主要有中国传统的服饰民俗文化、居住的民俗文化、岁时节日的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的民俗文化以及语言和民间文艺的民俗文化等。在高中的语文教学中,随着教学内容的不断扩展和知识难度的增大,会有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民俗文化的内容融合在高中语文的教学课程当中。而高中生处于理解能力和求知欲都比较高的年级,高中语文教学中中国民俗文化对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能够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以及对所要学习内容的理解能力。并且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各个科目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新的高考更加注重了传统文化的考查,政治,语文和历史这三个科目的内容有着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中国民俗文化不仅是语文学习的内容之一,也能从侧面上提高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
一、中国民俗文化的价值
(一)弘扬以及培养民族精神
对中国民俗文化进行了解和学习对弘扬以及培养民族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的民族文化中,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精英文化,该种文化主要是对人们进行思想、精神以及力量的指导,是一种父亲型的文化类型;而另一部分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中蕴含着人们的情感以及血肉特征,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一种母体型的文化类型。不管是民间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民俗文化是在中国的民间产生并且能够进行世代相传的文化,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够让学生更加具体的了解到中国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传统民俗以及风情。在拓展自身关于历史民俗文化知识并掌握所学的语文知识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进一步陶冶学生的学习情操,并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多种多样,其内容丰富多彩,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和讲解能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缓解课堂教学中的沉闷气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高中语文的学习中,文言文是最令学生感到头痛的学习内容之一,因为古代的文章结构和字词使用都和现代有很大的不同,学生在进行文言文学习时会因为对字词的不理解而觉得学习困难,并且教师在对字词进行讲解时采取单方面的口述解释,会容易使学生产生枯燥感。但是在文言文中会蕴含大量的中国民俗文化,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可以利用民俗文化的特点来引导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例如在学习《赤壁赋》这篇文章时,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可以让学生将其中的生字词以及不理解的语句画出来,先进行自我的猜测和思考,然后在正式教学时利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同的文化特点来对生字词进行解释,在学生大致了解了文章内容之后,可以对其中涉及到关于民俗文化的内容进行解释,比如当时人们出行旅游有什么样的习惯会进行怎样的准备等,同时也能了解苏轼这个著名诗人的相关生活习惯等。这样学生既能对文中的知识有更好的理解,同时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更好进行文言文的学习。
(三)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人格和品行
高中的语文教学除了要教授学生相关的语文知识之外,还要能起到培养学生正确人格和品行的作用。语文科目的学习是除了历史之外最贴近中国文化的学习科目,因此对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学校教育当中,一直强调要培养学生的良好人格和品行。在中国的民俗文化中蕴含大量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因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够为学生的人格和品行树立正确的榜样,帮助学生自身更好的成长。例如在对荀子的文章《劝学》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在对文章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解释之后,让学生充分的感受古人对知识和学习强烈的渴求欲望,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思想,端正其对学习的态度。鲁迅先生的文章《狂人日记》中描写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内部的战乱以及人们思想的愚昧,才有了革命志士心肝被挖用人血馒头来治病的荒唐事件。教师在对这篇文章进行教学时可以对那段时间中国的民俗情况进行详细的讲解,让学生能充分感受到战乱时代国人的思想变化以及社会的黑暗,和如今的幸福生活进行对比,从而激发学生奋进和珍惜的精神,尊重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安乐社会。
二、结语
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瑰宝,在高中的语文教学中,中国民俗文化的运用能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正确的人格和品行以及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臧胜楠.论语文课堂中的民俗文化教学策略[J].教育文化论坛,2013,(11).
