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的特征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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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29-01

后现代文化思潮兴起于20世纪的西方，并对西方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现代思潮是建立在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和反思基础之上的，它是对当代西方所呈现的一种无主体，无信仰状态的一种总体描述。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后现代文化思潮逐步的被引入中国，同时也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抗拒这种外来文化思潮，但不管怎样其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还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深远的影响，关于后现代在在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界也掀起了一场论战。本文主要从后现代这样一种语境出发，探讨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新写实小说的影响。

后现代从总体上承接现代性的一些特征，但在形式上及表现上则力图超越并反叛现代性。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以其卓越的，宏大的叙事方式为其最大的特征，而后现代的特征是宏大叙事的消解。其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利奥塔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社会消解了宏大叙事的观点。其认为那种以启蒙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话语已经在后现代遭遇了消解。这种文化的转向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传统文学的那种启蒙性话语方式逐渐的消解，文学从那种叙说重大历史事件和观念的传统关注面开始转向到日常生活的叙说。

以鲁迅所开创的现代文学是有着传统的启蒙姿态，其主要目的是关注人生和国民性，其具有的启蒙性和价值关怀向度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随着后现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这种文学的启蒙性开始遭到了解构，传统的价值关怀和叙述宏大题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了挑战，并从深层次上开始解构。

新写实小说家将其目光转向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回避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而沉迷于一种个人化的，私人化的日常写作。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就是写一个工人家庭从早到晚的琐碎生活。《不谈爱情》写一个医生的平常的家庭生活。而方方的《风景》则采取一种零度化的视觉叙说一个下层家庭的世迁。这种消解宏大观念的私语化的写作方式呈现了后现代的那种平面化的，拒绝意义和价值的整体文化倾向。詹姆逊在其《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后现代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度所导向的是一种平面化的后现代景象，文本作为一种语言的游戏而存在着，那种宏大的叙事场景逐渐的被消解。

新写实小说的另一个向度是作者感情的零度化，这与现代作家的那种启蒙话语是相悖的。作家不再承担启蒙的责任，而主要呈现一种绝对零度的话语方式。这是对传统作家的那种介入文本的方式和态度的拒绝，是对传统作家的那种人文关怀的消解和反抗，使得这些作家不再是以一种启蒙者的姿态作用于读者和文本之上。作家拒绝启蒙话语，而呈现一种绝对的零度写作的状态，这在方方的《风景》表现明显。作者以一个第三人的叙事角度来述说这个家庭的变迁。文中的“我”是一个死去的小妹，她冷眼旁观着这个家庭的变迁。

新写实小说逃避崇高，不再构建民族神话和寓言，将一切置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对传统的那种启蒙文学话语的一种解构和抗拒，它包含着对传统的那种叙事方式的怀疑和反叛。池莉的《不谈爱情》，已经抛弃了传统的那种营造爱情的氛围，将一切置于家庭的琐碎之中，那种传统的宏大爱情话语在这里遭到了消解。这种改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社会的这种拒绝崇高的总体价值取向。

新写实小说同时对历史开始了怀疑，那种传统的宏大的历史观念开始遭到了解构。历史从那种神坛走下来了，开始与生活具有了同一向度。在他们看来以往的历史是值得怀疑的，历史的发展不是逻辑的呈现而是充满了偶然和变异。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即是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对过去的事件进行重新的解析。

后现代所呈现出的这种宏大叙事观念的消解，作用于文学上就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重新书写，并将历史和神话重新建构而呈现出一种日常生活的场景。文学从现代性的那种启蒙话语到后现代的这种话语权的消解，反映了后现代进程中人们对自我和历史的重新认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开始在人类面前展现其本来的面目，已不再是一种朦胧的场景。那种宏大叙事观念开始遭到了消解，人类从更深的意义上认识了自我。随着后现代的转向，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改革开始出现。许多处在边缘地带的话语权重新开始建构，在文学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兴起和女性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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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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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传播形式的影响。

文学创作早已形成产业，既然如此，就必然与作家产生契约关系。于是，专门以创作文学为生的职业作家应运而生。职业作家的出现对无疑对文学创作传播方式构成了深远影响，现代传媒代表着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它给作家们相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传媒手段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尽情表达态度。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能够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和做人的标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评，没有相对独立的现代大众传媒根本不可能。现代职业作家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就必然让创作适应于市场的需求，其中所产生的强烈的创作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市场的逼迫下，作家们为了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拼命提高个人写作的质量，以求让自己的文学作品占据更大的同行市场，市场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另外，职业作家作为自由写作者，有着较为独立的思想个性和文学表达方式，但又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存在，大众媒体所形成的风格又反过来制约着它周围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大众传媒有如此重要之地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对其重视程度也是相当的，没有它，作品就无法传播，何以谈起创造经济效益。

3、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表现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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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儿童文学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如果没有接触过儿童文学这一门课程，就可能弄不清楚儿童文学的概念、范畴及其在我国文学中所具有的地位，因此就

更不用说对儿童文学体裁的明确区分了。但作者通过对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类型进行不断研究以及仔细的推敲，从而发现儿童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故事性强、富有童趣，而且教育性

