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医疗市场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B: 从2007年至今，高端医疗保险行业本身的全球平均增长率在9%至11%之间。我们认为中国市场的增长率比全球平均水平要稍微高一些。原因是中国高财富净值的人群不断涌现，对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的需求也在增长。随着其他市场经济增长放缓，跨国公司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国这样增长较快的市场，来中国工作的外籍员工逐渐增多，为高端医疗保险业发展带来好处。

C: 之前安联全球健康在中国有开展业务吗？许多国际高端医疗保险机构早已进入了中国市场，你们现在进来会不会显得有点晚？

B: 我们给欧洲的企业提供团体险，给它们在中国的员工提供高端医疗服务。也与中国的企业合作，为它们在境外工作的员工提供保险服务。今后时机成熟时，我们将在中国市场提供针对个人的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现在，我们在中国已经获得销售高端医疗保险产品的许可，且每个环节都是通过安联保险合作来进行，包括出保单，所有的后台技术支持，以及海外理赔、支付都全部在集团内部来完成，协调合作效率很高。其他竞争对手进入中国市场找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是在一个集团下的公司，它们之间涉及到磨合的问题，有的高端医疗保险提供商在中国还更换过合作伙伴。

C: 高端医疗保险市场的竞争实质上就是比谁合作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多，但中国的优质医疗资源比较少，对于保险机构来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篇（2）

二胎全面放开后，资本在布局民营妇产科医院上似乎又多了一层利好。但这背后必需要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妇产科起家的北上广城市到底还有多大潜力？第二，向二线城市扩张能否复制一线城市的成功经验？第三，长期来看，妇产科的盈利空间到底有多大？

有限的一线城市

民营妇产科在一线城市起家走的是高端路线。包括和睦家医院、美中宜和等，从服务外籍人士到本土富裕客户进入市场。优势是比较早建立了品牌的优势，而且在服务外籍人士和高端医疗保险对接上面有比较高的门槛。但缺点是价格无法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

比如说，和睦家的整体定位是中国前十富裕城市中收入前5%的人群。随着外资企业逐渐本土化，外籍人士增长经历了早年的快速增长后进入稳定阶段，未来由于经济不确定性以及本土化需求，外籍用户市场很难再有大飞跃。因此和睦家这样的医院开始把核心放在本土用户上。

但一线城市的本土高端用户在妇产科上的潜力非常有限。适合二胎的高收入家庭女性很多年龄已经偏大，而且很多真正富裕的家庭过去几年大量选择出国产子，并没有真正受到二胎的限制。而正进入生育期的女性人数以及最适合生二胎的女性人数其实一直在减少，2000年， 25-40岁最适合生育的女性人口为1.72亿，2010年为1.55亿，减少了1700万人，照此速度下去，到2020年前还会减少1500-1700万人。因此这最高5%的人群中的潜在女性用户整体在萎缩。加上高端医院的价格不可能被大部分人接受，以及市场竞争者的增加，未来一线城市妇产科可拓展的空间并不太大。

扩张有多靠谱

和睦家近年来在青岛、广州布局。而另外一些获得风投的妇产科连锁医院则瞄准了如大连、成都、天津这样的城市。一些莆田系医院也会选择大城市中新城或城乡结合的地区，在医院比较缺乏的地理位置寻找机会。

不过，未来在这些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扩张很难复制北京、上海这样的经验。首先，如果是高端医院的定位，这些城市缺乏在北京、上海这样高端医疗保险的渗透配合。和睦家在北京、上海的起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籍人士在中国购买了高端医疗保险（企业购买或者个人购买），这个条件在北上之外的城市并不存在。

第二，二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医院本身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对于高净值人群，人际网络的紧密型也更容易操作，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的难度不像北上那么难，不太需要寻找体制外的办法。因此，二线城市高净值用户对民营中高端服务的迫切性不如一线城市那么强烈。

最后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城市并没有那么大的潜在客群可以容纳多家竞争者。二线城市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面前风险更高，加上市场本身吞吐量有限，在大环境变动的时候，二线城市的投资风险要高很多。

盈利空间有多大

最后一个问题则是长期来看妇产科医院的盈利空间有多大。从和睦家（美中互利）退市可以看到，仅凭医院本身业务要支持地域的扩张，资产非常重，投入很大，财务数据最终并不会太好看。在复星收购之后，更多是布局全产业链，将医院作为一个平台，嫁接其供应链或者其他的产品。这样就可以降低对医院本身盈利的压力。

因此，如果单纯要做妇产科连锁扩张的模式，会很容易遇到投资回报和扩张速度的冲突，资金压力很大，投入回报会很长。而且当大型城市出现饱和，往二线城市发展能带来的冲力不会像一线城市那么足。

总结下来，民营妇产科板块未来的资金压力还是很大的，可能最终会不得不转型做综合或者诊所，但两条途径都意味着长时间的投入，以及重新建立服务模式和流程，并非所有的当前竞争者都能够走通这样一条路。

高端医疗更需“政策提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多数的高端医疗产业面临的是仅有环境高端、服务高端、收费高端、器械高端，而核心的顶级专家资源却严重缺乏的尴尬境遇。2015年11月23日，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将推动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人才以多种形式充分流动。完善医疗、养老服务护理人员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通过完善永久居留权、探索放宽国籍管理、创造宽松便利条件等措施加大对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度。《意见》通过给人才松绑，促进高端医疗进一步发展。

民营高端医疗的人才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可以称得上高端？是顶级的环境、卓越的服务还是领先的医疗技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他们的选择应该是最后一项。

在中国，目前的高端医疗产业呈现的是“二八分”的状态，20%停留在公立三甲医院的特需服务，80%归属于外资、中资的民营医疗。在中国，这两者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用“一半冰山，一半火焰”来形容。

“高端医疗”是目前全国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盈利渠道之一，而在民营医院，如今的境遇尽管比前几年已有起色，但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在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优质的医生资源民营医疗机构难以撬动。而此次《意见》出台对于高端医疗消费来说，最大的利好正在于给医生人才“松绑”。

在外资高端医疗领域，海外医生资源一直是核心吸引力。此前，国内外资高端医院的代表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和睦家的病人50%为外籍人士，在过去，这个数字接近百分之百。而和睦家目前的医生资源构成也主要来自于外籍医生以及国内“多点执医”的三甲医院专家。但多数中资的民营医院仍然难做到如此级别的专家资源配备。

海外人才的引进可以给民营高端医疗机构在三甲医院专家资源之外多一种选择，事实上，包括梅奥诊所在内的顶级国际医疗机构也正布局国内高端医疗市场，海外人才的需求在未来会进一步加深。

国内专家资源如何流动

事实上，医生资源从公立向民营的流动现阶段依旧需要依赖包括多点执医在内的各种流动方式，可以看到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包括挂号网、春雨医生、丁香园在内的移动医疗集团也已纷纷尝试从挂号业务转身线下诊所，希望通过“高端医疗”服务实现变现，而第一步就是将此前通过挂号积累的专家资源引入到民营医疗机构中。

“资本要想实现医生资源的变现，仅靠挂号服务不可能完成，最直接的方式还是将三甲医院的专家资源引入到民营医院中，通过高端医疗服务来实现。”移动医疗业内人士好牙医创始人孙广峰表示，“比如在民营医院中搭建专家资源的‘绿色通道’，或者是利用专家的空闲时间在民营医院坐诊。”

松绑之外，还需要定向的人才培养。

对于高端医疗来说，一部分需求来自于疾病的治疗，另一部分来源于康复、养老等保健需求。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的养老护理人员数量大约在1000万人。但根据现有公开数据，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持证上岗的人数不足两万，缺口已达千万级别。

在国内，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的缺乏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正规的医护院校毕业生并不愿意进入养老院、康复院这样的“边缘化”医疗机构。在养老产业已趋近于成熟的英国，这样的护理专业人员也并非来自于正规的医护院校，而是来自于专业的护理培训机构。