[中图分类号]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2-0074-06
[作者简介]刘惠(1971―),女,辽宁本溪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贺月婷(1987―),女,广西龙胜人,泰国东北部四色菊府甘平埠侨南学校,汉语教师。
三、侨南学校汉语教学状况调查与分析
本调查共发放教师问卷12份,回收有效问卷12份;发放学生问卷180份,回收有效问卷160份。统计学生问卷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160份有效问卷中抽取80份,小学阶段随机抽取40份,初中阶段随机抽取40份。
(一)汉语教师教学情况调查
教师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师个人基本信息,调查教师的专业、学历、汉语教学经验、接受专业培训的时间和地点;第二部分是封闭式多项选择题,主要调查课堂教学情况、教材使用情况、学生的汉语水平和学习情况;第三部分是开放式问答题,主要调查教师对教学效果的满意度及对学校汉语教学的建议。
1.侨南学校汉语教师的师资队伍
截至2012年,侨南学校共有中文教师12人。其中,教师专业为中文、汉语类的有10人,其他专业2人;教师学历为本科的有10人,硕士2人;汉语教学经验1年以下6人,1~2年3人,10年及以上3人;参加过专业培训的教师7人,培训时间1年的2人,培训时间少于1年的5人。详情见表1。
表1 侨南学校中文教师个人基本信息统计
侨南学校目前的汉语教师师资力量基本能够完成学校设置的汉语课程总量,平均每人每周12~15课时。教师队伍由泰国本土汉语教师、汉办教师和侨办教师构成。这三类教师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本土汉语教师教学无语言沟通障碍,本科专业皆为中文,半数教师在中国接受过语言培训,但教学经验不丰富;汉办教师学历层次较高,不全是汉语言类专业出身,在赴任前也没有对外汉语的教学经验,但接受过国家汉办的短期专业培训;侨办教师都是在国内任教多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未接受过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专业培训。总体而言,侨南学校的汉语教师师资力量较为雄厚,专业对口的比例高达83%,年龄结构偏向于年轻化,是一支有活力有专业素养的高学历教师队伍。但是,教师非中文、汉语言类专业的教育背景和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缺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汉语教学质量。
2.目前汉语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学生方面来看,所教学生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偏低,大部分学生只会简单口语和简单书写;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只是偶尔主动学习汉语。从课时安排方面来看,大部分教师认为每个班每周3节课最合适(这与目前侨南学校小学三到六年级和整个初中汉语课程安排的实际情况相符)。从教材选择方面来看,半数以上的教师选择自编教材,而且在教材中,汉字教学所占比重较大。从课堂教学来看,教师课堂上使用汉泰双语教学,必要时加入肢体语言,帮助学生理解;教师认为学生对口语表达更感兴趣,授课方式以对话为主,并采用游戏和唱歌等辅助方式,教学效果较好。从布置作业和测验的情况来看,教师布置课堂作业的频率较高,几乎每节课都有,课后作业的布置则根据情况灵活调整;课堂和课后作业的内容均以抄写为主;大部分教师要求学生收到批改的作业后查看错误并改正,并且定期组织单元测验。
3.教师对教学效果的满意程度及对学校的建议
在问卷第三部分的开放性问题中,从教学效果和教学建议两方面入手,对全体汉语教师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见表2和表3。
表2 侨南学校汉语教师教学效果满意度及其原因
在表2中,教师对教学效果满意度各不相同的原因除衡量标准不同外,还受到教学经验、课堂管理、学校管理以及语言沟通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教师都具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并且能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去分析问题所在。本土汉语教师和侨办教师对自己的教学效果满意度高于汉办教师。其原因在于,本土汉语教师具有语言文化优势,侨办教师具有国内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汉办教师大多数教学经验不足,他们不太了解各年龄段学生的学习心理,在课堂管理方面缺乏经验,往往难以控制课堂,抓不住学生的注意力。在表3中,教师们对学校的汉语教学建议集中于教学管理、教学资源和开展中文活动等方面,反映出侨南学校汉语教学所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侨南学校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
1.学生对汉语的态度
这一部分是单项选择题,从学生对汉语学习的态度、对汉语教材的态度和对中文活动的态度三个方面出发,每个方面设置3~10个具体的问题进行调查。以下仅列出各个问题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的选项。
(1)学习态度。50%的小学生喜欢学习“说”汉语,其次是“写”;50%的初中生喜欢学习“写”汉语,其次为“说”;男生学习汉语更倾向于“写”。90%的学生认为汉语课很有趣。70%的学生偶尔自学汉语,偶尔主动找中文教师交流。70%的学生会改正作业中的错误。90%的学生认为汉语考试有必要,可以检验学习成果,10%的学生对汉语考试无所谓或者出于获得奖品的需要。80%的学生表示非常想去中国学习汉语。
(2)汉语教材。90%的学生认为教师教的内容很实用;85%的学生喜欢《体验汉语》这本教材;60%的学生认为每人一本教材很有必要,40%的学生认为“无所谓”。
(3)中文活动。80%的学生希望学校增设中华才艺班;55%的学生认为学校今年的春节活动很精彩,30%的学生表示未曾观看;85%的学生希望学校定期组织中文活动。
2.学生的学习情况
这一部分是多项选择题,共设置了6个问题。具体调查结果如下:
(1)学习汉语的目的:选择“想去中国学习”的学生占70%,“喜欢中文课”的占70%。
(2)汉语水平自评:选择“会简单的口语”的占85%,“能写简单的汉字”的占65%。
(3)喜欢的课堂活动:在初中生中,选择“游戏”的比例为55%,选择“唱歌”的比例为70%;在小学生中,“游戏”所占比例为67%,“唱歌”所占比例为50%。
(4)自学中文的方式:65%的学生选择“书本”,50%的学生选择“网络”,40%的学生选择“找中国教师交流”。
(5)想学的中华才艺:学生选择各项的比例较为均衡,基本都在40%上下浮动,乐器和太极所占的比例稍低。
(6)想学的语言:55%的学生选择“英语”,75%的学生选择“汉语”,35%的学生选择韩语和日语。
调查表明,由于侨南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都开设汉语课,大部分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较长,都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少部分中途转学至本校的学生汉语基础较为薄弱,个别学生是零基础;还有部分学生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在侨南学校就读,接受汉语教育的时间较长。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绝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仅会简单的口语对话,仅能书写简单的汉字,学生整体的汉语水平不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①学生逐年增多,汉语水平参差不齐,教师难以把握进度;②学校和学生对汉语的重视程度不够;③汉语教师更换频繁,教学水平存在差异,教学内容难以衔接;④汉语课程的课时较少,不利于连续性巩固教学。
3.六年级毕业生的择校意向
为了解学生毕业后是否会继续在侨南学校就读初中及其选择在侨南学校就读的原因(多项选择),本次研究对小学六年级的30名毕业生进行调查。调查的问题及结果见表4。
表4 侨南学校六年级毕业生择校意向
调查表明,侨南学校的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满意度较高,大部分六年级的毕业生都愿意留在本校继续就读,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且由中国教师任教。
总体而言,侨南学校的学生对中文兴趣较浓厚,但学习积极性明显不足,整体汉语水平较低;虽然大部分学生认为汉语课很有趣,但平时很少主动学习汉语,与汉语教师的交流也不多;学生对目前所学内容的满意度较高,超过半数的学生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汉语教材,《体验汉语》这本教材最受学生欢迎;学生喜欢生动活泼的课堂,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课堂活动的形式要求不同,初中生更喜欢唱歌,小学生则更喜欢游戏;学生对中国文化抱有很大的兴趣,希望学校开展更多的中文活动;在泰国学生想学的外语中,英语和汉语所占比例较高,其中汉语比例最高,这与侨南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汉语课程有密切关系。
