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当代文学思潮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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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其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

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其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其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子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

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其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人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

篇（2）

一、从内容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以其反映原生态的现实生活，刻印着独有的文化印记，成为八十年代后期重要的文学流派。池莉的《烦恼人生》，琐碎地记录了武汉普通工人印家厚从凌晨到晚上的生活经历，成为新写实文学思潮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池莉曾说：“印家厚代表了整个凡人的整体，而不是一个凡人。”池莉在《烦恼人生》中，还原了印家厚每天面对的一切事情，工作、奖金、分房子以及种种家庭琐事，看似琐碎但却真实。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等全部展现在故事中。他要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作为父亲，他要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他的经济状况相对拮据，物质条件匮乏，甚至连洗漱和上厕所都是极大的问题；上班不得不挤公共汽车，赶轮渡；作为晚辈，他还要为岳父六十大寿的礼物操心。凡此种种，都是世俗平民的生活状态，是普通生活最真实的写照。

印家厚的故事很真实，甚至真实之间还带有些许粗糙，然而越是这样，越能真切地反映出那个年代大众的生活状态，即新写实主义的初衷。较之先前提炼生活的作品，新写实主义文学将生活原滋原味呈现在读者面前，还原生活的本真。

二、从写法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文学，以真实描摹生活为主，从而达到写实的目的。为了还原现实，作家运用朴实直白的语言进行写作，不讲究宏大的构思和情节，耐人寻味。

在《烦恼人生》中，池莉用质朴的语言描绘印家厚的生活。作者更像是用摄影机记录印家厚的经历，很难看到作者情感的介入。作者本着不干预、不夸张的原则，冷静审视印家厚的生活，从而滴水不漏地记录下他所经历的日常琐事，再现他的庸常生活。

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巧妙的构思，新写实主义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崇高，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基本不会融入作家的主观情感，反对人为粉饰现实。作品少了修饰，多了纯粹，不再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主张艺术来源于生活再现生活。看似“流水账”式的叙事方式，却没有给人烦扰之感，家长里短的讲述当中多了真实与亲切。这种真实，不仅是作者呈现的真实，更是读者接受的真实，读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去体悟生活，犹如亲身经历，以文字为载体，独立思考，而不会受到作者、作品潜意识的影响。

新写实主义文学不仅在构思和语言上与以往的文学流派有较大差异，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有较大突破。拿印家厚来讲，他既不是形象高大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卑鄙低俗的小人形象，而是世俗阶层中平凡而又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当时社会普通大众的发言人。印家厚性格宽厚，也小有才华，不论对家庭还是对工作都有极强的责任心。然而，面对生活的严峻，他不得不被现实生活所迫，变得孤单懦弱。但他仅仅是些许懦弱，并非堕落，他仍旧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的内心有不灭的希望之光。

所以，新写实文学思潮，不管是作品内容题材、语言风格，还是作者选取的人物形象，都以写实为基础，同时又突出“新”的写实理念。

三、从内涵看新写实主义

新写实主义文学，是在社会l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必然有其深刻的内涵。

结束之前，文学的政治功能突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工具为政治服务，所以文学创作注重宏大的结构和典型的形象，即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大众开始重新审视文学作品，他们不再满足于已有的文学模式。同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他们希望看到反映其自身生活的作品，所以表现世俗生活的作品受到读者的青睐，新写实主义思潮的出现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写实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只有故事中所讲述的真实生活，更有其深刻的内涵。在《烦恼人生》中，既然印家厚的人生如此烦恼，那么我们必然要去关注他对于烦恼的态度。虽然作品整体上呈现出比较压抑的灰调，但是在压抑中也不难发现印家厚的希望所在。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旨在以此映射一个社会阶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普通市民无不面临这些困扰，也无不接受这样的生活，怀着走出烦恼的希望找寻生命的意义，印家厚是这样，池莉是这样，这个阶层都是这样，看似灰色的基调中折射着希望。

而这些，虽然有批判的痕迹在，但更多的是新写实文学要传达出来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和希望意识，内涵深刻，发人深省。

新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诞生的重要文学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烦恼人生》等一系列优秀的新写实作品的出现，给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吹来阵阵新风，这便是新写实思潮的独到之处，也注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值得永久体悟。

篇（3）

此次研讨会，是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领域第一次全国性专题研讨会，也是全国美学、艺术、文化、教育领域内围绕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一次高端峰会。会议尤其在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特点、价值意义、人文意蕴三方面进行了集中研讨，体现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水平和进展。