此次《意见》提出，将完善医疗、养老服务护理人员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这将有望给包括养老机构在内的高端医疗提供更多的专业护理人员，提升服务水平。

投资者还有哪些期待

“发展高端医疗，国家要进行高标准的监管，机构的医疗标准和水平要符合正规的要求。”弘晖资本创始人王晖表示。据王晖透露，在目前，尽管不少民营医院都有转型高端的意愿，但在包括手术室的洁净度、院内感染的防御、医疗污染物的处理上依旧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行业口碑难以树立。“在行业质量被规范化之后，包括医保报销、税收在内的政策上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要一视同仁，不能有倾斜，才能呵护这个市场的成长。”王晖表示。

事实上，在此次的《意见》中，有关医疗服务税收的政策利好也被提及：适时推进“营改增”改革，研究将尚未试点的生活行业纳入改革范围。科学设计生活业“营改增”改革方案，合理设置生活业增值税税率。而在同日的《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中亦提出，将适时推进医疗、养老等行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中国特色的畸形“高端医疗”

中国医疗界的高端服务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体现出几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名医资源紧俏，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都希望网罗这种稀缺资源，以名医为高端服务的尝试并不少见；二是以技术为高端的切入口，而从一定程度上忽略服务；三是仅以定价来划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户真正的需求缺口，导致整体高端市场的发展局限。

仅以名医本身作为标签，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义――服务

由于中国缺乏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导致患者长期向大医院集中，加上中国的全科医生行业发展缓慢，一直没能成为主流，因而专科一直是患者接受的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专科名医成为稀缺资源，很多情况下病人选择名医的理由是出于对普通医生诊断的不信任，而并非疑难杂症和大病。

在这种大环境下，加上医生多点执业的松动，迁移名医资源正好迎合了患者想看名医但在公立体系内得不到这种服务的缺口，由此出现了名医工作室，名医打包入住模式的诊所等新尝试。为了配合名医的价值，以及给名医迁移出公立体系动力，这种名医迁移往往是高价的，诊金远远超过公立医院VIP甚至国际部的价格，由此也被打上了高端的标签。

这可以说是医疗服务上具备中国特色的一种“高端”，这种高端主打的并不是服务的模式，比如更好的客户体验，更优质的医患沟通，更好的病前病后服务等。事实上，迁移名医资源的高端仅仅以名医本身作为标签，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义――服务。很多患者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这种高端服务，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个长期管理其健康并且值得信任、服务良好、就医环境更佳的平台，而真正需要名医对大病和疑难杂症的大部分却无法负担这种高端服务。因此，迁移名医资源其实并非真正的高端，只是现下医疗资源和需求不匹配下的特殊产物。

以技术为切入口的高端，

需求不会太高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高端体检。包括公立医院VIP、国际部、私立体检中心高端套餐在内的产品越来越注重背后的仪器和技术。

观察一下各类高端体检套餐会发现，中国市场正在朝筛查越多、使用的机器越精密为高端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缺乏家庭医生这道基础医疗守门人所引起的。正因为用户自身并不确定其健康风险，市场就通过包装各种精密技术和筛查来吸引用户购买高端套餐，打造更全方位检查的概念。而事实上，如果有熟悉用户健康情况的家庭医生，他们会发现很多筛查没有必要甚至对身体有害（如没有必要的CT筛查等）。

通过技术打造高端也是缺乏基础医疗大环境下的畸形产物，长期来看市场的需求不会太高，而且可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

以定价来划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户真正的需求缺口

导致整体高端市场的发展局限。比较典型的是高端医疗保险。这种产品进入中国的时候针对的是外籍外派工作人员在中国的医疗需求，但这个群体人数有限，加上中国企业日益本土化，外派工作人员的数量很难再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高端产品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高端医疗保险的价格阻挡了其快速发展的可能性。这和整个医疗大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没有办法对医院医生的行为进行监督，只能通过调高保费的形式保护自己的风险。另一个形成高端保险市场的原因则是语言，因为外籍人士需要英文服务，就医的网络就相对局限，而大部分本土用户并没有这个问题，将过去的高端迁移到本土用户是很难奏效的。

核心的问题：有多少所谓的高端医疗资源真正是大部分用户需要的？

用户的需求缺口在哪里？事实上，用户对现行医疗体系的不满更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看病效率和服务差，二是保障不足。将这两点定义为用户需要现在的高端医疗服务并不准确，事实上很多高端医疗产品的覆盖面和医院网络并不是直接针对用户的这两项诉求的。因此高端业务才会出现很大的发展瓶颈。

从上面三种医疗界的高端产品和服务来看，这类高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资源不平衡，缺乏基础医疗守门人角色引起的，并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高端和价格直接相连的办法也无法推动业务快速增长，真正的高端更应该是一种服务质量的差异性和用户体验的提升，仅凭迁移名医资源、技术、以及高价，很难持久也很难做出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高端医院在中国的起家有几方面推手，外籍人士增加带来的需求，本土有钱人对孕产服务的需求，以及为本土公司高管和有钱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经过了一轮融资、膨胀，高端医院后续发展的潜力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同时服务能力上的限制、价格不透明，人口结构变化，都可能是未来这种高端发展模式的重重危机。

妇产科是高端医疗服务起家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以和睦家为例，妇产科收入近几年一直占其总体收入的14%左右，是最主要的科室，收入比例仅次于手术（20%左右）。靠这块业务拉动未来的风险其实很大。一个是人口结构变化，二胎政策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快速增长，未来育龄女子人数减少，生育率降低无法避免。另一个则是高端医疗保险生育保障的调整。

生育保障是不少个人用户购买高端医疗险的主要原因，这部分用户仅冲着生育费用报销而去，并非保险的长期用户，且这几年高端医院生育费用水涨船高，费用不透明，已经有一些保险公司开始削减或取消生育保障，控制风险。未来这会是一种趋势，对以妇产科为主要收入的高端医院板块影响会很大。

高端医院的差异性在于服务质量，而非医学能力

这一点随着扩张也逐渐展现出来了，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人才。服务的对象有一大部分是外籍人士，因此对医生语言和服务能力上的要求比较很高，制约了一些本土有经验的医生加入。尽管高端医院通过连锁和地区扩张开去了，但医学人才一直是一个瓶颈，这决定了高端更适合做服务，复杂的病症需要转院处理，不适合发展成综合性医院。

当然，这也是用户需求决定的。外籍人士如果真正遇到大病，一般会选择回国治疗，而本土有钱人遇到大手术等情况，仍然会倾向于选择公立医院的名医。

因此综合这些原因，高端医院的定位更多是门诊和健康服务，同时包含一些简单风险低的手术，复杂项目需要和公立医院合作转院。这从和睦家的收入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和睦家57%的收入来自于门诊，43%来自于住院。这种趋势会持续，未来高端医院更可能往诊所方向发展，而不是综合性医院，虽然住院毛利更高，但医学能力和用户需求决定了这部分业务不可能是高端医院的主营业务。这对整体的利润率和规模都会有影响。

和睦家和美中宜和都开始进入诊所。和睦家近年来加快地域扩张，展开家庭健康服务，近年来其收入增长有所放缓，从2012年的33%下降到2013年的18%，2013年还出现了亏损达600万美元。未来妇产科和住院的发展瓶颈会是财务上主要的风险。

在转型做诊所这条道路上，高端医疗也面临不少危机

价格和商业保险为主的支付方式决定了高端是一个狭窄的市场，且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除了外籍人士，本土自费的高端人士还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一个风险。