四、对侨南学校汉语教学现状的反思
(一)关于教材
尽管学校有《体验汉语》作为统一的教材,但因为数量不足,每个年级的各个班级轮流使用教材,以至于一半的汉语教师表示宁愿选择自编教材。这导致各个年级所教内容很难衔接,学生或是重复性学习,或是跳跃式学习。据调查,教师选择自编教材的原因除了教材数量不足以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想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实际情况,编制他们喜欢、并适合他们的教学内容。调查也显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希望能有一本固定的汉语教材供上课使用。
因此,侨南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一套合适的教材,并且购足数量,确保每个学生都有课本;如果现有教材中没有合适的,学校可以组织全体汉语教师自行编写教材,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合学情的教学大纲。无论如何,汉语教学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规定每个教学阶段学生应该达到的水平及其衡量标准。这样才能保障汉语教学有章可循,层层递进。
(二)关于师资
侨南学校的汉语教师流动频繁。一方面是因为教师资助项目的不稳定性,汉办教师和侨办教师一二年的服务期满后有自由选择去留的权利,届时,很多教师会选择离开;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给中国教师的工资待遇并不高,每个月为5000~10000铢(约合人民币1000~2000元)不等,且学校对汉语教师的重视程度不够。据访谈了解到的情况,因为教师待遇、教学设施和发展平台等方面的原因,泰国本土汉语教师的流动性也比较大,一般本土教师在学校工作两三年就会离开,因而缺乏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指导新来的中国教师,中泰汉语教师之间缺乏教学合作与互助。由于教学经验、专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教师们把精力集中于实际教学,缺乏研讨精神,学术科研能力不强;因教师的教学任务重,学校的教学设施又极度匮乏,中华才艺类的教学很难开展。
首先,侨南学校应尽可能地改善教学环境,适当提高汉语教师的福利和待遇,留住人才,为学校汉语教学事业的长期发展储备师资力量;其次,学校应该鼓励中泰汉语教师定期交流、研讨,形成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并鼓励中泰汉语教师开展各类教育研究,共同推进汉语教学事业的深层发展;最后,学校应该加大资金投入,配备相应的教学设施,方便教师们开展各种教学活动以及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汉语学习氛围。
(三)关于教学管理
侨南学校的汉语课程缺乏基本分类,无明确的教学任务。教师可以随意选择授课方式,只需要在每学年的117个学时内完成一本《体验汉语》的教学内容,而一本《体验汉语》仅有8个教学单元,显然,这样的教学安排不利于提升学生的汉语水平。另外,语言类的教学适合小班授课,但学校因为教室数量有限,实行大班额,平均每个班级有40多名学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语教学的效果。而且教师自己编制的汉语试卷由于缺乏统一规范性,其信度和效度也难以保障。
尽管侨南学校设有泰文校长和中文校长两位校长,但在由政府出资办学的侨南学校中,泰文教育占据主体地位,学校中的大小事务主要由泰文校长负责管理。中文校长和泰文校长沟通不畅成为教学管理的一个主要问题,再加上学校没有形成良好的汉语教师管理机制,在安排教学活动或是组织比赛时,经常出现无法及时通知到位的情况。
侨南学校若要使汉语教学长足发展,就必须重视教学管理,组织安排好中文教研室的教学工作,订立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及教学大纲,规范校内的汉语考试,定期召开内部会议,总结和改进汉语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设立相关岗位以处理好各种教学事务,加强与学校领导层的沟通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调整班级规模。
(四)关于学生培养
从整体上来说,侨南学校学生的汉语水平不高,“文盲”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只能“听、说”不能“读、写”。这是由于学校偏重于培养学生汉语听、说能力的结果。此外,学校侧重于培养个别参赛选手,而不重视提高全体学生的汉语水平。这样一来,尽管侨南学校的比赛成绩较为突出,对学生汉语水平的整体提升和长期发展并无裨益。
适当地让学生参加一些汉语类的比赛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但“汉语桥”这类有影响力的国际性赛事,大多仅限高中及以上阶段的学生参加,侨南学校的学生达不到参赛条件。而一些地方性的比赛因其参赛人数的限制和赛制的封闭性,丧失了比赛的公平性,反而挫伤了学生的积极性。此外,侨南学校学生接触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机会并不多,课堂短短的五十分钟,除去授课内容,文化展示的时间所剩无几,收效甚微。尽管学校有教师和学生定期赴华的交流活动,但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参加活动回来却没有在学校做任何宣传或者报告,浪费了真实而生动的信息资源。
侨南学校应该立足长远,抓好汉语的基础教育,而不是着重培养尖子生或者“比赛机器”;在参赛者选拔的问题上应该更加注重普遍性和公平性,力求做到公平竞争,通过校内选拔赛营造学习汉语的氛围;多开展小型的中文活动,让中国文化在校园中逐渐弥漫;要善于利用信息资源,请有过赴华学习、考察经历的教师或学生在学校举办交流活动,做好后期宣传工作,将他们的见闻和感想编成类似“印象中国”的特辑在校内或者更广的区域进行宣传,这些将都对汉语的推广起到良好的作用。
(五)小结
侨南学校的汉语教学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学校需要引进更多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并加强本土汉语教师的培养,提高教师待遇,留住人才,避免断层。学校应该促进汉语教师之间互相的学习和交流,做好老教师和新任教师之间的“传帮带”工作,形成较好的学术交流氛围,以促进汉语教学的深度发展。教师应该不断学习,掌握更多的教学技能,提高课堂管理能力,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性,保障教学效果。第二,全面提高学生汉语水平。汉语教学应注重基础性内容的学习,全面发展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广泛开展中华文化活动和校内汉语竞赛,将竞赛成果作为外在激励因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树立学习榜样,鼓励学生学习汉语。第三,规范教材的使用。及时解决教材使用混乱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可以统一规定教材,或组织汉语教师开发适合本校学生学情的汉语教材。第四,加强教学配套设施的建设。侨南学校没有专门的中文活动教室,排演节目或者组织活动极其不便;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希望学校开设专门的中华才艺课,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难以实现。第五,加强汉语教学工作的日常管理,避免管理无序、通知难以下达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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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作为忠实记载亚欧非洲诸国几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号,忠实记载和综合反映了沿途各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宗教与世俗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与文学微探”的发言,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丝绸之路成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现的新魅力,产生的新影响,对拓展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间意义重大。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文通过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读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不是单纯的“丝绸”文化、商贾文化,它汇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佑夫用比较的方法提出丝绸之路上西域诗学的多元性、交融性、纪实性和断层性的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张艳奎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两件作者认为是关于古代吐鲁番地区数学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学文书《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
