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总集大全11篇

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古典文学总集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上古之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理性意识，文化呈现原始综合态势，这种态势成为古代孕育各门知识最初的摇篮，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融通关系就是在这种原始态势的影响下孕育起来的。当传统医学还没有从原始综合文化体分离出之前，最早的文学样式民歌、民谣，就已经成为医学的重要文字传播载体。成书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是一部以诗传医的早期佳作。《诗经》汇有诗歌305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也较广泛地记录了阴阳、五行、脏腑、疾病、药物、治疗、保健等医学内容。《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49种，可以作为药物的约60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其中木本药物约20种，如桐、柏、梨、槐等;虫类药物约90种，如蟾蜍、虿(全蝎)、蛇等。《诗经》对疾病也有了广泛的认识和记录。如《国风•卷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2］，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赋体裁用以解说中医药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历史上许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当我们阅读这些中医古籍时，体验到的是林间漫步的怡然，以及与智慧和自然对话的深邃。譬如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就是以对话文学为体裁编撰的，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用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手法陈述了传统医学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医道。

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

篇（2）

我爱莲，在梦中，莲站在碧波荡漾的水中，吟诗作赋，粉红纱衣也随风摇曳．是那麽优美，动人．．．怪不得周敦颐写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D的佳句来．

人们爱她莫过于莲的高洁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星罗棋布玉立婷婷的荷花。粉荷垂露，盈盈欲滴；白荷带雨，皎皎无瑕；怒放的，嫩蕊摇黄；含苞的，妖羞欲语。再加上绿盖叠翠，青盘滚珠，好一幅迷人景色。

我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下，凝神思索，古人许多咏荷的诗句纷至沓来……是啊，荷花！多少人赞美过你，描绘过你，把许多美丽的名称赋予了你啊。荷花除了叫莲花外，还被称为菡萏、芙蓉、芙蕖、藕花、水芝、水芸、泽芝、水旦、水华、玉环等。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的句子。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曾幻想“集芙蓉以为裳”。魏晋时的曹植以荷花的美形容过他理想中的洛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唐朝的李白曾以荷花表达爱情，他的《折荷有赠》写道：“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采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白居易则描绘了荷花不轻不慢，不容亵玩的品格：“蔷薇带刺攀应懒，菡萏生泥玩亦难。”另外，不少诗人或取其清新，或取其艳丽，写过许多秀丽如画的佳句。如杨万里的“想得薰风端午后，荷花世界柳丝乡”；苏轼的“荷背风翻白，莲腮雨退红”等。至于用荷花形容美女的也不在少数。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就是用荷花比喻男子。《唐书·杨再思传》载：昌宗以容貌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其巧谀，类如此，这是亵渎莲花的例子，千古以来，此事被人们传为笑谈。鲁迅曾借用这典故嘲讽某位文人曰：“难得莲花似六郎”。大概除了这一特殊的例外，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便都是歌咏荷花的了。这些歌咏不但散见于许多诗篇或其他作品中，而且专门给荷花“立传”的也不少。曹植写了《芙蓉赋》，把荷花推为群芳之首；

莲还可以宽胸利气、利水消肿、扩张血管、降脂提神。抗血栓与Ve缺乏症，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气味芬芳，服用安全，是比较理想的减肥保健饮料。（《中成药研究》三花减肥茶）

篇（3）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123-02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作为“五经”之首，其地位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是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有着不可替代的传播儒家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更成为国人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的最基本读本。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但是，在当今社会，读过《诗经》的人确实不多。一方面是古典文学的威慑力让大家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是当今社会的纷繁复杂，人们已经无暇坐下来品读一本好书。《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由王方路著，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国风的全部内容，并给出相应的白话和英语翻译。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一共160篇，占《诗经》的大半。该书按照原诗、白话译诗、英语译诗、注、解五个部分，分先后顺序编排。它具有以下特点：（1）白话英语双译，译义确切；（2）通俗易懂。笔者将以《诗经・关雎》为例来浅析《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

一、白话英语双译，译义确切

对于《诗经》的研究，古往今来都存在着大量的著作。例如，对其释义的研究，对其英译的探讨。但是，译者这样同时从白话英语双译的角度进行探索的确实不多。他这一举也算是前无古人了。所谓白话英语双译，就是把原诗既翻译成白话诗歌，又翻译成英语诗歌。

诗歌是文学的灵魂，是最精炼的艺术形式；诗歌的主要特征有：高度集中的反映生活；感情强烈，想象丰富；语言精炼鲜明；韵律和谐，节奏鲜明。优秀的古典诗歌多是语言凝练，含义丰富，意境深远，饶有余味。《诗经》更是如此。首先，《诗经》采用了优美成熟的四言诗形式；其次，它在结构上采用重章叠句，加强了抒情效果。（冯庆华，2002）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就显得难上加难。有的翻译理论家认为：“要翻译诗歌，首先译者必须是诗人”。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完全符合。他对诗歌有很深的研究，并且有大量的创作。下面就来看看他对《诗经・关雎》翻译的处理。

原文： 白话译诗：

关关雎鸠， 关关欢叫是雎鸠，

在河之洲。双栖河中小绿洲。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君子好逑。男子汉相配最优。

参差荇菜， 长长短短金莲花，

左右流之。随水左右求取它。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寤寐求之。朝朝暮暮追求她。

求之不得， 追求还不得同意，

寤寐思服。朝朝暮暮想着她。

悠哉悠哉， 缠缠绵绵日益苦，

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睡无法。

参差荇菜， 长长短短金莲花，

左右采之。左采右采取得它。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琴瑟友之。弹琴拨瑟友爱她。

参差荇菜， 长长短短金莲花，

左右d之。左择右择取得它。

窈窕淑女， 苗条纯洁好姑娘，

钟鼓乐之。敲钟击鼓欢乐她。（王方路，2010：1）

原诗采用四言形式，整齐对仗。在翻译成白话诗歌的时候，他采用“加三字重组词句”的办法，把原诗的句子融进白话句子，让其意义进一步明朗。例如，第一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译为“关关欢叫是雎鸠，双栖河中小绿洲。苗条纯洁好姑娘，男子汉相配最优。”“关关”是象声词，指水鸟的叫声。在翻译的时候，他保留“关关”，同时加上“欢叫”二字――“关关欢叫是雎鸠”，传神达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初看这个句子，很多人都可能会理解为“苗条纯洁的女子，君子都想要追求”。可是，“逑”并不是“追求”的意思，“逑”是指匹、配偶。因此，译为“苗条纯洁好姑娘，男子汉相配最优。”“相配最优”，译义准确。

其英文译诗为：

Guan guan happy singing are two birds,

They’re dwelling on islet by the Riv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A refined young man is most fit for h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 is picking them with che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All day long the man is after her.

The pretty young girl has not agreed,

All day long the man is missing her.

Sentimental is he, bitter day after day,

Tossing upside down is no sleep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 has got them as a hard work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

Water caltrops grow everywhere,

The girl’s owned them as a hard worker.