一、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内涵特点的研讨

全面总结、深入挖掘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特点，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聂振斌研究员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育思想的研究，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从美育方针与美育的实施、美育的性能及价值、美育与德育、艺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美育与宗教等五个方面，系统梳理总结了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指出，视美育的主要性能为“陶养情感”，倡导“以美育代宗教”，是对中国文化以艺术―审美而非宗教为文化理想的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刻体认。深圳大学胡经之教授也深入概括了的美育精神，认为其内涵突出表现在“陶养情感”和“纯洁人格”，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浙江理工大学金雅教授从本世纪初开始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掘者。她从“美趣”与“美情”、“移人”与“美术人”、“生命之迸合”与“生活的艺术化”等梁启超美育思想的重要范畴命题入手，对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与致思路径予以了系统梳理与总结，指出其由前期对美育的社会功能的探讨转向后期对美育的人文价值的探寻，逐步深入并叩问了美育的人生意蕴及其诗性维度，具有鲜明的个体特色、时代特征和民族情韵。杭州师范大学李荣有教授着重分析梳理了梁启超“趣味教育”主张的主要内容，对其相关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原则等进行了探讨，指出“趣味教育”不仅与学校教育相联系，也应包含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行业教育和自我教育中。此外，华南师范大学陈永标、杭州师范大学莫小不、同济大学李、浙江工商大学朱鹏飞、江苏师范大学李茂叶等学者，从艺术美育、情感教育、书法美育、大学美育等各个角度切入，研讨了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内涵与特点。本次研讨会上，一批年轻学者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视野独特，富有锐气。如杭州师范大学何淑芳对梁启超美育思想中“养气说”的研讨，透视了梁启超美育思想的民族文化渊源，勾连了梁启超美育思想与“新民”思想的关联，颇具新意。绍兴文理学院马芹芬提出了越文化背景下的美育实践的命题，着重挖掘美育思想的越文化精神及其相关民族特性，也不乏新意。

二、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价值意义的发掘

批判继承、创化汲纳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的营养，深入研讨、充分发掘它们对于当代美育与文化建设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此次研讨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了商榷。他指出，宗教的本质是信仰，而却认为“宗教本旧时代的教育”，并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宗教的认识作用和道德作用都已消失，唯有情感教育的作用仍然保留，所以，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口号在当时虽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学理上尚存在某些局限。宗教的本质是信仰而非认知与道德。王元骧教授进而认为，若从信仰论的观点来理解这个口号，它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反而更突显它的理论价值。他主张从美与艺术的性质、美与艺术的创造、美与艺术的功能三方面来认识审美、艺术和宗教之间的同质性。《文艺报》理论部熊元义编审以“重铸民族魂”为题，对梁启超美育艺术教育思想“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艺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的理论特色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以梁启超对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诗境的倡导、对中国文学女性形象审美趣味的批评、对陶渊明人格特征的分析褒扬为例，指出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与审美情趣是中国现代美育最为宝贵的精神传统之一。呼吁继承发扬梁启超鲁迅一脉的审美情致与美育精神，培育激扬健全的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准备。此外，海南师范大学单正平教授、浙江工业大学郑玉明副教授等，也对流行的对“以美育代宗教”说、梁启超“趣味教育”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评析，从当下现实出发，梳理了梁启超思想观点的现实意义。杭州师范大学张道森教授、梁启超纪念中学梁新明校长、东南大学白艳霞博士等探讨了梁启超美育思想对当代美育、校园文化建设等的启示。山东大学高迎刚副教授认为梁启超艺术教育思想既秉承了中国传统乐教“致乐以治心”的基本观念，但又吸纳西方新思想，在用什么教、教成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上，充满了20世纪初中华民族求新求变、塑造“新人”的时代精神，在今天，仍可视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基本方向。胡经之教授在总结的美育精神的同时，也强调了其对“我们进一步去深思美育的使命，推进美育的实施，拓展美育的途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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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办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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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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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6-0820

国内刊号：51-107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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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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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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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朦胧诗”和“朦胧诗派”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我国当代人本主义文学思潮是经由新诗潮而得以产生的，“朦胧诗”是它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从60、70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朦胧诗派”迎着热风冷雨，直到被社会普遍认可与接受，其生长和发展的不寻常历程，可以说是相当辉煌的。然而，到了文学多元化的80年代中后期，“朦胧诗”则开始淡出。“朦胧诗”以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对“”神本主义思想文化统治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也是人本主义文学对“”文化专制的胜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而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朦胧诗”不应被看作是一个诗歌流派，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文学思潮。文学思潮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适应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在文学上形成的一种思想潮流。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总要同旧的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因此，在“朦胧诗”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就有了新诗潮诗歌运动。