很强、因此其对儿童读者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少年儿童，而儿童文学的奇特性和富有趣味性的特点恰好符合了儿童对

富有好奇心的心理。儿童故事中吸引儿童的是其中曲折动人的情节，而童话中让儿童体会心灵美好就是勇敢、善良等的人物形象，这些是培养儿童向善的品格的重要因素。虽然很

多儿童只是将儿童文学作品当作故事来阅读，但儿童在读完后可以从中感受到做人与做事的道理。

一、儿童文学体裁的分类

从产生的时候开始，儿童文学就与教育有着很多的关联。儿童文学作者以及儿童读者的家长都希望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必要的教育意义。按照儿童文学使用

的情况，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其分为常用和不常用这两种类型，其中，常用儿童文学中有儿童诗、儿歌、寓言、童话、儿童小说、儿童故事，而不常用的有儿童科学文艺、儿

童报告文学、儿童影视文学、儿童戏剧文学、儿童散文、科学文艺、报告文学、图画书等等。

二、儿童文学在幼儿园活动的应用现状 实际上，儿童文学具有教育、认知、审美、娱乐等几乎全部的文学功能，而儿童文学就是幼儿园文学启蒙教育的载体。但由于对

儿童文学的本质、特征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从而导致了目前的幼儿园儿童文学教学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一）对认知和思品两方面比较偏重

儿童文学承载了认识、教育、娱乐、审美等各种文化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但是多数幼儿园在进行儿童文学启蒙教育时一直把重点目标

放在让幼儿学语言、学道理、学知识等，而不怎么重视它的娱乐和审美功能。这就导致了对认知和教育这些方面的偏重，而对幼儿审美情趣的培养的忽视的情况产生，从而使得幼

儿园文学启蒙教育陷入了一定的误区中。

（二）固定的教学活动模式化

在幼儿园文学启蒙的长期教育活动中，已经慢慢进入了一种固有的模式中，；例如在故事教学中已经形成了“三部曲”模式，其中甚至连听的遍数、问的问题等等都是固定的

规定。虽然这些规定也有其可取之处，而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教师一味地按程序来实施教学活动，而不通过作品的特点灵活地运用文学的教育技能，不考虑幼儿的心理

特点和接受能力，不按照孩子的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形式和手段，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三）课内与课外没有得到良好的结合

虽然幼儿园的文学启蒙教育理论上提倡环环相扣，相互整合，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没有关联，各自为政的现状。幼儿园的文学启蒙教育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日常

生活中的诗歌朗读和故事讲述，二是集体教学。前者是随机、分散进行的活动，后者是有计划、有目的而实施的教学活动。然而，一般日常生活中的诗歌朗读和故事讲述教育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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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教学计划，因此也是时有时无，而且常被教师作为打发时间而进行的活动。

三、幼儿园合理运用儿童文学进行教学活动的策略

作为教师，我们在教学活动过程中要把握好儿童文学的欣赏特点，这将有助于幼儿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语文阅读质量的提升。

(一)让幼儿在阅读中感受，对作品进行整体感知

由于小孩子的知识经验比较贫乏,因此他们的文学欣赏能力就比较低。幼儿在进行作品的欣赏活动时,他们的感知通常都是跳跃式的,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他们往往偏重于表

面感受,只是比较注意作品中的色彩、声音及形状,喜欢奇特、新颖以及具有动感的人物形象，还有对曲折的故事情节较为感兴趣,然而对那些理性的、抽象的阐述一般提不起兴趣,

甚至会产生反感的情绪。因此当他们在欣赏儿童文学作品时会主动跳过不太清楚的生字、生词、生句以及不感兴趣的部分，而对作品得到了整体的大致把握。作为幼儿教师，我们

必须明确儿童进行文学作品欣赏时的这些特殊性,就不要在教学时在字、词、句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讲解,而是要让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整体得到全面的把握，然后再慢慢培养学生学

会多个侧面，从多角度来感受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

(二)将孩子带入到作品中，亲身感受作品的魅力

儿童在进行文学作品的欣赏实践时,他们非常容易投入感情。只要他们一旦进入作品的情景当中,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将自己当做作品中的某一个角色，而且会随着该角色的经历

或忧愁或喜悦，或悲伤或高兴，其情绪和情感会因为角色在故事中的命运变化而起伏，甚至他们会忘记自己只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他们会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同在。因此，教

师应全方位把握幼儿欣赏文学作品的这一特点，充分挖掘作品中文本的教育、语言、美学、娱乐、人文等各种文学价值，并合理利用相关的信息、资源,营造与文学作品相适应的情

景氛围，让幼儿能投入到文学作品中去，从而得到相应思想的启迪和文化的熏陶。转贴于

（三）根据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因材施教

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每一种文学体裁都有其独特鲜明的特点，虽然儿童文学体裁与民间文学体裁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甚至有些体裁是体裁分化过渡而产生的，但

