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宏观经济分析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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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6）03-0122-03

0引言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共同推出，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具有及时性特点，PMI体系主要由新订单、生产量、从业人员、供应商配送以及原材料库存等反映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的细分指标构成，是衡量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则是反映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其中一致合成指数能够客观描述宏观经济发展现状，由工业生产、社会需求、就业、社会收入等4个方面构成，先行合成指数能够用来预测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由恒生内地流通股、产品销售率、货币供应量M2、新开工项目、物流以及消费者预期等指数构成。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抓好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其中产业结构中的工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工业发展指标与宏观经济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制造业PMI与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对我国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进行描述性相关分析，依据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的实际构成情况，选取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一致合成指数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检验分析，以期发现两个指数之间的定性和定量关系。

1数据描述性分析

文中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选取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间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数、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月度数据，为了方便对这三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和描述，本文用PMI表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MELCI表示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数，MECCI表示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图1表示中国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数（MELCI）序列图，从图中PMI序列曲线可以看出，2005年1月至2014年3月整个时期中，我国的经济大部分时间处在扩张阶段。从2005年开始到2008年上半年，PMI大都处在52~56之间，说明我国制造业经济总体扩张明显，但是波动较大，制造业经济的扩张存在着不稳定性；在2008年7月至2009年2月这一时期，PMI处在荣枯线50以下，说明我国经济处在收缩阶段，并且在2008年11月达到最低，指数不足40，说明我国制造业的总体经济情况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从2009年前半年开始，PMI开始大幅回升，也说明我国的制造业经济开始回暖，正在逐渐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走出来；从图1中还可以看出，近两年的PMI数值处在50以上，序列波动不大，较为平稳，说明我国制造业经济正在扩张，并且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这一现象与国际形势、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另外对图1中两时间序列的走势进行对比分析，总体看来，制造业PMI曲线的波峰波谷数量比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数（MELCI）曲线的数量多，说明MELCI曲线相对来说较为平滑，波动性低，但是将MELCI曲线波峰波谷出现的时间与PMI曲线的峰谷出现时间进行比较，发现两曲线波峰波谷出现的时间点基本一致，并且这一现象体现在整个时间序列范围之内，同时对两时间序列进行交叉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为0.71，也说明了两者之间较强的相关性。图2表示中国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的序列图，单独看一致指数（MECCI）曲线与图1中先行指数（MELCI）曲线形式较为相似。通过对图2中两组时间序列进行对比分析，MECCI曲线相对PMI曲线，波峰波谷的数量较少，曲线较为平滑；分析两曲线波峰波谷的出现时间，得出PMI曲线的波峰和波谷领先MECCI曲线的峰谷3~5个月，在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这段时期内，PMI曲线的领先性结论体现的更加明显。上述分析内容可以定性的说明制造业PMI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的先行关系以及PMI对国家宏观经济的预测作用，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建立模型对中国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定量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

2VAR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2.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中国制造业PMI与中国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本文的实证分析过程中，采用EVIEWS6.0软件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在平稳性检验中，常用的检验方法为ADF单位根检验，所以文中利用EVIEWS6.0对PMI和MECCI两时间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时间序列在给出的三个显著水平下是不平稳的，而对两时间序列进行一阶差分之后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两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即PMI和MECCI这两个时间序列同为1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两变量的原时间序列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分析。

2.2VAR模型建立

在建立PMI和MECCI两时间序列的VAR模型之前，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两个变量分别取对数，同时对将要建立的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进行确定，根据AIC、SC和HQ原则，经过多次检验，最终确定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因此选择建立4阶滞后期的VAR模型进行分析，得到log(PMI)与log(MECCI)之间的VAR模型回归方程，如下所示：è÷Log(PMI)log(MECCI)=è÷0.3300.194+è÷0.9733.4820.0331.392è÷Log(PMI(-1))log(MECCI(-1))+è÷-0.591-4.189-0.0150.047è÷Log(PMI(21))log(MECCI(-2))+è÷0.3070.401-0.002-0.851è÷Log(PMI(-3))log(MECCI(-3))+è÷-0.0780.5180.0130.345è÷Log(PMI(-4))log(MECCI(-4))从上述VAR模型的回归方程是可以看出PMI与MECCI时间序列之间滞后4期的定量关系，同时分析结果显示此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达到0.98以上。接着需要对所建立的VAR模型进行检验，只有在模型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对模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本文运用AR根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如果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都位于单位圆内，则表明该模型是稳定的。根据上面所建立的VAR模型，得到模型的AR根图，如图3所示。从AR根图可以看出，所建立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都小于1，处在单位元内，满足模型稳定性的条件，说明文中所建立的VAR(4)模型是稳定的。为了说明模型中PMI和MEC-CI变量的因果关系，下面对模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中检验结果分析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log(PMI)和log(MECCI)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变量log(MECCI)能Granger引起变量log(PMI)，变量log(PMI)也能Granger引起变量log(MECCI)。