“朦胧诗派”崛起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主要有舒婷、北岛、顾城、杨炼、江河、多多、食指、芒克等。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北岛的《回答》、《冷酷的希望》、《结局或开始》，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心事》，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没有写完的诗》、《星星变奏曲》，顾城的《简历》，杨炼的《乌篷船》，方含的《谣曲》等。其中，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的这首《一代人》作于1979年，这首诗是“朦胧诗”创作中最经典的名篇之一。舒婷的《致橡树》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这首诗热烈歌颂了诚挚、坚贞的爱情，当年曾脍炙人口。

虽然“朦胧诗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群体，但这些诗人从自我心灵出发，以象征、隐喻、通感等诗歌艺术技巧，所创作的诗作呈现出理性的思辨色彩和浪漫主义情怀，忧伤而不悲观、真挚而又沉郁，既有苦难中对理想的追寻，又有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强烈的个人理性精神都通过诗歌表达了出来。

二、“朦胧诗”的产生与衰减

（一）“朦胧诗”的产生

“朦胧诗”的崛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它自1979年3月浮出水面，能在两三年内迅猛崛起，遍地开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前后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得益于举国上下痛恨“”渴望新生的政治热情。伴随着当时整个社会理性和反省力的逐渐复苏，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对未来的热切希望，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例如，顾城的《一代人》以一组单纯的意象构成了对刚刚过去的“”岁月的隐喻。“黑夜”、“光明”和我的“寻找”在这里的含义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代人》只有短短的两行诗句，以三个单纯的意象概括了生于逆境却始终不失信念的一代人异常复杂的心理经验和精神特征。《一代人》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代人“心灵史”的缩影，“朦胧诗人”所代表的这一代，都是在“”中长大，心灵的成熟包括着对苦难的承担，或是在不断地受伤害中经历成长，苦难给予了他们超越性的信念和理想，使他们时时企图透过时代的阴暗寻找光明，时时企图在精神的向往与追寻中战胜苦难。他们用诗歌表达了了“一代人”历经黑暗后对光明的顽强的渴望与执著的追求。

朦胧诗潮的社会起源和个人起源都与这一代人在“”中的个人经验有关。这些年轻诗人都有一个由信仰的狂热到理想破灭后坠入绝望的共同的“”经历，他们是这一代青年中最早觉醒并进行反思的一群。这群“”后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青年，利用诗歌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反思，并追求诗歌独立的审美价值。“朦胧诗人”们从自我的心灵出发，谱写出一曲曲“心灵的呼告”，我们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种深深的震撼。

（二）“朦胧诗”的衰减

“朦胧诗”在“”期间以对当时的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一主题宣告其诞生，在经过近20年的坎坷历程之后，又以“提供历史的见证”这一主题宣告其消隐。至此，新诗潮诗歌运动也拉下了它的帷幕。在“朦胧诗”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朦胧诗”的势头已衰减。衰减的原因，部分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而“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也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这不是终结，他们需要反抗和超越。

新诗潮的大多数后续者大多生于60年代，他们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大可能热衷于“朦胧诗”那种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过程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想象也发生变化。国家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即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识，成为新的关注点。

三、正确评价“朦胧诗”

新时期诗坛上所出现的“朦胧诗”创作潮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信号，也是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朦胧诗”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独到的人文审美价值及其历史贡献。要想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从它的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我们更要把它纳入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我们对“朦胧诗”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本质上也便是对新诗潮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确认。

（一）“朦胧诗”的诗学贡献

“朦胧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其独特的诗质、题材、意象与语言是变革时代的诗歌特色的突出体现。“朦胧诗”强化了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诗歌是一种语句上分行排列、侧重抒发激情的文体，它特别讲求诗意的开拓和意境的创造。“”时期，对诗的文本特性的扭曲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在今天，新时期诗歌之所以能称得上“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诗的文本特性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并在其自身发展中得到了强化。“”的特殊的时代氛围造就了“朦胧诗人”独特的思维模式，而他们的创作实绩则体现为对诗歌新的范式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更多地感谢“朦胧诗”以及稍后的现代主义诗流，它们在恢复和强化新时期诗歌的文本特性方面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二）“朦胧诗”的时代意义