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

Beating drums the man tries to please her. （王方路，2010：2）

译文全篇两行为句，四行为段，做到了与原文的想匹配。且对仗工整，给人飘逸之美感。“琴瑟友之”译为“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钟鼓乐之”译为“Beating drums the man tries to please her”就是最好的体现。在意义传达这方面，他也尽量做到尽善尽美。“窈窕淑女”――“窈窕”（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是指体貌美好内心宁静，“淑”指女子未嫁。（王方路，2010：3）于是译为“Innocent slender is a pretty young girl”，Innocent即窈，slender即窕，young girl也译出了“淑”未嫁之意。

二、通俗易懂

《诗经》中的语言文字，在当代的读者看来，似乎有些生僻，需要参考注释、甚至现代汉语的译文才能看懂，其实在当时，是相当口语化的。《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其中国风占一百六十篇，收录包括周南、召南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诗歌。既是民间诗歌，那么在翻译的时候，笔者认为也大可不必挑大词，用古句。《诗经》所载毕竟是当时的民歌，用通俗流畅的白话、英语翻译，可以较为贴切的还其语言风格的原貌。同时，译得通俗平易，无论是英语水平一般的中国学生，还是汉语平平的英美大众都能读懂，这正是译者著本书的目的。

请看下面的译文：

1.“关关雎鸠”白话译为“关关欢叫是雎鸠”，英语译为“Guan guan happy singing are two birds”，即使有读者不知道什么是雎鸠，但是一看到英文翻译，也恍然大悟，原来雎鸠就是一种鸟。

2.“琴瑟友之”，琴瑟即两种古乐器名。白话译为“弹琴拨瑟友爱她”，读者就明白琴瑟是不一样的乐器。而英文译为“Playing harps the man shows love to her”，即使英美读者对琴瑟完全不了解，可是看到Playing harps也可以明白琴瑟即乐器。

可见，译者的译作不但译义贴切，而且通俗易懂，为大众所接受。

三、结语

中国古诗翻译是一项很难的课题。欲得佳译，诚良难也！译者自身的中英文功底在翻译中至关重要。本书译者在《诗经・国风――白话英语双译探索》中既用白话，又用英语进行了翻译，实属不易。而且译者在处理的时候也做到了译义贴切，通俗易懂，实乃同类佳作。译者在自序里面提到：“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呼吁学习外语（如英语）的中国学生（包括本、硕、博）应当储备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知识，加强国际交流”。（王方路，2010：2）译者是一位高校外语教师，一直以来都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敬佩之情，并以复兴中华文明、重拾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希望通过此书可以实现译者在自序里面提到的两个著书目的：其一就是希望学习外语（如英语）的中国学生（包括本、硕、博）应当储备自己祖国的文化传统知识，加强国际交流；其二是希望有意了解《诗经》的外国友人通过此书可以多读懂一些。（王方路，2010：2）最终可以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高嘉正、高菁.《孔子语录一百则》英译赏析[J].上海翻译：2005（3）:76.

篇（4）

B.《韩非子》为先秦法家的代表著作，书中保存了不少寓言故事作为论证材料，形象生动，趣味浓厚，如“守株待兔”“滥竽充数”“刻舟求剑”等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C.我国地理学名著《山海经》，因其保存了大量远古神话传说，被誉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渊源。这些神话又可以看作古代小说的萌芽，故又被称为“古今志怪之祖”和“小说之祖”。

D.《淮南子》为杂家著作，其中保存的上古神话传说，一定程度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面貌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如《女娲补天》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斗争和理想。

2.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

A.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成书早于范晔的《后汉书》，后人因为推重陈寿的史学与文笔，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史外，加上《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

B.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他的作品《桃花源记（并序）》描绘了一幅没有剥削的社会图景，反映了古代农民的愿望与要求，是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精神结合的典范之作。

C.《玉台新咏》是南朝徐陵所编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木兰诗》为我国最杰出的民间叙事诗。

D.南朝梁代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前代文学，把文学理论批评推向新的阶段，成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杰出的理论巨著。

3.下列各项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 ）

A.觉慧说服了姑妈张太太，让躲在同学家的觉民与琴见了面。两个饱受相思之苦的情人见面后，抱头痛哭，诉说着别后的思念。（《家》）

B.吴荪甫对屠维岳委以重任，并派车送他回厂，但又对他浪漫颓废的作风很不满意，就打电话给莫干丞命令其暗中监视屠维岳。（《子夜》）

C.克洛德告诉爱斯梅拉达在目睹对她的用刑时，他用藏在教士服下面的匕首一刀刀割自己的胸膛，他还掀开教士服，让她看伤口。（《巴黎圣母院》）

D.马斯洛娃被判刑后，聂赫留朵夫便想退掉大宅子，把佣人都打发了，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由于女管家一再劝说，他放弃了这种想法。（《复活》）

E.查理觉得咖啡太苦想加些糖，尽管父亲霹雳般的目光瞪着她，使她惊慌到心都碎了，但欧也妮还是把父亲藏起的糖碟子重新拿来放上桌子。（《欧也妮・葛朗台》）

4.根据上联“身残志坚，保尔唱响生命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选出合适的下联是（ ）

A.沉稳机智，诸葛亮草船借箭（《三国演义》）

B.拨草寻蛇，林冲棒打洪教头（《水浒传》）

C.不知所措，刘姥姥进大观园（《红楼梦》）

D.眼明心亮，悟空识破白骨精（《西游记》）

5.“字字写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和“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分别讲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

和 。

6.阅读下面的《三国演义》选段，回答问题。

孔明曰：“如雄师到日，即当远接犒劳。”鲁肃暗喜，宴罢辞回。玄德问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

“这等计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结果怎样？

答：

7.阅读下面的《红楼梦》选段，回答问题。

“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这是谁说的话？她因为何事而说此话？她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

答：

篇（5）

一 古代文学与文学评论的发展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的发展过程，且每种题材的演进都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历史，充分体现并显示着它的历史与文化的博大精深。

从先秦文学开始，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就已经如影随形了。由于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因此充当文学评论者的往往是当时的一些思想家。例如，受到儒家、道家的思想观念影响，先秦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儒、道思想。到了战国时期，由于百家争鸣，文坛异常的繁盛，而诸多的思想家学说不但影响着文学创作者的思维方式，还决定着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取舍。而后的秦汉文学作品中更可以看到文学评论的深刻影响，如司马迁《史记》中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就是当时道教繁盛的典型影响之一。至魏晋南北朝，在玄学思辨哲学的影响下，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苦闷情感和自我意识，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是诗歌，其中又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最为突出。此后的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文学发展，无一没有文学评论价值观影响的影子，如南北宋词曲的迥异风格，就是受到北宋末年文学评论流派的影响。到了元代，随着尊崇佛道思想的兴起，文学出现了俗雅之变，戏曲、散曲等俗文学受到广大平民的喜爱，其中又以散曲的成就最高。从总体上说，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此外，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了新发展。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是一种民间戏曲。它结构宏大，形式自由，曲调柔婉悠扬，为南方民众所喜爱，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南戏“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也较著名。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为长篇传奇。这一时期，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较著名的诗人有刘因、赵孟 、萨都剌、王冕、杨维桢等。

综上可以看出，随着文学评论影响所导致的文学创作者思维的改变，古典文学在风格、体裁等方面亦有明显改变。

二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文学嬗变是一个很大的命题，悠悠五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文学也许只是其中一朵娇美的浪花，随着地势的起伏，或蜿蜒流淌本文由收集整理，或汹涌澎湃。一切的变化都看似那么偶然、无意。而当我们静下心来，去仔细地推敲它的每一种变化，又会发现，任何的变化都是一种必然，都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文学批评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文学学派，既与文学密不可分，又有着它自身的独特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嬗变及其诱因

1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概况

（1）形式嬗变

诗歌是中国文学最早出现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西周初年和春秋中叶之间，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而后到了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新的文学形式——乐府，乐府诗发展到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五言、七言句式，到汉末出现了《古诗十九首》，五言诗体便基本成熟，而七言诗则是在五言诗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盛唐之后，词作为一种音乐化的文学样式，自民间而起，渐成风气，至南宋后期，散曲取代词的地位，引起了更多文人的兴趣和关注。除了诗词之外，散文、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也一直在延续和发展，散文中辞藻华美，多用骈句，至后来骈文兴盛，传统散文式微，而逐渐产生赋。

（2）内容嬗变

文学反映的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生活或者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内容也几经变化：《诗经》多描述生活、爱情，到后来《楚辞》开始，内容多见忧国忧民，诸子散文更是以治国、王道等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乐府诗、五言、七言诗的内容开始更为广泛，咏物、颂人、叹家国，包罗万象，词、散曲则更多的是娱乐意味，文学的功能也在内容的嬗变中悄然发生变化。