是儿童文学体裁仍然存在着其本身的独特性。例如，童话的丰富想象力就是由于儿童本身就生活在幻想之中，儿童诗作品所抒发的是儿童的童趣和精致，科学文艺方面作品的内容

则尽量回避有一定理解难度专业化知识等等，其中每种文学体裁都顾及到了儿童的思想、经历以及年龄特点。因此，儿童文学的体裁特点相当于教学的核心,由此就可以建立起幼儿

文学启蒙教学的突破口。

（四）运用多样性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美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文学教育活动中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然而，优美的儿童文学作品需要经过教师的再分析、再加工，才能让幼儿正确理解以

及感受隐含在作品中的价值指向。在进行幼儿文学作品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采用设疑法、表演法、创编法、讨论法等多种教学形式，这样才能调动起幼儿学生们对作品中美的

兴趣，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注重文学的幻想性，培养幼儿的想象力

在幼儿们看来，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动感的，他们的幻想不会受到时间或者空间的限制。例如：在上《桃树下的小白兔》这一活动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想象：假如

小白兔给你寄来一片桃树叶，你收到后会怎么做呢？这就引发孩子的大胆想象，然后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就可以实现在培养幼儿想象能力的同时也提高孩子表达能力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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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王国维开始,文学美学的专着大部分采取了类似《诗学》的模式,以清晰、逻辑的线索和科学化的语言方式重塑美学与文学理论。这一方面适应了现代大学与分科教育制度的确立,另一方面也是以美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肩负起科学与民主启蒙的重任,也更有利于知识的教授与传播。可以说,在以上种种情势下,西方美学(尤其是古典美学)作为陌生的“他者”和知识启蒙的“福音”深刻颠覆了古典美学的话语陌生和价值取向,现代性进程成为中国现代美学的主导。第一,从美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构建而言,中国现代美学家们纷纷从西方寻求资源,以期规约、重建中国美学。比如20世纪的美学家或者具有西学经历,或者引介西方最新美学资源等,但无论是对美的本体的论争还是实践美学的调和,都没能跳出哲学式美学的窠臼。其明显特征是先验预设出美学的本质特征,随后使用演绎、分类、例证等模式进行研究,仍然以认识论层面的话语言说对美学进行规约。李泽厚就曾经指出,“美学科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感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10]对于美的存在和思维方式的追问演变成为美与美感之间认识论的话题。王国维、鲁迅、、朱光潜、李泽厚、蔡仪、汝信、叶朗等人等纷纷引进西方美学资源,以宏大的学术眼光和学科建设的认知高度,“在当下纷繁复杂的人文知识图景中发展出一种旨在建立‘人的文学’的主导性文论价值与精神”[11],并且以哲学认识论的视角进行系统化的美学研究。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学的起点,可谓是以西方美学的火种点燃独立美学形态的文学理论,改变传统中将美学泛化成为诗性话语与人生态度的价值取向。其实,他引进的是一种西方美学意识和话语经验,主体表述依然是中国古典特质的美学术语,如“境界”“隔与不隔”“景语”“无我之境”“壮美”等等。但是这样一种古典美学词汇显然已经不同于雾里看花、淡妆浓抹的古典美学思维语境,而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完成了西方审美主体、悲剧意志等带有西方现代个性启蒙色彩的话语言说。