篇（3）

印度、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已经相继将高端医疗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发展医疗旅游，主要接待国际患者，这些患者被吸引的原因一是因为治疗费用远低于在本国的费用；二是患者不需像在本国因医疗资源紧张而处于等候名单，可以随到随治，及时获得治疗。对于医疗旅游接待国来说，其意义是明显的，能够招徕更多的国际患者，并且同时拉动旅游业发展，增加经济收入；能够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国民就业难题；能够推动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改善国家医疗实力和技术水平。我国发展医疗旅游有一定的优势，其中包括医疗价格和医疗技术，但在相应设施基础、产业结构和相关政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高端医疗服务的集群发展

1.1集聚社会资本发展高端医疗服务

医疗旅游的吸引力，主要源自于相同高端医疗技术水平的提供而收费相对低廉，从目前来看，国际患者最青睐的血管成形术、冠状动脉架桥、心脏瓣膜术、髋关节置换术、膝关节置换术、胃旁术、脊柱融合术、乳房切除术，在我国的价格仅有西方发达国家的1/7，因此，提供足够的高端医疗服务是发展医疗旅游的基础，也是吸引国际患者的根本。高端医疗服务吸引社会资本来投入，一可以补充我国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形式，鼓励医疗服务多元化发展，提高整体医疗服务水平；二可以增强公立医院改革的外部推力，并且帮助公立医院逐渐剥离备受诟病的“特需”服务，让公立医院充分履行公益惠民的初衷，同时避免发展医疗旅游有占用公共资源之嫌。国家已于2010年12月3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鼓励社会资本汇聚医疗服务领域，卫生部也公文从2012年4月1日起，香港、澳门在内地设立独资医院的地域范围，从上海、重庆、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扩大到所有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社会资本将推动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催化医疗旅游的萌芽。

1.2建设高端医疗产业园

高端医疗产业园的建设，有利于医疗服务上下游企业的集群发展，产生规模效应，支持医疗旅游发展。其中可以考虑建设包括医疗器械及生物医药产业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研发区、国际医院区、国际特色专科中心、国际康复区，甚至涵盖医学学术交流中心、中外合资合作的医学院校以及国际商务区，能源、市政、商业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及时跟上，支持产业园的发展，同时要展开公共关系的延伸，以树立和提高医疗旅游服务品牌。针对于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且技术要求较低的牙科、眼科和妇儿科领域，产业园高端医疗服务应该重点发展肿瘤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神经系统疾病防治、骨科手术等领域。此外，园区建设的医疗技术中心将成为整个产业园最核心的共享服务设施，实现园内各医疗机构共享影像、检验、病理等资源优势，旨在降低各入驻医疗机构的投资成本，增强医疗旅游服务的价格竞争力，同时进驻园区的医疗机构必须通过JCI（国际最权威医疗安全管理和服务标准）认证标准，以符合接待国际医疗患者并方便部分患者回国报销医疗保险的需要。还值得一提的是，高端医疗产业园的选址宜靠近机场、火车站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在满足国际患者的同时，也可以服务当地高端医疗需求者，同时产业园还方便必要时得到当地三甲医院的技术支持，保障医疗服务安全。

2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的深度推广

2.1推动医疗旅游服务与国际接轨

入境我国的国际患者，包括全球医疗保险持有者和非保险持有者。对于非保险持有者，其选择医疗服务的余地比较大，价格和医疗水平成为了首要衡量标准，而全球医疗保险持有者，则需要前往保险险种签约的医疗机构就医，否则难以报销相关费用。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的推广，能够促使更多险种签约我国高端医疗服务机构，吸引更多的国际患者，从而推动医疗旅游的发展，便利医疗旅游服务与国际接轨，目前国内拥有的高端医疗保险险种主要有：大地保险公司与GBG（Global Benefits Group）联手推出的目前国内市场上首款全面的、与国际接轨的健康保险产品——大地全球医疗保险；国际SOS救援中心提供的包括紧急医疗转送、医疗转送回国、遗体转送、紧急代垫住院保证金等服务在内的全球急难援助服务险种；中保康联推出VIP医疗保险计划；太平人寿保险公司推出的金盾团体医疗保险；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国际知名环球援助机构优普（Europ Assistance）公司合作开发的高端环球医疗保险计划。面对日益增长的医疗旅游市场需求，我国高端医疗保险的种类、服务方式也需要深度开发和进一步推广。

2.2归拢在华外籍人士的就医服务

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退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也还未明显出现，每年涌入我国的外籍就业人士不断增多，以上海为例，光浦东新区就有定居外籍人士近12万，保守估计，目前在上海定居外籍人士已超过30万，而在广州，各种外籍就业人士已超过50万，这些在华外籍人士，要么通过供职企业母公司购买全球商业医疗保险，以保障身体健康的需要；要么通过香港高端保险机构购买全球商业医疗保险；甚至有的人士通过地下保险机构购买所需的全球商业医疗保险。而这些全球性商业医疗保险，多为高端保险险种，提供给每位客户的保障额度可以高达100万美元，涵盖了门诊、住院、健康体检、分娩、牙科、眼科等各领域，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全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保费流失量超过人民币10亿元。医疗保费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医疗服务的流失，很大部分全球商业医疗保险持有者就医选择在印度、泰国、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因为其保险签约的医疗服务机构在当地可以找寻得到，而在我国内地，没有相关的医疗保险险种，自然难觅相应的服务机构。推广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将可以让医疗旅游服务机构不仅接待入境国际患者，而且同样可以满足在华外籍人士的需要，避免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外流。

3政府的扶持力度明朗和强化

3.1鼓励高端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合理竞争

医疗旅游，因医而起，重在医疗，该医疗在服务和技术上都比普通治疗要求更高，而且以民营医疗机构高端化为表现。截至2011年，我国民营医疗机构已经多次收购和睦家母公司美中互利公司 股份，并且和新加坡百汇医疗集团合作在国内开设高端医疗门诊，奥亚国际医疗会也将推出20万元每人次的高级会员制，以推动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发展。其实，民营高端医疗机构在为国际患者服务的同时，同样也能为国内高端人士服务，保守估计，我国约有3000万的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仅上海、广州高端医疗服务市场容量就在200亿元以上，带动的医疗旅游产业链值将达1000亿元。因此，政府在鼓励发展医疗旅游的同时，其实就是要加大对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扶持力度，并且引导社会资本创办高端医疗机构，不断清除阻碍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各种绊脚石，具体来说，关键的一步就是鼓励高端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合理竞争，凸显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高端市场服务份额，从而也可以带动公立医院的发展，对民营高端医疗机构的扶持措施包括医疗业务上的互补性、税收上的优惠以及对高端医疗人才的政策鼓励等。

3.2设立特许经营以强化医疗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

医疗旅游的市场开发不是简单的医疗+旅游，而是需要谙熟两个领域业务的相关机构做好医疗旅游产品的组合设计，并且在特许经营的授权下，对外进行业务宣传和业务招揽，简单地说就是国际患者的接机、食宿、就医、游览、医疗保险、结算、康复、治疗后的跟踪服务等琐碎工作，由特许经营机构来承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是保障医疗旅游服务的前期充足宣传和预热，尽管我国的医疗资源和旅游资源有相当优势，但是，市场的开拓和巩固都需要有专门机构做前期推广，特别是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海外商的遴选和机构设置，这些都需要专门机构的操作而并非医疗部门和旅游部门可以代替；二是便利给国际患者提供全方位服务，在这中间，高端的医疗技术水平、管家式的服务水准、愉悦的旅游体验和合理的服务价格等都将成为医疗旅游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国际患者得到的一站式服务将是我国医疗旅游服务良好口碑的开始，也是吸引国际患者的重要环节；三是避免医而不游，医疗旅游强调的是一揽子服务，国际患者在得到满意治疗之后，放松身心进行开心之旅，实行的是套餐价格，这样才能在推动医疗服务发展的同时，带动旅游服务的发展，两者齐头并进，否则，缺乏特许经营机构的组织和协调，医疗旅游服务很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健康和持续地发展，而且特许经营机构的这种组织和协调，完全是基于市场经济的杠杆下进行，比任何强制手段将医疗服务和旅游服务结合都要来得迅速和奏效，同时也可以充分保障医疗旅游服务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参考文献：

Richard S.Medical Tourism：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nalysis of a role for bi-lateral trade.Health Policy，2011，103（2）：276-282.