2 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诱因

导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重的，主要包括：1、社会环境的变化，动乱、稳定、贫穷、繁荣，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于文人自然也有不同的影响，文学也自然会随之产生变化；以唐代诗歌为例，诗歌的发达，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朝代。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1、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趋向成熟，隋统一全国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文人对诗歌创作的重视。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这些都是促使唐诗创作繁荣的因素。2、文学自身的积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身在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积累，从量变到质变，自然会体现出一定的变化。以魏晋文学的发展为例，秦汉以后，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的骈文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实际上，这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比较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所以才出现了魏晋文学。3、文学批评的导向。文学批评是在文学出现之后才产生的，但是二者间隔的时间并不长，文学批评的作用很多，其中就包含对文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以下就是对此的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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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评论的价值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影响

（一）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社会功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只是作为儒道两家的学说附庸而存在，但是发展到了后来，开始展现出自己的价值。以儒家文学批评为例，从最早开始的“献诗讽谏说”与“观诗知政说”，直到后来的“知人论世”，都是注重自己的社会功用。而这些评论也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主张直面天下之忧乐，上约束帝王、下兼济苍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儒家思想主导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文学自然而然地开始向多重社会功能迈进。以陆机的《文赋》为例，他主张文学就应该达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状态，却又同时要兼顾“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昭明太子编著的《文选》也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汉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学批评的这种社会功用价值观，就一直渗透到了骨髓。因此，纵观中国古代文学的演变，无论形势如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思想始终贯彻其中，或者说儒家文学批评，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文学批评，其价值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出道、入世、佐圣王，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永恒的旋律。

（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艺术功用

与儒家文学批评价值观不同，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更多的是讲究“出世”，不论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是庄子的“虚静”、“物化”、“得意忘言”，都站在以“自然”、“道”为核心的哲学基础上，他们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只是哲学观在文学问题上的体现。这种思想在古代的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主流，但是其影响也不可小觑，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梦幻田园，还是对桃花源的无限憧憬，文学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宣扬社会价值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并无不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空前繁荣的唐宋两朝，也诞生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宋词”，而这两朝的诗词，艺术价值也远远大于社会价值。文学，正是在道家的文学批评价值观下回归真我，老子或者庄子们所倡导的对“道”的体悟和自然美标准的文论观，也就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于是，在儒家文学批评成为主流的环境下，我们的古代文学，一直以来都保留了最为纯粹的艺术美，在任何时代下，都有一群借笔墨遨游天际的“鲲鹏”。同时，道家文学批评价值观对儒家的文学批评也有着自身的影响，在“为社会而艺术”的主旋律下，适当地“为艺术而艺术”也能为乐章添加华彩的变奏。

（三）玄、道、佛价值观对古代文学嬗变的现实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元嘉时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人的创作心态中，文学逐渐淡化了文学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趋向于个性化和风格多样性。在这一时期，各种文学形式丰富发展，文学在受到普遍重视的基础上，文学批评出现繁荣景象。

南朝以后，人们的思想潮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学“大一统”思想地位开始动摇，但玄学清谈形式并没有消亡。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朝庭特地设立儒、玄、史、文四学馆，而且儒学思想经过与玄、佛、道的不断冲突、较量、改造和糅合，不断吸收玄、道、佛文化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逐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统治框架，成为统治者统制天下的潜在工具。自宋武帝开始，南朝各代寒人皇帝，一再下兴学的诏令，设立传授儒经的机构，到梁武帝时，糅合后的儒学思潮达到鼎盛，《礼》和《孝经》的研究尤其繁荣。儒学在思想核心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糅合后的儒教成为南朝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期间的学术思想多元化而且较为注重审美，对于庄子的推崇到了比较的境界，逐渐淡化了政治倾向和政治功利目的，注重强调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呈现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创作手法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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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是一门综合性文化基础课，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学生在高中基础上，一步提高文章的阅读、鉴赏能力、表达能力和人文素养，为学习其他课程，以及将来参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众多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约占三分之二的篇目。而不少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并不重视甚至厌倦，影响了文言文教学的成效。因此，怎样提高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行的分析论证。

1　激发兴趣，明确目的

俄国著名作家、思想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文言文毕竟离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久远，而且我们的语文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多是重“言”而轻“文”，一节课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讲解名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词类活用等知识点，学生听起来枯燥无味，读起来艰涩难懂，因而产生厌倦情绪，学习非常被动。针对这种心理，我引导学生参与搜集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资料并展开讨论。

学生搜集到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像俄罗斯前总统普京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经常挤时间来学习汉语，并且已经具备了阅读中文原版名著的能力；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最喜欢中国的唐诗和宋词，甚至还计划写一个关于李白的电影剧本。一个日理万机的总统，都要抽空学习、研究中国的文化，这是为什么呢?同学们经过自己的思考、争论达成共识：中国的古典文学博大精深，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所以产生了世界学习汉语热，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建立，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在学生从思想上转变了对文言文的看法时，我又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了“一字千金”、“千金市骨”等成语故事的由来；从“段于鄢”、“燕昭王求士”等一波三折的文言经典人手，让学生分小组学习、讨论。大师们语言的精炼，构思的巧妙，以及他们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的学识，一下子激起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学习。

2　有的放矢，学以致用

美术专业、音乐专业、教育专业使用同一本《大学语文》，同样的教材面对的却是不同的教学对象。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有不同的爱好、不同的需求，教学时就要有不同的侧重。

美术专业的不少学生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要求《大学语文》帮助他们提高“诗”与“画”的构思能力。所以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大学语文》时，教师可以可为他们搭建一条连接诗与画的桥梁。如，学习了诗经《采薇》之后，借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联古今有名的对句，让学生体验一下写对联的感觉以及鼓励他们画画时用上对联，会锦上添花，妙趣横生。

音乐专业的学生要求《大学语文》帮助他们创作诗一般的歌词和旋律。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到楚辞，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等等，既是可以吟唱的歌，又是流传千古的诗篇。古代少儿读物《幼学故事琼琳》早有孟浩然“踏雪寻梅”的记载，并有歌曲流传至今：“岭南初放一枝梅，片片晶莹入酒杯；却遇骑驴人早至，儿童背负占春魁”。这首诗在40年代被音乐家刘雪庵重新谱曲，唱响大江南北。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熏陶，会让音乐系的学生用诗化的心灵和专业技能表现美、创造美。如，一次音乐系二班的同学举行歌咏比赛，一位同学唱的是毛宁的《涛声依旧》，在这位同学声情并茂地唱完后，我问大家，这首歌的歌词是依据一首唐诗的意境创作的，同学们知道是哪首唐诗吗?这首唐诗的作者又是谁呢?见同学们面有难色，我微笑着告诉大家：“这首诗叫《枫桥夜泊》：从《枫桥夜泊》到《涛声依旧》，可以看出文学素养对词作者、曲作者、歌手来说有多重要。

教育专业的学生要求《大学语文》帮助他们打开祖国教育资源的宝库。中国古典文学可以堪称是一部丰厚的语文教育史。像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司马迁、张衡等等，不胜枚举。在给教育系的同学讲《先秦诸子语录》的时候，我把孔子列为讲授的重点。让同学们思考：孔子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了，为什么热度不减?同学们认可孔子热的原因是孔子的思想，特别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非常善于启发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提问。一部论语，有一百多处提问，问仁、问礼、问政、问教、问知、问耻等等，问题的覆盖面相当广，包括社会、人生的各个侧面。因此，孔子才会培养出不计其数的各行各业的人才。我鼓励教育系的学生问卷调查一个值得思考的社会焦点问题：为什么我们对问题的发现能力、提问能力，还比不上两千多年以前的学生呢?同学们干劲十足地接受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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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古诗词与西方艺术歌曲形式相结合的声乐体裁,其显著特征是歌词均源自中国古典诗词,通过古诗、音乐、人声的结合,充分展示古诗优美韵律和语言魅力,它逐渐从对欧洲乐派艺术歌曲的借鉴中独立一家,充分发挥古诗词与中国特有五声调式之韵味,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社会文化生活及现代音乐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枫桥夜泊》之意境