2.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说明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两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对两时间序列进行脉冲分析，分析的结果如图4、图5所示，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月），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上下两条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给制造业PMI一个正的冲击后，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开始逐渐的增加，并在第8期前后达到最高点，接着开始逐渐降低，到第22期前后穿过0点，然后经过小幅度的变化，最终在第38期左右收敛于0。脉冲响应函数的整体变动趋势说明PMI在受到外部条件的某一冲击后，能够经过国民经济的内在机制传递给MECCI，在前期给MECCI带来同向冲击，后期带来反向冲击，同向冲击的力度大于反向冲击，并且这一冲击效应会持续较长时间。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给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一个冲击，PMI会在前3期迅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接着开始迅速降低，在第9期左右穿过0点，然后经过小幅的变动，在第26期前后收敛于0。从脉冲函数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MECCI在受到外界的冲击后，其变动会在前期给PMI带来正向冲击，在后期带来反向冲击，且同向冲击的幅度较大。综上，PMI对MECCI的脉冲响应函数在38期收敛于0，而MECCI对PMI的脉冲响应函数在第26期收敛于0，这一分析结果说明PMI对MECCI的影响持续时间要长于MECCI对PMI的影响持续时间。

2.4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分析方法由Sims于1980年提出来，它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定量地把握变量间的影响关系。对本文中的VAR模型方差分解分析结果如图6、图7所示，图中横轴表示滞后期数（月），图6的纵轴表示制造业PMI对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的贡献率，图7的纵轴表示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对制造业PMI的贡献率。从图6的方差分解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PMI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的贡献率在23%左右。从图7所示的方差分解结果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MECCI)对中国制造业PMI的贡献率在11%左右。两图中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PMI对MECCI的贡献度大于MECCI对PMI的贡献度，验证了上文中Granger因果检验所得到结论，并且与VAR模型中脉。

3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制造业PMI与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和相关性，两者的交叉相关系数达到0.71；制造业PMI与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之间存在先行关系，制造业PMI领先宏观经济景气一致指数3~5期。这一结果与两指数的指标构成密不可分，同时说明了制造业PMI的先导性特点。（2）VAR(4)模型定量分析了PMI与MECCI之间的滞后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证明了在5%的显著水平下，制造业经济指标PMI与宏观经济指标MECCI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则进一步说明了两时间序列的关系。PMI的冲击对MECCI的影响会在第8期达到到最大值，并且其正向影响将持续至第22期；而MECCI的冲击对PMI的影响则会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正向影响持续到第9期，说明PMI对MECCI的影响持续时间要长于MECCI对PMI的影响持续时间。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说明PMI对MECCI的贡献度大于MECCI对PMI的贡献度。另外根据本文的研究积累发现，我国关于PMI的学术研究还不全面，未来可以研究地域性PMI与国家PMI之间的关系，同时可以对地域PMI与当地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完善我国地域性PMI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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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具体表现为：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 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自有资本水平下 降，若要维持其产出水平不变，就需要借助债权融资 获得外部资金扩大投资，企业的负债率将会上升，新 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会大幅度提高，这时，推迟 投资将是降低其破产风险的理想选择。因此，融资 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不进行债权融资，不扩大投资。 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的产出水平 持续下降，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使投资进一步 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 会使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大幅度下降，宏观经济长 期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状态，宏观经济衰退进一步加 重。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企业的整体质量 会进一步下降，股权融资传递融资企业经营状况恶 化信息的功能会被强化，融资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 化目标的驱使下，将会进一步强化其股权配给，从而 使股权配给与宏观经济衰退相互强化。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 环境好转，自有资本水平上升，企业的负债率下降， 新增投资的边际破产成本将会大幅度下降，增加投 资将有助于融资企业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目标，融资 企业的理性选择就是借助债权融资扩大投资，从而 出现投资扩张，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投 资进一步扩张。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下，会使需求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 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加大。随着宏观 经济繁荣程度的加大，企业的整体质量会进一步上 升，股权融资传递融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信息的功 能会被弱化，融资企业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 使下，将会进一步弱化其股权配给，扩大投资，宏观 经济进一步繁荣。

需要强调的是，融资企业的边际破产成本，不仅 表现在实际边际破产成本水平上，而且更重要的是， 表现在对其的预期上。融资企业的每项生产决策都 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期。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 时，融资企业破产风险增大，其会做出边际破产成本 上升的预测，在存在股权配给的条件下，其理性选择 是不进行债权融资，这将会使融资企业的投资水平 下降，在投资乘数原理的作用下，宏观经济的衰退进 一步加剧。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企业的投资水 平会进一步下降。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 互作用，会使宏观经济的衰退加剧。当宏观经济进 入繁荣阶段，融资企业会作出边际破产成本下降的 预测，其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 升，从而使融资企业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 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股权配给会进一步弱化，宏 观经济繁荣程度会进一步强化，形成持续高通胀。

固定资产投资是对未来的一种支出，其产出在 经历数个生产时期之后才会出现，与短期投资相比， 投资风险更大，由此引起的融资企业破产风险更高。 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自有资本下 降，负债率上升，破产风险增大，由于存在股权配给， 融资企业的经营者为规避破产风险，会减少最具有 破产风险的固定资产投资。由于固定资产投资数量 巨大，在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 融资企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将会使宏观经济衰退 的程度更大。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融资企 业的股权配给将会弱化，债权融资也会相应上升，固 定资产投资将会扩大，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 理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将会使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 更大。可见，由于存在股权配给，融资企业固定资产 投资的变动将会强化宏观经济波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股权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 的加速器，融资企业的股权配给行为是宏观经济波 动得以强化的微观基础。

二、股权配给作用于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

1．我国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但 政府干预形成了股权配给

我国上市公司扩大股权融资传递的信息是，该 企业获得了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对外部投资者而言 是利好信息，因为受政府的干预，股权融资的成本低 于债权融资的成本。黄少安等人已证明了股权融资 的单位资金成本低于债权融资。因此，外部投资者 会踊跃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 能够顺利进行。