Valorie A.Promoting medical tourism to India： Messages，images，and the marketing of international patient travel.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1，72（5）：726-732.

王建军，吕拉昌.基于公共关系的广州城市旅游品牌塑造研究.价格月刊，2011（3）：65-67.

篇（4）

国内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现状分析

社会医疗保险一般分为社会医疗救助、国家卫生服务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市场医疗保险、储蓄医疗保障制度等五种模式。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其中，社会医疗保险起基本保障作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由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只能做到“低水平、广覆盖”。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商业健康保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需求，主要是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外的补充保障，是人们提高医疗保障的重要途径。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市场竞争激烈;风险管理的能力、风险管控的手段等都相对较低［3］;专业化管理水平低;“供求矛盾”与“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健康险的发展市场空间巨大，而保险公司相关业务却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社会公众需求迫切，难以得到满足。这些均使得目前的商业医疗保险不能满足各阶层人士不断提高的医疗保障需求。

上海市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支付者三方分析

医疗服务支付方(保险机构)、医疗服务提供方(医疗机构)和被保险方(患者)构成了医疗服务的三方，其中保险公司为患者提供保险产品及理赔服务，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或健康服务，而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相互合作，保障了患者的健康并解决了支付问题。

上海市有近100家中外保险和服务公司，较知名的约有30家，包括国际保险公司、国内健康保险公司、第三方服务公司(TPA)［4］和保险援救公司。它们的服务及运作各有特色:国际保险公司商业运作经验丰富、产品齐全、海外购买人数多，但受政策影响未能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健康保险公司发展迅速、网络齐全，但产品单一、有些受医保用药等多重限制;TPA公司在国际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均受限的情况下在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架起了很好的桥梁。其服务周到、理赔便捷、24h热线、医疗护送、签证协助等，但公司规模偏小、业务种类不多;国际救援公司以紧急援救为特色，拥有专业的航空和旅行专家，能够安排相关医疗的地面或空中转运，但费用昂贵。

上海市可提供高端医疗或特需服务的医疗机构约有80家，但能够与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合作提供免现金直接理赔服务并为境内外人士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约为30家，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及一部分综合性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如华山国际医疗、市一、和睦家医院和百汇医疗集团等。其布局由市场因素决定，基本满足上海市场的涉外高端医疗需求。但目前公立三甲医院国际医疗服务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受到国内医改政策影响，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医务人员个人发展受限如职称晋升等，后备人才不足，医疗服务、文化背景有差异;与国际保险公司建立直付困难，尤其是公立医院没有保险专业团队，资金结算存在风险。

高端商业保险购买方主要由长期居住上海的境外雇员及家属，短期商务人士及游客和境内高端人群所组成。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其对医院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外籍患者倾向于外资诊所;华裔及港澳台患者倾向于去综合性医院;重症及疑难病例选择三甲医院等。购买的保险也主要是患者在本国购买或中国境内购买。对于医疗机构的信息来源主要通过保险公司、领馆、公司和亲友推荐，广告等，但仍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通、对购买高端商业保险认识不足或有疑虑等问题。由于上述原因，上海的商业健康保险仍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

高端医疗服务和商业健康保险合作案例分析

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是沪上最早提供涉外医疗服务的机构之一，集门急诊、住院、出诊、疫苗接种、健康体检、灾难救援、医疗保障、国际转运、教育培训和科研为一体的多元化医疗服务体。至今已为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40余万人次提供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境外人士达75%。自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与商业健康险公司建立合作，开展直接理赔结算业务，现已与欧美、日本和国内20余家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保险收入占医疗总收入从最初仅为5%，以后逐年增多，截至2010年已达到35．9%。中心举办了四届“高端医疗服务与建设”国际研讨会，发起筹建上海市医学会涉外医疗研究会，为整合上海涉外医疗资源、推动上海现代医疗服务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美国、英国、德国等10国领事馆、国际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和跨国企业的指定医疗单位。

加强上海医疗保障体系，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国际商业健康保险不同模式分析并结合上海实际，提出建立上海商业健康保险新模式，即按医疗服务的不同需求，采用多种类型保险制度互补结合，既保障基本医疗，同时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图1)。在满足基本医疗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端特需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按大的框架分为基本医疗服务和高端医疗服务两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由公立医院及部分私立医院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目前主要由部分公立医院的涉外和特需医疗部门、中外合资医院和诊所等提供。建立多种类型医疗保险制度互补结合，保证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基本医疗保险:即现有的城保、镇保和新农合等。由政府承担，通过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强调全覆盖，体现公平性。基本医疗保险+补充保险相结合:对封顶线以上部分，宜引入补充保险，可以由政府推动或结合商业等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产品。以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人群作为受益方，提高该人群的支付能力。补充保险可以由个人或结合集体共同出资购买，其费用低、受益面广，解决了部分“看病贵”的问题，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补充保障;另外，作为购买基本医疗服务的资金扩充，大大增加了商业保险公司基本医疗保险产品市场的基数，降低了其健康险的运营风险，亦有利于商业健康险公司的发展。基本医疗保险+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相结合:采用分类支付的办法，对于有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人群首先就其基本医疗服务范畴由基本医疗保险负担，而超出基本医疗服务的特殊服务需求，由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设计多层次、个性化的健康保险产品作为高端医疗保险产品来提供，包括市场上存在的涉外高端医疗、特需医疗和高端体检等。可由个人或单位集体共同购买，从而使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顺利接轨，满足多层次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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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咨询公司2016年中的报告显示，中国商业健康保险2010-2015年复合成长率高达29%；按这一速度成长，中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到2020年或将接近万亿元规模。

随着北上广地区大型公立医院高端服务部门逐渐发展起来，民营医院在全科和部分专科优势较为明显，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全科到专科高端消费流程已经打通，一些新款的商业健康险应运而生，但在现有医疗体系下，能否发展壮大，还待观察。

健康新险种盯住高端客户

郑是美中宜和国际保险部副经理，是公司2015年从保险公司挖来的专业人士之一。随着郑和其他同事的加入，美中宜和在2016年底联合平安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高端保险计划。

这是一款面向儿童的医疗保险产品。家长缴纳8000多元年度保费，获得一个美中宜和全科医生初诊服务的服务包，比如体检、电话咨询等。每管理一名参保者，美中宜和每年从保险公司接受一笔固定诊疗费用，就是所谓按人头付费。即使患者一年之内没在医院就诊，保险公司依然给付这笔费用。

此前，高端医疗保险的签约医院主要采用按项目服务，服务量越大收入越高。按项目付费下，医院有动力做大服务量，从保险公司多获得费用赔付。而且，很大一部分高端医疗险是个人投保。有些投保者等到疾病风险较高的时候才去投保，出险概率高，这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成本。

为了保证利润，高端保险公司选择持续上涨保费。这导致中国高端医疗保险保费近年水涨船高，三五万元的保费，让很多高收入阶层也望而却步。投保人数少，使一些保险公司干脆选择部分放弃市场，不再接受个人投保高端医疗保险，而专注于公司团体市场。

和睦家W络管理总监司伟塔表示，根据医院与保险公司长期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高端医疗保险实际上并没有开拓出太多的新客户。

合理控制保费价格和诊疗费用，高端医疗保险应该能够在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中吸引更多客户。