《枫桥夜泊》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黎英海先生以唐代诗人张继的同名诗为词所作。张继,唐朝不第书生,本诗作于作者科场失利返乡途中,因此诗中字句都流露出幽幽的失落惆怅之情。他生平所著不丰,唯有《枫桥夜泊》流传甚广。“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短短四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诗意浓厚。诗中对江南深秋月夜的细致刻画,使人眼前不觉呈现出渔火缀江面,枫叶伴客船的画面,由此从有限的画面中延伸出悠长的韵味和无穷的美感。首句以“月落乌啼”为诗头,有声有色有情,夜月东升,乌鹊哀鸣,伴着充盈天地的霜气,为这深秋之夜洒下丝丝凉意,作者也触景生情,不免“愁”由心生,江风拂叶,渔火点点,勾起对故土的思念,可面对一片迷茫的前途,诗人心中怎一个愁字了得。正当此时,“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正是这寒山秋叶对孤舟,诗人聆听钟声阵阵,从之前的入境到“到客船”渐远的出境,也是此诗对人超越自身而达于超脱的彼岸世界之哲学高度的提升。此诗看似写景,却寓意深刻,将诗人主体的感官世界、情绪世界与自然、人世和超然的宗教世界完美融合,使本诗本曲本作者的意境由此升华。

二、《枫桥夜泊》之音乐

《枫桥夜泊》在音乐上大致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歌曲结构上讲为带附属前奏、尾声的单二部曲式。作曲采用了中国雅乐七声调式,华彩乐段又采用了传统的六声调式:宫、商、角、徵、羽、闰的音阶排列方式,运用音乐中传统的起、承、转、合式,使音乐在含蓄中绽放着中国古典民族色彩。其次,歌曲创作在极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古代音乐风格特点的同时仍然有现代音乐元素的体现,例如歌曲中大量的半音行进和旋律半音回旋,频繁转换调性使音乐的色彩丰富异常,这些元素的运用在当时中国声乐作品中并不多见,因此也为《枫桥夜泊》典型的中国古典音乐的风格定调,使其在同时期作品乃至今日都大放异彩。

值得一提的是《枫桥夜泊》的伴奏;众所周知,歌曲的钢琴伴奏对于作品也有着决定性的因素。本曲的伴奏与旋律融为一体,切合得恰当好处,准确地表达了歌词的情绪和意境。钢琴对主旋律的模仿、对比交织在一起,将诗人凄凉悲愤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伴奏每一小节都以色彩虚无缥缈的纯五度和弦为始,声声相扣,犹若夜半钟声敲打于心。陈鹏年在《歌曲写作技法》中分析黎英海《枫桥夜泊》写道:“《枫桥夜泊》这首歌是用立体的手法来写作的。引子开始低音层用五度音奏出模仿式的、缓慢的、从弱到中强的钟声,以后每个小节都有,贯穿全曲,直至消失。钟声成为全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手法十分巧妙、自然。”而以往为该诗谱曲的作者“到了第三句唱出‘姑苏城外寒山寺’后才出现几次钟声,以引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种手法虽不能说不好,但未将钟声成为艺术构思的组成部分难免有插标签之嫌。”在本曲中的伴奏部分对古寺钟声的模仿演奏亦为本曲重要的音乐特征。

三、《枫桥夜泊》之吟唱

《枫桥夜泊》从整体情感上把握,应当主要突出“愁”字,惆怅的情绪也是全曲的感情基调。琴声起,由远而近,空灵悠远,五度和旋模仿钟声阵阵,作品每句词都以二度或三度的长波音结束,提示歌者应当以弱声吟唱的方式完成句末,犹如内心悲诉。首句“月落乌啼”声色俱备,其中尤其以“落”、“乌”二字倾注悲苦之情,“霜满天”则为本句重点,与前一个音形成八度关系,尤见寒苦之意。“江枫渔火”的出现,似乎在那一江落寞中,诗人渴望借此景得到一丝的平静,情绪和音域上也与前句形成对比,呈现回落趋势;可是看着这秋枫片片、渔火点点,却只能“对愁眠”。正当愁思万缕时,忽听“姑苏城外”的寺庙里传来阵阵钟声;在这钟声中,客船也到达了彼岸,这时随着音乐的平静,预示着诗人内心的升华,渐渐由入境至出境,闻钟声观离人过客恍若隔世,而在“到客船”的反复吟唱时,歌者情绪有着细微的变化,因此在演唱的同时声音由近及远,仿佛随着离人慢慢消失在这茫茫雾色之中。本曲有一处妙笔,即为每一句词都有二度或三度的音程伴随长波音的出现,呈现空灵之象,因此对歌者气息、技巧、情绪表达都有相当高的要求。在末句出现的时候,歌者应当以犹若浮丝的弱声加以吟唱法,以体现古诗词特有的韵味,给人余音绕梁之感。笔者认为实际上,本曲中吟唱部分的表达方式可以追溯到中国西周,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古代的诗歌最初的形式皆为口头传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歌词;因为当时诗歌主要在民间流传,而民间音乐尚未成熟,因此更无规整的调式调性之说,于是古时的诗歌曲调比较生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音乐和诗歌独为一家,但音乐中的唱词仍然是诗词内容,而当时诗人在诵读作品时受到过去传唱诗歌的影响,仍然是半歌半诵,因此“吟唱之法”便应运而生;吟唱的方式在众多中国古代戏曲中也有其元素的存在,譬如京剧的拖腔。本曲中之所以运用如此之多的吟唱方式,一方面使歌者运用技巧更加完美的在声乐作品中展现,另一方面运用古代吟诵之腔,诗中有歌,歌中有诗,以一种古典的方式表达本诗的意境与情感,可谓点睛之笔,同时也使本曲有着与传统中国艺术歌曲不同的音韵之美,由此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一株绚丽的奇葩,数千年来,它以简练的语言、高远的意境、丰富的内涵,传达着中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从音乐创作上讲,古典诗词激发了无数作曲家的创作灵感,由此写下了经久不衰的作品。这些具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艺术歌曲至今仍是艺术歌曲创作领域的精品之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受前人启发将目光投向了古典文学的歌曲创作,那些传颂千年的古诗词成作曲家在创作生涯中不竭的源泉。我们相信,如《枫桥夜泊》一样,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将随着国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国音乐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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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80―03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近代报刊对近代文学的影响：阿英《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指出新闻事业的发达刺激了需要，《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详细梳理了晚清文艺报刊的情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全面梳理了近代文人与报刊的基本情况。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讨论了各种文体的创作与近代传播的关系。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探讨了近代传媒对近代文学言述方式、传播方式、文体、流派的影响。

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曹聚仁也说：“中国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诚如局中人所言，近代报刊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被近代知识分子充分利用，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当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因为文学发表途径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体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近代报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场”，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新的文化语境，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所谓“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文学场的生成一般应具备几个条件，即创作主体自主性的获得、象征财富的市场的激励以及双重结构的出现(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而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式下。”组成文学场内部结构的个体或集团包括文学赖以发生和存在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以及具有近代意识的作家。近代报刊不仅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开拓了传播空间、表现对象以及广大读者群体，也培养了近代作家的近代意识。