股权融资偏好的间接动因是，我国上市公司大 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权超过50％，且 不流通，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进行融资，不会被接管， 对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不会产生影响，相反，由于 股权融资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 息，反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经营者的地位。因而， 经营者有动力进行股权融资。同时，由于股权融资 传递的是上市公司获得政府扶持的利好信息，上市 公司的股东也会支持股权融资。

但政府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上市公司的股权 融资进行限制，从而形成上市公司的股权配给。

2．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对宏观经 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我国 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可描述如下：当宏观经济进入 衰退阶段时，上市公司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有助 于其借助股权融资推动其投资上升，在投资乘数的 作用下，将会使总需求上升，宏观经济的衰退得到扼 制，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 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 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总需求进一步上升，抑制宏 观经济衰退的进程和程度，使宏观经济迅速走出衰 退。

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高涨)阶段时，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股权融资偏好，使其更有积极性借助股权 融资扩大投资，在投资乘数的作用下，将会使宏观经 济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在加速数原理的作用下，将 会使上市公司借助股权融资进一步扩大投资。在投 资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下，会使需求 过度膨胀，形成持续性的高通胀，宏观经济的繁荣程 度进一步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股权融资 偏好，会扼制宏观经济衰退的程度，缩短宏观经济衰 退的时间；会强化宏观经济繁荣的程度，延长宏观经 济繁荣的时间。

3．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我国特殊的股权配给将使我国上市公司强烈的 股权融资偏好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机理发生一定 程度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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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二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动，投资和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显著。首先，资本形成总额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其次，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展望“十二五”时期，由于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相比于2000年以来或者“十一五”期间，我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

投资需求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无论从国际比较视角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期我国可能已经达到了重化工业的顶点，“十二五”时期依靠工业化进程推动投资增长动力减弱，由工业化带动的投资增速会逐渐降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可能激起新一轮的投资高峰，但仍可能无法弥补工业化推动的投资增速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城镇化过程远未结束，高储蓄率仍能维持，因此，总体而言，投资将不会出现大幅下降，预计投资增速将略低于“十一五”时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可能会降低0.48个百分点左右。

消费增速可能略有上升。“十二五”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将发生转变，适龄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逐年减缓，多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日益减少，这些因素将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提高消费水平。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收入分配调整措施将促进消费增速的上升。预计“十二五”期间，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率可能会提高0.34个百分点左右。

净出口增速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未来世界经济走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IMF、世界银行、EIU和OECD Statistics Directorate等机构对未来世界经济作出了许多分析与预测。IMF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测结果虽然数值上与EIU有所不同，但显示出的趋势相同：世界经济稳步缓慢增长，2009-2014年各年度的实际GDP增长率都低于2004-2007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另外，EIU、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数据都显示：从世界经济增长的区域结构来看，未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其中又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最为突出。“十二五”时期，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对其外部不平衡的调整将制约我国产品出口的需求空间，我国出口增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而国内经济仍能保持平稳增长，进口增速仍将保持稳定。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叠加，总的来说，预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将降低0.5个百分点左右。

二、宏观经济给农业农村经济带来的机遇

（一）政府农业投入有望持续增长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尽管可能会出现小幅下滑，但总体会比较平稳；投资增速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不会因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而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从增加农民消费、保障农产品供给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讲，“十二五”期间，政府对农业方面的投入会持续增加。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政府农业投入的提升空间较大。2010年我国政府农业投入占农业GDP比重为9.75%，而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中，政府对农业提供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GDP的25%以上，加拿大、以色列等国更是高达45%以上（朱钢、张元红、张军等，2000）。如果考虑到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人员供养及行政开支部分比例很高（韩俊、谢扬，2003），则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从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的农业科技投入来看，无论是政府农业科研投入还是政府农业科技推广投入，相比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距（何利辉、经庭如，2003）。

为了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协调发展，政府将加大刺激农村消费、提高农村消费能力的政策力度。扩大内需，重点在农村。一方面，农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显著小于城市家庭，农村市场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政府对于农村消费的刺激将有力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城市居民，据估计（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2004），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0.85，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2。因而同样的消费刺激力度，政策效果在农村将比城市更好。

为提高农业的保障能力、保证粮食安全，同时避免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政府也将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以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确保粮食基本自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同时，农产品价格是基础价格，保持农产品价格水平总体平稳十分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停滞、退化现象有所发展，许多地方农业基础设施对粮食增产的支撑作用减弱，甚至农业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一直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姜长云，2006）。我国粮食供求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大豆、棉花等产品对外依存度高。因此，从确保粮食安全、平稳物价等方面的考虑，“十二五”时期，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支农投入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给。

（二）农民收入有望实现较快增长

在宏观经济基本保持平稳增长且消费增速上升的背景下，农民收入及消费有望实现较快增长。预测模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可能会逐年加快，增速最慢的2011年也将达到11%以上。

消费结构升级导致的供给结构转变将增加农民收入。目前，中国各阶层的收入水平都处于“收入-消费台阶效应”的临界点，“十二五”时期消费结构升级现象将十分明显。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我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消费结构将全面步入工业化消费时代。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带动对农产品需求结构的转变，并带动农业生产供给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结构的持续转变和优化会带动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农村总人口的持续减少将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农村人口持续转变为城镇人口意味着在计算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时分母将持续变小，即便在不考虑农业产值增长的情况下，农村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仍会由于农村总人口的持续变小而不断增加。计算结果显示，假如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46.7%，农业人均产值将提高到8191.6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变前提高了1.9%；当城市化率提高到55.7%时，农业人均产值将提高到9855.1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变前提高了22.6%。