关于宗教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学者从多重视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论价值及其艺术特色。韩国高丽大学郑广薰介绍了敦煌配图本的版面编排。西北大学的梅晓云做了《少林寺那罗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的报告,借著名的少林寺护法伽蓝那罗延神的失落问题,探讨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此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罗汉向大会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权中的体现》的论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陆芸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总体述评。此次会议上,还有部分学者就丝绸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艺术、民族关系、审美范式服饰美学等要素做了相关探讨。
二、丝绸之路民族文学与文献
在语言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提出了关于古代契约文书界限类词语演变考察的看法。吴嫒就古全坠声母在关中西府方言的历史演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
在文学创作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魏景波分析了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的关系。赵颖借旧体诗这一文学范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提出南洋诸国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但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
在文学的传播交流方面,部分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及某区域的民族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阐述。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14-0017-04
教育作为社会传播文化和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课程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一般说来,课程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总是体现一定社会或社会群体的主流文化,常以社会主流文化代言人的形式出现,它将社会主流文化转化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使学生在课堂学习及与教师的日常交往中,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习得了这些文化,这些文化表达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民族个性、阶级属性等内容,对学习者施加影响,培养一定社会需要的人。但是,单一文化的社会毕竟是少数,对于具有不同于汉族儿童心理特点、处于非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说,因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与汉族学生不同,接受程度也是不同的。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少、分布集中,但有着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平等的身份和地位,教育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背景而进行。因此,在教育中存在着如何适应少数民族学生发展的问题,很多学者都认为实施多元文化教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
一、 概念解读
1.少数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教育。
(1)少数民族文化一般有三个层面。①价值――精神层面。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形成的某种肯定或否定的结构部分,即少数民族文化的旨趣、格调、情感结构、心态、理想境界等,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包括维系各种文化理想,世界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物质设施和条件,有关的想法和观念等;②制度层面。为展现其功能必需的,使主体依照一定的规程实施和表现变化及影响力所产生的文化效益。具体包括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制度、活动方式文化实践――认识活动的物质设施和组织机构少数民族文化的各种学说和理论。其作用是对系统内构成因素进行协调;③物质层面。具体的物质表现形式,如文字、服饰、风俗习惯等,是最直观的表现方式,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形式。
(2)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也有三个层面。①外观层面。具体的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民族人才的各类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物质设施、经费、师资、生源、教材、设施等,与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及对民族教育的关注程度有关;②中观层面。输入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表现为现代文化意识发生更迭,传统文化蜕变,打破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认同和己有心理体验的平衡。新旧文化的交替转变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构成这一层面的基本冲突;③微观层面。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构成这一层面的基本因素。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民族间的交互活动对每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结果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融合。
多元文化教育并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教育,然而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但是,以往一提到少数民族教育,总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强调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是一种以汉族文化、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就一定要把眼睛紧紧盯住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方式,少数民族文化也有优于汉族文化的方面,不能以经济文化的发达与否判断不同民族的文化优劣一与否,更不能无视民族差异进行标准化教育。