“朦胧诗”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三）“朦胧诗”的历史贡献

“朦胧诗”的历史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朦胧诗”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在新时期诗坛多元并存、竞相争妍的诗流中，“朦胧诗”可以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支劲旅。在新时期，没有哪一种诗歌、哪一种诗派能像“朦胧诗”那样如此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产生着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和持续的震荡，引发出关于诗歌创作与理论研究诸多深刻的话题。自“朦胧诗”诞生后，它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时期诗歌的发展方向——返归诗的本体，注重审美追求。事实上，“朦胧诗”的出现正是诗歌自身审美价值凸现的一种表现，诗的文本特性受到最大尊重的一种选择，它是一种不可扼止的体现着一代诗人强烈创新意识的现代诗流。

四、结束语

“朦胧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诗界奇观，它作为一种崭新的诗歌思潮，以其清新蓬勃的诗风，奏响了中国诗歌现代化探索中最动人心弦的乐章。纵观“朦胧诗”走过的短暂而光辉的历程，它无疑是中国文坛的一次革命，其突出贡献是对文学本位的捍卫和诗歌范式的变革。为了尽可能对“朦胧诗”做出公允的评价，本文试将其放在当代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去考察，确认其在当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朦胧诗”做出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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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人文精神滋养了整个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个西方文学史始终贯穿着人生价值观念和人学母题。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单一的国别文学发展的线索、阅读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赏析，而是承担着教育人、引导人的神圣责任，通过对异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认识人生、表达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学习与比较，从更高层面上感知异域文化，发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文化和文学本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教会学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优化教学体系，丰富文学史的文化因素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效果。外国文学囊括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学，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如果处理不好，就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史而言，古代是起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欧洲近代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是重点讲授的部分，而现当代文学却作为选修课来讲，显然不是教学重点。至于东方文学就更不入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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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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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6-0058-02

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为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对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和人文素养、建构人文知识体系有重要作用。与其他文史专业的课程相比，当代文学是一门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学科，当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潮变动都会影响到本课程的发展与建设，课程本身的特性要求我们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不违背文学自身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近年来，我校现当代文学教学团队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文学审美感知力与鉴赏能力培养为重点，在各教学环节大胆探索，积极进行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研究和改革实践。

一、课程体系的改革

我校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历经多年建设而成，已较为完善，但面对高校教育改革的趋势，结合汉语言文学课程教学的新理念、新标准，我们整体优化课程内容，构建以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计中打破传统的当代文学课程重学术体系和知识传授的课程设计方法和教学理念，进行基于能力本位的课程开发与设计。立足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系统性，突出中文教育的专业性，立足学校的办学定位，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现代教学体系。针对课程特点和课程实际，进行教材选编、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模式设计、实施方案建设和评价体系设计，构建知识、能力和素质并重的课程模式。经过改革之后的当代文学面向本科教育的既有课程体系，包含当代文学基础课程、当代文学提高类课程以及当代文学综合应用类课程三个知识模块，除了传统主干课程当代文学之外，又进一步充实、深化了配套选修课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针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开设选修课，并增开了一些更具综合性和前沿性的当代文学提高类选修课程，如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等，使选修课的课程结构更加合理，门类更加齐全，更好地满足了学生的学习需要。在整合学科知识的同时，我们又对文学史的教学理念进行了深入的改革，由原来注重知识的灌输到同时也强调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鉴赏能力，把这种能力的培养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结合起来。为此，我们新开了“当代文学作品选读”、“文学鉴赏与评论”等当代文学综合应用类选修课程，与当代文学基础课程、提高类课程相配套，探索性地全面设置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的课程体系，有利于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课程内容的改革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课时的压缩变化，根据学科发展、社会需求以及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积极进行教学内容改革，对传统教学内容予以调整优化，教学内容科学。注重吸收借鉴本学科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和先进的教学经验，探索性地将之运用于课程教学过程当中，教学效果较好。当代文学教学团队一方面针对课时减少、生源情况的变化以及高等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教学定位的调整等现实状况，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改革，因材施教，最大可能地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另一方面，积极关注高校教育改革的趋势，制定了相关的教改方案，改变了以往注重思想观念的灌输而忽视文学审美能力训练的弊端。

1.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传统当代文学课程的讲授极其注重“史”的勾勒，强调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对文学性质的判定，文学思潮、派别论争讲得很多，这些纯理论的知识讲授难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思想观念的灌输往往使得教师满堂讲述还意犹未尽，学生却应者廖廖，而真正的教学目的即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训练更难以实现。在新的课程改革中，我们试图淡化“史”的线索，把学生审美能力与评论鉴赏能力提升到突出的位置。这既适合于低年级大学生的接受能力，也更适合时代的需求。