未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将推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高于第二产业。“十二五”时期，第三产业相较于第二产业的更快发展将提高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相应的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收入将上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会加快。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结构的转变，劳动力成本将稳步上涨，这也将推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三）农业产业化有望加速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产品贸易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其地位日益重要。“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将会从危机时的谷底缓慢复苏，但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而发展中国家严重依赖出口的贸易结构将发生改变。从国内宏观经济而言，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转变、消费水平和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以及我国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等等，都将从不同方面“倒逼”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仍然较低，发展空间较大。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通过联合与合并，进行规模化整合，扩大经营规模，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如1950年联邦德国有23842家农业合作社，到1998年有4221家，到2006年仅有3188家（徐旭初、贾广东、刘继红，2008）。德国80%的农场主参加了各类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在肉类、谷物类和蔬菜类以及奶制品类的交易中分别达到30%、50%和75%。而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规模仍然偏小，带动能力较弱。

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将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期间，国家仍然将从政策层面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第一，市场对农产品质量的更高需求将促进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国内居民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更高，农产品出口面临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也更高。第二，“十二五”期间，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将会调整其外部不平衡，农产品贸易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分散的个体农民难以按照进口国的标准来生产、经营，包括种植、用药、加工、包装、贮运等方面，难以突破技术壁垒。同时，分散农户难以承担获得信息的成本或缺乏足够的能力获得信息。只有提高组织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农业龙头企业在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以及国家政策支持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第一，龙头企业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从全球来看，对农业进行商业投资是粮食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一个共同特征，联合国《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投入农业的外资总量在1990-2007年间增长了2倍，达到每年30亿美元。第二，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将更加完备。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存在着产品配送能力不足、交易成本高、损耗和浪费大等问题。“十二五”期间，我国高速交通、轨道交通等建设将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仓储设施建设的投入，都将为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第三，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将加大。“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落实和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是完善我国金融体制的必然要求，这些措施也将逐步降低农业龙头企业发展面临的金融服务制约。

三、宏观经济形势给农业农村经济带来的挑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在“十二五”期间的结构性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

我国城市化率将逐步提高，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以及政府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增加，加之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进一步降低，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务农的机会成本进一步增加，更多农业人才流向其他产业、流向城镇。按照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城市工商业之间极大的工资收入差异，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不断地向城市工商业部门转移。从现实情况看，在职业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民大都进城了。在家务农人员以老年人居多。

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低（韩长赋，2010）。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也包括80年代末出生的，统称为“90后”农民工）。目前，约有1.5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大约有4000万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大都接受过初中教育，在务农时间、务农经验等方面都较少甚至没有。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务农意愿和能力都较低。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以及农村人才流失导致的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直接妨碍现代农业技术、农业经营方式在农村的扩散。一是农业新技术推广越来越困难，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对农业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目前真正从事农业的农民，接受技术培训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较弱；二是农业生产缺乏青壮年劳动力，生产经营管理变得更加粗放，对农田水利的投入也不足。

（二）农产品价格波动性增大

“十二五”时期，由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对我国农产品价格传导将更为明显，农业存货调整行为将更为剧烈，极端天气灾害、重大动植物疫病以及食品安全事件可能更为频繁发生，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可能进一步增大。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导将更为明显。我国农产品贸易额的不断增加提高了国内农产品价格和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程度。研究表明，在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波动后的3-5个月时间内，国内四类粮食价格也会出现持续的同向波动，其中大米和玉米的波幅将接近国际波幅的33%，大豆接近国际波幅的60%，小麦达到国际波幅的14%（丁守海，2009）。随着农业对外开放的持续扩大，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农资市场的联动效应将进一步增强，国际农产品价格与国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性将进一步提高。

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可能更为频繁的发生加剧价格波动。受气候持续变暖影响，未来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区域分布将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将更为严重。这种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灾害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自然波动，波动幅度将从过去的10%增加到20%，极端年景甚至达到30%以上（秦大河，2007）。与此同时，重大疫病不仅比以前多、比以前重，还比以前的影响更深刻。极端天气灾害和重大动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发性强、传播性和转折性大及防控难度高的特点，很容易导致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明显下降，并增加其变化的不可预见性（姜长云、张晓敏，2009）。

（三）农业的净进口局面将继续维持

而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快速扩大，进出口双向逐年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02年272.3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1208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总额与农产品出口总额分别由2002年111.4亿美元和160.9美元增加至2010年719亿美元和489亿美元。但是我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农产品进口总额高速增长的同时，出口总额上涨较为缓慢，特别是自2007年以来，农产品出口增速乏力，农产品贸易逆差迅速扩大。展望“十二五”时期，受国际、国内经济局势以及国内外农产品供需状况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可能进一步提高，出口增速可能出现下滑，未来农业的净进口局面将继续维持。模型预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农产品贸易可能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15年的贸易逆差额可能扩大至792.6亿美元。

农产品进口可能进一步增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动，国内人均收入水平将稳固攀升，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增加提高了对农产品的消费水平，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需求将由传统单一的数量多向质量高、种类多发展，因此居民对进口农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将随之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继续推进同部分农业发达国家或地区自由贸易区等贸易协定的签订，我国农产品市场可能进一步开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以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将进一步完善，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谈判以及中国-印度区域贸易安排等都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各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完善将使得我国对部分农业发达国家或地区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大幅下降甚至实现零关税。