    比如在《红楼梦评论》和《屈子文学之精神》等着作中,“壮美”作为中国美学话语却实现了与西方古典美学“崇高”的对接。“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12]5“意志力”的彰显、生发与毁灭是西方主体论美学的“崇高”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而分析《红楼梦》的生命欲求与意志力的关系,此种逻辑架构与话语方式已然体现出“现代”的特质。王国维的西学“新酒”还体现在对美学独立与审美自律原则的考察,在《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等一系列论文中借鉴康德对人类心理认知模式知、情、意的区分,将“美”从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中划分出来进行考察与论述,“吾人于此桎梏世界中,竞不获一时救济欤?曰:有!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厉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13]这正是高扬了审美自我指涉、纯粹静观的“审美现代性”特质,如果说王国维对于古典美学还抱有无限眷恋,以“旧瓶”的形式本人的移民身份对失落的传统进行回望,那么鲁迅就以斗士的姿态直接“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重建具有启蒙色彩的话语模式,“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意义的东西”[14]。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高度赞赏了类似于“酒神”般的主体性力量,并认为人是能动革命、改造社会的有机力量,美学和文学正在于激发他们带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与革命的精神,从而实现社会的变革,“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15]。自王国维和鲁迅以来,美学便成为思想启蒙、人性改造和意识形态规约的有力武器,而这也正是中国美学家面对西学资源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相信既然认识论主体性美学给予了西方国家社会改造以强大的理论武器,那么启蒙运动以来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也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添砖加瓦。于是,美学便成为理论的先导与试验场,被赋予了巨大的话语空间功能。随后,“直觉说”“移情说”“崇高”“意志”“审美距离”“内模仿”等西方美学理论话语在中国生根并生发开来,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美学的研究法》提倡科学的美学建构与美育宗旨,以期通达美学独立和审美教育的目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悲剧心理学》借鉴克罗齐、尼采、里普斯等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建构自身的美感体系,其逻辑框架和语言表述均带有现代色彩;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及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具有现代形态的文艺理论;蔡仪的《新美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历史本体论》都引入西方的主体论、反映论、理念、判断、距离等话语,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现代美学理论话语。第二,从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说命题方面,西方美学有着较为完整的体系话语和美学原则,也出现众多的美学流派,其很多的美学体系引入中国之后无论是在方法论中,还是审美实践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康德、黑格尔的先验式宏大认识论美学框架体系启发了现代美学的学科化、系统化框架;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美学对王国维、鲁迅、宗白华等人的启示,并促使“启蒙”和“自由”作为美学的社会承担;移情论、精神分析美学为朱光潜所“拿来”,成为美感体验和文艺心理学建构的核心话语,在文学上也直接启发了新感觉派文学、现代诗派、朦胧诗派的崛起,给审美经验注入了崭新的活力。直至建国后意识形态规约下的美学大讨论、四大派别的论争和实践美学的张扬,都是以哲学认识论的话语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解答,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和逻辑建构的美学框架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影响中国美学的强大话语力量。在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的中西现代美学产生了明显的“交互转换”现象,西方现代美学开始从中国古典中寻求资源,考虑如何更好地介入文学经验的研究和对人本体生存意义的拷问;中国现代却走上了知识哲学化、学科化、体系化的进程。双重话语空间给予了现代美学以丰富的建构资源,使美学、哲学美学和西化美学“众花齐放”,实现了西方几百年的美学资源积累,但同时也赋予了现代美学复杂性的特质。中国美学一方面需要打破古典资源进入启蒙的现代化社会,另一方面却又看到西方美学已经发生的非理性和现象流,这又给国内学者带来了新的焦虑———是否中国古典美学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于是,以“失语症”为代表的文化焦虑构成了新时期的重要一维,而其代表论点正是通过异质性比较的方式,重新发掘中国古典美学资源,放弃虚伪无根的西方话语。但是,通过对美学话语的“交互转换”分析,我们发现其内在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是: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任何试图将美学与审美实践分离、与人类生存脱节的历时进程都会被美学以自身调整的方式进行适应,从而继续保持这种张力。当然,这也是与社会、经济、艺术、伦理、哲学等密切相关的,“美学从不拒绝任何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分析审美活动的方法,但拒绝把审美活动肢解开来的独断论的方法。美学要求有适应自己研究对象的内在的统一性方法,这种方法既是哲学的、心理的、社会学的,又不是哲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而是这些方法的变异和重新组合。”

    西方后结构主义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存的状况促使西方现代美学的转型,因为如果美学继续保持康德式的精英意识,漠视后现代的生存状况,那么最终会走向自言自语的边缘,所以从中国古典获取了整一体验式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现代美学为了适应启蒙、政治等需要,也不得不以西方资源武装自身无奈的灵魂。所以,美学必须保持阐释审美实践和人类生存的有效性,才能不断前行。二、美学话语空间中的双重张力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构筑的“交互转换”话语空间赋予了中国现代美学以独特的多维色彩,在经历意识形态美学和“美学热”之后,新时期的美学家们对“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进行反思,一方面,重新发掘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话语资源,树立民族本土的理论自信;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社会的“启蒙现代性”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展的,改革开放和工业文明深刻影响到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中国的学科体制已经构成了当前系统化、逻辑化的场景,再次回归前工业时代的古典文明语境已不复可能。所以,必须在已有的话语资源基础之上继续整合中西美学资源,使美学既有明确的学科建构与自律话语,同时又能够有效阐释审美实践与艺术经验,进而通达终极价值的人文关怀。全方位构建有“美”有“学”的民族化、普世性现代美学,则是每一位学者的目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不仅给予我们理论启示,其本身仍然也是极具张力的存在。其实我们深入探究这一空间话语之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状况:它们当中有时间上的差距。中国在20世纪初所接受的西方美学思想更多的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认识论美学,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美学,其逻辑与思维模式主要是西方古典时期以来的学科逻辑与理性思维,从时间上来看大致是20世纪中期以前;而对于存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阐释学美学以及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接受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此类“非理性转向”美学似乎是采取“平行接受”的方式,因为当时我国正处在美学第二次转型和第三次转型阶段,美学方法论、主体性探讨、审美独立的讨论如火如荼,对于形象思维和“手稿”的再次发掘似乎使美学家们找到了思想解放和反观政治的文化立场。“主体性”的狂欢使得我们对西方同时期的后学资源只是进行引介,并没有将其渗入到美学体系与美学论争之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后实践美学时期,生命美学、主体间性等带有中国反思色彩的现代美学才真正消解了狂热引进的场景,真正从建构与融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美学资源。可以说,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现代美学一直处在“赶超”西方美学的尴尬处境中,从学科化、逻辑化的建构、到主体性美学的张扬,再到当代后实践美学的整合,蓦然回首,发现西方美学正在向我们曾经放弃的古典美学靠拢,这一方面使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给中国当代美学带来了发展的张力,西方美学经历的过于膨胀的理性主体之后,转向了对感性生命的关注和审美经验的话语言说,并试图以此来适应学科互涉和文化研究的巍巍景观;而中国面临的同样是意识形态话语松动之后面对文化浪潮的美学有效性问题,所以,西方现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在经历了时间上错位的“交互转换”,终于在21世纪找到了互补协调发展的双重维度。维度之一是现象直观与感兴妙悟的美学话语。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思潮,发端并兴盛于20世纪中叶,“迄今已成为最有影响、在中国美学界运用最多的一种观念与思潮。”[17]无论是生命美学、生态美学、生存美学、体验美学、空间美学等等都从思维方法、美学观念和审视态度上获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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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现代性的起源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西欧。在笔者看来，现代性方案的根本理念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线性时间观上建立起了一种持续进步的世界观念。马泰·卡林内斯库曾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本文由收集整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的确，在人类历史初期的那种混沌式的时间观或者像古希腊那种循环的时间观中，现代性的概念都无法生成；而且，尤其得强调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还被赋予了不断进步的确定方向与价值意味；第二，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确立。有论者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按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分析，“主体性”主要有四个含义，即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的自主和唯心哲学本身，而说到底就是对理性的充分强调；第三，世俗化方向的确定。这种世俗化自然是发生在超世秩序沦丧，以及现世秩序无限制的泛滥之中，现代社会的整体导向就是功利算计与本能欲望的盛行。