一、近代文学传播空间的拓展：繁荣的物质基础

毋庸讳言，近代报刊的产生主要并不是为了文学。洪仁拜在《》中提出“设新闻馆”，旨在“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通变，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陈炽《报馆》除申明意识外，也强调“达君民之隔阂”。陈衍从张国势的角度提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王韬以报纸能“知地方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辅教化之不及”，主张“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梁启超认为报馆能够“去塞求通”。1896年6月12日，李端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旨在“通今”。孙家鼐认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总之，是为了通达上下之情和国家富强。

从实际看，最早的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为了“成人德”，使人明“神理”、“人道”、“国俗”。《特选撮要》也是为了使民众明道理，“修德从善”。传教士办报刊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传教。改良派、革命派主办报刊是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如《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改良主张，《民报》、《民呼报》、《中国日报》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商人办报则是以提供信息服务来谋求经济利益，如《申报》、《上海新报》。文艺报刊固然是为了文学而生，但也还有附带上述三种目的。《新小说》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寰琐记》、《海上奇书》、《绣像小说》等有明显的经济利益诉求，《言》显然有传道色彩。

由于文学特别是小说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美学风格和审美功能， “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梁启超语)，传播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借助文学，从而拓展了文学的传播空间。传教士的报刊为了拉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形式或写法进行写作，并且刊登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了表明其宗教的可取和文明的先进，刊登他们国家的文学作品，以为夸耀。从最早的中文报纸擦世俗每月统纪传》，到影响中国士人甚巨的《万国公报》，莫不如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则主要是因为言禁，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借助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宣传。如梁启超“专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商业报刊一方面是因为言禁，另一方面是为了节约成本，大量发表文学作品。三股合力使得近代报刊几乎都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极大地拓展了文学传播的空间。

据不完全统计，1815年到1911年中文报刊有1753种，其中多数刊登过文学作品。这不仅突破了古代文学作品仅仅靠总集、合集、别集和口传的束缚，也极大地刺激了对文学作品的需求。近代文学的产量之巨是学界公认的，无论那种文体，其数量均远轶前代，造成近代文学的繁荣。不仅为了适应报刊的需要和特点产生了新的文体，如新学诗、新民体、各种小说，也使得衰老的一些文体如诗钟、灯谜等获得了广阔的传播空间。

袁进指出：“凡是近代的进步文人，大抵都与报刊发生关系。”应该说，近代文人绝大多数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鲁迅、吴趼人、谭嗣同等进步文人如此，孙玉声、袁祖志等旧文人，李涵秋等鸳鸯蝴蝶派作家也是这样。

王韬(1828-1897)是近代由传统知识分子成功转型的传播者。他18岁成为秀才，旋因乡试不中，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聘，在墨海书馆编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编辑《六合丛谈》；因政治原因逃到香港后，助人翻译经书，主编中文报纸《近事编录》，后为《香港华字日报》撰稿，并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

梁启超在《创办原委记》中记述了这种混同的情况。包天笑等公开刊登启事征求小说材料，吴趼人、李伯元等的自我表白，也能够充分说明这种状况。身份混同使作家在写作时混淆或忽略文体的区别，把消息、议论、说明等文体承载的内容放到文学作品中，用非文学的写法进行文学创作，新民体、新学诗、政治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等就是

这样的产物。这种作品借报刊强大的影响力，迅速被模仿，这是新民体、鸳鸯蝴蝶派作品风行的主要原因。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的繁荣，成为文学之最上乘，主要得益于此。近代文学风尚形成快、转变也快，亦根源于此。

但身份混同使近代作家更接近社会现实，视野开阔，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创作素材和创作冲动。一方面使文学更加关注国计民生，作品反映的社会与人生更为广阔；另一方面则令作家放弃精雕细琢，影响作品的质量。

三、读者剧增：干预或参与创作

报刊既经创办，就要求生存、求发展，不管是为了经济效益，还是为了宣传效果，都必须尽力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各类传播者在发行上都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发行量。当时报纸的发行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自办发行(报童、分销处)、邮局发行和中介代销及三者相结合。刊载文学作品既是扩大发行量的有效手段，但刊登着文学作品的报刊也为文学作品培养了大量读者。传教士所办的擦世俗每月统纪传》初印500册。后增至1000册，最高达2000册； 《万国公报》创刊时每期发行1000册。M迩贯珍》每期印3000册。商业性的《申报》创办不到1年就可卖3000份，1877年达10000份，其后更达数万份。宣传政见的《时务报》、(清议报》、惭民丛报》、K报》、 《民报》等均在创办不久就销数过万。许多文艺性的报刊发行量也很可观，《减寰琐记》创刊时销2000册。而且报刊的流动性、共享性比书籍强，其实际读者的数量比发行量还要大，这个读者数量是过去的作者不敢想象的。大量的读者使作家可以以写作为生，并激发他们的创作激情。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编辑、读者联系的便利和必要，读者能够影响创作。读者的参与使一些作家改变创作计划，变更故事情节，改变人物形象，影响了作品的统一性和张力。这是一些近代文学作品质量不够高的一个因素。读者的文化素养与倾向，使近代文学更为世俗化，这也是近代文学作品高雅精品较少的一个因素。读者转变成为作者的例子很多，有章太炎、王国维等学者型作家，更多的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后者无疑降低了近代文学作品的文化意蕴，加强了世俗性。

四、职责相近：近代作家近代意识的形成

关于报刊的职责，近代不同政见的传播者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勘中指出，报纸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革命派的件)州日报》同样认为报馆天职“于齐民，须为其导师，而于政府，须为其监史”，报馆任务是监视政府，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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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诗经》始,竹便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此后咏竹文学不断传承和拓展,蔚然成为咏物文学的主流。但令人遗憾的是,对咏竹文学的研究长期以来罕有问津。直到改革开放后局面才得到改观,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咏竹文学作品的选编

按类选编作品古已有之,如《古今图书集成》、《群芳谱》等里面就有咏竹诗词的专门归类。三十多年来,学者继承了这种“选学”传统,在咏竹文学作品的选编工作上用力甚勤。

有单独选诗的,如《历代咏竹诗选》(浙江省安吉县政协编,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历代咏竹诗丛》(成乃凡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这类诗选数量一般都逾千首,收录时间多为先秦至清末民初;有诗词共选的,如《中国竹诗词选集》(周芳纯等选注,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等;有录诗词之外的,如《竹君流韵・中国历代咏竹文赋画论》(徐小飞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有专门选对联的,如《咏竹联集粹》(刘星亮等主编,岳麓书社,1994年版),等等。

有各种体裁混选带有“总集”性质的,如《历代咏竹佳作三百篇》(曹毅前等主编,岳麓书社,1999年版),所选包括诗、词、曲、联、铭、赋、赞、记等。《古今咏竹集》(刘学文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除体裁宏富外,还古今通选,时间从先秦一直到现当代。《绿竹神气》(彭镇华、江泽慧,中国林业出版社,2005年版)规模空前,所选古代诗词文赋多达万首,选文外尚附有“‘个’字探源”、“图文解说”两部分,学术含量较高。

有与其他植物作品合选的,如《松竹梅诗词选读》(徐振维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等是将歌咏“岁寒三友”的作品并选。《历代林木诗选》(吴鹤鸣等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等则是将咏竹作品置身于更广阔的植物文学中。这类合编本有利于对比阅读,区分异同,进而丰富和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咏竹文学作品的选编,遵循于一定的取舍标准。这不只是反映了编者的学术旨趣和眼光,更重要的是它有资料汇编的性质,可为深入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二、咏竹文学的宏观研究