农产品出口增速可能出现下滑。国际经济增长形势不明，对中国农产品需求可能下降。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主要集中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日本、美国、欧盟、韩国和香港地区已成为我国农产品的主销市场，占到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0%以上。尽管“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将会从金融危机时的谷底复苏，但缺乏有效的经济增长拉动，作为中国农产品主销国的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因此，在未来五年中，中国农产品的国际需求增速将大大放缓，2003-2007年农产品出口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很难恢复。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明显抬头迹象，国际贸易环境可能面临恶化的趋势，中国农产品出口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四）粮食安全面临压力

1980-2003年，我国大部分年份的粮食自给率都在97%以上。自2004年起，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断下降，2008年更是下降到93.5%。本文的预测模型显示，“十二五”期间，假定我国人均粮食需求量为390-395公斤，我国将存在一定的粮食缺口，粮食缺口在295万-1991万吨之间。

1.未来我国农产品供给增长可能较慢

（1）“十二五”时期，耕地等农业生产资源对农业生产的约束可能日益加大。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不断下降（江娜，2009）,据推算，近10年间因占补耕地质量差距导致耕地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至少减少120亿公斤。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又派生出对土地的极大需求。

（2）“十二五”时期，种粮比较效益可能持续下降，农民可能更倾向于外出打工，或者即便继续经营农业，也可能选择经济利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业劳动者可能倾向于选择用工量少的耕作制度，如改一年种两季稻为种一季稻等，或者用工量少的作物。

（3）“十二五”时期，全球粮食供求关系可能进一步趋紧，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难度可能加大。据测算，近10年来全球谷物消费需求增加2200亿公斤，年均增长1.1%；产量增加1000亿公斤，年均增长0.5%。2006年世界粮食期末库存占当年粮食产量的18.7%，占年度需求量的16.4%，低于18%的安全线（张红宇、杨春华、杨洁梅，2008）。“十二五”时期，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人均收入持续提高，同时全球利用粮食转化为生物能源的需求逐步增加，未来农产品需求将进一步快速上升；受制于耕地、水等自然资源的约束，同时受到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异常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速度可能有限。

2.未来国内粮食需求可能持续增加

（1）“十二五”时期口粮消费减少幅度有限。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持续下降，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90年的130.7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77.6公斤，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990年的262.1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199.5公斤。但近几年里，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幅度逐渐缩小，从2001-2007年，人均消费量仅下降了2.1公斤。综合考虑城乡居民以及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未来总体人均口粮消费量下降幅度可能缩小。

（2）饲料用粮需求持续上涨。随着收入持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升级，肉禽、油、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占比持续增长。“十二五”期间，由于收入仍会持续上升，而且消费结构的升级将更为明显，预计未来居民的肉禽等制品支出将会进一步增长。为了满足居民需求的快速增长，动物性食品的供给将会进一步增加，因而将会带动饲料用粮需求的持续上升。

（3）工业用粮需求可能持续上涨。“十二五”时期，由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消费升级现象将会更加明显，同时政府逐步的经济结构调整为高速增长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未来经济仍会持续增长。经济增长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对于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扩张，而粮食作为重要原材料之一，其需求也一定会随着经济的扩大而不断扩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时期，工业用粮中增长较快的是玉米消费，这与使用玉米制造生物能源密切相关，“十二五”时期，由于能源价格仍可能会维持高位，未来用来制造生物能源的粮食需求可能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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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理论上来说，可持续发展这一战略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

第一是满足需求，特别是贫困人民的需求。它的必须条件就是完成经济的长期、平稳、高效率的发展，它的充足条件就是把人口的数量限制在适当的范围以内，这样呢就可以使它呢可以满足劳动力增长的需求，又不会让尤其是贫困人们的需求感到有压力。

第二是清除极端。在满足当代人或后代人的需求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会存在着资源的日益减少与环境的日益恶化的问题，清除极端的必要条件是不断探索与扩大非再生资源，不断提高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力，其充分条件则要求尽可能地节约利用资源，积极治理与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平等共享。要求各代人之间与同代人之间实现资源的平等与公平分配、良好生态环境的平等与公平共享。其必要条件是建立与资源的持续供给相适应的发展规模与速度，其充分条件是制定相吻合的政策与法律体系。

可持续发展就是求得达成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且维系新的平衡，要求支撑人类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基础具有持续性，以满足不断发展的需要，从而达到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和发展，迫切需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以，可持续发展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经济增长的正作用，最大程度的限制经济增长的负作用，达成真正程度上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

二、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的经济统计分析

企业项目投资决策，是由相关的企业组织，根据许多的可行性研究资料，使用科学的决策手段，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相结合，将不同投资项目或投资项目的不同方案进行估计预算和确定，挑选出最佳的决策方案全过程。投资项目的决策是投资项目过程中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决策是否正确，不单单关系着项目以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严重的是可能的对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企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进行投资也就变得及其重要了。

企业投资项目的分析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即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和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

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仅仅从企业角度出发，对项目内部的费用和效益进行分析来确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不涉及投资项目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损益，因此，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就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分析评价一个项目的决策方案，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目的是对投资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价，以确定投资项目的实施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较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分析更具有意义。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从整个社会角度出发来考察、研究、预测和评价投资项目对社会的贡献，以此决定项目的取舍，它既要考虑直接经济效益，也要考虑间接经济效益，从多方面评价，所以也就更有利于企业的不断成长和社会的持续性发展，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投资项目的宏观经济分析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分析评价一个项目的决策方案，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更加有助于企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