2.突出文学感受与鉴赏能力的培养。死记硬背学不好文学，更写不好文章，当代文学课程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感觉，就要求教师不仅重视字词句篇的分析和讲解，还应重视深层的意味、意蕴的审美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力与文学鉴赏能力。

3.科研成果转移到课堂上。本教学团队成员多有各自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可观的科研成果。团队教师加大力度通过基础课教学、选修课教学、专题讲座等各种形式将科研成果转移到课堂上。在当代文学课程体系的知识模块中，除了当代文学史等专业基础课在教学内容、评价方式上保持相对的稳定外，其他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查方式等方面都适当加大弹性指数，以利于教师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个性，把女性文学、90年代小说选讲等课程逐步改造成为教师科研转化教学的第一课堂，以此提高课堂教学的科研含量和学术品位，既有利于充实课堂、更新教学内容，又加强和完善了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建设。

三、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当代文学课程合理进行教学设计，灵活运用多种恰当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有效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和学以致用的能力。

1.课堂讲授法。主要采用教师授课形式，每节课后安排5分钟左右的课堂答疑时间。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教师运用生动明确的语言，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师重点讲授当代文学史的思潮流派、作家作品，使学生明确教学重点和难点，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2.经典阅读法。当代文学课程改革十分注重引导学生对于经典作品的阅读。教师在学期之初为学生开列出必读书目，并不对这些作品予以提示性讲解，而是鼓励学生先自己读原典，之后再根据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疑惑去查找相关背景分析与研究资料，并鼓励学生尽量地用文字去抒发自己的阅读感受，文字内容可长可短，关键是学生要力争从作品中读出自己的见解，能言之有理。这是一个长期的审美鉴赏训练，在阅读中通过对于鲜活的文学形象、风格各异的文学语言的真切接触，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切实培养学生的一种文学感觉，为审美能力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

3.问题教学法。“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设问题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提纲挈领，以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来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当代文学与当下文坛紧密相关的课程特点，教师与学生一起发掘当下文坛热点问题，让学生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例如我们已成功开展了“我看文学作品的‘穿越’现象”、“我看‘抄袭’现象”等热点问题的课堂辩论活动，学生分为正反两方，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热点问题阐述观点，发言踊跃，对于问题的剖析逐步深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当代文学的热情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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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阅读具体的文学文本,我们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谷峰”现象,在中国文学还未真正的形成之时,在神话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写实主义的作品,在其后的诸如《诗经》中,更是不乏很深入描写现实的作品。唐代杜甫诗歌不写实?元代关汉卿没有写实作品?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些古代作品与现在人们所认可的“新写实主义作品”有一脉相承之关系。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这些写诗作品中,已用生命故事取代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生活故事,而在古代文学中,尤其是神话故事中,基本描述的都是生命故事,如《精卫填海》,表现的就是与命运抗争之事。在所谓的“新写实”中,大写的“人”为小写的“人”所取代,即是说这种作品着重关注凡人俗事,叙写平凡人的生活,而这点,在古代文学的现实作品中几乎全部如此,在封建统治时期,广大的劳动人民地位十分低下,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站在了同情的立场上写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同情普通劳苦大众的诗歌,如《观刈麦》等。

传统现实主义着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实已经作为一种习惯,这是由于作家们在长期创作的基础上逐渐摸索、总结出来的一种创作模式,就犹如《林海雪原》中套用的“五虎将”模式,在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中已经形成了雏形。只是这种“典型”模式应用更为广泛罢了。我们将之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也是一种新的写作理论。它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作家们的创造。但区别于之后的“写实作品”,则又回归到了先前文学――即古代文学的创作模式中,记录零零散散的生活琐事,犹如照相一般,将现实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而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为了表现主题的需要而将素材“七拼八凑、删减酌增”的表达主题,在对生活琐事的极端关注和对故事情节的相对淡然中,消解政治和文化的阐说,完全是一种“人性”美的展露。池莉的“人生三部曲”《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烦恼人生》就是这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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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思潮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变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由于这一思潮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是80年代诸种创作现象与流动中不可忽视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是80年代求新求变的文化诉求最典型的体现，因此对先锋小说思潮进行认真地梳理、分析与评判是不无意义的。