咏竹文学是咏物文学的分支。要深入研究它,必须从整体和宏观的层面来把握和观照。在切入口上,应注意从聚点和散点两个视角来拓展。

所谓聚点,就是将眼光聚集到纵向的文学史维度,梳理咏竹文学的发展历程。如《中国竹文化研究》(何明、廖国强,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在竹由符号化到文学化的进程中,经过了滥觞(先秦两汉)、形成(魏晋南北朝)、鼎盛(唐宋)、延续(元代至近现代)四个时期。何宝年在《中国咏竹竹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文教资料》,1999年第5期)中大致同意此分法。赵丽《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竹意象》(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则认为,直到南朝“竹开始摆脱其原始的自然属性而逐渐被赋予了文学符号的性质”。王平在《中国竹文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中勾画了竹诗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揭示出其象征性和审美性的内涵。马利文的《唐代咏竹诗研究》(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则更像是咏竹诗中的“断代史”。它对初、盛、中、晚唐咏竹诗审美认识和人格象征的发展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论述,在横向上还就咏竹诗与天师道之关系、唐代《竹枝》等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论。

所谓散点,就是截取横断面或者个案来进行观照的方法。如《中国竹文化》(周裕苍,黄河出版社,1992年版)对咏竹诗、斑竹意象、竹与成语、寓言及其他等方面作了知识性介绍。《绿竹神气》的“前言”部分,用散论的方式论及了一些以竹自况的特殊知识群体,对其中的佼佼者嵇康、李白、苏轼、郑燮等作了个案赏析。结合四大文学名著,“前言”对小说中以竹写景、以竹叙情的手法也作了细致的分析。这种个案探讨的方法,似乎更适合具体作家。例如苏轼与竹的关系很密切,赵晓红在《苏轼与竹》(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中指出,苏轼赋予竹高洁、耿直的品性,竹象征着诗人的性格和胸怀。陈守常在《苏轼竹诗考析》(文史博览,2009年第1期)中认为,苏轼竹诗精髓在于颂竹之风雅高洁,批判物欲软骨。

为了将文学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关联起来,寻找理论支点似是迫切任务。对此,何明、廖国强在《中国竹文化研究》中采用文化符号学理论视角来观照,将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意象结合起来研究,指出根据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可把竹文学符号分为三种类型:“神与竹游”、“情融于竹”和“以情统竹”。竹文学符号能指形式的审美形态可用“秀美淡雅”来概括,其文化土壤正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伦理观念。

与这种借助西方理论的做法相比,何宝年在搭建竹文学与文化联系的平台时,采用的方法就很传统。在《中国咏竹文学的类型特征与文化内涵》(《文教资料》,1999年第6期)中,他论述了咏竹文学的三种文化属性,即自然、社会和艺术属性,并将社会属性细化为八种形态。

通过对咏竹文学的宏观研究,论者钩稽出竹与文学的种种关联,在整体上确立了咏竹文学的独立性,呈现出较为清晰的愿景。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启迪和思维触点。

三、咏竹文学意象研究

学界对竹意象研究一直热力不减,光景常新。前述《中国竹文化研究》中采用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之对象实质就是意象符号。无独有偶,王立在专著《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中也专辟一章从文化的向度去研究“竹意象”。

唐诗中竹意象频频现身,这点易引起研究者兴趣。王美诗在《“竹”的意象与唐代诗人性情》(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中从竹表达文人淡逸洒脱的高雅性情,以病竹、苦竹、怪竹等表达诗人沉郁悲凉心境和不屈抗争品格等方面对竹意象进行了审美解读。雷晓在《浅谈唐诗中竹意象的出世与入世》(《科教文汇》,2008年第5期)中则从竹意象与处事态度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诗人对事功或超然于其外,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针对具体作家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论文。如梁昌明在《白居易山水田园诗中的“竹”意象》(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中排比了白居易一生种竹的情况,分析了当中蕴含的情感、人格和社会因素。李今珏在《论李贺〈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中竹意象的独特性》(《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5期)中认为李贺突破了传统竹意象的性格和情愫,显示了生活经历影响下的自我价值追求和艺术意志。彭洁莹在《仇远〈无弦琴谱〉梅竹意象涵蕴剖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中强调,仇远词中的梅竹意象除传统意义外,又潜藏着落寞和忧伤、隐忍与沉郁、苦恼和幽独等情愫。

在大文化视角的俯瞰下,意象原型的研究值得关注。陈璇《潇湘馆中的竹――浅谈〈红楼梦〉潇湘馆的原型意象》(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从分析潇湘馆中竹所蕴含的原型意象入手,探求了黛玉的性格特征,以及与宝玉的爱情,彰显竹在宝黛悲剧中的象征意义。王立、苏敏的《古典文学中竹意象的神话原型寻秘》(大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则从人类学和神话学的角度,分析了竹成为原始植物崇拜代表的过程和原因。发现竹与龙有类似的神秘内蕴与象征功能,竹与生命意识密不可分,竹与日常人世伦理对应比附,竹与气节和坚贞天然呼应。缘其神话原型的稳定凝重和多样化,才使中国古典文学中竹意象繁盛不衰。

竹意象的研究形式上是一种微观研究,然而竹意象除了文学因素之外,还包含有伦理、人格、神话等方面的内容,因此这种研究就具有很强的文学――文化色彩。从这个层次上看来,竹意象的研究实为见微知著,本质上反映的还是一种宏观的视野。

四、咏竹文学的拓展研究

咏竹文学中,传统诗词的研究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近年来,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体裁,如民歌、小说、戏曲、题记等。民歌中竹枝词流传甚广,很有艺术特色。它因何产生,学界看法争议较多。向柏松在《巴人竹枝词的起源与文化生态》(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中提出了耳目一新的观点:承屈原九歌传统而来的竹枝词开始其实是祭祀竹王的歌谣,它是西南竹图腾崇拜、竹王崇拜文化背景中的产物。

《红楼梦》总是小说研究的最热点。蓝晓光《从〈红楼梦〉看中国竹文化》(《竹子研究汇刊》,2007年第3期)视角独特,从竹的工艺美术、竹的饮食文化、竹的园林艺术、竹的美学境界四个方面阐述了竹文化的运用,指出《红楼梦》“像是一部中国竹文化的百科全书”。胡艳的《竹:〈边城〉人物的另类阐释》(《名作欣赏》,2009年第7期)则罕见地以现代小说为研究对象,认为,《边城》里的人物性情与传统竹意象内涵极为相似,竹背景意蕴是小说审美特质的有机构成部分。

在戏曲方面,陈菊香的《竹文化与戏曲》(《岱宗学刊》,2008年第3期)中论述了竹子的文化象征意义,以为“竹子的文化象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化龙之神;二乃君子之德;三即淑女之爱。”王念选《郑板桥画竹题记理趣初探》(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则另辟蹊径,选取题记作为探讨对象。作者认为,郑板桥的画竹题记饶有理趣,真率、深刻、独特地表达了他的宗法自然、务求创新的美学思想、创作体验、艺术手法。

篇（10）

国学，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涵盖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术数、医学、星相乃至音乐、戏曲、书画、建筑、舞蹈等艺术范畴。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流传至今至少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古诗词歌曲的遗韵。这些古诗词歌曲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音乐审美意识，而且活态化地展示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的音乐瑰宝。教育是人类文化延续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高等教育能够对文化进行过滤和整合，将本民族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髓进行保存和传承，使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因而，在高校音乐教育领域弘扬国学，在高校音乐教学中重视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与研究，应是我们无可推卸的文化担当。

一、古曲渐息——古诗词歌曲教学的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高教领域仅有中国音乐学院在2007年成立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研究中心”，并开设了由本科至研究生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教学”。这大概是我国唯一冠以“古典诗词歌曲研究”的学术机构，也是唯一开设了古典诗词歌曲专业的音乐院校（此处的“古典诗词歌曲”即本文的“古诗词歌曲”）。随着那位毕其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古诗词歌曲研究的傅雪漪先生的离世，随着创办这一专业教学的中国音乐学院王学芬教授的退休，也随着王教授苦心孤诣培养的7位研究生的先后“转业”，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这块原本是广袤而丰厚的文化土壤，而今已是地荒人稀、寂寥冷清。