三、实施企业投资项目决策中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在制定投资项目决策时，应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综合的进行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处理好投资项目的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的之间两者的关系。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企业论证投资项目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的估计，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研究、预测投资项目对预测的社会目标所作的贡献的大小，所以当投资项目符合国际或地区产业政策、企业限于分析能力可通过咨询有关研究机构予以解决，而相关的政府机构应积极的予以相关的帮助。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要在目前已经习惯了的、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强不确定性的分析，充分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以及经济数学所提供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去为企业制订各种决策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去为企业在一定的风险下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或者在一定利益下承担尽可能少的风险提供有依据的保证。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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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鲜明复杂性特点与专业性特点，涉及工业、农业以及科研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做好宏观经济的统计与分析工作对于科学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各种理论与技术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一项经济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知识科目体系。由于统计学是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将统计学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结合起来，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方面与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打破不同研究内容在领域上的界限，为经济决策与经济规律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一个高效的研究体系，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初期，由于统计学的有关理论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计算机技尚未成熟时，统计学分析理论在应用方面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够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决策方面对于新的统计与分析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学理论在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周期性经济规划目标，根据周期性经济目标对我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能力在已经进入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并行发展的重要阶段，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在目的划分上更加明确，在应用效率与应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帐，两项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选择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有关单位与企业可以以用户的消费数据为资源，以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为重要手段，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判断，提高社会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电子商务消费用户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商品，为我国经济消费的不断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除了电子商务领域之外，银行业与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有关手段对用户名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判断，为用户制定出更加科学的理财方案与出行方案。对于政府单位来说，则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结果，对社会公众的物流状态与交通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支行规律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项工具。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为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基础，真正认识到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及有关单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设与处理能力建设，设置云计算中心，对各方面流动数据进行统计，了解经济数据变化的有关规律，交各方面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应用到市政管理与组织决策中，为区域内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自主发展

由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无论对于政府机关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范围与应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社会各阶段与各领域工作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有关理论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统计学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得到快速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由此可以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性影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自身的独立发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数据，之后又利用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尝试。

结束语

先进的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重要支持，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合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实现系统完善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蔡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商，2015，47：266.

篇（6）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6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0 引 言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社交网络等现代网络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通过网络浏览、搜索、购物等行为产生的数据日益增多，致使人们迈入了数据以大量性、多样性、价值性和高速性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在我国，大数据已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国务院于2015年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在文化、教育等领域全面推广大数据应用和开展大数据应用示范。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目前，大数据及大数据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影响着人们的理念、行为和习惯，其中，本科高等教育也深受影响。随着大稻莸募铀俜⒄梗现代教学技术不断转型升级，出现了慕课、微课、翻转课程等新的教学方法，对传统的本科教学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如何追随大数据时展带来的深刻改革，对教师掌握日新月异的现代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已有学者探讨了大数据对应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管理统计学等课程教学的影响及相应的调整策略。尽管刘涛雄和徐晓飞（2015）、姜疆（2016）、申红艳 等（2014）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但鲜有文献研究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影响。因此，本文拟在大数据时代探讨宏观经济学本科的教学改革。

1 宏观经济学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中一门承上启下的基础课程，是经济管理类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必考课程。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体经济现象，解释同时影响许多家庭、企业和市场的经济变化，主要考察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变动、短期的经济波动、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问题。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宏观经济学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如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教学方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等问题。

1.1 注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均比较强的一门基础课程，该课程的理论可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但在传统的教学中，主要以讲授抽象难懂的理论知识为主，如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等，为了让学生能够理解清楚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内涵，任课教师往往会用大量的时间去讲解这些理论知识，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掌握理论知识，但占据了太多的课堂时间、消耗了教师太多的精力，教师在课堂上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区开展实践性教学。

1.2 教学模式单一，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

大多数高校的宏观经济学仍采用教师课前备课，课堂上讲授教材附带或自作的PPT，课后解答疑难问题单一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而且教师课堂讲授占据了大部分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在课堂上讨论的机会和时间并不多，学生在课堂上以被动听讲为主，导致学生自主学习意愿不强，这不利于提高学生提问、探索、思考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课堂教学深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完全掌握了教学进度，学生基本上按教学大纲进行学习，自主安排学习的空间不多，这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3 考核方式偏向固定化

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课程成绩一般按照平时成绩（包括出勤、作业、课堂表现、期中考试成绩等）与期末考试成绩3∶7或4∶6的比例加权平均组成。这种考核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对客观地检验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内容的情况，但也可能存在教师在试题命题过程中因为没有为主观题和客观题设置合理的比例，而出现学生平时上课不认真听讲，通过考前死记硬背获得高分的问题，未能检验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的考核方式也未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实践能力进行考核。

2 大数据时代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

大数据时代为宏观经济学教学带来了海量的数据和新颖的案例等资料，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了既丰富又生动的素材，为推进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大数据时代，对宏观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可以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础知识，为学习国际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财政学等后续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基础，并为参加研究生入学、政府机关、金融机构、高校等用人单位的招聘考试做好充分准备。