这种现代性方案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了两百多年，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其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性自身的分化中表现得很清楚，卡林内斯库曾指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两种现代性就开始冲突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它相信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而另一种现代性，却从浪漫派的开端就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至自我流放等。当然，现代性更根本的危机恐怕还是它的意义危机，它通过对进步、人的理性以及世俗化的强调勾销了超越性的意义，从而为自身的虚无主义奠定了牢靠的基础。这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严正地思索现代性本身的界限问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就是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

首先，针对现代性对时间之维的无限制的强调，自然精神却强调了空间之维。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只有在线性的不断进步地时间观上才有可能，其实，现代性在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都是无限制地从未来时间中征得精神资源。利奥塔就曾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如宗教人类学所表明的，知识是根据起源、根据事物生成的最初时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与神话不同，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根据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对知识加以合法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对时间的强调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支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以及十七年文学等，其内在的叙事与抒情模式都是在光明与黑暗、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展开的，时间上的未来是与光明、趋新、现代等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则常常是黑暗、陈旧、传统的代名词。在这种现代性叙事中，世界展示出来的是在线性时间上的单质的、单维的、趋新的世界。这体现出来的无疑是现代中国人高度的现代性焦虑，是对时间的崇拜意识。在这种现代性焦虑中，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空间加以时间化。例如，五四时期受鲁迅影响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在《菊英的出嫁》、《鼻涕阿二》、《水葬》等作品中，空间意识是没有自足价值的，这些空间所承载着的人与事全都得在时间维度上表明自己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是与过去的陈腐、落后相连的，是完全应该舍弃的。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品之外展开了空间这一维度。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周作人，他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中就曾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注意地方性、地方色彩等问题。此后，自然精神所支配的作家中，地域色彩几乎成了他们首要的标志。例如，废名之于湖北黄梅，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汪曾祺之于江苏高邮，莫言、张炜之于山东胶东半岛，张承志之于西北黄土高原等，这种地域色彩的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审美风貌问题，而是关涉到现代性语境中对空间的重视问题。例如，在废名的小说中，时间意识是极其淡化的，人物生活环境常常是古今莫辨，其间呈现出的时间往往是停滞的、亘古如一的、循环的、非进化的、非价值的。沈从文《边城》这样的作品中，同样强调的是空间、地域，而时间则是模糊不清的。至于张炜的《九月寓言》就更是如此，那个海边小村作为一个空间存在十分清晰，可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却茫昧不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小说虽有明确的时间背景，但是作者通过倒叙、插叙等不同的叙述方式完全瓦解了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呈现出的还是被酒神式的生命美景充满了的空间场景。张承志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回教徒的生命图景更是彻底瓦解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此外如母神崇拜对广阔大地的强调、后女性自然精神对女性感性心理空间地强调、后自然精神对个体的肉身空间地强调，无不是在现代性的时间崇拜之外展示出了空间的重要性。

其次，在现代性语境中，就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精神特别地强调了人的感性存在乃至非理性存在之维，强调了人的肉体存在，人的自然性。就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对客观的外在自然的统治还是对内在自然的压抑，都是通过高度的理性化达成的，理性化成了现代性的又一根本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标举的都是理性化旗帜，在它对人的现代塑造与想象中，理性之维乃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的理性存在之维地强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最明显特征之一。这种理性化倾向也使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所支配的文学以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在审美风貌、价值意向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同质化倾向，因为理性在设定价值时无疑是倾向于抽象的、同质的。

此外，现代性的总体倾向是世俗化，而世俗化说到底就是功利原则至上，在现代性的各个层面上。例如，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的征服利用，社会制度的科层化与合理化，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与利润最大原则等，无不是被功利原则主宰着的。在现代性方案里的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之中，功利原则也是一个核心原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功利原则首先表现在相应的文学观中。例如，启蒙主义文学观很明确地把文学视为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现实工具之一，而历史理性支配的文学观则是强调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等的工具效果。落实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上，无论是启蒙理性还是历史理性最后都把现实功利的获得作为目的，这种现实功利可以包括民族国家的富强、物质财富的丰裕等。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这种世俗化、功利化原则之外张扬起另一种审美精神。道教自然精神不以功利的眼光打量世界，专注于悠然自在的自然感性生命形态。受道家自然精神影响的作家笔下的世界往往是自足自在的世界，它不需要经过理性或者精神的判别。自然精神支撑起的这种审美精神是现代性方案所推崇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真正对抗者。自然精神对审美精神地张扬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批判与补充，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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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24-02