2500年来，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国内外推崇得如火如荼。8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82所“孔子学院”，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国学日兴，但儒家音乐文化的精髓——古诗词歌曲却声息渐远、日趋式微。点开“网络孔子学院”的音乐栏目，我们可以看到其下有民歌、民乐、戏曲、曲艺、歌唱家、演奏家、乐评论道、音乐资讯……唯独没有古诗词歌曲的介绍。近年来，我国数以百计的高校设立了音乐专业，但又有多少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列入课程体系并真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学与科研呢？我们难以设想在其他门类的艺术教学中——绘画不学水墨丹青、工笔重彩；建筑不懂雕梁画栋、斗拱重檐；工艺不识四羊方尊，长信宫灯；而书法不知道泰山刻石、颜骨柳筋、《兰亭序》、《华严疏》……假若如此，高等教育何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中没有理由让中国古诗词歌曲的教学处于后位、甚至缺失。

难道是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多元将中国古诗词歌曲已经边缘化了？或是她自身的生命力开始衰竭？

二、诗乐同源——古诗词歌曲的文化基因

“中国文学中的诗歌，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无一不是歌曲之词，随着时代推移，音乐佚亡，歌词尚存。凡词皆可歌可咏，应当说，中国文学史中的半壁江山存在于中国音乐史中。”［1］赵晓生阐述的诗歌与音乐同源的观点不仅反映了中国音乐发展中的文化现象，在西方音乐历史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古希腊的“音乐和诗歌几乎是同义词”，“没有音乐，诗歌形式便没有名称”，抒情诗歌（Lyric）最初指的就是“和着里尔琴（Lyre）而唱的诗歌”［2］，这和我国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3］几乎是同样的音乐行为方式。

然而，由于乐谱的佚亡，我们无法知道诗经、楚辞、乐府这些上古时期的诗词歌曲是什么样的曲调？用什么样的谱式记录？歌词与曲调的配合又是怎样的方式？

人类最初的音乐是通过自身的嗓音来创造的。唐人孔颖达为《诗周南关雎序》注疏：“动声曰吟，长言曰咏，作诗必歌，故言吟咏性情也。”［4］从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的吟诵进而“嗟叹不足故咏歌之”的咏唱，原始的歌唱是语言的音调化逐步加强的结果。由于汉语的“四声”音韵极富音乐性，“把歌词声调略为夸张性地朗诵，可‘吟诵’出曲调来。”［5］这正是《礼记乐记》中“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的意思。因而，吟诵这种最自然的发声状态也常常成为营造古诗词歌曲清微淡雅、沉着高古的艺境特有的表现手段。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古诗词歌曲的初始阶段仅仅只是语言声调情绪化的强调，它应该还有与歌词同出一“辙”的曲调。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除了录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另外还录有与此相应的《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以“歌诗”与“歌声曲折”并列，由此可以推断应是词与曲的关系。《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得更清楚：“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这里“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6］ 尽管当今学者对于“声曲折”或“歌声曲折”的谱式形态还见解不一，尚在探讨，但无论是认为“声曲折是用线条的曲折来表示音调的高低” ［7］之 “曲线说”，还是认为“声曲折是用文字记写的方式标记歌诗音调之高下的乐谱”［8］之 “曲谱说”， 或者是认为“歌声曲折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旋律谱本”之“旋律谱说”［9］，基本的共识是古诗词歌曲在文学的诗词之外还存在表现音乐的歌曲曲调。由于至今缺乏实物考证，唐代以远的古诗词歌曲还不能如我国古代器乐曲那样根据文字谱、减字谱、燕乐半字谱以及弦索谱和管色谱去“按谱寻声”，大量“歌词尚存”的古诗词歌曲均为后人补曲，这也为我们研究古诗词歌曲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历史发展到“依声度曲”、“倚声填词”的诗、乐高度分化阶段，我们依然可以从诗的整齐美、对仗美、节奏美、音律美以及词的平仄相间、抑扬顿挫，散文化的语法句式中看到古诗词歌曲中音韵与旋律的关系，即诗乐同源、共为连体的关系。

三、修身养性——古诗词教学的现实意义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类用自身的嗓音来表达内心情感，更为直接，更为深刻。古诗词歌曲大部分属于中国古代的文人音乐，尤其是唐、宋时期及其以后的古诗词歌曲，歌词精辞妙句，大多咏史叹世，直抒胸臆，寄情山林田园，参破人间宠辱；曲调则婉转迂回，韵味幽远，忧而不伤，哀而不怨，表现一种超脱、旷达的人文品质。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很大程度表现为气定神闲的“自娱性”音乐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 “中正平和、含蓄蕴籍”的审美趣味，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和谐的音响对人的心理有安定、抚慰的作用，音乐的和谐让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从而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音和——心和——人和——政和……这正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历来重视音乐与人生、人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所在”。［10］

我们清醒的看到，由于当前社会媒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带来了社会文化的低俗、恶俗现象，并日趋形成强大的媚俗文化势力。从颠覆审美的“文化丑角”到精神狂乱的“反智主义”，都是用瞬间的精神去满足人们日益浮躁、倦怠无聊的心态。长期 “速食”这种娱乐至上的快餐文化，人们将逐渐丧失审美的“咀嚼”能力和对一种高品质文化的欣赏耐心，直接导致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审美取向低俗化、娱乐化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在“全国高校艺术教育科学论文报告会”上大声疾呼，在低俗化的时风下 “高校要保持独立的思考，发出科学的声音”、“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应该对民族的艺术思维作出独特的贡献”（2009.2.13于东南大学），这也是每一个高校音乐教育者的社会良知。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纳入高校音乐教育，引导大学生品读、演唱古诗词歌曲，在古曲中唱出诗的意境，在诗词中领略古曲的幽雅，在“唱着歌儿学古诗”［11］中修身养性，不仅可以培养大学生对美的感受、鉴赏能力，完善审美心理结构，培养他们在文化人格、艺术趣味、音乐素质方面的自我塑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他们能从情感上建立起母语文化的音乐情结，从而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转贴于 四、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古诗词歌曲教学走进高校

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主要的艺术品种，古诗词歌曲应该成为一种特定的声乐体裁进入高校声乐教学课程，并获得应有的地位，犹如德奥艺术歌曲、民族民间歌曲、现代通俗歌曲等，真正使高校课程体系包容多种文化形态，成为多元而丰富的现代教育体系。在高校实施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应首先从声乐专业教学切入，在教学实践中逐步获得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进而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包括诗词审美欣赏、音乐本题分析、演唱风格的把握以及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而推及到全校学生公选课的教学，形成专业化研究与普及性推广的全方位展开。

专业化的研究是指在声乐表演专业的教学中系统的进行中国古诗词教学与研究。

（一）组成教学团队

在高校的古诗词歌曲教学中，师资队伍是确保教学质量的首要条件。担负古诗词歌曲教学的教师除了具备精深的声乐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广博的古典文学知识以及对古诗词歌曲音乐方面的分析解读能力，这种高素质师资人才的缺乏，也是古诗词歌曲教学难以在高校广泛展开的原因之一。综合性大学应充分利用学科门类齐全的资源优势，集合声乐专业教师、音乐理论教师、古典文学教师共同组成“三合一”的教学团队，形成学科知识的互补与共享，以获得对中国古诗词歌曲“全观视角”的整体解读。

（二）加强理论研究

中国古诗词教学应在系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我国几千年的音乐历史，历代音乐家都曾对民族声乐艺术作过理论总结，如战国时期的《乐论师乙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唐代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明代魏良辅的《曲律》、清代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音乐论著，不仅精辟地论述了歌唱中的咬字、呼吸、发声、润腔等技巧，而且详细地规范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标准，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声乐的审美意识，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将这些典籍中有关声乐艺术的理论进行精选，并从现代声乐科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加以系统整理，从而为古诗词教学夯实丰厚的理论基础。