一、先锋文学之源起

在80年代初期，作家们被政治意识形态所推动和主张的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压抑得太久，对现有文学陈规的突破与反叛显得更加迫切，西方现代主义的引进带给作家们全新的艺术感受与体验，也为其寻求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富且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失落的思想主题与刚刚经历的中国当代作家的内心经验不谋而合，进而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靠拢。现代派和寻根派是最早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有限借鉴的艺术探索，并且企图有所反思和超越的现代主义创作，然而这种努力都是通过表现社会现实氛围来实现的，仍然没有摆脱过去的模式，在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并无太大的进步与突破。从文学内部的发展机制来说，文学的创新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即艺术形式的创新。因此，不管是整体的创作实践，还是创作个体的发展需求，都要求文学在艺术形式上有突破和创新，这是现代性整体框架赋予当代文学的历史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先锋文学思潮的出现就成为文学现代性反思的必然结果。

二、拓宽中国文学的真实观

80年代经典现实主义仍然占据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权威地位，它所主张的精神实质和创作方法仍然影响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小说中往往出现“现实”与“文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文学从现实经验中获取创作素材，并且将这些素材加以整合、提纯，在艺术化的过程中，文学承担了发现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或思想导向的责任，而复杂的现实问题似乎只有通过文学的表现才得以理清和解决。在这个二元对立模式中，文学体现出对现实强大的介入作用，而现实反过来支撑文学中的思想内涵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导致了文学“真实性”单一化和绝对化。

1986年鲁枢元发表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指出当代文学在80年代后期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以及创作主体个人的经验与记忆。西方现代主义对人的价值、本质的思考以及对内心情感的关注，为80年代的创作思想变革提供了延伸的可能性。受此影响，先锋小说更加强调叙事主体的个体性，他们认为“真实”是个体心灵所感受到的现实，是一种精神的真实。在先锋小说家看来，只有内心所感受到的现实才是真实的，只有这种真实才能够成为一个作家创作之本。不同的创作主体所感受到的真实各有不同，这种“真实”来源于不同的心灵和感受经验，它包涵了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作家内心产生的意义。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描写日常生活中潜在的精神乖戾的现象，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敌视、冷漠、猜疑等种种非正常关系，创造了一个超离现实的幻想世界。这种对世界冷峻怪异地描画来源于残雪本人的内心真实，这种真实是创作主体与世界或现实生活接触时所发生的隐秘的情感体验，通过荒诞化的手法再现出来。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以少年的视角展现生存环境的扭曲与世事的荒诞不经以及少年由此产生的怪异迷惑的心理意识，其背后隐含着余华对于生存环境与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是余华内心真实的体现。先锋小说拒绝再现具体却又混杂的生活经验，而是通过个体的心理机制将创作主体所体验到的、具有差异性的心灵真实进行提纯与哲理化，以此消解经典现实主义中确立的二元对立模式。先锋小说家以其独特的、前卫的创作实践拓宽并且深化了以往我们对于文学真实的认识与理解。先锋小说以其奇诡的想象力与独特的语言形式丰富了小说的创作内容，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创作观念和美学范式，孵化出现实的多种可能性，显示出先锋小说独特深刻的文学史意义。

三、推进文学的自律化

基于文学内部的发展机制，文学本身就有一种艺术形式创新的要求与变革的动力，这是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必然结果。“80年代前期，关于‘文学’独立内涵的建构始终处在文学与政治的二元结构之中，‘文学性’始终是以‘反政治’或‘非政治’性作为其内涵的，文学的内涵由其所抗衡的政治主题的反面而决定。”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和“寻根派”已经显示出对政治意识形态反叛意识和创作思想上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和反叛性的延续与深化需要更加明确、新颖的载体。1984年翻译出版的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使得当代文学创作实践开始重视文学形式以及现代语言学方法的运用等观点和方法。基于诸种复杂的原因和历史语境，先锋小说思潮因其内在的现代性冲动出现在文学史上，转向“文学自身”、以大胆前卫的文体形式实验对政治意识形态之于文学的控制进行拆解和反叛，成为先锋者们的最佳选择和必然趋势。

马原的“叙述圈套”被视为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体形式实验，《虚构》中人物、叙述者以及现实中的作者被混为一谈，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进行模糊化处理，以此体现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对一直阅读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们所形成的阅读思维惯式进行冲击，使其获得全新的审美体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没有人物，也不交代时间、地点、故事情节，只是将日常行为与作者极具超越性的、形而上的思想意趣进行融合，因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美学范式。小说的文本形式在先锋作家那里似乎成了一个可以随意蹂躏变形的面团，作家们根据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感悟来塑造作品，内容与形式也融合为一、不可分割。