2015年，和睦家联合永安保险推出针对成人、儿童共同投保的家庭保险。这一保险计划过去一年吸引到1000多参保者，八成以上都属于国内消费者。

上述两种新保险产品的特点是，由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联合开发，共同管控患者就医流程；保险公司适当降低保费，吸引更多客户投保；医院适当控制费用，牺牲单价，获得更多患者；患者投保成本适当降低，而且有一家固定机构专门管理自己健康，也就是患者看病先到固定机构进行初诊，建立健康档案。如果患者确有需要，则由该机构联系预约转诊到大型公立医院就诊。

这跟已有的主流高端医疗保险产品不一样。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投保患者在高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高端病房看病，由保险公司与医院结算。患者选择范围比较宽，只要是保险公司认可的机构就能去，高端医疗保险公司甚至以服务网点众多来吸引客户。

新产品的前景还待观察。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后李明强指出，消费者在这一新模式下首诊选择受到限制，与过去的就医模式相比可能会不适应。当然，合理转诊和健康管理也许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下可以使保费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起始保费在1万元左右。

郑认为新保险产品“在商业逻辑上是通的”。类似新型保险产品借鉴的是美国管理式医疗的理念。早年间，美国保险公司向医疗机构采购医疗服务，也是按项目支付。随着费用不断上涨，保险公司和患者不胜其扰，出现不同形式的管理式医疗。在管理式医疗模式下，保险公司甚至直接投资医院，参与到医疗流程中；保险公司适当限制患者就医，强化预约转诊流程控制，引入按人头付费等结算方式，从而控制保费和就医费用失序增长。

这样的探索并不是毫无风险。早年间，部分保险公司曾经联合高端牙科诊所探索管理式医疗模式，但是最终因为无法拓展市场而黯然退出。

时机很重要，中国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2015年规模约在30亿元左右，在保险市场走热、人们的观念改变的大背景下，新型险种的试水，很有可能会把一部分中端消费者也吸引进来。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罗英就指出，部分中等收入阶层也许不会给自己购买高端保险，但是在公立医院儿科就医难背景下，他们可能会给孩子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合适的中高端医疗保险产品。

社保缺口正是商险机会

2015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全社会个人卫生支出更是超过1.2万亿元；而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规模仅有0.24万亿元，总体依然偏小，潜力较大。尽管政府统计数据还未正式公布，2016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应该能够超过4000亿元，增速超过70%。“我自己承保的业务增加了230%。”保险经纪李杰说，从业15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市面上，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提成已高达10%到40%。这意味着，包括李杰在内的整个保险行业的从业者，2016年的个人收入应该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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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新医院普通门诊300元，初诊及小儿门诊400元，特需门诊则在800元以上，病房收费每晚高达2000～5000元，院长张焕祯预期，最快两年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此前，内地已有和睦家、百汇医疗等多家国际知名高端医疗集团试水高端医疗。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又竞相将高端医疗纳入产业规划。一时间，内地高端医疗市场风生水起，成为投资界的关注热点。

内地高端医疗需求巨大

所谓高端医疗，就是针对高收入、高阶层人群的特定需要，提供精细化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简而言之，就是富人医院。

北京和睦家医院是一家典型的富人医院，大牌明星王菲、孙俪等都选择这里生产分娩。走进和睦家，就医环境和内地普通公立医院完全不同：环境清幽，装修精致，患者不用排队就医；医护人员来自不同国家，用中文和英文双语交流；病房布置如同宾馆待遇，卫生间内日用品齐备，还为病人提供DVD光碟以及外卖单等贴心小物；当然，病人家属也有休息用的沙发。

和睦家采用的是预约制度，能够充分保证就诊的时间和质量。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全科医生，不仅了解身体状况，还了解家庭情况等背景资料，统筹安排治疗过程。和睦家所属的美中互利公司的董事长李碧菁曾对媒体表示，和睦家提供全科服务，如果患者需要，随时可以组建一支医疗队伍，一起协商医疗方案。

当然，患者要享受这种高端医疗服务代价不菲。单就和睦家的分娩套餐来讲，顺产的价格在5.6万元人民币左右，剖腹产在10万以上。但是，从海外患者到和睦家透露的受众人群（包括银行行长、高端金融专业人士、企业家、海归）来看，费用并不是主要问题。

中国高端医疗服务的市场需求有多大？业内预期普遍乐观。包括投资机构以及主流保险机构在内的多个机构预测，内地每年有3000万～4000万左右的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

单就上海而言，上海市卫生局2009年公布的数字显示，上海高端医疗服务市场容量在106亿元以上，这还是保守估计。截至2010年，包括上海公立医院特需服务以及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高端医疗服务，其业务总收入仅为40亿元，市场潜力还没有充分开发。

另有数据统计，去年全球约有600万人跨国就医，一个医疗旅游者平均约能带来1万美元的收益，全球每年医疗旅游的市场份额在1000亿美元左右。中国每年都有不少富豪选择去国外就医，内地高端医疗也在走国际路线，争打旅游医疗牌。上海医疗旅游平台负责人杨健曾说：“内需和出口两大市场相比，中国人的钱太难赚，我们要赚的是外汇。”

一线城市竞推医疗园区

发展高端医疗，吸引国际宾客以及国内富豪，正在成为国内不少城市的新主打。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均将高端医疗产业规划写入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名录中。

在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被定位为“北京市副中心”。“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规划建设的医疗机构规模达169万平方米，计划提供床位7200张，服务对象设定为：在华居住工作的外籍人士、具有国际背景的精英人士和具有高端及个性化医疗、健康管理和养生养老服务需求的人士。服务区建成后预计能创收500亿元，拉动GDP增长200亿元，同时能够汇集3万名医学专家，创造10万人的就业岗位。

在北京专注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医疗示范区时，其他城市也在紧锣密鼓地布局。去年6月，上海医改方案明确提出建设的浦东新区、虹桥商务区两大国际医学园之一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已在浦东正式奠基，今年5月，广州南沙开发区与美国德州医学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南沙国际高端医疗城。此外，计划建设高端医疗园的城市还有福建厦门、四川泸州等城市。

“现在地方政府、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都在瞄准高端人群的需求”，一位参与高端医疗产业规划的权威人士称，从成本计算来看，中国的医疗水平其实并不差，但相较于西方国家价格要便宜得多，比如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在美国需要1万-3万美元，中国的报价是1万多人民币。

从国际医疗服务的价差来看，内地高端医疗大有作为。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内地高端医疗发展势头相当迅猛。

2009年开始，国内民营资本复星医药通过定向增发成为中美互利的最大单一股东，推动中美互利旗下的和睦家高端医院品牌快速扩张，不仅大规模增加北京、广州、天津等地医院的床位，还计划将品牌拓展到杭州、成都、南京、青岛等二线城市。

2010年，新加坡最大的私人医疗集团莱佛士医疗集团在上海经营面积达1.3平方英尺的医疗中心，提供多元化专科、牙科和体检等高端服务。

2011年2月，加拿大企业家德里克总投资2000万美元的WA臻景医疗中心在上海兴国宾馆花园开幕；同年6月，百佳（中国）连锁妇婴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在广州投资1.5亿元，建立高端品牌广州伊丽莎白妇产医院，其最豪华产房的面积达120平方米。

“高端医疗的确是社会资本投资的一个方向”，经营民营精神卫生医院的温州康宁医院院长管伟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新医改以后，未来政府职能定位于保基本医疗，高端医疗等基本医疗以外的领域应该由社会资本来开发，他已针对高端医疗进行调研，希望能够进入这一领域。

民间投资顾虑重重

但是，考虑到当前政策环境，管伟立对涉足高端医疗仍然顾虑重重，认为民营资本进入高端医疗领域存在先天不足。

内地高端医疗目前主要有三个渠道：高端全科医院、高端专科医院和公立医院的高端服务部门。公立医院的高端服务即特需医疗，原来定位于干部保健、国际服务，1990年代初开始取消身份识别，曾被认为是医改的重要举措。