（三）建立教材体系

编写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及辅助教材《中国古诗词歌曲萃选》，包括简谱、五线谱对照的声乐演唱谱与钢琴伴奏谱。教材中对每首古诗词歌曲的教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1.古诗词的文学赏析（作者简述、创作背景、文学风格、诗境与艺境、白话体译文）；2.歌曲的音乐本体分析（曲式结构、调式风格、旋法特征、钢琴的背景与歌唱）；3.古曲演唱提示（基本音乐情绪、重要的吐字归韵、有特点的行腔、声音色彩的把握）。

（四）调整课程设置

为声乐专业所有学生开设学科基础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使他们掌握古诗词歌曲的一般知识以及能够演唱一定数量的古诗词歌曲。同时，为那些立志研究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学生开设专业选修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与研究”，以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以上课程的教学都应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切实按纲实施教学。

（五）创新教学方法

通过声乐专业的教学实践，探索、创新一种“以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吟诵、咏唱为原点，并吸纳民歌、戏曲演唱技巧”的教学方法，在演唱中要求学生做到以情带声，以气出声，气息流畅，字清腔纯，尤其是注重无声状态下的气息连贯，培养学生在演唱中逐步进入和谐的情趣意境、淡定沉稳的气韵神态。

普及性的推广是指将中国古诗词歌曲教学的外延扩大到非音乐专业范围，将国学的传承融入于高校的素质教育。“乐所以修内也”、“乐者，德之华也”，这些儒家古籍中的名言强调用音乐来提高内心修养，并在音乐审美中体现以德为美，说明高尚的道德和美的情趣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因素。上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开设的六类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第一类就是“文学与艺术”，其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在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成为有教养的现代人。因而，构建一门“以国学传承为宗旨，以音乐教学为载体”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品读与学唱”尤为必要。在通识课的教学中可以突破传统声乐教学的“一对一”模式，将多媒体大课教学与口传面授的分组辅助更广泛的教学平台。

责任编辑：陈达波

注释：

① 2009年 12月1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世纪视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暨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唱专 辑首发式”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此处借用“唱着歌儿学古诗”，是提倡一种边唱、边学、边背的古诗词传习方式。

参考文献

［1］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美］唐纳德杰格劳特，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

［3］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语词分册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

［5］赵晓生.传统作曲技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6］王力.古代汉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7］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8］刘再生.“声曲折”之我见［J］.中国音乐学，1990 (1).

［9］冯洁轩，李爱群.“声曲折”是个错定的词［J］.中国音乐，1998 (1).

［10］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Making a Thorough Inquiry into the Chinese Songs filled with Ancient Poetries

篇（11）

音乐教育工作者，不能把音乐教学仅仅的看成是普通的教书，不仅要去探讨钻研这个知识的领域，还要挖掘其它领域中可以相融的元素对其进行补充完善，使其更加生动形象丰富多彩。这样的教学风格才能让学生乐于接受，被其无穷的魅力所感染，爱上音乐。音乐是一种文化，是人文学科属性的体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部音乐既是音乐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在音乐教学中进行相关文化的教学，应成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

1.1音乐与诗歌的关系。中国民族音乐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二者同根同源、彼此贯通、相携共进，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音乐中有诗歌，诗歌中有音乐，音乐离不开诗歌，诗歌离不开音乐。《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最富文化价值的诗歌总集，也是历史上第一部可供系统考查音乐与诗歌关系的文化典籍。我们知道，《诗经》按“风”、“雅”、“颂”分为三类不同的题材，这“风”、“雅”、“颂”既是对诗歌的性质、地域和使用场所的分类，又是对音乐的分类。“风”是指带有地方色彩的诗歌和音乐，“雅”是指周王朝贵族层的诗歌和音乐，“颂”是指宗庙祭祀时使用的诗歌和音乐。《诗经》中诗作的具体音乐形式虽然已不得而知，但从诗的语言节奏和韵律，我们仍然可以体悟出它的音乐节奏性和旋律性，感受它的音乐美感。

1.2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根据文学作品创作的音乐数不胜数。如《图兰朵》、《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虽然音乐不是对文学作品的再现，却能使作品中所蕴含的情感与精神得到升华。纵观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大诗人都是文学功底厚、音乐修养高的横跨音乐与文学两个领域的跨学科人才，他们不仅深谙平仄韵律，而且洞晓节奏音律，善写歌辞、会创作乐曲、能奏乐唱歌，给后人留下了大量音乐文学方面的佳章妙句。关汉卿的《窦娥冤》就是一部典型的作品，作为剧作家，关汉卿具有音乐与文学双重修养，能够巧妙的将宏大的文学体裁用复杂的音乐形式表现出来。

1.3音乐与绘画的关系。它们有许多共同点，从画面的色彩、线条和构图中可以感到音乐旋律、节奏及曲式的流动，从音乐的音响中也能联想和想象到多姿多彩的画面”。所以有人说：“声音是听得见的色彩，色彩是看得见的声音。”音乐与美术的意境是那样的相近。中国从北朝、隋、唐开掘出来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响堂山”等石窟，其中很多图像是奏乐的乐伎图像。他们或摇首或顿足栩栩如生。如果细心考证，也许都能解说出他们当时所奏出的音乐，是平和，还是兴奋，是悲愁，还是愉悦。一千多年前创作这些艺术珍品的无名画家与雕刻家，他们实际上是中国第一批以画来表现音乐的大师。他们的作品除了使人明确知道当时如何奏乐之外，也确实使人感到“画中有乐”。

1.4音乐与智能培育的关系。科学家经过多年的观察发现，在教学中凡是音乐学得好的学生，接受能力和反应能力都比较强，其它学科的成绩也都优秀。我国汉代学者董仲舒曾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正如俗话所说“一心不能二用”。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而从事音乐活动却可以超越这一规律。当孩子们弹钢琴时两眼同时看两行乐谱，大脑要指挥双手10个指头，灵敏地把乐谱中不同声部中不同高低、长短的音符协调而又富于情感地演奏出来，两耳要灵敏地辨别奏出的音响是否准确，双脚要控制好踏板，大脑要在“音乐的瞬间”，发出许多指令，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勤脚快，心驰神往。弹一首钢琴曲好比打一场仗那样，弹琴者是指挥官，大脑是司令部，指挥视觉、听觉、触觉“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把钥匙，一把是数字，一把是字母，一把是音符。”医学心理学专家认为，人的幼儿时期，特别是学龄前的两三年，是人类智力开发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求知欲和吸收力的高峰阶段，如果开始学习钢琴，将会对人们的智力启蒙、身心健康、性格发展产生相当大的效益。

1.5音乐与历史的联系。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留下了音乐的声音。《十面埋伏》和《霸王别姬》虽然是两首不同的琵琶曲，但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我国古代的楚汉战争；丁善德的《交响曲》和组歌《不怕远征难》再现了中国工农两万五千里的历史。通过对这些音乐的欣赏可以丰富人的历史文化知识，激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

重视音乐与相关文化的学习，不仅可以扩宽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音乐与相关文化是音乐课人文学科属性的集中体现，是直接增进学生文化素养的学习领域。它有助于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视野，促进学生对音乐的体验与感受，提高音乐鉴赏、表现、创造以及艺术审美的能力。”

2.1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在音乐教材中，许多音乐作品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有瑰丽多姿的民族音乐文化，又有丰富的世界音乐文化。如《雪绒花》是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通过观看电影，既可以了解美国的历史文化，还有助于感受歌曲所表达的感情。

2.2音乐是富情感的艺术。丰富学生对音乐的感受与体验。情感体验不仅来源于音乐的音响，也来源于与音乐相关的文化信息和具体的形象。例如欣赏《梁山伯与祝英台》时，介绍当时的社会背景，让学生首先拥有完备的思想积淀，之后又边欣赏边讲解，增加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感悟，增加学生对音乐的情感体验。