2.语文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各民族的语文是这个民族世代创造的结晶,反映了民族精神、民族生活的全部历史。语文本身的发展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发展。正如乌申斯基所说:“语言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生命力,而且它正是民族生命的本身。”语文教育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性。语言侧重于通过隐喻、神话和记叙的解释来发展课程的丰富性,将语言置于诠释的框架之中,使语言与文化相统合,视语言为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因为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字的时候,必然会学习到所蕴涵的文化内容和精神。有人对我国小学三~六年级语文课文进行过一项调查,指出其价值观名列前十位的分别是:爱国与民族精神、唯物主义、人际关系、勇敢、进取、科技、诚实、机智、节俭、勤劳,其中道德题材占31%、战争题材占19%、儿童生活题材占12%、其他题材占10%,而少数民族文化却鲜有涉及。
二、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民族地区语文课程的民族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总的来说,在我国目前的小学语文课程中,其民族特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首先,总的来看,我国民族地区小学生课程体系受到通用或具有实际通用地位的教材的极大制约或影响;其次,在“一纲一本”时期,在民族地区小学所使用的民族文字教材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是统编通用教材所包含的内容。翻译过来的教材内容自然全部是统编教材的内容;编译而来的教材,一般对统编教材改动极少;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使用乡土教材的乡土教育在小学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再次,1986年,国家开始对中小学教材中的义务教育教材建设进行重大改革,改革“一纲一本”的统编通用教材,实施“一纲多本”的教材建设体制。但是,在实施“一纲多本”的这些年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纲多本”的改革对民族地区中小学课程没有实际性的影响。新编的人教版义务教育教材具有实际上的通用教材地位。即使是民族文字编写的义务教育教材,内容仍然受到这种教材的强大影响。
2.语文教材的内容缺乏民族性。教材是课堂教学的文本依据,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学的性质。就目前来看,我国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主要包括:介绍祖国的资源,表现祖国的物产丰富,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讲述先进人物的故事,鼓励学生克服困难、拥有远大理想;介绍少数民族的生活,表现少数民族与汉族群众的团结和友谊,等等。在表现民族团结的课文中,出发点还是以汉族为中心,讲少数民族生活总是也讲到汉族人民生活,总是有号召少数民族向汉族靠拢的倾向。如果课文中涉及的少数民族问题,教师也不会给学生讲述与这个民族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这些文章都不是单独介绍少数民族,而是重点在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对少数民族的生活几乎不会有详细介绍。这必然造成少数民族的学生对课文中讲到的、与他们的生活相距甚远的、对他们将来的命运至关重要的内容只能被动接受,不能有所怀疑,当然更不得不全盘吸收。总之,语文教材很好地履行了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义务,对非主流文化的关注却很缺少。
3.民族地区语文教师的民族文化及民族性观念淡薄。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民族地区语文教师对民族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决定其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是否能尊重民族差异,是否能有效传播多元民族文化。通常在每个少数民族小学的语文教师都受过师范院校的系统培训,具备从教资格。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还必须熟悉自己所处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定地理环境、文化和习俗。如今在小学任教的语文教师都是在汉族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熟悉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本身所了解的少数民族文化就有限,而对民族性的认识更是不够,甚至是误解的。在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下,他们始终对回族学生带有偏见和误会,总是处于一种躲避状态,抱着完成任务的心理工作,只求结束课程就万事大吉,当然不会在教学中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不会针对学生的个性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当教师自身就是汉族人的时候,与学生的民族差异性大,对学生所处民族的文化了解甚少,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心存戒备,造成民族之间的误解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三、转化措施
上述问题并不是一所学校所独有的,在很多民族地区的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都存在,而且不只是在语文教学中存在。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在学校里存在着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同激荡着人们头脑的文化多元性。笔者认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语文教学民族性缺失有以下若干途径:
1.提高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师对多元文化教育的认识。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对教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多元民族的态度和价值,对学生的不同文化及各民族、群体的文化有充分了解,能从多元文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诸多问题。教师要能代表社会的文化多元性,要把年龄、性别、宗教、社会阶级、民族、种族、语言等主动地包容进教学策略、课程、教学方法、考试中。而要做到这些,前提就是教师要正确评鉴自己在所属文化中承担的角色,客观地看待自身的文化。作为教师,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做好教育工作,学者们提出了各项守则,提醒教师注意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不同的学者对教师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但都提到了教师要充分认识和了解不同的文化,公平对待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使学生了解其他族群的文化,慎重选择教材,筛除有民族偏见的材料,在反思中不断纠正对待多元文化的偏见,等等。