先锋小说思潮的极端形式实验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求新求变的文化诉求在内在本质上拥有一致性。对文学主体性的复归使得先锋作家们获得了精神写作的空前自由，文学不再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而是一个包含创作主体的美学实践与艺术接受者的美学体验的自足体。先锋作家们带着自己“纯文学”的理想与追求，将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付诸于形式实验的创作实践，扩展文本的诗性空间的，创作主体也因此摆脱了以往文学规范的制约。因此先锋小说思潮最大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将文学视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本体，以其形式技巧、哲理思考和诗性氛围对以往的文学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审美突围，进一步推进了文学的自律化进程。

四、先锋小说落潮之思

有些研究者以“失败”一词评价先锋小说思潮，分析原因时通常都指出其形式试验由于抽去了现实世界的意义，转向主体内在世界的情感与想象，最终走向对形式创新的刻意追求而变成毫无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更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先锋小说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西方文化的“移植”，认为先锋小说表现的不是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生活实况，而是“一种文化幻想”。笔者认为，“思潮”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概念，任何思潮都只能兴起、发展、产生影响，却不可能永远不走向衰落。要反思先锋小说的落潮，理解先锋小说的内在精神以及“先锋”的具体内涵尤为重要。先锋是根植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种先锋意识和先锋精神，它意味着创新与突变。“先锋”不可能永远先锋，当它所取得的突破与成就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加以利用时，它就不再被称之为先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小说思潮的意义就是打破文学陈规，建立新的美学范式，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这一思潮的衰落就成为必然。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先锋小说以其华美的语言表达和繁复的形式主义策略，给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将渴望已久的艺术创新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创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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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的秘密》(以下简称《不》)是周杰伦导演并主演的一部电影，作为音乐人的周杰伦首次担任导演可谓难度不小。影片播出以后，票房收入突破2600万元，周董的表现也受到了张艺谋、刘伟强、朱延平三大著名导演的盛赞。很多评论者针对影片做出了鉴赏，而本文则是在分析影片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影片的成功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及其形式拓展问题。

一、“期待视野”使影片扑朔迷离

《不》满足了观众(读者)的审美心理期待。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即便它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示自身。但它却可以通过预告……预先为读者提示一种特殊的接受。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结’的期待……?首先，身为音乐人的周杰伦第一次当导演并出演男一号，本身就造成了观众的期待视野，观众或者影迷会产生一个疑问：作为歌星的周董当导演行么?其次，电影选择了“必杀技”钢琴作为最重要的道具，观众就会无意识地期待周董的钢琴曲与音乐；再次，本片的名字已经暗示了影片的中心意思，观众同样会产生一个疑问，到底什么秘密不能说?一个大大的问号始终悬挂在观众的心间，观众因此就会产生强烈的欲望――观赏影片。

接受美学在谈到接受视野的同时，还“希望作品的视界能与读者的视界相一致，即‘视界融合’”。视界融合的关键就在于考虑到作品能否为读者所理解与接受。周董的爱情故事虽然跨越时空，略显离奇，但是整体上却能被观众所接受和理解，这一点对我们当代作家的创作具有足资借鉴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代作家在视界融合方面是有欠缺的，如余华的《兄弟》，写的是亲人之间的互相残害，这种超出读者审美定势的叙事，让普通读者很难理解和接受，失去部分读者也就在所难免。而作为导演的周杰伦，在唤起观众期待视野及视界融合方面显得游刃有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二、“期待重构”令影片趣味丛生

期待视野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产生一个现象：期待重构。一个成功的作品应该不断召唤读者的期待，同时重构读者的期待。接受美学指出：“读者一般从自己的‘期待视界’出发去阅作品，如果阅读感受与自己的期待视界完全一致，读者认为作品缺乏新意和刺激而感无味。相反……读者将会感到信息新奇而振奋，阅读将产生独特的美学效果。”《不》在做到唤起观众期待重构这一点亦表现不俗。著名导演朱延平在采访中说：“如果你以为这是一部青春爱情喜剧或者是浪漫的小品的话，那你就会在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全身就起鸡皮疙瘩，重点就在于不能说的秘密。”路小雨在片中有一句自白：“没想到我们是同一间教室，却相差20年。”这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大大超出了观众的期待视野，片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传错的纸条、离奇的舞会、神秘的钢琴曲等等一系列疑问等着观众去解答，促使观众紧张、兴奋、审美等复杂的感情交融在一起，不断地发挥想像力，在不断的期待与重构中找到了自己可以接受的答案，并享受影片的美感。当代文坛中，也有所谓具有期待重构的作品，如马原的《岗底斯的诱惑》(当代小说叙事革命的一次有益尝试)，描写的是藏民原始生存状态对现代文明的“诱惑”，文章是由几个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所构成，这就逾越了普通读者接受能力范围，让普通读者产生强烈的疏离感。而《不》在期待重构方面的成功运用无疑又为当代文坛带来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召唤结构”成为影片的制胜法宝