2.1 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

大数据时代要求人们要形成大数据思维，同样，大数据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也需要具备大数据的思维。为了形成基于大数据的教学理念，任课教师要紧紧跟随大数据时展的步伐，积极参加各种运用大数据改进教学的培训、进修，认真学数据时代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方法，并不断将这些教学技术和方法引入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中。

2.2 多渠道丰富教学内容

第一，添加大数据时代的海量数据信息资料，丰富教学内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存在理论性较强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任课教师可辅之以海量数据信息资料来丰富教学内容。与纯粹理论知识教学不同，基于现实经济现象的数据案例教学更加生动有趣，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有助于学生牢固掌握抽象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并提高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讲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时，可分别引入基于扫描数据、网络搜索数据、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预测CPI等案例分析。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有章节的内容基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找到大量相关的数据信息资料，利用这些资料可以更新、修订教学大纲、教案和讲义，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也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第二，增加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更加繁重艰巨的任务，因此，宏观经济决策对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完善政策制定和决策机制：注重运用互联网、统计云、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因此，在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有必要加入宏观经济分析。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通过对比宏观经济指标、构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仿真宏观经济动力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加以判断和预测。大数据时代的数据规模大、类型多，拓宽了宏观经济分析所用数据信息的来源，并提高了数据信息获取的时效性。目前，国内外运用大数据的概念、方法和技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预测（尤其是现时预测）、宏观经济分析技术、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数据挖掘等领域。

第三，借助大数据时代媒体报道拓宽知识面。在学习教材的基础上，可推荐学生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经济信息联播、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等财经类电视节目；《21世o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报纸杂志的财经报道，多渠道关注宏观经济热点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2.3 加强实践性教学

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国内外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目标。因此，任课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更应注重实践教学。

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学本科实践教学，应当以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根本出发点，任课教师可以以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大数据资源为基础，结合与大数据相关的课题、论文，将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研究前沿引入教学。具体而言，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如何观察现实经济问题进行选题，如何结合宏观经济学理论构建数学模型，如何查找和整理文献，如何搜集大样本的宏观经济数据，如何撰写学术论文并加以修改等方式增加研究性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研究中，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学习和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提高其研究学习能力。

此外，还可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战略开展实践性教学。“走出去”是指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统计局、发改委、经信委等与宏观经济运行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互联网、金融、电信、零售等应用大数据的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加强与这些单位开展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实训实习基地，让学生真正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活动。“请进来”是邀请这些单位既熟悉宏观经济学分析，又精通大数据分析的工作人员到学校为学生开展报告、经验交流座谈会。

2.4 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在线教学平台、翻转课堂、微课、慕课，为实现宏观经济学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转换为“以学生为中心”提供了保障。具体来说，教师可先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实践的要求，制作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接着按照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的要求，从学生学习需求的角度出发，将每章节内容制作成PPT、视频、练习题、测试题、讨论题、评分标准等资料，然后将这些资料上传至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也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这样学生可随时随地通过在线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习。

在线教学平台采用交互式的短视频学习模式，以10分钟左右的片段式多媒体视频为主，并在线完成配套的测试题，让学生在轻松有趣的环境下掌握枯燥无味的宏观经济学原理，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在线教学平台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教师和教师之间搭建了交流平台，通过平台可以相互发表观点、交流意见、提问、解答等，有利于增加师生的互动，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思考、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此外，在线教学平台会将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记录，并根据记忆退化曲线提醒学生哪些内容需要及时复习，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平台记录的学生信息进行分析，可提炼出学生的学习能力、性格特征、学习状态等信息，依此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

2.5 实施多元化考核

在大数据背景下，宏观经济学课程应采用多元化考核方式，既考核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也考核学生综合运用宏观经济学知识的能力，同时，也考核学生在线学习和参与宏观经济学实践教学等情况。如，其可根据教学平台记录学生完整的在线学习过程（包括每一个知识点内容的学习进度、完成配套练习和测试的情况，完成答题的时间、答题的熟练程度、答题的顺序和答题的次数等），并结合参加实践性教学的情况、对各部分内容掌握的情况、课堂表现、出勤等综合考核，给出合理的课程成绩以及相应的评价。

3 结 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提供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生动的案例等资料。在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应紧扣大数据时展的脉搏，充分把握好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有利条件，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大数据资源，合理运用翻转课堂、微课、慕课等新教学方法，更好地发挥大数据服务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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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传统证券分析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的走向对行业及证券价格的影响较大，通过分析及预测宏观经济走向可以找到各行业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公司股价变动的规律，这样的分析逻辑由于来自于西方纯理论学派的多年积累和总结，其在认识上对广泛的投资群体造成了日久弥深的影响力。但由于宏观经济的有效性仍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会通过上市公司的业绩来反映，从而迟早会体现在上市公司的股价上。然而，由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变化往往并非一个短期经济数据所能预测，因此，研究周期往往较长，在对短期市场走势的判断上，宏观分析指导作用并不强。或者可以这样说，过于依赖或关注短期经济指标的变动，往往让投资者在判断市场短期波动方向中误入歧途。

通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验证宏观经济走势是否能对股市的波动构成参考指标，这是一件颇有价值的事情。一方面，如果我们得出了宏观经济并非影响市场走势、尤其是短期市场走势的主要因素的结论，那么可以就此判断，“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可以预测股票市场走向”这一结论是伪命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宏观经济分析来判断市场走势的话，那么是否有更好的研究方法能够有助于对中短期股市的走向做出合理的判断。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首先要从对“宏观经济分析可以预测股市”这一命题的真假检验开始。