特需医疗挂号费在100～500元左右，治疗费用也是普通医疗的2-3倍，并且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从效果来看，公众对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并不满意。统计显示，2006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成都500名家庭总资产高于500万元的消费者的调查中，86%的受访者“不满意”目前的医疗服务。今年举办的一次高端医疗闭门研讨会上，有人将三甲医院的特需门诊比喻成“难民营”，认为除了价格提高之外，服务质量与普通门诊无甚区别。

对比之下，社会力量经营的高端医疗服务机构则以优质服务得以凸显。但是，在内地由于各方面限制，民营医院日子并不好过，纵使是最早进入内陆并发展较大的和睦家，也难逃政策环境以及公立医院的挤压。除了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发展较好外，由于医疗人才紧缺，和睦家在其他城市的拓展并不顺利，医院只能自行“降格”，将受众群体向中端转移。

“高端医疗需要配套高端医护人员与高端的医疗设备，内地设备资源与人才资源皆被公立医院所垄断。”管伟立说，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民营资本只能集中在眼科、牙科等门槛较低的专科领域的原因。

根据2005年卫生部的相关规定，金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的设备属于甲类设备，需要向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获得《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后，才可购置大型医用设备。两年前，北京美兆体检中心想申请一台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64排CT，北京市卫生局就以不符合资源合理配置为由不予批准。由于无法引进高端设备，众多民间资本被挡在高端医疗门槛之外。

篇（7）

2012年5月，通用电气(GE)中国首个创新中心在成都成立，GE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如此解释它的任务：“过去10年，通过位于上海的GE中国研发中心，我们已经在中国开展了大量的研发工作。现在正是我们扩大在华创新活动范围的好时机。”而这一所谓“扩大创新”中最重要的一项，便直指以二甲及以下基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和民营医疗机构为主的中国基层医疗市场。

在始于2009年的新医改的刺激下，中国基层医疗设备市场的“刚需”激增。报销比例的提升极大地释放了乡镇农民的就医需求，也刺激了医院对医疗设备的添置和升级。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县级和乡镇医院达到8万多家。这一市场规模使得在高端医疗设备市场几近垄断地位的“GPS”三巨头——GE、飞利浦、西门子也开始虎视眈眈，弯腰淘金基层医疗市场。

早在2006年，西门子便启动了“SMART”下乡计划，目的是设计出简单易用、维护方便、价格适当、可靠耐用和及时上市的产品，就此打开中国基础医疗市场的大门。GE的步伐稍迟，但重视程度不逊西门子，2010年GE医疗集团总裁兼CEO约翰·迪宁公开表示：“GE医疗在中国的高端医疗产品和基层医疗产品目前的销售比例是8：2，未来可能是5：5。”

但无论是西门子的“SMART”计划，还是GE的“5：5”目标，在中国基层医疗市场的复杂性面前，都不得不感到棘手。

如果说高端医疗市场比拼的是“GPS”最为擅长的研发实力和服务能力，那么基层医疗市场考验的便是这群大象在胡同里跳舞的技巧了。

山东省胶南市某一级甲等医院的一位医生并不认为自家医院有购买“GPS”产品的必要。这家医院的年营业额为几百万元，在同业中属于经营状况普通者。在此类医院，最常用的医疗设备有B超(黑白)、心电图机、生化分析仪、x光机，大约10万元一台的B超机已是该医院购买的比较昂贵的设备。其他诸多小型医疗设备(如血液黏度计)，则大多由江西南医药、北京宏润达等本土医疗设备制造商提供。“GPS”占据绝对优势的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如CT、彩超等)，医院几乎没有想过进行采购，除了自身无法负担之外，政策上也并不支持一级医院采购CT机这样的医疗设备。胶南市目前包括公私营在内的一甲医院大约有21家，二甲医院有3家，“像CT机，一个县有2-3台就够了”。

基于基层医疗环境的现状，很多县级医院在选购医疗设备时，尤为重视产品的多功能性。由于预算有限，设备最好身兼数职，一台机器同时满足各个科室的多样需求。这并非在高端医疗市场上以功能精专取胜的“GPS”的传统优势所在。

基层医院不仅对于功能的定义与高端市场不同，对性能一词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基层医院更为看重设备的稳定性，要在乡村电力环境下保持长时间运转不宕机，结实好伺候。此外，基层医院往往缺乏专业的维护人员，我国很多偏远地区的交通体系并不完善，例如位于新疆天山南麓的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二甲医院)，如果采购的CT机出现故障，即便当地的GE工程师赶到现场也要1000多公里，如需GE资深工程师赶到可能需要2-3天的时间。因此，医院期望要么设备不易损坏，要么易于自行维护，要么便需要厂商建立一个特殊的维护服务体系以保证及时反应。

医疗人才和技术等软件的匮乏，更是为设备等“硬件”市场带来了难以控制的变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医院医生对记者坦陈：“即使医院购买了CT机，让原本检查无果的患者能够成功检查出病因，事实上我们往往也医治不了，最后患者还是得去二级、三级医院就医。”购买了功能强大的医疗设备却缺乏能够使用的专业人才，或者能用其做检查，却无法进行相应的治疗，这些都使得医院对高功能医疗设备兴趣寥寥。

近年来，关于医疗设备市场的分析报告大多不利于“GPS”：在低端医疗设备市场，本土品牌更具价格优势，比较了解基层医生的操作习惯和知识，因而竞争优势明显。这些国产设备尽管鲜有一统天下的领导品牌，但在各自的细分市场术业有专攻，已经能够满足这些医院的需求。且医疗设备的购买频率低，习惯性强，一旦医生习惯使用某一品牌的设备，便不愿更换，市场先入优势明显，易守难攻。

一方面，是“GPS”因基层市场的独特与复杂而暂缓脚步；另一方面，则是东软这样的国内厂商在CT、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上不断获得突破，逐步向上移动，开始挤压巨头们的利润空间。“GPS”对待基层医疗市场的态度已经从寄予厚望，变为始见真章。

GE中国首个创新中心选址成都，便是GE医疗“下乡”战略的关键一环。

此前，GE医疗在北京和无锡均有研发机构，但并不能满足GE“贴地研发”的需要。国内东西部经济差距较大，沿海城市三甲医院密度相对西部城市更高，整个社区服务端的体系也更完善，西部的基层医疗环境更为典型。而成都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点，四川农村人口的基数较大，同时也是全国在城乡统筹医保走在前列的地区，基层医疗市场的增长更为明显。同时，成都亦能够辐射藏区、川西等地区基础设施(包括医疗资源)仍然比较匮乏的地区，有助于GE医疗针对这些地区设计低成本、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如GE中国创新中心(成都)便设置了西南地区基层医生的培训基地。

在GE中国创新中心，记者见到GE针对基层医院研发的各种新设备。这些设备大都并非“原创”，而是在GE高端产品的基础上改进而成。这些机器都有各自的改进方式，但通常来说，涉及到科学研究的功能会被去掉—基层医院对此并无需求，有助于降低成本。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以Brivo CT 325／315产品为例，项目组将其控制部分全部整合到特殊定制的计算机工作站，同时用数字倾斜技术取代机架倾斜，这些改造都以简化工作人员的操作复杂度为目标。

篇（8）

《中国医院院长》：上海市提出发展高端医疗、推进高端医学园区建设的背景和思路是怎样的？

许速：医疗本身是一项产业，也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同时更是医疗卫生机构多层次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产业的发展没有经历从基本到高端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基本医疗和高端医疗是一种并列与互补的关系。

从需求而言，市场对高端医疗有着非常庞大的客观需求，这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现实反映。从供给角度而言，政府职能在于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这是政府必须也只能提供的保障程度。这同时也意味着，医务人员的价值不可能真正被体现。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医护人员能有更好体现职业价值的环境，为了医务人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必然要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和保障环境，因而，发展高端医疗是必然选择。