影片中观众期待重构获得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是因为影片中大量运用了接受美学中所讲的“召唤结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都具有不确定性(接受美学称之为“空白”或“框架结构”)。这里所谓的空白或框架结构是一种“寻求连接缺失的无言邀请”。按照伊塞尔的论述，召唤结构自身的空缺因素和暗示作用会对读者的惯性思维进行否定，从而引起读者思想上的空白以及探究答案的期待，由此激发观赏欲望，促使观众一次又一次地去审视作品。《不》延用了以往的“蒙太奇”手法，时空转换会让观众产生暂时的思维空白。尤其是当叶湘伦听到那句“那天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跳舞啊”时，全场的观众都应该有那种“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的感觉，观众第一反应就是：路小雨是不是一个女鬼?紧张、恐怖的感觉油然而生，没有利用血腥却制造出如此恐怖的情景，正如张艺谋所言：“让人刮目相看”。笔者认为这个情境设置，从某种角度来讲应该是让三大导演及观众震撼的必要条件。影片这种不确定性激发观众去接收、理解、体验、加工、补充和创造新的故事情节，使影片更具阅读吸引力、召唤性。

剧中有一个情节不容忽视，就是20年前路小雨留给叶湘伦的话：“叶湘伦，不管我们会不会见面，我只想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爱你。”这似乎是《不》其中的一个秘密被解开，但是观众心里就又一次产生了疑问：叶湘伦与路小雨到底在20年后或者说20年前相遇了没有，相遇之后又怎么样……也正是在疑问重重的心理状况下，观众依据自己的已有经验去实现或改变期待视野，从而形成新的审美视野。影片结局也是一个出彩的地方，叶湘伦跨越时空回到20年前，两人终于相聚，影片到此戛然而止。两个主人公生活在一起了么?仍然留给观众一个空白，观众可以继续利用自己的期待视野来对影片大做文章，可谓余音袅袅，美不胜收。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当代文坛，如果能够将作品制造出强烈的“召唤结构”，那么作品是否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四、接受美学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形式拓展问题

影片的成功，有意无意地运用了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理论”，接受美学把读者放在首位虽失之偏颇，但却有一定启示意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读者已成为了文学市场中自由的消费者，读者的文学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无疑地，“读者理论”为我们当下缺失读者的文坛敲响了警钟。那么，从读者接受角度来说，当代文学形式拓展的途径又在哪里呢?

第一，根据时代特征，寻找读者群体。文学创作中的语言，可以选择那些更贴近受众喜欢的风格，韩寒用中学生的口吻叙事，让中学生成为其读者群体；贾平凹(《废都》)用富有玄幻色彩的民风、传说来增强趣味性来吸引广大的人民，都是成功的例子。在当代，中国的儿童是一个庞大且被忽视的读者群体，中国的儿童文学也一直处在“创作少，评论少”的状态。据报道，澳美传来的儿童小说《哈利・波特》现已出版第6部(前5部发行量都是140万册以上)，这无疑也对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启示与震撼。

第二，根据时展要求，转换文本载体。纸面文学(冗长的小说和晦涩的诗歌)在信息发达、讲求效率的今天，大都不受读者的欢迎。这就要求我们去寻求一种适应时展的文学载体。首先，网络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其便利的载体(网上调查显示，现在最畅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借助网络来吸引观众)。网上流行的“扯淡体”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评说作家作品；“文学狗仔队”对作家作品的追踪报道，从吸引读者角度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其次，电视、电影等媒介借助灯光、画面、音乐等技术，把文学经典拍成电影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反过来考虑，影视的成功能不能为经典文学的诞生发展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

此外，国家的文化部门对传统文学刊物的扶持，对文学市场、受众的正确指导也必不可少。我们不能单纯为了吸引读者去制造那些粗俗、的作品，也要避免一味地迎合国外的市场需求而失去本民族的特色，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国的文艺事业健康正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