“人的文学”是一个很常见的名称，尤其是被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人道主义文学”这一名称经常形影不离。在很多文学史性质的叙述和研究中，更是频繁可见他们的身影。二者之间看来必然存在某种比较密切的关系。

一、两种思潮的能指空间

许志英、邹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第一编为《五四：人的文学》，下列十章。本书在宏观的架构上将现代文学视为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将现代文学段落成从“五四”到“文学”，系统地梳理了现代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学思潮。而从作者第一编十章的设置来看，作者很明显是将五四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人的文学”这一创作思潮作为文学“现代化”的开始。正如作者在文中说“从‘五四’时代开始的现代文学史实质上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现代化也是现代文学的总体风貌、特征与性质。”“‘人的文学’的提出，又催生出了一种‘现代性’的新文学，推进了中国的‘现代性叙事’。”难怪夏志清会下如此判断：“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实在可以看做是现代中国文学成熟时期的开端。那么“人的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种思潮，这种命名所要指称的是些什么内容呢？或许可以回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来寻找答案。

文中开篇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周作人企图用二元对立的结构给“人的文学”进行理论约束，意在缩小这一提法的能指空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叙述：“同年（1918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文学之本，试图将19世纪欧洲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的人道主义直接移用于中国新文学，使文学革命内容更加具体化。”可见自从周作人此文发表以来，“人的文学”就一直被认可为五四时期创作的主潮，虽然当时有文学研究会强调“为人生”的创作思潮，有创造社宣称“自我表现”的创作思潮，但一个关注社会人生，一个关乎自我体验，都是对人的强调。因此《中国现代主义主潮》首编一章《“五四”社会改造思潮与人的文学》，在讨论社会历史变迁与改造时，文学思潮乃落脚于人的文学，寻绎出其发展轨迹，乃至个性解放、人生探索及后来历史新变下“人的文学”思潮的衍变、流播。

书中提到“五四人的文学一方面显示出五四知识者个性觉醒的同时，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主人公感和社会责任感……这就使得五四人的文学中既有个性解放意识，又有社会解放精神的双重趋向。”这里呼之欲出的不正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诉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也就是说“人的文学”这一命名是久已存在的，是先于概念而存在，只是在此概念诞生之前被笼统地包含在“人道主义文学”这一概念中。“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所以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一事实在刘卫国的专题研究中更清晰。

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一书，详细的梳理了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生、发展、消退，并作了独到的反思，认为人道主义应该在推进“现代性叙事”进程方面发挥伟力，力图重建人道主义文学观念，即建立“文学本质观”、在人道主义价值观擎领下确立文学的本质为人学、表现“人性”。这正呼应了五四“人的文学”，也即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的解释是“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尽管后来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演讲及《自己的园地》评论集中很快又对“人的文学”口号表示否定，但那已是“人的文学”思潮踏上历史舞台之后的事了。不可忽视的是他提出的“人的文学”这一口号成为“五四”时期文学一个中心概念、一种主流思潮的绝对影响和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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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观念

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两大源头。重视个体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在自己的对立物—自然与社会—面前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和在智慧引导下的自由，肯定人的原始欲望的合理性，是古希腊文化的突出特征。

荷马史诗中“阿喀本文由收集整理琉斯的愤怒就是我的主题”，就是集中体现了个人与群体分离状态的个体本位意识，其中神和英雄们对个人荣誉的崇尚，则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人对个体生命意识与欲望的放纵。在《奥德修纪》中，诗人高度赞扬了奥德修斯“求正道、求知识”的人道观，把人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了，极力肯定人的力量，表现人的思想感情，鼓吹个性解放。古罗马文学是对古希腊文学的直接继承，古希腊文学中的世俗人本意识在古罗马文学中得到了再现，并经由古罗马文学广泛的流传于后世的西方文学中。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中，“灵”取代了“肉”，在关于人的理解上，与古希腊文学表现了明显的分野，“神—理性—人”呈三位一体之势，体现出一种尊重了理性、群体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又一层面。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与人的观念

早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自主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苏醒则使人们重新理解上帝的内涵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同时在宗教的名义下探讨自我的价值。而此期出现的圣母崇拜则是基督教人性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为此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世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意大利诗人—但丁，他的代表作《神曲》张扬了中世纪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神曲》在西方文学史上最早放射出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随后在文艺复兴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世俗人本意识为主体的。它的以人为本，以人权反神权，以个性自由反对禁欲主义等思想指导下文艺复兴运动将一度极端化了的人神关系，也即原欲与理性的关系作了调整，从而有了人的觉醒与解放。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人文观念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如果说，文艺复兴确实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是一个“人的发现”的时代的话，那么，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境地。莎士比亚通过悲剧告诉人们：人的自由是有限的，仅有原欲的解放和满足并不能把人引向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人性也不仅仅体现在原欲上，而且还体现在其理性力量上，因此，人必须在自然欲求与社会道德律令、原欲与理性、出世与入世、个体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作出准确地把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沟通了人文主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又延续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血脉，是世俗人本意识与宗教人本意识的融合的典范。由此，以肯定人的世俗的原始欲望之合理性为起点的人文主义文学，到了莎士比亚这里，又融入了基督教人本意识，欧美文学“人”的观念步入了新的世界。