从城市发展角度而言，上海市提出要建立现代医疗服务业，把其作为现代服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正面临转型，今后的发展应考虑以服务获得GDP收益，而非从生产性的劳动活动获得收益。高端医疗是健康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符合上海市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定位。这对于促进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医院管理能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对上海市而言，政府要保证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建设好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在内的各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同时将医疗的概念更偏重于对辖区内居民的健康管理。而在这些基础上，政府就要大力发展社会资本办医，引入国际优质资源。

就目前而言，国家相关政策也认为，总体上已经形成了社会办医的环境，并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例如，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提出，到2015年中国的非公立医院床位数和服务量要达到总量的20%。但现在看来，我们的差距还有很大。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对于发展社会办医也有了更多政策和实施配套上的明确支持。我认为，社会办医的推进也有助于调整公立医院改革环境，以及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公立医院的改革一定要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价值，进一步释放他们的积极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的医疗改革无从谈起。

《中国医院院长》：上海市社会资本办医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政府在两个园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许速：从2003年到2007年，上海卫生系统的主要精力在于完善医疗体系与规避医疗机构之间的恶性竞争。从2007年到2010年，上海开始对社会资本办医做出较大的突破性尝试，探索卫生体系改革。但是做好这一点非常困难，公立医院都在考虑收购或兼并一些医疗机构，因此，在公立医院体系内改革很不容易。

进而，上海提出，通过建设园区发展高端医疗，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产业。对上海而言，虽然民营医疗机构的数量不少，但从规模和服务能力上还有很大差别。虽然目前零星也有一些高端医疗机构，但是总体来说，这些机构的品牌、规模和公众的接受度，都不是很理想。

社会办医面临的困难，我认为这不是市场问题，主要还在于学科和人才。上海市在扶持学科发展和卫生规划、医师多点执业等方面，还是给了社会办医与公立医院相对平等的待遇，但这些还不够。社会办医是从投资主体角度而言的概念区分，但对于医院运行而言，应是同一表述，不应该再有社会办医和政府办医的区别。

对待两个园区的建设，政府的参与也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园区建设的关键性资源不应该由政府调动，资源的配置有其本身的客观规律，应该由市场投资主体配置。对高端医疗和社会办医来说，政府与资本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待遇。政府部门要做的，就是对两个园区进行行业监管。

《中国医院院长》：您如何看待医生资源的社会化？上海市是如何认识剥离公立医院特需服务、促使医生流动的？

许速：医疗资源使用的社会化，是一种普世规律。医生从现在的单位人，变成将来的社会人，这种发展趋势才有可能把社会办医工作做好。医院的医生独立于医院，会有更多的选择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而医院今后将更趋向于成为医生的执业平台。

我没有公立医院不放人的担忧。公立医院未来面对外部高端医疗机构的兴起，也会产生人才流失的压力。高端医疗机构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好，但公立医院也不要认为自己站得太高，当越来越多的大牌医院进入后，公立医院的工作环境到底有多稳定？以后谁到谁那边多点执业还不一定呢！

我们把举办高端医疗园区作为医疗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只要其能满足群众需求，同时又能促进卫生发展，让医生的价值得到体现，医学园区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有数据统计，2012年，全世界的医疗旅游产值已达400亿元，但中国此领域却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景象。

现在社会对城市发展高端医疗还存在偏见。但为什么不能有高端医疗的出现？我希望，社会不要把医疗产业和基本医疗的概念形成对立，这两者本身都是一条完整的医疗服务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医疗服务体系必须多元化。多元化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应如此。

将特需医疗从公立医院剥离，早已写入上海的政策设计。公立医院应该执行政府的定价体系，其不能做自主定价的服务项目。对于准公共产品要实行政府定价，没有纳入政府定价体系的服务项目显然就要剥离，而能够纳入国家定价体系的医疗服务项目就不能称为特需医疗服务。随着高端医疗的发展，就能促使公立医院更好回归其本质属性。

《中国医院院长》：您认为上海市建设高端医疗园区的独特土壤是什么？对于其他地区的此类医疗园区建设，您有何建议？

许速：很多人认为上海在一些方面有特殊性，而事实上，上海在很多方面比其他地区都还面临很多劣势。例如，上海的商业用地价格非常高，加大了社会办医的成本。从上海市政策环境而言，市政府在做事上相对更加严谨且有规划，更具备市场精神与规则。

篇（9）

因此，和商业保险的联动将成为支付的关键。但目前可以和中端价值型诊所联动的中端保险市场发展的并不好。现在的中端市场发展途径有两种，一种是从高端（包括个险和团险）发展下来，通过缩减医疗网络以及覆盖面的办法来降低价格，通常是缩减医疗网络的范围，高端私立医院覆盖面，以及保障范围。另一种则是从低端的企补产品上做加法，增加部分公立医院VIP，增加保障范围等手法。

然而，目前这两种方法都并不成功。从高端往下走的公司经常面临同等迁移的困境，也就是希望在类似的产品结构和服务理念上，通过缩减其成本而拓展用户群。但这种做减法的模式在需求的把握上有三方面偏差。

第一是用户对保障需求的偏差。

本土人士对保障的需求偏向于基本医保覆盖不了的部分，尤其是对用户自身财务状况来说危机最大的部分，而高端人士尤其是外派人士更加注重全球保障。

第二，从高端做减法还存在对用户服务需求把握上的偏差。

符合外派人士需求的高端私立医院一直是高端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本土人士对医疗能力的信任度则完全导向公立体系，因此在医疗网络的搭建和侧重上，用户需求有严重偏差，中端的用户需要的更多是紧密的医疗服务以及获得专家资源的通道，这一点上高端医疗保险公司往往缺乏本土医疗资源的经营。

第三，高端医疗保险公司在渠道和销售模式上有其特殊性。

篇（10）

今年3月14日，国务院颁布《“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紧接着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2年主要工作安排》。两份政策文件都明确：社会力量办医将被加大力度推进。

瞄准高端医院、专科医院

“短期来看，社会力量（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普通医疗并不现实，而高端医疗毫无疑问将会成为突破口，”九鼎医疗基金负责人禹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医疗领域，高端人群需求非常旺盛，中国医疗产业还没有实现分级，而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日趋成熟，此外，病种清晰的专科连锁医院的投资将有机会。”

“我们感受到中国政府在医疗改革和开放上的决心，五六年前我们要拿到高端医疗的许可执照还非常困难，现在我们不但拿到了，还把业务额经营得很高，这说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WA臻景医疗副董事长德里克（Derek Muhs）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加拿大籍企业家德里克曾有世界范围开发和投资房地产及私人医疗中心的经历。经过8年调查并咨询了麦肯锡之后，2011年2月，总投资2000万美元的WA臻景医疗中心在上海兴国宾馆花园正式开幕。这是一家符合世界一流五星级要求，拥有世界先进的医疗系统、人性化的服务和质量以及提供奢华享受的医疗中心。

“社会资本进入医院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做高端，二是做专科，并做成连锁。”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司长张宗久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原有医疗系统不能满足的需求，这对投资来说是一个机遇，原来审批机构比较严，现在对于社会资本办医的一些审批，在组织规划方面已有了一定空间。”

放开高端医疗在政府部门看来是医疗改革重要突破口，市场需求存在，也并没有动摇公立医疗的根基，就没有理由不开放。

今年6月3日，财富品质研究院和瑞士LFS抗衰老中心联合的《中国富豪健康白皮书》显示，虽然比其他人更重视健康，但中国富豪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约68%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只有12%的中国富豪有过抗衰老治疗经历，比例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

让富豪们不再到国外看病

“高端医疗产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日趋成熟，投资者能够获得很高的回报，又能够促进医疗水平和药品质量的提高，而颇为丰厚的税收是政府政策支持的原因之一。”德里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些令人担忧，有研究统计显示，中国富豪普遍认为国外医疗条件比中国好，81%认为国外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高于中国。