通过对中国、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证券市场历史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证明宏观经济走向与股市走势之间是否存在强相关性。

首先，如果将宏观经济形势以GDP的增长规模来替代，恐怕没有多大的分歧。借鉴美国股市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图一），在美国1962年创下1001.10最高点，而在随后的20年里，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基本在1000点之下运行，直到1982年11月份才突破前期高点，上升到了1200点。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1962年到1982期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名义GDP规模从1962年的5933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3314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达到9%。可以这样说，尽管美国经济在1962年至1982年期间保持了高速增长，但美国股市却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增长的刺激而带来的股市上升。尽管其中原因我们并没有细究，但通过定量分析已证明股市与宏观经济在20年的过程中没有正相关关系（如果将时间段放在1959至1989年的30年之中，GDP与股市的相关性很强）。

其次，我们可以同样对中国股市与GDP的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A股与GDP之间在1990年至2006年17年的运行特征来看，我国GDP增长均在7%以上，宏观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上证指数与GDP增长曾经出现2次背离（图二）。一次是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另一次是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很明显，A股与GDP增长之间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并不存在正相关性（当然，从10年以上的长周期比较来看，两者存在强相关性）。另外，考察德国及日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走势呢？我们认为，由于影响市场走势的因素太多，而且经济增长因素又并非影响短期市场的主导因素，因此，尽管从长期来看，经济运行与股市上升趋势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但就阶段性而言，分析宏观经济的走向对把握短期市场运行，其参考意义不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从宏观经济分析出发，不如从市场短期供求乃至市场参与各方的预期等多方面关系对股市的中短期走向做前瞻式分析。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从短期来看，市场是投票机，而长期来看，市场是称重机”。罗杰斯也认为，供求就是价格，投资的铁律就是正确认识供求关系。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也认为影响股价的因素，短期而言是看资金的供求关系，中期而言是资金和信心，而长期而言是基本面。对于大师们留下的投资精髓，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股票价格上涨，长期来看由公司内在价值及基本面决定；而从短期看，股票的价格由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决定，购买股票的人数越多，资金累计效应越大，股票价格短期上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短期股价的涨跌与否与投资者的认同度非常有关，而股价能否获得投资者追捧主要由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对市场的信心乃至可调动的资金规模决定。

一方面，资金供给的多少既需要从投资者行为乃至心理变化来考虑，也需要考虑整个市场资金供给的状况。简单的看，影响股市波动的直接因素是投资者买卖行为造成的。而影响投资者行为的主要是投资者心理预期，而影响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因素颇多，包括上市公司基本面、宏观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等等。

市场资金的整体状况主要围绕货币供应量考察。首先，从市场基准利率来看，利率代表市场的资金成本与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状况。当基准利率开始下行，意味着市场资金供过于求，导致资金成本下降；其次，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也会影响市场整体资金的供求关系；而贷款余额增速的大小也将影响货币乘数，从而影响整个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规模。

但货币供应量只能看作是股票市场资金供给的外生性变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市场资金内生性的增加流动性的可能，这也属于资金供给的主要方面。市场内生性流动性的增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实体经济走向的看淡，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从而将手头囤积的大量货币资金转向虚拟经济的投资，包括投向股票、债券乃至房地产等泛金融类资产。二是受经济下滑的影响，投资者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下降，从而降低了消费，因此，在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上，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比例必然增加。但上述情况恰恰与经济走强导致股市走好的逻辑相反。

篇（8）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篇（9）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篇（10）

但是很多投资者在运用基本面分析时，由于对一些概念和理论没有领悟透彻，而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笔者经常碰到的就有两类，特此指出来，和大家一起切磋探讨。

一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举例来说，股市是国民经济的风向标这句话没错。但有投资者以目前中国经济良好来指责今年以来股市下跌是偏离基本面的。这个观点其实包含三个层次的认知误区。首先，国民经济包含内容很多，涉及很多指标和方方面面。单看绝对值，2008年中国GDP增速的确也很高，估计全年在10％左右。但是这个增速相对2007年的11.9％就是下降了近2个百分点，在实体经济中可能就意味着几万个企业破产、数十万个人失业等经济现象。而2009年中国GDP增速有进一步下滑至9％的可能性。总之，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这比增速维持或加速都要差。

其次，股指高低和全市场利润具有很高相关性，而GDP只是个收入指标，不是利润指标。即使GDP增速不下降，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都会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所以相比2007年上市公司盈利增长49.3％，2008年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估计可能不到三成。可以看到，作为收入项的GDP增速下降才2个百分点，企业盈利增速居然可能下降20个百分点。如果全球经济持续不好、国内还继续紧缩政策，那么，2009年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会进一步下降。

第三，虽然被称作是国民经济的风向标，但股指表现往往和基本面指标并不同步。毕竟，决定股价的因素有两个：盈利和市盈率(PE)估值水平，而影响PE高低的因素有预期盈利的增速、资金面情况、投资者心理甚至还有全球市场PE水平等等。作为非成熟市场，中国股市PE水平经常出现较大波动，且未必要和盈利变化一致。

篇（11）

反观国内，宏观调控仍然面临较大压力。物价上涨比较快、通胀预期增强，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多数城市房价依旧上涨……

众多复杂变数，于中国，是危机还是契机，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十二五”，中国经济如何平稳过渡？

且看吴敬琏先生的精辟解读。

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凯恩斯框架失灵：

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决策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对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

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和在农村的收入情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经济决策两难：

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