四.新古典主义文学启蒙运动文学与人的理性

17世纪的欧洲强调理性与秩序，这种时代精神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古典主义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从而也使文学中“人”的观念发生了新变。古

典主义文学所表达的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与颂扬主要是理性意义上的“人”。这种通过对古罗马的崇尚文学，歌颂了从神权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自己，正好是对人文主义文学之“人”的解放主题的一种延伸，是从另一条道路、另一种意义上延续了文艺复兴运动。

18世纪启蒙时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肯定理性的力量也就是肯定个体的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就是在张扬人自己。启蒙文学肯定人的理智的同时又肯定人的天然情感的合理性，这种肯定理性力量的文学也就是肯定人的力量，张扬理性也即张扬人的个性，表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人与上帝、人与王权、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新理解。

五.浪漫主义文学与人的情感

资本主义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打碎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观念得到了强化，人的命运也得到了重大变化。这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以艺术的方式描绘了这一特定时代人的激荡、亢奋而敏感、纤弱的心灵世界，展现了有着强烈个性扩张欲望的“自我”。

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崇尚“自然”，表达的主要是人对自然纯真的人性的崇尚，对被理性与文明压制下的人的自然情感与欲望的追寻。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展现的是渴望自由、热情奔放，张扬“自我”，个性主义的“人”的形象。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通过狂野的人性、狂放的原欲之爱与宗教的尖锐冲突，显示了潜藏于人们心底的不可抗拒的人性之爱的美，说明了自然人性原本就是美的。总之，浪漫主义文学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张扬个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丰富而纤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满扩张欲望的“自我”，表达了现代人要求摆脱传统文明束缚的强烈的个性主义愿望，使欧美文学中“人”的形象拥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主体意识。

六.现实主义文学中人的异化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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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15-01

一、起源上的相似性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诞生于与古典主义美学的斗争中,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创作气质表现为反对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压制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时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革命和战争频繁,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们感到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远不如启蒙思想家描绘的那样美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

反观中国,浪漫主义在中国历来就有。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五四”达到。2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广泛涌入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要求给浪漫主义提供了自由生长的温床。像法国革命一样,摧毁了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从而使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秩序最终解体。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一些西方浪漫主义者不无相似,都置身于传统秩序解体和资本主义来临的时代。

二、曲折发展中的同中有异、异中趋同

尽管中西浪漫主义的发生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形使得中西浪漫主义在主题创作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第一阶段,以郭沫若《女神》与郁达夫《沉沦》为代表,树立起了浪漫主义在中国运演的两种不同的范式,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具有相似性又有相当大的悬殊,相似性体现在呈现出抒发内心的主观理想,创造神奇的艺术境界;悬殊体现在文艺表现上,则是极端的张扬自我,而放逐了一切形式规范,蔑视任何艺术技巧。

1925年的“五卅”使浪漫主义思潮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分化趋向:最主流的是寻找联盟,与革命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另一类则主动退守边缘,如沈从文、废名。这是浪漫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重在自然的抒写、心灵的解放,艺术的纯美方面达到了共鸣。

三、西方浪漫主义创作的精致与中国浪漫主义学习借鉴的浅薄

浪漫主义文学以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表现理想和希望,以强调自然来突出文学应偏重于抒发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以强调想象来突出文学的隐喻性、表现性和夸张、奇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首先从抒情特征来看,西方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不是一般的抒情而是个人主义的抒情,而中国新文学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注重感情的主观性、直接性,注重个人色彩。

其次,五四时期作家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对想象内涵的理解有很大差距;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所说的“想象”具有普遍的形而上学的价值,它带有某种神秘性和超然性。西方浪漫派的大部分作品中,那些超越形式的繁复的想象与作家对情感张力与内敛的把握相融合,往往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从而使西方浪漫主义的创作更贴近纯艺术的层面。而在大多数“五四”作家手里“想象”只作为谋篇布局的组合能力或创造艺术世界的一种方式,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处在不同的哲学与心理层面上。

四、地位及影响相差悬殊

中国浪漫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文学,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几乎波及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包括音乐、绘画建筑等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且中国不像西方浪漫派那样拥有一批经典之作。中西浪漫主义思潮的成就相差悬殊的原因,首先是中西浪漫主义者由于文化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不同,对创作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19世纪欧洲文艺界的现实是对各种文学流派与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以及极大的兴趣和积极的提倡。