2.将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体现本民族文化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民歌等编入语文教材,供民族地区学校使用。我国民族地区的学校使用全国统一标准的课程,民族地区的学生,不论城市与乡村所要求掌握的内容与汉族地区的学生没有差别,对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和掌握及传播本民族文化是不利的,而目前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仅限制在高等教育中,少数民族文学在基础教育阶段几乎没有涉及,更谈不上研究。民族地区的中小学生对本民族丰富的民族文学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从小接触的都是三皇五帝、女蜗补天、嫦娥奔月等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内容。而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的学习则来自于长辈,从学习得来的几乎没有。一说人类的起源就是女蜗造人,殊不知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都各有一套民族起源的说法。很多人对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无所知,到了大学的中文系,才知道中国人不都是黄土造的,原来中国人还有更离奇的诞生方式,而少数民族学生对汉族人祖先的了解程度更是远远高于对本民族祖先的了解。事实上,其他民族的人数虽然远小于汉族,但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却不能被忽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史诗、民歌,有些作品因其杰出的艺术成就而流传甚广,如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白族关于阿诗玛的传说和壮族刘三姐的故事等,这些都已经成为文学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教材编写者有必要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将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合理的编入教材,供教师选择和学生使用。
3.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要满足民族多元文化教育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后,师范教育成为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制订的师范教育修业计划中,有诸如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多元论、多元民族意识等标题。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增进对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洞察、理解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与学校教育有关的行为和态度;认识和消除个人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与其种族和民群体进行建设性的交往,尊重多元化并将其融入教学。在设置多元文化课程及将多元文化观念渗透进所有师范教育课程的基础上,有两点是必须注意的:首先,应将文化动力(culuartldnymaios)整合进所有实习和实际的教学情境中,要求未来教师在所遇到的任何教学情境中,都要观察和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某些方面。如果多元文化问题仅限制在一两门课程上,其重要性就被大大的削弱了,而在实习和实际教学中亲身经历则不同。加强教学实习,增长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教学的经验,教师学会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实际的教学情境。在必要时,可让未来教师就所观察到的种种偏见,以及自身存在的偏见公开讨论,建立一个不断减少且最后消除偏见的环境;其次,师范教育的课程计划必须要延伸到师范生毕业后的第一年,给从事教学工作的师范生必要的帮助,促使他们能恰当处理与不同文化背景学生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平等、公平的课堂教学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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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一个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以显著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至1967年提前三年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到1973年国民收入翻了倍。
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提高收入为目的,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增长源,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为提高收入源,建立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关系、运行体系。就计划所要达到的几的、涉及的领域、采取的措施以及最终结果来看,它其实是一次整体经济的大转型,是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此,日本跃升为全球经济第二大国。
我们今天解读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有一点需要特别提出来,即不要望文生义地以为日本只是在分配领域实行类似中国曾经拟议的“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提高国民收入虽是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但其前提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日本把能否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是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的,因为他们明白,若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从而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即使一时能够实现,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而已。所以,日本除了收入计划之外,还有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步实现企业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我国是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国家,具有十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民族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艺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国许多传统的民族音乐正在走向解体。学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在高师学前教育中强化民族音乐文化,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事业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系统地剖析民族音乐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民族音乐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发展趋向,并提出相应的策略,这不仅对我国民族音乐的深入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更对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音乐在学前教育中的现状
目前,随着高师学前教育专业在招生方式上的改革,造成学前专业的大多数学生没有音乐基础。在学前音乐教学培养方案上,基本上是把音乐专业教学与幼师培养进行综合,课程安排上脱离幼教实际,缺乏学前专业特色;在实际教学中,学前教育音乐教育的内容主要以流行音乐、西洋乐器等为主,流行音乐、西洋器乐在学前音乐教育中固然重要,但这些教育内容和形式主要是培养学生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等方面的能力。要把我们祖先留下的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充分运用到学前教育音乐教学中去,是我们学前专业教师的目标和首要任务,由于缺乏有利的教育时机,我国传承多年的民族音乐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受到冷落。