上海某知名旅游社项目经理薛先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越来越多富裕人士开始接触高端医疗旅游。如日本精密体检之旅，就把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旅游线路结合在一起，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及获得治愈的机会。”

相比去美国、日本、韩国寻求高端医疗服务，把国外先进技术和最好的医生引入中国对于富裕人群来说可能是更为理想的选择。去年，WA臻景医疗和WA 再生医学集团开始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进行合作，包括癌症的预防、治疗和研究也列入其中。今年4月，臻景生物技术集团宣布推出癌细胞治疗项目，主要针对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卵巢癌和肝癌。

多方资本抢滩高端医疗

中国已有的医疗基础设备、相对较低的医疗服务价格、专业的从业人员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引来多方资本涌入高端医疗。

中国的高端盈利性全科诊所和医院由于规模较大，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大城市。

目前这三个城市已有数十个高端医疗品牌，近90%的高端全科诊所和医院采取合资/合作的经营方式，一些品牌已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

今年6月30日，卫生部和上海市部署合作项目，上海医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建设的上海新虹桥国际医学中心正式开工建设。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力争2020年建成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国内顶尖、亚洲一流、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国际医学中心，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高端医疗服务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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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区域制高点，是投资二、三线城市肿瘤专科医院资本的共同梦想。目前二三线城市中不管是公立还是民营医疗机构，肿瘤专科的好医院较为稀缺。这一短缺的服务能力成为资本进攻的动力。

“在这些城市，民营的肿瘤专科具备与公立医院PK的能力。”医疗领域专业投资人汪强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记者表示。他认为民营肿瘤专科医院的优势，体现在经验积累、技术设备、服务模式以及价格等方面，当这些优势综合起来，形成气候之后，民营医院的地位将无可撼动。

而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二三线城市更是充满了机会。第二批城市公立医院试点城市今年大幅扩充，有财经媒体表示，随着公立医院实行零差价售药去除“以药养医”弊病，亏损部分地方财政难以也不愿补偿到位，这将迫使地方政府更加同意引入资本发展当地医疗。

地方政策正在逐步松动之中，《经济观察报》报道称，“政策鼓励各地在保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的良性正常运转下，其余医院亏损难以负担时可实行改制。”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众多资本把目光瞄向了二三线城市的肿瘤专科医疗。复星医药董事长陈启宇在6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公司2014年战略布局瞄准的是二三线城市肿瘤领域的专科医院和500张以上床位的综合性医院，未来在每个大城市收购的医院都将发展到千张床位。

凭借临床医生的职业敏感，张五成开办了驻马店市肿瘤医院。站在投资人的身份考虑，他看中的是驻马店周边肿瘤医疗服务市场的空缺。他谈到，驻马店市人口为700万，辐射的三个地市南阳、周口、信阳，都是人口密集的区域，人口总计5000万，而对应这5000万人口需求的公立或民营的肿瘤专科医院，却是空白。

“这个地区相对落后，肿瘤患者中贫困者较多，大部分没有经济能赴武汉、郑州等邻近省会城市看病，由于农合、医保等设置的转诊限制，很多人的病情甚至在县医院被耽误了。”张五常对记者表示，“如果地市级的肿瘤专科能做好，至少可以将70%的患者留在市内治愈。”

出于在两家县级市创办医院的成功经验，张五成看好驻马店市肿瘤医院的发展前景，有信心成为区域内的领军医院，但他同时也表示，“在资金方面确实有压力。”

投资北上广之填空基本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优质的医疗资源密集，但同时，扩充医院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在上一轮的公立医院扩张中，这三座城市老牌、顶级的公立肿瘤专科医院，规模扩张的程度有限。这也为一些民营的专科医院创造了机会，具体体现为填补公立医院肿瘤治疗、服务的空缺。

肿瘤的手术治疗周期较长，普遍在三周到四周之间，前期的检查、确诊，加上后期的康复，完整的治疗周期则更长。以天津肿瘤医院为例，各科室病区普遍“一床难求”，预约患者拿到“住院通知单”后，仍需等待1周到10天方可入住。

作为首都的北京，面对全国慕名而来的患者，其公立肿瘤专科医院所面临的病床周转困难可想而知。

北大肿瘤医院宣传处管女士向《中国医院院长》杂志介绍，出于卫生主管部门及医保经办部门对住院床日的限制，该院的平均住院日已从三年前的近20天降到了9天。她坦言，即便有治疗方案的改进，对于基本的治疗、康复期而言，时间是不够的。这些方面的基本医疗服务，存在需求空间。

凭借地域临近的优势，位于朝阳区十里河的三环医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肿瘤医院（以下称“北京肿瘤医院”）在2001年形成了协作关系。具体协作内容为，北京肿瘤医院借用三环医院的250张病床，北京肿瘤医院派主治医师以上的医师常驻三环医院担任各病区主管医师。据了解，两家医院间紧密的合作持续至今，业内共知。

一位了解三环医院与北京肿瘤医院合作细节的人士透露，三环医院的不少医务人员都来自在北京肿瘤医院实习过的医学院毕业生。从这个的角度上来讲，北京肿瘤医院为民营的三环医院培养了医务人员，促进了其长足发展，使优质的医疗资源得以扩散。

“在技术和病源方面依赖于大型公立肿瘤医院，这是北京一些民营的肿瘤专科医院的生存态势。”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投资服务部王雷向《中国医院院长》介绍，“这些医院一定程度满足了肿瘤患者的需求，在耗时较长的放疗、化疗，术后的康复以及关怀等方面。”

投资北上广之瞄向高端

在二三线城市肿瘤专科技术支持方面颇有建树的泰和诚，将重心移向了北上广的高端医疗市场。

2014年6月末，在接受《中国日报》专访时，泰和诚医疗集团总裁兼CEO杨建宇说：“我们下一步的重点是在广州、北京和上海分别建立一所高端的专业肿瘤医院，运用最先进的设备和跨学科的诊断、治疗手段，来帮助中国的癌症患者。”

泰和诚医疗集团杨建宇表示，据其了解的信息，在2012年，有约90位中国患者选择到美国的安德森癌症中心就医，这里有全世界最顶级的质子治疗技术。由此，泰和诚确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对高端医疗服务的强劲需求。

上一个15年，通过医疗设备租赁和医院管理的模式，泰和诚医疗与全国约50家医院合作建立了肿瘤诊疗中心，铺下了国内最大的一张放射治疗和影像诊断中心网络，并藉此于2009年登陆纽交所，成为美国主板上市的第一家医疗服务中概股。

2010年，泰和诚初试收购与其长期合作的西安长安医院，但由于某些“不明确的规定”和冗长的政府审批流程，独立医院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颇为无奈的泰和诚启动替代性方案，以3940万美元现金收购长安医院52%股权。

泰和诚内部人士曾向媒体表示，尽管成功收购长安医院，但最终结果与泰和诚长于专科肿瘤诊疗的企业竞争力“不算吻合”。

走过这段历程，泰和诚希望能够独立运营医院。集团在北上广拟建的三家医院，都将医疗园区作为首选地址。明确的政策支持，更能让泰和诚放手一搏。

“北上广的高端市场是值得所有资本关注的”，毕马威医疗企业融资专家江立勤对《中国医院院长》杂志表示说：“这三大城市聚集了中国最多的富裕人群，提供适应他们消费水平的医疗服务，这一块市场目前是薄弱的。”

政府期待做好高端医疗，从源头上留住富裕阶层在国内就医。此前，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出台的《北京市社会办医指南》明确了“高端医疗”的重要性，鼓励围绕高端医疗开发增值服务。“高端医疗是中国所有高净值客户一致的刚性本原需求，他们注重服务质量和私密性，不愿接受公立医院嘈杂拥挤的就医环境，能够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