其次,中国的新文学带有更多的功利性和无法摆脱的责任感,因而无法使文学从自身存在的角度发展壮大。所以中国的浪漫主义最终被整合与放逐,退守边缘。

综上所述,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典型形态,它不像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前叶的浪漫主义发育的那样完全,几乎呈现出浪漫主义全部鲜明的特征,它缺少热情的夸张,偶然性的情等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我们民族的气质以及所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新文学的浪漫主义与现实生活贴的很近。也使得中国的浪漫主义具有与西方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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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相似的学习资料，让学生在比较中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方法。在《月光启蒙》的备课过程中，我设想学生会被“月光是如何启蒙作者的”这个问题吸引，但是对“启蒙”的含义可能不能准确把握。学生在之前已经学过“启发”，它与“启蒙”的含义相近，因此，我想通过类比来帮助学生认识“启蒙”。在教学中，学生看到“月光启发”的板书后，举手示意书写错误了。这时，我引导学生分析这两个词：“启发”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解决疑难问题，而“启蒙”是指一个人或事物帮助我们开启了认识新事物，认识新世界的方法。民间文学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新的事物，所以这里用“启蒙”更合适。理解了“启蒙”的含义，学生才能真正理解母亲对作者的帮助，才能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作者用歌谣和童谣来说明不同的内容对自己的不同影响，但对学生而言，区分度并不明显，因此，教师要向学生说明歌谣和童谣的不同，帮助学生把握文章的结构。歌谣指随口唱出，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包括民歌、民谣。童谣是指在儿童之间流行的歌谣，内容简短。歌谣中渗透着作者的故乡情，而童谣讲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和小道理。通过类比，学生对所要学习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了解得更加清楚了，也建立了新旧知识的联系。

二、对比

对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对立的学习资料，通过正反分析，突显对立事物的特征的方法。《月光启蒙》一文中，作者提到“那时，我们日子清苦，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我引导学生在文章中找体现作者和母亲日子清苦的词语或句子。母亲的衣服是母亲自己动手用一块白布做的褂子，煮饭用的是院中的干草堆，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作者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表现作者精神生活丰富的内容，包括歌谣、童谣、神话故事、谜语。通过作者清苦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形成的对比，以及作者现在的文学地位和已取得的成就的描述，学生认识到，精神生活的丰富远比物质生活的优越更有价值，更能促进个人的成长。个人的价值不是通过物质条件的攀比来体现的，而是通过精神生活的充实来体现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要树立学习目标，在业余生活中多读有内涵的书，多做有意义的事。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关注学生的思想发展，而对比教学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更能促进学生行为的改变。

三、横比

横比指的是教师向学生呈现同一时间内两种或两种以上事物在各个方面的状况和矛盾，然后进行比较的方法。《月光启蒙》中提到的歌谣、童谣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教师可以比较歌谣和童谣的内容，具体分析这些内容对作者的影响。“月儿弯弯像小船，带俺娘们去云南。飞了千里万里路，凤凰落在梧桐树。凤凰凤凰一摆头，先盖瓦屋后盖楼。东楼西楼都盖上，再盖南楼遮太阳。”这寄托着作者家乡人的期望，也使作者从小树立起奋斗和努力的目标。“小红孩，上南山，割荆草，编箔篮，筛大米，做干饭。小狗吃，小猫看，急得老鼠啃锅沿。”“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老鼠老鼠你别急，抱个狸猫来哄你。”“毛娃哭，住瓦屋。毛娃笑，坐花轿。毛娃醒，吃油饼。毛娃睡，盖花被。毛娃走，唤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这首童谣反映的是作者小时候的生活。作者在小时候帮助大人上山割荆草、编箔篮，这些劳动带给了作者很多乐趣。作者家乡特有的生活，加深了作者对民间文化的认识。歌谣中渗透着作者家乡人的希望，童谣渗透了作者的童年生活和童年乐趣，内容和形式都各具特色。

四、纵比

篇（11）

儿童文学的逐步创新和发展与小学语文教育的不断改革和进步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历史和社会的双重需要，人文与学术的双重突破，儿童文学在这种大环境下正在充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小学语文教育形成特定的教育模式，提高小学生的创新思维以及他们的创造性，为小学语文教育提供教育资源和文化背景。

一、儿童文学满足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儿童文学出现于五四时期，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基本理论奠定了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在那个文学繁盛的时期，儿童文学应运而生，儿童文学的产生满足了儿童人群对文化和知识的渴求。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充分发展更加提高了小学生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儿童文学盛行的大背景下，时代要求小学语文教育水平和方式必须得到充分提高。小学语文教育是学校众多学科教育中的一种，小学语文教育强调顺应儿童本能和兴趣，唤醒儿童本身对文学的关注。因此，儿童文学的出现满足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需求。

二、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儿童文学体现了受众本位思想的重要性和儿童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的特殊性质，作为启蒙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更体现了小学语文教育的需要，同时儿童文学肩负着祖国未来教育的重任，这样的特殊任务促使了儿童文学思想上的绝对先进，而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功绩体现在对于小学语文的作用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在不断地努力进步。带着自身强大的使命感和源远流长的发展动力，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形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灵魂地位，伴随着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的不断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理解了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的重要性，运用儿童文学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上小学前的教育，全面打造健康的人格特征，因此，儿童文学对于小学语文教育来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