学前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进行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重要基地。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断层的危机,主要来自于学前教育的萎缩。仅以黑龙江省某大学为例,2009级的学前教育专业60名学生,2010级学前教育专业107名学生,2011级学前教育专业194名学生,做了一次关于“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方面的调查问卷,排在首位的是流行音乐,其次是民歌、西洋乐器,而民族音乐位居最后。这种现象说明什么?教育者对民族意识越来越淡化,对本土音乐文化缺乏了解。这样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提高学前教育专业民族音乐教育的地位,从基础教育抓起,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承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途径和渠道。
二、民族音乐文化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影响
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传承下来的优秀音乐文化,无论在我国的音乐史上还是在世界音乐文化中,始终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作为学前教育的学生,在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的海洋中,学习博大精深的民族民间音乐,从音乐中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可以提高对民族音乐的认识和鉴赏能力。因为他们是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他们的学习为全社会点亮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希望之光。
在学前教育中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是任何一门教育所替代不了的,应该以学习和了解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为基础,让学前专业学生树立起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观念,为弘扬和传承本民族宝贵的音乐文化遗产而努力。通过民族音乐达到育人的目的,以促进民族素质,提高民族音乐文化水平,热爱中华民族的音乐艺术,使学前专业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不断提高。
三、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融合与发展思考
柯达伊认为,挖掘民族民间资源,以民族音乐文化为音乐母语来实施基础音乐教育可以更有效提高全体国民的音乐文化素养,让音乐真正地属于每一个人。[1]在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时,不但要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民族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而且要了解不同民族的不同风俗习惯,掌握当地的民歌演唱方法及简单演奏民族民间器乐的常识,不断吸收民族音乐的精髓对增强学生的艺术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利于学前专业学生继承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我国传统音乐文化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通过“倾听”民族音乐,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
在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中,通过“倾听”感受民族音乐是一门必修的课程。我们作为学前专业教育者,去创造良好的民族鉴赏氛围是责无旁贷的,通过欣赏民族音乐来培养学前专业学生高尚的情操,在音乐思维上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同时了解我国56个少数民族的不同音乐文化体裁,真正达到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因此,要想在欣赏民族音乐教学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激发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根据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对目前音乐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在音乐欣赏课中加大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比重,让学生充分了解祖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钢琴教学中,多演奏中国优秀作品;在舞蹈教学中,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音乐语言等,逐渐把民族音乐融入到各个学科中去。
(二)编写民族民间音乐与学前教育专业融合的教材
教材是教学成功的基础。为了强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工作,编写一部适合学前教育特点的民族音乐欣赏教材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教材内容的选材上应注意学前教育专业特点,以普及民族音乐基本知识为主,兼及部分民族音乐理论。把具有代表性的、有审美价值的民族音乐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教材中,教材以汉族民间音乐为主体,合理分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间器乐五大类。对民族民间的各类音乐素材进行合理的编写,在教材结构中突出民族音乐内容的比例,使民族音乐和学前教育有机地融合得到和谐发展,具有继承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的价值,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精神。
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为我国学前教育创新提供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我们大力开展学前教育创新研究和实践的今天,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者,只有不断地探索、思考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和规律,学前教育才会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因此,认识到民族音乐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融合有利于创新发展,是我国学前教育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注:本文为2012年度黑龙江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高师院校非音乐专业学生音乐素质培养研究”,项目编号:JG2012010369;2013年度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12532118)
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是以言语为基本符号,以社会语境为中介,通过读者与作者的心灵沟通而得以成全的话语系统,是一种社会权利关系缠绕的意识形态形式。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飞速运转,生产力的高度解放、发展,现代科技的快速升级换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族亲”意识正日趋消减。这种消减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类对自然界产生敬畏的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理性色彩的日趋加强,许多原来不可知的现象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解释,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叶广苓《长虫二颤》中,在颤坪调研的中医学院教师王安全,用中医学的知识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蛊的传说,消解了山间巫蛊之术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扑朔迷离的野性背景,在二福从杨陵农学院获得生物学知识后被终结,‘豹和犬是两个科目,受基因限制,它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杂交成果,黑子……没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学话语的传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这种削减也表现为,市场经济不断壮大中商业话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族亲”意识的淡漠。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族亲”意识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金钱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出于金钱的考虑,利益诱惑产生了人对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理直气壮无所顾及的掠夺:“笼里的猴对村民来说都是钱,活的钱”(《猴子村长》)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质利益计算,使村民对猴群进行了灭绝式捕杀。在商业话语系统中“钱”成为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与大自然、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族亲”之爱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下称实施办法)2001年正式实施以来,为我省无偿献血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无偿献血工作规范化、法制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实施办法实施前相比,无偿献血量大幅增长,无偿献血事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自2009年以后,我省无偿献血的总血量、献血总人次等关键指标出现逐年下滑现象,而医疗临床用血需求又快速上升,供需矛盾凸显和采供血压力加大。现行实施办法的部分规定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因此,有必要进行修订和完善。
委员会认为,本次省政府提请审议的修订草案根据无偿献血工作新形势要求,围绕强化动员组织机制、强化宣传教育、强化血站设施建设及强化关爱奖励机制等方面作了新规定,并针对社会现实需求,增设了临床用血应急保障机制、提倡医疗机构采用输血先进技术、建立全省联网的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和定期公开血站相关信息等新内容,是符合上位法规定和我省实际的,建议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根据调研情况,就完善修订草案相关内容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一、发动全社会力量,加大无偿献血工作宣传力度。无偿献血是一项社会性的公益事业,有效的公益宣传是无偿献血工作的基本抓手。各地普遍反映,免费刊播无偿献血公益宣传广告在近年来落实比较困难,一些地方甚至根本无法落实,同时有偿的广告宣传收费标准又日益提高。建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保障一定的无偿献血宣传工作经费。同时,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要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活动,把科学献血无损健康的生理知识和无偿献血的政策法规普及到千家万户。大力宣传在献血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营造全社会认可和尊重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不断推动无偿献血工作。进一步明确新闻媒体在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方面的职责,各新闻媒体要为无偿献血工作的宣传提供无偿或优惠的服务。
二、加强采供血机构建设,确保采供血工作顺利开展。调研中发现,当前部分地区采供血机构与能力建设明显滞后于无偿献血工作的实际需求,人员短缺、经费不足、用房紧张等矛盾突出,大量采供血机构使用编外人员,导致采供血队伍不稳定和血液安全出现隐患;部分县(市、区)固定采血点献血条件较差。建议各级财政应当足额拨款保证采供血机构的正常运行,保障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运输及宣传等经费,改善工作条件与献血环境。还要加大血液安全检测的专项投入,如核酸检测经费等,确保血液安全和供给。另一方面要加大固定献血点的建设力度,为献血者提供安全与便利的条件,可整合利用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依托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建立献血屋等固定献血点。希望在修订中加以考虑。
三、加大财政保障力度,确保正常临床用血需求。本次修订取消了临床用血互助金制度,并将原来规定“献血者献血累计达1000毫升以上的,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的献血标准改为400毫升以上。调研中许多地方担心取消互助金会出现资金缺口,同时降低免费用血标准也会引起免费用血人员的数量增加,加上异地用血回我省报销政策(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份都规定在献血800毫升以上终身免费用血)的执行,使政府的还血基金大幅增加。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加大财政保障的内容,确保免费用血制度的有效落实,满足临床用血需求。
一、文言还是白话?
谈到语文教学(那个时代叫“国文”教学),文言与白话是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对它的质疑和探索便首当其冲。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掀起了广泛的白话文运动,虽然1920年教育部就正式宣布普通小学须使用白话文教学,但直到40年代,中学语文课仍旧以古典文言为主,正如浦江清先生说的:“小学教育单训练语体,所以问题简单,到中学的国文方始迎着复杂的问题。在课本方面,现在初中课本文言语体夹杂着,显得很不调和。高中课本差不多全是古文,色彩是纯粹了,但多数学生是作语体文的,所以课本与作文就脱离了关系”。[1]正如大多讨论者所言,学生课上学的是经典的古文,课下看的是白话的文艺,社会上需要的却是简洁的“民国文言”——这教与学的分离就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什么是“民国文言”呢?
叶圣陶曾说,当时的“文言”已经“不该是唐宋的文学,六朝的文学,汉魏的文学,甚至先秦的文学,而该是应用文言字汇,文言调子,条理上情趣上和语体相差不远的近代文言”“如梁启超先生先生写的那些”——他称其为“民国文言”。[2]实际上,最有趣的是,我们如果翻阅当时诸君讨论白话文的书信,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使用的竟都是文言。翻阅从五四时期直到40年代的新闻报纸,我们也会发现很多消息都是以半文半白的形式写出。“民国文言”意味着社会需要。针对这种社会现状和对语文工具性的要求,语文教材就不光是文言或白话的问题,而是具体到选什么文言的问题。当时很多学者反对通行教材编选过多上古文字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不利于传播文化,还妨碍了语文的社会实用。例如浦江清先生就说:“教本深不足以提高学生的程度,反而可以减低学生的趣味。”[3]多数人认为语文教材应该着重编选近人的、更易懂能用的文言。这不仅反映出当时国文名家对国文教学的关注和思考,同样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普通中学生难以掌握当时的国文教材,国文水平普遍“低落”的历史现实。
当时学者们也在刊物上对中学生国文低落现象进行了更深层的分析,正如朱自清所言:“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上得到多少帮助。”[4]有识之士便开始重新编选教材。叶圣陶在《国文月刊》同一时期,与朱自清、周予同、吕叔湘、郭绍虞、覃必陶等,尝试改革,把文言文课本与白话文课本分开,编出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开明文言读本》等教材。这是“在文白混编混教占据主流位置二十余年后”进行的大胆尝试。①与20年代的你死我活不同,40年代后文言和白话在国文教学这一点已经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大目标上,也统一到国民塑造和文化更新的更宏远的目标上了。
二、文学还是非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